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藏族女性文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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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卓瑪是有過革命經歷的老作家，早在50年代就發表散文和電影劇本，其短篇小說《美與丑)曾在80年代初獲全國短篇小說獎。1981年，她出版了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兒童小說(清晨》，這也是當代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女性創作的長篇小說。益西卓瑪的小說抒情、詩化，境界宏大高遠，不凡的經歷使她對社會人生的認識有了自覺的高度。因為時代原因，她沒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別，但對母族文化的熱愛，使她自然地汲取了本民族的文化營養，將藏族語言的活潑絢麗與漢語的純正規范恰到好處地融合在一起，體現出藏漢兩種文化的濃郁韻味，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環境、民風民情在她的小說中都有生動表現。而作為女性，纖細柔敏的感受融會在小說的字里行間，女性意味無需宣告便水到渠成，不言而喻。

益西卓瑪出現在特定的時代，但作為藏族女性的第一個文學書寫者，她的創作具有超出具體文本的深遠意義，自此之后，藏族女作家成為當代藏族文學發展不容忽視的力量，她們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使得幾千年來一直處于沉默失語狀態的藏族女性，不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逐漸從民族文化傳統巨大幽深的遮蔽處走來，以一種嶄新的姿態改寫藏族女性的歷史，書寫新的時代人生。

無獨有偶，緊跟著益西卓瑪走上文壇的是來自她的家鄉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完瑪央金。完瑪央金1982年起發表詩歌，作品入選(她們的抒情詩)(中國當代女詩人詩選)(藏族當代詩人詩選)等專集，著有詩集《日影•星星)《完瑪央金詩選》，被稱為“第一位出版漢語詩集的藏族女詩人”。完瑪央金的創作植根于家鄉大地，詩歌充滿了濃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詩風細膩、婉約、優美、自然，具有典型的抒情風格。完瑪央金至今仍生活在甘南草原，筆耕不輟，除了繼續詩歌創作，另出版散文集(觸摸紫色的草穗》。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多少年堅持經營編輯著甘南的純文學刊物(格桑花》，發現、培育、扶持著一批批文學新人。完瑪央金是藏族女性文學領域的重要作家，也是甘南文學的一面旗幟。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堅隊伍

上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本土的傳播、興起，以及中國女性社會地位的整體提高，中國女性文學走向了潮流更迭、旗幟翻新的繁榮時段。少數民族女性寫作在女性意識整體覺醒的自覺基礎上，也努力從慣常的宏大主流敘事中分離出來，從固有的民族、民俗的文化范式中掙脫出來，敘事內涵由自身而及同類，立足個體生命著眼于人類群體共同的精神處境，境界宏闊深遠起來，體現了多元民族文化的審美追求。這個階段在藏族文學領域，60年代前后出生的新時期第二代女性作家應運而生，走進了當代讀者的視域。她們大多數人既有在母族文化環境中的成長背景，又有接受漢文化規范教育的學院經歷，深受各種域外文藝思潮和哲學思潮的影響，多元文化背景使她們在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中，理性地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而構筑起獨特的藏族女性文學世界。

央珍無疑是上世紀9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藏族女作家，她的短篇小說(刑字的邊緣)獲得“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之后，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出版，獲得“全國少數民族第五屆文學創作駿馬獎”，并被改編為20集電視連續劇(拉薩往事》。這部在藏族女性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作品取材于真實的人物和事件，它以獨特的兒童視角和成長主題展開敘述，通過一個小女孩央吉卓瑪的視聽見聞，不僅歷史性地展現了20世紀初、中葉西藏貴族家庭、寺院和噶廈政府的種種變遷，而且勾勒了這個重大時代整個西藏地區風云變幻的社會風貌。作品再現了博大的社會歷史生活，同時又充滿了細膩溫情的心靈描寫，濃厚的藏族文化內蘊在故事中自然流露，渾然天成，對民族精神的不懈追尋與建構表現得深沉而凝重。《無性別的神》除了獨特深遠的文學價值，更有不可低估的社會歷史學、民俗學意義:它大量牽涉到20世紀初到中葉這一特定階段西藏的社會體制、政治事件，全面展現了貴族的、莊園的、寺院的生活，從貴族到農奴的衣食住行，到防雹咒師的法事活動，再到圣湖觀像，甚至連私塾生活中特有的宗教儀式、學習內容、習字方式、各種紀律規矩、懲罰措施也都給予了別具一格的描繪。可以說，《無性別的神》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表現那一時期西藏社會的百科全書，西藏特色的“清明上河圖”。正如著名作家馬麗華所說，通過《無性別的神》，“央珍已顯示出她寫作重大題材—‘正劇’—的趨向。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開端”①。事實上，這個開端不僅是她個人的，同時也預示著藏族女性文學一個新的不凡的起跑線。

