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中美法學派共性心態(tài)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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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較文學發(fā)展的過程中，雖然法國學派注重事實考證的文學外部研究，美國學派側重于審美批評的文學內部研究，但是美法學派之間的爭論在于文學研究范式的差別。爭論的過程中兩派彼此都在尋找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中間道路。二者在探索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學科特點與方法上存在著共同的心態(tài)。比較文學的學科特性使其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不斷遇到各種機遇與挑戰(zhàn)，保持文學性，探索生命的終極價值與世界和諧是其解決各種問題的精神基礎。

關鍵詞：比較文學；共同心態(tài)；啟示

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之間的爭論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接近尾聲，十年的“比較文學危機之爭”使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兩派學者在爭論過程中逐漸調和彼此的矛盾，自我反思，取長補短，并且融合了對方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共同推動了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美法學派之間的爭論不僅意味著學派之間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與超越，也體現(xiàn)了比較文學學科本身的自我超越。因為“自我總是自我的超越性存在，這種超越性存在恰恰來自于自我的相對性或自相差異性，即他者。這也就意味著：正是自我的相對性、他者性構成了自我的實在性、超越性，而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也就是自我的相對性和自我的超越性之間的反思和對話。通過這種反思性對話，自我超越自身而升華為更高的自我”[1]。

一、共性心態(tài)

