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跨學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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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理念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①。日后，學術界將雷馬克將所言的“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具化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與宗教”等。比較文學的“跨學科”一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1975年，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制于學科界限，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②。這是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吁求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楊周翰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較文學的一般定義，它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國別、不同民族或不同語言的文學的比較研究;它還包括文學和其他學科、其他藝術或其他表現領域之關系的研究”③。他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工作者在前一個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在“跨學科”領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為此，他發出呼吁:“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①。

歷史上，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又被稱為“科際整合研究”，即把人類社會童年時期處于同一個母體的、日后被細化的社會分工所割裂開來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學科重新整合起來，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的外圍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較的視野中，對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進行研究。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構建，得益于20世紀世界文學的發展和文學觀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視野的拓寬和思維方式的嬗變。這種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語言的、國別的、傳統的、人為的界限早已打破。傳統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①，而且已不能滿足宏觀視野下綜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時空觀念，超越學科界限和超越文學自身的綜合性研究，既可為當代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的、廣闊的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順應時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擇。其實，在提出“跨學科”理念的同時，雷馬克就談到了“科際整合”或曰綜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綜合，除非我們寧愿讓文學研究永遠支離破碎。只要我們有雄心加入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必須隨時把文學研究中得出的見解和成果集中起來，把有意義的結論貢獻給別的學科，貢獻給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為比較文學“是把人類創造活動本質上有關而表面上分開的各個領域連結起來的橋梁。”如果想發揮這座橋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領域上做文章，即“不僅把幾種文學互相聯系起來，而且把文學與人類知識與活動的其他領域聯系起來”③。跨學科研究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邊緣性、滲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外延，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空間，使文學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閉的藩籬，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學現象連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又將文學置于同其他學科相關聯的時空領域中，不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開辟出一條文學與其他學科溝通與對話的渠道，還使我們有機會站在文學以外，站在其他學科的視角上觀察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學，從而對文學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如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徑已為比較文學界所認可和接受。

二、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現狀

中國比較文學的文獻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紀80年代。1982年，張隆溪選編的《比較文學譯文集》選入了美國學者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的《文學與思想史》和瑪麗•蓋塞的《文學與藝術》;1985年，干永昌、廖鴻鈞、倪瑞琴編選的《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也選入了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除了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章選入外，還選入了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除了繼續收錄樂黛云和錢仲聯的同名成果外，還收錄了傅鴻杰的《奧尼爾與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詩人的宗教》等;1989年，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除了王寧的長篇《導論》外，還收錄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樂黛云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及《文學與其他藝術》、許明的《文學與哲學》、王錦園的《進化論與文學》、徐志嘯的《文學與宗教》、伍曉明的《文學與音樂》、王長俊的《文學與繪畫》、王寧的《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孫津的《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等。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內容也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非本科范圍研究”為題介簡要提及了“社會學與文學”、“神話、民俗學與文學”、“哲學與文學”、“宗教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語言與文學”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學的關系”等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在“科際整合”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內容。

同年，陳惇、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和藝術”、“文學和宗教”、“文學和心理學”以及“文學和哲學”等跨學科內容。90年代及至21世紀，“跨學科研究”不但成為比較文學教材必不可少的內容，外延還拉伸到“文學和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系統論”、“文學與信息論”、“文學與控制論”等領域。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現于20世紀尾聲和21世紀初葉。如陳洪的《文學與宗教》、龔每律、譚桂林的《當代中國文學與宗教文化》、馮川的《文學與心理學》、葉舒憲的《文學與人類學》、彭兆榮的《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麻承照的《文學與民俗》、許建昆、陳又凌的《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阮慶岳的《文學與建筑相問》、王寧的《文學與精神分析學》等。此外，一些非文學工作者也在自身學術視野內探索文學與其專業的關系，如羅小平的《音樂與文學》、蔣容理的《音樂與文學的對話》、羅立剛的《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唐德剛的《史學與文學》、周群的《宗教與文學》等。另外，還有學者將“跨學科研究”引入具體的學術領域中，如鄭杰文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陳致文的《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等。與著作類成果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在論文類成果上呈輻射式和多元化態勢。除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及“文學與宗教”外，在“文學與計算機”、“文學與網絡”、“文學與動漫”、“文學與醫學”及“文學與農業”等方面均有數量不等的成果出現，展現出一種較為可觀的局面。縱觀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歷程，有如下問題值得關注:(1)全方位、多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經形成。其內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馬克當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隨新興學科發展的腳步不斷延伸，使比較文學的“邊緣性”、“交叉性”和“滲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學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身的學術追求出發，深入探討所在學科與文學的關系，如“繪畫與文學”、“建筑與文學”、“醫學與文學”等，有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趕超文學之勢。(3)整體理論性探索不夠，實踐闡釋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層，流于文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泛泛敘述。系統的、有理論探索的、有實踐個案的、有學術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論。

