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比較文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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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文學到文化

當回顧最近幾十年來國際比較文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時，我們不難發現，當代比較文學一個相當主要的發展趨勢是:中外比較文學家的研究重心，或者說他們的研究興趣，正在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移。這一點從最近兩屆的國際比較文學年會的主題中即可窺見一斑。譬如，1991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的主題就是比較文化色彩頗為濃厚的“欲望與幻想”，年會的各個討論專題更是充滿了文化與人類學的意味，諸如“美的幻想”，“歷史的幻象”，“敘述的力量”，“他者的幻象”，等等，之后，在加拿大埃德蒙頓召開的第十四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的主題也是如此:“多元文化與多語種社會中的文學”。具體的專題討論也無不與文化研究有密切的關聯，如“文學與屬性(ldentity)”，“文學體裁、語言與文化”，“文學與其他文化表現形式”，“比較文學的方法、范式與文化的多樣化”，等。1997年即將在荷蘭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的主題顯然也是繼承了這一發展脈絡，且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它的主題是“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而它的研究導向則明確指向“文學與目前和過去世界社會文化發展的關系(諸如殖民、反殖民的進程，新興國家，民族國家的誕生和發展，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歷史性接觸，聯邦政體的創建和發展，歐洲部分國家的解體以及其它一些國家的聯合)以及文學和性別的文化研究關系”。它的七個副主題分別是:民族的形成，討論作為文化諸因素的載體的文學及其機構，因為它們對民族性和身份的形成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考察現時代及過去的文學如何從各個層面(從最個人的到最公共的)使相關者對前殖民時代、殖民與反殖民時期的體驗保持鮮活的記憶;人類的良知，探討文學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待人類歷史上的反常事件;性別記憶，探討文學在性別區分過程中的角色，甚至還可“擴展到民族、種族、宗教、及其他集體身份內部的角色”;作為文化記憶載體的文類，“試圖為現有的文類所不能充分回答的社會及文化問題提供答案，或提出一套解決方案”;“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研究的方法”和“作為文化記憶的翻譯”兩個副主題，則分別探討文學在不同時期或文化史中被使用(或被濫用)的方式及翻譯對社會的貢獻，等等。①國際比較文學界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展的趨勢由此赫然可見。對國際比較文學界的這種發展趨勢，中國比較文學界也立即意識到并作出了反應。1994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教授在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寫的一篇“代序”中就明確指出，“當前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和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當前比較文學的另一特點是越來越趨向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總體研究;圍繞一個問題或一種現象，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行相互比照和闡釋。’，②在此之前，還在1990年第三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上，樂黛云教授在她的主題發言中也已經明確標舉。以特色和獨創主動進入世界文化對話”，提出要尋找一種能夠溝通第三世界和發達世界使兩者達到相互理解、雙方都能接受的“話語”，尋找能夠進行真正對話的“中介”。③之后，中國比較文學界連續舉行了幾個與文化研究有密切關系的研討會。首先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和歐洲跨文化研究院聯合舉辦的“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感興趣的間題是:一干差萬別的人類文化有沒有普遍認同的東西呢?可不可能有共同的是非標準呢?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不同的文化是逐漸趨同還是愈加差異呢?在眾聲喧嘩的多元文化中是否仍然會體現出某種規律，某種“理性一元性”呢?人類有沒有可能超越自身的文化與文明，達到另一更高的境界，成為許多國家正在議論的“新人類”?等等。接著，北京大學又于1994年1月舉行了“‘平行研究’與‘話語建構”，討論會，會議圍繞著如何建構中西比較詩學對話話語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議明確認為，尋找異質文化之間的話語中介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如何在“世紀末”這個多元復雜的文化語境中進一步向更高的層面發展和拓進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引人注目的還有1995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匯集了中、美、加、法、德、意、俄、日等25個國家地區的120多位著名學者，其中不乏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大學者，中國國家教委主任親臨會場表示祝賀，收到的論文“既有中西文化對話的案例，也有好萊塢所代表的美國強勢文化與法國電影文化的論戰;既有歐洲政治經濟聯合以后將留下的民族文化難題，也有美國、加拿大、南非諸國內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間的文化矛盾;既有東方國家如中日之間由于文化差異而招致的種種文化誤讀，也有由于思想、宗教和社會發展程度落差而形成的交流和溝通困難;既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跨國資本主義留下的所謂‘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之類的文化后遺癥，也有階級、種族和性別造成的文化錯位，等等”。這種特別隆重的規模，頂尖層次的級別和明確滲入文化研究領域的議題，進一步表明，中國比較文學界也已經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展的潮流之中。不無象征意味的是，在此之前著名的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也已經悄悄地更名為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還成立了中法比較文化研究會、中美比較文化研究會、后現代研究會等分支研究團體。比較文學，無論是國際的還是中國的，正在趨向比較文化。

