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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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匯率論文范文

一、基礎理論

經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時間序列是隨機游走的，累積離差的極差應與觀測值個數的平方根成正比。為了使這個度量在時間上標準化，Hurst用觀測值的標準差去除極差建立一個無量綱的比率，這個比率即現在應用比較廣泛的Hurst指數。ARFIMA模型大量實證分析表明，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對于正態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對于R/S分析法，Mills（2002）發現金融資產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會影響該分析方法對序列長記憶性特征的分析。

二、實證研究

（一）樣本數據的選取及說明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該形成機制更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所以論文選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間每個外匯交易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收益率的計算采用對數收益率的形式，即對匯率中間價序列Pt!"取對數之后進行一階差分：（5）論文采用比較常用的絕對均值偏離平方2ttR-R刻畫收益波動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動率統計特征及平穩性檢驗

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統計特征分析，論文采用的統計量為均值、標準差、偏度系數、峰度系數、Jarque-Bera統計量、Ljung-BoxQ統計量、ADF和P-P統計量。由表1可知：1.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動率的偏度系數都顯著的不為0，說明兩時序均不是圍繞均值對稱分布的，且波動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顯地強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數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動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強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統計量相應的p值都為0，兩種序列都顯著地拒絕正態分布的原假設。總而言之，兩時序均不服從正態分布，且波動率序列的非正態性特征更加明顯。2.由Ljung-BoxQ統計量自相關檢驗結果可知，兩時序均不存在顯著的短記憶性；由ADF檢驗和P-P檢驗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顯著地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可認為兩時序均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基于此，可對兩時序進行長記憶特征的研究。

（三）經典R/S分析

由圖1兩種序列的時序圖可知，兩種序列均存在明顯的波動集束現象，因此，進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類模型對序列進行過濾。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序列，論文分別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進行過濾，得到標準化序列，再對標準化序列進行經典R/S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它們的In（R/S）-In（N）圖如圖2所示。通過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Hurst指數均大于0.5，通過最小二乘估計方法擬合的可決系數均在90%以上，擬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認為估算的Hurst指數是較為準確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數為0.58158，與0.5相差不大，說明收益率序列雖然存在長記憶性，但是一種較為微弱的長記憶性，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Hurst指數為0.91182，明顯大于0.5，表明收益波動率序列的長記憶性特征非常顯著。

（四）ARFIMA模型的擬合

根據信息準則對模型進行篩選，人民幣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分別選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進行擬合。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參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是顯著的。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序列分數差分參數d=0.01176，0＜d＜0.5，說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長記憶的特征，但是一種比較微弱的長記憶性。而對于收益波動率序列分數差分參數d=0.21796，0＜d＜0.5，說明波動率序列具有比較顯著的長記憶性特征。總體而言，ARFIMA模型對序列的擬合結果和經典R/S分析法對序列的分析結果基本吻合。

三、結論

第2篇：匯率論文范文

摘要：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名義匯率的貶值會引致國內產出和私人部門財富的增加，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取決于央行的調控能力。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通過改變我國貿易條件直接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與幅度，取決于進出口數量對進出口價格的彈性以及進出口價值增速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升值會刺激資本流入增加、加大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進口價格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不斷提高。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有效匯率，經濟增長，影響路徑

2005年7月以后，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從盯住美元的間接浮動匯率體制轉變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機制，經常項目下的外匯交易管制取消，資本項目下的資本流動管制也逐步放寬，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通過改變我國貿易條件直接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與幅度，取決于進出口數量對進出口價格的彈性以及進出口價值增速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還通過影響資本流入、改變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等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我國經濟增長，進口產品占國內需求比重的提升，導致進口價格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不斷提高。

一、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匯率波動對經濟影響的理論分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崩潰以來，各國的匯率制度呈多樣化發展趨勢，概括起來可分為浮動匯率和盯住匯率兩大類。由于眾多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等重要經濟大國實行獨立浮動匯率，盯住匯率制度－－無論是盯住單一貨幣，還是盯住一攬子貨幣，抑或根據一組指數調整匯率，其名義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匯率安排，但從全球角度看盯住匯率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的浮動匯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貨幣匯率發生波動，實行盯住匯率國家的名義匯率即使不變，但相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也隨之改變。

