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創作的潛在主題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生態文學創作的潛在主題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生態危機的發生有著復雜的外部環境和人為破壞的內因，其根源與現代化急速推進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當下的生態文學作品偏重從個體與自然關系的視角來解讀與揭示生態問題，遺忘了現代化發展與社會化進程的宏大場域，致使其創作呈現單一化、復制化的表征，陷入了諸多瓶頸之中。社會化反思是生態文學創作不變的主題，也是生態批評不容忽視的視角。對科層化體制弊病的追問、“唯發展論”困境的反思和“科技至上論”局限的批判是生態文學創作進行社會化反思的主要內容，某種意義上構成了生態文學創作的潛在主題。
關鍵詞：社會化反思；生態文學；潛在主調
一、對科層化體制弊病的追問
生態危機本質上是現代性的危機，是社會現代性負面效應引起的人對自然盲目征服、無限掠奪造成的危機。查爾斯•泰勒指出現代性的三大隱憂，其中之一直指現代政治的高度集權化、官僚化，認為正是科層制的官僚體系使人失去了自由。③馬克斯•韋伯也認為，自由的喪失是現代社會理性化的一個嚴重的后果，它與官僚制度的形成如影隨形。現代官僚制度是一個等級鮮明的組織管理職能系統。在該系統中，每個崗位上的職員都有法律及行政法規所賦予的職責和權限，都受到高一級職員的控制和監督，他們職務的晉升主要取決于其任職資格及所做出的政績。④政績是現代官僚體制中職員們晉升的通行證和追求的價值選擇。為達此目的，他們必然會使用科層體制賦予他們的獨特之權力和相關之資源來控制社會、自然和他人，由此帶來諸多不可規避的局限和弊病。⑤而這種現代科層化制度的諸種局限和弊病在一定意義上便成為了現實生活中破壞生態的罪魁禍首。我國環保人士馮永鋒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管理體制問題是環保問題的根本癥結。⑥毋庸置疑，科層化體制的諸多局限及由此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是造成生態環境形勢日益嚴峻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認知在文學作品中屢屢呈現。如杜光輝的《可可西里狼》，京夫的《鹿鳴》，胡發云的《老海失蹤》，賈平凹的《帶燈》，孫正連的《洪峰》，葉廣芩的《猴子村長》，鐘平的《天地之間》《塬上》等作品都對現代科層化體制對自然、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給予了激切的反思和追問。在《可可西里狼》中，曾經作為“生態導師”的石技術員復員后擔任玉樹州經濟委員會主任，為了發展玉樹州的地方經濟，他“被迫無奈”地將視野轉向了可可西里的金礦資源。“我這幾年還聽人說，可可西里有金子。要是真有金子，咱玉樹地區的經濟還愁搞不上去？經濟是什么，經濟就是金錢，金子比錢都值錢，有了金子害怕什么？”⑦面對王勇剛的提議，作為州經濟委員會主任的石技術員保持了沉默。如果說石技術員是擔心開發金礦會破壞可可西里生態而沉默的話，那么面對州委書記李海洋的最高指示———“我可是給省委立了軍令狀，三年之內不改變玉樹地區的貧困面貌，我是要引咎辭職的。我也給你們說清楚，在我被撤職之前，先把你們這些搞經濟的干部撤了。我也要你們給我立軍令狀，要不，你們永遠想不出辦法”⑧———石技術員不得不采納開發可可西里的建議。在發展地方經濟和保護生態環境與資源面前，石技術員的內在良知不得不被現代科層體制的行政命令所壓服。可知，現代科層化體制的內在規則如果被作為不正當性的源泉和保證，那么個體的內在良知只能選擇一種內在放逐，一種自我的邊緣化。⑨為了契合發展地方經濟與服從科層化體制的“內在規則”，面對上級的最高指示，石技術員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內在良知而去怠慢生態保護。當年作為“生態導師”的先行者，一旦置身于現代科層體制之中，為何就成為了生態破壞的決策者與縱容者？其實，在現代科層化體制中，人的一切行為聽從官僚體制機器的指令，人人成為這架龐大機器上的一個齒輪或螺絲釘。⑩州委書記給省委立軍令狀，州經濟委員會主任又給州委書記立軍令狀，為了完成使命，他們的這種行為方式和價值選擇，正是現代科層體制規約下的結果，他們無可擇決的現實恰恰暴露出科層化體制的局限性及無法克服性。