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復制在技術發展不同階段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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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以下稱《伯爾尼公約》）1967年文本首次明確規定了復制權的保護。實際上，在斯德哥爾摩文本修訂中，與會者更加關注的是對復制權的限制，而不是是否應規定復制權的問題。當初為籌備1967年斯德哥爾摩修訂會議，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BIRPI）與瑞典政府聯合設立了一個研究小組。該研究小組在1964年的一份報告中提議增加一個涉及復制權限制與例外的原則性規定，其原因在于若需要在公約中增加有關這一主題的一般性規定，就應對一些有關復制權的例外找到一套令人滿意的規則。研究小組指出：原則上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重大的經濟或者實際重要性的利用作品的方式應當留給作者。在這方面可能給作者加以限制的任何例外都是不可能接受的。當然，也應注意國內立法中已規定了各種不同的公共文化例外，不要寄希望于在現階段可以預見的范圍內取消這些例外。研究小組允許成員國就權利的行使和限制施加一定的限制，但應限于為了特定的目的，而實現這些特定目的不應與作品展開經濟競爭。這些特定目的如：私人使用、曲作者對歌詞的需要、盲人的利益，如果沒有特定的目的則不得自由復制。1965年，經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召集，成立了一個政府專家委員會。委員會對首次在公約中設立復制權以及同時規定復制權的限制的合理性問題進行了討論。委員會認為：若修訂會議希望在公約中明確地承認復制權，就應當同時規定合理的例外。但基于成員國國內立法很多已經規定了例外，故在規定復制權的情況下，需要規定一套新的例外規則，這顯然與上述研究小組的觀點是相吻合的。為此，委員會又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解決這一問題。工作組提出了確認復制權的條款，同時規定了限制與例外的原則，即：一是私人使用，二是為了司法或者行政目的，三是在復制不違反作者的利益也不與作者的正常利用相抵觸的某些特別情況下。這一建議得到了委員會的肯定，為下一步正式起草奠定了基礎。最終的斯德哥爾摩修訂會議報告對復制權限制與例外的規定體現為《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規定，即：“本同盟成員國法律得允許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復制上述作品，只要這種復制不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無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會議報告認定，“特殊情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所涉及的使用應當具有一個明確的目的，而不能是泛泛的例外；二是關于該目的應有特殊內容，即被明確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者其他例外情況證明具有正當性。②1971年巴黎會議對該規定做了進一步說明，其中特別強調任何國家不得放棄對復制權的保護，而且規定的例外應有合理的依據、不得任意使用，成員國法律應保障給予的保護。對復制權限制施加限制性條件，這在學理上又被稱為著作權限制的反限制問題。反限制規定更加深刻地反映了著作權法對著作權保護與實現公共利益之間動態平衡的考量。《世界著作權公約》則規定在適用合理使用對著作權進行限制時，有關當事人應當保障著作權人的各項權利得到合理且有效的保護。

除了上述著作權國際公約規定外，在保護鄰接權的《保護表演者、唱片制品制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即《羅馬公約》）和《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錄音制品被擅自復制公約》（即《錄音制品公約》）中也在確認復制權的同時，規定了對復制權等權利限制的條款。就《羅馬公約》而言，表演者權包括準許或禁止他人廣播或轉播其表演實況，但專為廣播目的而演出者除外；準許或禁止他人錄制其未被錄制過的表演；準許或禁止他人復制載有其表演內容的錄制品，包括錄音、錄像和其他錄制品。唱片制作者權包括許可或禁止他人直接或間接復制其唱片。廣播組織權包括許可或禁止同時轉播其廣播節目；許可或禁止他人錄制其廣播節目；許可或禁止他人復制固定后的節目載體。這些權利是以復制權保護為核心的。《羅馬公約》第15條則規定了可以不經權利所有人許可，也不向其支付報酬的四種例外情況：私人使用；在時事報道中少量引用；廣播組織為編排本組織的節目，利用本組織的設備暫時錄制；僅為教學或科研目的而使用。根據1961年羅馬外交會議記錄，在制定該公約的基礎提案中就涉及包括對復制權在內的限制與例外。瑞士提交了修正案，針對私人使用，建議在使用表演、錄音制品和廣播時，只有為個人或者私人目的復制錄音制品和空中廣播，而且這種復制或者錄制不具有營利目的的第三方使用或者向其提供才具有合法性。③不過，與《伯爾尼公約》第9條規定了復制權限制與例外的原則不同，《羅馬公約》只是一般性地規定為私人使用而進行的復制屬于權利限制與例外的范疇。原因在于，在簽訂該公約時私人復制行為還不夠普遍，對權利人利益的影響還不夠明顯。后來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則將《伯爾尼公約》第9條關于復制權限制與例外原則拓寬到著作權之下其他所有權利。這一規定無疑對復制權以外的著作財產權的限制與例外施加了條件，有利于對著作權人利益的保護，而且也使得Trips協議與《伯爾尼公約》之間在調整著作權限制法律關系方面能更好地協調。

