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文學傳統與精神力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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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的戰爭敘事中，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劇，到處充斥著西方式的人性觀念和好萊塢式的英雄模式。創作主體秉持現代性的眼光，站在思辨、反省、批判的立場上，通過描寫戰爭的殘忍、酷烈，來控訴戰爭本身給敵對雙方造成的傷害與痛苦，以此傳遞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與“反戰”的思想。“真正優秀的戰爭片，優秀的戰爭題材小說一定要反戰”，已經成為某種藝術上的“政治正確”和慣性思維。越來越多的國產戰爭題材小說和電影，為了標榜國際視野、創新表達，試圖打破意識形態的藩籬，跳脫民族主義的狹隘，從敵人的視角出發，循著敵人的動機和訴求，體恤敵人的情感和心理，為重新審視和想象戰爭歷史尋找新的邏輯支撐；宣揚博愛與普泛的人性，推崇好萊塢式的孤膽英雄與個人英雄主義。好像不如此，就不夠時尚現代、不夠洋氣高級、不夠深刻純粹，就無法與國際接軌；也唯有這樣，才能突破主旋律敘事的瓶頸，贏得更多年輕受眾的青睞。這樣的作品，盡管被貼上商業片、類型片的標簽，追求的是娛樂效果和感官刺激，走的是迎合市場的路子，看后給人的感覺仍然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對戰爭歷史有所了解的觀眾而言，情感上和思想上都很難接受、認同；更嚴重的是，會誤導年輕一代讀者、觀眾的歷史認知和情感結構，說到底還是缺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表現。誠然，戰爭的殘酷、對日常生活的毀滅、對個人命運的打擊、對肉體與精神的戕害，都是極深重且不容回避的，然而這種觀照與反思不應以模糊戰爭的性質、取消正義與非正義的屬性為代價。按照西方式的人性與英雄性去檢視、揀選、形塑我們的戰爭歷史和民族情感，單純地用個人的立場、個體生命的經驗和民間的微觀視域去表達、建構戰爭這樣一種極宏闊復雜的歷史存在，也是不夠完整充分的。這種理解的窄化、思想的僵化和精神的矮化，在近期熱映的一些戰爭題材電影中，都體現得極為明顯。由于歷史觀的含混曖昧，戰爭的正義性亦成為被懸置的問題，立場缺失的戰爭敘事也便不再具有本質意義和認知功能。我們當下的戰爭敘事，對個人性、小人物的強調和依賴，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難道，只有個人，只有小人物才能表現真實的戰爭歷史？拉開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來看，這種敘事倫理的嬗變顯得意味深長。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個人和國族中間，曾經被重點強調的集體概念早已被抽空了。現如今，小說和電影里的英雄大都是孤膽英雄，并肩戰斗者大都是基于個人情義的、帶有明確利益和情感指向的小團體關系。這是典型的好萊塢式的思維和方法，而中國本土的美學傳統和民族形式已經很難看到了。隨著集體英雄主義精神、美學和敘事方法被逐漸疏離和揚棄，我們的戰爭敘事中，除了那個伴隨著民族情緒的高漲而越發高蹈的國族概念，便是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個人形象，作為中間物的“集體”消失了。與之相對應，魯迅筆下“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道德意識和倫理情懷，也逐漸式微。我們的戰爭題材小說和電影已經很少再理直氣壯地張揚集體主義英雄觀了。在《金剛川》里，我們看到的依然只有個人，只有個體生命的關系，最遠的距離也不過是同袍之義、兄弟之情，是由特殊小團體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

同樣是書寫小人物的故事，同樣是關照個體的命運，我們來看看新時期之初，李存葆的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是怎么表現戰爭中的個人與集體之關系的。《高山下的花環》其實并沒有多少戰爭場面的描寫，小說中最感人的部分在于戰爭結束后的撫恤環節，讓讀者深刻體會到戰爭的殘酷、英雄的意義和人性的光輝，直面并批判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高山下的花環》通過現實生活中有原型的故事，通過幾個矛盾突出的人物，通過對人性崇高一面的書寫，很好地講清楚了人民軍隊的性質。人民軍隊是黨絕對領導下的、從人民中來的、由人民群眾組成的，這是人民軍隊戰斗力強悍的根源所在。同名電影里，連長梁三喜那句深情的自白：“中國，是我的，可也是你的”，可謂振聾發聵，震撼人心。這種對于人民性和歷史總體性的強調，其來有自，可以上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十七年的“紅色經典”所建構起來的文學和美學傳統。“紅色經典”中的軍事題材長篇小說，大都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背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為主體，書寫的是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戰斗歷程與流血犧牲的英雄人物，極大地滿足了人們急于了解中國革命的勝利歷程的閱讀期待，直接回應了新中國成立的合法性歷史訴求，平復并消解了郁積在人們心中的苦難焦慮，激勵人們以無比高漲的熱情投身于和平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紅色經典”文藝作品中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與集體英雄主義精神，感染影響了幾代受眾，成為當代中國人集體無意識中的精神基因，由此而形成的“頌歌模式”亦是時代文化心理的投射。同樣是表現抗美援朝戰爭，我們再來看看陸柱國于1952年底創作的中篇小說《上甘嶺》是怎樣塑造英雄、表現人性的。這篇幾乎與上甘嶺戰役的進程同步、創作于坑道里的小說，選取了上甘嶺戰役中最殘酷、激烈的坑道戰部分。小說的重點是表現我志愿軍戰士是如何憑借優良的戰斗素養和鋼鐵般的意志，在敵我雙方武器裝備和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最終贏得勝利的。小說聚焦一個連隊真實的戰場處境，表現了志愿軍指戰員不畏犧牲、英勇頑強的戰斗意志，也表達了一種超越個體、超越死亡、超越極限的集體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凸顯了國家和軍隊的整體形象，表現出對崇高美學的極致追求。在戰爭環境下，崇高的力量在于，能夠克服甚至超越人性中平凡甚至卑下的一面，進而將個體生命與國家利益、時代精神和歷史使命勾連起來。由此，受眾對作品中人物個體命運遭際的同情與關切，最終會移情到對宏闊歷史與政治訴求的理解與認同上來。于是乎，在小說《上甘嶺》中，我們會讀到，不論是在激烈的硝煙戰火中還是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志愿軍戰士不會產生恐懼、迷茫、傷感這些人類在極端處境下難免會泛起的正常情緒波動，戰爭只會殘害他們的身軀，并不能創傷他們的精神。同美軍相比，物質條件匱乏、裝備落后的志愿軍官兵，以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承受著巨大的肉身痛感的同時，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精神力量，最終達到自我身心的升華。對集體英雄主義的堅守、對革命樂觀主義的張揚，烘托出了志愿軍官兵為了最終的勝利和實現崇高理想不畏犧牲并勇于犧牲的偉岸形象。即便是負傷、流血、犧牲的哀傷，最終也會被勝利的雄渾激昂撫慰和覆蓋。

