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持續發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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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理論構建及發展
中國比較文學切切實實推進了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中國學派開拓了新的領域；成為全球新時期比較文學的積極倡導者。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曹順慶開始階段主要從事比較詩學研究。其專著《中西比較詩學》被視為新時期第一部詩學方面的專門著作。他從話語范疇入手，對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進行比較研究，具有一定的開創性意義。其《中外比較文論史(上古時期)》，則是從文論范疇的對比研究走向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較研究。1995年，曹順慶在《中國比較文學》上發表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無疑為亟待復興的比較文學樹了一桿旗幟。與《跨越第三堵墻：創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理論體系》一道被看作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學科理論的奠基者。其特點是：一是從中西兩極比較轉向了全方位的多極比較，從原有的對中西兩極的關注轉向了對整體性的關注。其二是從范疇學的研究轉向整個話語體系的思考。他認為，中國文論體系有其自身的學術規則，有一整套的話語的生成方式、意義表述和言說方式，不能以西方的話語規范來闡釋中國古代的文論話語。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他后來提出了“失語癥”、“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中國化”等命題。其三，從文論范疇的對比研究走向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較文學研究。力圖從意義的生成方式、話語的解讀方式及表述方式諸方面，尋求東西方異質文化所賴以形成、發展的根源，從而進一步清理發掘文化范疇群及其文化架構、文化機制和文化發展的規律。2001年，曹順慶在《中國比較文學》第3期上發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明確提出跨異質文化(后改為跨異質文明)新理論，把跨文化、跨文明的中西比較文學置于21世紀國際學術領域內，如此一來既可以申揚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潛在價值，也可以糾正西方比較文學家的缺失。從而建構一套符合中國文學精神的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葉舒憲一直堅持引用西學的新觀念和新方法來研究中國比較文學，促進了中國文學研究的進程。通過思考和探索，主張跨文化研究，倡導生態批評，倡導跨文化視野下重新解讀中國上古文學經典，使得原型批評在國內收獲了豐碩成果，催生出了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文學人類學研究。1988年先后出版、發表了《符號：語言與藝術》《從生態人類學看老莊的社會理想》等論著，被看作是第一個從生態學角度闡發文學與藝術價值和功能的論著，在中國比較文學界迅速興起了生態批評和“文化闡釋”的研究熱潮。王寧是我國最早從事精神分析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學者之一，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將西方的文學和理論有機地應用于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對西方理論作出了一定的質疑和改造。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的思維模式，反過來又影響著西方學者，打破了荷蘭學者佛克馬唯一的后現代主義(西方)觀點。1998年，在《后現代主義之后》這部專著中，王寧首次將后現代主義放在一個全球化的廣闊語境下進行考察研究，試圖通過自己的批評和研究實踐，將中國的文化與文學放在一個廣闊的跨文化語境下研究，在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及其研究關系之間協調，最終達到比較文學的超越和跨文化視野的實現。認為后現代主義已經走出了西方世界，成為了一股國際性的理論大潮。在傳播到東方不同的國度內產生了不同的變體，由此消解了西方理論的“霸權”色彩，為中國的后現代主義研究走向世界，直接和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創造了條件、作出了貢獻。王曉平從亞洲同質文化比較研究的薄弱環節著手，對中國、日本、印度、韓國等亞洲國家文化和文學間的互識互證展開了研究。在《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中，對中日文學交流的斷代史作出了系統描述，具有拓荒性意義。其《佛典•志怪•物語》一書，則以六朝至隋唐的志怪小說為抓點，追溯中印文學中的佛典關系，并考察其在日本物語中的投射。王曉平特別注重從接受的角度研究三個國家之間文學的相互影響，從而梳理了印度、中國、日本在文學交流中的歷史因緣關系。在《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與人合著）一書中，審視了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如何接觸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對西方“漢學”中的“中國文學研究”作了系統性總結；結合俄蘇漢學研究，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中國古典文論在國外流傳的軌跡。有意識地對中國古典文論在國外的發展作了開掘性的探索，與曹順慶提出的中國文論“失語癥”觀點形成了呼應，為比較詩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孟昭毅主張世界文化交流中要突出“東方”的聲音，在世界范圍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東方的本位。強調既對過去西方中心論作反撥與突破，也有意識避免新的東方中心論，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宏觀而廣闊的視閾，作超越前人理論框架模式的探索。認為在文化、文學交流中，勢能落差在所難免，應該努力縮小和消解邊緣和中心之間的差異，要善于超越文化與文學的學術界限，對文化和文學各種現象之間的事實聯系展開特有的關注，力求超越交流空間、時間和人為的樊籬，摸清東方文化和文學的基本規律。其早期代表作《比較文學探索》較好地體現了他的這些學術主張，他不僅強調和闡釋了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問題，而且更深入地從“文學關系史”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國的文學關系。