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在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購買力平價的假定前提下，對盯住匯率安排下匯率貶值或貨幣價值低估的影響進行過深入的理論分析（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1997）。他們的分析結論是，幣值低估會導致盯住匯率安排下本國貨幣供給增加和價格水平上升，最終結果是中央銀行儲備增加、私人部門變得貧窮，貨幣貶值類似于征稅。具體傳導過程是：

在初始均衡狀態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這里M為貨幣供給，E為實際匯率，P為被盯住貨幣國家價格，Q為本國實際產出，V（I）為貨幣周轉次數，I為本國利率，I為被盯住貨幣國家利率，W為國內私人部門金融財富，B為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國內生息資產，B為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國生息資產。

在P、Q、V（I）不變的條件下，貨幣貶值或實際匯率E提高會立即引致M增加，出現超額貨幣需求。私人部門為滿足貨幣需求，只有出售外國生息資產B；而中央銀行為維護新的匯率穩定，必須購買私人部門拋售的外國生息資產、增加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的增加又會導致本國價格的上漲。這一過程直到“貨幣供給按與貨幣貶值及由此導致的本國價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時”，才會結束。此時私人部門的超額貨幣需求得到滿足，但結果是中央銀行儲備增加、私人部門財富縮水，貨幣貶值類似于征稅。

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的理論是在嚴格假定前提條件下的簡單理論抽象，與現實經濟運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結論自然與現實經濟運行結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論模型的前提是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購買力平價。事實上，多數國家或地區對資本流動均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國貨幣購買力存在很大差別。（2）理論模型隱含的前提是市場迅速“出清”。事實上，即使資本能夠完全自由流動，現實經濟中市場“出清”也需要一定的過程。

我們將匯率波動對產出影響、資本管制和央行調控能力等因素納入模型考慮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模型改變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別為名義產出、消費、投資、出口價值、出口數量、出口價格、進口價值、進口數量、進口價格和政府資產。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名義匯率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發生重大改變，名義匯率的貶值最終會引致國內產出和私人部門財富的增加，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取決于央行的調控能力：（1）名義匯率的貶值首先將改變貿易條件，即降低出口價格、提高進口價格，刺激出口數量增加、減少進口數量，只要出口數量的增加超過出口價格的降幅、進口數量的降幅超過進口價格的升幅，本國產出將擴大。（2）貿易狀況的改善將擴大貿易順差，在資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銀行為維護名義匯率穩定，必須購買貿易順差增加引致的外匯供給，導致本國貨幣供給增加，形成超額貨幣供給。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分析

2005年7月份以前我國實行盯住美元、外匯和資本流動嚴格管制的匯率制度，2005年7月份以后我國實行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經常項目外匯管制取消、資本項目管制逐步放松。在人民幣盯住一攬子貨幣匯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本符合修正后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理論模型的分析框架，修正后模型的結論與我國經濟運行的實踐更為一致。根據修正后的理論模型框架，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同樣通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兩個渠道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直接影響。

第3篇：匯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匯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它的變動對國家對外貿易的平衡與國內經濟活動都具有深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刺激我國出口，改善我國貿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對匯率變動對外貿影響進行了介紹，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外貿的影響以及對策。

一、引言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對外貿易作為帶動經濟發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對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經濟發展交流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融合程度。

匯率是一國貨幣單位兌換他國貨幣單位的比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經濟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在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活動中執行著價格轉換職能。它的變動對一國對外貿易的平衡與國內經濟活動的波動都具有深刻的影響。因此，許多國家通過調整匯率達到平衡對外貿易收支的目的。

隨著我國與世界經濟融合程度的提高，匯率的變動對外貿的影響越發顯著。從1981年我國開始實行雙重匯率制，1994年人民幣確立以市場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6年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自由兌換，到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單一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再到2005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的匯率制度改革更具靈活性，可以使我國的貨幣政策在資本流動更加自由和頻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國宏觀調控的工具中增加匯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對我國的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進行調節，使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匯率每一次大幅度調整都與進出口貿易狀況有密切聯系，人民幣匯率的階段性波動對進出口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同時，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與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狀況也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二、匯率變動對外貿影響的理論分析

1.匯率變動對外貿影響的理論綜述

匯率變動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數量，進而影響到一國的貿易收支，而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學派對此的有關論述。重商主義學派認為貨幣才是唯一的財富，并把貨幣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國財富的標準，主張獎勵出口、限制進口以增加貨幣的流入，從而增加一國的社會總財富。其認為在“匯兌上壓低我們的幣值是于外人有損而于我們有利的”。因為壓低本國匯率后，本國在對外貿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幣去購買外國商品而外國人卻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幣來購買本國商品，從而使更多的貨幣流入本國。