青海的梅卓是本時期的另一個代表作家，她傾力于闡釋魅力無窮的藏族文化，從宗教輪回、生死愛欲的角度表現藏人的命運和精神氣質，尤其是草原女性的心靈、情感、遭際。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部落》里，她凄美的文筆穿過現代，透析了過往歲月兩代女性的人生、命運以及從中突現的愛情景致。梅卓對藏族傳統文化對女性人格的塑造有冷靜的揭示，對女性自身的軟弱與無能表現了透徹骨髓的痛惜之情，她痛苦地尋找著女性生命本體與民族延續之間的關聯所在。但總體上，梅卓對藏族女性以及對她們的情感世界的描述是詩意浪漫、理想化的。在《太陽部落》以及之后的長篇《月亮營地》里，女性命運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內心的堅忍頑強，敢于愛己所愛，這些非凡動人的草原女性或歌或哭，都有令世俗震撼的力量。梅卓也創作了許多現實題材的小說。她的短篇《佳姆薩朵黛》通過一位現代藏族女性的有關尋求的滄桑經歷記錄了知識女性成長成熟的艱難的心路歷程，表達了對潛藏在紛繁生活表象下的永恒價值的不懈追尋。梅卓瀟灑飄逸，又深沉老道，是藏族女性文學領域已形成自己寫作風格的成熟作家。

格央是這個階段初涉文壇的新人，1996年發表了小說處女作《小鎮故事》，由此開始表現出了她清新、樸實、內斂、舒張的敘事風格和創作特色:美麗靜謐的小鎮風景，小鎮上尋常人家平淡的喜憂恩怨，在時間的流逝中感受著世情落寞的孤單少女。沒有起伏跌宕的情節，沒有驚心動魄的人物，格央總是用優美的文筆把小說處理成純凈、明麗、恬淡的畫面。她摒棄了藏族文學中慣常的關于宗教及傳統文化的“民族敘事”的大視角，而是植根于人本生存體驗，致力于挖掘舊西藏社會的平凡一隅中掙扎于命運之流的普通人的心性和情感，真實而自然地表現潛藏于底層的更為宏闊淳樸的世俗生存和凡人凡性，一個更蘊涵豐富、寬厚的“民間西藏”。和大多數女作家一樣，女性情感主題也是格央的自覺選擇。在長篇小說《讓愛慢慢永恒》和一些短篇中，她以鮮明的現代情感和審視角度，營構了不同個性和命運的女性人物，深入揭示了普通藏族女性潛藏不露的內在獨立品質和生存韌性，并對藏族女性歷久沉淀的特定心態和價值觀念，做出了難能可貴的理智的反省。

與小說領域的豐收相呼應，藏族女詩人們在這個階段也次第而出。四川的桑丹從小生長在著名的小城康定，在她的詩歌里，康定是時時用生命感受的生活之地，更是一生摯愛的靈魂的故鄉。其詩集(邊緣積雪)表達了對康定高原至情至性的守望之情。她在格守民族文化品質的同時，又能整合、重構多元時代的精神需求，在保留本民族人文精神精髓的情況下，吸取現代思想的經驗，真正到達文化的深邃處。桑丹的詩精致、細膩，又沉潛、大氣，是融合了藏漢傳統詩歌和西方現代派詩歌藝術的獨特創作，極富藝術精純性。桑丹是轉型期中國漢語詩界的優秀詩人。