復制權的限制體現于在一定的情況下復制著作權人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也不需要支付報酬，或者雖然需要支付報酬，但不需要獲得許可等形式，即體現為合理使用、法定許可等形式，其中也可以包括強制許可形式。根據復制的目的和復制的主體等標準，則可以分為出于私人目的的復制和出于商業性目的的復制等。其中像公共圖書館的復制從形式上看既非私人復制，也非出于商業性目的的復制，但由于其復制一般是為公眾提供服務，其中有的是直接應讀者的要求復制作品的，而讀者要求圖書館復制一般是出于私人目的。因此，非商業性圖書館復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間接涉及私人復制。私人復制作為復制行為之一，很好地體現了復制權保護與復制權限制的對立統一關系。由于不同技術發展階段其對著作權人復制權的影響不同，考察涉及私人復制的復制權限制問題時，需要結合相應的技術階段加以探討。

（一）私人復制的基本概念、特點與性質

1．私人復制之概念。在討論私人復制之前，可先明確其定義。“復制”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仿造原件（多指藝術品）或翻印書籍等”。“私人”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有三種解釋：一是指個人或以個人身份從事的、非公家的；二是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三是指因私交、私利而依附于自己的人。顯然，私人復制中的私人我們應作第一種理解，即指個人的、而非公家的。由上可見，私人復制是指：個人仿造或翻印書籍，在著作權中更多地指個人仿造原件或翻印書籍。在現實生活中私人復制的對象非常廣泛，包括書籍、音樂、電影、軟件和其他享有著作權的可復制的作品。私人復制在理論上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有觀點認為，私人復制也指作品私人使用行為，“私人使用行為是指在私生活領域內私人以及與該私人有關的人使用作品、制作復制件或者讓他人制作復制件的行為”；④有觀點認為，私人復制與私人使用并不是同一概念，“私人復制是指僅復制一件受著作權保護并包括某個資料（雜志、報紙等）中的作品的簡短片斷或某些孤立的作品，僅供復制者個人使用（例如研究、教學或娛樂）。私人使用除復制之外，可以包括對一部受保護作品進行改造（翻譯、改寫、音樂改編等）”；⑤有觀點認為，私人復制是指個人或者家庭，為非商業性的、供自己使用的目的而復制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行為；⑥有觀點認為，私人復制只能是作品的片段；完整的定期出版物，雜志的定期出版物，雜志和全書的復制，以及某些種類的作品的復制不允許，否則這種復制將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⑦還有觀點認為：私人復制，其指個人或家庭及類似因密切關系而組合的少數人團體為非營利的、供自己使用的目的而復制他人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的行為。⑧在《伯爾尼公約》和一些著作中，其專指非權利人為個人目的使用的復制行為，這種復制在性質上具有非營利性，在數量上為少量，同時沒有給著作權人的利益造成損害。⑨例如，為伯爾尼擬定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準備的工作文件分析了為個人目的使用各種設備進行的私人復制。文件指出，依照《伯爾尼公約》的規定，對于出于私人使用目的的任何例外和限制均應適用公約第9條第2款規定的一般標準。工作文件也定義了私人復制的概念，即它是指在私人場合（也就是不向公眾開放的場合，典型的如家庭）所進行的復制。該定義雖然沒有指明私人復制的非營利性，但應可推理其具有非營利性質。私人復制在我國并不是一個法定概念。我國2001年修訂的《著作權法》第22條第1款的規定“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發表的作品”，是“私人復制”存在的法律盾牌。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私人復制系指：為自然人學習、研究、欣賞等目的對著作權作品進行復制。由于私人利用新技術復制作品付出的代價小于實際購買著作權作品所付出的代價，單個私人復制行為并未對著作權人利益造成實質上的影響。具體而言，私人復制的目的是基于自然人自身學習、科研、評論等非商業性使用目的，而非自然人作為公職人員代表單位的職務行為。在關于私人的探討中，應注意家庭一般被納入私人的范疇，家庭成員之間的復制交流屬于這里所謂私人復制的范圍之內。不過，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將家庭使用納入私人復制中。綜上所述，私人復制是基于個人使用的非商業性目的而復制他人著作權作品的行為，是為個人使用而少量地重復再現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這里的私人，強調的是復制行為的目的和性質的私人化。