二學科身份的過去與現在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一概念所蘊含的理論的自覺意識最早出現的時間大約是20世紀70年代。“回首三十年,我們大致可以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發展脈絡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7)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開創與奠基的階段。第二階段(1988-1997)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方法體系的建構階段。第三階段(1998至今)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研究繼續向前推進發展的階段。”①季羨林先生1982年在《比較文學譯文集》的序言中指出：“只要我們肯努力學習，認真鉆研，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必然能建立起來，而且日益發揚光大”(P29)。同年，嚴紹璗也提出，當比較文學研究在我國文學研究領域里興起的時候，我們應該在繼承世界比較文學研究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致力于創建具有東方民族特色的“中國學派”。朱維之在1983新中國第一次比較文學學術會議上鮮明地指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經有了長遠的源流，前人已經做出了很多成績，頗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蘇學派的特點。因此，中國學派絕不是歐美學派的尾巴或補充（孟昭毅，“朱維之先生與比較文學”）。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在《比較文學導論》中認為應當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以我國優秀傳統與民族特色為立足點與出發點，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營養，去努力發展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1986年，段燕在《探索》第2期上發表題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應當崛起”的文章，明確了中國學派崛起的必要性與中國學派的主要研究領域和任務。遠浩一提出“比較文學是跨文化的文學研究”(載《中國比較文學》1988年第3期)是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在理論特征和方法論體系上的一次前瞻。同年，楊周翰先生發表題為“比較文學：界定‘中國學派’、危機與前提”(《中國比較文學通訊》1988年第2期)，認為東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應當成為“中國學派”的特色。
1990年,遠浩一發表“關于‘中國學派’”(《中國比較文學》1990年第1期)，進一步推進了“中國學派”的研究。王富仁在《學術月刊》1991年第4期上發表“論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問題”,論述了中國學派興起的必然性。1995年，曹順慶先后發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跨越第三堵‘墻’，創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理論體系”等系列論文，論述了以跨文化研究為核心的“中國學派”的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1998年熊沐清率先發表了“中國學派：必要、可能、途徑”(載《中國比較文學》1998年第4期)。2005年李衛濤(“從韋勒克、艾金伯勒到伯恩海默至中國學派—————比較文學的跨文明軌跡”，載《思想戰線》2005年第4期)。從比較文學的跨文明研究軌跡上重新審視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而王峰(“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兼論第四種比較文學觀”,《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也從比較文學觀念出發重新界定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些討論促進了中國學派，即比較文學第三階段學科理論的建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從誕生之日起，就在不斷的論爭中成長。學界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論爭主要圍繞著兩個焦點問題：第一，要不要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建立一個民族地域性學派是民族性的問題，還是世界性的問題；第二，“闡發法”是不是中國學派的方法論。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提法出現不久，就出現了反對的聲音。除國內有學者質疑、反對外，更有國外的反對聲音：1987年荷蘭學者佛克馬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學術討論會上就從所謂的國際觀點出發，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并堅決反對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來自國際的觀點并沒有讓中國學者失去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熱忱。1988年智量先生就在《文藝理論研究》1988年第1期上發表《比較文學在中國》一文，援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為中國學派辯護，認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成果和特色顯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與比較文學研究歷史上的其他學派相提并論，建立中國學派將會是一個有益的舉動。