在當下生態文學作品的書寫中，如《可可西里狼》小說所描繪的為發展地方經濟而盲目破壞生態環境和開發自然資源的行為絕非個案。《鹿鳴》中為了滿足投資商人對鹿王峰峰那對絕無僅有的鹿角的無理欲求而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從縣長到局長再到鄉鎮負責人等這些掌握著話語權的官員們為了看似冠冕堂皇、實則罪惡昭彰的理由不惜一切代價圍困獵殺峰峰。《老海失蹤》中的老朝原本是一個在山里長大，具有生態意識，懂得維護生態平衡重要性的官員，但為了接待上級領導，他不得不捕捉禁捕的烏猴，與上級領導共享美味的穿山甲；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和改善山區的貧窮現狀，他認為獵殺烏猴是小惡，而經濟的發展、政府的收入是大善；為了服從上級部門和那些“組織內的規則”，他不得不違背內心的良知去怠慢生態保護，甚至破壞生態。《帶燈》中櫻鎮書記為了一己的政治前途，極力引進大工廠發展櫻鎮經濟，為了所謂富饒的美好愿望不惜犧牲美麗的自然環境。《猴子村長》中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上交六只猴子的命令，村民們精心籌劃了一場獵猴大戰，造成人猴雙傷的悲慘結局。這些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地方經濟，以盲目突出經濟化目標，以服從上級指令為使命的行政體系及地方保護主義、追求政績的行為和價值選擇，正是現代科層體制規約下不可規避的結果。生態文學作品對現代科層化體制弊端和局限的反思和批判，對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和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完善的制度縫隙為權力階層的腐敗滋生提供了發展空間，經濟發展越位，權力制約不力，民主監督失效，政府形象、管理功能和公信力受到嚴重的挑戰。小說《天地之間》對縣城環境污染有這樣的描述：“大氣污染就像個幽靈，無處不在，處處現形，像一劑毒藥，侵蝕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細胞；像一只無形的黑手，迫使人們為改變而改變。一年四季，新民人男的不穿白襯衣，女的不穿淺色衣裙。”輥輯訛污染為何如此嚴重？文本中的一席話道破天機：在新民縣機關單位中，環保局社會地位最低，辦公條件最差，干事最不亢硬。老板圖掙錢，領導謀發展；發展是硬指標，越硬越好；環保好像“陽痿”，想硬也硬不起來。上班就是喝醉，工作就是收費，最大的失職，就是沒有及時通風報信兒。輥輰訛環保局充當污染企業的“消息樹”，形象地說明了在現代科層體制下，從事基層環境監測與保護部門的工作狀態。小說中新民縣環境污染不可謂不嚴重，環保局作為基層監測環境的職能部門，由于受限于當地政府部門領導的制約和管轄，其行政職能往往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充當了污染環境企業“行兇作惡”的幫兇角色，加之社會對行政職能權力監督的失效與缺位，致使環境監測與保護部門有形無實，這不得不說是現代科層體制的悲哀。可見，當權力失范、監督失位、利益至上、欲望橫行時，現代科層化體制便失去了它的正當性、公正性和權威性，而這必然會給自然生態和社會現實帶來不利影響和不可預料的后果。
二、對“唯發展論”困境的反思
“發展主義”是一種將經濟增長看作是社會進步的決定因素的觀念。它自上世紀60年代以降成為人們遵奉的現代性話語和意識形態。輥輱訛這種發展主義觀念是狹義的“唯發展”式的理念。其特征是對發展盲目推崇，或將發展視為一種不可抗抵的自然力量，任何對這種力量的抗拒或質疑都將面臨著停滯與貧窮的風險。輥輲訛而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發展主義不是簡單的經濟增長和物質生產與消費的科學化，而是必須綜合考慮環境、經濟、文化等等諸種因素，以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終極目的———人的自由解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作為標準進行重新審視和修訂的發展觀。輥輳訛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社會之間危機矛盾頻現的根源是發展觀的問題。