2．私人復制之特征。為私人使用意味著基于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的目的，少量復制作品并且不進行廣泛傳播的行為。從上述對于私人復制概念的介紹中可以看出，私人復制一般應具備以下特征：（1）復制性質的非商業性。這意味著復制并非為了商業經營，而是為了私人消費性使用。為商業經營而復制不屬于這里的私人復制，因為商業經營復制事實上損害了作品著作權人的市場利益，屬于顯而易見的侵權行為。著作權法設定的初衷就是利用一定期限的市場利益的壟斷激勵作品的創作，以市場資源配置的手段促進文化的繁榮。可見，商業復制的利益本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2）復制目的的私人性。復制的目的是為了私人的使用，包括學習、研究或者個人欣賞等。為了學習、研究而復制他人作品是私人復制的基本內容，但對于個人欣賞則隨著復制技術的發展而出現了不同看法。在作品的市場交易中，個人欣賞是市場交易之所以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說，個人欣賞實質是作品市場交易的終端。因此，個人欣賞實質上是與商業經營相關的。但是，在復制傳播技術不發達之際，個人欣賞是商業復制之所以能夠形成市場的前提，因此，允許基于個人欣賞的復制不受作品權利人控制，有利于作品市場的開拓。另外，要完全將個人欣賞的復制控制于權利人手中，事實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它可能妨礙社會文化的傳播。另外，傳統復制技術條件下，復制設備的投入很大，由于資金和技術的限制，大量復制技術難以被私人掌握僅僅用于私人復制，因此私人復制的成本很高，導致私人復制作品在很多情況下不如直接從市場上購買作品。基于此，個人欣賞的復制在傳統復制技術條件下是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一般不受權利人控制，但在網絡環境下這種規則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在數字網絡環境下，數字復制技術將私人復制的成本幾乎降低為零，網絡復制已經成為欣賞作品很重要的途徑，甚至成為一部分群體最主要的途徑，如果不對基于個人欣賞的復制加以約束，因此而導致權利人的市場損失是難以估計的。在此現實狀況下，各國紛紛修改了關于個人欣賞的著作權法規定。但事實上，對于個人欣賞沒有法律可以做到完全交由權利人控制。因此，還是有一部分需要留在私人復制者手中。（3）私人復制的數量限制。私人復制的目的是個人的使用，因此作品復制的數量應受到限制。私人復制是對個人文化交流自由的一種保障。但在現代著作權制度體系下，私人復制不能過分搶占權利人的市場份額，因此關于復制數量的規定就成為必需。另外，既然是個人使用，也不可能需要很多復制件，無論是個人的學習、研究還是欣賞，其實所需要的復制件是很有限的。如果超出一定的限度，是否將復制件用于其他用途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在關于私人復制的法律規制中就有復制數量的限制，例如德國《著作權法》規定私人復制數量不超過7份。

