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學研究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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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一般而言，行為財政學的實驗分為以下三大類：

（1）驗證型實驗，主要是對已有或公認的結論進行論證和驗明。（2）創新型實驗，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論知識體系指導下開展的創新型實驗，目標是通過不斷的實驗得出有創新意義的結論和思想。（3）仿真模擬型實驗，此類實驗主要針對一些財政行為，如政法財政管理、預算編制、政府會計和納稅遵從等，通過在實驗室仿真模擬實際操作流程進行實驗。研究人員在做這三大類實驗研究時，主要通過在可控的實驗環境下，針對實驗目的，通過控制某些條件（假設）來改變實驗的環境或規則，并觀察實驗對象的行為，分析實驗的結果，以檢驗、比較和完善行為財政學研究中取得的結論，并提供政策決策的依據。因而，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為了真實地表現或模擬財稅環境，如何篩選、操縱和控制眾多的財稅行為的影響因素。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中，主要有兩種設計實驗影響因素的方法：一是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是指在實驗中僅設置單一影響因素，研究者觀察在該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的反應；二是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是指在實驗中設置多個影響因素，研究者觀察并分析多個影響因素發生變化時實驗參與者的反應以及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聯系。在實際的實驗過程中，根據實驗條件和實驗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會選擇不同的實驗方法。

（一）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通過在實驗環境中，經過每次實驗檢驗某一種或某一類影響因子對考察目標的影響情況。其優勢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簡化了實驗環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單一影響因素從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實驗參與者僅需要面對一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這使研究者易于觀察該影響因素對實驗參與者的影響。Davis?。echt（2003）在研究社會制度對于稅收遵從的影響時，就選擇將實驗中的初始資本、稅率、處罰率等影響因素都設為固定值，從而觀察社會制度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Cumming　et　al（2006）在實驗中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他為參與者給定了收入、稅率，但是卻設計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過觀察參與者對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應，便能夠得到稽查率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社會規范所包含的影響因素眾多，社會規范在一定的財稅環境下，對財稅政策的當事人具有一定的影響。Bobek?。o－berts（2007）則主要通過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將眾多社會規范的子類分別設定為固定值或參照樣本，考察了社會規范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的研究中，由于個人申報的主觀性相對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時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來模擬個人申報的思想活動狀態和最終的納稅決策。在實驗中僅設計單一影響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實驗難度，但由于實驗環境過于簡化，與現實納稅遵從環境并不符合，會導致實驗結果的精度較低。隨著心理學和統計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更傾向于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

（二）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當研究者需要實驗環境盡可能接近現實世界中的財稅情形時，往往需要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研究人員采取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為了考察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對此所做出的反應。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來說，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具有更好的適應性，我們可以通過不斷調整各影響因素來對實驗結果進行對比和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組織進行的研究偷逃稅問題的實驗中，就采用了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此后，在進一步檢驗稽查率與納稅遵從行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過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檢驗了當納稅人高估檢查概率時的納稅行為以及政府服務在個人的納稅遵從決策中的影響，他們發現，由于一些實驗者高估了實際較低的檢查概率，所以導致所支付的實際稅額高于預期效用理論預測出的理論數額。在行為財政學的各種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慮了各種多因素影響方面，并將各類影響因素考慮到稅收實驗的設計中。在現實的財稅環境中，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的稅收自然也成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點。由于納稅申報的主觀性相對有彈性，故研究者也將心理學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的研究范疇中。Caroline　et　al（2001）選擇了若干樣本，從心理學角度去考察稅收遵從的問題，利用實驗數據實證得出了關于稅收遵從的各類動因。而幾乎在同一時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將心理學作為起點，從逃稅避稅的影響因素出發，用問卷調查法討論了社會對避稅、逃稅在道德標準和合法性方面的認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了這項研究，他們調查了友好勸說中性別的不同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他們創造性地采用了一個2（男性和女性）×2（友好勸說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實驗。首先，他們要求友好一組的參與者寫出并且讀出他們理應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兩組參與者說出他們的收入和所得稅情況。在這樣的實驗下，結果顯示出了性別和友好勸說以及性別的相互影響在申報所得中的重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勸說組中女性申報的個人所得要明顯高于該組的男性申報的個人所得。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情緒，這個概念在認知科學中日益得到重視的同時也引起了研究稅收遵從的學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對過程公平與稅收遵從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緒在過程公平中有著重要作用的結論。Cebula（2004）將美國1975－1997年間的實際數據作為基礎數據進行綜合分析之后認為，公眾對所得稅偷逃稅程度與政府不滿情緒的強烈程度正相關。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將稅收遵從看作是一種心理稅收的契約，在這個前提下考察了在懲罰或獎勵的刺激下情緒與忠誠的相互作用。在這類研究中，情緒雖然已經被視作影響稅收遵從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對決策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情緒始終從未作為單個因素，而且情緒在遵從決策中處于怎樣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詳細描述，而且在以情緒為主題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現對稅收遵從的研究。除去情緒和公平感，納稅人具有自然人及社會人所具有的很多屬性，其中包括自然屬性———年齡、性別及其他生理差異，也包括社會人所具有的社會知識、法律知識、納稅認知、稅收道德、稽查率、價值取向、大眾的認可以及稅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經把這些因素作為影響納稅遵從的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時研究其余影響因素，通過在實驗室對自愿者測試了道德推理、風險偏好和稽查率、價值取向、稅制公平與否、周圍納稅人所施加的影響對稅收遵從的影響，在獲得一手實驗數據后通過協方差分析得出結論，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稅收遵從決策或行為。由于宏觀的稅收申報數據不易獲得，行為財政學的研究通常采用問卷調查或實驗室方法。在此基礎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論的稅收遵從模型中創新地使用了一種權重函數形式，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們比較了期望效用理論模型同該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為了獲得同樣的稅收遵從度所需要的罰款力度，該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前景理論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貼近實際情況，從而能夠較好地解釋人們為什么會納稅這樣一個問題。同樣，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使用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的納稅遵從實際情況數據檢驗了這三個國家中社會風尚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運用因子分析識別出了三種不同的社會風尚結構，并發現納稅人自身及其親近人群的道德觀念和社會公認的正確行為這兩種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遵從行為。他們的研究認為，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人選擇納稅遵從的動因以及為什么實際納稅遵從度要高于經濟學模型中的預測水平。從此可見，多個影響因素能夠最大程度地模擬真實的財政行為，從而達到研究目的。在遵從動因、稽查率和遵從水平都成為了研究的焦點后，也有學者將稅收公平感與其他因素綜合考慮后來考察稅收遵從水平。Hanke　et　al（2010）在進行納稅遵從影響因素的實驗分析時，也設計了多個影響因素，在實驗中參與者需要依據不同的稅率、稽查率、罰款率以及公平性來做出納稅決策。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情況，都會選擇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在研究影響因素對于個人納稅遵從的作用時，有的學者僅僅設計單個影響因素的實驗，而大部分學者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財稅現實，往往采取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式，這樣能夠使實驗盡可能地模擬真實的納稅狀況。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通過不斷調整一些實驗要素來進行比對與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也有較大作用。

二、實驗對象

在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中，實驗對象的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同的實驗對象或者同一實驗對象在不同時期的實驗結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實驗對象的選擇方面要有嚴格的限定。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不僅會簡化實驗，而且能夠幫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實際情況的實驗結果。就學者們關于行為財政學的研究情況而言，在個體研究對象方面，本文將研究者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分為兩類，即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一）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要考察財政行為當事人（包括組織機構納稅者和自然人納稅者）和財稅規則制定執行者的行為。當研究各類當事人決策過程和行為模式時，很多研究者使用了無納稅經驗的參試人員。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個人納稅遵從的研究中，出于對實驗成本與實驗可控性的考慮，以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稅收工程軟件（稅收征管及稽查軟件），讓參試人員模擬稅務部門工作人員，對企業、個人的稅收申報、核查等進行實驗。與針對企業的稅收實驗相結合，研究人員可以設計大型實驗。比如將被測試者分成企業與政府兩個組，利用某一大型企業的實際財務數據，分別由兩個組的被測試者進行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對參試人員的認知進行引導，而代表政府的被測試對象則可根據稅法的要求檢驗規避是否合法。通過稅收實務的實驗，能夠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觀測財政行為當事人（包含政府決策者及納稅者）的行為模式和決策過程。Friedland（1978）首次開展了關于偷逃稅的模擬實驗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由于當時條件所限樣本量受到了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預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設計實驗時，也選擇了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他認為就個體決策實驗的精確性而言，在校學生能夠與校外人員達到同樣的實驗效果。在研究財政學中的個體道德與行為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時，也有學者在實驗中同時引進有納稅經驗和無納稅經驗的人作為實驗研究對象。Wenzel?。aylor（2005）在研究了稅收道德的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這一主題時，首先將對64名無納稅經驗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將實驗結果篩選比對，作為比較組（參照組），之后再對1500名有納稅人經驗者進行調查統計，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為與稅收遵從行為。實驗對象以前是否做過類似實驗也應當作為選取實驗對象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參與人第一次參與稅收實驗時，研究人員往往能夠得到更加貼近現實的實驗結果。Park　et　al（2003）通過實驗方法來分析韓國的稅收遵從影響因素。該學者選取了一批未做過類似實驗的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將實驗參與人分為5個小組，每個小組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實驗。McGee（2008）則為了分析比較文化差異對納稅遵從的影響，分別在美國和香港選取了一批本科學生來進行納稅遵從實驗。將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具有能夠降低實驗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許多研究者選擇將無納稅經驗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但是當實驗需要參與者具有對實際納稅情況的切實了解和體會時，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為合適的實驗對象。因此在一些實驗中，研究者選擇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作為實驗對象。

