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歷史事件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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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1934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的文論與詩作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對此進行了文化心理解析。認為三個不同時期的心理格式具有符合于時代要求的不同特點，認為的由思維方式、情意格式、行動策略構成的心理格式無人能替代，認為文化通過特定機制成為個人屬性的行為成就最大。

關鍵詞：歷史事件；文化；心理

本文所說的歷史事件是特指從1934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的文論與詩作構成的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看，會議集中反映人們的意志，文論重點表達人們的認知，詩作主要表白人們的情志，會議、文論和詩作就構成了事件。歷史事件的文化心理解析關注會議、文論和詩作三類史實,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一、歷史事件的心理概覽

（一）1949年10月之前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會議首先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基本方針，會議要求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絕對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戰斗意志。1949年4月，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當時，中央軍委將這首詩電發前線，給戰斗中的全軍指戰員以巨大鼓舞。在這首詩作稍后幾日，寫了《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婉勸柳亞子“風物長宜放眼量”，要他繼續為人民政府出謀劃策。對人民解放軍的命令是“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對人民詩人是“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是同一個性的兩個側面，一剛一柔，宜、不可與防、長宜均表積極心理力，故而產生正向行動力。詩作情志就如此合諧地與會議意志相生，情意就這樣美妙與理意融和在一起，各自而又交織地催生行動合力，其間的人格間性與人際互動就和順地規約出來了。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會議為從根本上打到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奪取全國的偉大勝利，從軍事上、政治和組織等方面作了充分準備。會后，中共中央果斷地發起了三大戰役。三大戰役的徹底勝利，中國共產黨及人民解放軍高昂、激情、興奮、自信等積極情緒流淌而奮進，與之相反，國民黨反動派則心理上崩盤，挫敗、頹廢、悲哀、自憐等消極情緒彌漫而掙扎。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國民黨反動統治瀕臨崩潰。發表元旦“求和”聲明，后宣布“引退”。早就洞察其“以退為進”伎倆，4月4日為新華社撰寫了《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文章，也早已識破“劃江而治”政治圖謀，4月21日，和總司令《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何處去的指向和進軍全國的命令心理邏輯清晰、非常著力，寫就的文章充滿智識，理智感強大，沒有絲毫婉約情絲，行動意向具體實在。心理邏輯中的知情意關系順暢，行動力如傾瀉洪水，自然得意。23日南京全城解放，于是有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1947年12月，在歷史的轉折點，中共中央舉行了會議，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報告是打到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的綱領性文件，是“打到，建立新中國”的綱領。這是人民的絕對意志，這是人民的正確認知，這是讓人震驚的行動意向，這是唯物主義的大寫意，心理地圖是何等明確！1947年早些時候，有《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寫作《五律•張冠道中》時，已經幾年沒詩作了。前者作于撤離延安轉戰陜北途中，沉積無奈壓抑、表白沉重深邃、展示堅定頑強；后者作于中秋時節之收復蟠龍鎮后，柳暗花明，以反襯手法“以愁寫樂”，明快喜悅、歡欣鼓舞，由凝滯而喜樂。收復蟠龍鎮陜北戰局扭轉，是西北野戰軍進入戰略反攻的轉折點。從1947年的春到秋，從“張冠道”經“喜聞捷報”再到“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完成了一個從小轉折點到大轉折點的過程。讀《五律•喜聞捷報》可感，其實只是喜聞，心不見得有多喜。為何？是否主要是：經過或大或小的諸多張冠道，雖聞捷報，無奈中秋時節“故里鴻音絕，妻兒信未通”，戰友、家人均失去聯絡，在回憶轉戰陜北時說：“我們領導革命戰爭時，在全國，在中央決定問題的只有三個人，、和任弼時同志。”詩人憂思之情出來了，這是偉人的常人情態，高尚真摯態。凱歌奏邊城讓人喜樂，詩人卻念想著失去音信的同志，故而沉郁的憂思流淌著。而一旦家人團聚，詩人沉郁之思一掃而光，“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恢弘理路決然而突起，大轉折的理性完全蓋住了小轉折的憂思，心理行知網就是這樣辯證地編織。1947年3月召開的中央棗林會議決定，留在陜北轉戰中指揮全國戰爭，對扭轉全國戰局意義重大。認知正確、行動果敢、實踐成功，心理行知網完勝。