艾田伯是法國著名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他不僅吸收了法國學派合理的理論主張，而且贊同美國學派的研究觀點。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充分體現(xiàn)了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理論融合的可能。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艾田伯在《比較不是理由：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就明確指出，法國學派并非鐵板一塊，涌現(xiàn)出了像巴塔庸這樣一些思想解放的學者。他首先批評了法國學派的歷史研究缺陷。他指出，法國的一些學者歪曲地將朗松的方法機械地運用到比較文學之中，忽視了歷史研究只是文學研究、作品欣賞的先導。“而這些人頭腦發(fā)熱，竟然企圖把文學研究甚至包括比較文學研究，都限制在歷史研究的范圍之內。伽列這樣聰明的專家在去世前不久為基亞的《比較文學》所做的序言中就說了許多這樣的糊涂話。”[2]23法國比較文學的正統(tǒng)觀念把比較文學的性質看作文學史的一支，特別強調事實聯(lián)系。因此，比較文學不太重視作品本身的價值。艾田伯強調:“作家、流派或者文學體裁之間事實聯(lián)系并不能包括比較文學的全部內容?！盵2]24至于批評派，艾田伯認為美國的韋勒克以及許多人是對的。“文學是人類加給自己自然語言的形式體系，文學的比較研究不應該局限于事實聯(lián)系，而應該嘗試探討作品的價值，對價值進行判斷……甚至可以參與提出價值……”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包括事實聯(lián)系、作品的價值判斷和參與提出價值。事實上，艾田伯的觀點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范圍。艾田伯認為，如果只重視歷史研究而不談論文學、一般的文學、美學和修辭學，比較文學就注定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他也批評了美國學派某些人因受到所謂的“純批評或自命純批評”的影響而拒絕“實證主義”。他說：“當對‘實證主義’的批評涉及純粹美學的時候，我就不敢茍同了。”[2]33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歷史和歷史主義并非永遠進步，也并非永遠是反動美學。它將有利于我們建設這樣一種比較文學，這種比較文學把歷史方法和批評精神結合起來，把考據(jù)和文章分析結合起來，把社會學家的審慎和美學理論家的勇氣結合起來，這樣比較文學立時便可以找到正確的對象和合適的方法?！盵2]28艾田伯致力于調和美法學派之間的矛盾，主張將歷史的考證與批評和審美的思考結合起來，看似對立的兩種方法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他肯定了平行研究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指導意義，“文學的比較研究，即使是相互毫無影響的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對于振興今日的藝術也是有意義的”。他接受韋勒克的思想提出將比較文體學、比較格律學、意象的比較研究以及結構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范疇，同時提出了比較文學向比較詩學邁進的思想。因為美學上的成果都是從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演變中總結歸納而來的，并不是從思辨上推導出來的。因此，“今天，似乎已經(jīng)沒有人再維護嚴格局限于文學歷史的比較文學的觀點。包括結構主義在內的各種研究減弱了——但并未取消——對淵源、影響和成就的研究的重要性”[3]13。他仍然堅持法國學派傳統(tǒng)的研究，認為各國的交流更加密切，每個國家都從其他國家的文學受益，于是設計了2050年比較文學的研究課題，包括“法國實證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在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qū)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接觸”“明治文學中的西方影響”等。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中與艾田伯最為相似的是韋斯坦因，他試圖在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他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開篇就說：“我們愿意在自己限定的研究范圍內取一條中間道路，即在法國學派的正統(tǒng)代表們（以梵•第根、卡雷和基亞為主）所持的相當狹隘的概念和所謂的美國學派的闡釋者們所持的較為寬泛的觀點之間取中?！盵4]1也就是說法國學派的正統(tǒng)觀點相當狹隘，美國學派的觀點又相對寬泛，二者之間他希望取其中。韋斯坦因力圖尋找中間道路的目標讓他分別對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給予客觀的評價。首先，他批評了法國學派的觀點，如過多注重事實聯(lián)系忽略文學性、把古代文學和中世紀文學排除在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之外等?；诜▏鴮W派的各個學者側重點的不同，他說，卡雷過多強調可以辨析與衡量的事實聯(lián)系和影響，關注民族學和主題學方面的事實聯(lián)系。這種研究已經(jīng)不合時宜，或者需要補充。如果文學研究只是注重實際聯(lián)系，就“降格為一種材料的堆砌，那就喪失了它的尊嚴，因為這樣文學藝術品的美學價值就不再受到重視”[4]2。梵•第根把比較文學關系的研究集中于17到19世紀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家文學的關系，而把古代和中世紀文學排除在外。