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課程教學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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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高校比較文學教學一般有三種模式。一是前沿性問題，如“女性主義與電影”的專題研究;二是與比較文學相關的專題講授，如“尼采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三是先概括性介紹比較文學的特點及意義等，再具體地分為流傳學、媒介學、淵源學、主題學、文類學、比較詩學、跨學科研究、形象學等進行講授。第三種模式被多數高校所采用。其優點在于有利于學生總體認識學科理論的特點及歷史，再細化到各分支理論的內容。它的不足之處則是由于比較文學理論的開放性與某些方面的模糊性，導致上述看似有條理的知識體系之間仍然存在著盲點或晦澀不明之處，而學生在學習比較文學課程之后也對如何寫作相關方面的論文仍感迷茫。根據筆者經驗，我們認為根據這一學科方法論的性質，在教學中引入科研實踐的維度，或許是深化學生理解比較文學理論、提高學習效率的有效途徑。對于如何把比較文學的理論教學與科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我們認為總體而言可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就課堂教學的組織形式來說，教師講述比較文學理論與學生針對該理論的論文寫作或研究報告相結合，甚至可以采取學生作報告并討論為主、教師評述并延伸講述為輔的方式，深化學生對這一學科的體悟與知識積累。這種方式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有較高要求，適合人數較少、有較扎實基礎知識的研究生課程教學。二是就課堂教學的內容方面來說，教師在講授比較文學理論時，以科研實踐為導向對理論知識進行融會貫通的教學，側重理論知識的應用性問題，對教學內容做出適當調整。這不僅能有助于教師有效地解釋比較文學領域中某些模糊甚至互相矛盾的問題，更能讓學生深刻體會比較文學開放性與發展性的特點。這是一種契合比較文學學科特色的教學方法，本文將著重闡述這種教學方法。

首先，我們要解釋為什么說這種教學方法契合比較文學學科特色?原因在于與中國古代文學等學科相比，比較文學更具有科學研究方法論性質。從時代背景來看，它產生于實證主義與科學主義研究思潮濃厚的19世紀。當時比較研究的方法從自然科學蔓延至人文科學領域，使比較變成一種自覺的和普遍的學術研究方法與意識。因此，比較文學的誕生與發展主要不是基于新的研究對象的發現，而是對“比較”這種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研究方法的敏銳意識及對其現代性內涵的拓展。在比較文學之后的發展歷程中，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等學者對于比較文學僅僅因為建立于比較方法之上，而能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產生了質疑。為了回應這一挑戰，注重文學影響的法國學派應運而生，然而此后這一學派因偏重實證性、忽略審美性又受到來自新力量的挑戰，隨之而來的是倡導平行研究的美國學派的昌盛。到了20世紀下半期，平行研究又面臨了運用于跨文明文學研究時的有效性問題，引發了中國比較文學界的思考與討論。可以說，比較文學每次面臨挑戰與危機的原因，都在于它所界定的核心概念“比較”這種研究方法在科研實踐中所顯現出的局限性;而比較文學的歷次發展，也與“比較”這一研究方法內涵能更有效地運用于現代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研究領域緊密相關。因此比較文學是一門具有方法論性質的學科，與科研實踐密切相關，其教學重點應是讓學生正確理解這一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將之應用于科研實踐。在講授比較文學理論時，不僅要指出理論是什么和為什么出現的問題，更要使學生明確理論知識如何應用在具體操作中以及在科研實踐中如何靈活地使理論與實踐融會貫通。

不妨先舉兩個例子說明引入科研實踐維度對比較文學教學及學科發展的重要意義。例一從科研實踐的維度看形象學、譯介學等學科的歸屬問題。形象學與譯介學的歸屬問題是比較文學界長期爭論的焦點之一。形象學不僅涉及實證性的國際交流的客觀材料，更要深入想象者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審美心理，因此它結合了實證研究與審美研究兩個方面特點。通常人們認為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重要特點是突出審美性，而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特點則是突出實證性，那么形象學到底是應該放在影響研究之下，還是應該置于平行研究之中呢?譯介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它關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原文的增刪、變動與改寫，即“創造性叛逆”，但同樣也重視對“創造性叛逆”的發生原因即譯者與作者之間不同的文化傳統、審美心理等作深入研究，它也包含了實證性與審美性兩個方面特點，那么譯介學還應放在法國學派影響研究之下嗎?這些疑問就造成了人們對形象學與譯介學的歸屬問題的困惑。翻開各種比較文學教材，我們發現當今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并不統一，教材的編者們或采取回避的做法，不置一詞;或跳出從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的角度編寫教材的框架，對此做出個性化的處理。如陳惇教授等主編的《比較文學》對譯介學的歸屬問題未作探討，“形象學”則被歸入“國際文學關系研究范疇”(陳惇孫景堯謝天振164)。這種劃分由于“國際文學關系研究”是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典型內容，讓人不免聯想到形象學可能是屬于影響研究。又如楊乃喬教授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把形象學作為一節放在“類型論”這章之下，譯介學則獨立出來，成為與“類型論”平行的“譯介論”一章，但書中并未對歸類原因做出解釋。

