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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判斷,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總體上很落后,表現為:其一,理論體系不完備,不穩定,學術界對文學批評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識。其二,批評家人數相對較少,批評家的理論素養和批評素養總體不高,大批評家尚未出現。其三,文學批評的影響有限,作家對文學批評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顧,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學批評的基礎上,對文學批評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認同。在造成當代文學批評落后的眾多原因中,高校文學教育體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根據高校文學課程體系,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是基礎課,而文學批評甚至連選修課都不是,僅在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略有涉及。文學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養文學研究的學者,而非培養文學批評家,這便造成了文學研究生教育中重學術研究能力輕批評實踐能力的現狀。這樣,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就是:一方面,文學史研究、文論研究隊伍龐大、人才濟濟,因而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相對成熟、成果豐碩;另一方面,文學批評隊伍弱小,且多由“學院批評”、“媒體批評”、“作家批評”構成的“烏合之眾”為主。“學院批評”越來越成為文學批評的主力軍,雖然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是高學歷、高潛資,但很多均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過系統的文學批評的學術訓練,且只在學術之余兼做文學批評。
與作協的理論機構不同,在大學中文專業中,文學研究在人們的意識中實際上是分層的,古代文學是最純正的學術,其次是文學理論和現代文學,再次是當代文學,文學批評是極端邊緣化的領域。究其原因,與文學批評自身的學術性關系不大,而是文學批評作為一個學科尚缺乏充分的積累和建樹。而研究機構的文學批評和媒體的文學批評就更糟糕,無論是學術訓練還是專業知識都非常欠缺,其反應的遲鈍以及批評上的淺薄與當代文學創作的繁榮構成巨大的反差。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既不真正切中當代文學的創作實際,也不能為文學史、文學理論研究提倡有效的幫助和借鑒,不僅作家不買賬,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界也不認同。基于此,中國當代文學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現象都沒有得到真正的批評,當代文學批評很少提出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問題,它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和定位是很不準確的。于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學史研究的補課來完成。在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讀”成為文學史借以完成文學批評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事實上,當代文學批評缺乏有效的組織和準確的定位,面對復雜的文學現象和紛繁的作品,批評家們似乎手足無措,不知道什么是重點什么是非重點?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應該從什么地方下手來展開文學批評?批評家們缺乏足夠的學術和批評的訓練:對于新的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問題缺失必要的敏感和歷史反思,對于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他們的評論要么缺乏真知卓見、流于膚淺,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惡意攻擊;要么泛泛而談,空洞無聊,不著邊際,簡直是“放之四海皆準”。近年來,在文學評價制度的影響下,文學批評成為掌握話語權力和操作權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則和標準的批評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熱衷于各種評獎和作品推廣和研討會,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實際的評論和評價。
而當前的文學評價制度也為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和可能。近10年來,中國文學興起了各種各樣的文學獎,官方的,民間的,其中很多批評家都參與其中,很多批評家更像行為藝術家,而不是批評家。也就是說他們“出場”的意義遠大于他們批評的意義。但憑心而論,這么多文學獎中真正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少得可憐。可悲的還在于,有些獎反而成了負面經驗,文學史可以據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斷,文學批評在當代似乎已經喪失了其基本功能,變得可有可無。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它與審美批評的缺失和混亂有著密切關聯。如果從更寬泛的視界來理解,審美批評就是重視文學性、藝術性和美感的文學批評。與其它文學批評不同,審美批評更重視文學的內部構成和形式,比如寫作技巧、寫作手法、敘事方式、結構、虛構、想像、聯想、語言、風格、意象、形象、修辭、文體等,通過解剖和分析文學作品,用理性的語言呈現向讀者呈現作品之美。作為一種對作品的評價和判斷,文學批評與其說是對文學創作的反應,還不如說是對作品的推介、賞析與引導,這種引導包括對作家和對讀者的引導。雖然文學批評類型各樣、層次各一,但審美批評則是建立在審美基礎之上的基本的、基礎的、第一層次的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的缺失、不健全,恰恰應證了當前文學批評的“基礎設施”依然相當落后。縱觀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功利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社會批評、政治批評、倫理批評、歷史批評以及文化批評等,其特點是重視文學作品的內容,強調文學對社會的作用和意義;二是審美批評,其特點是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形式,強調文學的審美性以及文學作品對人的美感作用;三是從西方學習和借鑒而來的各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諸如語義學、接受理論、讀者閱讀理論、闡釋學、符號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前兩者是傳統批評,第三種則是現代批評。當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邏輯層次上,現代文學批評具有極大包容性,它包含了傳統的審美批評和社會功利批評,比如象征主義批評、意象派批評、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語義學批評、敘事學批評等就更接近審美批評,而精神分析批評、存在主義批評、荒誕派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則更接近于社會功利批評。