三、“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教學中的角色轉換

在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跨學科研究”至今還是一個配角。盡管作為三大研究途徑之一，“跨學科研究”擁有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實到教學環節中，“跨學科研究”則往往成為可有可無的邊緣性角色。這一點，在中國比較文學復興以來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見一斑。最早的“跨學科”內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現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隨后的“跨學科”內容，或以“科際整合”，或以“跨學科研究”為題，正式出現在教材的章節中，范疇和篇幅也有所擴充。日后及今的比較文學教材，基本上延續了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學科研究”作為一個章節的內容加以介紹，范疇相對穩定。然而，一旦進入到具體的教學，對“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關注度，就遠遠大于“跨學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學時數內，留給“跨學科研究”的寥寥無幾，其“附屬”的配角地位至今沒有大的改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論建構的不足。自雷馬克提出這一理念起，“跨學科研究”始終沒有形成一套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沒有產生“影響研究”的“流傳學”、“淵源學”、“媒介學”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題學”、“題材學”、“文學類”、“比較詩學”以及由此變異而生的“形象學”和“譯介學”等理論范疇。缺少了理論根基，就缺少了底氣，教學上自然會產生無話可講的感覺。其次是知識結構的陌生。由于“跨學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學本身，使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們對所“跨越”到的學科領域或一知半解，或一無所知，在文學與這些學科之關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這種知識結構上的陌生感就導致人們或被迫放棄，或敬而遠之，至今尚無成型的理論體系，在課堂上淪為配角就不足為怪。而理論建構的不足和知識結構的陌生，勢必導致“跨學科研究”在個案研究上的缺憾。缺少了實踐個案的支撐，教學上就缺乏應有的說服力，可講可不講，可有可無就在所難免了。

然而，我們偏偏生活在一個科際整合和學科滲透的時代。社會的發展，教育的發展，需要多學科交叉影響與整合下培養出來的復合型人才，社會對綜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這種態勢下，單一的學科領域，單一的知識結構，單一的研究視野，顯然無法滿足社會和教育發展的吁求，純文學范疇內的研究勢必面臨超文學和“跨學科”研究的沖擊，“跨學科”就這樣成為比較文學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學科交叉、文理滲透的趨勢下，中國高校的學科組成在近10年中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除傳統的文科院校外，漢語言文學專業也走進了理工農醫經管法和藝術類院校，不但已培養出別具一格的本科人才，而且已培養出多批別具一格的研究生人才;不但建立起了二級學科的碩士學位點，一級學科碩士學位點建設也大獲豐收。這一切，都強有力地沖擊著傳統的院校格局和學科格局，也強有力地沖擊著傳統的教學體系和課程體系，比較文學就是被強烈沖擊的主要對象。在眾多開設漢語言文學專業的非文科院校中，其不同的強勢學科所形成的不同的氛圍和校園文化，既決定著該學校人才培養的模式，也決定著該學校其他學科和專業的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就業指向。有的院校有理科偏強的歷史傳統，有的院校在歷史上以工科起步;有的院校在金融、法學類歷史久遠，有的原本就是藝術類院校。雖然從更改后的校名中無法看出其強勢學科的因素，但其內在的強勢所形成的校園主導傾向還在左右著其他學科和專業學生的學習走向以及專業素質的形成。在這類學校學習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與傳統的文科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相比，除了專業名稱、學科名稱和課程名稱上差別不大的外，其內涵已無可比性。考生有的來自文科，有的來自理科。有的自愿報名，有的調劑而來。他們中間，真正打算從事文學事業的鳳毛麟角，而其所選擇的第二專業往往是法學、金融學、廣告學等熱門專業，就業是他們的首選，文學只是他們幫助就業，提高人文修養的輔助手段。換言之，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單一的文學知識，而是多學科互相交叉下的綜合知識。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比較文學教學中那種純文學式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就遠不如“跨學科研究”那么受歡迎。“跨學科研究”之所以在此類院校中大受青睞就不難理解，“跨學科研究”在教學中由“配角”到“主角”的角色轉換就成為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的重要內容。建構一種適應此類院校人才培養模式的、以“跨學科”為主體的比較文學課程體系，就成為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中國高等院校學科組成的多元性，中國理工農醫經管法和藝術類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特殊性，決定了“跨學科研究”的內容將成為比較文學基礎教學的一個新的重要支柱。這不是對傳統的以“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為主體的課程體系的否定和取代，而是一種與時俱進的補充和完善。如能得到健康發展，不但可以順應此類院校人才培養的需求，還可以在客觀上對“跨學科研究”的理論建構，推動“跨學科研究”的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