有關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彈性分析是由馬歇爾、勒納、梅茨勒等人在國際經濟學的彈性理論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彈性分析法主要是從商品市場的角度來分析由匯率變動所導致的進出口商品相對價格的改變對貿易收支的影響。貨幣貶值實際上等于對國內出口實行補貼，對進口施加征稅。在馬歇爾一勒納條件下，出口的增長率上升，進口的增長率削減，貿易收支從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馬歇爾勒納條件是成立的，貶值能否改善一國貿易收支仍取決于其進出口數量的調整。彈性分析法指明了匯率變動平衡貿易收支的必要條件，并將貿易條件效應納入到匯率變動影響的分析中。然而彈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馬歇爾等人建立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的，隨著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應運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觀經濟對貶值的反應。該理論指出，貿易差額是國民收入與國內吸收的差額，匯率變動通過影響國民收入和國內吸收進一步影響貿易收支。貨幣貶值能否改善貿易收支一方面取決于國內的宏觀經濟狀況即國內經濟是否處于非充分就業。如果國內經濟已經實現充分就業，那么貶值不但不會改善貿易收支反而會導致物價上升另一方面，只有當國內的邊際吸收傾向小于時，貨幣貶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貶值才能改善貿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強調本幣貶值降低了國內商品的相對價格及國內產量和收入對貿易存在的反饋效應，故貶值對改善貿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彈性分析法小。

2.匯率變動對外貿的影響

(1)貨幣升值對外貿的影響。本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表現為當生產出口商品使用本國原材料時，本幣國內價值貶值的情況下，本幣匯率升值會使出口商品的價格大幅度上漲，導致出口減少本幣國內價值穩定的情況下，本幣升值仍會使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漲，導致商品的出口減少本幣國內價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是否上漲及上漲幅度的大小，由本幣國內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幣價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幣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的幅度共同決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則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則不影響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則只會較少地減少商品出口。本幣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表現為進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不受他國匯率變動的影響，因此本幣升值會使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下降，從而導致國內商品進口的增加。

(2)貨幣貶值對外貿的影響。貨幣貶值對出口的影響表現為本國生產的出口產品生產成本要受原材料來源的影響，其以本幣表示的商品價格要受本國國內價值影響。在不同情況下，匯率下降對出口產品的本幣價格和外幣價格的影響不同，因而對貿易也會產生不同影響。對進口來講，由于進口商品是外國生產的，其外幣價格不會因別國匯率的變動而變動。本幣匯率下降使本幣對外貶值，進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折算成本幣就會使以本幣表示的商品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商品的減少。[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以及政策建議

由于我國出口貿易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很小。以貶值為主基調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低經濟效益的出口企業。出口商品的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不斷引起了我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摩擦；連續多年的順差及巨額的外匯儲備引起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壓力。

從前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調整是解決目前經濟中流動性泛濫的關鍵。匯率的低估令外貿順差過大和強烈的升值預期下資本的大量流入，這才是貨幣增速過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國匯制改革主動性原則。有利于維持國際經濟平衡。目前我國對全球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將會造成更多的貿易摩擦，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貿易雙方自愿調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會導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的產品價格變得更昂貴，但目前全球經濟景氣度持續回升，這會對出口有很強的支持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美日等西方發達所提出的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與美國、日本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因為名義匯率是一國貿易收支和資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匯供求關系的結果，人民幣名義匯率對資本項目具有較大的調節作用，對貿易收支的調節作用并不明顯，真正決定我國貿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實際有效匯率的管理只能通過控制通貨膨脹率，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使外貿真正建立在互通有無及成本、技術的比較優勢上，杜絕投機性貿易，為我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營造一個健康有利的內部環境是我們當前所要解決的問題。

1.促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一國經濟的增長不可能一勞永逸地依賴于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由于我國出口市場集中，出口產品的類型單一以及高附加值的產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較低，極有可能出現出口越多，貿易條件越惡化，進而降低本國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國現行的匯率政策雖然能夠提高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國家債務負擔率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迅猛上升，財政政策繼續擴張的空間十分有限。而且從中長期看，一方面維持現行匯率政策的成本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現行匯率政策調節內部經濟的有效性也在不斷削弱，因而現行匯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續性，存在著調整的必然。

