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支撐公共外交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比較文學支撐公共外交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作為國家間關系“潤滑劑”的公共外交,在我國外交戰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顯,已成為我國整體外交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4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學多家學院機構聯合主辦了“關于比較文學與公共外交的對話會”,中國“公共外交”理念的首倡者趙啟正教授,“全球人文”概念的首創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寧教授,“人文外交”理念的踐行者、作家貝拉女士,圍繞公共外交與比較文學的關系進行了解讀。三位演講者在對話中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比較文學的重要作用:除了精深的學術研究外,比較文學還可以通過文學翻譯和交流等方式促進不同民族、國別的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某種公共外交或人文外交的作用。

一、公共外交需要比較文學的支撐

今日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日益擴大。然而,世界上對中國的發展懷有疑慮的國家和人群依然存在。中國的發展仍然需要冷靜地面對疑慮,妥善地應對由于無知和偏見造成的歪曲和攻擊。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公共外交”的方式來引導國際輿論界正確認識中國。公共外交需要跨越文化障礙,包括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障礙,這與比較文學的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和跨學科等特征有著較多的相似之處。因此,就這一點而言,發展比較文學學科是公共外交領域打破跨文化交流障礙的有效方式之一,有助于探索如何用國際上能理解的方式解讀中國,講述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歷史,回答外國人的不解之處。因為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障礙,我們在表達上出現了很多問題,外國人聽不懂,不愛聽,甚至造成誤讀。比如對于“龍”的翻譯,在西方文化里,“龍”(dragon)是兇猛、邪惡的化身,與中國民間傳說中的龍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由于晚清中國在進入世界的時候,并沒有對中西文化差異理解透徹,使用了這一翻譯,現在給中國的形象和表達造成了很多障礙。再比如將“韜光養晦”翻譯為“收起爪子,等待時機”,就是在翻譯時并未精確理解此句存在的語境。在建立特區之初,要克服計劃經濟的許多束縛,要“殺出一條血路”被媒體翻譯成“沖啊,邊沖邊殺”,“讓鮮血染紅我們的道路”。這樣的誤譯讓人感到可怕,這些都可能給“中國威脅論”提供發酵的土壤。讓外國人讀懂中國的文化是不容易的,這就需要更多的民間力量參與進來,比較文學就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支撐力量。我的弟弟趙啟光教授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數十年,在美國高校開設關于老子的課程,前后花了二十年時間把老子的思想介紹給美國人。他的課程講義DoNothing&DoEverything(中譯本為《無為無不為》)已經翻譯成中、日、韓三種語言。我們已經進入了公共外交的時代,相比于政府外交,我國的公共外交尚處于起步階段,其發展潛力更大、空間更廣闊,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很多時候,我們的傳播現狀是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遠。這固然是受各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就人文學科領域而言,國學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用外國詞匯闡釋中國文化是有問題的,容易產生誤讀。如中國文化中的“和”有著豐富的含義,“和平”“和諧”“和解”“和為貴”“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沒有和它完全對應的外語詞匯。所以,在構建話語體系過程中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可能比講好理論更有效果。故事具有的生活語匯和天然情感有利于跨越語言障礙的交流,我們完全可以用鮮活的故事讓外國人理解中國。

二、“全球人文”亦需中國學者的貢獻

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全球人文”這一概念開始為國際學界所使用。確實,中國越來越多的入文社會科學學者試圖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的聲音,提出建構中國的學術理論話語。這充分說明,人文學科的“虛”并非總是如此,它有可能轉變為“實”進而直接服務于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之目的。人文學者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人文交流來實現一種“人文外交”。在當前中美關系遇到挑戰的情況下,“人文外交”依然在默默地進行。通過中美學者的共同努力,一些原來并不了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美國學者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一些學術或公共媒體上發聲。如發生在五十年前的“乒乓外交”以及改革開放時代開啟的中美比較文學雙邊對話機制,這二者均是“人文外交”的成功范例,后者通過中美兩國的比較文學學者的交流,實現和加深了中美兩國的相互理解與合作。這些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今天在實施“公共外交”或“人文外交”時借鑒。對外交流中,語言障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我們也應該考慮到,我們所提出的話題是否具有普遍的意義和價值。我們過去常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傳播媒介無效或傳播途徑不暢,那么越是民族的就越難以走向世界。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文學者已經認識到,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人文學者不僅要在國際中國研究領域內掌握話語權,同時也要就一些人們普遍關心的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發出中國的聲音,并贏得最起碼的話語權,這就是我們中國人文學者的歷史抱負和使命。人文學者可以借助外國主流刊物、高端學術會議傳遞中國的聲音,在交流過程中積極傳遞真實正面的中國形象。我們可以以“借雞下蛋”的形式,讓外國的主流媒體、主流刊物來發表中國學者的文章,從而傳遞中國的聲音。人文學科研究的國際化體現為四個層次:跟著別人說,和別人一起說,和別人對著說,帶領別人說。我認為我們現在已開始步入第四個階段,即從跟著別人說,到和別人一起說,到與之進行對話,再到現在由我們提出話題,讓別人跟著我們說。一些有著清醒的國際化意識和外語交流技能的中國人文學者已經步入國際學界,發出了自己的獨特聲音,影響了包括西方學者在內的一大批國際學者。

三、講好上海故事,推行人文外交

我自己的創作就是用文學去尋找故鄉,以故鄉上海為紐帶喚起我們與猶太人共通的記憶和情感。譬如《幸存者之歌》這本書,就是以文學的方式,向世界講述二戰期間上海人民接納、幫助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的故事,把上海的海納百川、包容與博愛通過文學的方式展現出來,向世界傳遞了二戰時期上海人民、中國人民的一種大愛。我認為這應該是作家的方式。在我看來,我更愿意站在世界主義的高度,以“故事外交”文化使者的身份,向世界傳遞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因此,展示中國人道主義精神是我文學創作的一貫主題和意義。文學與外交的契合點或制高點似乎更多的在于人道主義精神——成人之美、美美與共。文學創作具有極大的使命,那就是架起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梁。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學者可以借助各自的專長走上國際舞臺,發出自己的聲音。

作者:符穎 單位: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