孫景堯先生在《文學評論》1991年第2期上發表《為中國學派一辯》反駁了國內外某些學者對“中國學派”之說的責難，強調“中國學派”的提出，“正是為了清除不僅在西方，也包括在東方都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來重估與科學認識非歐洲國家，尤其是中國自身文學及其文化體系，以更客觀地溝通中外文學與更正確地把握其規律”。經過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特征和方法體系的論爭之后，學者們普遍認同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提法。佛克馬教授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成都)”上，修正了自己以往十年的看法，公開表示欣賞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提法。王寧是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界最早提倡比較文學“超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學者之一，他與樂黛云教授共同主編了《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一書。劉介民始終堅持從理論研究出發，探索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強調科學的規律性對于學科發展和文學發展的重要性，提倡比較文化學應從文化的全方位、大背景以及各種角度和分支研究文學方方面面的問題，他既從文化場中考察比較文學，又從比較文學中反映更為廣泛的人類文化，倡導一種文化歷史學家的直覺意識。其專著《比較文學方法論》，以梵•第根的比較文學理論為指導，組織了一場方法論的大討論，允許不同的理論家發出自己的聲音，形成對話，促進了對不同理論的批評性思考。探索了“比較文學研究方法”這一研究課題，闡述了自己的分類原則。始終強調以人類社會的一切文學現象和與文學現象有關的事物作為研究對象，從中闡明國別文學的性質、特點和文學的基本規律。此外，劉介民還注重“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關系”，他希望實現比較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研究相互之間的共榮共生。葉舒憲開創了中國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學派。他一方面致力于介紹和研究西方文學人類學的新發展和新成就，另一方面身體力行地倡導中國本土特色的文學人類學建設方略。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葉舒憲為代表的文學人類學研究成為學界所認為的“在中國比較文學領域最具活力的一派”①。
在《文化對話與文學人類學的可能性》、《文學人類學研究的世紀性潮流》等論文中，提出將人類學的跨文化研究和田野作業視角整合到本土傳統的考據學中，從而建構起“三重證據法”(文獻文本、田野考古和民族學、民俗學活態文化)的立體研究框架，這一做法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形成了新時期以來整個國內人文學界具有新學派性質的研究群體。葉舒憲致力的文化人類學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地方性知識”思想、“深描”理論以及“主體”和“客體”等眾多的視角，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宏觀的視閾。同時，他把民間文學和結構主義研究中常用的母體范疇作為分析上古文學源流影響的工具，將中國文學中的主題、母題、意象或敘事模式放在世界視野中加以透視，避免了見木不見林的短視和武斷。更為重要的是，葉舒憲開辟了新的研究范式。樂黛云曾評價說“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看，以文化闡釋學和文化人類學對中國傳統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及其著作，可以說是在當論支持下所做的主題學和文類學的綜合研究。而葉舒憲所開創和引領的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是一套全新的文學研究的學科理論和方法體系。”（《比較文學原理新編》）孟昭毅特別重視比較文學的實踐性，即強調實踐在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中的作用。他始終認為只有強化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才能證明理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只有從實踐基礎上升華的理論才有普遍意義和說服力。他主張以東方話語研究東方文學和比較文學。他在力圖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試圖超越東方沙文主義的思想局限，努力保持一種多元文化并存的立場。
三體制建構的反復與糾偏