“唯發展論”是一種直線性發展觀，是一種偏執的經濟決定論，它對社會直線向前發展充滿盲目的樂觀，對經濟增長的一味追求違背了自然和社會新陳代謝的規律。這種違背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發展”觀念是生態危機現狀日益嚴峻的無形的催化劑，因而，生態文學不能對之視而不見。小說《鹿鳴》的整個故事發生的邏輯前提是：地方官員上任時為發展本縣工業立下了軍令狀，要為本縣發展引進多少投資，建設多少工廠，而這些經濟發展目標的背后卻是地方官員的升遷夢、出國夢。他們在發展經濟、引進外資和建設工廠時從來不顧及當地的實際情況和特殊的地理條件，一旦遇到問題或面臨困難，他們便或束之高閣或不管不問或推諉搪塞。阿來的《遙遠的溫泉》中的副縣長賢巴為了追求自己的政績以換取升遷的籌碼，盲目地發展當地經濟，把美麗的溫泉開發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人工景點，而最終被遺棄。關仁山的《裸岸》中，為了經濟目標和政績，領導們不惜毀林，把原有樹林保護著的泥岸變成了裸岸。姜滇的《攝生草》中作為采礦專業出身的副礦長明知留云山的過度開采會導致嚴重的生態失衡，但是為了自己升遷正礦長的夢想，他將生態失衡的風險置于腦后，一心想的只是采掘量、經濟效益等以凸顯自己的工作實績。地方官員漠視生態環境現狀，唯對政績和經濟目標馬首是瞻，其實質是“唯發展論”的意識在作祟。在他們眼中，經濟發展仿佛只與引進外資、開發建設相連，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毫無關系。在現實中，“唯利是圖”的發展規劃，“先污染、后治理，先發展、后保護”的發展模式，政策指令的諸多偏誤帶來的資源盲目開發及片面追求政績的短視觀念不得不說是破壞生態環境的直接原因。生態批評家王諾認為，“唯發展論”存在著兩個謬誤：一是忽視了發展的制約性條件；二是顛倒了發展的目的和手段。輥輴訛我們知道，社會的發展不能將經濟增長作為考量的唯一目標，還要權衡社會和環境的利弊，要兼顧生態、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性。輥輵訛發展如果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滿足少數人的意念或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只能是適得其反的結局。小說《塬上》中，縣長劉亦然為了年終考核時完成經濟指標而不顧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和制約條件，盲目地上高污染高消耗的煤化水泥產業，為了得到更多的財稅收入而沒有底線和原則地放縱企業違規違法生產。華塬老板任萬能投機倒把、鉆營取巧，瘋狂追逐利益是他的唯一目的。為了攫取利益，他賄賂上級，欺瞞百姓，強征暴斂，不惜冒著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強行開發僅有的煤炭資源。像劉亦然和任萬能這樣的官商代表，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追求體現著“唯利是圖”和“唯發展論”的時代弊病。我們常說，文學是現實世界的縮影，像劉亦然和任萬能之流們在現實生活中注定不是少數，為了眼前利益而殺雞取卵，不顧發展的制約性條件、掠奪式地開發人類為數不多的不可再生資源，在現實社會發展中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之事。無法否認，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類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非為了發展而發展。如果把發展作為了目的，必然導致發展的自足化和異化輥輶訛，進而是人性的異化和自然生態災難的發生。某種角度上說，發展其實是一種令人舒服的疾病，而且是一種不治之癥；然而人類正是因為眼前的舒服而看不到未來的災難。輥輷訛在《可可西里狼》中，玉樹州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提高當地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開發可可西里，這本身無可厚非。