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學審美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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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剝離“政治論”審美思維，探究文本內在豐富的美感

以往由于傳統政治的影響，往往習慣按照特定時代的政治色彩理解與解讀作品，結果因為過分注重政治性而喪失對文本本身的關注，造成解讀文本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腔的尷尬情形。值得欣慰的是，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反思傳統審美方法，開始嘗試采用比較探究的方法還原文本的真實之美，逐漸改變傳統的審美習慣，拓展了我們的解讀內涵，也更加接近作者初始的創作意圖，更為準確地理解作品。關于《阿Q正傳》，魯迅的寫作目的主要是描繪出阿Q的“精神勝利法”，“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以暴露國民的弱點”，因此，《阿Q正傳》的原創主題其實就是批判“阿Q的精神勝利法”。但是，對于熱衷于政治論者，卻認為《阿Q正傳》的創作主題是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即“革命不關心農民，農民不理解革命”。這一點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運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周揚也說:“辛亥革命沒有給農民以真正的利益，沒有依靠農民，啟發他們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敗。”現行教參將這個觀點引進了《阿Q正傳》，結果很多教師在教學《阿Q正傳》的時候，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引用這些觀點，并將這些觀點輸送給學生，影響了學生準確解讀與理解文本。倘若我們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的觀點拔高了小說主題。首先，什么是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指在經濟上擁有一定實力，在政治和思想上也比較成熟的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勢力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而阿Q的革命觀是報私仇、搶金錢和女人。阿Q根本就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也根本不具備資產階級革命條件。資產階級陣營也不會邀請阿Q這樣的農民參加革命。其次，魯迅也認為此后再有革命，阿Q這樣的革命黨還會出現。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這樣解釋;“據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

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這段話反映了作品“挖出病根，以引起療救”的根本目的。這和魯迅《故鄉》、《藥》等作品“暴露國民弱點”“改造國民劣根性”的主題是一致的。倘若讓阿Q這樣愚昧、落后的農民革命成功了，其結果只能是從一個黑暗進人另一個黑暗。無獨有偶，巴金1942年創作的散文《燈》，也被政治論者披上過多的政治色彩。語文教參是這樣介紹《燈》的背景的: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對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動了野蠻的“掃蕩”，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反人民，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統區內，進步力量受到了嚴重摧殘，這一局勢，使人民倍感生活在黑暗之中。這些觀點乍看很有道理，而且也可以對《燈》進行牽強附會的解釋。實際情形并非如此。本文寫作時間是1942年2月，皖南事變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了，國共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作者此時再去撰寫鼓舞人心的文章似乎不合常理。如果客觀考察1942年2月前后的國際形勢，同時結合作者自己的闡述，就會更加容易而且準確地理解創作主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損失慘重，不到兩個月，美國在菲律賓的十萬部隊兩萬戰死，八萬人投降。英國不到一個月就丟失了香港，東南亞各國也相繼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國際輿論對日本法西斯的暫時勝利無不側目。很多國人也對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產生了動搖，甚至還流傳“亡國論”。對于國內外的形勢，巴金先生有清楚的闡述。他1942年2月在《廢園外》后記中說:“這些天里，籠罩在太平洋上的暗云緊緊地壓住我的心，一定是它做了火種。我聽夠了嘆息和疑慮的詢問，我看夠了報紙上可怕的標題。我的心反抗著，我的信念堅執著。我懷疑過將來么，我相信惡勢力的勝利么?我愿意在侵略者下面低頭么?不，這不可能。我的心始終在反抗。因此，它燃燒起來了。”巴金先生這段文字是在仔細分析國內外形勢之后的真實感悟，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狀態下他創作完成了《燈》。如此一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燈》的真正主題，那就是作者堅信抗戰是一定會取得勝利的。文章的結尾寫到:“我想著，想著，不覺對著山那邊微笑。”“山那邊”傳統的理解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如果廣泛深人了解歷史，就明白“山那邊”不僅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也有國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民間自發的抗日武裝，還有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抗日武裝。這樣文章的內涵就豐富了，藝術美感也增強了，也更加接近作品的原旨。由此可見，為了更好培養學生審美批判能力，豐富傳統文本的內涵和藝術美感，教師需要引導學生揭開政治面紗并加以比較探究，體味文學的豐富美感，產生新的審美趣味，提升審美能力。