“紅色經典”小說傳遞出的積極樂觀的浪漫精神與作家切入戰爭的立場相關。為了集體的訴求、國家的利益、民族的意志，個人的某種犧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崇高而神圣的。它表現為將過程的苦難對接到結果的意義中去，將個體生命的價值融入到集體勝利的認同中去；而對戰爭造成的巨大犧牲，作家則采取了回避的態度，盡量避免對戰爭殘酷性的渲染，諸如流血、死亡、肉身的疼痛、精神的苦痛等等。英雄人物不會輕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時候，也必須要用更大的勝利場面去沖淡它的悲劇氣氛。即使不可避免地要寫到死亡，也是把它當作激起仇恨的一個情節鏈條。英雄的死不能引起傳統悲劇中的恐懼效果，因為“悲觀和恐怖”不是一個堅定革命者對待戰爭的應有態度。作家勉力張揚的是一種悲壯感，一種崇高美。當戰爭最終以輝煌勝利宣告結束時，人們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美好愿望隨即達成，所以集體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成為固定的創作基調和美學風格。然而新時期以降，學術界尤其是文學史家對于“紅色經典”的這種美學風格、寫作倫理，也頗多質疑和批判聲。開啟自1990年代的“新歷史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新歷史小說”，更是直接顛覆并解構了“紅色經典”所描寫的正統的、線性的革命歷史以及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戰爭情境中人性的復雜性與歷史的偶然性因素進行了探索性的開掘，為以往單向度的革命歷史增添了某種曖昧與不無吊詭的意味———已經“歷史化”了的戰爭歷史遭遇了來自文學的重構或曰重新闡釋。然而，我們終究不能繞開歷史背景和歷史語境去空談一種文學理想。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全國范圍內，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那是一種戰時的文化心理和狀態，是血與火的激情燃燒，創作者渴望從文化、文學上建構新中國的合法性。尤其是，創作者大都親身參與過革命與戰爭的進程，他們書寫的是真實而切身的生命經驗。這與當下的作家跨越時空的阻隔重新審視、想象、建構戰爭歷史是完全不同的。進言之，被當下作家奉為圭臬的西方式的人性觀、好萊塢式的英雄模式就是先驗正確的嗎？就真的絕對高明與深刻嗎？其實未必。至少在我看來，中國的戰爭敘事沒必要跟在其后亦步亦趨，而應有自己的立場和節奏。進入新時代，我們的戰爭敘事需要重拾中國式的人性與英雄性。除了個人、個人英雄主義之外，還有另一種英雄主義，這是追求崇高、不懼犧牲、敬畏使命職責的英雄主義，是無數人共同協作的英雄情懷。

42019年，在國慶70周年上映的電影《中國機長》中，我們就看到了這種構筑于中國式的人性與英雄性基礎之上的、久違了的集體英雄主義精神。影片并沒有陷入個人英雄主義的敘事窠臼，沒有一味地凸顯機長個人如何冷靜沉著地處理事故，而是塑造了一組人物群像，講清了不同的角色如何發揮各自作用、集體協作，最終克服困難、擺脫困境、拯救生命的整體過程。事實證明，電影對人性真善美的張揚，對集體英雄主義的堅守是成功的。觀眾感動的淚水和自發的掌聲，不僅僅是獻給機長個人，也包含了對這種集體英雄主義的認同和贊許。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事故，面對意想不到的風險、對手，你不是一個人孤軍奮戰，背后永遠都會有親人、朋友、戰友和你一起死扛、一起戰斗；無論多么遙遠，總有陌生人為你承擔風險，為你負重前行，甚至為你犧牲生命。這樣的人性與英雄性，難道不感人、不高級、不深刻嗎？而在國慶70周年的盛大閱兵中，人們首次看到戰旗方隊集中受閱。其中有一面布滿了381個彈孔的戰旗特別引人注目———它屬于空降兵某旅“上甘嶺特功八連”。在1952年11月的上甘嶺戰役中，八連官兵將一面寫著“英勇前進，將紅旗插到解放的陣地上”的戰旗插上了上甘嶺主峰。在閱兵式這樣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敘事里，我們看到的是以集體面目存在的志愿軍形象，感受到的是集體英雄主義的磅礴氣勢，是綻放人性光芒和精神力量的大寫歷史和大寫的人；這是紅色基因的傳承、英雄血脈的賡續；這是“紅色經典”留下的文學傳統和精神遺產，也是新時代戰爭敘事可以借鑒、汲取的寶貴資源。

作者:傅逸塵 單位: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