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文與工藝美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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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詩文是研究唐代工藝美術的基本文獻史料之一。它涉及工藝美術的各個品類，包含著相當豐富的重要內容：或在說明裝飾主題的演進；或能披露裝飾、造型等的定名；或可補充對器物用途的認知；或是重要品種的基本，甚至唯一文獻的史料。本文擬選擇典型詩文，對此略加縷述。最后，再對李白衣錦故事的內涵試進一解，以為它可作李白生于碎葉的佐證。
關鍵詞：唐代、詩文、史料、工藝美術、《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
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曾長期逡巡不前。原因自有種種，其中，很關鍵的一個就是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沒有充分展開。詩文占了古代文獻的很大比重，它就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寶藏。在系統利用詩文討論工藝美術方面，我曾做過一些嘗試。下面擬以唐代為例，說明詩文的工藝美術史料價值。十年前，我出版過一本書，名為《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全書的文字主體是正文和史料簡編，史料簡編共收入文獻史料735則。其中，191則出自《全唐詩》，45則出自《全唐文》，大約分別占到了26%和6%。此外，我把自認不甚重要的文獻史料放入注釋，注釋又分別引《全唐詩》15處、《全唐文》19處。由此可知，在古代工藝美術研究中，詩文極其重要。還應說明的是，《全唐文》中的不少工藝美術文獻轉錄自編撰更早的《冊府元龜》和《唐大詔令集》等典籍。對于它們，我引用的是《冊府元龜》和《唐大詔令集》等，而不引《全唐文》，因此，前述的45則史料和15處注釋也不包含它們。對于本文，逐一錄出詩文史料并無必要。以下僅挑選若干自認價值甚高的，歸類說明詩文史料的重要。
一、說明裝飾演進
對于工藝美術，裝飾至關重要，它涵蓋的內容有構圖（即圖案組織），有色彩，還有包括主題和輔飾或輔紋的題材。由于是等級制度的物質體現，由于每每制為服裝而最具展示性，裝飾的典型是絲綢，絲綢裝飾主題的演進最能體現社會審美的變遷。隋唐五代完成了中國裝飾主題由鳥獸向花卉的轉折，絲綢裝飾的表現最典型。不過，絲綢屬有機物，易腐難存，當年的絲綢主要發現在氣候干燥、利于保存的新疆、青海、甘肅。西北的發現固然重要，但畢竟遠離文明的中心區。中心區的絲綢采用什么裝飾？除去扶風法門寺地宮、蘇州靈巖寺塔中心窟的零星收獲與日本奈良正倉院、法隆寺等的若干藏品外，實物沒有提供更多的知識。幸虧有大量的詩文留存，它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信息。中國古代，有大批絲綢服裝用于國家儀典，它們的裝飾都有固定的程式。在我討論隋唐五代絲綢裝飾主題演進時，沒有把它們包括在內。討論中，共征引文獻62則，其中，50則出自《全唐詩》，7則出自《全唐文》。從詩文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隋和初唐裝飾主題多系走獸和飛禽，間或有狩獵圖像，盡管對花卉紋樣也有報道，但它們大多以輔紋的形式出現；盛唐，走獸減少，禽鳥數量大增，花卉和幾何紋樣大量成為主題；中晚唐和五代的情況相似，走獸紋所占比重還在降低，而禽鳥和花卉已成主流，花卉的種類不斷增多，地位在逐漸上升。若以詩文對證各地不同材質的考古收獲及傳世品，絲綢裝飾主題演進的軌跡還能看得更加清晰。如果棄用詩文，得到這個認識很難想象。尤其是詩文提供的是文明中心區的資料，工藝美術品又主要出產在這里，因此，對于討論全中國的工藝美術，詩文的史料價值絕不亞于得自邊陲的考古資料。