1947年2月在延安棗園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大革命高潮即將來臨的科學判斷，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會議作出了作好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思想和物質準備的指示。認知正確、理智情感適當、行動意向縝密。1946年不見重要會議，也不見詩作，一切都在落實已有意志行動中。1945年在重慶與談判。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表現出來的和平誠意和斗爭智慧令各界折服，更以其個人人格魅力妙批，《沁園春•雪》借與柳亞子而引起轟動，成為談判的和諧助力，產生廣泛深遠的積極影響。如此多嬌之江山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可惜即便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均輸文采、遜風騷，更不用說那只識彎弓射大雕的大汗了。“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該詞作于43歲的1936年，重慶發表時已52歲，剛過知天命之年。全詞盡顯英雄主義之磅礴大氣，是自信主義的反封建主義的英雄贊歌！心理格式沖擊力、穿透力無可比擬，知情意渾然一體，由此產生或引發的行動流瀉千里。與是年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為我黨經略東北，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基礎”相隨，爭取了更加廣泛的民意基礎，也與中共逐步確立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達成心理默契，心理知行網舒展地撒開了。1945年4月至6月召開了中共七大，七大“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七大還表明，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已經在全黨樹立起來了。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并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等，閉幕詞經會后潤色，以《愚公移山》為題發表，成為思想的經典作品。確立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七大的一個重要歷史功績，這是彪炳史冊的盛會，中國共產黨這一先進組織有了積極的理論自覺，由思想旗幟、《論聯合政府》與《愚公移山》構就的心理寶塔閃爍光輝，知情意行各要素謙和地統整，歷史就這樣無需其他理由地公開順暢向前運作，連帶著之前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心理歷史邏輯上完全勝出，史實已經得力地流淌著的個性人格和共產黨的組織人格，英雄愚公之風流因而不間斷派位。理論自覺標志著一座歷史豐碑聳立，這是的自我意識和共產黨的組織意識的共同作為。

（二）1945年之前1943年9月正本清源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召開，會議斷斷續續分三次進行，直到1944年5月才完全結束，連著1944年5月開始直到1945年4月結束、斷斷續續開了近一年的六屆七中全會，這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召開的特殊套裝會議。持續頭尾三年的兩次會議，這一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實際上是更加中國化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組織內的勝利斗爭，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這兩大主觀主義得到較徹底的清算，思想得到基本勝利，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達到一致并基本統一，王明仍然入選中央委員，避免了“一人向隅，舉座不歡”的不歡局面，為七大勝利而團結的召開奠基。1943年3月，寫了《五律•挽戴安瀾將軍》，以該詩遙奠忠魂，“壯志也無違”也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坦蕩胸襟和愛國立場。該詩用典莊重，發人哀思，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感召力。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會議，對六屆六中全會以后的中央領導機構和組織機構完成了大調整，完成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任務，推定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和宣傳委員會書記并兼任中央黨校校長。至此，中共中央的工作在名實上均由主持。會前，“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獲得了人民的最高贊譽。1942年5月2日至23日，親自主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并自始至終與會。座談會舉行過三次全體會議。座談會結束后不久，又發表了兩次關于文藝問題的講話。幾次講話的內容后來被整理出來，成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座談會和講話解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問題，從多方面探討了服務的途徑。之后不太久，文藝界經過整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呈現嶄新的局面，為抗戰的勝利、為創造“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三年后，1945年歌劇《白毛女》還被確定為中共七大全體代表演出的節目，《白毛女》在運動和解放戰爭中充分發揮了藝術作品的感染力量，起到了巨大的宣傳教育作用。1941年召開了消除王明遺毒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初步解決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對革命的危害之憂慮，王明從此一蹶不振。正確的心理格式戰勝了王明錯誤的心理態勢。1938年9月，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曾說：“六中全會在同志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王明的心理邏輯初步得到清算，全黨思想得到統一，的心理格式得到鞏固，已經強大到保證中國共產黨的事業迅猛發展。故而，后來回憶時對此全會評價極高：“中國黨在歷史上有兩個會議。一次是1935年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整個抗戰期間，鮮有詩作。情志讓步于認知和意志，滿滿的是行動。

