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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財政;支農;農業增長;影響研究
引言
由于資本具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屬性,商業資本和民間資本很少流向農業,支持農業的發展;同時,在農業生產方面,農村信用合作社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申小莉等(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07)采用經典的C—D生產函數作為模型,研究了湖南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該研究結論認為湖南省的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生產總值之間密切相關,財政支農支出彈性達到0.3396。在財政支農投入項目的邊際產出效應方面,李煥彰、錢忠好(中國農村經濟,2004)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驗證財政支農增長和農業產出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投入項目中,科技三項費用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次之,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最差。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
1.變量的表示
(1)財政支農投入變化趨勢及虛擬變量(政策變量)Dt的引入財政支農資金是指國家財政提供建立農村公共產品的資金,主要包括支援農業生產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村基本建設支出、農村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支出。從1981—1997年的十七年間,中國財政支農投入的總額為5565.02億元,但是從1998—2005年短短的八年時間,財政支農投入的總額卻達到13051.94億元。這是由于在1997年中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自此以后國家加大了財政支農的力度,財政支農投入在1998年增加到1154.76億元。因此,我們認為1997年是中國財政支農投入的分水嶺和轉折點。
(2)變量的無量綱化處理
為了消除量綱的影響,我們把1981—2005年中國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生產總值的數據進行了標準化,標準化公式為zx=(x-μ1)/σ1與zy=(y-μ2)/σ2,其中zx、zy分別是財政支農投入絕對值(x)與農業生產總值絕對值(y)的標準化值,μ1、μ2分別是二者的均值;σ1、σ2分別是二者的標準差。
2.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生產總值的相關性分析及模型
(1)中國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生產總值的相關性及模型我們運用SPSS11.5軟件對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如下結論:Pearson檢驗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為0.951,Kendall''''stau_b檢驗與Spearman''''srho檢驗表明二者的相關系數是1.00,以上檢驗99%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所以我們認為zx與zy是高度相關的。為了定量研究zx(財政支農投入標準值)與zy(農業生產總值的標準值)的關系,我們構造如下模型:zy=β1EXP(zx)+β2+(β3EXP(zx)+β4)Dt其中,zx,zy是標準化的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生產總值,β1、β2、β3、β4是待估計的參數,Dt是虛擬變量。
(2)參數的估計及統計學檢驗
對于參數值的估計,本文運用SPSS11.5軟件中非線性回歸的方法,運用迭代法通過四次模型計算和二次求導后終止,兩次相鄰的計算的殘差平方和的差值等于1.000E-08。得出結果(見表1):從表1、表2可知,方程的擬合優度達到了0.99324,各參數在置信區間的取值不為零,均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我們運用Eviews3.1再一次擬合了模型,在可決系數和參數估計值及參數估計的顯著性等方面得到相同的結論。同時dw=1.676694>du(0.05顯著性水平下的上限值為1.454),說明模型無自相關性;同時懷特檢驗結果nR2=6.119065,說明模型無異方差性,即模型通過了計量經濟學的檢驗。因此,我們得到模型:zy=3.1841099EXP(zx)-2.3908454+(-3.0542754EXP(zx)+2.9697466)Dt令dzy,dzx分別表示zy,zx的微分,ezy表示zy對zx的彈性,易得如下的函數關系式:邊際收益函數dzy/dzx=3.1841099EXP(zx)-3.0542754EXP(zx)Dt,彈性函數ezy=[3.1841099EXP(zx)-3.0542754EXP(zx)*Dt](zx/zy)表1可決系數及相關的統計結果自由度平方和均方回歸423.837685.95942殘差210.162327.73E-03可決系數0.99324表2參數估計值及其相關的檢驗參數估計值標準誤95%的置信區間上限下限β13.18410990.11467282.94563483.4225850β2-2.39084540.0695646-2.5355129-2.2461779β3-3.05427540.1150110-3.2934540-2.815096β42.96974660.08622602.79042983.1490635
(1)邊際收益分析
圖1說明在1998—2003年期間財政資金的大量投入并沒有帶動農業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在財政支農資金利用方面,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2004—2005年財政支農投入的效率有所提高(邊際收益值大于1),但是與1981—1997年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見圖1)。圖1財政支農邊際收益趨勢,圖2財政支農彈性變化趨勢
(2)邊際收益與彈性對比分析
通過對圖1、圖2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邊際收益變化趨勢與彈性變化趨勢的“轉折點”不同,即邊際收益趨勢的“轉折點”出現在1998年,彈性變化趨勢的“轉折點”卻出現在1994年,這說明中國財政支農的邊際收益在1998年出現“轉折”決非偶然,這在1994年通過彈性的“轉折”已經有所預示。
三、結論
(1)中國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業產出增長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
(2)中國財政支農投入的效率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即從1981—1997年財政支農投入效率水平高(平均邊際收益水平是1.8386);1998—2003年財政投入效率水平低下(平均邊際收益水平是0.3390);2004—2005年財政投入效率水平較高(平均邊際收益水平是1.3615)。
(3)2004—2005年是中國財政支農效率水平提高的新起點。按照2004—2005年財政支農投入的平均效率水平計算,支農投入平均每增加1000萬元,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加1361.5萬元。
(4)彈性的變化趨勢與邊際收益的變化趨勢相比,彈性變化趨勢是滯后的。
(5)從1981—2005年中國財政支農資金邊際效益的平均增幅為0.104,農業生產總值對支農資金的彈性的平均增幅是0.0554(剔除1994年的強影響值)。假設按照這個水平提高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整合支農資金,那么到2010年,中國財政支農資金支出增加帶來的邊際收益值應穩步達到2.41,而彈性應穩步達到2.26。
四、對策及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產出增長對國家財政支農投入的依賴性很大,目前農業產出增長還離不開國家財政支持,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財政支農投入資金的使用效率,使財政支農資金邊際收益最大化。
(1)繼續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特別是加大對不發達地區、偏遠地區的財政支持力度。(2)優化財政投入結構。加大對農業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比例,尤其是科技三項支農投入的比例,減少農村行政、事業費的支出。(3)加強財政支農資金的整合。建立財政支農資金的有效監管機制和組織協調機制,做到每一筆資金用得清,說得明;對農業項目資金要專款專用,實行項目資金和項目“打包”或“捆綁”,專款專用。(4)加快發展農村金融合作組織,帶動社會資本對農業的投入。同時應充分發揮地方政府與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各自的功能,在機制上形成一個互相支持,共同為農業產業化服務的有機統一體。
參考文獻:
[1]李煥章,等.財政支農政策與中國農業增長:因果與結構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8).
關鍵詞:區域經濟;增長極理論;農業;信息化;支農資金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3-0039-02
一、農業信息化
(一)農業信息化
農業信息化是一個內涵深刻、外延廣泛的概念。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是農業經濟發展到某一特定過程的概念描述。中國關于農業信息化含義的認識還處在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多數學者認為,農業信息化就是農業全過程的信息化。
農業信息化將改變中國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過程的盲目性,促進農業經濟協調發展;加速農民增收的進程;促進中國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和農業科研成果的迅速推廣和普及,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農業經濟效益。使中國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發生變化;農業信息化還可以促進中國農業生態環境的改善,發揮比較優勢,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農業信息化與農村經濟發展
鄧培軍、陳一智的《中國農業信息化與農村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得出結論:農業信息化水平對增加農業生產總值具有正向影響。其相關系數為0.733,說明農業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 %,農業生產總值將提高0.733 %。農業信息化指數每提高1 %,農業投資資金投入、農村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水平、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提高0.1318%、0.157%、0.469%、0.096%。在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農業勞動力投入、農業資本投入、農村城鎮化、工業化水平是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農業信息化卻是促其發生質變的重要因素[1]。
(三)農業信息化的現狀
中國農業信息化的現狀不容樂觀,存在諸多問題。如:農產品市場信息不暢通,群眾信息利用能力較差,信息觀念淡薄,缺乏高素質的信息服務人才農業信息化服務建設滯后于農業的發展。農業產業化發展滯后,難以形成有效的信息需求等等。
(四)加強農業信息化的策略
1.提供多樣型信息服務。農業信息服務類型應多樣化,如文獻信息,數據庫檢索,及時傳遞農業新技術、新成果和各種與農業生產有直接關系的信息;對網絡資源進行分類、主題標引及多層次描述,建立各種索引,為三農用戶提供優質、快速的信息咨詢、網上導航和專題檢索等服務。及時更新,農業專題數據庫建成后,最重要的是數據更新,才能保證它的可用性、連續性和競爭力,數據庫才有活力。
2.加強農業信息人才培訓。加強農業信息人才培訓,人才資源是所有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農業信息是一種知識密集型行業,人才尤為重要,需要有一支專業化水平較高的素質隊伍,加強三農用戶的網絡信息素質教育。目前雖然農村用戶對信息有較強需求,但是中國農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意識薄弱,接受信息能力不強,農業信息化應從提高用戶的網絡信息檢索技能人手,借助現代視聽設備或網絡設備對農村用戶開展信息素質教育。
3.推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在今天信息就是生產力。農業與農村信息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徑。區域信息站要借助于現代化傳輸媒介,實行遠程信息服務,推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拉近農業技術、農業信息與農民的距離,在農業生產與需求之間搭建起一座新橋梁,幫助農民跨越“數字鴻溝”實現農業新的跨越。
由浙江師范大學承擔的主要研究領域及所取得的成果有,作物優異基因的發掘:開展作物優異基因的遺傳分析、定位、克隆等相關研究;通過自主克隆或橫向合作獲得并利用有價值的功能基因。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其中SCI收錄20余篇 [2]。這些新技術成果需要通過農村信息化,及時推廣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轉變為真正的生產力。
4.為政府農業部門提供決策咨詢。農業信息化可以為新農村建設的信息調研和信息決策,為行政決策部門提供全局性、方向性、預測性的綜合信息和可供選擇的方案。
此外,農業信息數據庫應逐步加大農業數字化資源比例,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有計劃、有目的滿足 三農用戶的網絡信息需求。
二、農業信息化與支農資金