再如葉緒民教授等主編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一書認為譯介學屬于影響研究，而形象學則被劃分至平行研究之下。(葉緒民朱寶萊王錫明31)這一系列各異的處理方式體現了編者們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個人化思考。我國學者對于形象學與譯介學歸屬問題含混與逃避的態度一方面由于譯介學與形象學的歸屬問題比較棘手，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于編者們認為形象學與譯介學所謂的歸屬問題并不重要，但是由于教材編寫的清楚性與條理性等基本要求又迫使編者們必須進行歸類描述。這些教材無論是從形象學的發生學角度與實證性特征出發，暗示它與影響研究的密切關系，還是看重譯介學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使之獨立成章，或為突出譯介學中的審美性而把它歸入平行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論依據，似乎都能成立。但如果我們立足于科研實踐的視角，對于上述問題就會有不同的答案。比較文學教學與教材的編著各有不同的要求和目的。教材線性敘事的特點要求其論述必須明晰，所以形象學與譯介學的歸屬問題需要明確出來。但在教學中，教師在講授各流派的起源、發展以及代表人物與觀點的基礎上，更應側重講解如何最大程度地體現比較文學理論解決相關問題的有效性，即在科研實踐中的運用問題。讓學生明白“比較文學是什么”、“比較文學研究該怎么做”，并由此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才是教學的根本目的。

法國學派強調實證性，是為了反駁學界對比較文學學科定位的批評，而美國學派推出平行研究，則是為了修正法國學派重實證輕審美的傾向，擴大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并豐富“比較”的內涵，使之更適應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中顯示的文化多樣性與差異性趨勢。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都是針對相關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具體科研實踐上并非完全拘囿于某一方法，我們在研究中也不應拘泥于學派劃分或學科歸屬問題的限制，相反應調動各種資源，運用不同方法深化對問題的解決。無論形象學與譯介學屬于哪種理論或學派，在實際運用中，形象學與譯介學研究總是要兼顧實證性材料的梳理與審美性因素的挖掘。因此，在比較文學教學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先從歸屬問題的糾纏中跳出來，而直接關注形象學與譯介學的理論重點及其在運用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在引導學生理解形象學與譯介學學科歸屬問題時(相似的問題還有文類學與主題學到底屬于平行研究還是影響研究)，較好的做法是不急于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進行延宕性的剖析與思考:法國學派為何要把比較文學的基本特征定位為實證性?美國學派為何又要突出比較文學研究的審美性?它們在科研實踐中是如何做的?我們該如何認識影響研究突出實證性及平行研究突出審美性的說法?形象學與譯介學研究中又會運用哪些基本方法?等等，以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開放性的思維習慣，深化對比較文學理論的認識，并最終把理論知識轉化為科研成果。例二從科研實踐的維度重新認識“X+Y”式比較。比較文學到底是不是文學比較，這是自這一學科誕生之日起一直如影隨形的難題;比較文學能否完全脫離“比較”，也是教學中教師必須向學生解釋清楚的重要問題之一。在本科教學中，學生在了解平行研究之后，馬上會想到此前學過的許多中國文學尤其是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間有著令人興奮的相同之處，而文學與文化間的同質性正是平行研究可比性的基礎，因此課程論文選擇“杜十娘與茶花女之間的比較”之類選題的人屢見不鮮。然而針對這一現象，很多學者指出此類比較只是一種比附，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平行研究論文。