改革現行匯率制度的總體思路是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同時增加匯率形成的靈活性在中期內以一籃子貨幣為中心，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在長期內實行浮動匯率制。改革現行匯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要素不足，關鍵在于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因此，要改革強制結匯售匯制為意愿結匯制，擴大充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企業范圍及限額，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放松市場準入條件，增加外匯交易工具，并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建立市場穩定機制。

（2)完善央行干預機制。外匯的市場化改革要求逐步減小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現在的情況是中央銀行入市干預的交易日數超過總交易日數的，對銀行間市場的頭寸基金全部收購或供應，可以說主導了市場匯率的形成。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后，中央銀行應減少市場干預頻率，除非當市場匯率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形成趨勢性的、較長期內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對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時，中央銀行才入市干預。

（3)建立國際貨幣合作制度。目前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具有很強投機性的短期游資對各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影響越來越大。一個國家想單獨依靠自身的力量來保護該國匯率制度不受沖擊和匯率穩定，幾乎是不可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時的各國表現就是一個明證。因此加強國際貨幣合作對于匯率穩定、避免匯率制度崩潰意義重大。如我國可以支持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進一步國際化，部分取代美元成為區域清算貨幣，使日本與美國承擔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的穩定亞洲金融市場的責任。亞洲貨幣基金的成立將會加強亞洲各國的貨幣合作，當一國出現問題時，會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發生。

2.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匯率變動對外貿發展的長期有利效果并非匯率變動本身造成，而是以匯率變動為契機，通過比較優勢的轉換形成。因此，不應把匯率作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從貿易角度看，我們要不斷提高出口企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1)要進行貿易觀念上的創新。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只注重靜態的貿易利益，一味強調進出口的平衡，把貿易當作“互通有無，調劑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對外貿易的發展。改革開放后開始注重對外貿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創匯為目標的貿易政策是以經濟效益的損失為代價的。之后開始強調進出口的經濟效益觀念，極大地促進了對外貿易的增長。但是，目前我國的出口仍以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包括人民幣價值低估造成的出口產品外幣價格較低和出口企業競相壓價，使許多產品不斷招致反傾銷調查和制裁，導致一些出口市場萎縮，同時，出口數量優勢難以轉化為收入優勢和利潤優勢。這種觀念必須轉變，為此，一方面要重新評估出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不將危機轉嫁到國外，使經濟增長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經濟發展利用國際市場的軌道上來，要吸取日本的教訓，不給外國政府借匯率政策對我國政策施壓的口實另一方面要在繼續發揮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在出口中主導作用的同時，還要充分重視民營企業的進出口自，要鼓勵企業在技術、管理和經營策略等方面的創新，提高其綜合競爭能力。

第4篇：匯率論文范文

完全的匯率傳遞是以世界市場的完全竟爭為前提，而現實中大多數產品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克魯格曼等從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以及產業組織角度來分析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問題。

他們認為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是以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的，即進出口廠商是貿易產品進出口價格的接受者，無法左右進出口價格，在這種前提下，當匯率變動時則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同等變動。然而事實上，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產品是差別產品，出口商有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力。在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一般會通過降低成本等方式來抑制因貨幣升值而造成的價格上漲壓力，從而導致不完全匯率傳遞。通常，市場集中程度越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越大，匯率的傳遞系數越低;而產品的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于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高。

多恩布什認為一些產業組織因素也會影響匯率的傳遞，這些因素包括:市場集中程度、產品的同質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說來，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廠商的壟斷勢力也越強，所以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低:產品越具相似性，產品間的替代程度越強，則廠商的壟斷勢力越小，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迪克希特和克魯格曼從供給角度分析了匯率傳遞不完全的原因，他們同時也建立了匯率傳遞的沉淀成本模型[’61。該模型的思想是:在產品存在差異的情況的情形下，出口廠商不僅要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確定合理的價格，還必須投入一部分資源用于開發市場，建立分銷網絡，針對外國人的需求進行研發以使產品適應外國市場等。這些投入成本是為進入外國市場而支出的，然而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為廠商不能輕而易舉地廉價出售它的資產，無論是無形資產還是有形資產。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轉性，以只有當廠商預期能夠彌補沉淀成本時，他才會進入一個市場，一旦成本己經沉淀，即使廠商只能彌補可變成本，它也仍然會留在市場中不會退出。