支農資金是政府為了支持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推動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而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給予的政策傾斜和優惠。
中國政府自2000年以來,提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從惠農政策頒布以來,各級政府對三農的投入不斷增加,有力地促進了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一)利用農業信息化體系建設專項資金發展農業數據庫建設
農業信息化體系建設專項資金內容是以反映當地各類農業生產、農產品流通、農產品供求信息為主;政府投入這部分支農資金支持農業信息資源建設,加大投入農業信息化建設,制定有效的政策和實施辦法,建立和完善農業信息網絡的建設,更好地促進農業現代化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二)農業信息化為支農資金整合高效利用導航
農業信息化幫助政府為支農資金的整合高效利用提供有效的信息資源,為合理調整和優化支農資金支出結構提供依據,為整合支農資金提供導向。改變支農資金不同渠道的政府支農投入重復、交叉,支農資金支出科目設置不夠科學現象,力求支農資金投資效益最大化。讓財政支農資金的安排真正體現出對三農的傾斜,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使其由分散式的項目建設轉變為集中的產業建設,把地域性優勢農業與延伸發展產業鏈銜接起來,推進規模農業,從廣泛性扶持向擇優集中扶持方向發展,發揮支農資金的導向作用,實現規模效益。
三、農業信息化與農業區域經濟發展
(一)農業區域經濟現狀與發展趨勢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著名區域經濟增長極理論。根據區域經濟增長極理論,培育出農業區域經濟的主導產業和龍頭企業,使之產生區域經濟的聚集和輻射效應,帶動其他相關農業經濟的發展是農業區域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國農業區域經濟城鎮化發展滯后、高等資源要素缺乏、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區域中的工業未能有效地支援農業及其他產業的發展,農業區農副產品精深加工程度不高,還有農業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的現象依然存在。農業區域經濟是開放型經濟,發展農業區域經濟應把培育支柱產業、培育專業市場與實施“走出去”戰略緊密結合起來,順應經濟市場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和開放型經濟的思路來提高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同時,要提高農業區域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推動產業集群,培育高效益的農業產業,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創造農業區域經濟增長的新模式。
隨著農業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農業區域將是生產生活資料和加工最理想的環境和基地,農業區域的經濟質量、環境質量、人口質量和生活質量將全面提高,因此,創造最佳投資環境和最佳人居環境,將是農業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這就要求必須以現代化眼光來總攬農業區域經濟發展的全局[2]。
(二)農業信息化在促進農業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農業信息化為農業區域經濟提供特色數據信息支持。農業信息化要積極推進地方特色數據庫建設為農業區域經濟發展導航。由于農業地方文獻具備鮮明的區域性特色,農業信息化特色數據庫應根據當地的地域狀況、自然環境、氣候條件,立足當地農業發展的特點。如農作物品種數據庫,畜禽養殖、蔬菜種植、農業商情等數據庫,并提供上網服務,以便更好地為政府宏觀決策、農民生產及農技人員的技術推廣服務。
2.為特色農業區域經濟產品提供推廣平臺。如浙江省有平原、丘陵、山地各種土地利用類型,土地類型多樣決定其農產品類型多,品種豐富,可向旅游者提供當地農副產品多樣,為觀光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省內農村觀光資源類型多樣,有烏鎮、南潯、西塘等江南水鄉古鎮 [3];區域信息站可以利用自身網絡平臺推廣特色農業旅游產品及其他農業區域經濟產品,以此帶動相關農業區域經濟的發展。
3.為農業區域經濟的發展規劃提供科學的依據。湖南師范大學王爽英等的《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湖南省農業區域經濟評價及發展方向》:以湖南省14個市州為研究單元……借助DIS數據處理系統,提取出代表各市州的農業發展現狀的3個主成分,在此基礎上得到各地州市的綜合得分,據此將各地州市分為農業核心區、農業優勢發展區、農業綜合發展區和農業生態發展區,并提出相應的發展策略 [4]。這樣的信息應依賴農業信息化及時反饋給農業決策部門,為農業區域經濟的發展規劃提供科學的依據。地方農業信息數據庫建設要做好地區農業基礎資料的調查與分析工作,正確確定區域農業發展的方向和規模、部門結構及作物結構;為區域農業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生產的轉型升級作出一定貢獻。
4.為龍頭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充分發揮區域經濟的聚集和擴散效應。農業信息化要以市場為導向,以生態生長區為基礎,為區域經濟選擇開發潛力大、后續產業鏈長的產品為重點,確立主導產業,培植龍頭企業,圍繞龍頭企業建基地。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農業由分散經營向規模經營、由兼業經營向專業經營過渡,充分發揮區域經濟的聚集和擴散能力。
四、結語
中國農業經濟要積極適應世界經濟的需要,謀求與全球經濟發展的對接點,尋找農業區域經濟發展的突破口和立足點,全力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爭得一定份額。要想實現這洋的目標,都離不開信息支持,因此農業信息化對支農資金的整合高效利用與農業區域經濟發展起到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鄧培軍,陳一智.中國農業信息化與農村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0,(4):338-340.
[2]吉宏,楊太康,龍瑜.中國區域經濟和諧發展的策略[J].統計與決策,2005,(15):50- 51.
關鍵詞:財政支農支出;農業生產;“三農”問題;江蘇證據
中圖分類號:F81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7)07-0065-08
一、問題的提出
“三農”問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問題,也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了早日解決“三農”問題,單純依靠農村自身投入已經很難實現,政府必須發揮公共財政職能,加強對“三農”領域的財政支持,為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繁榮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業生產的效率問題,而政支農支出則是保護和支持農業發展的有效手段,具有其他任何農業保護政策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于財政支農政策的制定和使用給予了關注,但由于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研究的方向有所不同。國外學者的研究重點多為利用財政支出促進經濟增長,側重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經濟增長的文獻相對較少,Ram[1]對全球115個國家政府公共支出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Weber[2]利用美國二戰以后有關數據估計了財政支出拉動經濟增長的乘數。國內學者的研究重點包括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分析和結構分析兩個方面,相關學術成果非常豐富,但關于支農資金區域配置的文獻相對匱乏[3]。
在財政支農的總量分析方面,李煥彰[4]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農支出增長和農業產出增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還有學者利用灰色相關度方法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胥巍和曹正勇[5]基于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的研究表明,財政農業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非常顯著。魏朗[6]研究了1999―2003年我國各省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貢獻大約占農業經濟增長的30%。孫紅霞[7]研究認為政府每投資1單位的財政支農支出,農業增加值平均增長約1.65個單位。還有一些學者研究了財政支農支出的最優總量問題,但由于不同學者選擇的研究樣本和數據存在差異,所得結果不盡相同。郭玉清[8]通過C-D生產函數模型發現財政支農規模達到最優時,財政支農支出為農業產出的8.26%。何振國[9]利用Barro分析方法得出促進農業生產的最優支農規模大約為農業產出47.10%的結論,胡振虎[10]則運用Devarajan提出的模型得出最優支農規模是農業產出76.06%的結論。
在財政支農結構分析方面,國內學者大多使用的是統計年鑒口徑,即在2007年財政收支分類項目改革前,年鑒中“財政”欄下的“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具體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和其他支出等。以農業經濟增長作為財政支農支出的目標,國內學者對各項支出的影響效應進行了研究,所得結論并不一致。肖新成[11]分析認為彈性系數排在首位的是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其后依次是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村救濟費、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和財政價格補貼支出。鐘文明[12]對財政支農的結構進行了Johansen協整檢驗發現,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其邊際產出依次呈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王文普和陳偉[13]通過VECM模型分析認為,農業生產性支出和農業消費性支出的作用方向不同,前者對農業經濟增長呈正效應,而后者呈負效應。李琴等[14]分別對狹義和廣義財政農業投入結構進行分析,其中狹義支出產出彈性從高到低排序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廣義支出產出彈性從高到低排序則為農業醫療衛生投入、農業科研與技術推廣投入、農村義務教育投入。
農業天然處于弱勢地位,又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因而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經濟發達省份,江蘇亦是糧食主產區的農業大省,自身的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區域與全國東部、中部、西部的梯度發展特征非常相似,故對江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政府財政支農支出理論上會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全方位的影響,但不同性質的項目支出對農業經濟的作用效果并不一樣,在不同地區的表現更是存在差異,需要進行準確的計量分析。國內學術界由于研究口徑和數據的限制,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支農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較為匱乏。從上述背景出發,
由于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支農項目口徑發生了較大變化,為了使研究結果更為科學嚴謹,本文研究數據集中在2007―2012年。在此期間數據劃分口徑完全一致,彌補了財政改革之后國內現有研究的不足與空白。為了更好地改進財政支農政策、提高資金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江蘇省財政廳提供的財政支農相關原始樣本數據,建立模型經驗分析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二、江蘇財政支農政策的現狀
江蘇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問題,近年來全省財政支農政策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為農業經濟的持續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相對而言,農業仍是江蘇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洼地,未來江蘇農業將進入發展新階段,由傳統外延增長方式轉變為現代內涵增長方式,因而增加財政支農投入、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是各級地方政府首要完成的任務。下文將分別從總量、結構與區域配置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一)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
江蘇財政支農力度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如表1所示,2007年以來財政支農支出呈穩步上升態勢,且支農支出總量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基本達到了10%的國際標準。支農支出總量的提高是發展農業經濟的重要保證,但目前相對于農村實際資金需求仍存在較大缺口。