（三）1937年12月之前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之前闊別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戰勝了手握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王明，王明發言未進決議，堅持了持久抗戰的總方針，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確立的戰略方針得以堅持。1937年5月召開了中央白區代表會議，支持劉少奇，制定了白區工作的正確方針，黨的白區工作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1936年12月，寫出《臨江仙•給丁玲同志》。親贊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極其親切感人，情感自然動人。1936年2月，寫出《沁園春•雪》。何時縛住蒼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行知心理網至此撒下一個巔峰。1935年10月，寫出《清平樂•六盤山》、《念奴嬌•昆侖》、《七律•長征》、和《六言詩•給同志》四首詩詞。《憶秦娥•婁山關》之后的，修復心情，恢復常情，留下清正之風。故而，誰敢橫刀立馬、三軍過后盡開顏、環球同此涼熱及至何時縛住蒼龍！一路灑脫，自信主義的就如此的流暢了，心理格式就如此富有生氣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由于王明“左”傾錯誤的嚴重干擾、的正確領導受到排斥，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陳云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指李德）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凱豐甚至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吧！”后來回憶說：“當然是，聽的話。說，不對，應該讓洛甫作一個時期。硬是讓洛甫作一作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作了。”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峰回路轉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實際上確立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的自我戰勝了錯誤的同伴的自我，其受傷的心理邏輯網得到補救，重新洋溢出其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心理力和行動力，偏執的教條思維受到批判。1935年2月寫出《憶秦娥•婁山關》，寫作該詞時，心情是“沉郁”的。這是長征途中少有的孤僻悲情之作。雖然富有勇氣的已經“而今邁步從頭越”！但是，“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意象悲壯極了，唯有從頭越！雄關過后博大的意象鋪開、整個的情緒彌漫，詩意十足，情意統御整個心理格局，終于大泄而大快。1934年到1935年，寫出《十六字三首》，盡顯山之風骨，折射作者胸襟，豪放瀟灑，氣韻天成。極其濃縮，極其宏偉，極其超凡，情意傲然，心理網網住整個所有，極具活氣快感。1934年7月《清平樂•會昌》，被養病的只好“風景這邊獨好”了！所有的知情意行統統被其從容有度的樂觀心所覆蓋。

二、歷史事件的心理要點

從1934年到1949年的15年間，黨的會議、的文論與詩作是不均衡的，總的看是不偏離標的——風流人物縛蒼龍。1934年至1937年作為本文的一期，計4年；1938年至1944年為二期，計6年；1945年至1949年為三期，計5年。

（一）文論、詩作和會議在各時期所占比重根據以上概覽，文論、詩作和會議在各時期所占比重分別如下：1.1934-1937：0、9、5；2.1938-1944：1+1、1、7；3.1945-1949：7、5、7。可見，不同時期，黨的會議和的文論、詩詞比重各不相同，而且，總的看，會議最多、其次是詩詞、文論最少。對應相應時期的事件，大體可看出基本情況：斗爭復雜、完全領導時，則會議、文論、詩詞均多，斗爭復雜、受排擠時，則會議較多、詩詞最多、文論直接無；斗爭復雜、領導受到擠壓時，則會議多，文論、詩詞均少。如此看來，斗爭復雜與否，直接影響會議的數量。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自誕生以來存在的環境條件就沒有不復雜過，所以會議總體數量居第一位。詩詞數量居第二位，受排斥時數量最多（同時文論數量最少），可見其內心之強大，足見其調適能力之良好、之靈活。而且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雖領導但受擠壓時，其文論和詩詞均少，看來是否采用“用事實說話”的策略呢？黨內斗爭的對手畢竟也還是同志呀！需要講究方法呢！另外，《沁園春•雪》從寫作到重慶發表，從不惑之年到知天命年。從內心自我強大到被普遍認可強大不容易，這很需要一個強大的組織合力作支撐。