（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一類則是校外實際納稅人。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主要是基于實驗成本的考慮以及實驗對樣本量的要求。選擇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考慮到在保持較低成本的基礎上，使實驗參與者與實際納稅人行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就將一批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每個實驗對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資本、流動資金。他在實驗中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學生和有過工作經驗的研究生，作者發現，與以在校本科學生相比，有過納稅經驗的學生明顯更加在意稅后收益，而且避稅的傾向也更加突出，實驗所得的結果也更貼近實際納稅行為。與選擇有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參試人員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員選擇將校外的實際納稅人作為實驗研究的對象。這主要是由于，盡管選擇有納稅經驗的在校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既能節約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無納稅經驗的缺陷，但這樣的選擇依舊存在選擇實驗對象的范圍較窄，樣本容量較小等問題。因此，有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選擇將校外納稅人作為研究對象。Slemrod　et　al（2001）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中就選取了填寫過1994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申報表的一些居民作為實驗對象。此外，Wenzel?。aylor（2004）在調查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時，選取了4500位租賃房產物主作為實驗對象。另外，還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實驗中也都選擇有經驗的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選擇真實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因為研究者認為這些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有直接的接觸，是現實納稅過程的直接參與人，他們的行為更加具有可參考性。但這樣選擇實驗對象同時存在著高成本、不易操作等問題，因此采用MBA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實是對兩者的中和，能夠實現優缺點的互補，提高實驗精度。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中，大規模的實驗是不可避免的，所謂大規模的實驗，指實驗參試者數量眾多、人員結構復雜的實驗。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Wenzel?。aylor（2004）對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所進行的調查，實驗涉及的參試人員超過千名，最后的統計數據為1306名澳大利亞現籍公民，其中人員涉及面廣，包括社會各階層、各年齡層次和各層次學歷教育的公民，此種具有大規模參試人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模擬更為廣闊的財政稅收環境，并以此研究納稅人形成道德的過程。通過大規模調查，Wenzel　＆Taylor證實了基于自我分類理論的假設，即稅收道德促進稅收遵從的關鍵是納稅人是否將社會道德內化并指導日常行為。實驗對象數量的龐大也體現在財稅學者們的跨國調查和實驗中，跨國調查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橫向比較不同國籍、不同文化的納稅人的行為特征。Belkaoui（2004）橫向對比了30多個國家的稅收遵從度，通過實際大規模的調查發現，國際間稅收遵從度與證券市場重要性程度、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競爭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實驗條件

實驗條件對于實驗結果的精確與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就實驗內部條件而言，在實驗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以及精確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使實驗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計算，對實驗結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實驗過程中與外部資源的合作則能夠促進實驗條件的改善，實現資源共享，并提高實驗的精確性。

（一）內部條件

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的內部條件，主要是指實驗室的高性能計算機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擬計算方法，這些條件對實驗精度有很大的影響。在Fried－land（1978）最初進行的稅收實驗研究中，由于受當時研究條件的限制，其實驗只是在工作室發放問卷完成的，并不能實現很好的模擬控制。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合理的計算機軟件，在實驗結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并且采用先進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節約實驗時間并提高實驗精度。Riedl　et　al（2001）將納稅遵從實驗的場所選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CREED實驗室，實驗室中的數十臺計算機能夠實現聯網，充分保證實驗過程將受到較好的模擬控制。但是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沒有作為考慮因素，實驗允許參與者可以進行交流，這顯然會影響到他人對于實驗的判斷和決策。Alm（2006）設計的稅收實驗中采用了計算機軟件來決定隨機稽查率，并通過電子屏展示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與Alm的實驗類似，有的實驗中會在電子屏告知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干擾參與者對于其他人的判斷，參與者會自行與其他人的實驗結果進行對比，然后在下一階段不斷修改。這也干擾了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會影響到實驗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發現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開展稅收遵從實驗是在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實驗室進行的，他認為參與者在實驗中應當是完全封閉的，于是在實驗室設立了許多小隔間，而且不透露其他參與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夠實現個人空間的私密化。

（二）外部條件

實驗室的內部條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應當忽視外部資源的利用。與其他機構等外部資源的合作自然也會為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提供研究條件。有些學者會與其他學者或研究院進行合作，完善實驗條件，Borck　et　al（2002）的稅收實驗就是在實驗過程中與Fischbacher展開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設計的一個計算機軟件來運行實驗程序。最終得到非常理想的實驗結果。與此相比，有的學者則會通過與一些大型的稅務咨詢公司進行合作實驗，提升實驗的專業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稅收實驗就是在H＆R公司的60個辦公室中進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國最大的稅收公司，擁有全球頂級的稅收咨詢系統，這一點為進行稅收實驗提供了非常好的實驗基礎。另外，有一些學者則強調與其他大學實驗室的交流與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實驗中，有兩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有6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學的普通實驗室，由于不同等級實驗室的實驗條件存在較大區別，所以結果明顯發現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中取得的實驗成果精度更高。實驗精度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實驗研究的結果與目的，在環境較好的、有計算機聯網的實驗室進行實驗，往往能夠很好地完成實驗步驟，達成實驗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實驗室中是否存在干擾因素也是考察實驗條件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實驗允許實驗參與者之間開展交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干擾其他實驗參與者在實驗中的決策。因此，在設計稅收遵從實驗時，應盡量實現參與人實驗空間的私密化，盡量確保參與人獨立進行實驗。

四、實驗步驟

學者們在進行稅收遵從實驗時基本上采取兩種方式來進行：（1）將實驗分為若干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改變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稅率、稽查率和處罰率等等，從而在每個實驗階段觀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響。（2）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每個實驗都在一定的稅收環境下進行，最后再進行獨立實驗間的對比分析。根據實驗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來設計實驗步驟。

（一）分階段實驗

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影響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影響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有著非常廣泛的應用。Coleman（1996）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將一批MBA學生分為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內部的成員將被分配至不同的稅收環境來進行稅收決策，通過對每個小組的考察，來分析比較不同初始資金對納稅人決策的影響。他將稅收遵從實驗分為以下四個部分：首先進行稽查的預先通知，這主要是測驗當納稅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會采取何種應對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費者服務，第三是加入納稅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設計表格M－1，這是為了檢驗納稅人發生填報錯誤的概率或不遵從增加的幾率。Lei　et　al（2002）為了研究資本利得稅的納稅遵從度，在實驗中每個部分都設計有12個交易期，每個交易期都持續4分鐘，在每個交易期結束時單位財產都將被賦予一定的紅利。Kleven　et　al（2010）則將實驗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報月份進行；另一部分則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進行。這些實驗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實驗階段，通過設計不同的影響因素，考察人們的財稅行為和決策過程。研究者會在行為財政學實驗的不同階段，根據不同理論和納稅人的認知情況，人為地對被測試者釋放不同的信息，從而證得行為財政學中納稅遵從方面的不同結論。Dhami　et　al（2007）從理論的角度結合行為財政學的實驗方法，在累積前景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解釋了預繳稅款謎題，認為預繳稅款能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損失函數并不是線性的，比起可能獲得的退稅收益，納稅人對損失的感受更為突出。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將被測試人員分組并將實驗步驟分為若干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釋放不同的財稅信息給被測試者。其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實驗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Holler在將被測試人員分為不同的認知階段后，發現將納稅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傳達給納稅者，可以提高稅收遵從度。分階段實驗具有比較好的可控性，易于觀察不同影響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程度，但是設計合理的實驗階段非常重要，實驗階段太少可能會影響到實驗結果的精度，實驗階段太多則會使實驗過于復雜，因此，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應當根據不同的實驗目的選擇匹配的實驗階段。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因此，也有學者選擇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二）獨立分組實驗

將實驗劃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很好地解決分階段實驗的慣性效應問題，因為實驗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擾的問題，由此能夠更準確地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實驗研究方法來研究預繳現象，他就采用了將實驗分為若干獨立實驗的方法，將來自于6個國家的674個實驗對象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了10個獨立的實驗。實驗根據國別不同來進行分組，最后進行小組間的對比分析，通過對實驗進行組間控制，實驗結果與前景理論的預測相一致，即處于補繳狀況的納稅者表現出更多的不遵從現象。Kerschbamer（1998）在進行稅收實驗研究時，將實驗參與人分為兩個獨立實驗，實驗中根據參與者的年齡、初始成本來進行實驗分布，同時在這兩個獨立實驗中稅收環境也有較大差異（稅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約5個百分點）。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調查了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人對于稽查率增加的反應，作者將1714名實驗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為9個小組進行獨立實驗，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低收入低稽查率實驗小組，高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禮品交換中的贈予稅時，在實驗研究中將實驗對象分為公司和工人兩個獨立實驗小組，最后進行實驗小組的對比分析，這樣的獨立實驗主要是期望能夠分析針對不同的納稅對象，調整稅收環境是否會造成不同的實驗結果。不同的分組與相對的獨立組間控制，可以使得實驗發起者對實驗對象的不同認知方面進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亞納稅人的申報行為及其態度時Ni－emirowski　et　al（2003）調查了，通過將參試人員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組，并通過分組對參試人員進行同方向的認知引導（例如從基于稅收的價值、信念、態度和法務知識方面引導），其研究證實了納稅人不同信念、對納稅的認知度和對法務知識的了解程度與實際的稅收遵從決策之間的關聯，從其關聯可以得出可靠的結論：對某些避稅行為的容忍和不遵從的意圖是稅收決策的兩個關鍵因素。盡管從心理認知學的角度來看，納稅人對稅務知識的了解到深刻認識是復雜及緩慢的過程，但學者們發現，通過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可以進一步將納稅人的認知、納稅決策過程和最終的稅收決定相聯系起來。Creedyet　al（2007）所著的關于線性所得稅的相關論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對于不同約束條件下怎樣確定線性所得稅的參數給出了非常詳細講解，為了避免過于復雜的數學推導，他給出了一個近似的算法，簡化了計算過程，從而進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為財政學實驗研究后的計算統計方法。行為財政學的實驗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門的財政預算管理為主。其目的是將公共管理部門進行財政管理的實際操作流程引入到實驗室進行仿真模擬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擬實驗包括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政府采購實務操作模擬實驗。每個實驗還可以根據具體的實驗內容細分為不同的子項目，如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根據政府預算的流程又細分為部門預算編制、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與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三個部分。部門預算編制實驗模擬真實的部門預算編制流程，將被測試者分為財政部門、各個預算單位等角色，使被測試者在實踐中理解和掌握部門預算的基本編制流程。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能夠通過系統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地方稅務局、銀行、國庫的三方核對，有效控制稅金的及時快速繳納。而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以細化的部門預算為基礎，將所有財政收支全部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這三個部分既可單獨作為實驗科目，又可以聯系起來組成一個綜合實驗。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將被測試者分組，賦予各組不同的財政角色，如預算組、國庫組、預算單位組、政府采購組等。在實驗過程中，實驗研究人員可以針對不同的組分配不同的任務，使組內部工作協調起來，并通過業務的串聯，使組和組之間形成業務的協作關系。一次試驗完畢，被測試者可以進行角色互換，使研究人員能夠獲得不同組的全面的財政行為的實驗結果及各類模擬。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實驗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但并不是實驗階段越多越好，實驗階段應根據實驗的目的來匹配。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五、結語