而現(xiàn)在文學批評注重純文學的研究，古代和中世紀文學理應被接納到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中來。他同意韋勒克的觀點，認為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是“偽文學的觀念”?？梢哉f，韋斯坦因在文學研究方面的主張與美國學派的觀點一脈相承。雷馬克也曾在總結馬隆、韋勒克、柏爾的觀點之后認為，美國學派的主要特點是：“使文學研究得以合理地存在的主要依據(jù)是文學作品，所有的研究都必須導致對那個作品的更好的理解（馬隆）。他們認為，到目前為止比較文學領域時興的許多研究所探討的都是文學的那些邊緣問題，它們不是越來越接近文學藝術品，而是越來越背離它。這些研究被賜予文學‘外貿’的稱號（韋勒克）。如果比較文學制定自己‘只觸及每一國文學的外部邊緣，而把其核心留給那些主要探討一國文學的內部發(fā)展的學者’（柏爾），那么它實際上就會比許多對一國文學中作家、作品的研究還要保守，還要殘缺不全。”[5]70也就是說，美國學派注重的是文學作品的研究，比較研究的目的在于認識、理解文學作品。而法國學派過多探討文學的“外貿”與邊緣的問題而忽視了文學內部的研究。其次，他也認識到美國學派的研究過于寬泛的不足?！叭绻f，把比較文學僅僅限制在對‘事實聯(lián)系’作孤立研究沒有什么結果的話，那么，另一個極端——貶低事實聯(lián)系，抬高純類似的研究——在我看來則超越了科學所允許的正當目標。我原則上贊成雷馬克的寬大胸懷，即‘法國人對文學研究“可靠性”的要求已經(jīng)顯得陳腐了，這個時代要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想象力’。但是我也想強調這種寬大胸懷的不足，即使冒被人稱作叛逆的危險?？紤]到這種追逐單純平行類似已經(jīng)存在和潛在的過頭的情形，我們就不應該忘記巴爾登斯柏格的警告?！盵4]5雷馬克寬大的胸懷表現(xiàn)在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疇，他不僅將無事實聯(lián)系的文學現(xiàn)象納入比較文學研究，作為“純比較性的題目”，而且將文學與其他學科的研究納入到比較文學的領域。盡管雷馬克對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做出界定，強調只有文學與其他學科處在兩極之上，其他學科必須保持系統(tǒng)性的時候，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才能進行比較；但是，韋斯坦因認為：“在比較文學作品和非文學作品時，淺薄比附的閘門常常會被沖開，文學史家或批評家常常會發(fā)現(xiàn)，他們對自己力圖與文學作比較研究的學科并不很了解，缺乏這方面富有見解定義的第一手資料。雷馬克建議把這一歸屬尚未確定的無人之地納入比較文學的范疇，完全是出于好心的假定，即認為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能夠也必須分清實用的標準和系統(tǒng)的標準，換言之，‘我們必須明確，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只有在這種比較是系統(tǒng)的，同時對文學之外的那一學科的研究也是系統(tǒng)的時候，才能算是‘比較文學’。然而雷馬克所引的一些例子說明，這種觀點在方法上是站不住腳的。此外，在比較文學的歷史上，無論是法國學派還是美國學派，它們的代表人物中沒有一個是贊成這一觀點的?！盵4]24-25美法學派在跨學科研究上仍然持否定態(tài)度。雷馬克的理論使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變得十分寬泛，有失去邊界的危險。一旦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失去獨特性，這門學科也就面臨消亡的危機。因此，韋斯坦因認為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必須遵循科學客觀的原則，不應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應該刻意貶低法國學派研究的成就，也不應該有意抬高美國學派平行研究中類似研究的地位。針對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自的不足，韋斯坦因認為，學術研究不應該放棄堅實的基礎與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法國學派實證主義的方法體現(xiàn)了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嚴格限制比較文學研究對象與邊界有助于克服雷馬克等美國學者審美批評帶有強烈主觀性與想象的傾向；至于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應該包括影響和接受兩個階段，在影響的階段應該關注文學相互交往中已經(jīng)存在的事實聯(lián)系，在接受的階段可以考慮更廣泛的作家、環(huán)境、文化傳統(tǒng)因素等外圍的聯(lián)系。這就將審美批評完美地融入影響研究的內部。至于影響的關系，他認為應該包括文學的關系以及文學與非文學的關系。“韋斯坦因的‘中道’，并非簡單地對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思想的調和，而是一種寶貴的多元思想，多元意味著尊重事實、尊重自我和他者的個性和差異，在最大程度上充分理解他者的歷史存在及其發(fā)展的合理性，并且將其納入學術視野，將彼此的學術價值發(fā)揮到最大價值?！盵6]在美法學派十年爭論的過程中，比較文學學科在不斷發(fā)展變化，雙方在認識到彼此的不足之后，努力探尋比較文學發(fā)展方向。最終，正如謝弗勒在《比較文學》中所說：“這場爭論現(xiàn)已平息，或者說已過時。”[3]12比較文學的核心問題并非學派之爭，而是探索比較文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之精神基礎。