二、提供定名依據
對于許多古代裝飾、造型、作品的命名，學界雖有成說，可惜，其中也包含著若干失誤。唐代的瑞錦就是命名失誤的典型一例。20世紀50年代，一位備受敬仰的大家指出，瑞錦的紋樣取“瑞雪兆豐年”之意，其題材為花朵，其結體若雪花，呈放射狀（圖1）。于是，大批專家都將這類紋樣的織錦稱為“瑞錦”。其實，它的裝飾不過是寶相花紋。“瑞錦”一詞確實屢見于唐代文獻，但梳理文獻之后便會發現，瑞錦之“瑞”，指的是祥瑞，被文獻點明的題材主要是盤龍、鸞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等祥禽瑞獸，也包含少量有吉祥含義的花卉。當然，這個認識主要得自《歷代名畫記》卷10《竇師綸》條、《唐大詔令集》卷109《禁大花綾錦等敕》、《冊府元龜》卷170《帝王部•來遠》等。不過，唐代詩文已經足以解說“瑞錦”的裝飾主題，如杜甫詩中的“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全唐詩》卷227）；溫庭筠詩中的“天犀壓斷朱鼴鼠，瑞錦驚飛金鳳凰”（《醉歌》，《全唐詩》卷576）；佚名詩中的“千花開瑞錦，香撲美人車”（《浣紗女》，《全唐詩》卷27）；李嶠文中的“跪開緘題，伏視紋彩。爛若朝霞之初起，燦如春花之競發（《為武攸暨謝賜錦表》，《全唐文》卷246）。顯然，瑞錦之“瑞”，僅指題材，并不涉及紋樣的結構。若干文物在當年會有不同定名。于此，設計精妙、制作考究的香囊（圖2）是個佳例。因為法門寺地宮里的實物有石刻《衣物賬》對證，稱之為“香囊”并無疑義。不過，按字義理解，囊形近袋，如此定名又易于招致對造型理解的迷亂。因此，自中唐始，它又被稱為“香球”，如元稹《香球》詩云：“順俗唯團轉，居中莫動搖。愛君心不惻，猶訝火長燒”（《全唐詩》卷410）。顯然，與“香囊”比較，“香球”的命名更能體現器物的造型特點，故在后世應用更多，“香囊”之名反而不彰。說到唐代詩文對于文物定名的意義，最好的例證是繚綾。1987年，法門寺地宮發掘，獲得了一種“土紅色砑光綾”。它在平紋地上起斜紋花，每平方厘米內，經絲74根，緯絲28根，厚僅0.05毫米，織成后，曾經碾砑加工，故絲線扁平而薄，幾乎將織物的孔隙全部填死，使表面光滑如紙。稱之為“砑光綾”固然不錯，但它在唐代如何稱呼，仍然是個問題。參加發掘整理工作的王亞蓉女士披閱文獻，在唐詩里檢出兩首詩，詩云：“緶處直應心共緊，砑時猶恐汗先融”；“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損砑繚綾”（韓偓：《余作探使以繚綾手帛子寄賀，因而有詩》《半睡》，《全唐詩》卷682）。由此證實，土紅色砑光綾就是在唐后期聲譽不讓織錦的繚綾。
三、揭示器物用途