3．私人復制之性質的不同認識。目前，關于私人復制是否應當自由而不受著作權人的約束已經出現了激烈的爭論。權利人和社會公眾由于所站的立場不同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例如，著作權人和代表著作權人利益的集團認為，所有或者幾乎所有未經授權復制著作權作品的行為，不管是私下的還是公開的、商業性的還是非商業性的，都屬于侵權行為。私人使用目的復制具有消費性質，而這種消費本來是應通過正常的購買途徑獲得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的，因此很難符合合理使用的條件。允許私人復制合法化，將造成人們一種錯誤的思維定勢，為此有必要建立一種相反的規則和原則即私人復制作品的行為不一定合法，應采取必要手段使著作權人實現對其作品的商業性控制。⑩支持著作權人的觀點的理由是：第一，根據著作權法，控制作品復制的權利由著作權人專有。第二，數字技術使得一般公眾都有機會從事大量的侵權性復制行為，并且這種行為數量還在不斷上升。這種復制行為不易發現，但不能否認其非法性。第三，合理使用僅僅是面對侵權指控時的消極抗辯，而不是社會公眾享有的積極權利。一般公眾大多主張，所有或者幾乎所有非商業性私人復制著作權作品的行為都是合法的、屬于合理使用，不需要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支持公眾觀點的理由包括：第一，公眾利益論。美國最高法院在1948年索尼案的判決中明確指出，應推定非商業性私人復制行為屬于合理使用。“不必為了保護對作者創作的激勵而禁止對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沒有明顯影響的私人復制行為，對這種非商業性使用作品的禁止只會阻礙人們獲得作品的思想，而不會帶來任何收益。”第二，市場失靈論。認為從許可私人復制所獲得的收入很可能要低于為達成這類許可協議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因此不如將這類復制行為認定為合理使用。第三，私人復制的對象有些屬于人們合法購買的作品。例如，將CD上的音樂復制成MP3格式以便在外出時播放，消費者一般都認為購買作品復制件所支付的價格隱含著著作權人的默許，即著作權人知道或者理解有些消費者可能會為了私人目的復制這些作品。第四，著作權人無權干涉發生在私人領域的復制行為。要建立起一套著作權執行制度，將著作權之手伸向人們的家庭范圍之內并要求人們出示其所擁有的包括作品在內的所有信息的收據或者許可證，這需要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且，著作權效力向私人領域的延伸與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利益相沖突，這些利益在歷史上對信息政策諸如言論自由、保護隱私、競爭政策和百家爭鳴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樣，著作權人只能放棄對私人復制的控制，這也許是生活在自由社會不得不支付的代價。第五，合理使用不僅是一種消極抗辯，更是社會公眾享有的一種積極權利。著作權法只是授予著作權人在有效的時間內的有限權利，而將所有其他權利包括合理使用的權利留給了公眾，這已經成為著作權保護史上一脈相承的傳統。美國最高法院指出，如果著作權法要實現其促進知識進步的憲法目標，就必須為合理使用留出合適的空間。

私人復制面臨的技術和市場環境的變化，也使得著作權學者在法律上思考如何給予更合適的著作權限制形式，私人復制補償金制度無疑是在制度上的一種應對措施。除此之外，國外有學者提出的改變責任規則的觀點也頗具見地。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菲舍爾在《重構合理使用》一書中提出了責任規則和財產規則的替代就是一例。他主張可以采取法定許可、權利補償金等形式取代責任規則。不過，無論技術如何發展，關于私人復制的定位，在兩大法系國家具有不同的特點。日本、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將私人復制定位于對著作權中財產權的限制形式，當某種具體的私人復制行為符合立法規定的要求時，私人復制即被認為是一種合法的復制行為，甚至被認為消費者的權利。在美國、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國家，基于任何一種私人復制行為都被認為應納入著作權人復制權的范圍，私人復制也不例外。除非私人復制符合合理使用的要件，它被當做一種特殊的侵害復制權的形態加以討論。

