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然主義小說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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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義并不像浪漫主義一樣用粉飾現實或者留戀過去的方法去逃避現實中的丑，更不暗示什么美好的未來給讀者一個美好的夢境，與這種偽裝的美好相比，自然主義的坦白，就更加可貴了。自然主義也不同于批判現實主義，通過揭露生活中的丑陋而揭示生活的本質。自然主義作家在作品中完全不出現個人的意志，更不對作品中的現象作任何評價，完全保持真實和客觀，這是自然主義超越現實主義之處。對于國家機器的操縱者來說，這樣的作品具有十分重大的社會價值和深遠的社會意義。它可以讓立法機關和執行法律的人，從對人類是否有益的角度，發揚那些好現象，減少壞現象。這也是左拉對于自然主義文學的作用和價值的期望。雖然說，自然主義作品的讀者只能是社會中的一部分人，但是，只要人們能夠認識到現有的社會的弊病并努力加以改善，最后的受益者還是人民自己。作為自然主義作品的讀者，沒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是無法領會作品的真諦的。因為，如果作家要展示的內容“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客廳，一切都光輝奪目”的話，“要進入其中，必須走過一個長長的令人厭惡的廚房”［2］，對于那些生活中的丑陋，往往是人們無法發現，即使發現也不愿提及的；而自然主義作品的讀者，不僅要直接面對，還要通過這樣的現實來品味作品的真意。左拉在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泰納的實證主義美學的影響下，在綜合了法國醫生呂卡思的《自然遺傳論》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中的觀點和理論之后，提出了自然主義文學創作論，即作家創作態度的客觀化和創作方法的科學化，也就是作家也執行科學家一樣的使命，運用實驗的方法和科學的態度來進行創作。左拉是第一個把科學的態度和實驗的方法引入文學的人，這不僅為文學創作開辟了全新的領域，更為人們固有的思維方式進行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最主要的是，他關注到了人的生物性。從這個角度觀察人類的一切行為，消解了人類的神性，突出表現了人類的生物特征，尤其是這種特征在人類身上表現出來的丑。這個觀點，完成了文學創作內容由人類外在表現到內在本質的過渡，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轉折，是它區別于以往的文學觀的根本所在。

創作理論的革命性

在《論小說》中，左拉反復強調“真實感”。他在指出小說的功能應隨時代的發展而豐富的同時，猛烈地抨擊了浪漫主義。他將浪漫主義的衰落歸結為想象的衰落。他認為小說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實感，這種真實感源于小說家對于現實生活的真切的體會和如實的表達，不加任何的夸張和縮小，是如實地感受自然，如實地表現自然。因此，在小說的創作中，要求作者一定要保持客觀的態度。這種客觀，是一種完全置身事外的觀察和記錄，不作任何個人感情的介入；描寫時，對所觀察到的內容，不作任何與作者個人喜好相關的增刪；在文本中，更不可以出現作者的主觀態度，無論贊揚或貶斥，都必須絕對禁止。這個主張對浪漫主義的顛覆我們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浪漫主義是運用豐富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而想象和夸張后的現實，畢竟與真實的現實存在差距，即使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現實生活的原貌，可這種變形后的生活較之真正的生活，只能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怪物”。這種變態的生活寫照，已無法適應19世紀后半期的時展要求，因此，它的衰落是歷史發展要求的必然。我們知道，從古希臘時期起，文藝反映現實就成為一種美學觀點，現實主義一直是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在19世紀，歐洲的作家們將現實主義演繹成了一場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文學運動。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以其龐大的結構和廣泛的社會背景獲得了成功，為沒落的貴族階級唱響了挽歌；后繼者的文學大師福樓拜，用展示性的描寫，全面地、本色地表現生活，從而更貼近現實的原貌。現實主義是要在典型的環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反映生活的本質。現實主義強調典型的作用，也就無可避免地使人物和環境變得過于純粹。“典型”成為一類人、一類事的代表，它源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現實主義小說，認為理念的因素占有很大比重……直接的理念或由人物扮演著的理念，與血肉渾然、血肉豐富的生活具象仍然無法相比，并且經過歲月的淘洗，大多失去光澤。現實主義小說中的理念，源于當時社會發展程度和社會的審美趣味，以及作者個人﹑價值﹑美學等各方面的取向。當這種社會環境改變之后，依照這種取向所取得的“光澤”當然會隨著這種環境的消失而隱退。而自然主義小說繼承了現實主義反映現實的傳統，并在此基礎上追求更加廣泛而嚴苛的真實，它主張讓“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環境里活動，給讀者提供人類生活的一個片斷”［1］69，這種純客觀，最接近事物本來面貌的描寫，不摻雜任何世俗與個人的價值標準，無論任何時期、任何社會，都必須接受它的存在。因為它是一種客觀的、歷史的存在，這也是自然主義小說和現實主義小說相比所顯示出的革命性和先進性。19世紀60年代以后，歐洲的經濟、文化、社會意識和社會關系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激烈的變化。蓬勃發展的科學事業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左拉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在福樓拜等人的影響下，提出了他的自然主義的創作理論，把科學中的實驗的方法應用于小說的創作中，像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家那樣去研究人的性格﹑感情﹑人類自身和人類的社會現象，通過個體的人或人的社會行為對人類進行觀察、分析。自然主義創作的基本過程與科學實驗相近：先要對所要描寫的對象進行觀察，然后產生懷疑，在懷疑的基礎上進行實驗，分析在實驗中產生的現象，最終得到一個客觀的必然的結果。

