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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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對外投資是指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國外的投資,按照投資主體是否擁有對投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可以把對外投資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與對外間接投資(FPI)。前者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資,以及中長期國際信貸。本文所指直接投資是指外商在華注冊登記的三資企業,而把股票投資和對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資作為外商間接投資。
學術上關于FDI的論著主要集中在解釋成因和討論影響兩個方面。早期的FDI理論主要從微觀或宏觀層面出發,重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微觀層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優勢理論,雷蒙德·維農(1966)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和卡遜(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內部化理論,以及約翰·鄧寧(1977)建立在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折衷理論(OLI);宏觀層面如日本小島清(1978)的比較優勢理論。近期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宏觀(即國家層面)上,主要討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以及提出政策建議,多為實證研究。
FPI的理論主要是證券投資理論,大都從微觀層面即從投資者層面論述如何規避風險,提高投資效益,如上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60年代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羅斯的“資本資產套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開始有宏觀即國家層面的論述。如有學者(于永達,2000)在分析FPI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應力主FPI的健康發育、有序流動及相關法規的嚴密健全,趨利避弊。”也有人(馬全軍1996)考查FPI對東道國的影響。
關于國際投資的文獻盡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從直接投資的角度,要么從間接投資的角度去論述,而對于FDI與FPI二者關系角度去論述的則鮮有也。本文擬就FDI與FPI的互補性作一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FDI與FPI的互補性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
第2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摘要:國際直接投資是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投資活動。加入WTO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逐步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利用外資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并積極提出應對措施。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1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從檢驗結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2期時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某中長期穩定的關系。括號中的數值為T檢驗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該方程通過檢驗。
(五)VEC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所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構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計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號中的數值依次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檢驗值。顯然，上述兩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同時方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且J—B檢驗(P=0．40)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方程整體擬合度較高，且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同時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別為-7．13和-6．45，滿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
(六)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滯后期為2期)。
從因果檢驗關系來看，在中國西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城鎮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鎮化提高時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這里有必要結合中國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原因闡釋。
二、相關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3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 題目
銀行聯系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理論機理與實證研究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際金融市場陷入停滯，金融市場的危機不斷傳播最終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經濟的混亂，嚴重擾亂了國際經濟。在 2003 - 2007年期間強勁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在隨后兩年中出現了明顯的大幅下滑。從那時起，研究人員就強調了金融與投資之間關系的重要性。
許多國家積極尋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因為他們認為跨國企業將通過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增加資本積累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為本國和東道國帶來凈收益增長效果。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徹底的調查其決定因素。有力的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對勞動力市場稟賦和公司稅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發展，特別是兩國之間的銀行聯系當然也應該加入這個名單。
2.研究意義
本文通過測試銀行聯系是否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為這類不斷增長的文獻做出貢獻。我們論文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首先，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渠道，在這種渠道之中，金融通過向銀行提供銀團貸款形成的銀行聯系的積極影響展現了對投資的重要性。其次，我們證明這種影響可能對于當地金融發展程度越低的國家越大。
第4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一）變量和數據的選取
選取北京市1991—2010年服務業相關數統計數據，用F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指標采用代表北京市服務業批準合同外資金額來表示；用G來衡量服務業增加，指標采用服務業增加值來表示。在分析過程中，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分別對變量取對數，得到變量LnF和LnG。實證分析中的數據來自歷年《北京市統計年鑒》。
（二）北京市服務業利用FDI的經濟發展效應
首先， 在Eviews6.0軟件中， 對本文需要分析的兩個變量LnF與LnG作出散點，由兩變量的軌跡看出兩者之間的線性關系比較明顯。基于此，可以建立一個線性模型： LnGt=α+βLnFt+μt，模型中的α是常數項， β是彈性系數， μt是隨機誤差。其次， 對兩個時間數列進行ADF檢驗，主要是判斷LnG和LnF序列是否為平穩數列。于是對兩序列進行水平ADF檢驗和一階ADF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ADF水平檢驗上，無論是LnG還是LnF他們的t-statistic統計值-1.02809和-1.474722 都大于在10%水平下的對應值。而在ADF一階檢驗下， LnG的t-statistic統計值-4.632546小于1%水平下的-3.857386，因此可以認為它在一階時，有99%的可能性是平穩的；LnF t-statistic統計值-4.433117小于1%水平下的-3.857386，因此可以認為它在一階時，有99%的可能性是平穩的，因此LnG和LnF都是單階同整。基于此可以對LnG和LnF進行協整分析，即對上述兩個時間序列直接建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以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
本文將服務業增長（LnG）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外商直接投資（LnF）作為解釋變量建立回歸方程，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LnGt=-4.330056+0.862115 LnF t
R2=0.862115 F=125.4156
DW=0.883727
結果表明，方程的擬合優度為0.86，即在被解釋變量服務業增長的總差異中有86%可以通過解釋變量FDI得到解釋。在5%的顯著水平下方程和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用DW檢驗法對回歸方程進行序列的自相關檢驗，發現存在較強的一階自相關性（dL=1.10040 dU=1.53668 DW=0.883727）。根據VAR模型分析滯后階數分析，發現上述模型滯后一階時序列波動的水平最小。
現在考慮加入適當的滯后項消除自相關，得到LNG和LNF的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
LnGt= 0.382994LnFt-0.115301LnFt-1+0.692174 LnGt-1-1.270963