我們主要從實驗方法、實驗對象、實驗條件以及實驗步驟四個方面分析比較了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從這四個方面分別對學者們在個人納稅遵從研究中所使用的實驗方法進行了對比。財政學實驗以理論知識為基礎，理論與實驗相結合。行為財政學實驗的突出特點是需要建立在扎實的理論知識基礎之上，才能自由運用模擬軟件、實施大型財政學實驗項目。例如稅務實驗，參加實驗之前參試人員必須要對稅法相應的知識點熟練掌握或對納稅規則有所了解和認知，才能進行稅收規劃、申報等科目的實驗。如果參試人員對于企業所得稅的抵扣條款或個人所得稅都一無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項完整的企業稅收申報或者個人所得稅的申報。研究人員應在實驗之前，反復強調理論知識的重要性，督促參試人員做好各項知識儲備，才能達到實驗的基本目的。根據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并結合我國目前納稅遵從的現況，我們認為關于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在實驗中選擇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我國正處于稅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時期，分析相關稅收政策的改革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納稅情況，能夠更好地分析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下個人納稅遵從實驗所取得的結果的變化，從而為我國稅制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在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人員長時間地對納稅遵從模式所進行的分析，得出了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將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較為注重社會的評價；基于社會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注重對政治權利的訴求和對自身利益的有效保護，以及由此產生對稅務機關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來，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可以擴展到很多個，同時研究者還需將心理學以及個體差異等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實驗中。

2．合理選擇實驗對象，擴大樣本容量。實驗對象是影響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精度的重要因素，選擇合理的實驗對象，不僅能夠很好地控制實驗成本，提高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精度，也能夠保證實驗結果更加符合實際納稅人行為，使實驗結果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研究人員在對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難免會隨機邀請不同專業背景的實驗人員，差異化安排實驗內容。財政學中的稅收遵從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課，但每個個體所認知的內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淺是有差異的。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和針對這一現象，對不同的參試人員進行考察，根據其不同的認知結構，設計不同的實驗方案，以驗證和考察所需要的行為財政學結論和觀點。比如認知結構不清晰和認知程度不深的參試人員，所了解的財政學或稅收的內容原本就少，在上機實驗環節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綜合性的實驗，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實驗項目。而對財務、會計和財政學了解較專業的參試人員，可以被直接安排參與和稅收相關的實驗，他們的上機實驗就可以增加復雜度或難度，以驗證更為復雜和全面的行為財政學觀點。對于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采用分組形式進行的實驗項目，應將單個學生的考核與小組的考核相結合，以全面考核參試人員的認知過程和決策程序。實驗考核可以將研究實驗問卷的結果與在填寫問卷或在稅收游戲答題時的決策過程想結合，主要根據參試人員的綜合表現或狀態來確定，如參與情況（心理變化、認知后的情緒變化等）、個人能力（如財稅知識的應用能力、對其他人員的組織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等）、實際結果的情況等綜合評判。綜合后的實驗結果評判也從單一的由單向打分制，轉變為多維度的全面評價相結合的方式。

3．內部實驗條件與外部實驗條件有機結合。實驗條件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精度有決定性的影響。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應當盡量保證參與人實驗空間的私密化，保證參與人不受外界影響的條件下進行實驗。另外，在對實驗結果進行處理時，應當采用更精確的計算方法和處理手段，確保結果的精確性。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財政學的實驗環境非常優越。近年來，通過裝備先進的計算機和網絡設備，實現了從傳統手工操作、沙盤模擬一躍跨入先進的計算機模擬，網絡化管理的CAI環境。如今80％的實驗項目可通過計算機進行模擬和操作，60％的項目在互聯網或局域網環境下進行，傳統的技術實驗也可以由掛圖、教師手把手、面對面的輔導方式，轉向多媒體、電子幻燈、視頻以及電子教室系統實現的通過計算機網絡進行一對一的輔導方式。先進的技術使實驗內容的廣度深度從量到質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驗效果和質量都會有明顯的提高。隨著我國科技的不斷發展，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的行為財政學研究人員可以進一步運用現代化實驗手段，采用多元化的實驗模式。除了采用傳統實驗室方式讓參試人員被動認知和現場指導外，還可以大力采用電子計算機化的實驗手段，一方面，利用多媒體技術、投影技術制作多種財稅認知課件，增強參試人員主觀認知的能動性，利用這種方法可及時補充相關學科最新發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強實驗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網絡輔助實驗平臺，向廣大參試人員提供該實驗的課件、實驗網絡資源、設計實驗及答疑討論區等內容。參試者可以從中下載獲取該實驗對應部分的教學資料、實驗數據等。答疑區可以使參試者克服羞澀，促使其主動、大膽地暴露自己最真實的財稅行為（在討論區還由實驗研究人員擔當主持），由參試者進行自由的討論與交流。

第2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摘要】橫紋肌溶解癥(rhabdomyolysis，RM)合并急性腎功能衰竭(ARF)是由創傷、中毒等原因引起。由于橫紋肌溶解，大量肌紅蛋白(Mb)經腎臟排泄時極易形成管型并阻塞腎小管，加上其他有毒物質的綜合作用，因此常發生少尿型急性腎功能衰竭，且其發病率及死亡率均較高。從2005至2007年我院血液凈化中心共收治了7例此類患者，并對他們進行了血液凈化治療與精心的護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一、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本組7例患者，男6例，女1例，年齡17～80歲，平均年齡（38.5±23.4）歲。其中中毒2例，全身多發傷1例，因房屋倒塌致全身多處擠壓傷1例，藥物引起者1例，酒精中毒1例，惡性腫瘤患者1例。均符合RM致ARF的診斷標準：①有引起橫紋肌溶解的病史并伴有肌無力、肌痛、尿量減少的表現。②血清CPK值急劇升高至正常值的5倍以上。③BUN、Scr進行性升高，伴有高鉀、代謝性酸中毒等。本組患者血液凈化前實驗室檢查：血BUN（24.14±10.03）mmol/L，Scr（720.71±276.30）μmol/L，CPK>8000U/L，Scr（729.29±844.84）U/L，AST（1461.71±1517.48）U/L，K+（5.11±1.50）mmol/L。

1.2方法在進行血液凈化前先做血液常規項目檢查，根據病情確定予以血液透析濾過合并血漿置換或單獨的血液透析濾過治療。血漿置換采用簡易膜式置換法，使用德國費森尤斯血漿置換器。本組1例采用血液透析濾過合并血漿置換法，其余6例均行間歇性血液透析濾過治療，機器為瑞典金寶公司及德國費森尤斯公司血濾機，德國費森尤斯AV600血濾器，碳酸氫鹽置換液。血液透析濾過選擇前稀釋，4h/d，置換液大于30L/次，并根據水腫情況決定超濾量，待病情穩定后改為3次/周，直至病情好轉。

1.3結果1例酒精中毒患者治療及時，痊愈出院；2例中毒患者及1例多發傷患者好轉出院；其余3例ALT、AST、CPK、BUN、Scr均有顯著下降，但因病情嚴重未能好轉，最后均合并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

二、護理

2.1血液凈化前的護理①做好解釋和安慰工作。因為橫紋肌溶解癥的發病率極低，患者對此病一無所知，擔心疾病的發展及愈后；加上肌痛、肌肉腫脹及注水感、黑色尿，患者會感到極度的恐懼。本組7例患者均存在恐懼心理，我們向患者及家屬講解了疾病的原因、誘因及愈后，消減了他們的緊張焦慮心理，能取得他們的配合。②環境準備：透析室每天紫外線消毒兩次，每次30～60min，操作前半小時沒有清掃工作，濕度＜60%，以避免影響機器運轉并保持室內空氣清潔衛生。③用物準備：搭好管路，做好機器的準備，備齊抗凝劑及搶救藥品，同時準備好氧氣及監護儀。④血管通路的準備：選擇較粗的血管，一般采用頸內靜脈或股靜脈插入單針雙腔導管并留置。本組3例患者選用股靜脈插管，4例患者選用頸內靜脈插管，插管后流量佳。

2.2血液凈化過程中的護理①在確保血流量通暢的情況下，讓患者取舒適的臥位，一般為平臥位。②根據病情及實驗室檢查結果確定抗凝劑及其用量，同時監測出凝血時間。本組1例因出血行無肝素透析，其余6例均選用低分子肝素抗凝。③嚴格無菌操作，根據操作步驟上機，并根據病情設置各參數。④治療過程中密切觀察各壓力的變化，及時處理各種報警。本組1例行無肝素透析患者，予每30min0.9%Nacl沖洗透析管路，一次在透析過程中出現靜脈壓及跨膜壓急劇增高，發現透析器凝血，予以更換透析器。其余患者使用抗凝劑后均無凝血現象。這點至關重要，觀察各壓力變化并及時處理，可以避免凝血現象的發生。⑤密切觀察生命體征、意識、瞳孔、尿量的變化并作好記錄，尤其是注意血壓的變化。低血壓造成患者的不適，在血液透析過程中發生頻繁，因此要密切觀察患者血壓變化，及時處理。本組1例患者在一次透析過程中出現面色蒼白、大汗淋漓、惡心、血壓下降，立即予補液，按醫囑予以賀斯、白蛋白注射，血壓仍不能維持，后又予多巴胺微泵維持，血壓才轉穩定。⑥皮膚的護理，由于肌痛、肌肉腫脹及注水感，患者不愿翻身，容易導致皮膚破潰。因此加強翻身極其重要，必要的時候按醫囑給予鎮痛藥，抬高腫脹側肢體，并保持皮膚的清潔干燥。本組3例患者出現嚴重的下肢腫脹、疼痛，經過我們的精心護理，無一例出現皮膚破損。⑦認真做好各項記錄。