（二）各時期文論與詩作之比三個時期，文論與詩作之比分別是：0、1（2）、1.2，總的比例是3/5。可知，即使是風流人物，也有暫不被風流的時候。文論那是領袖人物的思維貢獻，詩詞可以是普通人的作為。受排斥加上受擠壓的，其時文論就較稀疏，如此則流轉詩詞，這也就是一個偉人的心理流向。況且，文論是要對組織負責的，這更加加劇了文論的嚴肅性。詩詞卻有所不同，它可以是偉人純粹自我的舒展。當然，一旦穩居領導地位而又心情舒暢，其詩詞又可轉化出文論般進取效益，《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與《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相應長，發揮了極致作用。如果文論遠遠少于詩詞，那就失卻風流人物的本真了。文采、風騷亦即文與質要相應彰，的心理是很正道的。1期，文論0，詩詞9。此時沒有時機論文，論文客觀上不允許，主觀上存有糾結心，不好作文。詩的涌動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須的。2期，純文論1，詩詞1。文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詩詞為《五律•挽戴安瀾將軍》。一文一詩，平衡。持久戰的嚴峻形勢，少抒情、多做事。3期，文論7，詩詞5，文論超詩詞！風騷范的風流人物使然。正確的認知加豐滿的情志加強大的意志再加得力的行動等于全面勝利！心理格式流暢得很。以上也就是各時期心理格式的基本特點。

三、文化心理解析的三點結論

是一個巨型文化符號，是一個極富意義的心理意象，可以是充滿沖力和韌性雙重的歷史性榜樣。他汲取傳統又超越傳統，文化特質經過實踐練就轉化而來的心理格式是其永恒魅力所在。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自覺侵染、汲取、消化傳統文化，廣泛吸收世界先進文化。高雅的、大眾的文化傳統都涉獵，文化之于他，絕不是華麗的外表，而是妙用之要義。從其早年1906年的《五古•詠指甲花》“我獨愛指甲，取其志更堅”就顯示了其與陶淵明、周敦頤不同的旨趣。廣收世界優秀文化亦是其特色，1909年的《七絕•改西鄉隆盛詩贈父親》就表露其云游求學、踏遍青山的凌云壯志。痛恨囫圇吞棗的思維方式，力主實事求是。教條主義既是一種理論形式，也是一種思維方式，還是一種工作方式，是一種立體的心理格。提倡并踐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是立足于中國實際與實踐的立體心理場，是基于中國革命實際歷史事件邏輯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化用，并往往親和人民群眾。可否作如此比喻：“這一支‘社會治療’社群，是唯一能將馬克思、維果茨基與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整合成社會實踐的改變理論的社群實踐，這朵‘奇葩’，十分值得認識。”中國共產黨人是唯一能將馬克思、與傳統文化思想整合成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偉大斗爭！忠于中國革命實踐、化作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于一體的大應用邏輯。不是尋找理論出處、不是搞“學術”，而是服務于成功的革命操練，是服從于人民群眾福祉的戰斗操作，這樣指戰方可。維果茨基“文化通過特定機制成為個人屬性”的觀點用于十分貼切，革命斗爭實踐及其轉化就是其中的關鍵機制。如此知行情意的歷史大寫意只有的心理格式才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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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先如 單位：龍巖學院師范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