從表1中可以看出,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30%―50%的要求仍然差距明顯,因此,為了穩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江蘇未來必須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的規定建立起支農資金的長效穩定增長機制。與國內傳統研究使用統計年鑒支農口徑不同,本文從江蘇省財政廳獲取了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13個省轄市財政支農各項原始數據,根據實際需要重新劃分了財政支農支出的研究口徑,可以發現,2007年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占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超過50%,農業補貼、農田建設保護和農業技術推廣支出比較均衡,而農業合作經營支出相對較低。2007年以后,江蘇加大了對農業補貼和農田建設保護的支持力度,農業技術推廣支出略有下降,相比之下農業合作經營支出增幅最為明顯。
(二)財政支農支出的區域配置分析
長期以來江蘇一直存在比較明顯的區域經濟鴻溝,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地區無論是整體經濟狀況還是農村綜合發展水平都存在明顯差距,“南工北農”的兩極分化格局對江蘇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和干擾。雖然近年來省級財政不斷加大對蘇中、蘇北地區的支持力度,但支農資金的區域配置效率仍有待改善。如表2所示,2007年以來三大地區支農支出總額都在穩步增加,從絕對值來看,初期呈“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蘇南地區平均支農支出要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但自2009年開始,蘇中和蘇北地區已經趕上甚至超^蘇南地區。但與此同時,三大地區支農支出的相對值依然差距明顯,蘇南地區在支農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比重低于蘇中和蘇北地區的情況下,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卻一直在顯著提升,已基本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反映了財政支農政策的力度和深度,是政府重視農業、支持農業的重要體現。相比之下,雖經過多年努力,但蘇中和蘇北地區在該指標上與蘇南地區仍有很大差距,從南到北下降趨勢非常明顯。
三、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根據農業投入與產出的經濟原理,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作為基本模型,產出變量以廣義的農業生產為對象,投入變量確定為勞動力、資本與財政支農支出。巴羅和薩拉伊馬丁首先提出了包括政府公共支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15],本文以此為基礎并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將財政支農支出引入農業生產函數,在中性技術進步假設條件下表示為:
Y=AKαLβGγ(1)
其中,Y為農業生產的產出變量,這里用第一產業增加值來表示;A為一個常數,反映了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K為農業生產中的固定資本投入,用第一產業固定資本形成額衡量;L為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投入,用第一產業年底從業人數衡量;G為財政支農支出,G1―G5分別代表了農業補貼G1、農田建設保護G2、農業綜合開發G3、農業技術推廣G4和農業合作經營G5;α、β、γ分別為各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
本文旨在分析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支農結構的最新變化,因而可根據上文財政支農支出的劃分口徑,將式(1)改為如下形式:
Y=AKαLβGγ11Gγ22Gγ33Gγ44Gγ55(2)
對式(2)兩邊取對數,并引入隨機誤差項μ,可得需要估計的計量模型如下:
lnY=lnA+αlnK+βlnL+γ1lnG1+γ2lnG2+γ3lnG3+γ4lnG4+γ5lnG5+μ(3)
其中,Y、K、L的數據來自于2008―2013年《江蘇統計年鑒》,財政支農支出G1―G5數據來自于江蘇省財政廳,Y、K、G均以萬元計量,L以萬人計量。國內傳統研究通常采用GDP指數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數據進行縮減處理,但本文中的五類支農支出性質和用途各不相同,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統一指數進行平減,為了使研究數據保持準確一致,經驗分析均采用當年價格表示的名義值。下文將以江蘇13個省轄市2007―2012年市級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建立江蘇農業經濟增長與財政支農支出的面板數據模型,該模型不但可以描述樣本數據的規律,還能捕捉各個省轄市之間的交互影響與區域差異。
(二)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生產的結構分析
本文研究對象的樣本區間為2007―2012年,橫截面為江蘇13個省轄市。先進行F統計量檢驗以確定面板數據的模型形式,判斷采用混合回歸模型還是個體效應模型[16]。利用STATA11軟件計算得到:F(12,58)=37.8800,Prob>F=0.0000。查閱F分布表得到5%顯著水平下臨界值為2.0300,因而拒絕原假設,應建立個體效應模型而非混合回歸模型。再進一步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卡方統計量為39.8200,接受原假設的概率為0.0000,因此,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則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此時模型方程的擬合度比較好,R2= 0.9522,F(7,58)= 164.8800,Prob>F=0.0000。
本文最終采用離差變換最小二乘估計法進行估計,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資本投入K的系數顯著為正,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比較顯著,反映現階段農業生產對固定資本有著非常旺盛的需求。勞動力投入L與農業經濟增長負相關,產出彈性系數非常小且不顯著,說明同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過多,富余人員過多導致實證檢驗呈現負效應[17]。總的來看,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了明顯的促進與帶動作用,五類支出中農業補貼G1和農業合作經營G5的正向影響最為顯著,農田建設保護G2和農業技術推廣G4的效果相對弱些,而農業綜合開發G3沒有顯著作用。具體作用機制分析如下:(1)農業補貼G1。G1主要是為了促進農業生產而給予農民直接或間接的資金支持,該項支出不僅可以減少農民的生產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模型結果表明,在五類支出中,G1不僅正向影響非常顯著,而且彈性系數也是最大的,因此,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與效率,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提高農業補貼的額度。(2)農田建設保護G2。G2主要用于對現有農田的保護和農田水利建設,目的是提高農業土地的生產效率。農田保護會抑制當前農業生產的規模擴張,模型結果也說明G2的作用效果的確要相對弱些。不過其效應發揮存在一定滯后性,在現階段農業面源污染比較嚴重的情況下,該項支出的長期意義非常重大。(3)農業綜合開發G3。G3一方面用于土地治理和產業化經營,提升現有土地的產出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開發新的農地資源,主要是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灘涂開發利用。G3的根本目的是緩解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的矛盾,雖然模型結果表明其系數并不顯著,但該項支出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非常深遠,不過短期作用效果難以體現而已。(4)農業技術推廣G4。G4主要用于加強農民技能培訓以及先進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江蘇農業生產已進入科技興農階段,該項支出應該對農業生產有正向促進作用,模型結果也說明其產生了一定的效果,系數大小僅次于G1,但顯著性要差一些。發展現代農業離不開農業科技的推廣運用,因此,長期來看G4的作用仍然不可缺少。(5)農業合作經營G5。G5主要用于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補貼和資助,目的是促進農業規模化和產業化經營,江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位居全國前列,這與政府的財政支持密不可分。模型結果說明該項支出的確正向影響非常顯著,僅次于G1的作用效果,這也是江蘇近年來農業經濟的亮點之一,因而未來仍需要進一步加大對G5的資金支持力度。
(三)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生產的區域差異分析
由于江蘇內部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鴻溝,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域差異。為了對比分析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財政支農支出作用機制的區域差異,本文將針對這三大地區的樣本數據,分別建立各自的實證分析模型[18]。與上文全省結構分析遵循同樣的研究步驟,F統計量和H統計量的檢驗結果表明,三大地區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分析同樣應該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詳細過程此處省略,具體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資本投入K和勞動力投入L在三大地區的作用效果相似,固定資本投入K對農業生產有顯著正向影響,勞動力投入L則影響不顯著。這與上文全省實證分析的結果一致,也符合當前農業生產的現實。此外,三大地區常數項的檢驗結果表明,蘇南和蘇北地區農業綜合生產力水平要強于蘇中地區。總的來看,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與促進作用在蘇南地區效果要明顯好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這說明雖然近年來江蘇財政加大了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的支持力度,但由于歷史與現實原因仍不能有效滿足兩地區農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未來還有待進一步改進。
另外,五類支農支出影響效應的發揮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農業補貼G1在蘇南地區的效果好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這是因為蘇南地區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很小,而蘇中和蘇北地區則由于農業經濟規模太大從而導致補貼資金相對不足、效果遜色。農田建設保護G2只在蘇北地區沒有顯著影響,因為蘇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當農地休耕保護時,在短期內會受到負面沖擊,相比之下,蘇南和蘇中地區反而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不過蘇北地區長期仍是向好的。農業綜合開發G3只在蘇北地區產生了一定效果,因為蘇北地區農業產業化經營潛力很大,而且灘涂資源也主要集中在蘇北沿海地區,蘇南和蘇中地區則是進行耕地置換補償。由于灘涂開發意義重大且全省廣泛受益,需要另行分析,本文不對此進行單獨分析。農業技術推廣G4在蘇中和蘇北地區效果好于蘇南地區,在蘇北地區影響系數更大,這同樣是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有關,蘇中和蘇北地區有推廣利用先進農業技術的潛在需要。農業合作經營G5在三大地區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近年來,江蘇加大了對農業合作社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三大地區作用效果的區別與地方政府財政實力以及政策支持力度有關,如果后續資金能夠跟上,其效應的發揮可進一步提高。
綜上所述,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有著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無論是結構分析還是區域差異對比分析,五類支農支出中農業補貼G1和農業合作經營G5的作用效果都是最優的。不過上文對二者影響效應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具體,應該對其作用機制進行重點探索,因此,下文進行詳細分析。
四、農業補貼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農業補貼政策在增加糧食生產、減輕農民負擔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國內傳統研究通常針對農業“四補貼”政策,與之不同,本文采用了全新的研究口徑[19]。為了深入分析G1的作用機制,本文根據江蘇省財政廳提供的原始數據,將G1進一步細分為農業結構調整補貼GNS、農業生產資料與技術補貼GNT、農業生產保險補貼GNI和農資綜合補貼GNC。考慮到農業生產中糧食產量與農業補貼緊密聯系,本文選擇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從農業補貼的視角對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進行研究。采用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模型,假定技術進步是中性的,本文以C-D生產函數形式構建糧食生產隨機前沿模型如下:
lnYFit=β0+β1lnGNSit+β2lnGNTit+β3lnGNIit+β4lnGNCit+β5lnKit+β6lnLit+β7lnFit+Vit-Uit (4)
