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處理

因為中國財政政策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具有不亞于貨幣政策的影響，故而本文在構建VAR模型的時候，同時采用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區域經濟和區域物價水平等四個變量進行分析；并將樣本區間設定為1979-2010年。在變量選取上，可以從金融機構貸款額、M0、M1、M2、拆借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中選取適合中國的貨幣政策變量。基于中國貨幣政策的實踐經驗以及數據的可得性，選取M1為貨幣政策變量。由于M1數據從1990年才開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關數據由M0代替。財政政策變量用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增長率數據表示，并利用HP濾波處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貨幣、財政政策的目標為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所以用全國GDP和商品價格指數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價格指數作為貨幣、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變量。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1979-2010年的全國GDP、CPI、商品價格指數及M1、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人口數等全國年度數據；選取各省區的GDP商品價格指數、人口數等地區年度數據。GDP等樣本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對相關變量進行如下處理：首先，利用1978年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價格指數作為物價指數，將M1、省區GDP、中央政府財政支出變換為實際值。其中對區域GDP數據取自然對數并求一階差分，以得到平穩序列。為了剔除因人口增長快慢而扭曲的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以各省區的人均GDP作為區域經濟變量數據2。其次，與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區物價指數的平均值不同，我們以各個地區的實際生產總值占四大地區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總和的比重為權重，計算得到加權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價格指數（以商品價格指數1978=100為基準來求實際值）。這一做法提高了物價指數的精確度。最后，對各變量的實際值進行平穩化處理。

二、平穩性和協整檢驗及格蘭杰因果關系

（一）平穩性檢驗

利用VAR模型做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以及脈沖響應分析需滿足序列平穩性條件，故利用ADF單位根分析檢驗各序列的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表明，財政政策變量（CZ）、貨幣政策變量、四大地區物價變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區產出變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對數后的一階差分值滿足平穩性條件，且是一階單整的

（二）協整檢驗

結合單位根檢驗和各個變量的圖示，確定協整分析的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并利用AIC或SC最小準則確定最佳滯后階數，對各變量進行協整分析。說明，經過對數變換后的地區人均GDP（LNGDP）、物價水平、貨幣和財政變量間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因此初步判斷貨幣、財政政策與產出和物價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三、VAR模型及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一）VAR模型估計結果

對實證模型的選擇，近似主題的文獻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實證分析。雖然這些計量模型均無法準確捕捉改革開放后30年中的區域經濟結構與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變遷4，但考慮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參照同類文獻的做法有利于比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實證分析5。利用VAR（k）模型對貨幣量（M1）、財政支出（CZ）分別與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區域的人均GDP及價格指數進行分析。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則確定，分別為3、1、1、1。表4貨幣量（M1）、財政支出（CZ）與四大區域產出及價格VAR模型估計結果注：估計結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單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對貨幣量（M1）、財政支出（CZ）與東部人均GDP（SI_GR_DONG）、價格指數（SI_PR_DONG）四個變量之間的VAR（3）模型估計結果表明，前二個方程擬合優度稍小為0.72，后兩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較好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主要考慮后兩個方程的估計結果。貨幣量（M1）、財政支出（CZ）與東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價格指數（SI_PR_DONGBEI）四個變量之間VAR（1）模型估計結果表明，除了第四個方程擬合優度為0.73之外，其他三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差。為了分析完整性，對東北、中部以及西部區域也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貨幣量（M1）、財政支出（CZ）與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價格指數（SI_PR_ZHONG）四個變量之間VAR（1）模型估計結果表明，除了第四個方程擬合優度為0.63之外，其他三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差。貨幣量（M1）、財政支出（CZ）與西部人均GDP（SI_GR_XI）、價格指數（SI_PR_XI）四個變量之間VAR（1）模型估計結果表明，除了第四個個方程擬合優度為0.65之外，其他三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差。不過，VAR模型相對不那么在意擬合度和系數的顯著性問題。下面采用脈沖響應函數來描述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沖擊，對各區域人均GDP和加權平均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造成的動態影響