R2=0.94 F=74.01 DW=1.952743
結果表明，方程的可決系數達94%，擬合優度較高，被解釋變量總差異基本上得到解釋變量的解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方程和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DW值知模型不存在一階序列相關（dL=0.99755 dU=1.67634 DW=1.952743）。可見所設模型是合理的。
（三）北京市服務業利用FDI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選用三個因素從不同方面驗證北京市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說明北京市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受到影響的程度。具體方式是把這三個因素分別加入本文第二部分涉及的模型里，觀察LNF系數的變化。數據來自1991—2010年《北京市統計年鑒》。三個變量如下：
市場規模（X1）：本文認為城市居民人均支配收入能不同程度上代表一個城市現實的市場規模。一般情況下，市場規模越大，越容易吸引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進入。
市場潛力（X2）：本文采用GDP增長率來代表市場增長潛力，考慮到GDP的增長率代表的一國市場的潛在規模對FDI的影響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所以本文將其作為滯后一年的因子考慮。
服務業聚集程度（X3）：本文選用服務業FDI與固定資本形成比率作為反映指標，服務業集中的地方傾向于存在更多的服務消費，越容易吸引外資進入。
把三個變量分別加入本文第二部分涉及的說模型里，回歸模型分別如下：
LnGt=0.235556LnFt-0.089424LnFt-1+0.053124LnGt-1-2.243285+0.764858 X1
R2=0.96 F=86.03059 DW=1.934392
LnGt=0.304231LnFt-0.095736LnFt-1+0.795883LnGt-1-1.426042+1.126894 X2
R2=0.94 F=52.81043 DW=1.876661
LnGt=0.685806LnFt+0.117838LnFt-1+0.049359LnGt-1-3.452571-23.61972 X3
R2=0.96 F=92.99673 DW=2.173320
結果表明，各個方程的可決系數達93%以上擬合優度較高，被解釋變量總差異基本上得到解釋變量的解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方程和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DW值知模型不存在一階序列相關（dL=0.89425 dU=1.82828）。可見，所設模型是合理的。
二、基于上述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及建議
（一）從反映服務業FDI經濟發展效應回歸方程的形式看
從回歸系數正負來看，一方面，當期服務業增長與當期的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0.38），這可能是由于外資帶來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本身促進服務業為增長，另外本地企業迫于壓力進行技術學習模仿也導致服務業的增長。另一方面，當期服務業增長與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0.115301），這可能由于本土企業經過競爭壓力逐步掌握技術核心，再加上本土優勢例如政策傾向，風俗習慣等導致外資逐步退出市場。這要求政府在制定招商引資時不能只關注眼前利益，應綜合權衡長短期利益。
從回歸系數的大小看，本期外商直接投資每變化1%，當期服務業增長變化38%，下一期服務業增長變化11%；本期服務業增長每變化1%，下一期服務業增長變化69%。這說明現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業長遠發展的促進作用并不十分顯著，本土企業才是促進北京服務業發展的主力軍。因此，政府要為其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
（二）從影響服務業利用FDI的影響因素看
服務業聚集程度這一個因素的加入使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業的影響提高，一方面他使原來本期外商直接投資每變化1%， 本期服務業增長變化38%改變為外商直接投資每變化1%，本期服務業增長變化68%，也就是說服務業聚集程度對北京市服務業利用FDI起到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 LnFt-1前的系數由負（-0.11530）變為正（0.117838），顯然服務業聚集程度這一因素的加入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顯示出來。由于服務企業提供的是具有一定差異的服務產品，因此，服務企業之間會形成互補關系，他們的地理集聚會拉動市場需求。
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兩個因素的加入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業的影響降低，由原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服務業增長的能力由原來的38% 降為23%和30%。 但是 LnFt-1 前的系數由原來的-0.115301變為-0.089424和-0.095736，說明這兩個因素雖然使得本期外商直接投資對本期的服務業增長的帶動能力下降，但是對后期的服務業增長能力比較強。
參考文獻：
[1]施文慧.FDI與我國服務業發展關系的研究[J].南京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03
[2]陳希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房地產影響的實證研究[J].合肥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07
[3]萬倫來，陳希希.FDI對中國房地產業技術效率的影響——基于中國省際房地產業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07（3）
[4]羅立彬.服務業FDI與東道國制造業效率提升[J].國際經貿探索，2009（8）
第5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資 影響
1. 外商直接投資的含義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我國外商投資分為直接投資方式和其他投資方式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資）、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作）、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獨資）、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合作開發；其他投資方式包括對外發行股票、國際租賃、補償貿易、加工裝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吉林省實行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將近30年，外商直接投資是主要方式之一，大體上主要經歷了起步、快速增長、穩定調整和高速發展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4一1990)：起步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吉林省經濟相對于國內其他沿海地區比較滯后，第一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引進于1984年，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只有8筆合同，規模僅有239萬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億美元以下。由于對外開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資信心不足，外資項目少，投資規模小，基本都是嘗試與觀望的態度，進展遲緩。這一階段雖然剛剛起步，但也標志著吉林省利用外資從無到有，就此拉開了序幕。
第二階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國家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度，外商投資的政策環境也得到改善，相關規章制度也日趨成熟。在大好的環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驕人的業績，無論是流入數量還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達到4.52億美元成為該階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資項目數達到787個，且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50%，處于迅猛發展態勢，但是在這一階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只注重量的增長，結構不合理，外資大量投向房地產和娛樂業，這兩個部門的比重高達28%。
第三階段(1997一2003)：穩定調整階段。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整體經濟水平遭受嚴重打擊，這一時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各項指標明顯下降，競爭帶來的投資風險加劇，使一些中小外商來吉林省投資決策更加審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復到1996年的實際水平，所以這個階段幾乎沒有增長，只是不斷的調整和保持穩定。
第四階段(2004一至今)：高速發展階段。經歷了上一階段的徘徊之后，從2004年開始，迎來了吉林省利用外資的大發展時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4.81億美元，是2004年的3倍還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就超過10億美元。這一階段重點是由數量擴張逐漸轉向質量的提高，鼓勵外資企業設立研發機構，擴大投資領域，強化產業結構調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經過30年的發展，吉林省外商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一直保持平穩增長，投資的產業相對穩定。截至2011年底，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90.27億美元，其中累計外商直接投資117.14億美元，占全國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額的5.32%。
下面從四個方面分別對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情況進行分析。
3.1從投資方式來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有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這三種類型。其中獨資企業占54%，達到一半以上，合資企業占39%，合作企業占7%，獨資和合資企業成為吉林省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據統計，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數達到4309戶，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戶，總投資額223億美元，注冊資本123億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早期傾向于建立合資企業，后期逐漸轉變為偏好建立獨資企業或直接并購。