但是,現代文學批評中的審美傾向或者審美因素與傳統的審美批評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樣,現代批評中的社會批評傾向、因素與傳統的社會功利批評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屬于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而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則屬于現代批評中的社會批評,二者之間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觀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異。再如語義學批評和傳統的語義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質的區別,它們實際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批評理念,也是以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科作為理論基礎,傳統的語義分析依托于語言學,而現代語義學批評則是“意義”詩學。所以上述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三種類型的劃分其實也是權宜之計。當前,社會文化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占絕對的優勢,是主流和主體,傳統悠久、體系嚴密,從方法到觀念都較為成熟,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認同度較高。審美批評雖然也有悠久的歷史,但其影響要小得多。其理論價值為大家所認同,而實際上它很難產生社會文化批評那樣廣泛的社會效應。而現代批評本質上是現代各種文學理論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紹、探討和闡釋,主要是理論探討,并沒有真正進入操作層面。主要是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有些實驗性的運用,比如運用某種西方文學理論和方法重新評價文學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讀一些經典作品。有人認為:“8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歷史批評在批評史上占據著絕對權威的地位,構成主流批評樣態;在此后由于社會文化語境的轉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經濟基礎、意識形態),處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評形態如歷史文化批評、文化原型批評、文本語言批評、解構批評、新文化批評等,居于批評的主導地位。”①對此,我不敢茍同。在我看來,中國自近代以來,社會歷史批評一直居于主導地位,80年代是這樣,90年代、新世紀仍然是這樣。
二
沒有人會反對審美批評,源自對于審美批評的內涵、地位以及與其它批評之間關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爭議。我認為,審美批評和其它文學批評并不完全是同一層面上的,審美批評是一切文學批評的基礎,是其它文學批評顯在或者潛在的條件。只有審美批評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構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可操作性,變成思維性的東西,其它文學批評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來。文學的本質是什么?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說文學的本質就是審美,這當然是不準確的,因為文學顯然不只是審美,但另一方面,我們說審美是文學的基本特性這卻是沒有錯的。文學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學性”,即泛審美性。前蘇聯美學家斯托洛維奇認為,藝術與其它形式的勞動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它不僅有意地創造審美價值,而且創造這種價值是藝術創作的基本任務”②。文學當然不只有審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歷史性,還有倫理、道德、友誼、愛情、時代、階級、民族、社會等,文學是人學,一切與人有關的東西都可以在文學中得到展示和表達,但無論是人性,還是思想,抑或情感,這一切都不能獨立于文本和文學而存在,都必須通過審美方式來完成,否則它稱不上文學,或者不成其為好的文學。魯迅曾引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社會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從功利底觀點的,到后來才移到審美底觀點去。”人“享樂著美的時候,雖然幾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學底分析而被發見。所以美底享樂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樂的根抵里,倘不伏著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①。的確,人們看事物和現象,首先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的,但僅只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所看的對象并不能轉變成藝術的對象,于文學來說,一個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無審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學作品。
從閱讀的角度來說,文學作品就是讓人獲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則是深層次的或潛在的,需要通過理性分析才能夠認識到。對于文學來說,其思想性、社會歷史的價值和意義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學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現,即作家通過文學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從而對人對社會發揮作用,這一過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實性”、“歷史性”等都是文學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顯然不能和“文學性”相提并論。雖然恩格斯說巴爾扎克的小說所反映的現實比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價值,即便如此,任何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不能以巴爾扎克小說所反映的生活來作為證據。同樣,歷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歷史和哲學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學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實性而言,文學不能和歷史相提并論;就深刻性來說,文學沒法與哲學相比。所以,真實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學的必要條件而不是文學的充分條件,也可以說,文學不能是虛假的,不能沒有思想,但這與其說是文學的本質,還不如說是人的本質,因為真誠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則和生活的原則。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務,人本質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滿足了生存的同時,也會無功利目的地去審美,閱讀文學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為了獲取知識而閱讀,更多的人沖著審美享受而閱讀。