2.3血液凈化后的護理①密切觀察病情的變化，注意水電解質的平衡。②觀察患者有無出血傾向。③作好導管的護理，每次用肝素（1ml=2mg）封管后妥善包扎固定。④做好知識宣教。高熱的患者可給于高熱量、高維生素、易消化的食物。根據病情堿化尿液需大量飲水的患者，應避免水中毒，同時指導其注意保持留置雙腔導管周圍皮膚的清潔干燥。

【參考文獻】

第3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摘要：研究方法對于經濟法學科的完善和發展關系重大。傳統法學方法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對于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經濟法學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研究方法的重要來源。經濟法學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對個體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而現代經濟學理論也進一步確認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梢?，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一、經濟法對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國法學家拉倫茨認為“法學之成為科學，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經濟法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研究方法科學與否對于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傳統法學方法的研究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而經濟法學是在傳統法學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敗”雙重缺陷無能為力的背景下，為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而建立的新型學科，如果囿于傳統部門法學的研究方法，就無法從新視角審視經濟法學的特有理論內涵，也難以探索實現經濟法學價值目標的路徑。因此，經濟法學研究不能照搬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應當在方法上進行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是區別于其他部門法學的重要標志。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法學方法的重要來源，主要是引入價值判斷來評價法律現象，就是以社會對經濟法的需求為出發點，研究經濟法怎樣滿足不同主體的需要，多維度地對經濟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價值等理論進行詮釋。本文試圖論證哲學中的整體主義方法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體主義在哲學范圍內的發展

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間的爭論是西方哲學的一條重要線索。整體主義認為社會集團決不能視作只是個體的集合體，它具有個體所不能包括和解釋的獨特性質，群體的行為規律不能還原為個體的行為規律，整體是一切社會解釋的出發點，必要時可犧牲個體利益以取得整體利益。個體主義認為整體主義強調的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利益的總和就是社會利益，個體是社會存在的目的，社會的存在正是為了促進個體的幸福和利益。

作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互指責對方的缺陷。個體主義方法認為，整體主義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當代著名哲學家、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重要倡導者波普爾認為“如果我們要研究一事物，我們就不得不選擇它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可能觀察或描述整個世界或整個自然界；事實上，甚至最小的整體都不能這樣來描述，因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選擇的”，描述和活動的選擇性使得人們難以運用整體主義方法從整體上把握社會，而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用涉及該現象的個體情境來解釋，因此，科學研究只需從個體角度出發考慮個體的動機、信念、生理狀態及其所處環境等因素，不需要考慮社會整體的制約。而整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個體被看成是社會化的人，社會整體不是其構成元素的簡單相加，比個體具有更多的結構屬性。因此，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而且會因為這種結構屬性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須把對象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體加以把握。。整體主義方法則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角，它認為社會整體具有獨立于個體的獨特屬性，社會整體不同于個體總和，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其部分的行為或功能。依此方法，應當從社會整體出發，把社會整體看成分析的基礎，在總體上把握社會現象，而不糾纏于個體分析。

三、整體主義作為經濟法學方法的理論基礎

經濟法學研究需要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增長，并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實現公平分配。因此個體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整體主義研究方法的選擇穩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路徑，界定了研究活動的思維體系、考察研究的切人點、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問題。

(1)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的視角之考察

傳統民法認為，個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基礎，社會利益是個體利益的總和，只要充分保證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會活動參與者自由博弈而產生的自發秩序才是好的社會秩序。民法學理論的架構往往訴諸于人的生物屬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經濟生活以個體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強調人格在抽象意義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為原則，通過法律關系模式來安排社會個體之間的權利義務。

然而民法忽視人與人之間因差異而產生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存在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個體，在社會利益相對恒定的情況下，某一個體利益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對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場對此沖突無可奈何。歷史證明：在亞當·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迅猛發展，經濟個體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動下，沿著經濟規律的發展之路，走向了壟斷。經濟個體合理的追求個體利益的行為嚴重破壞了市場的整體秩序，市場失靈了，而民法調整經濟關系沒有宏觀把握的能力，對于發生混亂的經濟秩序無能為力。因此，必須借助新的法律制度來完善其經濟管理職能，主動介入經濟生活對社會經濟進行管理，經濟法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經濟法學將社會看成是一個超越個體的獨立存在，有其獨立于個體利益的社會公共利益。因而經濟法學基于整體主義的方法；看問題從整體出發，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良好社會秩序和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

(2)經濟法學的理念體系視角之考察

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對立而統一地存在著的。一方面，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如能夠實現合理分配必然能夠使個體的利益增進，而個體利益的增進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進社會整體的利益的增進，因而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具有統一的一面。歷史證明：個體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確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實現了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相對和諧。然而，另一方面因為社會作為整體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也存在對立的一面。事實上，在高度現代化的條件下，由于人類具有趨利的本性，如果對他們的行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勢必會危害社會并最終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別維護有遭受損害之虞的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重構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個部門法需要考慮的問題。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認為個體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實現社會整體利益，進而著重考慮個體利益的保護，因此不過分關注社會整體利益。

而經濟法是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客觀需要，彌補民法等傳統法律部門對社會經濟關系調整的不足而產生的。經濟法學認為社會整體利益不是構成社會的每個個體利益的總和，而是社會中獨立存在的有機整體的利益。個體行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價值目標決定了經濟法從產生之日，就肩負著從“社會本位”出發，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重任。

經濟法是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對整體經濟生活的介入，保障社會整體利益平穩協調地增長，從而帶動全社會所有個體利益的增長，以消除個體權利無限制行使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運行和發展。為了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經濟法有時需要對個體的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過限制個體的部分自由去為其換取更大的自由，犧牲個體部分利益去為其獲得更多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梢?，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3)經濟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之視角考察

經濟法就是將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運行所需的條件，及克服市場缺陷的方法等理論的制度化。經濟法體現了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翻譯”，依賴于經濟學原理，許多經濟學的概念與論斷直接為經濟立法所吸收。“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以個體利己主義的方法論基礎通過對“經濟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論主導地位。他認為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視為在交換過程中彼此會發生沖突的無數個體愿望和追求的結果。古典經濟學認為個體效用最大化與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是統一的。在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民法學認為，經濟活動應當排斥國家的干預，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會就會走向幸福和繁榮。

第4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從Berger(1929)發現腦電(electroencephalogram,EEG)開始[1]，腦電信號中有效信息的提取一直是困擾研究者的難題。傳統方法主要有腦電地形圖(EEGmapping)和譜分析(spectralanalysis)兩類。腦電地形圖只能粗略地描述人在認知加工過程中各腦區的激活程度。在腦電頻域和時域特征(frequencyandtimedomainfeatures)分析中，數字信號的線性處理方法已得到廣泛應用，如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potential,ERP)。然而實際記錄的腦波很難滿足線性分析方法的要求（如低信噪化、腦電信號平穩等）[2]，且認知神經科學通常采用的平均疊加法會導致有用信息的大量損失，因此線性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認知電位時空模式研究的發展。

大量研究表明人腦是一個結構和功能高度復雜的系統，而腦電信號是神經細胞生物電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非線性耦合[3]。從8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研究者用非線性混沌動力學理論發展了一些腦電信號復雜性測度的算法[4]，如分型維數(fractaldimension)和Lyapunov指數(L-exponential)等[5]。由于這些方法無需作鎖時(time-locked)和鎖相(phaselocked)處理，在早期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這些方法要求的數據量較大、對取樣信號的平穩度要求較高[5]，再者混沌動力學中討論的對象是混沌吸引子，并且不同的研究者在相似的實驗條件下所得到的結果變異較大，腦電信號是否具有低維混沌特性從而受到了質疑[6]，因此上述方法可能并不適合于人腦這種各向異性的空間擴展系統。

隨著非線性理論的發展，腦電復雜性測度分析方法進一步得到完善。目前常用的腦電復雜性測度算法主要有K[,c]復雜度（包括K[,c]復雜度及其各種改進算法和信息傳輸矩陣(InformationTransmissionMatrix,ITM)和近似熵(ApproximateEntropy,ApEn)。它們對腦電信號的取樣量及其平穩度的要求較低，且無需考慮其是否具有低維混沌特性，從而成為刻畫腦電信號非線性變化特征的有效手段[2]。本文就上述方法、特點及其應用作一簡要介紹。

2基于K[,c]復雜度的分析方法

Kolmogorov(1965)提出用產生給定0、1序列最少的計算機程序的比特數作為序列的復雜性度量，這種刻畫序列復雜性的方法稱為算法復雜性(Algorithmcomplexity)[2]。Lempel和Ziv以復制和添加兩個簡單操作為核心，對序列的復雜性作了進一步描述。他們定義的復雜性是一個時間序列隨其長度的增長出現新模式的速率，表現了序列接近隨機的程度，能反映一個動力學系統的動態特征[7]。在此基礎上Kaspar和Schuster發展了隨機序列復雜性測度的算法[8]，Wu等人(1991)則首先將這種算法引入腦電信號的分析中，作為反映大腦信息加工活動的有序程度的指標[9]。

2.1K[,c]復雜度

k[,c]復雜度的計算步驟如下：

(1)粗粒化預處理(coarsegrainingpreprocessing)。對于一給定序列X=(X[,1],X[,2],…,X[,n])，首先求得這個序列的平均值，再重構該序列。令大于平均值的X[,i]為1，小于平均值的X[,i]為0。將序列(X[,1],X[,2],…,X[,n])轉化為一個字符串形式的0、1序列(s[,1],s[,2],…,s[,n])。

(2)在S=(s[,1],s[,2],…,s[,m])后加一個或一串字符Q（Q=s[,m+1]或Q=s[,m+1],s[,m+2],…,s[,m+k]），得到字符串SQ=(s[,1],s[,2],…,s[,m],s[,m+1])或SQ=(s[,1],s[,2],…,s[,m],s[,m+1],s[,m+2],…,s[,m+k])，令SQv為SQ減去最后一個字符所得到的字符串。如果Q屬于SQv中的“字句”（即兩點間的字符串），那么把Q加在S后稱之“復制”；反之則稱為“插入”，即用一個"."把Q與S前后分開。再把"."前面的所有的字符看成S，重復如上步驟。