其中,i=1,2,…,13,表示江蘇的13個省轄市;t為年份,本文選擇2007―2012年;YFit為產出變量,用糧食總產量表示;Kit為糧食生產過程中的機械動力投入;Lit為勞動力投入;Fit為化肥投入;
Vit ~ N(0、σv2)為隨機誤差項,表示樣本單元在生產中不能控制的因素;Uit為技術效率損失,是非負隨機變量,且獨立于Vit,通常假定Uit ~ N(mit、σu2),模型中假定mit=Zitδ。本文構建的技術效率損失函數選取了3個衡量指標及1個地區的虛擬變量,具體表達式如下:
mit=δ0+δ1Z1+δ2Z2+δ3Z3+δ4Z4(5)
其中,Z1為有效灌溉率,用有效灌溉面積/年末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來表示;Z2為農業總產值占地區GDP的比重;Z3為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Z4為地區虛擬變量,以區分第二、第三產業非常發達的蘇南地區和農業處于比較重要地位的蘇中和蘇北地區,蘇南5市為1,其他皆為0。
(二)模型估計結果
基于Frontier 4.10,本文采用一步法對糧食生產函數模型和效率損失模型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
1.生產函數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從表4中可以看出,機械動力投入K對糧食生產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效用發揮有待改進,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農作物需要的機械動力不同。勞動力投入L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說明勞動力投入存在過量現象,導致不必要的人力資本浪費。化肥投入F對糧食生產有著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遠大于K和L,說明江蘇糧食生產非常依賴化肥投入,可能存在過度施肥現象。總之,在江蘇糧食生產的過程中,物質要素投入比勞動力更能帶來產量效益。
總體而言,農業補貼的作用效果優于其他投入要素,四類補貼的影響效應各不相同:(1)農業結構調整補貼GNS系數為負且并不顯著。該項支出用于推廣應用先進農業科技、發展現代農業,作用效果存在一定滯后性,而且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難度很大,未來仍需加大投入。(2)農業生產資料與技術補貼GNT系數顯著為正且數值最大。該項支出用于補貼農民購買、使用相關生產資料及技術設備,覆蓋整個糧食生產過程,模型結果說明其的確起到了促進糧食生產的作用。(3)農業生產保險補貼GNI系數也顯著為正,效果僅次于GNT。該項支出用于購買相關農業保險的資助,免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有利于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4)農資綜合補貼GNC系數為正,正向影響弱于GNT和GNI。該項支出是對農民購買農業生產資料(包括化肥、柴油、種子等)實行的直接補貼,覆蓋范圍和力度要遜于GNT,因而效果差一些。
2.效率損失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效率損失模型中各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各有不同:(1)有效灌溉率Z1系滴負,對技術效率有一定正向影響,這既說明有效灌概率的提高對糧食生產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說明現階段江蘇各市農業灌溉條件方面已差別不大。(2)農業總產值占地區GDP比重Z2系數為負,與Z1類似,也對技術效率有一定正向影響,說明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時,農業的競爭優勢會受到沖擊,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也會有所下降。(3)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Z3系數為正,對技術效率存在明顯負向影響。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提升反而導致技術效率下降,看似不符合常理,其實是因為蘇中和蘇北地區農業經濟規模龐大,從而導致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低于農業急劇萎縮的蘇南地區,而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要落后于農業占據主導地位的蘇中和蘇北地區。(4)地區虛擬變量Z4系數為正,對技術效率有著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與Z3類似,同樣說明蘇南地區糧食生產效率顯著低于蘇中和蘇北地區,國內學者的前期研究表明,2006年前后蘇南地區糧食生產效率明顯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但近年來,蘇中和蘇北地區在國家宏觀政策層面的大力支持下已經開始逐漸趕超蘇南地區。
五、農業合作經營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農業合作社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世界各國農業領域的重要組織形式,其可以實現單個農戶無法實現的集體功能[20]。與國內現有研究側重微觀分析不同,本文重點從政府財政的宏觀層面分析農業合作社的積極作用。考慮到現階段種植類農業合作社是江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體構成,同時也是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本文將以狹義的種植農業為對象,深入分析農業合作經營G5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根據農業投入產出的基本原理,同時為了減少數據波動和消除異方差性,采用雙對數生產函數模型如下:
lnYC=α+β1lnWl+β2lnWk+β3lnWf+γlnG5+μ(6)
其中,YC為不包括林牧漁在內的狹義農業總產值;α為常數項;β1、β2、β3、γ為各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μ為隨機誤差項;Wl、Wk、Wf分別為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投入、機械動力投入和化肥投入;G5為政府財政對農業合作社的資金支持和補貼。
(二)模型估計結果
下文將通過江蘇13個省轄市的市級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為了確定模型形式先進行F統計量檢驗,利用STATA11軟件計算得到:F(12,61)=26.7000,Prob>F=0.0000。查閱F分布表,結果拒絕原假設,則應建立個體效應模型。隨后進行Hausman檢驗,計算得到卡方統計量值為49.3700,接受原假設的概率為0.0000,因而拒絕原假設,則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以及相應的估計方法。此時模型方程的擬合度比較好,R2= 0.9026,F(4,61)= 141.2900,Prob>F=0.0000。這里同樣采用離差變換最小二乘估計法進行估計,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中可以看出,勞動力投入Wl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存在富余勞動力,應繼續推廣農業規模經營,轉移剩余勞動力。機械動力投入Wk的系數顯著為正,且數值最大,說明對各種農業機械的需求還是比較旺盛,未來應該繼續加大資助。化肥投入Wf的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說明可能是由于過度施肥導致了化肥影響效應下降,為了減輕農業面源污染應該合理使用化肥。總的來說,勞動力、機械和化肥等要素的影響效應與前文農業補貼中的分析除系數顯著性有所區別外,所得結論基本一致。
前文財政支農支出結構分析的結果表明,農業合作經營G5對農業生產有著非常明顯的促進與帶動作用。表5的結果同樣也說明了這一點,農業合作經營G5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其對農業生產的正向影響非常明顯。但與此同時,由于資金支持規模的限制,相對于其他投入要素,農業合作經營G5的彈性系數還比較小,并沒有充分發揮其潛在的影響效應,未來提升空間很大,迫切需要政府財政的廣泛重視。雖然目前江蘇在農業合作社的普及推廣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在全國也處于領先地位,但江蘇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已從初期的數量擴張過渡到質量提升的新階段,無論是合作社覆蓋范圍還是產業深度都需要進一步的優化改進,發展方向的轉變亦需要政府財政未來全方位的支持和鼓勵,同時還要給予政策、稅收等方面的優惠。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生產的研究,證明了前文在理論上所做出的推斷:不同性質的財政支農支出影響效應存在差異,農業補貼、農業合作經營支出更能促進與帶動農業生產;財政支農支出在不同地區間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異,在蘇南地區效果要明顯好于蘇中和蘇北地區。為了更好地發揮財政支農支出的影響效應,提升支農資金的政策績效,未來江蘇要繼續加大投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的要求建立支農資金長效穩定增長機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積極優化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江蘇財政支農政策應突出重點,在努力保持農田建設保護、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業技術推廣現有資金規模的前提下,應將更多的資金用于支持農業補貼和農業合作經營等領域,以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努力提升財政支農支出的區域配置績效。為了促進全省農業經濟平衡發展,省級財政層面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照顧和扶持,以彌補由地區經濟水平差距導致的支農資金不足,同時也要注重完善兩地區支農資金的配套體系和制度建設。(3)合理利用農業補貼促進江蘇糧食生產。四類農業補貼作用效果各有側重,在努力發揮農業生產資料與技術補貼、農業生產保險補貼影響效應的基礎上,可將更多的資金用于農業結構調整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以獲得更好的長期效果。(4)大力發展農業合作社促進農業生產。農業合作社的增產潛力很大,未來既要加大重視程度,積極增加專項資金投入,又要對各種類型的農業合作社廣泛扶持,推行企業化、產業化經營戰略,更要真正落實相關資金使用的監督管理,避免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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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業財政政策,政策目標,政策內容,發展方向
一、農業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
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不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作用。作為宏觀調控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農業財政政策,更是各國政府用于支持和保護農業,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手段。雖然各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不同,但政府農業財政政策的目標大體是一致的,主要目標有三個:
1、生產目標。
即促進農業增產。在二戰前后,發達國家中的很多國家農產品都不足,例如歐洲的法國、德國、瑞典等國,亞洲的日本等國,各屆政府都很重視農業的增產和農產品的自求平衡。例如,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歷屆瑞典政府都把建立一個穩定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體系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以保證國內主要農產品的自給有余,特別是保證國家緊急狀態下如戰爭時期的糧食供應。日本至今仍把農業增產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政策內容,以滿足國內農產品的需求(牟愛春,2003)。
2、收入目標。
穩定提高農業生產者的收入水平,縮小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收入差距,保證他們收入水平的基本平衡。工業化國家的經濟雖然從總體上說很發達,但由于農業是一個受自然條件制約很大的部門,農民的收入相對較低,而且不穩定,特別是對于那些經營規模小、技術和管理水平低、自然條件較差地區的農民,如何增加他們的收入,一直是各國政府十分重視的問題。
3、效率目標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包括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農產品的價格要合理,在國內能為消費者所接受,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能力;另一層意思是要實現農業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護農業的生態環境。在以前農產品生產不足的時期,各國都很注意生產目標,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產品剩余的出現,以及自由貿易的發展,各國政府不僅注意農產品的產量,更注重產品的質量和成本,更注意農業的持續、長遠、穩定發展。
各國財政政策的目標基本是這三個,不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策目標的重點或次序有所不同。例如,以前生產目標優先,目前效率目標優先,但增加農民收入在各個階段都是重要的政策目標。
二、各國農業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