事實上，當存在沉淀成本時，廠商會對未來利潤的貼現值與當前利潤進行比較然后做出決策，而不會一直因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進入市場。因此該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場份額

美國經濟學家弗路特與克蘭帕爾從分析廠商的市場份額角度研究了匯率傳遞問題。他們認為如果壟斷廠商以其市場份額作為經營目標，那么對未來匯率的預期會影響廠商目前的定價策略與市場份額[47l。

第5篇：匯率論文范文

影響匯率的因素有很多：從時間段來劃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還有心理因素等；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差異、國際收支以及通貨膨脹率是影響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經濟增長是影響一國國際收支及貨幣匯率長期走勢的重要原因。通貨膨脹率的高低是影響匯率變化的基礎性因素，如果一國的貨幣發行過多，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了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實際需求，就會造成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使一國的貨幣在國內購買力下降，使貨幣對內貶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對內貶值，必然引起對外貶值。考察美元兌人民幣的中長期走勢，本文從影響匯率最基本的因素著手進行分析，通過計算不同時期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大致判斷進行判斷。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為美元兌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S0為美元兌人民幣名義匯率指數，P1美國價格水平指數，P2為中國價格水平指數。（基期指數都設定為100）

（二）樣本的選取和來源

我們分別以1980年和1990年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計算這兩個期間美元的實際匯率指數，結果如下：（根據目前的數據，假定2014年美國和我國物價漲幅分別為1.5%和3%）

（三）結果及相關分析

以1980年為基期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化，目前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高估了25%，人民幣名義匯率還有升值的空間；以1990年為基期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化，則美元對人民幣實際匯率低估了約25%，人民幣名義匯率未來將應該貶值，結論恰好相反。那么應該如何看待上述計算結果？這里面有幾個問題需要進行考慮：第一，基期的選擇；第二，基期名義匯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兩國物價指數的CPI計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選擇問題：從我國的外匯管理歷史來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主要體現在外匯管理實行全面的計劃管理，匯率由國家統一規定，基本沒有反應市場變化。1979年3月，國家成立外匯管理局，1980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暫行條例》，同時開辦外匯調劑市場，對外匯進行市場調節。1991年，我國取消了外貿部門的出口補貼，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可以說，1980年是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進行改革的起點，1990年前后是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邁入市場化改革的起點。因此，選擇1980年和1990年為基期考察我國外匯市場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義匯率是否合理的問題：1994年以前，我國外匯管理的最大特點是外匯額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計入外匯留成和出口補貼等利益，這一時期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是高估的。如果把這一因素考慮在內，按照不同基期計算的名義匯率指數還會下降，相應的，美元對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也會更加低。衡量兩國物價指數的CPI計算的可比性問題：毋庸諱言，盡管中美兩國在構成CPI類的組合類別基本相同，但鑒于兩國在具體類別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盡相同，再加上其中的類別需要定期調整，因此，公布的數據一定有差異，據此計算出來的實際匯率指數也一定存在差異。粗略來看，構成我國CPI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構成美國CPI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據觀察，如果考慮這些差異，我國CPI的實際數據應該要高一些，相應地，美元對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也會更加低。綜上所述，如果將上述三個問題綜合進行考慮的話，無論是以1980年為基期計算的美元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指數，還是以1990年為基期計算的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指數，都會在計算結果的基礎上向下調整。盡管向下調整的幅度無法準確計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已經沒有升值的空間。換句話說，美元兌人民幣名義匯率的中長期走勢應該是維持現狀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議上述計算

第6篇：匯率論文范文

國際上存在很多種類的匯率制度，一個國家所采用的匯率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性影響因素的變化，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面臨重新選擇。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核心是權衡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兩難，在一個資本賬戶未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也不可能有市場化匯率，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完全市場化才是有效的匯率制度安排。顯然，中國與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安排有相當大的差距，只能選擇穩定的匯率而犧牲一定的效率。當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進行匯率水平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匯率機制的建設。

從國外經驗來看，無論是匯率制度還是匯率水平的調整，都必須主動操作，不可被動應付。凡主動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國、智利和韓國；凡被動應對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泰國、馬來西亞。為解決內外部經濟失衡，釋放由人民幣幣值低估所導致的經濟風險，緩解匯率調整對經濟帶來的沖擊，進行主動的匯率調整是必需的。