文學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給人故事的同時,作品的思想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思想,給人知識和教益,很多讀者甚至最終忘記了審美和消遣娛樂的東西,而哲學和歷史卻在他們頭腦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謂“得魚忘筌”。所以,文學首先是文學,然后才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現,沒有經過審美釀造的生活和思想無論多么真實、深刻和豐富,都不過是生活的記錄和觀念的演繹,稱不上真正的文學。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實,或在倫理道德上存在問題,當然不足以構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問題雖然很陳舊,思想上也缺乏建樹,但卻優美動人,這仍不失為優秀的文學作品。現代文學史上的沈從文、張愛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都非常有限,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文學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簡單,道理也非常淺顯,但這并不影響他文學大師的地位。所以,文學在思想上的深度雖然重要,但是文學的重要作用是讓思想對讀者產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審美是文學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審美批評對于文學批評來說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審美特性是文學的基礎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審美的基礎上,那么,審美批評對于文學批評來說就是首要的批評,其它文學批評都是建立在審美批評的基礎上。別林斯基曾說:“當一部作品經受不住美學的評論時,它就已經不值得歷史的批評了。”②就是說,文學批評首先是審美批評,然后才是其它批評。文學的審美性與歷史性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沒有層次,但人對文學的認識和把握卻是可以從理論上分層的。有人說:“文學作品的閱讀是對審美對象的審美占有,閱讀動機和期待,閱讀效果和作品價值的實現都是審美的,在低層次上是娛樂、消遣、解頤,在高層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脫和慰藉,凈化、提升人的靈魂境界。至于了解歷史事件,學習各種知識,認識時代面貌,掌握各種階級觀點,是審美的副產品,在本質上不是審美化的閱讀期待和閱讀效果。閱讀過程是審美化的。除了藝術傳達外,閱讀-審美欣賞是審美再創造的過程,它和寫作-審美創造過程中的經驗十分類似,同樣經歷審美感知、審美理解、審美想象、審美體驗等心理過程,最后把作品描寫的一切整合為審美意象。”③我認為,這種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審美批評,這不僅是理論的問題,更是基于文學批評的現狀。基于當前文學史研究和審美批評的現狀,我本人也反對文學史書寫的“審美中心主義”①,非常贊同“不能用純審美標準重寫文學史”②的觀點。作為一種基礎批評,在很多文學批評中,文學批評家更多地關注文學作品中的真實性、思想性,在這些方面分析得頭頭是道,而對審美批評不屑一顧,成為直接跳過或撇開了審美批評的文學批評。實際上,沒有審美價值的文字作品,無論多么深刻和真實,可以成為好的哲學作品或者歷史作品,但不可能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五四”時期至20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批評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這既有文學的原因,也有社會和文化的原因。當然那時現代傳媒尚不發達,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大眾消閑方式,社會和文化都非常重視借助文學來實現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學運動來實現中國文化變革,從而推動社會變革乃至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變革。當時的知名作家憑借其強大的號召力,創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會性的作品,啟蒙問題、國民性問題、救亡問題、人的問題、婦女問題、革命問題、農民和農村問題等等,社會思想文化中幾乎所有重大問題在文學中都有反應,很多問題甚至就是由文學發起和推動的。既然社會和文化問題是文學的焦點或者說亮點,那么,文學批評中關注社會文化問題也就是非常自然的,這一創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顯赫、聲勢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文化批評。
50年代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學不僅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政治在文學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學批評是政治批評模式,這同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時的文學批評非常明確,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有時甚至是政治標準唯一,而審美批評變得可有可無。這給中國當代文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教訓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的文學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學上,當今可以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90年代以前,一篇報告文學可以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可以對政府的決策都產生影響,但今天,報告文學甚至連主人公的命運都不能改變,相關部門完全可以對之置之不理,視而不見。有人認為文學在未來會消亡,這當然只是一種悲觀的看法或者預言,但在這個網絡和電視取代文學作品的時代,80年代之前文學的那種崇高地位的確將難再現。除了一些通俗文學和類型文學以外,純文學的讀者非常少,而且越是優秀的文學讀者越少,沒有讀者自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影響。任何時代都有純文學,但今天的中國更接近純文學的時代,文學越來越回歸本位,也即越來越回到文學本身,回到審美,文學的審美性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本位和主體,雖然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文學越來越邊緣化,但卻意味著文學越來越走上正常軌道,五四時期文學那種巨大的啟蒙意義,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應都不再有了。文學變了,文學批評也應該相應地變化,今天,文學批評如果繼續沿襲那種文化模式、社會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錯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批評?我認為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充分學習古今中外審美批評的經驗;二是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重新整合、豐富發展新的審美批評體系并使之系統化。其實,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審美批評是一種泛審美批評,即重文學性、藝術性的文學批評,在文學中地位顯耀。