3.2從行業分布來看，從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實際利用外資額累計約為83.54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食品加工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農林牧漁業五大行業，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合計高達94.22%，其他行業的比重僅為5.78%。另外，產業分布中還偏重于投資少、盈利高、見效快的第二產業，比重高達86%。
3.3從投資來源地分布來看，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包括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中國香港、韓國、德國、日本、美國、英國等幾個少數國家，從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來看，吉林省與東北亞地區的國家聯系比較密切，由此可見，吉林省吸收外資來源的范圍仍然很有限。
3.4從區位分布來看，吉林省外資主要投向發展較早，工業基礎較好的長春市和吉林市，長春市尤為明顯，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即有少數民族特色，又處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資，這三個地區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占全省總量的88%,成為全省外商投資的主導。國家批準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的建設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資的步伐，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
4. 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經濟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省經濟水平總體上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十幾年，以開放促發展，以投資促增長，經濟突飛猛進。2007年，由于國家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政策，外商投資到吉林省的熱情高漲，吉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8.85億美元，同比增長16.3%，增幅創歷史新高。2008年之后兩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外大企業投資意愿減弱，投資增速放緩，但仍然保持增長。實踐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推動吉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促進本省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增長、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緩解就業壓力、吸納培育高級管理人才、推行先進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吉林省經濟的增長
近幾年，吉林省引進與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促進了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1984年吉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174.39億元，2011年達到10530.71億元，是1984年的60倍還多，與此同時，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長了30倍。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有力地促進了吉林省的改革開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吉林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資大項目陸續到資，對實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大項目主要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食品制造業、農副產品食品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房地產業等行業，這說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資的信心增強。比較突出的包括中糧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錦湖輪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爾化學工業有限公司、長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吉林凱賽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企業。
4.2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吉林省對外貿易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獲得了迅速發展，從外貿增長的來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資企業來推動。對
吉林省來說，外商投資企業對吉林省進口貿易的影響作用也十分明顯。外商投資企業不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還間接帶動了本地企業增加出口，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也增加了吉林省的進口貿易。從2001年到2007年，三資企業實現進出口額占該省進出口總額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過50%。2011年全年累計實現外貿進出口總值220.47億美元，增長30.9%。全年實際利用外資49.47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資14.81億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資加快吉林省企業的技術進步
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技術進步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是外商投資可以帶來直接的技術轉移，或者研究開發活動的轉移，提高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直接帶動吉林省技術的進步，即外溢效應。間接效應是有的企業通過學習、模仿，獲得外來先進技術，另外，外資的技術優勢會給企業帶來壓力，刺激省內企業加強技術開發，從而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即模仿效應和競爭效應。外商投資主要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含量較高的資本貨物和加工工藝、引進高科技研發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徑使外商在當地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不斷進步，而且外資企業通過技術溢出的方式影響一個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加快人才流動，在競爭中提高勞動者專業技術能力和綜合素質。
4.4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吉林省產業結構的升級
從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現狀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明顯集中于第二產業。2012年上半年，第一產業增速加快，第二產業比重上升，第三產業同比下降。第一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0.43億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35億美元，占全省的比重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0.56億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資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對第一產業的投資和居民對第二、三產業的消費，提升了第一產業在整體產業結構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通過優勝劣汰的 “競爭效應”使內部原有的資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產業的整體發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幾點建議
從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水平逐年穩步的提高，但是在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外商投資規模小、行業分布不合理，投資來源和區位分布不均衡等問題，2008年以來，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吉林省新批項目和合同外資額雙雙出現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資后勁不足。東北三省外商投資規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國內同期其他省份比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注重質與量相結合。外商投資不能只追求短期數量上的增長，而忽視了長期質量上的要求，要嚴把質量關，合理控制準入原則，優先引進高科技、低能耗、輕污染、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第二，產業結構、區位分布均衡發展。目前，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長吉圖地區，在引資時要注意科學引導和調控，合理布局，明確重點項目，逐步拓寬領域，帶動其他行業和地區共同進步，以促進全省利用外資協調發展。第三，加大科學技術的投入。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外資企業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引進高科技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法，加強技術的國際化交流，提高競爭力。
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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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秀穎.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狀況探析.吉林日報[N].2010年9月13日.
