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生態經濟學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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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經濟增長的多寡意味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經濟增長注定伴隨資源環境約束。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隨著問題的出現，人類面對、研究、解決，并最終逐步達成共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尋求人類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
〔關鍵詞〕經濟增長;生態經濟學;環境
一、經濟增長與超載的世界
經濟增長支配著當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須服務經濟增長。現行的經濟、政治、社會系統穩定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沒有盡頭的經濟擴張和與此關聯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高稅收才能減少赤字；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財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維持社會凝聚力也需要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至上主義”已經讓世界超負荷運轉并惡化了環境問題、氣候問題、收入不均等問題。世界經濟在增長，但生態系統不會隨之增長。增長意味著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腸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資源轉換成更多的廢物，以滿足經常性破壞性的個人欲望（Daly，HermanE，2014）。當今天的科學家們談論氣候變化條件下“沙塵暴”越來越多時，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劇烈的生態與社會的改變。這些可預計的危機也必將帶來劇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態經濟學的歷史發展過程
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自古希臘人以來就一直爭論著，包括財富創造的極限、美好生活的意義、如何實現個人福祉和社會福祉、倫理與行為、價值認識論和炫耀性消費的心理和社會影響。這些現代主題的推理與觀念線索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料中均可檢索到，并喚起很多被主流經濟學家遺棄和忽略的話題，包括亞當•斯密（1759）有關社會動因的作品、馬爾薩斯（1798）關于人口與貧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關于對再生能源依賴的作品、約翰•斯圖爾特•米爾（1848）關于穩態經濟的作品、馬克思（1867）關于剝削、階級沖突與資本積累的作品、凡勃侖（1899）關于演進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費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經濟學的浪漫主義批判作品也與這些主題相關聯。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態經濟學歷史脈絡中的一些有限嘗試，但最具價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關于能源—環境方面的論文。生態經濟學雖發軔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僅有濫觴之力，盡管一些經濟學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表達了至今仍舊流行于生態經濟學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經濟學與環境的關系，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論和基于環境問題制度分析的廣泛寫作。但其不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評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領先于那個時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關現代工業經濟的著作各自涵蓋了自我控制市場經濟體與公司的興起，兩者都明確地將其主題與環境退化聯系起來。20世紀60年代，《寂靜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彈》（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預示了對環境問題一種更普遍和廣泛的社會覺醒。經濟增長問題也被置于議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運動倡導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去物質化、選擇簡單隨意公社式的生活。不過，流行的環境文學作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風生水起，然后進入到經濟辯論之中。辯題也從人口增長（EhrlichandHoldren，1971）擴展到對經濟增長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對生產方式的質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長對社會的巨大影響（Hirsch，1977）。與此同時，激進的環保主義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經濟學里，能源危機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環境問題（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這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輕蔑與反對（如Beckerman，1974），這類經濟學家過去和現在都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對技術工業污染給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脅不以為然。滴滴涕與人類和動物的出生缺陷之間的關聯性是一個開端，武器測試的核輻射、核工業事故、溫室氣體、臭氧層空洞、酸性沉積物、濫伐森林陸續成了政治議題和國際研究項目。工業技術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強加給人類很多的怨恨、憂慮、恐懼和無奈。以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后果而言，經濟增長具有惡劣的誤導性（Mishan，1969）。人們認為，環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經濟學以外的價值（Krutilla，1967），但這些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論框架（Kneese，1984）。最基礎的訪談數據結果對人類心理學與動機的經濟模型提出了質疑（Spash，2008）。在正統經濟學內部，偏好功利主義、最優控制模型、折現、一元論價值體系和教義化的數學，嚴重限制了批評、創新和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能力。然而，環境經濟學家也沒有能力開宗立派，他們固執地教授一個核心模型，將污染描述為易于糾正的兩個參與者之間的局部問題，是一次性的市場失靈（Spash，2010）；更糟的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將污染視為一種最優行為（Mishan，1971）。因而，20世紀70年代，那些對環境問題發表激烈評論的經濟學家普遍發現他們以及他們的思想在那個十年被邊緣化了，其因在于他們的評論太具強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發表了一篇經濟熵的文章，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長遠地看，增長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礎性改革。他從人口規模、生態系統壓力到變革需要的時間以及人類系統可能變化的速度之間的推理導致對人類社會的懷疑。經濟系統與倫理道德判斷的分割，既要關注活著的同類，也要關注未來子孫。赫爾曼•戴利（1977，1992）認為，面對經濟熵定律和對增長的批判，最好的目標選擇是“穩態經濟”。否則，大自然的反饋循環將迫使我們這樣做，那時可能就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更多激進文學作品和思想者的潛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屬于主流陣營，將其廣泛的多產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義思想體系之內，包括機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義，而正是它們限制了環境經濟學家的早期努力。為實施環境評估，測度與價值問題成為生態經濟學的高頻議題，部分原因是嘗試理論“包裝”，以便為采取行動吸引經濟和政治支持。后來，環境影響的物理計量技術也被開發出來，如生態足跡。更多的成本，如效益類型的研究也擴展到生態事務當中。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如果像在市場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樣處理生態系統會存在嚴重問題（Spash，2008b）。于是，一種“混改”式的作品出現了，因為沒有哪一個經濟理論能從過去經濟學實踐中發展一個連貫一致的價值理論的基本問題。
三、結語
生態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人類經濟必須被看作嵌入地球生物物理系統的一部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西方文化在關于世界的本質和人類在世界中所處地位問題上分歧巨大，因此西方人掙扎于不同的世界觀之間。一是包括自然神論和牛頓力學在內的托馬斯啟蒙運動綜合體（TES）。二是強調熱力學、進化與誕生的科學進化范式（SEP）。主流經濟學不僅自絕于熱力學理論，還隔絕于演化思想、復雜系統理論和生態科學。這就可能釀成一個狂妄的錯誤：我們還沒有了解這個世界，卻一直想要統治它。人類應該謹慎地評估自身知識體系所處的位置，從TES到SEP，這是一種世界觀級別的轉變。難度可以預見，事實上生態經濟學也正懸停于兩者之間。
作者：董邦國 靳清 趙秋君 單位：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