大學教育機構與新教育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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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育中國化思潮下對創(chuàng)設現代大學教育研究機構的呼喚
由于對中國開展新式教育缺乏必要和深入的研究，故而20世紀初引進的西方教育理論和方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了人們眼界，但其實際成效不大。眾多教育家認識到抄襲和模仿的教育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民性，主張進行中國化改造。如1924年，舒新城在反思道爾頓制時指出:“此時我們所當急于預備者，不在專讀外國書籍，多取外國材料，而在用科學的方法，切實研究中國的情形，以求出適當之教育方法……使中國的教育中國化?！保?］1927年，莊澤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新教育中國化”問題，他指出:“現在中國的新教育不是中國固有的，是從西洋日本販來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國的國情與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國化’，這是一件很大的問題，很復雜的問題，而且非經專家長期的研究與實驗不可。”［2］23面對這些問題，近代教育家們開始認識到開展教育實驗和教育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成立了諸如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等教育社團，各地區(qū)也成立了諸如廣東教育總會、上海教育會、中國教育擴張研究會等組織。雖然這些教育社團和組織在教育改革與實驗中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它們缺乏政府的直接參與或支持，組織結構比較松散，人力與經費也難以集中，且時辦時廢，難以組織起系統(tǒng)深入的教育研究。即便是當時大學中的教育系和教育科，莊澤宣也批評說:“中國現在有少數的大學也設有教育科或教育系，還有幾處高等師范和若干中等師范，但多半是訓練師資而非教育研究與實驗性質的，人才與經費又不集中，效果很小”，因此，他認為要系統(tǒng)深入地研究教育科學，就“應當選一個全國適中的地方設一個教育研究所專做這件事”［2］35～36。
1928年8月，陶行知在全國教育會議上也提出設立教育研究所方案。他在提案中指出，中小學教育為國家根本大計，必須運用科學方法，分析研究，實地試驗，才能免入歧路?！拔釃k教育的人，多半是為外國教育制度拉東洋車，一國拉厭了，又換一國……我們應當覺悟，惟獨用科學的方法，才能建設適合國情的教育”。他認為應該由大學院設立教育研究所，聘請專門人才，分工研究。所中大部分的工作要研究實驗中小學教育［3］。事實上，關于籌設教育研究所一事，蔡元培早有提議。如1918年在天津中華書局“直隸全省小學會議歡迎會”上，蔡元培針對我國舊教育中的種種不良現象作了一番批評后指出:“吾國教育界，乃尚牢守幾本教科書，以強迫全班之學生，其實與往日之《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實驗教育之研究所……如此，則始足語于新教育矣?！保?］1922年蔡元培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上建議:“省立或區(qū)立大學所設之高等學術機關，先設地質學、生物學研究所，以考求本地原料。設物理學、化學研究所，以促進本地工藝。設心理學、社會學研究所，以考察本地之人情、風俗、歷史，而促其進步。設教育學研究所，以指導本地教育家?！保?］在蔡元培看來，新教育應始于教育研究所之創(chuàng)設，而教育研究所之設立又應進行實驗教育和指導教育，為新教育服務?？梢姡敃r的教育界已意識到生長在外國土壤里的東西未必適合中國國情，也已認識到教育的“中國化”問題。他們在探索新教育中國化的過程中，也日漸認識到創(chuàng)設專門教育研究機構進行教育研究與實驗的必要性。
二、現代大學教育研究機構的創(chuàng)設以服務于新教育中國化為主旨