第6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外商投資企業；動機；區位
一、經典作家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動機的理論解釋
馬克思雖然沒有創立系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但馬克思有關資本國際化，尤其是有“過剩資本”和資本輸出的思想，對于我們分析當代外商投資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有現實意義，馬克思有關資本輸出的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過剩資本”，形成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資本的增大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進行，形成大量的相對人口過剩。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國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產過剩不可避免；同樣，相對于國內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潤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過剩資本。與生產過剩、相對人口過剩同時并存的大量過剩資本正是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
2．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過剩資本的一條出路。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增值運動并不受國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來就是具有國際性。馬克思、恩格思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都成為世界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雖然在當時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資本輸出并未成為經濟現象，一國資本越出國界主要表現為商品資本，但商品生產的本性必然導致生產商品的企業為擴大商品銷路而到國外去投資，以開拓國際市場、獲取廉價原材料和追逐高額利潤為目標的資本輸出就成為過剩資本一條必要出路。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
3．高額利潤和獲取高額利潤是過剩資本輸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內在動力。馬克思明確指出：“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么，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而且過剩資本所追求的不僅僅是較高的利潤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潤量的最大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超過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可見，資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資本輸出的最根本動因。
二、西方主要經濟學者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動機的分析
1．優勢理論。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中，率先提出了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一般性理論，即壟斷優勢理論，海默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資產交易過程，它還包括非金融和無形資產的轉移，是外商投資企業使用和發揮其內在組織優勢的過程。美國企業之所以能從事海外直接投資，其主要決定因素在于美國企業擁有技術和規模等壟斷優勢，而壟斷優勢源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經營。后來金德爾伯格系統闡述了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亦被稱為“海默-金德爾伯格學說。
2．市場內部化理論。概括而言，市場內部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代替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并以此作為市場內部化理論的關鍵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場和企業是組織、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換的兩種基本途徑，當企業內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時，交易應在企業內部即外商投資企業所屬各企業間進行，從而形成一個內部交易、內部轉讓的內部化市場。第三，內部化過程超越國界，外商投資企業便應運而生，因此，內部化優勢促成了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但巴克利等人強調，外部市場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對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內部化優勢并不是指給予企業擁有特殊優勢的這種資產本身，而是指這種資產的內部化過程（相對于把這種資產出售給外國生產者而言）賦予外商投資企業以特殊的優勢。換言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并不需要一定有壟斷優勢，而只需要創造比外部市場更有效的行政機構或內部市場。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資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國際經濟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從事海外直接投資是由該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第一，所有權優勢。所有權優勢在鄧寧的幾篇論文中定義不盡相同，但主要是指企業擁有或能夠得到的別國企業沒有或難以得到的無形資產和規模經濟優勢。具體包括：技術優勢，包括專門技術、專利和商標、生產訣竅、營銷技能、研究與開發以及產品特異化功能。企業規模優勢，它是由規模、壟斷和獲得資源的能力所產生的優勢。如規模大的企業研究與開發能力強，產品創新優勢突出；寡占企業易控制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大規模企業能充分利用各種要素稟賦、市場—政府干預等方面的國際差異，分散企業經濟經營風險，獲得規模經濟優勢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它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的非完善性而將企業所有權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所獲得的優勢。鄧寧所說的市場非完善性既包括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競爭壁壘、政府干預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知識性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及高交易成本等）。鄧寧認為，企業將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資源配置的外部市場非完善性對企業經營的不利影響，保持和利用企業技術創新的壟斷地位，從而有利于獲得最大化的利潤。第三，區位優勢。它是指國內外生產區位的相對稟賦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吸引與推動力量。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區位優勢是由東道國和母國的多種因素的綜合決定的。若東道國經濟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國投資者前去投資，則形成直接區位優勢；若母國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業到海外從事直接投資，則稱為間接區位優勢。概括而言，區位優勢主要取決于：一是，勞動成本。由于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礙各國之間勞動力移動的移民管制，導致實際工資成本的差異；而外商投資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總生產成本最小。因此，企業在選擇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時，必然先考慮勞工成本較低的地區，特別是當產品技術已經標準化以后，企業更傾向于將生產活動轉移到勞動投入的來源地。典型的例證是東道國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會吸引國外企業前來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投資。二是，市場購銷因素。盡管尋求廉價勞動成本的投資一直在迅速發展（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增長很快），但在數量上相對并不重要（尤其是與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數目）。這主要是因為，國際性的競爭不只是包括為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勞動成本而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投資地點，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哪里出售產品和占有市場。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換力”和“市場范圍”最終限制著因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潛力、發展階段以及當地競爭程度等市場購銷因素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有到頭重要的影響。例如，市場位置相距遙遠的國家，由于運輸成本和通訊成本較高而不利于開展貿易活動，但卻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又如，若東道國競爭激烈，出口廠商會考慮在對方市場投資生產，以“當地制造”的標簽推銷其產品，而更為重要的是，迎合東道國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產和營銷活動，嚴重依賴于東道足夠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經濟增長的桎梏不是來片于供給，而是來自于需求，不管是對消費品還是對工業品，外商投資企業能在多大程度上從事專業化的生產和出售復雜的產品將取決于成熟的市場。為了尋求市場需求，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打破了所有國家間、地區間的界限，將生產性的環球工廠與環球購物中心相互補充，從而將全世界都作為其市場目標。