(3)如上所述，得到用"."分成段的字符串，分成的段的數目就定義為“復雜度”C(n)；

(4)根據Lempel和Ziv的研究，對幾乎所有的X屬于[0,1]的C(n)都會趨向一個定值b(n)（見公式①）。

附圖

以b(n)來對C(n)進行歸一化后得到一個相對復雜度c(n)=C(n)/b(n)，稱之為Kolmogorov復雜度(K[,c])。K[,c]復雜度反映了時間序列的隨機程度，如果時間序列是周期性的，那么K[,c]就會隨時間序列的增加而趨向于0；如果時間序列是隨機的，則K[,c]趨向于1。

2.2C[,1]和C[,2]復雜度

D''''Alessandro和Politi認為K[,c]復雜度只反映了時間序列的隨機化程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大腦認知功能復雜性的實質[10]。X[,u]發展了復雜度C[,1]和C[,2]算法[11]。

附圖

在時間序列中有長度為n-1的子序列但沒有長度為n的子序列(S[,1]S[,2]S[,3]…S[,n])，則稱(S[,1]S[,2]S[,3]…S[,n-1]S[,n])為長度為n的禁止字。記N[,f](n)為時間序列中的禁止字數目，那么C[,2]的計算見公式③。

附圖

2.3C[,0]復雜度

K[,c]、C[,1]、C[,2]算法中過粗?；?over-coarse)的預處理可能會導致原始信號中信息的大量丟失，不恰當的粗?；踔習淖冊紩r間序列的動力學特性，例如，有可能將隨機時間序列改變成周期時間序列。為了消除這種潛在的危險，Chen等人定義了一種新的復雜度算法C[,0][12]。

C[,0]復雜度假設任何復雜運動的時間序列都是由規則運動時間序列和隨機運動時間序列組成。因此C[,0]復雜度的定義就為時間序列隨機運動時序和時間軸所圍區域的面積與整個復雜運動時間序列和時間軸所圍面積之比，具體的計算步驟如下：

(1)利用快速傅立葉變換(FastFourierTransform,FFT)計算原始時間序列的功率譜和平均值；

(2)只有那些振幅比平均值大的波譜成分才被保留，其余的均被置為0；

(3)然后對這個新的波譜進行FFT反轉，從而得到一個新的時間序列；將此序列作為原始時間序列的規則成分(regularcomponent)，而原始時間序列與規則成分之差稱為無規則成分(disordercomponent)；

(4)無規則成分的面積與原始時間序列面積的比值記為復雜度C[,0]。

可見周期信號的C[,0]值為0，白噪聲(whitenoise)的C[,0]為1。

2.4信息傳輸矩陣ITM

Xu等人根據互信息論(themutualinformationtheory)提出每一個電極的EEG序列都可以重建一個m維的相空間[2]。在第i個電極處，取一段從t[,0]開始、時間窗長(timewindow)為1024ms的腦電數據[x[,i]t[,0],x[,i](t[,0]+1),x[,i](t[,0]+2),…,x[,i](t[,0]+1023)]。

據此可以計算向量[x[,i](t),x[,i](t+1),x[,i](t[,0]+2)]及其頭落在相空間三維子空間中的概率，并且可以計算其熵(entropy)H[X[,i](t[,0])]、H[X[,j](t[,0]+k[,τ])]（電極j的t[,0]+k[,τ]的熵）以及聯合熵H[X[,i](t[,0]),X[,j](t[,0]+k[,τ])]，其中τ為1ms。因此從第i個電極到第j個電極之間的延遲為k[,τ]的信息傳輸可以由公式④決定：

IT[,ij](t[,0],k[,τ])=H[X[,i](t[,0]+k[,τ])]

-H[X[,i](t[,0]+k[,τ])]④

確定t[,0]，且k的取值范圍是0到511，得到信息傳輸的時間序列。用復雜度計算這個時間序列，得到從第i個電極到第j個電極在區間[t[,0],t[,0]+511]之間的信息傳輸活動程度的特征指標。

由此可以構建一個由n×n=n[2]個值的矩陣，其第i行第j列的值為C[,i]，j(t[,0])。Xu稱該矩陣為信息傳輸矩陣[13]。信息傳輸矩陣是一種直觀表示不同腦皮層之間信息傳遞量的指標：第i行表示從第i個電極向其他電極位置的信息傳遞量（包括第i個電極本身），第j列表示在第j個電極處接收到的信息量。以為步長，逐漸增加t[,0]的值，重復上面的步驟，就可以得到一系列信息傳輸矩陣，以此表征大腦信息傳輸復雜度的動力學過程。

3近似熵分析方法

近似熵是一種不需要進行粗?；哪X電復雜性測度分析方法，該方法于1991年由Pincus提出[14]，并在腦電分析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

ApEn的定義和算法如下：

(1)對于一給定的時間序列μ(1),μ(2),…,μ(N)，按順序將其組成一個m維的向量集X(i)，即X(i)=[μ(i),μ(i+1),…,μ(i+m-1)](i=1,2,3,N-m+1)；

(2)計算向量X(i)與其余向量X(j)之間的距離d[[X(i),(X(j)]]并將最大值定義為最大反應成分距離，見公式(5)：

D[X(i),(X(j)]=max[｜x(i+k)-x(j+k)｜](k=[0,m-1])⑤

(3)定義一個閾值r(r＞0)，對于每一個i值，記錄滿足條件d[X(i),X(j)]＜r的個數。把這個值與N-m的比值定義為C[m,i](r)，見公式⑥：

C[m,i](r)=｛d[X(i),X(j)]＜r的數目｝／(N-m+1)⑥

(4)對每一個可能的i值，計算C[m,i](r)的對數，求這些對數的平均值，定義為Φ[m](r)，見公式⑦：

附圖可以證明該極限存在且極值為1。因此，ApEn可以表示向量集隨著m增大產生新模式的概率，產生新模式的概率越大ApEn值就越大，即時間序列的復雜度越大。實際上，N不可能取無窮大，所以通常只能在N足夠大的時候對ApEn進行估計（見公式⑧），而且ApEn的值還依賴于m和r。

ApEn(m,r,N)=Φ[m](r)-Φ[m+1](r)⑧

根據經驗，Pincus建議m取2，r取0.1～0.2倍原始數據的標準差。從而只需用很短時間序列（約1000個數據點）就足以估算出可靠的ApEn值。這種方法特別適用于生物電這類極其不穩定信號的分析。

上述幾種復雜度分析方法中，由于K[,c]計算簡單，易于理解而應用最為廣泛?；贙[,c]發展起來的C[,1]和C[,2]改進了腦電信號出現新模式的檢測方法，能夠更為深刻地描述腦電動力學系統的復雜性本質。然而由于它們都需要對腦電時間序列進行粗?；A處理，從而可能丟失腦電信號中有意義的信息。C[,0]強調腦電信號由規則運動部分和隨機運動部分組成，其算法避免了粗?；幚?，有助于減少腦電信號中有效信息的損失。基于復雜度的信息傳輸矩陣提供了描述腦電信息傳輸量更為直觀有效的指標。近似熵適合于研究短數據、抗干擾能力強，且不需對原始數據進行粗粒化處理而成為生物電信號分析的重要方法。然而近似熵需要事前設定m和r兩個參數，且相對運算量較大?？梢娚鲜龇椒ǜ骶咛攸c，應根據具體的研究目的和實驗條件進行合理選擇。

4應用及展望

利用非線性動力學復雜性測度研究腦電信號，其實質是把測定的時間序列的復雜度作為衡量該時間序列所含信息量的指標，分析人在不同狀態下腦電信號的時空模式，以揭示腦的認知功能[3]，因此復雜度在認知科學、臨床等領域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如大腦成熟度評估、情緒的變化、各種思維方式的對比等都采用了腦電復雜性測度方法[15]。有研究者發現，正常人在不同的狀態下腦電復雜度的變化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如在睜眼狀態下復雜度高于閉眼狀態下的復雜度，在執行任務時額葉大腦活動區域復雜度降低[16]，而對帕金森、精神分裂癥病人的研究表明其腦電復雜度的變化趨勢與正常人相反[17]。另有研究模擬了高空飛行不同程度的缺氧條件，發現腦電復雜度對腦缺氧十分敏感，可以作為一項臨床診斷的指標[18]。此外腦電復雜度也被廣泛地應用于麻醉深度測定、中風病人的腦電活動特征分析、encephalopathy、Creutzfeldt-Jakob病癥監測和癲癇發作預測等[19,20]。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大多局限于離線(offline)數據的分析，尚未突破實時(on-line)分析的技術難點，如何有效地利用和發展這些方法以獲取反映認知加工過程的動態指標將成為方法學研究的重點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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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第5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在刑法理論方面目前有兩種學派，一種古典學派刑法理論也稱舊派，一種近代學派刑法理論也稱新派，古典學派最早主張亮目的刑論，報應刑論后期也被大多數人推崇；近代學派實施也開創性研究；這兩者主張后，相繼又有新的刑法理論出現，主要體現在防衛論、人格責任論等。刑事政策和刑法理論兩者之間相互影響并產生作用。 

一、刑事政策思想決定刑法理論的走向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人們對于法律的意識也越來越高，但對刑事政策和刑事理論關系的認識相對薄弱，對其兩者間的研究也不夠深入。實際上，刑法理論和刑事政策兩者所涉及的內容都是犯罪或刑事處罰，兩者關系十分密切。所以，刑法和刑法理論的走向是受刑事政策思想的引導。對于一些信奉“主觀主義”、“客觀主義”的當代大陸法系國家來說，都直接關系到刑事政策思想和立場。 

二、刑事政策內容對刑法條文解釋的影響 

1、轉換犯罪行為可以通過刑法文件進行類推解釋的方式，類推解釋是將違法行業向犯罪行業轉變，進一步促進懲處等相關的目的。這種做法在社會上可能會引起大眾不滿，但從危害的角度講，這種情況一般是和犯罪行為同時出現的，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會將其歸入刑法管制范疇中。在我國的刑法理論中明確提出，在共同犯罪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需兩者相互為共同故意。其實，在刑法理論中主要追究肇事者刑事責任，嚴厲遏制過失犯罪，并有沒違背刑法總則。 

2、通過對刑法條文實施轉義解釋的方式來使輕罪轉化為重罪。這種理論主要體現在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之中，對造成的危害行為保持不變，使政策行為、公共情感兩者轉變為對某類犯罪行業的一種態度。如新規中關于醉酒駕車的條例目前已經明確規定，司機因酒駕造成的傷亡行為，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責。而在沒出臺新的規定前，酒駕致使的重大傷亡事件屬于交通肇事罪，并根據具體情節量刑。這種概念提出后，我國對于刑法的觀念也有所轉變。 