從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狀況分析，人民幣升值時機是比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從國內因素來看，中國經濟在高位運行，內需相對旺盛；近幾年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可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由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部分外需向內需的轉化。同時，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施管制，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有較好的阻隔作用。

從國際因素看，由于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美元利率處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結束了長達5年零利率政策；歐元區也在進行小幅加息。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給我國提供了良好的匯改時機。

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增強了對我國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短期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處于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幣加息，以減少國內市場過剩的流動性。

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自2002年以來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國際貿易中，大多以美元為計價和結算貨幣，顯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對我國的貿易收支及經濟增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國內有許多學者對人民幣匯率調整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作了研究。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大都認為，當匯率升值幅度較小（如5%以下）時，對貿易收支、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當升值幅度較大（如10%以上）時，則危害較大。

中國的外匯市場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由供求雙方自發形成的市場。當前，我國采取了企業強制結售匯、商業銀行周轉頭寸限額管理和央行干預等制度安排，外匯市場是一個買賣雙方壟斷的市場，中國銀行是最大的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最大的買方，全部托盤買入，匯率變動的幅度被嚴格控制在0.3%以內。因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及其調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匯率對經濟而言是外生的，并對經濟產生全面的影響。顯然，由匯率本身的屬性所致，匯率是調節內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匯率作為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匯率作為調控工具在調節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這是由其作為貨幣的對外價格這一屬性決定的；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即內部平衡）兼具有擴張和收縮的雙向調節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對稱的；匯率調整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匯率既是總量調控變量，也是結構調節變量，對貿易品生產和消費結構有調節作用；將匯率引入作為宏觀調控手段時，同時也使原先貨幣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間縮小。

匯率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時是有約束邊界的，有兩個約束條件：防范投機性外資的大量流入。為防止投機性外資大量流入，人民幣的年升值幅度必須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內，一般限制在5%以下為宜；防止對貿易部門的過度調整。我國在走向開放的經濟中采用勞動密集型技術，通過出口導向促進經濟增長戰略，這是一種促進就業并符合我國資源稟賦條件的貿易戰略。而匯率的調控作用對貿易部門的收縮作用最大，較大幅度的升值將重創該部門，因而，匯率調整必須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同時也考慮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應避免由于匯率大幅升值破壞出口競爭力。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分析了開放經濟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與政策搭配中的相對作用，該模型是國際經濟學的經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論發展都是在這個模型基礎上的修正、延伸。在這些模型中，匯率一般是作為宏觀調控的因變量出現的，但是，鑒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為宏觀調控工具，即作為宏觀經濟的自變量，在這方面的理論發掘尚待深入。

匯率升值通過匯率的杠桿效應使總需求減小的同時，也使總需求在國內外的分配中由國外向國內轉移，從而降低通脹的壓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問題是：由于人民幣幣值存在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幣的初始升值強化了國外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如果外資轉化為人民幣后不投入非貨幣資產，外資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幣年升值幅度與國內利率之和，這個收益率與國外利率之間的權衡（這里沒有考慮外資進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風險）來決定外資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幣升值時，為防止投機性資金的大量流入，國內將保持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資流入導致的流動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動資產（如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從資本市場而言，這將導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資、增加投資；從信貸市場而言，低利率導致信貸擴張，這些過度投資導致總需求擴張，并可能導致通脹；在這些投資轉化為生產能力后又將導致產能過剩，進而導致通貨緊縮，加劇了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對于外資而言，在轉化為人民幣后可以在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伏擊”，獲取人民幣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收益。