但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其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極其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三是，貿易壁壘。東道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存在，會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企業在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選擇。許多東道國一直在意識地將利用關稅、配額和當地標準等手段作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地發展中東道國，貿易壁壘可誘使那些過去向其出口地外國企業到當地進行直接投資。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會和經濟環境等直接關系到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家風險。母國和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母國對外投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等，都會對外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方式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如母國的投資鼓勵政策和東道國的引資優惠政策能增強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第五，心理距離。前述由于經濟條件不同形成的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物質和經濟距離是跨國區位優勢的主要決定因素，而由于歷史、文化、語言、風俗、偏好、商業慣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離，也是區位優勢的重要決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離越小，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就越大。
鄧寧認為，區位優勢不僅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生產的傾向，而且也決定著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類型。不難看出，鄧寧有關區位優勢的解釋，不僅吸取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關于國家優勢的思想，而且承襲和發展了不少國際經濟學者有關區位因素的分析。鄧寧在抽象出上述三個決定外商投資企業行為和外國直接投資基本因素的基礎上，根據三種優勢的不同組合來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如何在技術轉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資三種國際經濟活動方式之間作出選擇。若一國企業僅擁有所有權優勢，則企業將選擇許可證安排方式進行技術轉移；若一國企業具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兩項優勢，而無區位優勢，則企業將選擇國內生產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個企業只有同時擁有所有權、內部化和區位三種優勢，該企業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西方經濟學者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人們最廣為接受的綜合性國際生產模式，被譽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中的“通論”。
參 考 文 獻
[1]陳秀山等．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魏后凱，賀燦飛，王新．中國外商投資區位決策與公共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編譯局譯．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楊丹輝．外商投資新動向分析[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4（2）
第7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陸市場 直接投資 決定因素 新變化
一、大陸市場外國直接投資的新變化
外商對大陸市場進行直接投資基本經歷了四個階段，始于改革開放的摸索起步階段，后經歷了1999年到2005年的飛速發展階段，從2006年開始步入調整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新的變化。據中國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15244.22億美元，其中美國市場外商直接投資2269.37億美元，中國大陸市場外商直接投資1239.85億美元，中國近幾年一直穩居第二，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8.2%。大陸市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潛力雖然巨大，但與美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導致外商直接投資額減少，一些外資企業紛紛撤資，大陸市場的直接投資比例大幅下降。2012年全年非金融領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資企業24925家，比上年下降10.1%。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1117億美元，下降3.7%。
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的比例日益增加，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也不斷變化，如表1中數據顯示，制造業仍以488.7億美元占第一位，占總比例的43%。但與09年相比，下降了9%。在第三產業的投資比例從09年的34.3%上升到46%。
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開始優化，中西部實際使用外資的比例開始增加，特別是05年后由于外資政策的調整，中西部地區受惠于相關政策、憑借成本優勢，吸收外資增長相對較快，外資總規模中所占比例會進一步提高。在但始終未突破20%，東部所占比例基本維持在80%以上。
外商投資方式逐漸演變，從改革開放之初以中外合資為主，到外商獨資、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三種方式并存。
后危機時代，大陸市場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的特點和變化，努力朝“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在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道路大力邁進。
二、外商對大陸市場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
后危機時代，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影響因素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其新變化包括多個方面，這就需要結合實際的數據和相應的理論，建立相應的數據模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的變化進行分析。
1.外商對大陸市場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
（1）經濟因素
近年來，經濟因素成為影響外商在大陸市場直接投資的首要因素，其中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投資成本以及市場水平等多個方面。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目的是實現資金的增值保值，進而實現資金收益的最大化。一般而言，經濟持續增長區域具有良好的發展情景，存在著較大的潛力，因此往往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關鍵考慮因素。
我國地大物博，有豐富的原材料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投資成本低成為吸引外商投資的直接誘因之一。以勞動力資源為例，外商選擇直接投資區域時，會避免流向工資高且生產力低的地方。外商投資會更加傾向于那些勞動力素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
在經濟全球化和快速發展的形勢下，市場水平已經發展成為影響外商對大陸市場直接投資的最重要因素，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我國有著廣闊的市場，規模大且容量大，能夠很好的適應外商發展經濟和產業開發的需要，并且大陸的消費水平和能力較高，選擇在大陸市場進行直接投資，可以更加便捷的接近消費者和市場，進而節約了運輸成本，并能夠及時了解市場的需要，最終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
（2）軟硬件環境因素
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政府的調控措施、金融制度、東道主對待外商投資的態度以及投資環境，其中投資環境包括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在外商直接投資的考慮中，會更加傾向于鼓勵性投資政策和法規完善、政治穩定性高、政府與東道國有協議和合作關系、全球化及經濟一體化、區域化、集團化程度高、加入國際協議及法規的國
家和地區。另外完善的基礎設施，才會為投資提供便利，基礎設施與外商投資呈正比關系。
（3）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對于吸引外資有著重要的影響，有效的制度和環境可以有效的降低各種成本和風險，進而最大限度的保證了投資的保值增值，大大的提高了區位優勢。特別是在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大陸市場的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并且對相應的地區給與政治優惠和支持，很大程度的調動了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性，例如江蘇省的三個虛擬變量反應優惠政策，極大的吸引了外資。
（4）研發因素
經濟的進步和技術的發展，成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新型因素，特別是在科技是第一發展力的形勢下，各個外商開始重視對研發人員和技術因素的考慮，會傾向于具有較高技術研究和開發的區域，這樣可以讓產品和技術更加適應市場法發展。因此，先進的研發能力成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新型因素。
2.外商對大陸市場直接投資決定性因素的建模分析
（1）變量的選取
為了研究外商對大陸市場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的變化，需要建立一定的數據模型，這就需要選取合適的變量。以典型的決定性因素進行了分析，以中部六個省的直接投資情況為例，分別對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進出口狀況以及資本形成等方面進行分析。