這種文學批評也高度重視作品中的社會、文化、思想、倫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強調其文學性,更關注文學的特性;在審美批評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也重視理論上的建構,但更重視實踐,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細讀。比如,“詩言志”、“詩緣情”、“興觀群怨”、“經國之大業”都可以說是典型的社會文化批評,《文心雕龍》從第六卷開始,基本上都是講文學的藝術性問題,屬于文學批評的審美范疇。可惜的是,中國古代像《文心雕龍》這樣體系化的、理論化的文學理論著作極為罕見,而大量的文學論著則是文學批評,比如“詩話”、“詞話”、“小說點評”、“賦話”、“文話”、“聯話”,黃霖先生還提出“句論”①的概念。這些“話”、“點評”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論問題,也有對理論的探討,但更多地則是對作品的賞評,內容包括對作品的介紹、典故介紹、源流介紹,寫作技巧分析、風格分析、詞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簡單,也沒有什么邏輯性,沒有過多的闡釋和論述,三言兩語有時甚至就是一個字,比如小說點評中的“好”、“妙”等,但這是建立在充分的對作品的品讀的基礎上,具有豐富的審美內涵。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非常重視審美,有所謂“兩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說,對于作品的美也區分得非常細,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華美”、“秀美”、“高美”、“圓美”、“優美”、“壯美”、“清美”、“內美”、“外美”、“質美”、“和美”、“大美”、“真美”、“陰柔之美”、“陽剛之美”等,區分之細膩,這正說明中國古代審美批評的發達與成熟。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當然也重視真與善,并且真善是比審美更高的層次,社會批評和倫理批評不能脫離審美批評,它建立在對作品具體感悟、細讀的基礎之上。所以可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情”、“景”、“境”、“文”、“辭”、“意”、“韻”、“氣”、“趣”“味”、“象”、“形”、“神”等這些非常具體的、更強調藝術性的術語、概念構成了核心范疇。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非常重視寫作技巧、文學作品的形成過程、文學風格等具體問題的研究,重視對文本的品嘗和玩味,在充分欣賞的基礎上得出評價。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古代文學審美批評的術語、概念和范疇以及具體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們借鑒的主要資源。審美批評其實也是現代文學批評傳統。縱觀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自近代以來就產生了大量各種各樣的文學批評,總體上包括兩大體系,一是社會文化批評,其成就顯著,影響巨大,對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文化批評貫穿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始終,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啟超,“五四”時期陳獨秀的文學批評就是典型的社會文化批評,此后,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批評,創造社的文學批評,左翼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延安文學批評、國統區胡風等人的文學批評等都可以說是社會文化批評。二是審美批評,雖然其地位不像社會文化批評那樣顯赫,但同樣影響巨大,成就非凡,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健康發展。審美批評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國維,此后,周作人、廢名、朱光潛、李建吾、沈從文、林庚都是審美批評的代表人物,為中國現代文學審美批評的建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從流派來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學批評偏重于審美批評。現代文學審美批評雖然深受西方審美批評的影響,但它同時也對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總結,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學創作實踐基礎上的,所以,中國現代審美批評具有雙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國現代性,也兼具學習性和創新性,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方審美批評,又不同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新型審美批評。
在中國現代文學時期,社會文化批評和審美批評是互補的,社會文化批評是彰著和顯在的,而審美批評則似乎是低調而隱在的。如果我們把社會文化批評比作“花朵”,那么審美批評就是“綠葉”,不僅只是“襯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現代時期的文學批評來說,正是審美批評成就了社會文化批評。對于文學來說,首先是審美的必備條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標比如立人、改造國民性、思想啟蒙等,對于文學的評價和批評也是這樣,首先是對文學進行藝術上的判斷,在滿足了審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對文學進行社會思想文化的評判。事實上,現代文學時期,對于大多數文學批評家來說,審美批評和社會文化批評是絕難分開的,比如魯迅和郭沫若的文學批評,都是既重視審美批評又重視社會文化批評,只是有所側重而已。我把現代文學批評總體上分為審美批評與社會文化批評兩種類型只是理論上的大致區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學審美批評并沒有從理論上被否定,但事實上,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政治批評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政治批評變成了文學批評的基礎,也可以說是優先的批評,審美批判反而可有可無。這完全違背了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規律,教訓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審美批評在理論上得到重視,有人主張恢復中國文學批評的審美傳統,但實際上,審美批評由于太瑣碎,太細致,操作性不強,社會反響欠佳,所以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運用和推廣。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復的是社會文化批評,與此相對應,受到沖擊的是政治批評。90年代之后,西方各種現代文學批評理論被介紹進來,這也大大沖淡和延緩了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的重新建構。建立在審美批評基礎上的現代文學批評是成功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和進步都起積極的作用,而缺乏審美批評之基礎的文學政治批評則有很多經驗和教訓,這正好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審美批評的重要性。今天我們重建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既要學習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正面經驗,也要學習當代文學批評的負面經驗。同時,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還需要充分借鑒和吸收西方現代各種文學批評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在西方,審美批評是正統的文學批評,現已發展得相當完善。20世紀,審美批評與各種現代批評相結合從而產生了很多新質素。比如俄國形式主義從語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學,對文學的審美本質提出了新的觀點,他們認為,文學的根本目的不在審美目的,而在審美過程。