第7篇：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國際收支順差

問題的提出

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不僅經常項目有大量貿易盈余，而且資本與金融帳戶也有大量盈余。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錯誤與遺漏帳戶也連續三年出現正值，這意味著每年都有大量來歷不明的資金悄悄地進入中國。在“三順差”的共同作用下，為保持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相對穩定，我國的國際儲備迅速增加，已居于世界第二位，這既對人民幣產生巨大的升值壓力，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也對國民經濟的運行形成了較大沖擊。從理論上看，名義匯率作為重要的價格信號應該在資源的國內外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實證上對此做出了正面的論證和解釋。但是，為什么人民幣名義匯率一直保持相對穩定，而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沒有相應保持穩定，卻是出現了持續和大幅度的順差？學者們試圖給予解釋。劉光溪（2005）認為貿易的“獎出限入”和資金的“寬進嚴出”是造成持續國際收支順差的主要原因；張曉樸（2005）認為國際收支失衡是內部經濟失衡的具體反映；胡鞍鋼（2005）指出中國有必要改變現有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對自己的貿易地位和收益作出一些調整；張睿(2005)也認為，持續的順差不能僅僅從匯率的角度來解決，要從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體制改革方面下手。他們的討論多數是從宏觀的角度來考慮的，本文力求分析人民幣名義匯率一直保持相對穩定，而我國國際收支卻持續出現大幅度順差的具體原因。

從表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1995年—2004年，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一直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上，而除個別年份外，我國的國際收支總體上持續保持了大幅順差。這說明，人民幣名義匯率并不是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主要決定因素，還有更多的其它因素可以解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

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

在人民幣名義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國際收支持續出現大幅順差，其主要原因是：

人民幣實際匯率低估。相對于名義匯率，實際匯率應該更能夠反應一國出口商品和勞務的國際競爭力。本文采用人民幣實際匯率（人民幣/1美元）＝名義匯率×（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公式，以1994年為基期，對1995年至2004年中美兩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換算，計算出1994－2004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見表2）。

從表2和表1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以1994年為基期計算得到的人民幣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之間有較大的差距，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確實被低估了。人民幣實際匯率低于名義匯率，有利于刺激出口，吸引外資，形成國際收支的順差。

周邊國家貨幣貶值。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基于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保持了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穩定，但周邊國家貨幣都有20％－40％的貶值。這些國家和我國在出口商品結構方面比較接近，而人民幣與美元的名義匯率維持穩定，實際上就是周邊國家貨幣相對于人民幣進行了大幅度的貶值，其出口商品和勞務在國際市場上比中國的更有競爭力。在1994年至2004年的11年之中，只有1998年的國際收支順差很小，而在其他年份則有大幅順差，就是與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不無關系的。

實際上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從1994年1月1日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2000年后，在美國經濟走軟，并有巨大的財政和貿易赤字情況下，為改善其國際收支，刺激經濟發展，美國采取了弱勢美元的政策。美元對歐元、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出現了大幅度的貶值。數據顯示，在過去三年中，美元對歐元平均下跌了35％，對日元平均下跌24％，而這段時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基本保持在1:8.27左右，也就是說人民幣對歐元、日元實際上也貶值了25％－35％。實際上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中國出口商品和勞務的國際競爭力，進而擴大中國對歐盟和日本的貿易順差。

投資環境具有較大的吸引力。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加上我國政府給予外資企業較多的優惠待遇，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例如，從2001年至2004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規模分別是468億美元、527億美元、535億美元、606億美元，如今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資輸入國。事實證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與金融帳戶出現的巨大順差，就是與大量外資進入密切相關的。

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由于有充裕和廉價的勞動力，中國在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中擁有明顯優勢，而且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方面不是產業替代而是產業互補的關系。因此，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給中國提供了巨大的貿易機會。同時，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也有助于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擴大商品和勞務的出口。

套利套匯動機的驅使。在2004年美聯儲連續加息之前，除1999年到2000年外，中國人民銀行的基準利率一直高于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見表3）。為了獲得套利套匯收益，大量國際資金進入中國市場。同時近幾年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人民幣有較大的升值空間，而且美國等發達國家又向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使國際游資涌入中國以博取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收益。據估計，2000年后，每年都有上千億美元的短期資本進入中國，這些短期資本是國際收支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

跨國公司海外采購增加。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特別是亞洲的跨國公司，大多在中國建立了生產基地和出口平臺。它們在中國大量采購零部件和商品，然后再把這些零部件和商品銷往世界各地。據估計，跨國公司的海外采購給中國帶來的產品附加值占到中國貿易順差的60％。

解決國際收支順差的政策建議

第8篇：匯率論文范文

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1994年匯率并軌后，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初步確立了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本框架。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面臨著貶值的巨大壓力，中國承擔了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責任。時至2003年，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又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