曹順慶提出“跨文化”的理論命題，無可否認是接受了“中西比較文學”的觀念，而袁鶴翔、蘇其康、古添洪等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就提出“比較東西方文學可能性的探索”、“中西比較文學：范疇、方法、精神的初探”等觀念，這是跨文化研究的最初理論文章。1988年劉介民的《現代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一書，也是意在跨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的比較文學研究著作。1997年陳悖、孫景堯、謝天振主編的《比較文學》，2001年陳悼、劉象愚合著的《比較文學概論》修訂本，都把跨文化作為比較文學的主要性質。對“比較文學總體研究”的提出，是來源于梵•第根《比較文學論》的第三部分“一般文學”即“總體文學”的。“總體文學又是比較文學很自然的延伸，兩者很多時候是結合在一起的。”曹順慶在提出“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后，又提出：“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①就是說中國學術沒有自己的話語言說方式。認為：一些學者對“跨文化”產生誤解，說明他們在話語言說方式和思維方式甚至是學術規則上頭已經西方化了，與中國傳統和本土的學術現實及現實關懷嚴重脫節。異質文化的話語問題、對話問題、對話的原則和路徑問題、異質文化間探源和對比研究問題、文學與文論之間的互釋問題等等，都是值得探討、辨析的。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盡管曹順慶一再強調“跨文化”是“跨異質文化”,但仍未能防止誤解的產生。所以,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曹順慶又建議將“跨文化”改為“跨文明”。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對者。反對者認為有三點值得注意：“跨文明”研究將又一次擴大比較文學的邊界；“跨文明”研究缺乏可比性；“跨文明”研究消解或削弱了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第一點主要是源于對“文明”的誤解,“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傳承(信仰體系、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等)的社會共同體。因此，“跨文明研究”更清晰地劃定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邊界和研究范圍。指出傳統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基礎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關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間文學的交流和對話，交流和對話的前提是差異。“跨文明”研究的意義就在于它突出了比較文學中的“對話性”。而曹順慶認為跨文明研究的多元語境和諸種題域,不但不會消解文學性和文學文本的美學特性,反而有助于更廣泛、深入地揭示文學性的真正內涵。
四不足與展望
新時期比較文學研究存在的不足之處是比較文學工具書目前仍未出現，如“比較文學詞典”、“比較文學書目”、“國別比較文學研究”等都還沒有出現。僅有幾本不很理想的類似工具書的著作，如賈植芳、陳思和主編的《中外文學關系史資料匯編》，劉獻彪、葛桂錄等著《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編年史稿》，唐建清、詹悅蘭編著的《中國比較文學百年書目》等。這些工具書類雖然為比較文學作出了貢獻，但仍無法解決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擾和問題。至于比較文學專著書目索引、比較文學散篇論文索引等，都是治學之重要工具，目前也并不很完備。各種比較文學工具書籍的編撰，還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有待我們去努力。雖然直到如今，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問題仍沒有完全解決，但在探討的過程中，比較文學取得了許多收獲。例如，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使我們對于各國文學間的聯系有了清醒的認識；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以及跨學科研究使我們對文學與其它學科的異同有了更多的了解。誠然，“可比性”問題也許會一直討論下去，但我們深信它是問題也是動力，隨著認識的深入比較文學的研究也許會結出更加豐碩的成果。另外，作為比較文學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變異學仍需在實踐的檢驗下進一步發展完善。新時期比較文學學科走向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更進一步地向跨學科研究發展，可以斷言當今已進入了以多元文化體系文學的“互識”、“互證”、“互補”為核心的比較文學發展階段。
新時期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開拓的新的領域，必將彌補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之不足，推動全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必將有益于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的發展：首先，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從初始的比較文學研究走向比較文化研究。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在跨文化、跨學科的背景中研究文學，已成為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難以逆轉的歷史潮流，從跨文化角度重新審視文學這一社會現象，將是21世紀比較文學發展的總趨勢。第二，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經歷了由“顯學”到“隱學”，由“張揚”到“收斂”，由“重理論”到“重實績”，從傳統的重視西方向重視東方轉變。第三，在文化多元化、文化融合化、文學世界化發展中，比較文學觀察的視野從強調學科特性走向與其他學科整合，其內容從精英經典研究走向通俗大眾文化研究，其范圍從以西方文化為中心走向東西方文化交流融會，呈現出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同源研究與異質研究相結合、自身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發展趨勢。展望未來，筆者認為：未來的比較文學研究，要按照本學科的內在理路行事，同時也要本著“變通”的原則，也就是在本學科處于轉型或危機時刻，善于抓住事物發展的核心實質，通過各譜系間的互通互證互釋，才能真正做到以“不變”應“萬變”，學術研究發展的理想狀態理應如此。比較文學中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流派，通過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學術互通，伴隨著研究者個人學術功力的加深，將使新時期比較文學研究邁進更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