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新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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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學史著作以及文學史課堂上在談到當代文學史的起點時，都習慣以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或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標志性的事件，當然也許還有提到更前一些的，如把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作為起點的。但錢旭初同志在《轉型期的文學嬗變及其言說》(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一書中就對上述分法不很認同。先得說明一下，錢旭初在本書中“言說”的“轉型期的文學”具體所指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新時期文學。在錢旭初看來，那種根據“社會主義”性質而劃分文學段落的做法實際上是以社會的變革程序來劃定了文學的進程，用文學外部的思維代替了文學本體的思維。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錢旭初把1978年前后中國文壇開始的大規模現代化的文學運作確立為當代文學的起點。將新時期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起點，這確實很有點“顛覆”我們慣常思維的意思，可能我們很多人未必能夠全盤接受。但難能可貴的是，錢旭初將新時期文學納入現當代文學史的視野來考察，使彼此獲得一種照應，既深化了我們對新時期文學的認識，也讓我們情不自禁地重新打量要一下現當代文學。從1915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確實確立了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標志著現代新文學的確立，但是“人”的主題很快就被“救亡”的主題所取代，“啟蒙”的主題被“生存”的主題所沖淡，在戰爭文化的規范和要求下，文學的現代性被相應消解掉，文學家們在文學中普遍表現出一種群體的宣傳與戰斗的工具性效應;職是之故，五四新文化運動只能被視作中國當代文學的伏筆或漫長的前奏，它的時間量度與現代意識的社會文化強度還不足以將五四時期的現代意識納入“當代”，因而這是一個一開場就是高潮的序幕和前奏。而二三十年代出現的一批較為成熟的文學作品又主要是依靠五四時期的能量慣性在進行文學的運作，與世界文學的即時性發展并不同步;至于40年代解放區的文學創作，其主要信息資源是來自民間的鄉土文學，是在戰爭政治與農民大眾化結合中取消了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的，由此文學不能在更深的、更現代化的路途中得到養分。同樣，也正是依據“任何一個生命體系要獲得發展就必須進行能量的交換”的熵定律，錢旭初認為1949年之后到上世紀80年代前的中國文學的信息源基本上仍然是空白的，在這漫長的文學格局封閉的幾十年中，雖然也經歷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的重大變革，但就文學自身的發展性質而言，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無論是50年代的“頌歌”，還是60年代的“戰歌”，抑或是“”時期的“獨歌”，文學的思維方式、創作模式乃至于表達形式等都與1949年前的新文學創作沒有根本上的區別。
只有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文學的工具性理論才逐步得到澄清，文學才真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要看到，錢旭初在本書的論說中并無嘩眾取寵的意思，而是在細細探究文理脈絡、對文學創作主體精神進行詳盡考察的基礎之上對文學的性質進行重新評估的。他的言說持之有據，論之有理。還有，本書開篇即開宗明義地提出了“當代文學是轉型期的文學”這一觀點。因為在錢旭初看來，20世紀中葉以后中國社會每一次轉型及各種現象都演化、積累成當代文學的歷史，政治制度、經濟方式、文化形態、作家隊伍、創作姿態、作品風格、傳播方式等眾多的因素都在不停地變化、轉型;因此，無論是新時期之前、還是新時期之后，都是漫長的轉型期。我們得承認，錢旭初對當代文學起點的認識以及對當代文學的相關論說確實自有他的道理，是本著文學本體的精神內脈考察的結果，真正令文學研究回到了文學層面，引領我們回到了文學發生的歷史現場，為我們理解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文學打開了一條嶄新通道。這是本書的最大亮點。從寫書的體例上看，《轉型期的文學嬗變及其言說》在上篇“轉型期的文學嬗變”中對新時期的詩歌、小說、戲劇都作了條分縷析的梳理，體現著研究者那么一點為文學立史的雄心。說它是“一個人的文學史”———一個研究者獨立撰著的新時期文學史，并不為過。