自然主義小說，是以生理學為依據，研究并處理作為個體的人和社會成員的人的行為。實驗者在自然界面前不應有任何先入之見，而要使思想保持無束縛的狀態，它僅僅接受已產生并得到證實的現象。這也就是說，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一定要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對所記錄和描寫的事物，不加入任何個人的感情因素和主觀看法，更不能作有關政治的、道德的以及美學的評價，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找出連接某一現象與其直接原因的關系。自然主義作家的這種態度，很顯然是對浪漫主義的一種批判，也是它自身革命性的一個體現。因為在浪漫主義文學創作中，作家所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他運用自己的想象力，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馳騁；而在自然主義創作中，作家所扮演的是外科醫生一樣的角色，他只負責把生活中的現實，以本來的模樣展示在文本這個手術臺上。無論生活是美好或者丑陋，他都毫不掩飾的將它擺在讀者面前。自然主義作家的一切行動絕不超越自然規律的范疇，更不要說擺脫規律去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預示事物的發展方向了。這種科學化的思考方式，也是近現代科技發展的直接結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具有比浪漫主義更強的生命力。相對于現實主義來說，自然主義的這種創作要求，帶有鮮明的時代性，更富于創新意識，也比現實主義“典型論”更具生命力，是對現實主義的延伸和拓展。自然主義小說創作抹殺了文學與科學之間原本涇渭分明的界線，使得文學與繪畫、建筑學等藝術門類一樣，享有了與科學交會的機會，從此人們在反映現實生活的時候，又多了一個獨特的角度。左拉對人的生理和生物性的研究，主要是闡述人物受到生理上的影響而產生的某種行為和結果，更確切地說，主要是人受到血緣和遺傳的影響所產生的行為和結果。例如，在《戴蕾斯•拉甘》中，寫到所要研究的是人的氣質，而不是人的性格。全書皆在于此。人物完全受其神經質和血緣的支配，沒有自由意志，他們一生中的每一個行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軀的制約。在左拉的觀念中，人與石頭都受到相同的因素制約和決定著，而小說就像是一份實驗報告，它的每一章都是對生理學上一種奇特病例的研究。人再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外界的環境無論怎樣變化，人只作為生物性的人而存在，這其中只是看生物性的社會化程度高低而略顯其不同而已。左拉小說中生物性的人的出現，是作為理性符號的“人”的神話的破滅，是對中世紀以來的人的本質的定義的顛覆和重新解釋，它突破了傳統的價值規范的樊籬，使對人本質的探索在前輩們的基礎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也是一種創作理念的革命。自然主義對于人的生物性的追求，并非是一味的描寫物質而忽略了精神，而是一種由外向內的轉變，是由描寫行為來表現人的心理，甚至由人的意識上升到潛意識，這種變革是文學觀念的進步，是一種革命，對現代及當代的文學創作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革命性在創作中的表現