二、文學本體的失落

一般而言，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向毫無疑問是比較文學研究向深層次發展的表現。正如樂黛云教授指出的，“比較文學通過文學文本研究文化對話和文化誤讀現象，研究時代，社會，及諸種文化因素在接受異質文化中對文學文本所起的過濾作用，以及一種文學文本在他種文化中所發生的變形。這種研究既豐富了客體文化，拓寬了客體文化的影響范圍，也有益于主體文化的更新。”④但是，從當前國內外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來看，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向也引出了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即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本體的失落。對此，我們不妨對近幾十年來國際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作一些簡略的分析。當代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是理論研究。從70年代起，理論已經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尤其是西方比較文學界)占據了極其主要的地位。各種主義競相登場，什么后現代主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熱衷理論，在理論上標新立異，成為當代西方比較文學界的一大景觀。對西方人文學科來說，理論熱的興起自有它的合理性。西方世界的多元文化背景，它所面臨的那些跨越國界、跨越民族、跨越傳統的文化現象和所涉及的問題，諸如第一世界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關系，世界文化中的邊緣文化向中心文化轉移的現象，等等，都已超越了傳統的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必須借助各種新的理論。同時，由于理論與比較文學的掛鉤，沖破了傳統文學研究的框架，也為西方人文學科展開了一個極為廣闊的學術天地。但是，西方理論研究的一個弊病是，它過分熱衷于自身的“話語”，過分關心一種理論與另一種理論的“對話”，而忽視文學文本的獨立價值。用美國學者墨里•克里格的話說，自60年代起，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由法國傳入，理論漸漸自成一體，獨立于文學研究。目前“理論的年代”取代了批評的年代，產生了許多問題。首先，當今時髦的批評方法是作品的意義取決于理論，而理論本身又取決于政治意識形態一一這各種“決定論”使文學研究失去了以往的客觀性。更可悲的是，由于理論“系統性地入侵”文學系，促進了跨學科研究的迅速發展，因此，從根本上威脅了文學本身的主導地位。⑤這一點我們從后現代主義理論上可以看到一些反映，后現代主義“所醉心的是語言文字的操作游戲，全然不顧作品有無意義，或者干脆就是反意義、反解釋、甚至反形式、反美學的”。這種傾向與當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二戰以來的五大發展趨勢是一致的。眾所周知，二戰以來，西方的學術界有五個主要的發展趨勢，其中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拒絕承認對文學從美學角度的研究具有真正意義(除非把它看作文學社會學的因素)，而對文學研究與其他人文科學之間的相互作用發生濃厚的興趣。更有甚者，那種把創作家視作文學機構的組織中心、或認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關心應是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的組成單位和文獻予以解釋的觀點，開始遭到越來越普遍的拒絕。⑥但是，這種傾向畢竟偏離了文學的本體，卻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傾向也反映在文學經典的研究上。按理，對文學經典的研究應該非常重視文學本體才是。當年，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曾指出，文學作品有永恒的內在價值，其地位的變化是外在的、次要的。然而，在當代西方，這種觀點卻被認為有很大的局限性了。目前圍繞“經典”的爭論正是與此觀點有關。西方研究者們指出，文學價值確立的過程就是經典形成的過程，其中充滿了對其它文本的排斥和壓制。這可以國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為例:有社會主義背景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對中國的左翼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評價甚高，但是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由于其對共產主義的偏見，則抬出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較深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人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新經典”。這種脫離了文學文本的經典研究，在文化研究層面上，自有其獨特的價值，但在文學史的層面上，其偏頗性和局限性則也是很明顯的。形象學研究是當代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又一個研究熱點。這種盛行于法、德等歐洲國家的跨學科研究，本是一種文學內的研究，它的研究對象是體現在文學作品和文藝研究中涉及不同民族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揭示形象亦即形象結構的產生、發展和影響，指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形象的相對性以及形象判斷(所謂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的“性格”和“本質”等)的不科學性。但是近年來形象學的研究更多地開始從文化人類學理論、神話原型理論、心理學理論、烏托邦理論、他者理論、社會學理論、政治史等各種理論的立場出發，研究人們對異國的敘述和異國形象的創造，“研究一種存在于一切文化、一切文學中的基本思想”。