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茶詩的豐富性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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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種類的茶香味各不相同，或清新優雅，或濃郁雋永，隨著沖泡時間的長短，同種茶的茶味亦會有所差別。正是由于茶香的千變萬化、不拘一格，文人才會對它更加喜愛。蘇軾茶詩中有種茶、焙茶、煎茶、贈茶的風俗。在貶謫黃州時期，蘇軾生活困頓，便在居所附近的東坡之上開荒種田，并親自栽種茶樹。從“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對茶的喜愛程度，即便是在溫飽堪憂的當時，仍是難以舍棄。被貶惠州時，蘇軾也在住所白鶴嶺上種植茶樹，并作有《種茶》一詩，表達自己沉醉在品嘗自種新茶的喜悅之感。此時的詩人，忘卻了仕途困頓帶來的生活困窘，于窘迫之中仍能悟得茶之于詩人的精神愉悅。“火前試焙分新胯，雪里頭網輟賜籠”寫的即是焙茶的風俗。

飲茶之前需煎茶，也就是煮茶，對水和火都是很有講究的。“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就強調了煎茶用水的重要性，惠山泉水澄清甘冽，佳茗美泉相得益彰。蘇軾的《試院煎茶》中形象地寫出了詩人煎茶的過程，“蟹眼”和“魚眼”指的是沸水中氣泡的形態；“松風”是水微微沸的聲音，從水沸的氣泡和水鳴的聲音判斷出煎茶煮水的程度，再將茶投入茶碾之中碾成“蒙茸”，“繞甌飛雪”更是形象地寫出了詩人高超的投茶技巧。在《汲江煎茶》一詩中刻畫了詩人煎茶前親自到江邊釣魚石上汲取深江清水的場景，更兼提出了對煎茶用水的選擇標準。“清”是飲茶用水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水質清澈純凈，才能正確反映出茶葉的色香味。“活水”比之池水、塘水更加自由不羈，也更契合詩人渴望在飲茶中得到心靈解脫的意愿。

在蘇軾的筆下，茶更有助文思、戰睡魔，甚至有醫病的作用。《汲江煎茶》和《試院煎茶》中都反復提到“枯腸“”撐腸掛腹”，均是借用了唐代詩人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中“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之意，點明了飲茶清醒神智，有助于文思泉涌的功效。在《贈包安靜先生茶》中詩人想象奇絕，以“雪見羞”來描寫茶湯潔白勝雪，更強調建茶極大的提神破睡功效，東坡先生喝了可以“調詩腹”，居士飲罷可以“戰睡魔”。《寄周安孺茶》中也有“破睡速”的說法，東坡先生偶然登上天峰山麓，采得山茶，自制自藏，自煎自飲，不必也不能比較其優劣，只是喜愛它能破昏睡而醒神智。古人云“：茶益文人思。”茶可以幫助詩人捕捉創作靈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茶有提神醒腦的功效。在《游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師壁》中，蘇軾更是以極大的熱情贊頌茶的祛病功效。蘇軾茶詩中展示的眾多宋代茶俗，直接反映了北宋茶風之熾。茶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茶事、茶俗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宋代的茶文化較之唐代更臻于成熟完善，茶作為一種豐富的載體，不僅僅只是滿足人們的“口舌之欲”，更重要的是它進入了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成為他們追求藝術化生活的重要途徑和手段，顯示了茶文化獨特的韻味與風采。