新世紀的五色風景

自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結束，中國女性文學基本上完成了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引領下的女性敘事，那就是解構父權中心主義文化，擊穿男性社會的神話面具。問題是，解構和顛覆并非女性寫作的終極目標，破壞之后的重建才是亞待面對的，而且往往更為艱難。事實正是如此，新舊世紀交替，越來越進入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寫作，無法掩蓋繁華表面下的更大的焦慮與困境，太多的女作家無論在創作視閩、敘事方式，還是理性思索本身，都無法超越女性一己的自我內心分裂與糾纏。中國女性寫作在高唱戰歌清算了男權文化之后卻無法建構一種雙性協作模式，無法提供更有效的范式，更無法尋找到女性敘事新的生長點，從而陷進了自身難以掙脫的“瓶頸”。于是，以女性為欲望主體的“性話語”、“欲望敘事”、“私人敘事”及“軀體寫作”泛濫而起，成為試圖突破原有女性敘事的極端的方式。但顯然，這種突圍方式是無效的，極端的“私人化”和“欲望化”傾向不僅不能成為拯救的力量，反而變成新的囚禁女性的牢獄，嚴重弱化了女性文學的力度，降低了女性文學的品格。

在中國女性文學走過高潮逐漸陷于疑惑、焦慮和困境時，少數民族女性寫作卻出現了令人振奮的敘事轉身:從外部探索轉換成對女性本體的生命與精神的深層叩問，從取材于個人經驗的敘事轉變為基于對民族、文化、歷史、現實等的敘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掙脫了男性中心文化觀照下的社會性話語和“民族寓言”的遮蓋，從最初的附著在主流意識話語到建構起自己的女性話語，在民族敘事與女性敘事之間，尋找到了自我闡述的可能性，以激越的姿態回應了民族文化的脈動，并凸現了女性自我的身份意識與民族意識，為少數民族文學提供了民族與性別相融一體的新視角，也為突圍女性寫作困境提供了新的敘事方式，為中國女性文學的整體創作與研究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在堅守與突圍的新千年，活躍在文壇的藏族女作家有白瑪娜珍、尼瑪潘多、嚴英秀、白瑪玉珍、德乾旺姆、平卓、白瑪曲珍、亮炯•郎薩、永基卓瑪等人。她們在當下的物欲紅塵世界中執著地尋覓真正的精神歸宿，這使人依然愿意相信，健康美好的女性文學，是走進人類靈魂深處的最佳途徑，是建構真善美的人文基石的有力脊梁。

白瑪娜珍是起步很早、在上個階段就以長篇小說《拉薩紅塵》和(復活的度母》成名于西藏文壇的作家，她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是多方面的，除了小說，還寫過大量詩歌，在散文創作方面也成績斐然，繼(生命的顏色)等書之后，近年又出版散文集(西藏的月光)。(西藏的月光)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現了西藏的凈土之美，同時，也對今日西藏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文化轉型給予了深切的關注，對藏族人賴以生存的傳統的文化習俗和勞動方式在當下所遭遇的陣痛、裂變，表現了深切的憂患意識。白瑪娜珍具有強烈而自覺的女性意識，且又凸現深切的民族意識，傳達出對藏族文化傳統內涵的獨特感知。她真誠地抒寫了一個接受了現代文明洗禮的藏族女性在現實生活和精神追求中的困境和突圍，記錄了自己與時代同步的心路歷程。2008年，西藏文壇上出現了又一個響亮的名字，尼瑪潘多完成出版了長篇小說《紫青棵》，這是藏族女性文學在長篇小說創作上的新成就。《紫青棵》以喜馬拉雅山脈附近的偏僻村莊普村中一個藏族阿媽曲宗及3個女兒達吉、桑吉、邊吉的愛戀情史和成家立業的經歷為主線，講述了社會轉型時期西藏農村的生活與價值觀念的轉變、鄉土社會與城市之間的瓜葛，真實反映了當代西藏農村生活境況的原生態，有關宗教、血統、儀式、宿命的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民族心理結構在作品中都有真實的表現。尼瑪潘多是一位視界遠大、胸懷歷史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看到了現代文明對西藏鄉村社會的沖擊，感受到了傳統習俗對世俗人生的禁錮，并由此反思民族傳統文化的魅力及弊端，寫出了社會擅變過程中必然帶來的精神情感的變化。小說對普村、森格村、嘎東縣城及拉薩生活的描寫，呈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廣闊的世俗社會生活畫卷。作為女作家，她尤其致力于表現傳統文化對藏族女性生存的規定與制約，女性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被動、無奈和抗爭，以及當下生活中女性主體意識日益加強的過程。