⑦前幾年曾來北京大學講學的美國耶魯大學史景遷(JonathanSpence)教授對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的研究就是一例。史景遷教授從理論學術著作和虛構文學兩方面探索了中國形象的西方的歷史演變，從16世紀西班牙人門多薩應羅馬教皇要求撰寫的《大中華帝國史》和法國作家拉伯雷、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等人筆下的中國形象起，一直探究到本世紀諸多西方作家，包括美國的龐德、法國的馬爾羅、德國的卡夫卡、布萊希特，以及英國的卡內蒂、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等等一大批作家、詩人筆下對中國形象的描述，然而其最終關注的還是西方文化對中國形象的利用，關注的是不同文化間的相互聯系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意義。可見，形象學的研究也明顯地向文化研究過渡，并成為比較文學向文化研究轉型的征兆之一。這一現象在翻譯研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自7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翻譯研究的領域迅速擴大，且順利地擴大到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以色列學者伊凡•佐哈爾(ltamarEvan一Zohar)提出并由他的同事托利(GideonToury)發展了的多元文化理論(PolysystemsTheory)把人們的視線吸引到翻譯在文化變動時期的作用。它感興趣的是觀察當一個文化處于統治地位自信十足時，翻譯處于怎樣的地位(受到忽視)，反之，當某一文化處于弱勢時，翻譯又是處于何種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視)。多元文化理論雖然也致力于探索對翻譯文學進行系統研究的合適的框架，同時也努力揭示文學翻譯的模式，但它無意對文學翻譯作任何價值判斷或作任何“指導”，而把翻譯的結果視作一種既成事實作為其研究的對象，著重于探尋決定和影響翻譯文本的各種因素。他們提出要重視對譯入語的語言和文化環境給翻譯造成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譯的結果、而不是翻譯的過程上。正是由于當今翻譯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大，幾乎涵蓋一切跨文化的研究，于是傳統上認為的翻譯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的觀點受到質疑，前不久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奈特明確提出，“現在是到了重新審視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的關系的時候了。”也正是有鑒于比較文學“淹沒”在各種各樣的文學理論中，這位學者才進一步說，“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過時。婦女研究、后殖民理論研究、文化研究諸領域中的跨文化研究從整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貌。從現在起，我們應該把翻譯研究視作一門主導性的學科，而把比較文學視作它的有價值的分支。，，@這里，比較文學與翻譯何主何從，也許可以進一步討論，但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本體的失落，已經從整體上改變了當今比較文學研究的面貌，并將危及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得中外比較文學界的一些人士對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化表示了疑惑和憂慮吧。

三、作為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

美國比較文學家勃洛克曾經說過，比較文學“主要是一種前景，一種觀點，一種堅定的從國際角度從事文學研究的設想”。但是，隨著近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向比較文化轉化，這一“堅定的”“文學研究的設想”正在發生動搖，比較文學研究似乎正在演變成比較歷史研究，比較哲學研究，比較語言學研究，比較社會學研究……法國比較文學家艾金伯勒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針對這種情況(西方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這種情況顯然早已有之)寫道:“如果每進行一項有價值的研究，都得發表上20個由一些無能的意大利作者或俄國作者寫的關于在巴塔哥尼亞或拉布拉德旅行的平庸的報道，這對于人們理解文學作品難道會有絲毫裨益嗎?旅行筆記，甚至是寫得最糟的旅行筆記都會引起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它們也引起我們當中那些關心思想運動的人們的興趣。但是，我認為這種研究(我自己在這上面也花了多年心血)就其嚴格的意義上說，不是比較文學。至于說到一些法國人如何由于閱讀了南北戰爭以來出版的戲劇文學作品和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自己杜撰出免不了錯誤的關于美國的觀念，或者，同樣是這些法國人，通過閱讀洛蒂的小說而獲得了日本或土耳其的夸張了的形象，這些難道是文學問題嗎?同樣地，這些主要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或政治家關心的事情。，，⑨蘇珊•巴斯奈特也指出:“70年代后期西方一批青年學子崛起，他們轉向了文學理論，女性研究，符號學，電影，傳媒研究，文化研究，并把此作為最根本的選擇，而放棄了比較文學，把它看作人類史前時代的恐龍。’，⑩我們國家最近也有學者撰文對比較文學在向比較文化發展過程中漫無邊際地拓展比較文學的“疆界”造成比較文學學科界限的進一步模糊表示憂慮，他們提出:“隨著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種種新理論流派的問世，‘文學’本身的定義也在無限地拓展，這樣，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也就自然進入了比較文化漫無邊際的領域，從最近兩三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的論文題目看，許多學者感到，今天好象沒有什么題目不屬于比較文學的范圍，這樣，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規定性就要喪失了……，巾對這種情況，更有人坦言:“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由于近年來注重文化研究而顯得突出了，在幾次國際會議期間都有人戲言比較文學成為‘玄學’事，所以比較文學一一理論性一一文化性一一文學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討一下了。