當然，本書上篇并沒有刻板地要“造”當代文學的整體之“像”，也沒有分門別類地為我們描畫新時期的文學版圖，畢竟，它道出的只是一個在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園地耕耘了差不多30年之久的研究者對新時期文學非常個我的心得體會。也正是因為個我，也許研究者對當代文學的理解可能不那么全面，但卻一定是有著自己凝重而睿智的思考在其中的。在重新厘定了當代文學的起點之后，錢旭初是以朦朧詩的產生作為當代文學從“新古典時期”躍遷到新文學階段的“奇點”的。在他看來，1978年《今天》的創刊使得中國文學的整個系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文學得以邁向新的天地，真正具有現代意味的中國當代文學自此誕生。在談到曾經的文壇“大哥大”———詩歌地位在后來的旁落時，錢旭初的解釋令人信服:詩歌作為情緒性的作品而往往能領一代風騷，但當文學思潮定型之后，因容量與場面的弱點則會讓位給小說、戲劇、影視作品等敘事性作品。在閱讀本書“上篇”的整個過程中，我的期望值也在不斷提高，也會產生一些不滿足。比如，我總是感覺著，研究者若是能把新時期的散文創作也納入其中進行闡述，作為一個重點考察的對象，是不是會在對當代文學的“起點”以及新時期文學的共同特點的論說上更具有說服力?還有，在專章論述意識流小說和荒誕派小說時，我感覺還是有些失之簡單了，而且固執地以為，研究者若是能把這二者的發生背景以及相互之間那種在我看來纏繞不清的關系“打理”得更清晰一些，并且能在具體文本闡釋上再細致一些的話，是不是會令本書更出色?也許這近乎求全責備了。
只要這本“文學史”能把我們引領到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張望新時期的文學風景，讓我們領略和意識到原先不曾想到的東西，也就足夠了。在下篇“轉型期的文學言說”中，我們看到了這部著作的又一個亮點，那就是研究者特別注重考察今天影響著文學發展的諸種“新”因素———網絡、影視、期刊運作等對文學的影響以及文學對它們的反作用。論者是以開放的理論視野和寬容平和的心境來看待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發展前景的。網絡文化的娛樂性含量的增加會使得文學的陣地縮小，當代文學將相應萎縮，純文學作品將退守到最后的精神高地，這種情形令深愛文學的錢旭初流露出落寞，可他也并不因此悲觀，論說中還是顯現著對這“最后的精神高地”的堅定衛守和滿滿信心來:“當然也正因為有這樣一塊高地，未來的當代文學還不至于喪失其存在的意義。這或許是文學的悲哀，但這悲哀后面是一個多樣化的世界，文學只是，也只能是其中一個普通的成員”;他考慮得更多的是作家———知識分子的擔當:“作家面臨著文學的退潮、經受著影像文體的沖擊，在一個相對自由的文化空間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個性立場，保持自己的判斷力，在靈魂的征戰中怎樣向自身挑戰，戰勝自我，超越自我，這些都是我們今天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這永遠是文學作品的本質，無論在哪個時代?！蓖瑯?，在講述到文學與影視的存在性關系和觀念考察時，除卻對通常人們所能見識到的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論述外，錢旭初更看重的是文學工作者和影視人如何正確調整自身觀念以真正站在人道基礎上展現生命活力和生命過程。此外，從這本書的寫作來看，不論是在對如路遙、馮驥才、王安憶、北村、阿袁、郭平等具體作家作品的微觀研究，還是在對新時期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思潮的宏觀論說，錢旭初都更重視“人”的因素———文學作品中的“人”和寫文學作品的“人”;換言之，他始終注意從文學創作主體的精神考察入手來重新探討文學的性質，力圖透過文學作品深入關注和把握知識分子的人格現象和精神走向。這無疑是本書考察新時期文學的一個獨特視角。
一般人往往會覺得文學研究屬于象牙塔里的事業，似乎對現實無法發揮作用;但錢旭初在本書中的討論卻讓我們真切地看到:文學是人學，文學研究當之無愧地也是人學，他的研究不僅僅關注的是如何推進當代文學的建設，其實更是指向繁復多變的當下的、更是直面鮮活生氣的現實人生的。也正是因為此，本書才會新見迭出，不斷地發人所未發。譬如，他在論說路遙《平凡的世界》中對人物情愛關系的處理時，發現路遙在現代新思維的表述中流露出的生命意向與倫理主義的矛盾:“作者不是把愛情觀念放在生命活動與生命體驗的高度，而是把它的終極目標放在了以家庭為中心的同情、憐憫式的倫理主義愛情觀的基點上?！痹趯Π⒃热诵@小說的分析中精辟地道破其癥結所在———知識分子獨特的主體文化特征的淪喪，看到了知識分子安貧樂道傳統觀念被解構之后的欲望追逐，由此呈現的只是世俗化、大眾化的身份。在談及新時期文學中的“多余人”話題時，他認為“多余人”以激進思想沖擊舊的框架和模式，帶有進步意義，相較于國人對喬光樸、李向南式的“英雄”、“清官”崇拜所體現出的無主體情感需求、缺乏個體獨立的人格精神來說，在“多余人”身上，他看到的是他們所具有的與五四相近的偶像破碎與觀念重整之后的個體獨立精神。
當然，論者也絕不就因此避諱“多余人”的先天不足，他看到了他們永遠跨不出從反叛向創造的那重要一步。總而言之，對創作主體精神的重視在本書中一直是一條紅線忽隱忽現、或明或暗地貫穿始終，盡管錢旭初并沒有對此濃墨重彩地加以論說，但已經足夠讓人看到他學以致用的濟世情懷。尤其是本書末章“知識分子的精神參照”中，在對魯迅人文精神的回望中，錢旭初顯然是要探求在當下這裂變意味濃厚的轉型期，我們該從魯迅先生那兒“拿來”怎樣的最有價值的精神遺產，以作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參照、作為最具有生命關懷的精神方式。所以，這樣一部能啟迪我們心智、引發我們許多思考的學術專著，于研究者本人來說，是“結束”、是對自己的學術研究進行的一次階段性總結，更是嶄新的開始，昭示著他未來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