當然，在一般的理論層面，私人使用性質的復制被納入合理使用或者著作權限制或例外的總概念中，這是沒有問題的。正如國外有學者指出的，無論在哪一體系，這一例外存在的原因是由于這種復制不會對作者造成任何損害，因而是可以容忍的。在具體的立法構建上，則各國存在差異，如有的國家法律要求在復制件上指明作者姓名和出處。在法國法、一些非洲國家法和西班牙法不僅要求具有私人性質，而且不能用于集體使用，從而否定了企業、社團或工會等多份復制的合法性。

（二）私人復制在不同技術發展階段的命運

私人復制在著作權法中的發展體現了法律對社會的回應。如同J．弗蘭克所指出的那樣，法律現實主義者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使法律“更多地回應社會的需要”。在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看來，好的法律應該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義，它應該既強有力又公平；應該有助于界定社會公眾利益并致力于達到實體正義。瑏瑦但是，法律對社會的回應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對于私人復制在著作權法中發展的探討，首先需要對現有狀況進行梳理。1．傳統復制技術下的私人復制。私人復制行為在傳播技術發展之初是作品交流和創新的基礎。作者需要其作品通過私人復制來促進大量私人的閱讀和傳播以提高知名度和體現其價值，在此情形下，私人復制行為不僅不需要法律所規制，而且獲得作者的鼓勵，因為私人復制對于作者和使用者而言是一種“雙贏”：復制可以給作者帶來名譽甚至利益，而私人復制的自由降低了學習的成本，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可見在此時，私人復制是作者作品實現其社會價值的基本途徑，但大多數作者并沒有企圖通過私人復制來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而是通過私人復制和傳播獲得社會聲譽從而取得社會地位乃至經濟效益。這時私人復制行為有利于作者社會地位乃至經濟效益的提升，因此處于一種“法不禁止”的“自由”狀態。

隨著人類復制傳播技術的發展，私人復制已經影響到著作權人的利益實現，因此受到著作權法的約束。自印刷術之后，無線電技術、錄音技術、攝影技術、電視電影技術、衛星廣播技術、靜電復印技術、電磁復印技術以及數字復印技術等復制傳播技術的發展，作品傳播方式不斷更新，私人復制日益便捷。隨著私人復制的規模越來越大，權利人與使用者之間的權益開始失衡，使用者隨意大量復制著作權作品的行為已經實質損害到了著作權人基于復制傳播而獲得的市場經濟利益，私人復制行為的合理性也開始受到質疑。在此現狀下，著作權制度必須對私人復制行為進行約束，以協調使用者與著作權人之間的利益，使得他們能夠合理分享由復制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在傳統著作權法框架內，各國通過“合理使用”條款對私人復制行為進行分割：屬于合理使用的私人復制行為不需要受到著作權人著作權復制權的約束，但在合理使用之外的私人復制則需要征得著作權人著作權授權。在傳統復制技術環境下，著作權法關于私人復制的規定多見于合理使用制度中。但德國《著作權法》對私人復制做出了專門的規定。1965年修改前的德國《著作權法》對“個人使用的私人復制”沒有作出嚴格的限制，因為在1965年前私人還不掌握大規模復制的技術，私人復制的作品在質量上也無法與原件相提并論，即使社會上有少數復制現象，也不會對著作權人造成嚴重損失。20世紀60年代隨著靜電復印和錄音錄像設備的大量應用，著作權作品被復制的數量、空間和方式都被大為擴展。“技術的進步總是會打破原有的平衡，并使利益的天平向使用者傾斜”。