記得芳賀徹教授提過這個問題，但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都未予以重視。忽視文學本身的無限制地‘拓寬’和‘玄’化，泛理論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機呢?’柳當然，也有人對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向的這種變化持全盤肯定的態度，他們覺得:“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只能有兩種結論，一是視為喧賓奪主，誤入歧途，違背文學研究的規律和宗旨，趕不必要的時髦;另一結論則可視為抓住了當代人文研究的關鍵和主流。由于世紀末的文學研究正面臨重大調整，適應科際整合的大趨勢，文學研究的概念、范圍和意義都在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傾向于后一種結論。”⑩其實，關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化化”問題并非如此簡單地非此即彼。現在的問題恐怕是，我們該怎樣看待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關系?我們該怎樣看待比較文學在比較文化或比較文化在比較文學中的位置?艾金伯勒說:“在比較文學中我從未忘記有‘比較’，而人們往往忘記其中有‘文學’。’，⑩把艾金伯勒這句多年前說過的話征之于最近幾次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中的論文，諸如“東西文化互根互構互補互彰陰陽循環互進論”、“多語問題與文化身份”，“美國的課堂與多元文化主義”、“教意大利廷臣西班牙語一一看兩種文化的沖撞”，等等，我們不難發現，有些學者不說是“忘記”了比較文學中的“文學”的話，至少也是在相當程度上偏離了“文學”。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反對比較文學學者從事文化領域的研究。

從根本上而言，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向本來就是由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獨特的跨學科、跨文化的性質所決定的必然的發展趨勢。這種發展，給比較文學展現了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有利于比較文學自身學科的發展。事實上，有些文學現象也只有在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領域內才可能得到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闡述。譬如，有人研究晚清翻譯小說中女性形象的變形問題—西方小說中富有個性的堅毅女子如何在晚清翻譯小說中變成了溫柔撫媚的閨閣小姐。如果僅局限于原作與譯作的文本，就只能在譯作與原作的“忠”與“不忠”上做文章，但說明不了問題的實質，而只有聯系了晚清社會中對正面女性形象的“文化投射”或心理期待才可能把這一問題闡述得較為全面和清楚。、隨著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化，越來越多的比較文學家會從事文化領域的研究，包括文化理論的研究。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相比，比較文學研究者由于其所受的訓練和已經具備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的知識裝備，他們更宜于從事跨文化的研究，這是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學術優勢。但不無必要強調的是，這些研究中有些研究是屬于比較文學范疇的，我們指的是那些以文學文本為出發點的文化研究，即樂黛云教授所說的，“通過文學文本”對文化對話、文化誤讀甲等現象所進行的研究，像“60和70年代法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從文學作品的對話到文化的對話:幾點方法論的建議”等(也是最近幾次國際會議上的論文)。但有些研究(如前述例子)顯然越出了比較文學的范疇，進入文化研究的領域。這些研究當然有它的價值，但它們不是比較文學研究。指出這一點是為了不要把文化研究(即使是比較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混淆起來，從而造成比較文學學科界限的進一步模糊和混亂。應該承認，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徑渭分明的。比較文學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較文學歸根結蒂是一種文學研究，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應該是文學。比較文學離不開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以文學文本為依據的各種批評和闡述，離不開對文學現象的探討和研究。比較文學中的跨文化、跨學科研究，是為了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的研究，而不是為了淡化甚至“淹沒”比較文學自身的研究。同理，比較吹學學者對形形色色的理論和“主義”的研究，也應該是致力于指導和促進比較文學的研究，否則，它就只是一種純粹的理論研究而不是比較文學的研究了。劉象愚教授說得好:“在跨文化、跨學科的背景中研究文學已經是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但是，我們同時還必須強調文學本多卜中心的觀點，即研究者無論在不同文化和學科的領域里跨出多遠，研究的立足點應該始終在文學上……文化的頻繁交流、學科的不斷交叉絕不應消滅民族文化和不同學科自身的本質特征，同樣，比較文學的發展也絕不應消滅其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強調‘文學本科中心論’對于保持比較文學的生命力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也應該是我們比較文學學者在面對目前危機和挑戰時的基本立場。”呀旁我們以為，在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化的今天，強調一下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本體意識，強調一下比較文學研究以文學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基本立場，明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區別，對于促進比較文學學科的健康發展，對于更好地發展我國的比較文學事業，應該有此必要、也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