三、刑事政策與刑法理論二者的相互作用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刑事政策和刑事理論的重要意義。在國家執行刑事立法時已經自然的運用刑事政策，而另一方面講，越來越多的人，如司法工作人員或刑事法學研究人員已經深刻的認識到刑事政策和相關刑事法律科學的密切關系。但在刑法理論角度講，刑事政策究竟與其有什么樣的聯系，或者刑事政策對刑法理論的影響是什么？在刑法學研究中，刑事政策對刑法的制定和刑法的解釋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刑法立法、適用、刑法解釋研究等都是刑法學的基本內容。所以刑事政策對刑法理論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當前，刑法學正在向刑事政策慢慢靠攏，這無疑可成以為刑法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雖然刑事政策對刑法理論有著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必段認識到刑事理論同時也會對刑事政策起到反制作用。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刑法理論會對刑事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刑事政策思想的形成實際上是在刑法學說發展的過程中萌生的。社會防衛理論、罪刑法定主義、死刑廢除學說、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等作為刑法理論的內容來講，表面上是刑法理論，但實際上的觀念就是刑事政策思想。刑法理論中的相關理論和學說在當代刑事政策的制定的推進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刑事政策的制定并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刑法、刑法理論都是制約刑事政策的表現。兩者之間存在的相互作用的關系要求我們能夠處理好刑事政策和刑法理論，并構建科學合理的政策與刑法評價機制。但要想在理論界構建起一個科學有效的刑事政策監督機制就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挖掘。 

四、結語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社會治安受到威脅，暴力案件時常發生，為了遏制這種犯罪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國有出臺政策，提出“嚴打”的刑事政策，正是因為有這些政策才受到社會各界的指正從而使得刑事政策變得更加理性，并有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中國的這種情況有力的證明了刑法理論能夠影響甚至推進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制定影響著刑法解釋和刑法的走向。刑事政策和刑事理論兩者之間相互作用，并有著密切聯系，兩者會相互制約和相互反制。所以，進一步加強刑事政策和刑事理論兩者的相互影響，并深刻的分析，構建科學合理的刑事政策與刑法評價機制，使得我國的刑事政策、刑法理論和刑法解釋的關系更為密切。切實的加了刑事政策制定的科學意義，并使刑事政策更符合我國司法實踐及實際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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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初始緊張；一體和諧

一、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之緣起與時下的論爭

對于犯罪的定義，大陸法系國家素來有形式定義與實質定義兩種方式。形式的犯罪定義是從法規范本身出發，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義方式，而實質的犯罪定義則是從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發，闡釋“為什么是犯罪”的定義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閃光之處，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片面性。鑒于此，犯罪的綜合定義方式作為對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產生并為大部分學者所推崇。在我國，集中體現為1997年《刑法》第13條有關犯罪的定義立法上:“一切危害國家……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笨梢钥闯?，我國現行刑法對犯罪所下的定義是一種典型的綜合式的犯罪定義，即分別對犯罪從法律特征和本質特征兩方面下了定義，并且將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違法性，至于是否包含應受刑罰處罰性理論界尚存爭議，因而為了便于論述下文無特殊注明僅指刑事違法性。)與實質特征(即社會危害性)予以有機統一。依此定義，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違法性)與犯罪的實質特征(社會危害性)關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為侵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時，立法者從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將這些行為在刑事法律中規定為犯罪和相應的刑罰，犯罪就是具有刑事違法的性質。由此可見，首先由于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然后才將這種行為在刑法上規定為犯罪，才有刑事違法性。因而可以說，行為的嚴重危害性是刑事違法性的前提，刑事違法性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現?！?/p>

我國1997年《刑法》第13條以綜合式定義模式確立了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堅實地位，并且建構了二者的內在統一。然而，近年來，在倡導“法學研究(特別是刑法學研究)的主體意識”的思潮下，國內一些學者開始陸續質疑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的關系:如有學者從概念的屬性角度出發，結合罪刑法定原則，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相沖突的命題，并據此對社會危害性提出質疑，認為社會危害性是一個社會政治的評估，而非一個法律上的概念。作為近來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論爭的發起人—陳興良教授運用韋伯的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為分析工具，認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們經常面臨這種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的沖突，傳統的以社會危害性為中心的刑法觀念是以實質合理性為取舍標準的，但罪刑法定所確立的刑事法治原則卻要求將形式合理性置于優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會的公法的根本標志。”從司法角度論證了在犯罪概念中應當消解社會危害性并用刑事違法性來取代它，使之成為犯罪的唯一特征。換言之，論者力挺刑事違法性而竭力否定社會危害性。這樣看來，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似乎是緊張而對峙的。傳統觀點所建構的理想圖景在主張“刑法知識去蘇俄化”的一些學者那里遭受嚴重的“創擊”。那么，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之間的關系究竟是誠如傳統觀點所言之統一抑或是倡導刑法學研究主體意識學者所指責之緊張乃至沖突，在筆者看來，這似有詳細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體化視域下的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新解

一般而言，犯罪及其認定主要是規范刑法學所探討的問題，因而人們也習慣于將犯罪及其認定劃歸至規范刑法學的領域，但這并不意味著規范刑法學對犯罪及其認定的絕對的話語霸權。實際上，從刑事法學(大刑法學)的角度來看，犯罪不僅是一種法律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因為，被評價為犯罪的行為首先是人的行為，而人是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體。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庇需b于此，研究犯罪人與犯罪必須將之置于社會關系或者社會這個大前提中。對此，在單一的規范刑法學中是難以實現的。唯有從視野更寬闊的刑事法學(規范的、事實的刑法學)角度方能擔當此任。這樣，在研究犯罪人及犯罪問題上，采用以犯罪學為起點，以規范刑法學為核心，以刑事程序法學和刑事處置法學為保障的“一體化”的刑事法學研究體系不無必要。筆者認為，當下理論界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的論爭，實際上是一種以純粹規范學為視角進行“平面掃視”而導致的視覺沖突。而恰是這種“視覺沖突”阻礙了我們進一步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二者界限的廓清與關系的厘定。鑒于此，下文，筆者力圖在刑事法一體化的框架內解讀犯罪問題、診釋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二者的關系。

(一)初始緊張的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

在一體的刑事法學研究體系中，犯罪學主要是將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特別是作為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來研究的。由于社會性是犯罪始終脫離不掉的“胎記”。所以，解釋犯罪必須從社會角度出發。我國當代犯罪學家康樹華等人從社會規范與社會公正、公共利益的視角出發，從實然和應然兩個層次上分析犯罪，認為從實然的角度看，犯罪是對一個社會的主流社會規范的反叛;從應然的角度看，是嚴重侵犯一個社會絕大多數人共同利益的行為。從中我們看出:1.在對犯罪從社會角度進行界定的過程中，界定者幾乎都十分謹慎地強調犯罪的評價主體。2.從犯罪學的視角來看，犯罪在本質上具有性。無論是反意識(情感)、反文化抑或反規范、反利益，上述兩點結論對于我們思考犯罪的特征及定義是有積極的意義的:我們可以肯定犯罪是一種負評價，而且是一種有價值的、主體性的社會負評價。既然涉及評價因而必須明確評價的主體、評價的客體、評價的標準三方面問題，以此我們來看犯罪的評價機制:首先，行為本身并無所謂“好”與“壞”，換言之，在經由評價主體評價之前，行為本身并不具有價值性，行為只有經過主體評價后方能顯現價值性。那么，這里的價值性之評定就需要通過一個評價主體。在初民社會中，那些德高望重的年長者或者體格最健壯的成年男子(當然，女系氏族時期是個例外)自然取得評價主體的資格。但后來，人們慢慢發現將這樣一項重要的權利委任于單個的個人極有可能招致個人欲望的悠意。故而，更多的人參與的社會便擔當此任。由于國家是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所以當國家出現之后，國家取得了比之于社會更高的權威性，并且具有更強的強制力，所以國家取得了行為價值性評價的主體。其次，在確定了評價主體之后，就需要進一步解答行為為什么是負價值的問題。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不難得知行為對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質條件及人身的損害或毀滅，從而危害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及發展才是行為被評定為負價值的根本原因。在國家出現后，由于前述的國家組建理論，所以一般認為，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又是統一的。而犯罪是行為中危害社會的嚴重程度最高的、最難為社會所容忍的負價值行為，所以犯罪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綜合上述兩點，我們便自在地得出犯罪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這一結論。

相同或相似的行為經過評價主體評定為犯罪后，便需以一定的方式予以固定，這樣成文的刑法成為了必須。因而，罪刑法定主義得以提倡，并為近代各國立法所確認，從而成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種犯罪構成是為了便利司法實踐中嚴格審查犯罪成立條件，而將抽象化的法律規定轉化為一種類型化的行為判斷之標準甚或規格，籍此作為犯罪成立的最基本，也是最起碼的條件。換言之，憑借犯罪構成，對行為之犯罪性—這種抽象的社會的價值評價(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便演化為具體的法律的價值評定(犯罪的刑事違法性)，從而實現了犯罪的法定化。問題是，由于犯罪構成是對具體犯罪行為及其類型的抽象化了的、一般化了的規范表述，規范表述實際上是一個運用法律語言的過程。眾所周知，語言的文字表述在相當程度上帶有一定的模糊性，而現實的社會是發展變化的，立法者很難用有限的語言文字去窮盡現實社會中種種危害行為。故而，刑法所明文規定的構成犯罪之行為必然與現實生活存在一定的出人，由此造就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兩個方面的緊張乃至沖突:其一，某一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本應當在刑法上予以規定將之人罪，但刑法并未就此規定為犯罪;其二，某一行為雖然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但不具有實質上的社會危害性。至此，我們發現，立法者力圖描繪的第二幅美妙圖景—融合犯罪的實質特征或者社會特征之社會危害性與犯罪的形式特征或者法律特征之刑事違法性于一體，遭遇險情。

(二)一體和諧的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

第7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常微分方程組線性方程，公式法拉普拉斯變換，常數變易法復數變換

 

設，試求方程滿足初值條件的解.