潛在的市場規模可以為外商帶來經濟效益，充分為固定資本盈利的能力奠定堅實的基礎，最終實現規模經濟，市場規模與外商的預期投資是成正比例關系的。與此同時，勞動力成本與外商直接投資成負相關。就某一個區域的進出口狀況而言，其總額的變化直接反應了該區域與國外經濟交往的密切程度，是衡量經濟開放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并且與外商直接投資成正比例關系。最后，資本形成是以固定資產的投資額作為衡量指標的，并涉及到區域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表明區域內的經濟發展較為活躍，進而有效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2）構建模型和分析
為了保證變量選取后不會對其主要特征造成影響，并且最大限度的消除異方差，保證變量的平穩性，需要建立多元線性對數回歸模型，進而觀察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彈性。通過對直接投資單位根檢驗的分析，可以得出模型的多數變量的水平序列具有較強的平穩性，這就符合協整理論，即變量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并存在著明顯的協整關系。根據各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可以發現其他變量的變化會對其他變量產生一定的影響，一次的沖擊可以造成短時間內的偏離均衡位置。為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各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需要借助johansson極大似然方法進行檢驗。
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影響外商對大陸市場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市場規模仍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對各個省份吸引外資起到電力決定性的影響。在大陸經濟不斷發展和開放性程度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也在發生著很大的變化，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個國家都放松了對外來資金流入的限制，競相采取了一些鼓勵政策，吸引外來的投資，因此政策的限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也越來越小。相對而言，隨著經濟發展成本的不斷增加以及各種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勞動力資源和材料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資決定性因素中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重，外商會選擇那些具有豐富原料以及勞動力成本嬌滴滴的區域進行投資，以便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此外，在信息技術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發展力，因此外商的直接投資還會考慮到研發人員對經濟效益提高的促進作用，因此研發人員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中的地位也顯著提高，對外商有著較大的吸引力。
三、應對新變化，促進外商在大陸市場直接投資對策建議
1.加強fdi的決定因素優勢，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
外商直接投資大陸市場是看中了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成為外商投資的基礎保證。中國政府應該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優化投資環境。一如既往的對外商直接投資推行鼓勵政策，消除外商對東道主國家市場不確定性因素的顧慮，降低投資的風險，吸引外商投資。從改善硬件環境和軟件環境兩方面入手。
第一，改善外商投資的硬件環境。加大以交通、通訊、市政、供水、供電、供熱、供氣等城市用事業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產業體系，合理規劃區域產業結構，明確重點發展的產業和投資
機會，規劃好產業的空間布局。配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工業基礎。加強市容建設和環保工程建設，美化城市的投資硬環境，依法治理環境污染的力度，創造良好自然環境，使廣大投資者安居樂業。
第二，要改善外商投資的軟件環境。改變我國信用服務業弱勢狀況，努力營造一個全民守信的信用環境，給予外商良好的金融環境。政府應將公平、優良的投資環境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出點，從實際出發，更多地考慮企業長期持續發展的需要。避免為了吸引投資，輕率承諾。制定優惠政策，重點強調公開化、公正性，落實各項政策，促進區域內企業的發展，從而吸引區域外的投資者加盟。區域要發揮自身的區域優勢，發展特色產業，進而引起外商投資的興趣，實現區域經濟的蓬勃發展。
2.有步驟的提高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
在不危害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進一步有序地開放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領域；放松對商業、外貿、汽車、化工、某些能源、基礎設施和礦產資源開發項目等領域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中國政府應該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相關承諾，不斷修改一些融資限制，股份限制等來迎合國際貿易和金融的發展要求。
3.加快服務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
中國巨大的人口數量吸引了外商投資目光，金融危機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是中國吸納外商投資的最主要領域，但我國政府不鼓勵在這些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行業領域投資。因此我國應積極統籌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高技術、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資源深加工和綜合利用、節能環保等領域，并逐步放寬服務領域對外商投資在地域、股權、業務范圍等方面限制，推動壟斷性行業和領域對內外資統一、有序開放。加大力度提高外資在第三產業的投資比例，促進我們第三產業正常健康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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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相郁，樸英姬.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決定因素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1（02）
第8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高技術產業出口,協整分析,格蘭杰檢驗
一、問題的提出
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有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實際上，在許多國際貿易理論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不同程度地探討過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國內外的經濟學家也有著自己的不同見解。但目前研究更多的是在進出口貿易與FDI的關系上面，對于高技術產業對外貿易與FDI之間的關系方面涉及較少。眾所周知，高技術產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先導性產業，是衡量區域核心競爭力、科技實力和經濟發展后勁的決定性因素，對優化產業結構、改善要素配置、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均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作為中國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誕生地，民營經濟是臺州的特色和優勢。但是，隨著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和要素資源約束的趨強，臺州民營體制機制優勢正在逐步弱化，而民營經濟的草根與弱質卻展露無遺，大部分產品檔次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資源利用效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在大力發展生態經濟、低碳經濟的要求下，如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增強區域創新能力等問題一直困擾著臺州經濟的發展。因此，通過探討高技術產業出口與FDI之間的關系，從而尋找到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有效路徑也不失為一個值得非常研究的課題。
本文擬以臺州市為例，通過臺州市高技術產業出口貿易與外商在臺州直接投資(1993-2008年)的計量研究，努力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是高技術產業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到底是替代、互補還是不存在任何關系；二是兩者何為因果。
二、文獻回顧
在研究FDI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方面，各國研究為數眾多。但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二個：一個是以蒙代爾（1957）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另一個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蒙代爾的研究是建立在兩個國家、兩個產品和兩種生產要素的標準國際貿易模型基礎之上的。通過分析，他認為在存在國際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沿著特定的軌跡實施跨國直接投資，那么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產生擴大、創造和促進對外貿易的作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相補充的關系。該理論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驗證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互補效應要大于替代效應。