1、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和投資,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近年來,各國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兩個重點:一是重點支持生態農業建設政策內容,二是重點支持欠發達地區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例如美國為了保護土地和自然資源,政府推行停耕、限耕政策,對停耕或限耕的土地給予補貼(吉力、林楨,2003)。法國對于投資于西部、西南部、中部和東部等落后地區的工礦企業給予各種優惠,包括搬遷補貼、稅收優惠、減收地價費、燃料費及其他獎勵措施等。瑞典從20世紀40年代起就對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加強了投資和補貼,以遏制這些地區的人口和資金外流,并且對退耕還林的農民按公頃給予補貼(牟愛春,2003)。
2、通過財政補貼和關稅政策保護國內主要農產品的生產
目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對本國農業給予了保護,保護的手段主要是財政補貼和關稅杠桿。財政補貼主要有價格補貼及其他補貼,包括目標價格補貼,最低價格補貼,出口價格補貼等。目標價格補貼是對農產品規定一個計劃價格,當農產品的價格低于這個價格時,政府就給予補貼,瑞典、日本都實行過這種補貼。最低價格補貼是指對農產品規定一個最低收購價格,當市場上的農產品價格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保證價格時,政府就組織收購,對收購的公司給予補貼,歐盟、日本、美國等國都有這種補貼(馮青松、孫杭生,2004)。出口補貼是為了鼓勵本國農產品出口,解決國內農產品過剩的一種措施。如歐盟對于出口到非歐盟國家的農產品,對其高于國際市場的價差部分給予補貼。美國政府更重視農產品的出口,對于國內收購的過剩農產品,政府通過發放貸款和價格補貼等辦法,支持農產品出口,另外還通過對別國的各種“援助”傾銷農產品。關稅保護是很多國家用于保護本國農業,防止國外農產品低價傾銷競爭的重要措施。如瑞典實行浮動稅率,即當國外農產品進口的價格低于國內同類農產品價格時政策內容,關稅稅率自動上浮,直到關稅使進口農產品的價格與國內市場農產品的價格基本一致。目前歐盟對進口農產品征收差價稅,涉及酒類、水果、蔬菜、花卉、蛋、禽、肉等。
3、運用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支持改善農業結構和提高生產效率
各國主要的做法有:
(1)對農業結構的調整給予財政補貼。歐盟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旨在完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生產率。共同農業政策對得到批準的各成員國的單獨項目和共同體計劃項目提供資助。①
(2)支持農業的科技進步,幫助農民提高經營管理和科技水平,主要是支持農業的科技研究和推廣。例如美國從19世紀就通過撥給各州公用地,讓其出售公用地再創辦一所農學院或有機械系的大學,以發展農業教育論文開題報告范文。聯邦政府又從出售公用地的收入中給各州撥款,幫助建立農業實驗站。1914年國會通過法令規定聯邦政府向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在各州及縣內建立農業推廣組織,從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同時,各州政府也對農業教育、研究和推廣進行資助。(吉力、林楨,2003)
(3)支持農場的規模化經營。這是很多國家的共同做法。從50年代到70年代,瑞典政府對農場的合并提供直接補助,目前該國的農場平均規模為30公頃,平原地區達到了50公頃。澳大利亞政府在1992年實行了一項新的“農業調整計劃”,對農場為提高生產能力的貸款提供利率補貼,提供貸款支持農場升級和提高財產管理能力。澳大利亞政府還對離開農業的人給予補貼和貸款,以幫助他們尋找新的職業。②
(4)支持農業產、加、銷一體化。為了提高小農場的競爭能力,澳大利亞政府提出了支持“農業綜合企業”發展,即改變以前對農業只看生產,忽視農產品加工、運輸、儲藏和銷售的做法,而是把他們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對待,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農產品的收益率,增加了農民收入,還幫助農場特別是小農場提高了效率。瑞典、法國等國的農業合作社,都是農業產加銷一條龍、系列化的范例,該項改革對農業效率的提高和農民的增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③
4、運用社會保障政策、補貼和稅收政策等穩定農民的收入水平。
例如瑞典作為一個高福利的國家,其福利政策的最大優點是推行了普遍的社會保險金制度政策內容,不僅為非農業勞動者而且為農民制定了較完備的社會保險計劃,包括救濟金計劃、勞動安全計劃、農民社會保險計劃、奶業農民提前退休計劃、欠收保險計劃等。澳大利亞為了穩定農民的收入,針對其旱災多的問題,制定了旱災政策,主要內容有:政府幫助農民實施風險管理,通過收入平等保證金和農場管理債券,讓農民按照公共管理計劃把農場的收入儲蓄起來,以備農場需要時抽回資金。政府還實行收入平均稅方案,以確保農民和其他收入波動較大的人與那些有穩定收入的人以同樣的稅率交稅;對于遭受特大旱災的農民提供福利補貼。
三、我國農業財政政策的發展方向
在現階段,采取適當的財政政策與措施對農業加以適度保護是必需的。財政與農業的關系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從農業獲取積累的階段、向農業回報的階段、逐漸減少補貼的階段。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已進入第三階段,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業所處的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因此,我國財政與農業的關系正處于向農業回報的階段。在現階段,加大農業財政投入,提高農業保護水平,并逐步向農業支持過渡,是必不可少的。
1、應建立和健全農業政策保護體系,為農業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從美、歐、日的經驗來看,他們實施農業保護政策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不僅促進了農業的穩定發展,而且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又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農業還非常落后,農村市場不發達,農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嚴重制約了整個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內容,對農業的保護勢在必行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2、應有效增加農業財政資金投入。
我國農業落后,農業的GDP占比大,農業人口多,農戶經營規模小,農業商品化率低,農戶自我積累能力弱,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農業生產率低。相對于其他產業而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尤其是財政投入的支持,農業就難以保持健康發展。而且,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以農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規模小,農業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農業科技的推廣與應用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國家對農業的財政投入將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證財政支農資金優先供應,對擠占和挪用財政支農資金的要嚴肅處理,使財政支農資金能夠按要求進度正常撥付。同時逐步完善財政支農資金的政策引導機制。不僅財政本身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業投入,而且要引導社會各方面增加對農業投入,包括預算外資金、信貸資金、農村集體資金、農民家庭資金、外資,要采取各種政策手段,如稅收、貼息、投資、補貼、債券等來達到引導社會增加農業投入的目的。
3、應選擇切實可行的農業財政補貼方式
我國現階段農業保護水平還比較低,再加上我國農業本身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地位突出,農業的弱勢特征明顯,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尤其是加大財政對農業的補貼仍然是一項重要政策。但由于財力有限政策內容,不可能做到已大量資金反哺農業,其目前環境下,農產品價格對農業的刺激作用已相當弱化,價格補貼在我國受到了許多限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的重點,應從市場流通領域調整到農業生產領域,即農業生產能力的提高方面。除了保留對農民一定的直接收入補貼外,還應增加科技投入補貼、對農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等) 的補貼、其他收入補貼等。另外,當前農村的非稅負擔沉重,采取相應措施減輕農民負擔,如鄉村機構人員工資由財政支付,農民子女的義務教育支出由財政全額負擔,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補助由財政統籌等,這些措施雖非財政補貼之內涵,但卻實際有效的起到了財政補貼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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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武川縣是農牧交錯帶的核心地區。通過入戶調查,我們了解了到其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現狀,研究結果表明:自生態退耕以來,農村外出打工人員增加,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農民意識得到一定提高,有超過一半的農民仍愿意繼續種地,承包、轉包、租用的土地使用方式共存。農業政策更有利于農民增收,生態環境沒有明顯改善,旱、蟲災嚴重;農資投入比例明顯增大,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業技術推廣普及率低。實證研究結論可為當地政府在制定農牧業科技、災害防治規劃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依據。
[論文關鍵詞]農牧交錯帶;社會發展狀況;武川縣;實證研究
農牧交錯帶具有突出的過渡性和邊際效應性。該區生態環境脆弱,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尤其是近代以來,生態環境惡化呈加劇趨勢,農牧交錯帶可持續發展成為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當前農牧交錯帶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以生態環境的惡化,經濟文化發展滯后,農牧業生產力水平低而不穩,氣象災害發生頻繁等為主。對此許多學者從宏觀角度提出該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以及戰略構想。針對農牧交錯帶土地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也做了多方面的調查和研究,研究成果頗豐。本文從農戶調查人手,試圖尋找影響農牧交錯帶社會發展因素,以期對本區域的相關研究有所幫助。
一、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武川縣屬典型的山地丘陵區,山地面積占全縣土地面積的48,境內多為季節性間歇河流,氣候屬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多年平均年降雨量為350mm,降水主要集中在7~8月份,年蒸發量約是降水量的5倍多,故而有“十年九旱”之說。年平均溫度2.7c,無霜期90—120d,年平均風速3m/s。土壤以栗鈣土為主,有機質含量低,土質疏松,易風蝕沙化,年平均土壤風蝕總量達73t。嚴重的風蝕沙化,致使土壤表層肥沃土壤被侵蝕,肥力下降,生產能力不高,糧食產量低而不穩,嚴重制約著本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研究方法與內容
1.研究方法。本次研究選取武川縣哈樂鎮巨寶莊村、泉子溝村、黃羊渠村、巴獨龍貴村、哈拉慶渠村五個自然村進行入戶調查(見圖1)。利用spss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分析。
2.農牧交錯帶社會發展狀況分析。在本次調查中選取家庭狀況、農民意識、農業政策、生態環境與旱、蟲災作為社會發展變化分析因子。家庭狀況包括家庭人口、家庭收入;農民意識包括種地意愿、農資更新意識;農業政策包括土地使用權的來源、農業貸款、基礎設施建設。分析結果如下:
(1)家庭人口。被調查區域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動,主要表現為務農人員減少、適婚女性外嫁兩方面。在被調查的56戶家庭中務農人口由退耕前的127人降到退耕后的l18人(見表1),其主要原因是武川縣2005—2007連續三年大旱,外出打工更容易使農民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多的收入。
(2)家庭收入。農業收入在家庭總收人中占有較大的比重,見表2。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總是由低值向高值轉移,耕地種植由低值的糧食作物向高值的芥菜籽、馬鈴薯等經濟作物轉移,這在農業結構調整中表現尤為突出]。化肥、農藥、地膜等農用物資投入力度加大,使馬鈴薯的產量大幅度增加,平均產量由原來的6750kg/hm增加到現在的9750kg/hm。,同時馬鈴薯單價提高了一倍,從而使得農民收入有較大的提高。農業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使農業“靠天吃飯“的依賴性相對減弱,國家對農業的惠農政策是農民收入增加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3.農民意識。種地意愿。在整個調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農民普遍對于辛勤勞作與微薄收入之間不成比例的狀況有一種不滿而又無奈的情緒。在對種地意愿的調查中選擇“愿意種田”的占57.1%,不愿意種田的主要集中在“種田太辛苦”、“收入相對低”、“生產資料價格高”等,可以總結為勞動付出與所得的失衡。但即使如此,超過一半的農民仍然愿意種田。“是農民就應該種田”、“起碼可以解決自家的吃飯問題”。表明農業對農民仍然是一種生存的基本保障,在調查中“可以維持生計”、“自給自足”、“解決吃糧問題”類似的表述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4.農資更新意識。農民對農資需求、更新有自己的認識。退耕前農資基本上每年更新的占1.8%,大概兩三年更新的占5.4%,幾乎不更新的占92.9%;而退耕后基本上每年都更新的達92.9%,大概兩三年更新的占3.6%,幾乎不更新的僅占1.8%,見表3,對比退耕后農民對于農資的更新意識明顯提高。