復制技術的發展，使私人復制行為變得日益普遍，對著作權人作品潛在市場構成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原來一直諾守的非商業性私人復制不受復制權的限制的觀點受到動搖，著作權人也不能再容忍無休止的自由的私人復制行為。隨著私人復制范圍的拓展，私人復制能力的提高，著作權法逐漸重視對其的規范。一些國家開始對私人復制設備征收著作權補償金無不深刻反映了著作權人利益與公眾利益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協調和平衡。德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作為對這一發展現狀的回應，德國立法機構于1962年提出了改革其《著作權法》的草案，原因是：近幾年來，包括磁帶錄音機、微型膠片復印和隨后改進的更先進的復印設備等復制技術的私人化使得私人復制成為可能，由此給現行著作權法造成適用上的困難。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依據其對法律的理解，與原唱片無很大差別的私人錄音復制是不合法的：首先，過多的私人復制會影響唱片的銷售，使著作權人利益受損；其次，新技術帶來的新的利用可能性應該歸入惟有著作權人可以支配的權利之下。但是，禁止私人復制會影響到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德國基本法》第13條規定的私人住宅不可侵犯的原則）。最終立法者主張，繼續承認“不受技術發展限制的私人復制權”，放棄禁止私人復制的提議；同時，作為對著作權人的補償，要求復制機器及媒介（如音像及數據拷貝機和空白磁帶等）的生產廠家支付復制補償金來補償著作權人的利益。1965年修改后的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規定，允許私人為個人使用目的復制作品。本條的題目為：“以私人或其他本人應用為目的的復制”，其第1款在改革前的內容為：“為私人使用對作品進行個別復制是允許的。有權復制者也可委托他人復制，但是對音像作品及藝術作品的復制，受委托人不得收費。”第54條規定了復制設備和音像載體制造者的著作權補償金的給付。2．數字網絡技術下的私人復制。數字技術的發展完全顛覆了傳統環境下通過控制復制來控制著作權的理念。如果說數字化技術只是改變了作品的形態，使作品更易于復制，使各種不同類型作品之間的差距縮小，并沒有在本質上改變作品，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另一個新成果卻給予作品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那就是計算機網絡技術。數字技術是美國率先在20世紀中葉發展出來的技術，數字技術的基礎是以德國的數學家萊布尼茨創造出來的二進制計算方法為基礎的。由0和1組成的二進制編碼來記錄信息，并代表聲音、圖像和文字等各種內容。與模擬技術相比，數字技術可以使得大量的信息通過壓縮技術而存儲在很小的媒介上，可以實現大量的信息傳輸，同時數字技術也大幅度地提高了信息傳播的速度。