從總體上看，FDI與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更有為數不少的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國外一些學者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當然這些研究更多地是針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
國內許多學者也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邱立成（1999）認為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問的聯系日益密切，認為無論是在世界經濟層面。還是在國家(母國與東道國)層面。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兩個密不可分的領域。謝冰(2000)依據1980-1997年間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FDI對我國出口的增長作用顯著。張小蒂、李曉鐘（2001）利用1983-2000年的數據分析得出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量及結構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江小涓（2002）對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于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許和連、賴明勇（2002）利用協整分析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ECM)進行分析得出不管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FDI都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了積極促進作用。戴金平和馮蕾（2003）選取1985-2002年的各省數據，采用分布滯后模型，對FDI在我國東部地區10個省市出口中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揭示了FDI對我國出口貿易促進作用因地而異的原因。楊丹輝(2004)認為，隨著我國利用外商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商投資對我國出口總量擴張、結構調整以及出口競爭優勢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朱玉杰、于懂（2004）以中國和其它24個國家或地區的最近3年的外貿和外資的實際數據為基礎，用統計計量學方法對FDI和國際貿易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定量論證了FDI的貿易促進作用。史小龍、張峰（2004）運用協整方法和誤差修正模型，也證實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口和出口貿易顯著的促進作用。李琴（2004）年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流入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分析的結果表明，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楊全發，陳平（2005）利用1979—2003年的相關數據，對FDI對我國出口貿易的作用進行了回歸分析，認為FDI確實在推進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提升出口競爭力、保持出口貿易的可持續增長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張軍、王偉華（2005）采用中國1982—2003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分析方法和誤差修正模型對中國FDI與國際貿易增長的均衡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證明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戴志敏，羅希晨（2006）年研究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的對外經貿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我國外商投資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宏觀上屬于互補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和商品出口額有雙向的格蘭杰關系，即兩者互相影響。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這些研究大部分是從國家層面來研究FDI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在區域層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研究地方性區域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的FDI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意義顯得尤為重大，而對經濟發展正處于轉型升級時期的民營經濟發達地區的臺州來說，這種研究就顯得更為重要。本文結合臺州的高技術產業發展、出口狀況與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情況，運用計量方法，實證分析了臺州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與高技術產業出口的關系，并得出相關結論。
三、臺州外商直接投資與高技術產業發展和出口現狀
（一）FDI發展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臺州把發展外向型經濟作為經濟跨越的新支點。外向型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十五”、“十一五”以來外向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也對臺州經濟的增長起到了有效的促進作用，吸收外商投資也成了臺州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臺州利用外資已走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而近幾年臺州在吸引外資方面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實際利用外資連年增長，2003年突破2億美元，而在2006年突破了3億美元，雖然在2008年略有回落，但也保持在2億多美元的規模。總的來說，臺州利用外資的發展歷程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自然發展階段（1985—1992）。從1985年臺州設立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以來，實際外資從零到1988年的9萬美元，再到1992年的548萬美元。這個時期主要受到稅收、進出口權等優惠政策的簡單激勵，外資自發進入，而政府的審批比較嚴格。2、逐步提升階段（1993—1999）。從1993年到1999年，政府開始進行早期的投資促進活動。另外，一些地方性的優惠政策陸續出臺。但是區域環境的先天不足和民營企業的排它性制約了臺州外資的快速發展，年實際外資在2500萬美元到5000萬美元之間。3、快速發展階段（2000—2008），從2000年到2007年，年實際利用外資從5083萬美元增長到31150萬美元，在圖1中也可看出，這段時期臺州的外資利用增長迅速（雖然在2008年數值有所回落，究其原因，是受國際投資整體環境影響）。這一時期內，政府也比較關注和重視利用外資工作，引資力度也在加大，而投資環境也不斷得到改善，民營企業開始尋求合作空間，市場、產品和資本國際化理念開始萌芽。
但即便是近幾年的快速增長，臺州目前的外資總量依然偏少，質量偏低，同周邊城市相比差距較大，在總量基數較小的情況下，增長速度仍比不上紹興、嘉興等地。另外在投資軟環境的建設方面也缺乏長效機制，使得外商投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較多的困難和問題。在整個浙江省各城市中，臺州目前在利用外資方面仍處于落后位置。雖然目前臺州的引進外資規模有所擴大，在1988-2008年當中，實際利用外資的最高額年份為2006年和2007年的3.11和3.12億美元，均超過了三億美元，但規模仍遠遠小于省內的一些城市。外資投向的部門結構不盡合理，像農業、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項目比例偏低，增長緩慢。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占總額比例較高，農、林、牧、漁業實際利用外資非常有限。
（二）高技術產業發展及出口現狀
自從1988年國家實施“火炬計劃”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臺州的高技術產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呈現出高速發展的狀態，2001年至2008年規模以上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平均增長33.05%、增加值平均增長31.97%，高技術產業總體規模不斷擴大。2008年高技術產業總產值達到270.2億元，出貨值132億元。
隨著企業改革和產品結構不斷優化，臺州涌現出了一批優勢企業，成為臺州高技術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不但在國內有一定知名度，在國際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在臺州的高技術產業中，醫藥制造業是占了較大比重的，而醫藥類產品出口也在高技術產業出口中占了較大的份額。作為全國唯一的國家級化學原料藥出口基地，臺州的原料藥出口量達到全國總量的10%，全省總量的三分之一。同時一些骨干企業也成了國內外知名醫藥企業和行業龍頭。
雖然臺州的高技術產業經過多年努力，取得了長足發展，而出口額也在每年保持穩定增長。但其產業規模并不大，發展規模和水平與省內發達地市相比差距較大，統計指標中省內排名靠前，但總量只是杭州的五分之一，寧波的一半，高技術產業對全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不夠明顯。另外，臺州的高技術產業行業分布相對集中，主要集中在醫藥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等方面，三大行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市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的97.9%。
在高技術產業出口方面，以醫藥制造為例，由于各行業產業鏈較短，產品相互配套能力差，企業協作程度不高，產業外向性較高，更多的是為國外制劑企業配套。
四、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選取
