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變異比較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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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比較文學變異學的萌發期

嚴紹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學的變異現象時指出:“文學的‘變異’，指的是一種文學所具備的吸收外來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學形態的能力。文學的‘變異性’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解。”因而，“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基于本土經驗的對本土文學的創新及發展。在此過程中，本土文學的民族性并未因“變異”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續及充實，“‘排異’中實現自身的‘變異’”。其實早在嚴紹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學的變異現象之前，臺灣學者提出的“闡發”法中蘊含的文論話語異質性問題已經為變異學的產生提供了客觀依據。因為異質文論話語“在相互遭遇時，會產生相互激蕩的態勢，并相互對話，形成互識、互證、互補的多元視角下的雜語共生態，并進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論話語”。此種新的文論話語從本土的文化及文學背景出發，也許是對西方文論話語加以“修正”或“調整”的結果，比如五四期間的浪漫主義者在對西方浪漫主義的調整中，更注重繼承浪漫主義的情感維度;或是滲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對外來“模子”的選擇中而實現的文論的“他國化”變異，但此種變異并非一味的追隨或排外，而是依據自身的文化傳統及現實情況，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來文論，從而使其成為中國文論話語的一部分，否則就會導致文論的“失語癥”。

相比于“闡發”法中由于文論話語的異質性而產生的變異，翻譯中的“變異”則顯得更為“隱性”。王曉路在《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第三章“遷移的變異”中，闡述了英語世界經由語言的中介而對中國古代文論的不同理解與闡釋，指出了語言在交流過程中的“牢籠作用”。對這一更為“隱性”的變異進行系統闡述及研究的謝天振稱其為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較文學》第三章“譯介學”中，謝天振對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進行了專門闡述，肯定了“創造性叛逆”的研究價值，認為在此過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變形等現象表現得特別集中，也特別鮮明”，并指出創造性叛逆的主體不僅有譯者，還有讀者與接受環境。依筆者之見，“創造性叛逆”究其本質，實則為跨語際翻譯中的文本在語言、文化及接受層面上的變異性，是在忠實基礎上對原文本的客觀“叛離”。例如在跨語際翻譯中，當意義與形式兩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語中再現時，譯作勢必會受制于目的語的規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語言層面上產生變異。德國語言學家威廉·洪堡認為翻譯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的觀點也許言過其實，但將翻譯視為部分無法完成的任務卻有一定的現實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總結的五種在佛經翻譯中原文在譯文中“面目全非”的情況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薩姆瓦曾指出:“我們所見到的另一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對該文化的主觀的看法。”同理，我們所接觸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論，亦是經過語言的翻譯及文化的過濾后，在很大程度上經過本造后的“變異”的文論。

二、國內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創立發展期

不管其是“顯性”抑或“隱性”，對文學及文論中的“變異”研究基本上是在現象或規律層面上進行，而未曾從理論及學科角度對其進行一番梳理總結。源于對影響研究中的形象學及媒介學中的變異問題的思考，例如形象學中的社會集體想象物生成過程中的主觀性與不確定性，由此產生與異國真實形象一定的相異性，筆者提出了比較文學的變異學。“變異學”的首次命名出現于《比較文學學》一書中的第三章“文學變異學”，并將其分成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主題學、文類學、文化過濾及文學誤讀，但在理論層面上未對“變異學”的命名展開過探討。有學者從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領域的視角出發，思考“能否根據賽義德的‘理論旅行’來支持‘變異學’的命名?或者‘理論旅行’的現象是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命名為‘變異學’的重要根據?”。根據“理論旅行”，情境的變換會引起理論的變異。一種理論“進入新環境的路絕非暢通無阻，而是必然會牽涉到與始發點情況不同的再現和制度化的過程”。理論如此，文學文論自然也不例外。“變異學”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關注及探討。對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調查統計，在其主題中輸入“變異學”，筆者共搜到已70多篇，其中碩士論文9篇，但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討“變異學”但未在主題或標題中體現的論文及著作，對變異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變異學”理論建構方面。著作《比較文學學》、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將出版)及《“理論旅行”與“變異學”———對一個研究領域的立場或視角的考察》(2006)、《變異學: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發表的論文對變異學提出的歷史背景、理論架構及成立的理據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分析。變異學提出之前的比較文學研究注重探討不同文明下文學之間的“同”，并且此種“同”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就是此種求“同”傾向的產物。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弗朗索瓦·于連的《迂回與進入》就是對此種求“同”傾向的批判回應。雖然其對不同文明間異質性的關注與探討具有積極意義，但其方式卻具有單向、靜態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終的目標是通過“他者”來反觀自身。而變異學在對求“同”的回應上則更進了一步。它不僅關注比較文學中的異質性問題，更試圖在此基礎上達到不同文明下文學間的互補性，最終實現世界文學的總體性。變異學動態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適性。因此，變異學范式為處理異質性提供了一種變化的、動態的新模式。在其理論架構上，《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跨越性”特征與“變異學”的提出》(2006)在闡述了比較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并得出文學跨越性為比較文學基本特征的基礎上，指出文學變異學為學科理論研究的新范疇，并界定了文學變異學的定義及研究領域，對在2005年《比較文學學》中提出的“變異學”研究范圍作了一定的調整，認為:“比較文學的文學變異學將變異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變異，從而探究文學現象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它可以從四個層面來進行研究，即語言層面變異學、民族國家形象變異學、文學文本變異學及文化變異學”，為此后變異學領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圍。《跨文明差異性觀念與比較文學變異學建構》(2009)對“變異學”中的異質性問題作了進一步闡述，認為“曹順慶教授將差異性拉向共時的文學文本審美和歷時的文化功能的變異性上，在文明異質性基礎上重新將比較文學歷史化和美學化，始終把文學性和文化性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不可偏廢的兩極，并把哲學層面上的異質性拉回到對于文學研究可以具體操作的文學變異性中”，并總結了比較文學實踐上五個學科分支，即詩學變異性、審美變異性、文本變異性、語言變異性和文化變異性。