抗戰(zhàn)結束前，我國實有國立中山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中央大學和西北師范學院等4所高校創(chuàng)設了教育研究機構。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1928年2月正式創(chuàng)辦，它開辟了我國設立專門教育研究機構之先河。該研究所的創(chuàng)設意圖很明確，誠如創(chuàng)辦人莊澤宣所闡述的那樣，一是因為本?！澳酥猩较壬謩?chuàng)之唯一大學，為謀中國教育問題之研究與解決，應有教育研究所之創(chuàng)設”;二是鑒于當前“國內的教育太外國化而不合于國情”［6］，再如后之所長崔載陽認為的，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乃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改造成了迫切的要求”［7］。因此，他們認為中山大學應該創(chuàng)辦一教育研究機構為新教育之中國化作出貢獻。1932年，《北平師范大學研究所章程》明確規(guī)定，研究所的任務就是研究教育實際問題、培養(yǎng)教育學術專家和搜集整理并編纂各科教材。研究所會同附校，從事有系統(tǒng)的教育實驗工作，由本校劃款補助之;研究所注意教育調查，分別調查本國及外國教育實況，并發(fā)現教育問題［8］。1933年主任導師李建勛在研究所開學典禮上，闡述了創(chuàng)設研究所之目的，他說:“試觀我國教育之一切制度方法等，皆為抄襲得來，自己獨出心裁，另創(chuàng)方式實難見到……但我國內大學尚無研究院之設立，試問專門人才從何而出……我國大學畢業(yè)生對于學術研究上沒有貢獻，這便是主因之一。即有一些貢獻也多是在國外研究的結果，所以我國急應設立研究所，以訓練教育專門人才……近代的教育已走向科學的道路，一切理論均需要實驗的證明方可為信?！倍艺J為，“有的問題材料廣泛，范圍復雜，以至研究工作過于重大，該種工作絕非個人之能力、時間和經濟所能及，不得不委之于眾人通力合作，以求圓滿之解決”。
很顯然，北平師范大學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亦望對“抄襲得來”的教育給予實驗，故而李建勛認為，“研究所之目的可分為兩項，即訓練教育之專門人才及研究教育問題是也”［9］。后來，在北平師范大學研究所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西北師范學院師范研究所，仍然“以研究高深教育學術，訓練教育學術專材及協(xié)助師范學院所劃區(qū)內教育研究機關研究教育問題，并改進其教育設施為目的”［10］17。1934年中央大學創(chuàng)辦了教育實驗所，創(chuàng)辦人艾偉認為:“教育問題非專恃仿效的方法所能解決，必須從事心理的實驗與統(tǒng)計的歸納，始能發(fā)現事實之真理?！币虼?，該所本此主張，逐步作了大規(guī)模的實驗。他的創(chuàng)辦主旨更為鮮明，即利用教育、心理兩系人才設備，“在從心理的和統(tǒng)計的實驗，解決教育問題，建立中國化的科學教育”［11］。他認為:“今日教育實驗所成立之所以有必需者，蓋希望將固有之研究范圍，擴而充之，以適應社會之需要也?！卑瑐ピ凇督逃龑嶒炈姑分校€就其名稱為教育實驗所而不為教育研究所也作了原因解釋，他認為“研究”二字其所含之意義甚為籠統(tǒng)，不如“實驗”二字之較為具體。且所謂“研究”未必經過實驗之歷程，而可靠的及客觀的研究則必為經過實驗之研究［12］?？梢姡髮W教育研究機構的創(chuàng)設者們十分關注中國教育實際問題、注重經驗研究和偏于實用的特點，表現出明顯的中國化意愿，故而由他們創(chuàng)辦的教育研究機構也旨在通過教育研究和教育實驗等方式，來研究中國教育的實際問題，謀求適合中國國情民性的現代教育。
三、現代大學教育研究機構的工作以推進新教育中國化為首務
新教育中國化一直和國家發(fā)展、民族存亡交織在一起，建立中國現代教育的目的即欲通過教育改革來改造中國社會，救亡圖存。為謀求新教育中國化，現代大學教育研究機構創(chuàng)辦后，開展了許多探索性的教育研究和實踐，出版發(fā)行了各種教育期刊和教育叢書，為推進新教育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廣泛開展教育研究與實踐活動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的莊澤宣、邰爽秋、古楳、周葆儒、林勵儒等均有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如莊澤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邰爽秋的《民生教育芻議》、古楳的《現代中國及其教育》等書以及他們的《新人與新教育》、《歐美師范教育的檢討》、《新教育的路線》、《中國教育背景與中國教育改造問題》等論文，主要是通過比較分析來研究各國的教育問題，給新教育中國化提供參考。此外，研究所更注重教育實踐的開展，舉辦過民眾教育實驗學校以推廣民眾教育;在附屬中學開展過試行新教法的實驗;1934年創(chuàng)辦了民族中心小學實驗班;還創(chuàng)辦過龍眼洞實驗區(qū)、石牌鄉(xiāng)村服務實驗區(qū)、花縣鄉(xiāng)村教育實驗區(qū)等10多個鄉(xiāng)村教育實驗區(qū)。還先后與美國、瑞士、比利時、英國的教育研究機構開展國際研究合作，與歐美、亞洲約20個國家的150個學術團體交換過出版物。