二、啟示

自19世紀70年代比較文學學科開始確立到當代比較文學面臨的各種新問題，反映了比較文學自建立之初就具有的開放性特征。正是這種開放性使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方法與范疇，以及學科理論不斷更新。伴隨19世紀文學研究的轉型，文壇流行實證主義哲學，梵•第根等法國學者據(jù)此確立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跨國界的文學關系研究，屬于文學史的一支，符合了文學研究注重文學外圍以及科學精神的時代潮流。20世紀50年代，以新批評為背景的美國學者，極力推動比較文學研究范式的轉型，使比較文學適應文學內部研究的發(fā)展趨勢，在研究對象上不僅注重事實聯(lián)系，同時關注平行研究與跨學科研究的范疇，更加趨向于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研究。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也從單一的實證考據(jù)的方法發(fā)展為綜合的方法，比較文學的研究逐漸趨于成熟。但是，正是這種開放性，也讓比較文學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從簡單的學派之爭發(fā)展為時代潮流變革中的“比較文學危機之爭”“比較文學的方向之探”。

1.研究疆域不斷擴大，更加關注文化的價值與人道主義精神

謝弗勒預測比較文學未來發(fā)展時說：“比較學家的倫理是一種不斷發(fā)現(xiàn)的倫理——是否應該說是一種探險精神？比較學研究是沒有藩籬的，而入地獄也絕對不會是他人！如果說比較學有雄心的話，那就是努力對珍惜人類精神的各種表現(xiàn)的人道主義的一種現(xiàn)代形式做出貢獻。如果提醒人們說民族主義、排斥異己、種族主義——僅提這三種無時不在的威脅——往往起源于只有無知才能解釋的對別人的蔑視，這能說是荒謬的嗎？在今天人道主義意味著每個人都樂于發(fā)現(xiàn)一切文化的價值，而文學可以特別讓人們去接觸這些價值。我們也許正在看到全球性（總算是）人道主義的曙光……比較學者是‘疆界的破壞者，他們在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岸之間架設橋梁’……架設橋梁，也就是承擔改變人們習以為常的風景的風險，比較學的實踐不可能不破壞繼承的觀點和狹隘的信念。”[3]8比較文學研究者的探險精神與比較研究的開放性有直接的關系，與其他學科不同，比較文學是沒有藩籬的。這就需要比較文學研究者不斷對新領域進行探索，也就意味著比較文學疆域的不斷擴大。比較文學的跨越性，不斷打破人們狹隘的觀點，擴大文學研究者的視域。文學承載了文化的價值和人道主義的精神，比較文學研究者通過文學研究來認識文化的價值與人道主義精神。關注文學中的人道主義精神有助于消除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情緒。事實上，謝弗勒回應了韋勒克等美國學者對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正統(tǒng)思想中存在問題的批評，如何克服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傾向，在于研究文學的人道主義，謝弗勒勾勒出了比較文學未來發(fā)展的方向。

2.堅持比較文學的開放性，并確立其獨特性研究特征

比較文學的開放性要求比較文學學者具有一種探索的精神，能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變化，不斷探索新的研究領域。從比較文學學科建立之初跨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到第二階段跨學科研究、東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熱，都體現(xiàn)了比較文學的特質。關鍵的問題是，在研究的視域不斷開闊、研究領域與范疇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如何保持比較文學之為比較文學的特征。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要求。梵•第根等法國學派研究者期望通過實證的方法，排除審美批評，使比較文學具有科學性，從而嚴格限制比較文學的研究范疇。他們認為，只有具有交往關系的文學現(xiàn)象才能納入到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為此要搜集整理大量材料證明文學交流的關系確實存在。梵•第根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明確了比較文學獨特的學科特性，回應了文學研究者對比較文學的非難，并使比較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韋勒克、雷馬克等美國學派的研究者期望通過審美批評的方法，重新確立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研究特征?！氨容^文學也不能僅僅局限在文學史中而把文學批評與當代文學排除在外。我曾經(jīng)多次提出爭論，認為文學批評不能與文學史分離，因為在文學中沒有中性的事實。在文學史的撰寫中，僅對無以數(shù)計的著作加以整理和取舍就是一種批評活動，而從一本書選擇某些特點來加以闡述也同樣是一種批評和判斷活動。企圖在文學史的研究與當代文學的研究之間樹起一道準確的屏障是注定要失敗的?！盵5]29