按照自然主義文學理論所要求的那樣，作為第二帝國的社會史，《盧貢•馬卡爾家族》以家族血統遺傳為鏈條，以第二帝國時期為背景，其所包括的20部長篇小說，幾乎涵蓋了第二帝國時期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每個階層和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幾乎以編年史的形式呈現了這個時期歷史發展的輪廓，反映了這個時期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些以環境、背景或作品直接表現的內容不僅使小說具有了嚴格的歷史框架，更使小說的想象圖景具有高度真實的歷史感。無論是起義軍與反動派之間的斗爭場面，還是官商勾結的交易；無論是王公貴族的奢侈與豪華，還是資產階級公寓中的糜爛與淫逸；無論是貧民窟中的悲慘和臟亂，還是交易所里的瘋狂的忙碌……每一個場景，小說中都有詳細和周到的描述。這種攝錄式的紀錄，為真實地再現當時的場景，為后世了解法國巴黎當時的生活，提供和保留了寶貴而又可靠的資料。這是運用現實主義的“典型”式的創作方法和運用浪漫主義想象夸張的創作方法所無法比擬的。當然，在自然主義小說中，這種繁詳的環境描寫并不是為了描寫而寫，而是與現實主義一樣，是為了“限定人，完成人”而寫的，并且，比現實主義的“典型環境”更加符合真實性的要求。左拉所追求的境界是將環境描寫保持在一種合理的平衡中，它并不淹沒人物，而幾乎總是僅限于決定人物。而且在這種限定之外，還追求描寫的“完備與明確”。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按照左拉小說中的描寫去復原一家當時存在的劇院；去感受菜市場那令人作嘔的氣味；去體會交易所里的喧鬧，這些身臨其境的感覺也正是自然主義小說帶給讀者的閱讀的真實感。左拉小說中，不僅有完備與明確的記錄，更不乏個性化的創作。左拉認為沒有個性表現的作品，只能是平庸的作品。把自己的個性與要描繪的人物和事物的個性熔鑄在一起，最后達到獨創地表現自然，并以自己的生命使這自然具有生氣的境界，才是成功的作品。正如左拉給自然主義下的定義———通過藝術家的氣質看到的自然。因為人與人存在著差別，所以每個人看到的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描繪出的自然必然是帶有作家獨特氣質的自然。左拉十分反對那種將創作變為一種詞句的疊加式的寫作，雖然那些作品擁有完美的外在形式，卻是沒有生命的。更不會有任何力量，讀者也不會有任何共鳴，也更不會成為流傳后世的文學作品。左拉在世的時候，法國文壇一直將他的創作視為一個異類，批評家們對他永遠是貶斥多于贊揚。雖然他的作品中《娜娜》、《萌芽》等都引起了很強烈的社會反響，可是對于他對人的生理性和生物性的描寫而大加批判的聲音總是將小說的風采埋沒。不過，在他去世后的這一百多年中，其小說被譯成了多種文字廣泛流傳，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肯定。

繁詳的環境描寫和個性化的創作只是從宏觀上論述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在實踐中取得的成就，而將左拉作品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應該是他的語言。語言是文學的基礎，所有的理論、思想到最后都要靠語言來表現。首先，左拉的語言是明白清楚的。因為他所描繪的事物是完全的真實和直接的，所以他用以描寫這種事物的語言也是簡明而大眾的，甚至有些時候會很粗俗。但是這種粗俗卻因為更易被大眾接受而顯示出比那些優雅含蓄的語句更珍貴的價值。其次，左拉的語言也是激越而豐富的。如果你在閱讀他的作品時感到了一種動蕩不安的情感，那么你就抓住了左拉語言的精魂。這種對原有的一切都要摧毀式的強烈情感，正是左拉作品中感染力的源泉。作品的語言帶有的感染力的不同，更體現了作家們的不同風格。風格的不同也正體現出作家們的獨特個性，所以我們能從浩渺的文字中窺視出左拉的靈魂。左拉的靈魂是不安分的，革命的，所以他的文字就變得力量感十足，充滿了激情，就有了大開大合的壯美。如果把左拉的風格簡單地概括為開闊，那就未免有些片面。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極為重要的因素———形象化。無論是場景還是人物，左拉都竭盡所能地用文字復原他的原貌，在開闊的背景上，到處可見極具感染力的形象。一方面，他們是現實主義中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浪漫主義手法中某些精神的或者無形的存在的象征。所以，我們把左拉的風格歸納為剛柔并濟，這才是比較客觀和全面的。故巴比賽評論說：“左拉的風格簡樸，明白易懂，扎實穩重。尤其是，它的風格生動活潑，可以說十分豐厚。左拉揮筆如有神。……這種奔放的描寫在所有人的腦海里始終留下和本人經歷一樣的動人記憶”［3］。

結論

左拉的自然主義文學理論，不僅成就了非凡的《盧貢家族》，更為現代派的誕生鋪平了道路。左拉的小說中，象征主義的運用為現代派的創作提供了方法；他對人的潛意識的挖掘，善于從人的生理角度來展示人的靈魂，是具有現代意識流小說傾向的內心描寫。左拉對文學觀的革命，掙脫了前人對于文學的種種禁錮，完全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用客觀真實的態度，記錄了人情冷暖和世間百態。他所提倡的文學觀，對后世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甚至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因為在他之后的作家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人類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對自身這種缺陷和不足的反思和修正。（本文作者：丁梅芊 單位：遼寧大學廣播影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