研究人員曾到歐美各國考察教育，莊澤宣曾應邀參加第六次國際新教育會議，講演《中國新教育趨勢》［13］。北平師大研究所和西北師范學院研究所人員撰寫了大量探討教育改造的論文，如李建勛的《中國教育之出路》、《吾國督學制度之缺點及其改革》，金澍榮的《歐美師范教育探源》、《現行高中英語教本課文難度之比較》，許椿生的《師范學校課程中的各科小學教學問題》，等等。也曾對河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等六省輔導區(qū)培養(yǎng)師資、指導現任教師進修、輔導各省中等教育之改進。還與地方教育當局合辦暑期中等學校各科教員講習討論會。此外，在城固舉辦過社會教育實驗區(qū)，從事城鎮(zhèn)社教實驗或鄉(xiāng)村社教實驗;與蘭州市政府合辦國民教育實驗區(qū);1942年在城固成立了家庭教育實驗區(qū)，舉辦各種家庭教育講習會、講習班、討論會、演講會等［10］15。中央大學教育實驗所也有相關研究，如常道直的《中心學校制度與地方教育改進》、《師范教育之趨勢》，許恪士的《歐洲之新教育運動》、《施行民族教育的幾個先決問題》，等等。在教育實驗方面，1939年9月研究所附設“學習心理實驗中學”，實驗初中學生國語、英語、算術三科的學習心理及心理機制問題。為實驗課程標準所定各科教材分量是否適合學生之能力起見，該所特設置實驗班作控制之研究［14］。
(二)積極出版各類教育刊物和叢書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出版了為數眾多的文章和叢書、專號，介紹各國最新的教育動態(tài)。1928年研究所開始編印《教育研究》月刊，每月出版1期，至1948年共出版110期。月刊內容豐富、開辟了10個欄目，其中比較教育欄目大量刊載了介紹國外教育的論文，其中有歐美新教育運動專號、日本教育研究專號、國外專號和蘇聯專號等4期專號介紹國外教育情況。到1937年刊發(fā)有關比較教育的論文就達58篇。在介紹西方教育的同時，《教育研究》也大量刊載了尋求改造中國教育的論文，如《建設中國新教育行政制度討論》、《中國的經濟狀況與今后新教育的擴充》、《中國教育改造之路》、《改造中國教育的幾個先決問題》、《中國新教育趨勢》等。此外，研究所還編印一些教育叢書，截至1937年，有《鄉(xiāng)村教育新論》、《蘇俄小學課程》、《近代日本教育史》、《各國政治教育比較觀》等叢書34種、?？?種［15］。北平師范大學研究所印行《天津市小學教育之研究》教育專刊，主要刊印天津市之教育調查報告。西北師范學院師范研究所還出版其他?？?，如李建勛、許椿生合著的《戰(zhàn)時與戰(zhàn)后教育》，李建勛、韓遂愚合著的《師范學校教育行政教材教法研究》，金澍榮、李庭薌的《初級中學英語課本之分析》、《高級中學英語課本之分析》，金澍榮、楊少松合著的《西北中等學校師資之改進》等［16］，均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中央大學教育實驗所曾創(chuàng)刊《教育心理研究》季刊，該刊內容分為四部分:一是論著，對教育學術作理論之闡發(fā);二是研究，刊載教育實際問題之科學研究報告;三是新著，介紹并搜羅國內外新出之書或專論文提要;四是教育問答，刊載教學實際問題之商討［14］。
刊物創(chuàng)辦時，其內容有少數譯著。但后來由于研究報告的增多，譯述論文不再刊出。抗戰(zhàn)時另外出版了英文簡篇一種。這簡篇共出了四期，分寄于英、美等國，目的在于換得些英語刊物以作從事研究工作者之參考［17］?？梢娫摽薪榻B國外教育的內容，也成為對外教育交流的媒介。該刊自1940年3月創(chuàng)刊至1945年6月停刊，共出版3卷10期，載文92篇，內容主要為教育心理學研究專題和心理學研究方面以及測驗編制和統(tǒng)計測量等［18］。另外，該研究所還刊印《心理教育實驗專篇》(1934～1936年)，發(fā)表心理教育報告為主，如蕭孝嶸的《決定知覺單位之條件》、艾偉的《漢字測量》等?？傊?，這些大學教育研究機構是在新教育中國化運動的呼喚下誕生的，故而它們的創(chuàng)設也旨在為推動新教育中國化服務。它們的創(chuàng)設，第一，有利于教育問題的集中研究，也有助于學者互相交流合作并開展更加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使高校的人力、物力發(fā)揮最大效用;第二，它們并不只是著重于空泛高深的教育理論，而是將教育研究與實踐結合于中小學的實際和時代的需要，抓住中國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國民教育、生產教育和民族教育問題，實施鄉(xiāng)村教育和成人教育等，為社會生產和建設服務;第三，它們自行出版教育刊物和圖書，宣傳和交流國內外的各種教育理論和教育經驗，指導中小學教育實踐，更新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新教育中國化的進程。因此，在當前學習西方教育日盛之背景下，這些做法仍然值得教育研究工作者重視與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