人類為了生存必然要向自然界索取必備的物質補給，但是當盲目、無序、無限地采掘金礦、獵殺野生動物時，當把經濟發展本身作為目的而開發可可西里時，便陷入了“唯發展論”的泥淖之中。每年開春之后，數以萬計的采金漢子和盜獵分子從全國各地涌向可可西里，他們利用現代化的開采和盜獵設備，毀滅性地蹂躪著可可西里的土地與草場。由于盲目而過度開采，西西可里的植被層被大量破壞，草地減少，野生動物被獵殺，綠地被沙漠化。同時，這種變化又使青藏高原的氣候反常，干旱、暴風雪、沙塵暴屢屢發生。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惡化又直接影響著其他地方的自然環境。顯然，當將發展作為目的時，社會發展便會在“唯發展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必將雙雙落入惡性循環的境地。我們必須對“唯發展論”保持清醒的反省和批判意識，必須警惕這種觀念給我們帶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可能帶來的自然和社會災難。其實，人類為了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欲望和需求是合情合理的，但這種欲望和需求一旦衍變為一種無限攫取的意識形態時，它將會走向它的反面，會給整個民族甚至人類帶來災難。輦輮訛因此，在社會發展中，我們理應協調好“發展”與“可持續”的關系，以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穩定、持久和持續存在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終極尺度，去評判和修正人類的生活方式、發展模式、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這或許就是慘痛的現實教訓給我們帶來的可資借鑒的倫理范式和價值意義。
三、對“科技至上論”局限的批判
發展與科技是一對形影難分的孿生兄弟。發展與科學技術原本是為了人類擁有更美好的世界和更幸福的生活，然而現代人卻在追求美好世界和幸福生活的征程中陷入了盲目發展與“科技至上”的泥潭。從社會發展來講，我們不否認以“工具理性”為核心的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和推動作用，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科學技術帶給我們的并非全是福音。科學技術上的每一次努力都旨在提供對現實問題的解決辦法，但同時也暗藏著反噬自己的種子。輦輯訛人創造了種種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卻陷于這些方法的網羅之中。有時，我們為之慶賀的新技術是一個經濟上的勝利，同時又是一個生態學上的失敗。輦輰訛如果不辯證地審視科技在生活中的作用與意義，我們將成為科技的間接俘虜。看看我們當下的“電腦控”、“手機控”和“汽車控”吧，我們發明這些新技術的初衷是為了便利人類的生活，然而今天它的意義和價值不能不說在某種意義上走向了它的反面，使人類的本質力量陷入單一化和平面化的風險之中。輦輱訛因此，與反思“唯發展論”一樣，我們必須對“科技至上論”時刻保持警惕的批判姿態，對過于倚重理性的“科學偏執論”或“科技至上論”持以辯證的審慎態度。某種意義而言，科學技術扮演著當下生態危機幫兇的角色。由于人類過于信仰科學，依賴技術，造成人類越來越脫離大自然，形成新的生存困局，科學技術極端化后便脫離科學造福人類的軌道，成為罪惡的幫兇。事實證明，科技在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功用，當代生態文學對此的揭露與反思屢見不鮮。在張煒的《刺猬歌》《古船》，楊志軍的《環湖崩潰》，鄧一光的《紅霧》，姜戎的《狼圖騰》，杜光輝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說等作品中到處可見科技充當人類征服自然幫兇的書寫。《刺猬歌》中，唐童從洋人那里買來的高科技“會放屁的機器”日夜不停、永無休止地向外界釋放著體內的毒氣，污染了自然環境也消殞著美好的人情人心。正是這種高科技的機器在短短幾年間使棘窩鎮從無邊的森林變成了不毛之地，使原本溫存而不失野性、魅惑而不失活力的棘窩鎮陷入死氣沉沉之中，棘窩鎮人的生存狀態和人生軌跡由此發生了偏離，曾經“風情野地”的生命活力被無情摧毀。