古代一如今日，一器多用的情況往往有之。如盞，可以飲酒，同樣也能飲水、飲茶；又如注子，可以貯酒，同樣也能貯水。器物固然常常有其主要的用途，但次要的功能也不該忽略。比如香囊，通常是隨身攜帶的熏香器具，但唐詩還記錄了它的暖手功能，白居易“拂胸輕粉絮，暖手小香囊”（《江南喜逢蕭九徹》，《全唐詩》卷462）的詩句就把這個功能明確點出。應該特別留意的是，記錄香囊也被用于暖手的文獻僅此一例。考慮到香囊內置香火和自身的金屬材質利于導熱，白詩的記錄應當可信。已知打造香囊的作坊目前僅知少府監中尚署，而按《唐六典》卷22的記載，中尚署進香囊在寒冷的臘日（十二月初八），這樣，香囊的暖手用途就被鑿實了。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只金花銀結條籠（圖3），華美精致，故而備受關注。在兩位著名專家的導引下，研究者常說，它用來烘焙茶，或者貯存茶餅。因為出土在佛教寺院，而僧人與茶事的關系歷來密切，故結條籠子的這種用法自然于理有據。不過，當年的詩文卻另有說法。杜甫《往在》詩云：“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全唐詩》卷222）。令狐楚的《進金花銀櫻桃籠等狀》說得更明白：“伏以首夏清和，含桃香熟。每聞采擷，須有提攜。以其鮮紅，宜此潔白”（《全唐文》卷542）。已知描述結條銀籠的唐代文獻僅此兩則，它們異口同聲，都說這種籠子是采摘、提攜櫻桃的容器。因此，雖然不能說結條籠子不能被用來烘焙茶或貯存茶餅，但采摘、提攜櫻桃起碼是它當年的主要用途。這全是詩文提供的知識。如果聯系到當年的好尚，采摘、提攜櫻桃的用途還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唐人好色”，銀絲籠上編金絲花，已經華美異常，再內置紅櫻桃，紅櫻桃還難免配綠葉，這個色彩效果真可謂華美絕倫了。而“唐人好色”的文獻證明也大多來自詩文。
四、主要知識來源
從文獻的角度講，對于絕大多數古代工藝美術品類，全面的知識要靠多則記載獲得。不過，史料價值還有高低之分，而一些詩文則具有很高的價值，是基本的史料。杜甫久享“詩史”之譽，但對于討論工藝美術，更有史料價值的是白居易詩。在《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的史料簡編里，編入詩歌191首，其中，竟有29首為白詩。此外，還編入白文三篇。白居易詩歌里，《繚綾》《紅線毯》《百煉鏡》（《全唐詩》卷427）的工藝美術史料價值最高。它們都出自“不為文而作”“其辭質而徑”“其事核而實”的《新樂府》，都是今日了解這三個品類的基本文獻史料。如果說，繚綾和百煉鏡還有較多的其他文獻與實物可做補充，那么，討論紅線毯就必須大抵依靠白詩了。詩中說到了紅線毯巨大的尺幅，描寫了其柔軟厚重，提示毯上有花紋，記錄了每平方丈用絲的數量，敘述了宣州進毯的具體時間。倘若沒有這首白詩，關于紅線毯，今人只能猜測了。唐代的襄陽出產一種著名的漆器，名曰“庫路真”。庫路真，還有“庫路貞”“庫露真”的同音的兩種異寫，由此可知，它是個音譯的外來語詞。盡管《唐六典》《通典》《元和郡縣圖志》《新唐書》里的土貢資料都記錄過它，但統統語焉不詳。所幸，還有皮日休的《誚虛器》詩（《全唐詩》卷608）。詩云：“襄陽做髹器，中有庫露真。持以遺北虜，紿云生有神。每歲走其使，所費如云屯。吾聞古圣王，修德來遠人。未聞做巧詐，用欺禽獸君。吾道尚如此，戎心安足云。如何漢宣帝，卻得呼韓臣。”雖然皮詩也欠具體，但依然令關于庫路真的知識大大拓展。據皮詩，庫路真是種很華麗、糜費很多，而又不大耐用的漆器，被帝王用來饋贈西北少數民族領袖。這應當也為尋找實物提供了線索。1945年，閻文儒先生在甘肅武威發掘到吐谷渾王子慕容曦光墓（738年）和出降吐谷渾的金城縣主墓（719年），獲得了銀平脫的漆碗和金平脫的馬鞍。由于墓主人都與西北民族首領密切相關，金銀平脫漆器也極華美，還靡費巨大，且不很耐用，這些都與皮詩的描述吻合。因此，可以判斷，金銀平脫漆器就是當年的庫路真。工藝美術現象通常要靠多則文獻獲取知識，其中，詩文發揮的作用往往極大。比如刺繡佛像，其文獻史料就大多來自詩文，僅只《全唐文》，就有幾十篇。當然，由于它們大多僅只籠統贊美，雖展現了繡造的興盛，但未做具體描述，因而沒有進入《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的史料簡編。