分析題意：特征方程的根，解之可得.

對應于的特征向量必須滿足線性代數方程組.于是，是對應于的特征向量.

類似地，可求得對應于的特征向量為.

于是矩陣就是一個基解矩陣.

---------------------------------------------------------------------------------------------------------------------

＊資助課題：安康學院大學生科技創新項目（2009AKXYDXS06）；安康學院重點扶持學科建設項目（AZXZ0107）.

解法1：由以上所求可知基解矩陣，得：

，則.

將已知數據代入公式：，利用得：

.

解法2：由得：

.

將其代入公式，利用得：

最后我們可得：.

從以上兩種解法中可看出，運用不同的公式，選擇不同的基解矩陣，則得到不同的解法，顯然解法2其積分較解法1更簡單，另外我們還可用拉普拉斯變換進行求解.

解法3：令，對方程組施行拉普拉斯變換得到：

由此解得：

取反變換或查拉普拉斯變換表即得：

.

解法3中巧妙地減少了積分過程，較解法1和解法2都簡單.但是要將像函數化為“可查拉普拉斯變換表”的函數形式有一定的難度.下面通過常數變易法，給出一種新的解法.

解法4：由基解矩陣：

設非齊次方程有下列形式的特解：

其中，滿足：

解之可得：.

于是，

因此數學論文，非齊次方程組的通解為：.

當t=0時，

即有：，解之可得：.

所以，所求初值問題的解為：

.

解法4運用逆向思維，較前三種方法更易理解.綜上所述四種方法，均能得到正確結果，為了簡便起見，下面通過復數變換，給出另一種新的解法.

解法5：將方程組化為一階線性方程【2】：

令，則上式可化簡為.

令，將其代入公式：中可得：

.

由代入上式可得：.

則解得：.

所以，

綜上所述可得：

.

解法5不僅新穎，更重要的是此方法可將方程組化為可解的一階線性方程，其過程簡單明了.

方程組可化為復數形式（）的本質與矩陣的元素滿足：a=c,b=-d.于是有更為廣義的結論，即：

定理 對于方程組， （1）通過復數變換，可化為一階線性方程

（2）

因此，通過對常微分方程解法的研究，對于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以及綜合知識的運用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我們要學會在生活中發現數學美，體會數學的樂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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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臨龍.常微分方程研究新論【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0.1

第8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社會危害性 刑事違法性 罪刑法定

一、犯罪概念綜述

概念是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成果的總結。犯罪概念是刑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刑法理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犯罪概念是刑法學研究的基本范疇，若離開了這一基本范疇，其他問題就無法進行研究。然而，由于犯罪問題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要想對形形的犯罪現象的內在本質及外部特征做出科學的概括，的確并非易事?！把芯糠缸飭栴}，即犯罪是什么的問題，首先要明確，站在什么立場，要解決什么問題？站在立法者的立場，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中，框定社會成員的某些行為是犯罪，就要先于刑事法規，確定將被框定為犯罪的該類行為所具有的共同本質和特征，而所謂犯罪概念，就是對這類行為共同本質和特征的描述；而站在司法者和守法者的立場，要求有可操作的明確標準，來幫助其辨認某些行為是否已經構成犯罪，故所謂犯罪概念，必然不能排斥法律的規定，而僅做所謂本質性的空泛定義?！?/p>

我國關于犯罪概念的最基本特征，1997年新刑法實施以前，刑法理論學界一般認為是犯罪的實質特征，即“社會危害性”，如高銘暄等教授認為“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倍?997年新刑法修訂以后，隨著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有學者認為，社會危害性離開了刑事違法性就不能成犯罪的特征，社會危害性至多是一個理論刑法學的概念，故應從刑法解釋學中將社會危害性逐出或消解，將刑事違法性作為犯罪的唯一特征。針對這種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現象，趙秉志等學者提出了“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之間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片面強凋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對立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同時，也有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如有學者直接提出了“新的具有雙重結構的中國刑法理淪的犯罪概念應當由‘立法概念’與‘司法概念’組成，就是把犯罪慨念分為說明尚未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但是應當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的行為的‘立法概念’和說明已經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行為的司法概念’，立法上的概念是指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由刑法規定為犯罪，適用刑罰予以處罰的行為。司法上的犯罪概念是指符合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應當適用刑罰予以處罰的行為。還有學者指出，犯罪不僅僅是一個刑法問題，而且是證據法和程序法的問題；犯罪不僅僅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且是一個法律問題。只有建立一個刑法、證據法、程序法統一的全方位的犯罪概念，才能為刑法提供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

筆者認為，這些新的觀點的提出，確實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對于以往片面強調“社會危害性”或“刑事違法性”的觀點來說，無疑具有較大的進步：筆者在此僅就在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犯罪概念做一簡要論述。

二、犯罪概念在刑事司法上的認定

對于司法者認定犯罪的標準時，我同學者普遍認為只能以“刑事違法性”為唯一標準，如李海東在他的《刑法原理人門》就說到：社會危害性容易以其“犯罪本質”的外衣為突破非行法定原則提供一種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論依據，因而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這一命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筆者認為這些害怕司法者以“社會危害性”而架空“刑事違法性”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他害怕司法者以“社會危害性”這一具有模糊性的標準來隨意出人罪，導致司法擅斷，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在司法領域適用“社會危害性”標準是為了出罪而非入罪，是以該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為前提條件的，具體操作如下：

首先，對于司法人員來說，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先運用“刑事違法性”標準，即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為衡量標準。如果一個行為縱然有多么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刑法對此卻沒有做出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情況下，也即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則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則不能認定該行為為犯罪行為，當然，如果這類行為頻繁發生，可以通過及時頒布單行刑事法律，并在適當時候納人刑事立法體系，使之罪刑法定，在實踐中，主要包括三種情形：

1.行為既具有社會危害性也具有刑事違法性。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危害性標準與刑事違法性標準之間沒有發生沖突，即把該行為認定為犯罪，既符合實質正義，也符合形式正義。

2.行為既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也不具有刑事違法性，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根據社會危害性標準還是刑事違法性標準，都應該認定該行為不構成犯罪。

3.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但不具有刑事違法性。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由于刑法的滯后性和穩定性，刑法沒有對這類行為做出相應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還是很多的，比如國家考試舞弊行為，非國有公司、企業工作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某些玩忽職守行為，等等。這些行為當然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但由于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因此，目前還不能把它們作為犯罪來處理，即使立法者認為有必要將其作為犯罪來處理，還必須通過立法程序，經過立法的1認可”，才能將其“轉化”為犯罪，否則仍然不是刑法上的“犯罪”行為。顯然，有人肯定會對這樣做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但在現代法治社會中，這也是維護法律權威、防止司法擅斷、實規一般公正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當一個行為完全符合刑事違法性標準時，也并不當然地認為其就構成犯罪。此時，還應當運用“社會危害性”標準予以矯正。糾其原因，是由“社會危害性”的內涵是隨著歷史和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易變性在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地更為明顯。這種變化具體表現為：以前沒有社會危害性或具有較小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現在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Pl：以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現在沒有或只有較小的社會危害性。但由于刑法本身的穩定性和規范性，它不可能及時地做出相應地凋整?！靶淌逻`法性作為判斷罪與非罪的標準，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因為大多數具有刑事違法性的行為都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然而，社會生活紛繁復雜，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在特定的情形下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所以在是具有“社會危害性”和是否具有“刑事違法性”之間就可能產生脫節的現象，在實踐中就可能存在“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對此，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根據《刑法》第3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認為這種行為應嚴格按照法律定罪處罰，堅持“刑事違法性”標準；第二種觀點認為嚴格按照法律條文本身的規定對面臨這種沖突的行為論罪科刑，無疑是“合法”的，但卻可能違背基本事理和人之常情，與民眾的普遍期待和正義感情相脫節，這樣的“嚴格依法辦事”結果的合法性背后顯然缺乏正當性的支持，或者說雖然在表面上堅守了法律的權威性和穩定性的內在價值，卻在更大范圍內不適當地侵蝕了法律的外在的社會價值，削弱，損害了公眾對法規范的尊重和認同。

綜上所述：根據罪刑定原則，以“刑事違法性”作為判斷標準，但對于第四種情形，即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或較小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下，則應以“社會危害性”標準將其出罪。

三、罪刑法定原則的功能——兼評我國《刑法》第3條

我國《刑法》第3條就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刑。”學者普遍把前者稱之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將后者稱之為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就不能“入罪”，在奉行“法律至上”的現代法治國家中，在這一點上似乎沒有什么爭議，但如果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是否就必須認定為犯罪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起源來看，罪刑法定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斷中產生的，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封建國王利用刑法進行壓迫的利器；而罪刑法定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傳播，并最終成為普遍的刑法基本原則，正是源于它彰顯了保障市民社會不受國家權力過度干預的機能。罪刑法定主義的產生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博弈的結果，是市民社會用以維護其安全的工具。

第9篇：刑法學研究論文范文

她是首位連續被破格晉升的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她是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專業最年輕的女性學科帶頭人，她還是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她就是田宏杰，一個將法律視如摯愛的天秤座女人。

“天秤座的人生來就帶有一種使命感，他們心里有一桿在不停地衡量著各種事物的秤，只要遇到不公就會想要去改變?！碧锖杲苷f，法律公平與正義的價值觀與她的天秤性格不謀而合，轉學法律滿足了她所有的追求和理想，也讓她的生命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

迄今為止，田宏杰已公開發表專業學術論文130余篇，出版個人專著6部，主編、參與撰寫學術著作近60部，12項科研成果14次榮獲國家及省部級獎勵，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刑法現代化研究》2002年經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被評為2002年度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支持計劃……田宏杰是一位頗具法學天賦的學者，但獲得菲爾茲獎才是她最初的夢想。

興趣悄然而至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我們那個年代高考的主‘旋律’，除了那些在文學方面頗有造詣的同學，只有少數理科不太行的同學才會去選擇讀文科。”田宏杰是典型的好學生，從小到大，她的各門功課都是年級第一、第二，于她而言，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等不過就是課程表上的一個個待學的科目，她不討厭任何一門功課，但她從來沒有真正去考慮過自己最喜歡的是什么。數學是母親幫她選擇的專業，姐姐讀的是化學專業，母親希望她們姐妹能在理工科領域有所建樹，成為學術界的“大小威廉姆斯”。