5.農業政策。農業土地使用權來源。改革初期實行的土地,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民收入穩步增長。經過兩輪承包合同簽訂與變更,被調查農戶中屬于土地轉包、租用的占17.9%,其余為直接承包村集體土地,承包、轉包、土地使用方式共存。2004年國家實施“三農”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惠農政策,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也進一步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6.農業貸款。生態退耕以來,武川縣農業貸款政策主要表現在:為加大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力度和養殖業扶持力度,延長貸款期限,加大額度。如以前農村信用社支農貸款一般為半年期或1年期的小額貸款,一般額度為1000—3000元,現在為2年或3年貸款,貸款額度適當放大到3—5萬左右。另外,在支農貸款上開展適當延期還貸工作。2007年,武川縣遭受多年不遇的旱災影響,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銳減,有的入不敷出,還貸成了嚴重問題。在調查關于農業貸款中有92.9%的農戶認為,現在農業貸款的數目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更容易從銀行中貸款用于農業生產,農業貸款的額度由原來1000—3000元增加到萬元以上。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研究區域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帶,基礎設施在農業生產中尤為重要。在本次調查中發現,武川縣農業基礎設施近年沒有明顯改善,農民對灌溉設施的需求意識越來越強烈。絕大多數人認為灌溉設施不夠,只有少數人認為灌溉設施的成本太高,沒有足夠的資金,農民希望政府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生態環境與旱、蟲災情況。本次調查發現武川縣生態環境退耕前后沒有明顯改善:有71.4的被調查戶認為當地樹木的數量減少,91.1%的農民認為土壤明顯變干,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2007年是武川縣旱災較為嚴重的一年。全年降水量僅為103mm,比正常年份同期降水量減少161mm,是有氣象記錄以來降水最少的年份之一。當年旱情涉及全縣8個鄉鎮,嚴重的影響了當地農民的收入。
農牧交錯帶農業科技水平發展。農資投入對比分析。農資是農民在土地利用中投入的部分,農資投入的多少由農民對其作用的認識水平及家庭總收入決定。退耕后農民農資的投入由原來的1866元增加到4415元。農民對農資的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大,退耕前農資投入比重小于44的占被調查戶數的78.6%,而退耕后大于30的比重是被調查戶數的83.9%,由此可見農民對化肥、農藥、優良種子的投人力度加大,農民意識到化肥、農藥、優良種子對產量的影響比較大(見圖2)。
農用機械數量對比分析。農機是農業生產現代化的重要裝備,在提高農業生產力、實現農業集約經營、增強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等方面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本次調查以農用四輪車為調查對象,退耕前擁有農用四輪車21輛,占調查的37.5%;退耕后新增農用機械28輛占調查總數的50.0% (見表4)。退耕前后耕作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20世紀90年代主要是人力加畜力的耕作方式,而現在的耕作方式主要依賴于機械,其中機種收入的占60.7%,機種機收的占39.3%。武川縣機械數量增加明顯增加,機械化水平得到提高。
農業科技推廣情況。本次調查主要圍繞農業技術推廣的三個方面,調查結果表明:農業生產技術對生產很有幫助的占12.5%,對實際沒有幫助的占1.8%,沒有得到幫助的占85.7%,很顯然在農業技術推廣中得到幫助的僅占14.3%。農民對農業知識嚴重缺乏,所掌握的農業技術主要還是靠經驗累積,普遍對農業新技術不太了解。原因主要是:現有基層農業技術服務機構缺少專項推廣經費,造成推廣手段落后,致使農技服務只能停留在傳統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推廣新品種、新技術的日常指導不夠,不能滿足農民需求;農業科技人員工作辛苦,工作環境惡劣,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福利待遇低的現狀,導致大批農業技術人員紛紛跳出“農門”。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武川縣實證研究可以得出,退耕前后的10年中,務農人員相對減少、外出打工人員增加,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農民意識得到一定提高,有超過一半的農民仍愿意繼續種地,農資更新更加頻繁;承包、轉包、租用的土地使用方式共存,土地利用方式更加合理;農業政策更有利于農民增收;生態環境沒有明顯改善,旱、蟲災嚴重;農資投入比例明顯增大,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業技術推廣普及率低。
關鍵詞:農村金融服務;調查:思考
摘要: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涉農金融構如何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務,是目前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本文從轄內農村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及金融服務狀況的調查入手,分析了轄區農村金融在支持“三農”發展和服務中還存在哪些難題和障礙,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一、承德市農村金融支持“三農”發展情況
(一)金融支農力度不斷加大
據統計,到2009年6月末,承德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560.4億元,比年初增加129.6億元,其中涉農金融機構貸款余額231.4億元,比年初增加61.6億元.占比為41_3%.比去年同期增長34.4%。縣域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208.6億元,占全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37.2%.比年初增加46.6億元,增長22.3%。縣域金融機構貸款中,三家“農”字金融機構貸款占比達到78.1%,其中農業發展銀行30.1億元占14.4%,農業銀行19.6億元占9.4%,農村信用社l13.7億元占54.5%。縣域貸款中81%為涉農貸款。從貸款投向看,農戶貸款106.3億元,比年初增加27.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4.7%,農村各類經濟組織貸款25.1億元,比年初增加7.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0.2%;從貸款用途看,農林牧貸款49.2億元,農村基礎設施貸款38.1億元。截至2009年6月末,轄區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產業化貸款余額為7.5億元,其中,僅農業發展銀行投放農業產業化貸款就達4.19億元.農業銀行2.7億元。
(二)央行積極開展窗口指導
人民銀行承德市中心支行繼續鼓勵和引導各金融機構拓寬信貸服務領域,創新信貸產品,完善擔保機制.改進服務方式,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支持有實力的農民工自主創業和返鄉創業,有效加大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出臺加大對“三農”信貸投放的扶持政策,為金融機構積極拓展“三農”服務保駕護航。一是利用小額擔保貸款等方式加大對農民212返鄉創業就業的信貸支持,如豐寧縣支行在組織農村信用聯社深入企業和農戶進行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工哺農”、“以農促工”的窗口指導意見,并指導農村信用聯社在工礦企業較多的鄉鎮開辦了“農戶借款、企業擔保、農戶到擔保企業務工、企業用農戶務工收入還款”業務,截至2009年6月末發放此項貸款余額5647萬元.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二是積極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活躍農村消費市場;三是進一步加大對符合信貸條件的鄉鎮企業、縣域經濟勞動密集型小企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信貸支持.發揮其輻射拉動作用,擴大農民工就業市場容量,鼓勵和支持農民工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四是加強外匯管理和政策宣傳.為出國務工農民提供優質外匯服務;五是成立反假貨幣工作站。截至2009年6月末,全市已有215家反假貨幣工作站掛牌.約有400多名反假貨幣義務宣傳員,縣域反假宣傳員184名,占全市的85%。
(三)涉農金融服務產品不斷增加
農村信用社加大投放,實行信貸“增量、擴面、延伸”。截至2009年末6月末,全轄累放農戶貸款77.39億元,農戶貸款面達59%;全轄建立農戶信用檔案40萬戶,評定信用戶29.38萬戶、授信企業500余家.總授信額度達50億元。創新和推出了農民工返鄉創業貸款、勞動力轉移培訓貸款、財政貼息貸款、社團貸款和“個貸企還”等新型信貸產品。同時切實加強農村支付清算系統建設,近期推出了信通卡.全轄377家基層農村信用社開通了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6月末,累計發放農民工銀行卡4萬余張。為農民存取款提供了方便:農業發展銀行在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綜合開發方面實現了突破,截至2009年6月末,共向以上兩方面投入資金達14.3億元,比年初增長101.5%。農業銀行今年以來利用“三農”課堂.對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進行培訓.通過發放惠農卡.推廣小額農戶貸款業務,提高了辦貸效率,有效地緩解了農民貸款難問題.在8個縣支行分別組建了“三農”業務工作組,并選派業務骨干充實“三農”業務客戶經理隊伍,全行“三農”業務工作人員已達75人,占員工總數的8%。截至6月末,農行累計發行惠農卡65734張,發放小額農戶貸款18000萬元,分別比年初增長1.1l倍和6.53倍,農戶小額貸款授信7500戶23250萬元;為1761個農戶注冊了個人網上銀行,為1075個農戶注冊了個人電話銀行.發展趨勢迅猛.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承德市商業銀行不斷延伸業務觸角,截至2009年6月末,在縣區設立分支機構4家,發放貸款13.22億元,成為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又一有生力量。
二、農村金融支持“三農”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資金供給不足難以滿足農村資金需求
一是由于承德轄區縣域經濟依然相對落后,經濟總量小、綜合實力弱、主導產業不強、經濟結構單一,以及基礎設施條件落后,交通不發達.加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放慢,全市鋼鐵冶金、建筑材料、房地產等主導產業面臨著愈加增大的市場風險。另外縣域信用環境建設與銀行貸款投放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農業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難以吸引金融資金向農村的流動。從調查情況看,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由于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信貸資金比較有限,很難滿足農村資金需求。2008年縣域生產總值較2000年年均增速為21.6%,而縣域金融機構貸款2008年較2000年年均增速為8.6%.貸款增速大大低于縣域經濟增速.農村信貸資金不能很好的滿足快速發展的農村經濟需要。二是近年來全市農村資金外流問題呈日益加劇的趨勢。2008年末,全市縣域金融機構存貸比為43.5%,較2006年下降11.1%,縣域金融機構上存資金達175.39億元,較2006年增長了106.4%。三是農村金融機構資金余缺不能相互調劑,一些農村信用社支農資金不足,而農行有資金但無機構,兩者不能有效結合,金融機構存量資金不能發揮作用。四是郵儲銀行資金有余,但因成立機構較晚,貸款種類較少,信貸資金投放受到限制.其所吸收的資金不能充分用于支持“三農”。如承德市郵政儲蓄銀行2009年6月末存款47.5億元,貸款1.38億元,只占存款的2.91%。
(二)農村金融機構覆蓋率低難以提高金融服務質量
據調查,2009年6月末,全市縣域銀行業金融機構427家(其中縣城以下機構313家),金融從業人員3156人.與2000年相比機構減少176家.與1995年相比減少358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覆蓋率較低.目前有l0個偏遠行政鄉沒有金融機構,成為金融服務的空白區。如農業銀行豐寧縣支行最多時有11個營業網點,目前只保留縣支行1個網點,縣城以下無營業網點。農村金融機構單一,全轄縣及縣以下農村信用社就有323家,占全部機構的75.6%,郵政儲蓄銀行66家(其中代辦機構57家),占15.5%。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場競爭,農村金融服務質量難以提高。
(三)金融產品短缺難以滿足農村金融多樣性的需求