傳統的時間序列經濟計量學在對經濟變量進行研究時都是假設所分析的數據滿足平穩性要求，并在此基礎上對經濟計量模型中的參數作估計和假設檢驗，而一系列的分析表明，許多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并不符合平穩性要求，即是非平穩的。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使用傳統的估計方法以及估計變量間的關系時可能會導致錯誤的論斷。近20年來，隨著非平穩性時間序列分析，特別是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Unitroottest)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分析技術的發展，經濟學界對宏觀經濟數據的看法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檢驗數據的平穩性，若數據是非平穩性，即含有單位根，就需要進行差分，以達到平穩性要求，如果多個數據序列非平穩，則要考慮這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均衡的動態關系。在這樣分析的基礎上，建立分析模型，并進行估計和推斷，這已經成為宏觀數據分析的標準模式。在進行上述的分析后還要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Grangercausalitytest)。本文正是基于這一思路來分析高技術產業出口與FDI之間的關系。
本文以臺州市歷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作為的流入量，以歷年的高技術產業主要產品出口額來表述高技術產業出口貿易。主要數據來源于《臺州市統計年鑒》歷年數據，對臺州市1993-2008年的高技術產業出口額和實際利用外資額等變量進行經濟計量實證分析。由于部分資料的缺失，我們對相關數據進行了處理。其中，高技術產業出口額采用的是在臺州市高技術產業具有代表性的三大行業，即醫藥制造業、通信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儀器儀表制造業的出口額的總額作為近似替代。
表11993-2008年HTEX，FDI單位：萬美元
年份
HTEX
FDI
年份
HTEX
FDI
1993
1018
2596
2001
14844
5568
1994
2078
2589
2002
20564
11800
1995
2394
3700
2003
29515
21588
1996
3058
3510
2004
47494
21684
1997
3433
3697
2005
51076
25107
1998
4988
3849
2006
62478
31138
1999
7322
4347
2007
78444
31150
2000
10354
5083
2008
103760
23890
檢驗e的單整性的方法也采用ADF檢驗。由于協整回歸中已含有截距項，則檢驗模型中無需再用截距項。如使用模型：
進行檢驗時，拒絕零假設H:δ=0，意味著殘差項e是平穩序列，從而說明X與Y是協整的。做lnHTEX關于lnFDI的OLS回歸，得到兩者的回歸方程：
R=0.914849=0.908767DW=0.935826F=150.4142
對該回歸的殘差項e進行ADF檢驗，在5%的水平下通過檢驗（如表4），表明殘差序列e是平穩的。
表4ADF檢驗結果
ADF 統計值
-2.611213
1% 臨界值
-2.7411
5% 臨界值
-1.9658
10% 臨界值
-1.6277
如海正、東港化制劑生產的80%精力做原料藥深加工為國外制劑企業配套，賺取的只是人家制劑企業20%的利潤。為此，臺州需要把利用外資與促進本地產業結構升級結合起來，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充分發揮本地優勢，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外資企業發揮其競爭優勢，引導外商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結合，推動新興產業發展。
三是大力培養高素質人才，提高企業的學習能力。臺州的高技術產業需要發展，但面臨的問題就是人才的競爭，沒有人才，就沒有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可以為臺州的企業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而我們也可以通過增強自身的學習吸收能力，充分利用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知識溢出效應，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和企業的管理經驗，從而促進臺州對外貿易的發展。但同時，也要認識到盡管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知識溢出縮短了我們技術開發的時間，但大多數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知識溢出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因此，不能片面地依賴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知識溢出，而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研發力量，加強R&D的設入，大力培養高素質人才，積極研發新產品、新工藝、新技術，提升本地企業的出口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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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山東農業；農業
一、山東農業現狀
2015年山東農林牧漁各方面平穩增長，農業增加值2900多億元，比上年增長4.7%；特別是種植業增產增量，糧食總產量4700多萬噸，增長2.5%，連續十幾年增產提質。山東省的無公害農產品產地認定的面積已經達到100萬公頃。2015年農業產量在全國居于第一的位置，山東農業產量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山東農業產量的總量較高，同時也保持著較好的外商直接投資態勢。山東廉價的勞動力、農業良好的自然資源和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視，都對海外資本擁有較大的吸引力。
二、山東農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出現的問題
（一）農業FDI區域分布不平衡
作為農業大省和農產品出口強省，山東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東熱”的現象。80%以上農業的FDI集中在東部沿海，并從沿海向內地遞減，中西部地區的農業不僅FDI投資小，而且發展緩慢。東部沿海的農業發展越來越強勁，而西部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東西部農業的發展不平衡，已經嚴重制約山東的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
（二）農業FDI來源相對集中
山東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國家和地區比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較近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并以港澳臺和日韓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據了全省農業FDI的49.5%，其次分別為韓國、東盟、日本、新加坡、歐盟、美國等。這些國家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可利用其其資本優勢，然后結合山東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進行加工和出口。
（三）農業FDI投資結構不合理
雖然山東農業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說初級型農業，由于附加值較低，對農業帶動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資。雖然政府對此加以積極引導，希望投資重心轉向農業科技創新、農業品種改良和資源開發，但收效甚微，現有傳統農業競爭卻愈演愈烈，阻礙山東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FDI對山東農業的影響
（一）出口創造效應
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農業的逐年增加，而投資方式主要以跨國公司在山東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資方式為主，這些跨國公司在全球擁有成熟的銷售市場和農業技術，同時采購山東當地的農業原材料，利用山東的廉價勞動力進行深加工和農業技術創新。據山東省統計局顯示，外商投資企業還是山東農產品出口貿易的主力軍，出口貿易額占整個山東農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農業的投資產生連帶效應，如農業技術擴散、產業鏈的延伸、提高山東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產業集聚，逐步降低山東農產品的成本，增強農貿國際競爭力。
（二）FDI有利于構建和延伸山東農業產業鏈
雖然山東省是全國的農業大省，但并不算是農業強省，農業中仍然存在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農業資源分散，產業結構不合理，勞動生產率低等因素都制約了山東農業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利用當地的優勢企業，連接農業產業鏈的上下游，互通農業生產和消費的中間力量。一些外資企業逐步投資農業流通和農資服務，實現農業上下游、前后關聯性，還影響了農產品的物流運輸方式，構建和延伸了山東農業產業鏈。銜接農戶和市場，農業發展模式向產加銷一體化轉化，成為現代化的“農戶+企業+市場”農業發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資還使得一些非農產業資本匯入農業領域，增強產業鏈上下游的農業企業實力拓寬融資渠道，從而加強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FDI在山東農業的示范和競爭效應
在外商投資山東農業中，一些跨國公司帶來了先進的農業加工、生產技術，全球化的營銷模式和系統的管理經驗。這些外資企業在山東省當地的企業中起著示范、帶頭作用，在外資企業的帶動下，當地農業企業也積極學習和模仿外資企業的技術、生產產品和管理經驗。當地企業為了增強行業內自身的競爭力，會注重加強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競爭效應推動了山東省農業技術的進步，間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
（四）加大農村基礎配套設施
山東當地政府和企業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注重農業的人才、技術等軟條件的投入，還會加強農業的基礎配套設施，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和財政投入。有數據顯示，農業利用外資的投入比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資一美元，需要增加當地的農業配套設施投入七元。農業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農業風險能力。
（五）乘數效應
除此之外，在農產品加工這一中間環節中，外商直接投資也發揮深遠作用，不僅帶動了產業前后的互補性投資，還產生投資乘數效應。例如總部位于加拿大溫哥華的科奈爾飼料公司，在青島注冊成立青島科奈爾飼料有限公司和青島加宏進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經營農產品貿易和深加工和飼料原料進出口等相關飼料研發與銷售等，產成品有蘋果粉、玉米皮粉、花生殼粉、棉籽殼顆粒、胡蘿卜顆粒等等。其在青島萊西采購原材料時，與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廠、蔬菜經銷商建立產業連鎖關系，帶動相關產業的互補性投資。科奈爾飼料公司為了拓展市場渠道選擇青島萊西當地的企業做其分包商，還與飼料公司、養殖基地等國內外的下游企業建立產業連鎖關系。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