不過，收入的5則十分重要，或者反映了繡像之風由皇家引領，或者記錄了刺繡者的姓氏、姓名，而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上，絕大多數能工巧匠的姓名早已湮滅無聞。之所以說到繡像，是因為它在刺繡史上有重大意義。有唐一代，佛教大盛。佛教講究供養，于是，繡像就成了善男信女的功德大事（圖4）。做功德須精細，越精細才越見誠心，繡像要竭力完美地表現法相的尊嚴，以至西天樂土的盛況，這就催生出刺繡的新針法。中國以前的針法大抵是辮繡，但只憑短針相接，色彩一定滯澀，形象一定呆板。大約在中唐，創造出平繡法（圖5）。它以細密的絨線往復交接，既可使線條光潤平滑，又能令色彩濃淡相宜，更適于大面積地表現形象。平繡法的出現引來了中國刺繡的革命性進步，以后的針分翰墨之長，線奪丹青之美，令中國刺繡名揚四海。而其基礎的奠定卻是在唐，起因就是繡像。
五、唯一文獻史料
唐代，燒造白瓷的窯場不少。但遠在西南，居然也有白瓷窯，其產品的胎體、釉色、燒結程度被詩圣杜甫詳細描述過。詩曰：“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全唐詩》卷226）。杜甫流寓四川多年，所言必有依據。不過，在大邑，還沒有找到唐代的瓷窯遺址，而唐代文獻中，談到大邑白瓷的，也僅知這首杜詩。唐五代的長沙窯彩繪瓷（圖6）雖暢銷海內外，但文獻絕少。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詩》卷468）中的“湘瓷泛輕花”，雖被認為是在說長沙窯器，但并未明言窯址，而“湘”地的瓷窯還有多處。這樣，肯定談到長沙窯的唐代文獻僅存晚唐李群玉的一首五言律詩《石渚》了。詩云：“古岸陶為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云。迥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地形穿鑿勢，恐到祝融墳”（《全唐詩》卷569）。之所以認定李詩歌詠的是長沙窯，因為考古學已經證實，長沙窯遺址沿湘江分布，自望城區的銅官鎮至石渚湖，綿延十里，如今討論長沙窯的專家也常常以石渚的發現為依據。應當說明的是，李群玉這首幽默詼諧的詩歌，調侃了因燒造瓷器帶來的生態危機，包含了破壞地貌、濫伐林木、污染空氣、噪聲擾民，或許是中國的第一首環保詩了。而其工藝美術研究意義在于，生動描述了當年長沙窯的大規模燒造。唐代的香囊在今日聲名赫赫，不過，為人熟悉的僅是銀制品，但是在唐代，最著名的一只香囊卻是絲綢制品。它是楊貴妃自縊時佩帶的那只，被載入《舊唐書•楊貴妃傳》。或許因為當代學人對金屬香囊聞見太多，故楊妃香囊也被誤判為金屬制品。可惜，唐人的說法不同。已知關于它的最早文獻是張祜的一首七絕，賦詩之時，去楊妃自縊尚不足百年。詩稱：“蹙金妃子小花囊，銷耗胸前結舊香。難為君王重解得，一生遺恨系心腸”（《太真香囊子》，《全唐詩》卷511）。詩中的“蹙金”，已經說清質地。蹙金是裝飾絲綢的一種刺繡做法，即把捻金線盤釘在繡地上以為花紋。晚唐的蹙金繡已經出土于法門寺地宮（圖7），而在當年的文獻里，“蹙金”也屢見不鮮，仍無一不是在說刺繡。如杜甫的名篇《麗人行》便有句云：“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全唐詩》卷25）。有心人都會同意，不能把藝術史做成現存實物的歷史。因此，對于那些已無實物對證的藝術現象，現存唯一的文獻史料就顯得更加珍貴。
作者：尚剛 單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