一是農村既有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也有新型合作經濟組織,既有種植業、養殖業,也有個體工商業、運輸業,既有內銷企業,也有外貿出口企業.不同的客戶對信貸產品的需求不同,對金融服務的要求不一。目前承德轄區農村信貸產品品種有限,僅有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助學貸款、抵質押貸款等少數金融產品,很難適應農村經濟發展需要。二是信貸資金供求結構不盡合理據調查,全市前7個月的信貸資金投入是歷史上最高的,但是投入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的多,投入“三農”及實體經濟的少,金融機構對“三農”提供的信貸服務中,生產性貸款多,生活性貸款少。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農村信用社發放個人消費貸款5.41億元,僅占其貸款總額的5.04%。三是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對周期長、額度大的資金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農村信貸仍以短期化、小額周轉性貸款為主.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農村信用社短期貸款余額99.29億元,是中長期貸款的12.6倍。有的信用社因農業貸款風險較大,信貸投放有偏離農業的傾向.如某信用社2008年1—12月累計投放貸款954萬元,而鐵礦采選行業貸款就達790萬元,占比高達83%,農業貸款所剩無幾。農村信用社發放的小額貸款限額一般在1萬元左右,只能滿足簡單的農業生產,對于規模經營的資金需求明顯不足。同時,貸款期限設置不盡合理。
(四)結算和現金服務不到位難以滿足新農村多元化經濟結算的需要
截至2008年底,承德市轄區共開立各類結算賬戶1809505戶,其中鄉鎮賬戶619007戶。個人結算賬戶占總開戶的99.2%,所有金融機構全部接人個人身份聯網核查系統。但是轄區鄉鎮現代化支付系統覆蓋率低,支付結算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目前農村的支付結算仍以現金、支票和匯兌等傳統結算方式為主。
(五)金融資金高利率難以體現對農村經濟的支持
農業屬于弱勢產業,受自然條件影響非常明顯,風險較大,并且農業利潤較低.在貸款利率上應給予優惠,但事實并非如此。農村信用社在對“三農”貸款利率的執行上全部實行上浮,并且浮動幅度較大,一般都在50%一l30%之間.有的一浮到頂,達到基準利率的2_3倍,沒有真正體現對“三農”貸款利率上的優惠,與國家大力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同時,貸款難的問題依然突出,據調查,87%的農戶認為目前貸款不能滿足其生產和生活需求。農業貸款的高利率既增加了農民負擔,又降低了農業利潤,同時農村資金偏離農業問題的存在,不利于“三農”健康發展。
(六)嚴格的銀行內部管理制度制約了金融機構支農作用的發揮
一是貸款審批權限的限制。目前,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縣級支行除存單質押貸款外。基本上沒有其他貸款發放的審批權,貸款審批權集中在省市分行,農業發展銀行對小企業和產業龍頭企業貸款審批權也集中在省市分行,因欠發達地區符合上級行規定貸款條件的企業較少,有的即使符合條件但由于金額較小,貸款審批往往受到限制。二是嚴格的責任追究,影響了基層行和信貸人員貸款投放的積極性。貸款責任追究制度的不科學、不合理問題影響了基層行和信貸人員貸款發放的積極性,造成信貸人員不敢放貸、不愿放貸。
三、對策及建議
(一)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構建競爭有序的金融體系
一個分工有序、競爭充分的金融市場上.金融組織的結構應當是既有大型、中型金融組織.又有小型甚至超小型的金融組織。因此,要加快縣域國有商業銀行綜合改革步伐;引導農業銀行、農發行縣支行加大農田水利、農業開發、農產品加工及其生態環境建設的支持力度;發揮農村信用社多年在縣域經營經驗等優勢,在服務“三農”中繼續發揮金融主力軍作用;加快郵政儲蓄銀行建設,督促郵政儲蓄資金“取之于縣,用之于縣”;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讓不同類型、多種資本本著市場的原則進入農村,擴大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的試點范圍,提高農村銀行機構網點覆蓋率,形成種類多樣、自由競爭、覆蓋全面、互補互助、分區高效的銀行服務體系。放寬農村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使用限制,搞好區域內金融機構之間資金余缺的調劑,按規定在農村吸收的資金70%投放到農村使用,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二)人民銀行不斷完善對農村金融的信貸支持政策
鼓勵所有金融機構履行其社會責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提高對“三農”的資金供給能力。一是充分利用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增加農業投入,并根據農業生產特點適當延長貸款期限。實行彈性利率政策,適當向農產品加工企業和與“三農”經濟密切相關的二、三產業傾斜。二是適當限制支農資金利率上浮幅度,正確處理農村信用社自身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的關系。三是規定國有商業銀行投入支農資金的比例,財政按比例給予貼息,保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綜合開發和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所需要的支農資金。四是人民銀行適當降低縣域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對縣域和城市存款實行差別準備金管理。五是限定國有商業銀行資金上存比例,同時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將盈余資金調劑到當地農村金融機構,為當地農村金融開辟更為廣闊的資金來源渠道。
(三)積極推進金融創新,提供適合于農業經濟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金融部門在貸款投放上要積極配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把貸款投放到農村最需要的地方,促進“三農”又好又快發展。可以針對農村經濟的需求,積極進行信貸產品創新。一是貸款流程創新。充分考慮農業經濟的實際,重構適合縣域農業經濟的信貸流程,打造在無需擔保抵押的“少、短、快”資金需求渠道。二是信貸產品創新。在成本可算、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要量體裁衣,設計符合農業經濟需求的創業貸款、商鋪租賃貸款、整貸零還貸款等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三是服務領域創新。在服務縣域地區傳統項目貸款的基礎上,不斷拓展金融服務農業經濟的領域,開拓在家庭作坊、勞務輸出、專利創業項目等領域的信貸,根據不同的貸款對象,適當擴大擔保抵押品范圍,解決小企業和農戶貸款難問題滿足欠發達地區農業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四)適當下放貸款審批權限,完善貸款責任追究辦法
各級金融部門要結合信貸規模,積極調整貸款投放結構,簡化信貸審批程序,應根據不同地區農村資金需求情況和小企業、農戶生產經營和誠信狀況,適當下放流動資金貸款審批權限,實行“綜合授信”,使其能夠在確定的融資額度內隨時獲得貸款,為農村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務。制定科學的貸款獎懲管理辦法,對支農工作突出的基層機構和信貸人員給予獎勵。對貸款出現的風險,應分清主客觀原因,有區別的實行貸款責任追究,切忌實行“一刀切”,達到責權利相統一,保護信貸人員貸款支農的積極性。
(五)引導農村金融合理利率定價
目前,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已經放開了對小額貸款的利率限制,由金融機構自主決定利率水平。國際經驗證明,農村金融能否成功與利率政策關系極大,哪里分開了小額貸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規金融活動就能夠順利的開展起來。農民就能得益。因此,利率定價不能“一視同仁”,要分類客戶,制定差別化利率,同時考慮不同經濟收入農戶的承受水平,在擔保方式、貸款期限、還款方式方面因人而異,滿足農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成為制約新農村建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其中籌資機制的不完善是造成供給不足的關鍵所在。盡管這一問題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已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決。
1、籌資主體責任不明,存在本末倒置的現象
目前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但是作為政府籌資主體——中央、省級和基層政府三者間,在責任范圍以及相關籌資比例上尚不明確。例如教育一項準公共產品的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應有的義務劃分與投入責任卻顯得界限模糊,責任倒置。中央和省級掌握著約60%的財力,卻基本上只承擔少部分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縣鄉政府只掌握約20%的財力,卻承擔了絕大部分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1991-2006年,中央財政教育事業費支出占主要項目支出的比重,從3.44%降到2.86%,下降了0.58個百分點,降幅為16.86%;同期,盡管地方財政教育事業費支出比重也出現下降,但降速僅為5.48%。應該說,地方財政在教育發展方面做出了更大貢獻,承擔了更多責任。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衛生、文化和各項農村事業發展方面。
2、預算外籌資加重,存在向農民轉嫁成本的傾向
預算外財政收入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1991~2007年期間,我國預算外資金的絕對值增加了2.83倍,支出增加了3.25倍,并且在大多數年份,預算外收入和支出的增長幅度都超過了國家財政收支的增長速度。稅費改革后,地方尤其縣鄉財政收入的來源更為狹小,收支矛盾陡然加劇,于是預算外籌資被各級政府尤其是縣鄉政府作為彌補財政收入不足和滿足公共產品建設需要的一個重要手段。調查顯示,稅改后有關農村公共產品的群眾集資(主要形式為一事一議籌資)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由于“一事一議”制在實際操作中的弊端,諸如“事”權難辨,信息不暢,監督不力等,實際使其在法律層面失效。同時,由于這種預算外的籌資方式缺少對資金收入和使用的制度約束,最終有可能演變為政府各部門向農民集資、攤派甚至亂收費的趨勢,進而使農民成為公共產品成本的分攤者,變相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3、政策慣性作用,農村籌資能力欠缺
由于“以農促工”政策的歷史影響,一些政府籌資主體至今在觀念上不能與時俱進,潛意識里認為農村落后于城市是“合理的”。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這種思想不斷受到滌蕩,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農村區域間不平衡、農村落后于城市的格局并沒有徹底改變。城鄉之間的顯著差距不僅表現在道路、公共基礎設施上,更突出地反映在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和疾病預防及控制體系的建設等方面。以醫療衛生為例,我國農村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70%,但農村衛生費用僅占全國衛生費用的30%左右;同時,3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的醫療衛生資源。目前,只有少數幾個經濟發達的省份建立了農村醫療和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絕大多數省市區的農村在這方面僅處于籌備階段,有的甚至是空白狀態。在這種慣性思維作用下出現了城鄉公共產品的供給不公平,同時由于農村自身市場機制的不健全,村集體經濟的欠發達,導致農村金融產品單調,籌資渠道單一,農村自身的籌資能力欠缺,這方面尤以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明顯。
4、資金籌集缺少保障,長效機制難以建立
長效發展機制的建立,既需要公共財政來保障,也需要有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要求的融資機制。從公共財政的角度看,歐美國家均采取了相應的法律制度來給予足夠的經費投入保障。實際上,我國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1992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達到4%。應該說,這個指標是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屬于偏低的指標。即使如此,我國教育投入的這一比重到目前也仍未達到這一平均水平。如果按這一標準執行,以2006年的GDP——210871億元計算,教育投入應為8434.84億元,而實際投入為6348.36億元,前后相差2086.48億元,占當年教育投入的32.87%,國家財政教育經費支出實際比重為3.01%。但以筆者調查所及,目前能真正落實這一規定的在縣域比例上也不容樂觀。同時還存在一些本應投入到公共產品建設上的資金,不僅不能到位,相反還被用到其他方面。從市場化融資方面來看,由于農村缺少完善的市場運作方式,各地區的市場化程度不一,造成了農村融資能力方面的不平衡,資金不能完全通過市場的方式得以保障。即使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方,諸如如何保護投資者利益,如何實行多形式的經營和管理等問題依然亟待解決。而在經濟不發達地區,比較普遍采用的是各種非市場籌資,即接受來自國際和民間的資金援助。
二、農村公共產品籌資機制存在問題的原因透視
盡管目前影響籌資問題的根源諸多,但主要原因在于各級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以及籌資的保障措施不健全等,這些最終影響和制約了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1、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
首先,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稱造成各級政府對農村公共產品籌資責任劃分不清。現行體制下,中央與地方雖然劃分了財權,但事權仍是模糊交叉的,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權下放得過低,而財權卻抓得過緊,基層政府擔負著沉重的支出責任,而自身財政能力頗為有限。1994~2002年期間中央財權平均為52%,地方財權平均為48%;中央事權平均為30%,地方事權平均為70%。以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為例,鄉鎮財政負擔占78%,縣級財政負擔占9%,省市財政負擔占11%,而中央財政負擔占1%左右。本該由上級政府投資的公共產品,也在行政、財政體制改革的名義下,通過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甚至村民自治委員會都承擔了較多的責任,供給主體錯位現象嚴重。