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事物的感知是自動感知,而文學的感知則是審美感知,實現自動感知向審美感知轉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應該盡可能延長人們對事物的審美感知的過程。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非常重視從語言、形式、美感的角度來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學批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再比如英美新批評,非常重視對作品的細讀。瑞恰茲認為,詩歌語言是一種情感語言,而科學語言是一種符號語言。布魯克斯認為,文學批評只應當關心文學作品本身。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學語言常常具有反常規性,詩意常常是在詞語的不協調和碰撞中產生的。韋勒克把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認為文學研究的出發點是分析和解釋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強調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之間的區別,他認為文學語言具有歧義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點。新批評對文學作品的具體細讀,對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仔細甄別,可以說是非常具體的審美批評。其它西方文論如原型批評、意象批評、語義學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表現理論、敘事理論、后殖民主義批評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審美批評的因素,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充分學習和借鑒古今中外文論的審美論對于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則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一方面要整合各種審美批評的理論,另一方面則要發展,從而建構完整的、體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評理論與實踐。我認為,審美批評本質上是作品批評,是對作品從藝術即審美的角度進行分析與評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重要的不是建構抽象的審美批評理論,而是探尋具體的作品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及其途徑,純粹審美理論屬于美學理論范疇,而審美批評則是實踐范疇。大致來說,我認為,審美批評要對這樣一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的綜合、歸納、整理以及更細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學的審美特征問題,包括審美意蘊、審美感覺、審美知覺、審美認識、審美情感、審美理想以及審美風格上的悲劇、喜劇、優美、崇高、卑下、莊嚴、可愛、詼諧、幽默等,這些都屬于美學范疇,但卻是文學審美批評的基礎,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鑒,更重要的是具體化,比如崇高在各種文體中是如何表現的?卑下的審美情感與日常情感有何區別?審美感知和認識與日常感知和認識有什么不同?我相信這種具體研究對文學的審美批評是非常有實踐意義的。
二、文學呈現方式問題,包括寫實、理想、變形、象征、夸張、荒誕等,特別是對于敘事性文學作品來說,這些呈現方式對其審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響。過去,我們對于現實生活與審美、理想與審美之間的關系研究得比較多,但對于現代文學中的荒誕、變形文學方式的審美研究還很薄弱,荒誕如何具有審美價值?變形如何具有審美價值?文學理論界和文學批評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學技巧問題,包括敘事、描寫、抒情、議論、反諷、布局、篇章結構、線索、時間、空間、修辭等。其實,作家是非常重視寫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壞,從作家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技巧的問題。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內容,寫作的方式不同,其審美價值也是不同的。讀者有時只看到了文學作品中的內容,只是憑綜合感覺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寫作技巧,其實,內容也好,美也好,都與作家的寫作技巧有關,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寫作技巧與文學審美之間的關系。敘事如何產生美?修辭如何產生美?反諷如何產生美?我認為這些都文學審美批評的基本問題。
四、文體問題,主要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四大文體。傳統的文體比較單純,而現代文體則出現了新的審美趨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詩化小說”、“詩劇”、“散文詩”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種文體都出現了新的發展,出現了“變體”,出現各種與傳統文體迥異的文體,比如“情景劇”、“荒誕劇”,“新小說”、“意識流小說”以及各種后現代主義小說、后現代主義詩歌、后現代主義戲劇等,它們在審美原則和審美追求上與傳統的小說、詩歌和戲劇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實上,文體也具有審美性,不同的文體具有不同的審美價值。具體諸如人物、典型、情節、情境、沖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構成?如何具有審美性?過去的文學批評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是非常簡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五、語言文字問題,主要是字、詞、句、段落、篇章、語音、音調和節奏等問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文學性”或者說審美性就表現在語言的表述之中,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詩性”,文學語言更注重修辭、旋律和節奏,更注重形象,那么,文學語言的“詩性”是通過字詞句章表現出來,這同樣需要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當然,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批評,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但作為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項迫切任務,不論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來說,還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來說,審美批評的重建都是一項緊迫而關鍵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