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一直采取的政策，也為許多國家所支持和贊同。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實際，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既符合中國利益，也有利于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如果升值，相當于人民幣購買力增強，進口會增加，國內的物價水平則會下降，剛走出緊縮陰影的中國經濟又將重新面對緊縮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如果增加的進口主要是為了改進設備和生產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話，那么對國內物價的負面影響可能會降至最低程度。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市場龐大，而且消費者仍偏好進口商品，因此，消費品的進口可能會超過生產資料的進口，所以短期內消費品市場對物價的影響會大一些，從而可能會產生緊縮風險。同時，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出口減少，進口商品的增加，將直接沖擊本國的工業，使就業問題更加嚴重。人民幣升值還會使外國投資者的利潤減少，利潤率下降，減少國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穩步進行。我國最終要放開資本賬戶，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但在最終達到這些目標之前，需要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比如現在正在努力解決的銀行問題，還有資本市場的改革問題等。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實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就非常危險，因此，需要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

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

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當前，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更多的初級產品和輕工業制品，有助于這些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升其經濟發展水平。中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便宜的出口商品價格，可以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在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會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有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

當前，西方一些國家將經濟困難歸結到人民幣匯率過低，并認為中國公司正在不停地搶奪全球份額，這種所謂的“中國出口”是極其錯誤的。中國出口更多地源于西方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而不是純粹依靠中國國內公司的發展，中國出口的增長，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尋求成本降低的副產品。美國等一些國家貿易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其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這些國家經濟中出現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方向是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并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

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勢在必行的

目前，中國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實行經常項目自由兌換的同時也實施了嚴格的資本管制，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能靈活反映市場供求，匯率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受到限制，國家承擔全部匯率風險，經濟主體外匯風險意識淡薄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增加彈性和靈活性。從長期看，應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逐步過渡到人民幣的獨立浮動。

放開匯率管制，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勢在必行的。眾所周知，資本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選擇。在宏觀經濟、金融以及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內經濟已取得了很大發展，具備了很強的抗干擾能力的情況下，逐步取消資本管制，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會帶來福利的增加：第一，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助于吸引國外資本。第二，資本的自由流動會增強金融部門、企業的活力，增加人民福利。

要協調好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關系

目前，我國還遠不具備放開資本項目的條件：國際貿易剛剛開始自由化，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微觀基礎尤其是商業銀行還沒有完全實現商業化運作。在這種情況下放開匯率管制，勢必增加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儲備需求，這將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資本項目輸出，而資本項目輸出有賴于經常項目赤字，但中國的經常項目又是盈余的。這樣，外匯市場人民幣的強勢就會得以保持。如果幣值一旦因此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勢頭，將會最終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出現經濟蕭條和大面積失業。在這種情況下，放開資本項目尤其是短期資本項目必然帶來對人民幣匯率的投機性攻擊，造成國內經濟的動蕩。與資本項目放開的收益相比，放開的成本相對較高，因此，這種放開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綜合體系，需要宏觀經濟、微觀機制、金融體系、金融監管、國際環境等多方面條件的改善。如果在這些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很可能導致國際上一些短期資金快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如果整體宏觀形勢出現波動，國際資金也很容易抽逃。在金融監管、金融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國將很難對其進行準確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資本項目的放開應貫徹積極穩妥、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則，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可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將那些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有積極作用、與之相伴的消極影響可控的資本項目挑選出來，先行試點，逐步擴大。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之前人民幣匯率應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之后再采用獨立浮動的匯率制度，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議

放松對條件已成熟的資本項目的限制。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國內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有條件地批準部分外資跨國公司將暫時閑置的資金調往境外運作，支持中資跨國公司補充其海外公司資本金或運營資金；允許合法移居國外的公民和非居民個人按規定匯出其在境內合法擁有的資產；有選擇地引進國際金融機構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探索引入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對外進行證券投資等。

完善結售匯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要素不足，關鍵在于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范圍，企業通過對持有還是賣出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選擇間接參與人民幣匯率形成：還可以對現有允許保留外匯結算賬戶的企業擴大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另外，結匯寬限時間可以延長，允許企業經常項目收匯后在一定期限內可以不結匯，這樣企業可以選擇適當的價格結匯。

培育健全的外匯市場。增加市場交易主體，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外匯買賣，以避免大機構集中性的交易壟斷市場價格水平。增加外匯交易工具，目前外匯交易僅限于美元、日元、港幣的即期交易，而遠期交易，掉期交易、回購交易、外幣期貨期權等交易手毆沒有得到充分發展。

第9篇：匯率論文范文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