再者，“變異學”理論建構的其中一個學術特征便是始終與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合法性”交織在一起。對此，《跨文明語境下的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一文指出變異學是在當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與碰撞的結果。變異學中的形象變異與文學文論的他國化研究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任何一種理論在不同的語境中都會表現出不同的面貌、形態和內涵，應當重視根據中國經驗對西方理論所作的闡釋，重視這種闡釋與原理論的沖突，重視從中國經驗與自身理論出發對引進理論進行自覺的理性抵抗與反動”。其次，“變異學”理論闡述方面。《跨文明“異質性研究”———21世紀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2006)、《比較文學學科中的影響變異學研究》(2009)、《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探析》(2009)、《從變異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異國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對變異學的理論特征及學理基礎進行了詳細深入的闡述，主要探討了變異學視角下的可比性基礎，變異學對翻譯研究、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啟示性作用。《文學變異學視野下的語言變異研究》(2007)，探討了語言層面的變異學，指出了其所指的語言變異現象區別于因為譯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錯譯濫譯，并對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種從“變異學”視角來審視翻譯中的變異現象對重新思考傳統翻譯中的原文與譯文的關系給予了全新啟發，即從語言層面的關注轉換深入到關注語言變異現象背后的動因，同時也有助于“比較文學反思和重新定位學科的目標，有助于發掘文學新質的生成機制以及探討文學發展的動力問題”。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之一。《“不可通約性”與“和而不同”———論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2008)則從變異學角度探討了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基礎，即將變異學的學理基礎異質性視為學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礎，從而突破了之前比較文學研究中以求“同”為可比性基礎的局限，為跨文明視野下的比較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解除了以求“同”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異質性的提出正是中西兩種關注普世性差異思想影響下的必然，是解決整個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困境與學科建構問題的理論革命。”［再者，變異學的提出能很好地解決形象學中的變異問題，辨清形象學的學科定位。“法國學派的理論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學流傳中信息的失落、增添與誤讀，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響下的文學閱讀的差異。盡管法國學者對此也已有所察覺，但他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以至于仍將這個比較文學學科歸為實證性影響研究之列。”理論的闡述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理論框架，有助于指導人們將其運用于具體的實例之中。再次，“變異學”理論運用方面。此類文章如《品欽在中國的譯介研究》等主要運用變異學理論來進行個案的分析與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譯介與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作品旅行到“他者”過程中產生的變異及其緣由。任何翻譯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都會受到不同意識形態、話語言說方式及譯者主體性的影響。翻譯中出現的“形象變形”及“創造性叛逆”都是兩種文化“異質性”的間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應該站在變異學的視角，透過翻譯現象來追溯并探究現象背后的實質，挖掘并正視其中的“異質性”，而不是用單一靜態的翻譯標準進行評判，從而達到良好的翻譯文學生態。《從比較文學變異學視角看郭沫若詩歌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2009)以《西風頌》和《魯拜集》的譯作為例，分析了譯作在音韻、形式、意象上的變異，來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叛逆并以此達到形象地再現原作中詩情畫意的翻譯目的。《一個有爭議的實證性文學關系案例分析———芭蕉與中國文學》(2009)將基于事實的實證性與變異學研究相結合，在正視文學間影響的同時，探析文學流傳中的非實證層面———變異現象，即外來文學對作家的影響不全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礎上同化于其創作之中，從而創造出獨具藝術價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顧案例的實證性與非實證性層面研究，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與中國文學的關系，體現了變異學對影響研究中實證性所忽視的“文學性”探索的補充，以平等、客觀的目光看待兩國文學間的交流與關系。因而，文章得出結論:“之所以關于芭蕉與中國文學的實證性影響關系存在爭議，緣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從本質上說終究是日本的，中國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種程度上發生變異。”