20世紀末，隨著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絡的迅速發展，傳統的著作權保護模式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數字技術使得作品的復制變得成本低廉而且不受環境、時間、地域等的限制；通過互聯網絡，能夠在任何時候輕而易舉地在全球范圍內復制和傳播大量的著作權作品。一般認為，新興數字網絡技術的優勢包括：能夠極大地節約成本，更好更快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創新者提供舞臺，大眾娛樂產品種類的豐富繁多、符號民主的巨大收益等。瑐瑡因此，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最初受到了社會一致的歡迎。但是，數字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復制技術進入一個虛擬和無限擴展的時代，復制不再能夠通過次數計算，復制的效果與原件毫無差別，復制不再能夠簡單地通過媒體控制來管理。網絡帶來的作品傳播的機會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令著作權人心馳神往，但在現實中網絡首先體現出復制的不可控制，并在此基礎上打破了傳統復制傳播環境下著作權人通過控制復制傳播渠道來控制作品利益的市場格局，使得私人復制而非商業復制成為大量作品復制的主體。網絡打破了傳統媒體對復制技術的壟斷，成全了私人復制的自由，也導致著作權法在著作權保護問題上的嚴重斷裂。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數字和網絡技術將復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境界。作品復制的數字化從空間、時間、質量、成本等方面都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著作權人逐漸感受到數字網絡技術復制傳播對于作品著作權保護的影響：數字網絡上復制的低成本和無限性嚴重損害了娛樂產業多年來的收益獲取和分配模式；并且消費者利用數字技術復制并對作品再創造可能會沖擊原作者的“人格”利益，如胡戈《一個饅頭的血案》對于陳凱歌的電影《無極》的復制編排。音樂制作公司、影視制作公司等強勢傳統作品傳播者紛紛采取包括法律、技術在內的各種措施防范和追究網絡上未經許可的各種方式的作品復制傳播。著作權人和著作權產業主面對網絡環境感受到其權利受到巨大威脅，紛紛提出了強化在網絡空間著作權保護的主張，不僅對商業性的復制行為要求加強保護，而且再次觸及私人復制行為，甚至臨時復制行為也不放過。但用戶和一般社會公眾則認為，在網絡上使用和傳播作品應不受著作權人的限制，特別是私人復制是利用網絡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利益的必然形式，應當將其合法化。從21世紀初轟動美國的Napster案到目前世界正在關注的Google數字圖書館案都體現了在數字網絡環境下作品復制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法律問題。在數字網絡技術條件下，私人復制已經與非私人復制幾乎沒有差別，繼續原有的將私人復制視為合理使用的制度顯然已經無法調整數字網絡技術環境下的復制行為。私人復制問題成為著作權法律界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于1984年召集的專家小組會認為：“如果一次孤立的復制看來是無害的，積累起來就可能危害作者的正當利益（特別是由他人使用作者的作品得到物質報酬的權利）”。荷蘭赫爾曼•柯恩•捷奧拉姆教授認為：“事實已經證明，某些為私人使用目的而自由復制的特許構成全球性收集版稅實踐的復雜的障礙，因而應予以取消”。瑐瑣在此背景下，各國著作權法對于私人復制的規定均進行了調整，限縮了私人復制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擴張了著作權人對私人復制行為的權利主張。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2003年修訂后第1款內容為：“如果復制的正本不是明顯地違法制成，允許自然人為了私人應用對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個別復制，但是此復制不能以直接或者間接經營獲利為目的。在受委托人不收費用或者復制通過機械照相及類似程序以紙張或類似材料為載體進行時，有權復制者也可委托他人復制。”美國法官在Napster案中重新解釋了合理使用的四個標準，認為為了節省購買正版作品的開銷而反復復制作品也構成一種商業性使用，不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

總之，面臨數字網絡技術的挑戰，各國均通過限縮私人復制在合理使用中的范圍來保障權利人的權益。但是，這種應對是否就能夠解決網絡環境下數字復制技術帶來的復制無限性的問題，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給出明確的答案。筆者以為，如果不通過現有著作權保護模式特別是現有著作權授權模式的改革尋求著作權保護與技術發展之間的平衡，僅僅是重新劃分私人復制合理使用的范圍，并不能夠很好地解決數字復制技術帶來的問題。在保障私人復制自由的前提下，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對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補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思路。

復制權限制與技術發展之間總體上保持著同步關系。在印刷出版技術發明和應用之前，復制沒有獨立的經濟含義，保護作者的復制權也缺乏相應的經濟基礎和市場環境。復制當然也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行為。印刷傳播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則使復制圖書的成本大為降低，印刷出版本身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業，保護印刷商及相關權利主體的利益成為一種客觀需要，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所謂出版特許權。在各國相繼建立著作權法律制度以后，很長時期以來，出于非商業性目的的私人復制卻一直不受復制權的控制，這主要是因為在復制技術和復制手段有限的情況下，私人復制數量有限，且復制品的傳播也受到限制，私人復制對著作權人利益的損害甚微，沒有多大必要受到復制權控制。這一情況反映在各國著作權立法上就是對個人或者家庭范圍內的非營利性復制行為法律都網開一面，將其納入不受著作權人復制權控制的范圍。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著作權立法雖然沒有明確將私人復制視為復制權限制或例外的行為，而是根據合理使用原則加以判斷，但司法實踐中這類案件相當少見。據統計，在1982年前美國最高法院只受理2件與合理使用有關的著作權案件。這種私人復制的不受約束性，也是復制權限制的重要形式。未來，無論復制技術如何發展，在著作權法規制私人復制問題上，以復制權與復制權限制對立統一關系為指導仍然是一個基本的思路，而這在本質上是重構著作權法利益平衡機制。（本文作者：馮曉青、胡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