嚴英秀是益西卓瑪、完瑪央金之后又一個甘肅甘南籍作家，她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藥兒”為筆名發表詩歌散文，近年專注于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紙飛機》。她的作品擅長表現女性生存和生命的真實境遇，但又不囿于單一狹小的女性視角，不止于以愛情寫女性的生存與生命，而是以此為切入點反映90年代后半期以來的社會的變遷。她的小說中滲透著藏族文化給予的慈悲善良、純凈美好，愛和信仰使飛揚的理想主義充滿了傷感、浪漫而又執著的悲憫情懷，正如有論者所說:“作為一個藏族作家，嚴英秀一方面以寫現代女性的感情世界來思考和揭示現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共通人性，另一方面以源于她的藏族文化血統的文化立場，堅守著對愛與美的探尋。……嚴英秀以創作實踐對少數民族文學如何處理民族性與現代性做出的嘗試，所體現出的少數民族文學新的面貌，對重新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和格局具有重要價值。”①白瑪玉珍的創作以散文為主，她的語言明麗澄澈，感情真摯自然，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經驗往往在哲理感悟中達到信仰的層面，極富藏族文化的本土特色，是一位值得期待的作家。除上述作家，新世紀以來在小說、詩歌、散文領域還涌現了許多更年輕有朝氣活力的作家作品，我們將會一如既往地關注她們的成長。

結語

可以說，藏族女性文學在30年的發展中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區域走向全方位，已形成了一支整齊有力的隊伍，前有先輩，后有新秀。寫作目標和主題也得到了內在轉換，由宏大主題走向對人的內心世界的關注，執著于尋求精神個性的發展，民族敘事兼容了多種審美文化訴求，使得藏族女性文學摒棄了少數民族文學一直以來的風情展示和神性想象的單一空間，呈現出多種文學景觀共存的優勢。眾多風格鮮明的女作家以女性獨到的包容、通達和敏銳，以更為豐富和柔韌的民族精神，進行著個人與時代，心靈與現實之間的對話。民族文化傳統的凝重滄桑和所處地域特有的宏闊、悲慨、浪漫，賦予她們的寫作以大氣、剛健的美學風貌和奇異、神性的藝術氣質，她們融內在細膩與外在闊達于一體，以極富痛感的心靈的文字創造著屬于自己的文學傳統，實現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雙重身份體認，從而建構了藏族女性文學話語自身的獨立品格。

從新時期到新世紀，經過30多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幾代藏族女作家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文學印跡，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國文學界高度評價，廣泛認可。但現有的收獲不能遮蓋存在的不足，藏族女性文學遠未到達豐殷、堅實、輕脆的藝術境界，真正改變自己雙重邊緣的身份。任重而道遠，但愿優秀的藏族女作家們在以后的發展中，會以更誠實堅韌的勞動，以鳳凰涅梁般的精神掙脫羈絆，華麗重生，創造新的輝煌篇章。（本文作者：張運珍 單位：民族出版社總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