高尚品格的象征

以茶喻人。茶之性平和而蘊藉，清靜而韌，茶圣陸羽的《茶經》中云：“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在中國，茶不但反映了各種社會文化風貌和人文精神品質，而且茶品與人品是相通的。蘇軾認為，茶有高潔的品格和德性，最似君子。詩人最為著名的茶詩《寄周安孺茶》中曾稱茶“剛耿“”廉夫”，盛贊了茶纖塵不染的剛耿之性和不受微穢褻瀆的廉潔之心。《和錢安道寄惠建茶》中更稱贊建溪所產之茶別有不同，具有“君子性”，而且“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建茶之妙在于骨鯁正直的君子性情，既可愛可親又不可輕慢，使人肅然敬之，其骨體清秀而中和純正，茶味悠長雋永，令人回味。茶既有堅韌敦厚的內涵，又有森然颯爽的英姿，這正是作者眼中的君子風范。更與“空有名”的草茶作比較，以建茶比君子人格，以草茶比小人品格，褒貶自是分明。蘇軾對剛直的君子人格十分推崇。他在《講田友直字序》中曾寫道剛直者的可貴，與其得成上千個唯唯諾諾之人，不如得一個敢于真話直說的士。君子者，有獨立不倚的人格精神，有凜然剛正的浩然之氣，有寧折不彎的剛毅氣節。這是蘇軾理想的君子人格，也是他踐行的行為標準。在新黨舊黨之爭中，蘇軾直言敢諫，以至于屢遭排擠，甚而被構陷下獄，即便如此，詩人依然是敢為敢言不失剛勇，其剛直之節、仁勇之謀足以稱譽后世。蘇軾的茶詩中，茶品與人品得到了完美的結合，茶清和淡泊、剛韌不屈的品格也正是詩人堅韌敦厚的君子風范的象征。

折射社會現實的工具

蘇軾有開闊的政治視野，充滿人道主義的憂患意識，敢于揭露政治的弊病和社會矛盾。他的茶詩成為折射社會現實的工具，對封建酷吏的批判、對民生多艱的哀嘆，充滿了強烈的批判精神，同時也體現了他仁人愛物、悲天憫人的情懷。在《荔枝嘆》中，詩人先以紀實的手法追憶漢唐時供奉荔枝龍眼的舊事，統治者為了嘗到新鮮佳果以至于“顛坑仆谷“”驚塵濺血”，貢荔枝禍民之烈可謂觸目驚心。然后以“君不見”三個字將嘆荔枝引到嘆茶葉，由歷史的揭露轉到現實的批判，使人想到貢茶的背后也是“驚塵濺血“的慘狀，對當朝大臣“爭新買寵”表達了極大的憤慨。詩人深刻地批判了歷史上的統治者驕奢淫逸、勞民傷財的罪行，并且毫不留情地抨擊了當朝熱衷貢奉茗茶的朝廷重臣丁謂、蔡襄之流，揭露其“爭新買寵”的貪鄙心態，并對百姓遭受的禍害表達了深切同情。他不無激憤的大聲疾呼“天公”，不要出產這些滿足口腹之欲的“尤物”給百姓帶來禍害，看似是對上天說話，是呼吁，實際上是對統治者的控訴。詩人借諷古來刺今，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精神。“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和“千團輸大官，百餅炫私斗”等句都真實地反映了茶農們采摘貢茶的艱險辛苦，并揭露了官府欺詐茶農，橫征暴斂的惡行。蘇軾在他的茶詩中寄托了對人世、蒼生的極大關注和熱情關懷，詩人的赤子之心和不懼的斗爭精神表露無遺。蘇軾對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認識，也具有現實主義的切膚之感。他借詩歌干預生活，反映民生，針砭時弊。他的茶詩閃耀著人道主義精神的光輝，呈現出詩人對社會、對人生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歷史真實性。

隨緣自適的人生智慧的體現

茶是大自然的靈品，具有平和、恬淡、耿直、高潔的品性。它的清高而獨具靈性不僅有助于文人修身養性、陶冶情操，更能超脫世俗羈絆，尋求自由的精神家園。蘇軾的茶詩中，更多的是借飲茶獲得心靈的超越，在茶境中追求適意，從而體現出詩人隨緣自適的人生態度。蘇軾曾在《自題金山畫像》中自嘲地寫到自己的數次貶謫，并不乏黑色幽默的稱之為“平生功業”，盡管一生坎坷，卻能怡然自樂、萬事隨緣。蘇軾在《和蔣夔寄茶》中提出自己“百事常隨緣”，“隨緣”就是能隨遇而安的心態，有了這種涵蓋天地萬物的心態，便可無往而不適。因為蔣夔的“窮旅不自釋”，所以蘇軾寄詩給他，希望他能在茶中體味到人生萬事應隨緣的心境，把心置于物外，保持一份超然態度來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烏臺詩案”以后，蘇軾進一步接受佛家思想。被謫到黃州后，佛書成了他解脫痛苦撫平創傷的一貼良藥。蘇軾學佛并不執意追究“信”與“不信”，而是取佛理運用到自己對人生、命運的思考上，從而求得對人生真諦的頓悟。蘇軾與僧侶、禪師交游酬唱，以茶參禪，其后的茶詩具有了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涵，也促使詩人走向了清凈澄明、寧靜超然之境。