二、灌注人文情懷，復活人物形象豐富的審美性

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是語言教學的重要任務。我們不再像作品中的看客嘲笑孔乙己，而是對其不幸寄予同情和憐憫;不再對瑪蒂爾德嚴厲批評與指責，而是同情她悲苦的命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豐富而復雜，尤其傳統意義上“十惡不赦”的人物，由于受傳統勢力的影響，他們身上殘忍、冷酷、自私的一面凸顯，但他們往往也是受害者，其性格中還有未泯的人性。因此，我們需要引導學生給予這些人物以一定的人文關懷，從而培養學生健康高尚的思想，正確地樹立自己的人生觀。對于《雷雨》中的周樸園、《裝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別里科夫等人物，我們只有給予一定的人文解讀，才能使學生立體地評價人物，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我們通過比較周樸園和詩人陸游的相同經歷，給予周樸園一定的人文解讀。陸游被迫休棄唐婉后，娶王氏為妻，但對唐婉一直念念不忘。《釵頭鳳》和《沈園》成為千古絕唱。陸游對唐婉的懷念，洋溢著高尚的光輝，這使他的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升華，從沒有人懷疑陸游感情的真實性，也沒有人要求他像焦仲卿那樣“自掛東南枝”。對陸游，人們只有同情，沒有半點指責，也沒有人說他虛偽，因為他是愛國詩人，人格近乎完美。而與之在愛情上有相同經歷的周樸園，對侍萍的懷念一直被認為是虛偽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周樸園是資本家。雖然周樸園身上有那個時代資本家的銅臭味，但他身上也有未泯的人性，再聯系《雷雨》的結尾，周樸園還承擔撫養兩個女人的悲苦，正是這閃光的人性在周樸園身上復活，才使其性格不單一化，不臉譜化，才使周樸園在眾多人物畫廊中具有特定的審美趣味，也是《雷雨》經久不衰魅力之所在。因此，我們現在需要采用新的視角去解讀傳統的反面人物，努力從人性的本體內在規律去接近人物，解剖作品主題，復活人物形象豐富的審美性，同時提升學生分析評價的能力，培養學生的人文思想，豐富學生的情感世界。

三、正視文化差異，避免生搬硬套曲解國外作品

我們還有生搬硬套中國文化思想去解讀國外文學作品的弊病，往往用東方傳統的思想去審視西方文學作品，現代中國的道德標準去評價西方小說中的人物，結果因為脫離了作品產生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經常扭曲作者創作的根本意圖，甚至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解讀結果。例如，我們采用中國勤儉節約的傳統觀點解讀瑪蒂爾德，就對其愛慕虛榮的缺點大加批評。其實，作者在這種過程中流露出來的思想也是多元的，既反映了經濟和地位低下的人利用各種辦法欲躋身于上流社會的思想沖動，又寫出了小資產階級女性在遭受曲折后痛苦的人生轉型;既有對女主人公欠債還錢的道德準則的認可，又有人生變幻無常的慨嘆。因此，我們解讀國外文學作品時，就非常有必要緊密結合作品所在地的社會文化與道德倫理，正確理解作品與主題，否則很可能越費力離開主題就越遠，還可能誤導了學生學習與思考的習慣。

四、走進作者生活與情感世界，感受作品含蓄隱晦的情感美

我們解讀一些意味深長的作品時，還出現停留在作品的字里行間，沒有走進作者創作時的生活處境以及情感歷程，結果解讀作品往往停留在表面，很難深人理解作品的豐富內涵。郁達夫在創作《故都的秋》時經歷了以下幾個曲折:一是遭受國民黨白色恐怖。作者從1921年到1933年間用相當大的精力參加左翼文藝活動和創作，寫作反蔣文章。二是“左聯”內部否定郁達夫的創作觀。《他是一個弱女子》既被國民黨查封，又不能被左聯所接受，認為“這依然是一部寫色情的作品”，“弱女子是一個整整地被色情支配著的奴隸”，“一切涉及革命問題的事情，對于弱女子一個是不發生什么關系的”。用作者本人的話說，“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錯，我是發起人之一。可是，共產黨方面對我很不滿意，說我的作品是個人主義的。這話我承認的。因為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當然免不了。可是，社會這東西，究竟是不是由無數個‘個人’組織成的?假定這樣確實這么一回事，那我相信暴露個人的生活，也是代表暴露這社會中某一階段的生活。”三是與王映霞糾紛不斷，四是經濟上比較拮據。上述種種原因共同構成了《故都的秋》復雜豐富的背景。我們只有把握這些背景，才能準確理解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通過北國秋色折射出的那份“悲涼”的心境和情緒。面對如此復雜的生活矛盾，作者并沒有頹廢，而是表達對自然、生活的一種熱愛。因此不能說是消極，反而是一種曠達。關于《登泰山記》的主題，很多分析只是一筆帶過，即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但是，我們聯系作者當時生活經歷，不難發現此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獨特的審美價值取向和對美的追求的執著。一是選擇大雪紛飛的酷寒天氣。二是政治上的失意與學術上受紀曉嵐的排擠，促使其產生回歸自然的沖動，因此筆下文章就既有陶淵明辭官后“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輕松，又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孤傲之美。審美批判力是語文素養的重要因素。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審美批判力是語文課堂教學的重點之一。筆者在教學活動中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努力，認為教學效果比起傳統思維要好得多，更容易挖掘作品內含的主題與意旨。學生對于作品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而且也更容易培養審美探究能力，逐步養成嚴謹、求實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