三、國內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反思與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數研究多從歷時角度展開，而很少兼顧共時的視角。多在縱向梳理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的背景中來闡釋比較文學變異學，即從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進而轉到中國學派提出的變異學研究。這樣也許會讓動態多維的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式趨向于靜態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適度轉向現今比較文學學科的橫向發展層面，即中國學者在面對跨文明視角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困境而提出變異學時，之前的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現今的學科發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較文學在一些“邊緣”國家的興盛)是否受其影響而經歷了一定的變化或修正。歷史語境中的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在現實語境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相比于這些變化，變異學研究范式的優勢與獨特價值體現在何處，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問題。任何理論都是對特定歷史社會語境的回應。歷史語境的變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其產生影響，使其有別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調整。這樣或許能更好地解釋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學科范式的獨特性與普適性。

其次，今后的變異學研究應更注重宏觀視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變異學與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數文章在闡述比較文學變異學時，多提及在跨文明視野下，變異學相對于影響研究中對有事實聯系的“同”的求證及平行研究中對無事實聯系的“同”的探索的優勢，多從變異學的視角來考察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例如《從變異學審視平行研究的理論缺陷》(2009)，從文學變異學的角度對平行研究的缺陷進行了考察，總結了它在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普適真理與異質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個方面的不足。這無可厚非。但有時我們也可以變換視角，從后兩者來審視變異學，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從而更加充實變異學的研究范式。同時，在理論運用方面，多單從變異學的視角來分析具體作品中的變異現象，而很少融合影響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作家批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作者在書中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與變異研究等綜合運用，對所選主題進行了充分的研究與闡釋，是一次非常不錯的嘗試。其實早在變異學提出之前，有學者在對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導兩者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結合，認為“兩派實可互補，如能在有文學影響的諸國文學里，以影響作為基礎，探討其吸收情形及類同與相異，豈非更為穩固，更為完備?”因而，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與變異研究的融合何可不為?再者，注重變異學研究的現實向度。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跨學科打通了文學與其他學科的壁壘，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現實性與社會性。這與當時的歷史語境有很大的關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動蕩的社會及文化巨變引起了一場‘危機感’，要求所有學術學科必須解決處理由社會和政治所引起的問題，以此來重組學科自身，從而保持學術研究的社會相關性”。鑒于此，韋勒克在其《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倡導擴大比較的范圍，將諸如民俗學及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間關系的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方向。這也許能部分解釋比較文學在經歷了只注重“事實關系”實證研究的危機后，在美國又異地崛起。正如有學者而言，“文學及文化分析中比較方法的舉足輕重是因為人文學科的社會相關性”。這在如今互聯網及新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更是如此。如何體現變異學研究的社會相關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闡述空間。

再次，對變異學理論中的某些問題還應進行更為翔實的闡釋與探索。首先是變異學中應闡清的幾個問題，比如變異是怎樣發生的?為什么及在哪里發生變異?變異的度及規律性是什么?等等。對如上問題的分析能進一步理清變異學的概念及本質。例如關于變異的“度”的問題的探索，即“變”到何種程度才成為變異學中的“異”。《打開東西方文化對話之門———論“間距”與“變異學”》一文對變異性研究的范圍進行了闡述，即“變異學雖然重新為東西方文學的比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異也具有可比性，但變異學強調的是異質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類同性的文學現象之間找出異質性和變異性”，這或許能為今后對于變異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啟發。這一問題就猶如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一樣，若不對其范圍及本質進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導致其意義的無限延散，從而在此過程消解其自身。這就如同比較文學中的跨學科研究一樣，若文學與任何其他學科的比較都可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的話，那么就可能導致比較文學的泛學科危機。變異學中的規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關于變異學術語翻譯的規范性與統一性。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促進了學科術語的不斷生成與發展，尤其近來比較文學在東方的興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較文學學科術語譯介的系統化在引進或輸出學科理論思想時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術語翻譯的規范化將促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與不同思想的融合。“

術語是某一特定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之一。術語的科學化、系統化、規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門學科的發展水平。”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式的新嘗試，其關鍵術語翻譯對變異學理論在跨語際語境中的接受與發展有著不可小視的作用。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術語的翻譯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統一與規范。例如據筆者對已發表的變異學相關論文英文摘要中關于“變異學”一詞的英譯，就出現了以下九種不同的譯文:“variation”(《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文學變異學研究》)(2006)、“mutation”(《變異的本土化———民間故事跨民族傳播研究》)(2006)、“variationology”(《從變異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2006)、“variationology”(《變異學視域下的新時期初現代主義論爭研究》)(2012)、“VariationTheory”(《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和文學變異學———佛克馬教授訪談錄》)(2008)、“TheoryofVariation”(《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學術背景與理論構想》)(2008)、“theVariation”(《變異學: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2008)、“VariationStudy”(《跨文明差異性觀念與比較文學變異學建構》)(2009)及“VariationTheory”(《變異學———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突破》)(2010)。“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注意到了文學術語的介入問題，他認為新思想的輸入就必然要有新術語的輸入。”反之亦然。因此，對術語翻譯的梳理及明晰就顯得尤為重要。歷史表明，每一次學科危機的產生及范式的調整都出乎意料地促進了學科的發展。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出現將使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實現新的創新與突破。但如上文所述，目前國內對于變異學的研究中還存在一些空白地帶，需要今后進一步深入闡述，使其更加完善，從而更好地指導比較文學的研究。

作者：曹順慶 莊佩娜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