3.新時代的比較文學研究應回到本體論的學科精神上來認識

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在經(jīng)歷了10年爭論之后，各國學者基本達成共識：比較文學的關系研究中有交往關系的文學關系、平行關系的文學現(xiàn)象，還有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在研究方法上提倡運用實證、審美批評等綜合研究的方法。同時，美法學派的爭論超越了爭論本身的意義，探索了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方向。從文學理論的研究到文化研究、翻譯研究，比較文學應該何去何從成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常態(tài)。法國學派曾經(jīng)主張比較文學研究內容包括“經(jīng)過的路線”和“有什么物質的東西被傳遞過去”?！敖?jīng)過的路線”由傳播者、媒介和接受者組成。隨著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各國文學與文化之間的交往會更加密切，尤其是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到來，“從硅谷到北京，大數(shù)據(jù)的話題正在被傳播。隨著智能手機以及‘可佩帶’計算設備的出現(xiàn)，我們的行為、位置，甚至身體生理數(shù)據(jù)等每一點變化都成為了可被記錄和分析的數(shù)據(jù)”[7]。當傳播、媒介和接受能夠成為精確的數(shù)據(jù)被記錄下來時，文學交往的關系成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如何分析事實材料或者數(shù)據(jù)成為新時代的關鍵問題。韋勒克強調比較文學的審美批評仍然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一切偉大的審美家都肯定藝術在社會中的作用，認為藝術往往在優(yōu)越的社會中最為繁榮。他們明白藝術賦予人以人性，而人只有通過藝術才具有充分的人性。我感到文學研究應當再次認定藝術這個范圍，它不應當對一切人來說是無所不包的東西；它應當回到舊有的使命上去，去理解、闡釋和傳播文學，現(xiàn)在該是把這些付諸實踐的時候了?！盵8]170在韋勒克看來，要認識什么是比較文學，就要回到“文學”，而文學就要表現(xiàn)“人性”，所以他借用白璧德的觀點來發(fā)掘比較文學學科的精神實質?！八A言：‘比較文學如不嚴格置于人道的標準下來研究，將成為最微不足道的學科之一。’萊文之被授予白璧德比較文學教授，不僅是表示人們對白璧德的敬重，而且也是人道標準在哈佛得以延續(xù)的保證，盡管萊文對‘人道’一字的理解與白璧德所賦予該字的特殊意義有所不同。‘人道主義’的確切含義正是教堂山大會的議論中心，也仍然是今天比較文學中的問題?！盵8]159韋勒克的觀點實際上已經(jīng)試圖超越方法論的層面，從本體論的學科精神上來認識比較文學的特質。在法國學派確立時，巴爾登斯貝格、梵•第根都已經(jīng)嘗試提出了新人文主義的思想，艾田伯在《比較不是理由》中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是人文主義”[9]，并把人文主義精神確立為比較文學的學科精神。正是以此為指導思想，艾田伯努力調和美法學派的爭論，提出歷史的批評與審美的批評相結合的方法論。韋勒克也希望借助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精神來對抗法國學派僅注重文學研究科學性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在比較文學十字路口的方向之探中，比較文學受到理論化大潮的沖擊，熱衷于各種空洞的理論，逐漸遠離文學文本的批評與文學現(xiàn)象的判斷，時任美國比較文學學會長的奧爾德里奇在《美國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的美學》論文中重申比較文學人文性的精神原則。[10]因此，從美法學者的共同追求看來，人文主義不失為解決比較文學現(xiàn)實問題的精神基礎。正如陳思和所說：“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必須是文學，這樣它才緊緊聯(lián)結到人類生命內核的同一性之上。通過對于人類不同民族、文化甚至個體生命的差異現(xiàn)象的比較和展示，最終是為了一個嚴肅的使命：在更高的生命層面上探索和了解人類相通、世界和諧的途徑。這就是我們所探討的比較文學學科的人文主義精神基礎?！盵9]總之，面對全球化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背景，文化多元化與文學泛化，比較文學作為具有跨越性的開放學科，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各種新的問題。比較文學與文學密切相關，比較文學的研究始于文學并終于文學。文學探索人類共同命運，追求生命終極價值成為其本質目標，這也最終成為比較文學解決各種矛盾的精神支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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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清良.比較文學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6）:99-106.

作者:馬衡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