《古船》中，一個象征著現代科技的放射性的鉛筒給洼貍鎮人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恐慌和苦難。小說講述了因礦區丟失一塊藏在鉛筒里的、具有無比危害性的米粒大的放射性物質，而使洼貍鎮人陷入了無限恐慌的故事。其實，給洼貍鎮人帶來威脅的不是遺失不復的鉛筒，而是現代科技的不可控性，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和自然環境的承受力。《狼圖騰》中，汽車、沖鋒槍、掃描儀、探測儀等是科技文明的象征，因此不管草原狼身姿有多么的矯健，它們有多么狡猾，它們的團隊意識有多么的強大，然而終究逃脫不了吉普車的追趕和子彈的飛射，躲避不掉掃描儀追蹤和探測儀的搜索，這些現代文明的產物使被稱作草原之王的蒙古狼的尊嚴蕩然無存。在作品《可可西里狼》中，槍支作為一種工業社會時代科學技術的產物，它的使用對在可可西里執行任務的測繪隊員的人身安全來說是如虎添翼，而對于人類要征服的對象——動物———來說卻是無法逃脫的可怕夢魘。面對狼即將到來的復仇，小說有這樣的敘述：“隨著一聲令下，三十七支沖鋒槍對著撕噬牛肉的狼群掃射起來，如同刮起一陣暴風。幾分鐘的功夫，那群狼全倒斃在牛肉附近，沒有一只逃竄。”輦輲訛狼苦心繁衍與經營幾十年的家族轉眼間被打成了一堆爛肉。狼的狡猾、多疑、兇狠在沖鋒槍面前頓失力量，在沖鋒槍的掃射之下，狼的生命與斗志微乎其微。如果說狼作為人的一種威脅性存在，人有理由剿滅它們，那么對人沒有任何威脅、作為人的非對立面的藏羚羊的被屠戮，則是人類貪欲的結果。為了得到藏羚羊皮，以王勇剛為首的盜獵集團利用藏羚羊分娩時無法逃命的生理特點瘋狂地殺戮著：“一百多支沖鋒槍發出暴風驟雨般的響聲，一波還沒有停息，另一波又遽然轟響。藏羚羊們還沒有清醒過來，就全部倒在血泊里。有的子彈穿透了母羚的身體，也穿透了母羚體內的幼羚，它們還沒有看到外邊是怎樣的世界就被殺死了。羚羊的血和小草的露珠羼雜了，清晨的小河上空彌漫著血的腥熱氣息。”輦輳訛作者潑墨這些文字刻意描繪羚羊慘死在人類沖鋒槍的子彈之下的場景不得不讓我們反思人類的貪婪、殘忍和利用槍支來滿足人類利益的無恥與無知。其實，在測繪隊員進入可可西里之前，也有零零星星的狩獵者和淘金者進入那里，然而并沒有給那里的生態和動物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隨著人類利用現代科技瘋狂地開發可可西里時，一切都改變了。科技一旦淪為人類為所欲為的幫兇，它必將給人類和整個自然世界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不顧生態環境的現代科技之泛濫成災使大地萬物遭受著無盡的劫難。張煒曾在《遠行之囑》中寫道：“人們在鬧市和郊區日夜焚燒和熬煉著什么，如林的煙囪吐著毒霧，無數的生靈很快就窒息了。人們還日夜不停地淘洗著什么，流出的臟水臭氣熏天，直接匯入河流和海洋，使龐大的水族急劇衰落。機器的日夜怪叫，地底、地表、空中，到處都是震耳欲聾的聲音，很多生靈不堪忍受，最后七竅流血……”輦輴訛放眼今日，人們對科技的盲目推崇與泛濫成災已使地球家園滿目瘡痍，自然萬物生靈涂炭，如再不對科學技術持以清醒的認知與合理的約束，那么人類的未來不堪想象。如果我們對之不采取客觀冷靜、科學審視的態度，那么科技的濫用不僅會誘導人類走上暫時勝利但最終失敗的錯誤道路，而且會使人類陷入超越自然限度、無視自然規律的虛妄之中。輦輵訛人類可以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出最現代化的高科技的裝備，如果合理有度地使用這些高科技的產物，那么它便是自然界的福音，無論對人類還是非人類，反之則將成為人類和自然界揮之不去的夢魘。綜而言之，生態文學創作與批評必須揚棄單一化的創作路徑與復制化的模式，改變從個體與自然的關系揭示生態危機之深重的路徑，重在從社會運行機制、社會發展模式及人類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來審視生態問題，深入思考生態危機產生與發展的內在肌理和外部環境，冷靜反思當下社會運行的機制與體制，審慎分析造成生態危機發生的社會根源與人類的思想文化。所以，社會發展中如果不反思現代科層化體制、批判“直線型”的“唯發展論”模式，不辯證地看待科學技術的雙重作用，不冷靜地處理人類的欲望，不協調好“發展”與“可持續”之間的關系，那么高唱建設生態文明、緩解生態危機只能是一句響亮而無力的口號。
作者：高春民 單位：洛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