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譯介學翻譯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比較文學譯介學翻譯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引言

由于翻譯是不同民族文學之間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對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學關系的研究為己任的比較文學自然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翻譯研究。上個世紀30年代前后，翻譯研究已發(fā)展成為比較文學（譯介學）的一個自成體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隨著中外翻譯學者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于翻譯研究究竟應該自成一派還是被視為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這一問題，仍然有很大的爭議。譯介學屬于比較文學中的媒介學范疇，是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一門學科。從寬泛意義上來講，譯介學專門研究跨文化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在跨文化交際中所起的橋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和價值，研究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語言在轉換過程中為什么會出現文化信息失落與變形，研究“創(chuàng)造性叛逆”等問題。在中國，比較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很多人對比較文學的認識還不清楚，對于把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聯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有何關系，或者說不明白譯介學與傳統(tǒng)的翻譯研究有何區(qū)別，因此我們有必要弄清譯介學和翻譯研究這兩門學科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

二、何為譯介學

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角度出發(fā)，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fā)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研究（謝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對文學翻譯、翻譯文學及其文化層面上的翻譯研究，是一種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說，譯介學是對那種專注于語言轉換層面的傳統(tǒng)翻譯研究的顛覆。嚴格而言，譯介學的研究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fā)語和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而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神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謝天振，1999：1）。由此可見，比較文學中的譯介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中語言、文字與文學性相結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學翻譯、翻譯文學以及文化層面上的翻譯研究，也是把翻譯作為一種跨語際交流實踐所進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語和譯語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各自社會的文化載體，譯介學從文化角度入手對翻譯研究進行審視。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譯介學也因此越來越受到比較文學研究學者的重視，成為比較文學中的熱門分支學科之一。

三、翻譯研究的文化視角與譯介學

古今中外，傳統(tǒng)的翻譯研究都普遍認為翻譯的實質就是語言間的轉換，是語言運用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準確而完整地重新表達出來的活動，是把一種文字材料換成另一種文字材料的過程。由此可見，傳統(tǒng)翻譯研究視任何翻譯行為的實質為不同語言之間的意義對等轉換，視對原文語言的對等轉換為傳統(tǒng)翻譯研究的基本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論家伊塔瑪•埃文•佐哈爾提出了“多元系統(tǒng)論”（polysystemtheory），西方翻譯研究開始出現“文化轉向”，改變了人們對“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傳統(tǒng)觀念，研究視點從“以原文為中心”轉向“以譯本為中心”，研究內容從“如何譯”轉向“為何譯”、“為何如此譯”等方面上來，注重異語文化對翻譯的操縱。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爾、巴斯奈特等比較文學學者為翻譯研究引入了比較文學的視角和方法。并且近年來，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入，人們也認識到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而每種語言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積淀印證，而作為對另種語言的理解和闡釋的活動——翻譯以及在此活動中產生的誤譯，也即對另一種語言的誤解與誤釋，就必然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語言現象。（謝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譯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識。

根據譯介學理論，由中國翻譯家用漢語譯出的、以漢文形式存在的外國文學作品為創(chuàng)造和豐富中國現代文學所做出的貢獻與我們本民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在中國翻譯史上，在譯介文學作品方面一個最突出的代表人物當屬晚清時期的林紓，他不懂外語但卻成為聞名中外的翻譯大家。再如：傅東華先生翻譯的《飄》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幾代讀者，在翻譯圈內占據近半個世紀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個新譯本問世。謝天振先生認為，盡管現在新譯本很多（至少5個），但是新譯本是否真能超出舊譯本仍有待時間的檢驗（1999：148）。該譯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優(yōu)美的文筆，地道的譯文以外——小說中的中國化傾向十分明顯，如美國南方的人物與地點都統(tǒng)統(tǒng)“穿上中國服裝”，從而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如南方莊園主的口里可以說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類的中國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現中國傳統(tǒng)文化意蘊十足的“牌樓、大地主、營丁”等詞語。因此譯語讀者面對大量的中國化的信息，恐怕會覺得在讀一本中國的近代故事，而不覺得在讀一本關于美國內戰(zhàn)時期的小說。翻譯永遠是對原作藝術現實的反映，譯者只有盡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藝術現實，并在譯作中創(chuàng)造性地加以“再現”，才能使譯作成為一件堪與原作媲美的藝術品。當然，若譯者只精通原作語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寫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或者缺少對原作內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勝任文學翻譯工作，則不可能呈現給讀者一部與原作具有大致相同價值的譯作。

因而就要求譯者必須對原作進行重新創(chuàng)作，憑自己的創(chuàng)作天賦來再現其藝術魅力。并且，從譯介學的研究角度看，文學翻譯毫無疑問是再創(chuàng)作，是譯者在翻譯的范圍內進行的。這種再創(chuàng)作的結果就是把外國文學作品變成本國文學作品，同時還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學中的地位。一部譯作，如果不能作為藝術品被譯入語讀者所接受，那它就不會融入并成為譯入語國家的文學作品。同樣，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稱為譯作。可以說，文學翻譯不僅延長了原作的藝術生命，又賦予它第二個生命。因而，譯介學研究的實質是一種文學研究，是把翻譯研究置于一個更大更廣闊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審視和闡發(fā)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會是如何交流的。它的興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語言現象的理解與表達，也不參與評論其優(yōu)劣，不去研究翻譯的標準和不同的翻譯方法，而是把翻譯中涉及的語言現象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加以考察。強調翻譯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藝術效果是否與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譯作品其影響與效果是否與原作品有一致性還是另有獨創(chuàng)性，抑或是沒有達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礎上展開對文學交流、影響、接受、傳播等問題的考察和分析。

四、結語

正如前面所說，譯介學是對那種專注于語言轉換層面的傳統(tǒng)翻譯研究的顛覆，它研究的是翻譯的結果作為歷史事實的譯本，而不是翻譯的過程。譯介學描述分析譯本，比較同一個作品的各種譯本，但不是如傳統(tǒng)翻譯研究那樣局限于某些語言現象的理解與表達，也不評論其優(yōu)劣；不是對翻譯過程進行規(guī)范，而是從更廣闊的背景上去理解翻譯，對翻譯的結果進行描述，研究譯本在譯入語文化中的接受情況，追溯歷史淵源。這是一種文學研究和翻譯文學研究的新的視角。翻譯研究在“文化轉向”之后的研究方法，則與譯介學的研究要求有很多契合之處，他們都以譯語文化為中心，以譯語文化、文學作為研究的出發(fā)點和研究視點，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文學翻譯或翻譯文學現象，而是要將文學翻譯現象納入譯語文化語境中來分析。譯介學的研究視角加深了我們對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的理解和認識；從理論上肯定了譯者的再創(chuàng)造價值，也從理論上確認了翻譯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