（二）脈沖響應函數及累計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別考慮狹義貨幣供應量（M1）及中央財政支出（CZ）變動在未來10年內對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區域人均GDP實際值、關于貨幣政策區域經濟效應，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區域在經歷貨幣政策沖擊之后，在第一年達到最大響應值，分別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從大小來看，“東部>中部>東北部>西部”。從區域經濟效應累計值來看，貨幣政策沖擊產生后，東部、東北部、中部區域在第二年達到最大累計響應值，而西部則第一年已達到最大累計響應值，分別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計響應值大小來排序，也得到了“東部>中部>東北部>西部”的類似排序。可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地區差異性并未隨時間而有大的變化。另外，中國貨幣政策對西部區域幾乎不產生影響。這點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是吻合的。關于貨幣政策區域物價效應，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顯著水平下，M1與中國各個區域的物價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而從脈沖響應分析結果來看，四大區域均在第二年達到響應峰值，分別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響應大小來排序，為“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雖然貨幣政策區域價格效應也存在地區差異性效應，但是其區域價格效應差異遠遠小于區域經濟效應。從上述脈沖響應分析結果可見，中國貨幣政策主要影響東部區域的經濟和物價水平，其次為東北和中部區域，對西部區域的影響比較小。有意思的是，中國財政政策區域經濟效應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為“西部>中部>東北>東部”。并且財政政策達到響應峰值時間也屬西部是最快的。不僅如此，財政政策累計效應也得到了“西部>中部>東北>東部”的同樣結果。可見與貨幣政策類似，財政政策區域經濟效應的地區差異性也未隨時間而起大的變化。綜合來看，上述關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區域經濟效應的地區差異性結果，為我們構建合理的且相互補充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提供了許多的可能性。這一結論和格蘭杰檢驗結果具有相互印證性6。關于貨幣政策的時差，在整個區域貨幣政策實施第一年達到效應峰值，除了西部區域之外，第二年累計效應達到峰值，第三年開始起效應變為負。財政政策效應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東北第三年、在東部第四年達到效應峰值。不難發現，雖然從財政政策效應的大小來看，西部區域效果最明顯，但其效果保持的時間較短。這可能與中西部區域支柱產業不足、區域競爭優勢較低、區域產業單一等原因有關；財政政策實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礎實施建設上，因而實行初期效果較明顯，但因缺乏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其后續拉動經濟的作用有限，導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時間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過財政政策尚無法充分彌補因貨幣政策實施所導致的區域經濟差距。有效發揮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為有力的產業政策的配合。

四、結論

本文利用Granger檢驗、VAR和脈沖響應分析等方法，對中國1979-2010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區域經濟效應”、“區域物價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證實了中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性。雖然對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區域經濟效應上具有地區差異性的發現，與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強調單一政策和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強調組合性政策對相關的產業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賴性。具體而言，貨幣政策區域經濟效應的大小排序為“東部>中部>東北部>西部”；財政政策區域經濟效應的排序恰好相反。貨幣政策主要影響東部區域的發展，導致區域經濟差距的擴大。這可能由貨幣政策實行之后，資金及生產要素主要流入到區域競爭優勢強、投資環境良好、產業收益率高的東部發達區域所致。與此不同，財政政策對中西部落后區域的影響較大，緩解區域經濟結構的惡化。但是財政政策對中西部區域的效果大卻短暫，無法提供該區域經濟發展的根本性解決方法；故而需要產業政策等相關措施的配套實施。另外，貨幣政策（M1）與各區域價格指數之間存在比較明顯的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其對區域物價效應的排序為“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區域價格效應差異遠遠小于區域經濟效應。從Granger檢驗看，財政政策（CZ）與區域物價指數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但脈沖分析則表明，財政政策的實行會帶來整個區域的物價下降。這可能是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建設上，會通過促進生產而導致總供給移動，最終導致了物價下降7。總之，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可能要比單一的財政或貨幣政策更為有效。應綜合考慮兩個政策在區域經濟效應與區域物價效應上的地區差異性，從而構建合理的且相互補充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由于財政政策尚無法完全彌補因貨幣政策實施所導致的區域經濟差距，故可能需要更為有力的產業政策的配合，以有效發揮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的調控效力。

作者：玄相伯 吳詩鋒 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