《寄周安孺茶》寫于詩人謫居黃州之時，盡管這時蘇軾遭受了人生中的重大打擊，但詩中沒有悲觀厭世的沉淪，沒有滿腹牢騷的憤慨，面對自己的窮達沉浮，詩人一片樂觀和豁達。在詩歌中他熱情贊美茶歷史的悠久，是“靈品”而非“凡草木”，深受文人雅士的喜愛。高人逸士的愛茶不僅因其可以雪人昏滯，更因其品性、情趣和真味，因其有著高潔的德性。于是好茶一杯深深品味于午窗睡足之后，“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更是寫出了品茶可以抒發一己之性靈，忘記美惡，萬事不強求的脫俗之功。人間炎毒而人世局促，山茶一杯，神清意爽，困臥北窗風下，無拘系羈束，飄飄欲仙，從而獲得了對局促人生的超越，對自身有限生命的超越。這是一種輕榮辱、忘得失、淡浮沉的心境，是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是置心事外、隨緣自適的超然心態。蘇軾被貶儋州時作有《汲江煎茶》詩。在這幅汲江月夜煎茶圖中，詩人細致地刻畫了自己從汲水、煎茶、斟茶、飲茶到聽更的全過程。此時的蘇軾已經六十多歲，流放瘴癘之地的海南，詩人在《到昌化軍謝表》中曾哀嘆子孫皆以此次貶謫為死別。更兼貧病交加，困苦不堪，身邊只有幼子相隨，生活環境極為惡劣，可謂是詩人人生的最低谷。但詩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大瓢貯月、小杓分江的豪邁情思，是雪乳翻煎、松風如瀉的點茶之藝術美感，是寂靜月夜下坐聽更聲的悠遠澄明。茶成為詩人困頓中解脫自我的憑借，茶的淡然滋養了他的身心，平撫了他的憂傷，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師益友。茶是精神的慰藉，更是安放心靈的所在。“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飽含著東坡對待人生“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超脫。《九日尋臻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寫詩人飲茶之后，塵心全無，只想泛一葉扁舟尋禪訪道的超脫之意，是一種了無掛礙的心理狀態。“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更以一種安閑的心態，超然曠達的情懷忘卻塵世的風波和政途的坎坷，是一種超然物外的心靈恬適。蘇軾借茶淡忘政治斗爭和仕途失遇所帶來的痛苦，在飲茶中忘卻塵世，在參禪中體悟世事如夢似幻，擺脫了外在環境的役使，看透了世間名利和傾軋，便可以超然自得，物我兩忘。

蘇軾一生坎坷，甚至顛沛流離、貧病交加，但他卻從不妥協氣餒，以豁達的心胸坦然面對世俗的困苦艱辛。詩人用詩歌和人生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從茶、泉中得出的人生感悟，秉承超脫世俗的人生態度，超越虛無的功名利祿，從而啟迪來者，能超越人類肉體的局限性，而達到精神上的自由，在世俗苦海中灑脫曠達、樂觀怡然，隨緣自適。蘇軾的茶詩內容豐富，無論是種茶、煮茶，還是品茶、詠茶，無不是“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江行唱和集序》），并且以茶安命，體現了蘇軾獨特的生存智慧。（本文作者：楊蓓蓓 單位：鄭州旅游職業學院基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