然而，盡管是母命，但田宏杰的心里卻沒有滋生出任何叛逆的情緒。“我喜歡尋求挑戰，喜歡那種經過幾個小時演算后終于找到答案時的興奮，學數學恰好可以帶給我這種刺激感。”就這樣，田宏杰開啟了自己的大學旅程，過上了天天與數字、符號、草稿紙打交道的生活。

她本以為自己的人生會像大學系主任新生致辭中所說的那樣，終生與數字相伴，未曾想大四的換寢經歷卻為她人生的一次重要轉型埋下伏筆。

“女生在理工科里一直都是稀有動物，當時川大數學系的97名學生中只有7名是女生，而每個寢室的容量是6人，這就意味著有一個女生會被分去與其他專業的同學混住。女孩子的依賴感都很強，分到其他寢室就像是被孤立了一樣，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成為‘第7人’。我們就搞了個‘輪換制’，每個學期換一個人‘被孤立’。” 作為7個人里的小妹妹，田宏杰成為最后一個被交流的對象，而她搬去的恰恰是法學院的寢室。

“學法律的女孩子跟學數學的女孩子相比要活潑很多，幾個女孩子整天唧唧喳喳的很是歡樂?！碧锖杲芨嬖V《方圓》記者，搬到法學院的寢室后，擺龍門陣（重慶方言，聊天的意思）代替了厚厚的演算紙，成為每晚的必備活動。

“晚上臥談的時候，她們幾個就會拿一些稀奇古怪的案例出來討論，有時還爭論得不可開交。”這是田宏杰與法律的初次邂逅，這些案例中有人情冷暖，有世態炎涼，她第一次發現法律竟是如此的強大，可以定紛止爭，可以懲惡揚善。

“也許是天秤座的本性使然，我看不慣一切不公，而法律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去改變這一切。而解決問題的過程，就像是在解一道數學難題，緊張而又刺激。”于是，田宏杰開始留意起這個叫法律的東西。

除了愛抱不平的個性，法律對邏輯思維的要求也深深吸引了田宏杰?！澳菚r我還是個門外漢，對法律一竅不通，但我發現她們爭論的雙方常常是在相同的前提之下得出迥然相異的結論，而且還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我就笑言，如果換我來學法律，我肯定年年都拿一等獎學金?！蹦贻p的田宏杰頗有些初生牛犢不怕虎，縝密的邏輯思維、好打抱不平的個性，她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天生應該去學法律。

打心底里熱愛的事

盡管如此，本科畢業之后田宏杰卻沒有立刻投入法律的懷抱，而是選擇了一份與數學專業相關的工作?！拔夷菚r像學數學專業的人一樣報考了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但統招研究生的指標只有兩個，而我是第三名，正好這時又有工作的機會，所以就放棄了定向攻讀碩士學位的機會，去工作了。雖然自己對法律比較感興趣，但始終沒有把它放到議事日程之上?！?/p>

由于管理體制方面的原因，工作后的田宏杰非常清閑，每天工作之余的“任務”就是跟同事們在辦公室里比賽打俄羅斯方塊，一“打”就是一年。

“后來有一天，一個同學跟我打電話聊天，她向我抱怨每天加班的辛苦，但我卻羨慕不已，她每天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充實自己的生活。而我，工作量非常小，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打方塊、比得分、編寫游戲程序，循環往復。”田宏杰突然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了無生機，雖然工作待遇優厚，但她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生活。

一番思量之后，她決定轉學法律。

“真正接觸法律之后我才發現，法律的內涵很豐富，它不僅可以解決實際問題，還凝聚了公平、人性以及做人的智慧等等。而這一切，正是我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東西。”田宏杰告訴《方圓》記者，她很感恩，因為她在有生之年找到了自己最喜愛的東西，而這份愛可以讓她義無反顧地將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許多人窮盡一生心血，有可能都無法找到自己所熱衷的事業，而我不僅找到了，而且還能有機會去從事，我很幸運。因為大學畢業后的那段工作經歷，我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而要重新起航，我只能是拼盡全力?！庇谑翘锖杲荛_始“偷”時間，其他人的一天是24個小時，但她的一天卻是26甚至是28個小時。

“從1994年到2003年，我只看過一場電影，平均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是在教室、圖書館以及電腦桌前度過，寫論文寫得特別暢快時，幾天幾夜都不會合眼。”為了不耽誤一分一秒，田宏杰會在冰箱里備上幾十包泡面、幾十袋榨菜、幾十根火腿腸。餓了，就燒一壺開水，泡一碗面，蹲到垃圾桶旁去吃，然后一股腦地扔到垃圾桶里，再繼續回到電腦桌前工作。

“這樣可以省去收拾碗筷的時間?！碧锖杲懿缓靡馑嫉匦α?。因為經常以泡面為食，田宏杰的臉上長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痘痘。感覺到發癢，她就用手直接去撓，破皮流血了，她就隨手找張紙巾擦一下，接著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對一個人來講，最幸福的事情莫過于做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闭菍Ψ傻倪@份熱愛讓她十數年如一日，始終與電腦為友，與法律文獻為伴。

于是，在正式與法律接觸的第7個年頭，即博士畢業后一年，她破格晉升為副教授；第9個年頭，破格晉升為教授；第10個年頭，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田宏杰用10年的時間走完了許多法律人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才能走完的路。

“我喜歡這里，但卻不得不走”

2004年，田宏杰來到中國政法大學，這個讓她終生留戀的學校?！拔蚁矚g法大的老師，喜歡法大的每一個學生，直到現在我依舊很懷念那段時光?！彼脩涯顏硇稳?，是因為早在2006年3月她就已經離開法大，選擇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當時人民大學刑法學專業急缺刑法學老師，王利明老師希望能挑選一批有激情、有實力的青年教師，為刑法學專業注入源頭活水?！比嗣翊髮W是田宏杰的母校，母校當時的困境讓她很是牽掛。一番抉擇后，她決定離開法大。

然而，雖然田宏杰只在法大待了三年，但她卻與法大的學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為了挽留田宏杰，法大的學生們發起了簽名挽留活動，看著那一條條、一封封表達同學們心愿的短信、電子郵件，田宏杰不禁淚流滿面。

徐顯明校長的親自挽留、高浣月副校長和曲新久老師的真誠交談，同樣令田宏杰感動不已，終生懷想。“多么好的學生，多么好的領導，多么好的學校！我真是割舍不了。但是，我的母校需要我回去，而沒有母校的培養，就不會有我的法律人生。人，不能忘記養育之恩?！?/p>

法律人最重要的是擔當

決定做好了，但那些曾與田宏杰朝夕相處過的學生卻令田宏杰難以割舍，她決定兼顧法大與人大兩所學校的教學任務，義務將其在法大的剩余課時講完。

那時的中國政法大學本科部在昌平校區，那段時間，田宏杰每周有3天要往返于海淀和昌平兩地，“包油”也“包人”。

“政法大學當年的刑法課程設置與其他學校不同，課時要比其他學校少一學期。作為法學主干課程，在規定的課時內很難把內容講透徹，我就在周末給學生加課，上午八點到十二點一個班，十二點半到下午五點一個班，晚上六點到十點一個班，后半學期幾乎周周如此?！?田宏杰告訴記者，只要還有一個學生的眼神里有求知的渴望，她就會講下去，即使自己早已疲憊不堪。“法律人最重要的是擔當，是社會責任，教書育人就是我的社會責任?！?/p>

這樣密集的安排讓田宏杰根本沒有閑暇時間去吃飯，法大的學生們就悄悄地買了營養快線、核桃露等放到講桌上，讓田宏杰在喝水的同時補充些能量。

法大實行選課制，田宏杰的敬業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選她課的學生，但教室的容量有限，不斷有學生通過電子郵件或手機短信問她，“老師您可不可以再擴容?。磕绬?，每次有您課的時候，我們不到早晨6點就在教學樓外排隊，樓門一開，五分鐘之內座位就會被占滿，我們都非常想聽您講課?！?/p>

這個學生的話讓田宏杰很感動，“其實，上大課很累，即使有話筒，也得經常扯著嗓子大聲喊，否則，最后幾排學生還是聽不清。但教書育人是老師最大的擔當，學生的肯定是我最大的榮幸。既然學生們有如此強烈的求知欲望，我就應該盡我所能去滿足他們?！?/p>

一直到現在，只要法大同學們邀請作講座，田宏杰都會盡量爭取到場?！胺ù蟊究撇康靥幉?，學生會的各種論壇、講座完全由學生策劃、組織，非常不容易，而舉辦水準都很高。能給學生們一定支持，在我非?？鞓?，更何況，在法大工作的幾年，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時光?！?/p>

田宏杰的“法大情結”并非僅僅緣于此，她始終認為教書育人是老師的責任，沒有任何門第之分，只要學生渴求獲取知識，她就不會拒絕。

“我們這個社會不乏有才華的人，但越來越缺少有責任、有擔當的人，而這一點對法律人來講更為重要?！弊鳛橹袊嗣翊髮W刑事法現代化研究所所長，現在的田宏杰不僅要做一位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還要致力于政法棟梁的培育和法治隊伍的建設。自己做一個有擔當的人不難，難的是讓所有的學生都有社會擔當。

什么是該做的事

采訪中，“法律人最重要的是擔當”常常掛在田宏杰的嘴邊，她曾經以為實務界理論水平不高，現實中又有許多的無可奈何，無法真正做到有所擔當，所以博士畢業后她便義無反顧地做了大學老師，以為這樣才能獨善其身。然而，在東城區檢察院的掛職經歷卻改變了她，也將她的“擔當理論”豐富升華。

“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地認識到法學是一門應用科學，法律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法律人精研法理，而且需要法律人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不僅要求法律人準確適用法律，而且要求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與政治效果的統一?！碧锖杲芨嬖V記者，三年多檢察系統的學者掛職經歷，讓她對司法實務和中國法治建構的實踐有了深刻的切身感受。

從理論派到實踐派，田宏杰徹底消除了自己作為學界中人可能因霧里看花而對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產生的誤讀?！耙粋€優秀的法律人往往需要一定的實踐歷練方能鑄就，法學家首先應當是優秀的法律家，法學教育研究只有源于實踐，才能真正高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