平行研究理論早已經指出，不同文化/語言/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學作品是可以進行比較的。那么，該如何進行“X”與“Y”之間的比較，或者說，在什么情況下才能進行恰當的“X”與“Y”的比較呢?目前國內比較文學界較認可的說法是適當限定比較的基礎與范圍，王向遠教授曾將它具體化為三個方面:在研究對象之間‘建立關系’;要有‘問題’意識;論題要有一定的范圍。(王向遠92)他對“可比性”的限定切中了比附性研究寬泛無當的弊病，是被廣為接受的一種觀點。但如果對這一觀點進行細致分析，就會發現上述三個方面其實就是為了突出比較的必要性、有效性及其意義，只是為突出科研的有效性與意義而對可比性做出界定，并非是對比較文學理論進行推衍的結果。而這恰好佐證了本文所提出的從科研實踐的維度展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重要意義。誠然，為了比較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必須要明確比較對象的關系與論題的范圍;此外，還必須注意創新性的問題。眾所周知，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原則即是創新。國內“杜十娘與茶花女的比較”之流的類似論文不僅在觀點上難有新意，而且論文結構也不無雷同。通常都有三個層次，先明確比較對象之間的相似之處，再分析其相異性特點，最后再上升至中西文化或哲學的差異層面;或者是從不同角度平行展開其相同與相異之處。所提出的觀點也通常僅限于比較對象在文學規律上相同或相異的表現，落腳點則為中西文學與文化的共同規律以及中國黃色文明與西方藍色文明在文化體系上的本質差異。早期的跨文明的文學比較發揮了凸顯中西哲學與文學特色差異、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與實現中西文化文學交流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重復性地進行此類中西文學的簡單類比，就好比拿蘋果與梨子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蘋果與梨子雖然都是水果，但最終蘋果還是蘋果，梨子還是梨子，這就使我們的平行研究缺乏創意，而讀者閱讀起來也味同嚼蠟。因此缺乏創新性是“杜十娘與茶花女的比較”之類選題不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不僅僅在于它們未能確定所比較對象之間的關系與論題的范圍，或是缺乏問題意識。

我們提出要重視研究實踐的維度，并非對“X”與“Y”式的比較研究進行全盤否定，而是為了強調該方法在具體研究中的意義與價值。怎么確定平行研究中比較的意義與價值，或者說比較對象之間的可比性，其參照系是已有的研究現狀，其檢驗標準是創新性。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從科研實踐維度來重新認識比較文學理論并進行教學改革符合這一學科的方法論性質。不僅能夠更清楚地解釋比較文學理論中的模糊之處，更能夠充分發揮比較文學理論闡釋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問題的靈活性與有效性。科研實踐的維度的引入可根據教學對象的不同而靈活多變。下面簡談三種可行的做法。第一，以論文為例讓學生明確比較文學理論的特點以及在運用中需要注意的問題。筆者在講授流傳學時，提前讓學生閱讀了兩篇相同論題的論文，講完流傳學理論后讓學生分析討論兩篇論文的特點。在經過對比分析后，大家得出了兩點較重要的結論，一是進行流傳學研究，材料一定要新穎、客觀、翔實，這樣研究結果才能有新意;二是在考察文學的流傳時，要結合影響者與接受者的差異性，注意流傳中的變異。這樣的教學模式既加深了學生對流傳學理論的認識，也為他們進行科研實踐奠定了基礎，顯然比只講解理論收效更好。第二，適當擴大比較文學理論范圍，增加前沿性理論的比重。比較文學具有開放性特點，它不斷吸收其他學科成果并始終處于發展之中，因此有意識地增加前沿性理論講授的分量，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以及創造性思維的發揮。筆者在給研究生授課時，在譯介學部分詳細講解了“翻譯的政治”，許多同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甚至有人在課后馬上寫出來一篇討論20世紀中國翻譯小說譯者序言的論文。第三，精通一門或多門外國語是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打開一片新天地的鑰匙，也是對比較文學學者的基本素質要求。教師應該在教學中盡量運用多種語言的原文材料，至少也應兼顧除漢語與英語之外其他語種的材料。由于英語的普及，教師在教學中為了便于理解，往往會大量地涉及英語文學及文化，難免會或多或少地產生“比較文學等同于中國與英語國家文學比較”的負面效應。如果在教學中應用其他語種的材料與例證則不僅可以避免上述問題，還能打開學生的視野，把他們導向更廣闊的研究領域。此外，還有一些教師把教學與研究相結合，根據自己的心得體會來組織教學內容，這也是值得贊賞的做法。總之，由于比較文學科研方法論性質，在教學中引入科研實踐的維度，對激發學生們的學習熱情、深化其對比較文學理論的認識并將之轉化成科研成果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