其次,財權和事權不對稱也造成了預算外籌資方式的盛行。根據財政分權理論,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的提供。但目前,農村公共產品基本上是由基層政府提供的,基層政府的事權大于財權,承擔了許多本應該由上級政府承擔的支出。特別是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背景下,基層政府為了完成上級政府的要求和任務,在財政能力匱乏的情況下,必然要通過權力斂取不合理的收入應對不合理的事權,采用向農民集資與攤派,甚至亂收費的形式,用以彌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產生的財政能力不足和解決公共產品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無形中將一部分本應由國家負擔的支出轉嫁給了農民,使農民承受著與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相稱的負擔。
2、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國家從政策、財政上優先支持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和社會保障等,而投入農村的資金還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的實際需要。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農村和城市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發展道路,農村的公共產品大部分由農戶自籌資金建設,政府僅是給予一定限度的補貼,而城市中的各類公共產品,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在公共產品籌資上,城市優先于農村的現象也很突出。可以說這種非均衡的發展模式,直接造成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籌資渠道單一,渠道不暢,自身籌資能力降低,是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籌資問題的根源所在之一。盡管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逐漸被新的即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所替代,但同時在消費結構上也引發了城市對農村依存度的嚴重下降。總體來看,農村市場機制的健全與完善程度遠非城市,農村地區利用市場化手段進行籌資的能力大為減弱。
3、籌資機制的保障措施不健全
從目前農村公共產品籌資的發展情況看,無論是公共財政支持的模式還是通過市場融資的模式,都缺少應有的保障措施。首先,缺乏法律保障。我國還沒有明確形成關于農村公共產品籌資的法律法規。甚至規范性文件。既沒有確立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公共產品籌資和建設法,也沒有以法律形式將各籌資主體的責任明確,更沒有以法律形式規定將國民經濟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到公共產品的建設上去。由于缺少法律保障,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就沒有穩定、可靠的財政來源。同時,各政府籌資主體對通過市場化融資的手段缺少支持,對一些想進入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的各種市場資本形成了一定阻礙,造成市場“有心無力”的現象。其次,籌資程序上隨意性較大,缺少科學化和法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作為規范籌資程序的兩個標準,在實踐中其功能僅存在于理論層面,在籌資過程中,籌資程序缺少科學的設計,效率和公平難以得到最大的體現,也沒有形成“硬約束”,沒有明確的責任機制,蔑視、違反和破壞籌資程度的現象時常存在。
三、完善與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籌資機制
綜上,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籌資機制遠未適應新農村建設的形勢需要,只有進一步完善與創新這種制度,才能保證新農村建設的公共產品和資金需要,從而加快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
1、協調各籌資主體,明確劃分責任
各籌資主體之間要進行協調,明確責任,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籌資主體的籌資作用,保證現有條件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最大化。筆者建議,各籌資主體之間應當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性來明確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對于農村的純公共產品,應采用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聯合的籌資方式。如在農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應由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全權負責建設和維護資金的籌集,根據行政區域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中央政府應該承擔50%~75%的資金責任,省級政府承擔剩余的部分,而基層政府則給予積極配合,保證中央的政策決策貫徹執行。對于農村的準公共產品,如地區性的農業科技教育、農村道路建設、中型水利工程等,應根據“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采取省級政府、基層政府和市場投資相結合的籌資方式。省級政府和基層政府根據受益范圍的大小進行一定數額的補貼,其余部分采用市場籌資的方式。對于補貼的標準,要依據農村公共產品受益的范圍和基層政府的財力狀況進行適當安排。
2、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強化制度內籌資能力
完善公共財政體制首先是加大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對農村、農業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各級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不僅做到資金絕對數量上的增加,還要做到用于農村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資金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增加,而且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國家基本建設資金增量主要用于農村,保持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發展和農民生活環境改善等方面的投入不斷增長。同時,要優化支農結構,根據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輕重緩急,優先支持那些影響面大、受益人多、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項目,整合財政支農資金,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其次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加大在農村公共產品提供上的力度。這不僅包括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也包括地方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轉移支付,甚至包括地方對地方的轉移支持。各級政府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不同的財政轉移支付標準,避免財政轉移支付中的平均主義。同時做好轉移支付資金在使用過程中的管理,確保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用的最大化。
3、統籌城鄉發展,提高農村籌資能力
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造成城鄉籌資能力出現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體制格局。首先是消除在制度層面上的差距。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財政支出政策,由依靠農民自身解決向以國家提供為主的政策目標過渡,堅持城鄉一體化為導向,加快推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城鄉統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公共產品供給籌資制度。其次,積極拓展農村公共產品的籌資渠道。一是“向上要”,自稅費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央支持農村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方面的籌資地位在下降,但地方籌資的地位在增強。基層政府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歷史任務的機遇下,多向省、市級政府爭取資金。二是“自己籌”。可以通過對已建成的公共產品進行一定程度的征稅收費,將所得的錢重新投入到農村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去,或成立旨在推動某項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的專項發展基金。三是“對外找”。基層政府可以通過減免稅收和給予信貸的優惠政策,調動經濟組織增加對公共產品的投入,吸引市場力量的參與,例如通過出讓一定時期基礎設施使用管理權的方式,發動企業或個人參與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提供部分資金,之后回收部分成本。也可以爭取企業家的捐助,特別是祖籍是本地區的成功人士。
4、完善籌資的法律保障,建立長效機制
長效機制的建立,必須依賴于相應的法律規則。首先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籌資機制的法律保障。在憲法層面明確規定農民對公共產品的享有權利,以條例、規定等形式頒布行政法規,或以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文的形式出臺規范性文件,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保障確立依據。在此基礎上,可在《預算法》或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中加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保障的有關內容,為農村公共產品的資金籌集提供公共財政保障和市場籌資支持,實現籌資主體、資金來源的多元化。針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籌資機制中存在的特殊性問題,可以制定單行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使籌資機制的法律保障完整化、系統化。其次,要建立效率和公平有機統一的籌資程序,體現出科學化和法治化,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籌資主體的籌資潛力,消除農村公共產品的資金需求和供給之間特定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滿足農村公共產品的資金需求。在各個籌資主體(政府、市場)之間根據其能力、意愿和法定義務或職責上的區別,按照合理、公平的標準配置籌資義務。現階段,在追求籌資效率最大化的同時,必須保證籌資機制的公平,確保籌資程序真正成為一種“硬約束”,并附有明確的責任機制,蔑視、違反和破壞籌資程序的行為必須得到懲罰。
(一)歷史包袱
農村信用社歷史積累和現實存在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如按合作制原則規范農村信用社、實行民主管理還不到位。農村信用社還普遍存在著資產質量低、經營效益差、虧損嚴重、用人機制落后、電子化水平低、結算渠道不暢、服務功能不健全等問題。這些不僅與金融業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極不適應,而且與金融改革的預期目標相距甚遠,同時與中國加入WTO后金融業更加激烈的競爭形勢也極不適應。在農業銀行代管期間,農村信用社成為農業銀行執行政策的調節器,同樣執行著國家的金融方針、政策,近幾年它又是支農的主力軍,特別是農業銀行逐步淡出農村金融市場后,國家支農政策將更多地通過農村信用社體現,因此,其歷史包袱獨自承擔有些委屈,即使有央行票據、稅收和拔補原保值貼補利息等政策,但也難以消化。
(二)在體制改革方面存在的問題
1、經營的管理監督服務斷層。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首先要在管理體制上進行大力度的改革,自而上建立自律組織,形成自上而下進行管理指導、監督、服務的合作金融體系,這是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1995年以前是由農行“代管”,1996年之后是由人民銀行“直管”。目前,在出現風險的地方,農村信用社又成為地方政府的管理對象,這就是說地方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責任。這種管理模式在理論上與農村信用社“三性”是矛盾的,在實際操作中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究其原因是由于管理者的“責任心”過強而大大削弱了被管理者的權力。
2、產權不清晰。一是產權不明晰,股東難量化。資金難互助,損失難共擔,管理難民主,經營難獨立,積累難量化。二是法人治理結構名不副實。按合作制原則規范信用社的工作,要求信用社健全和完善“三會四權”,并明確規定社員股東大會行使最高權利,理事會行使決策執行權,監事會行使監督權等,但實際上“三會”設立后,并未真正履行權利,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三會”制度形同虛設,多級法人多級管理,主任的產生雖然也通過了民主選舉,但實際是由上級委派和任命的,信用社的現狀難以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三)在政策落實方面的問題
1、政策和策略失誤。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信用社一定程度上享受了政策優惠,也因此有了較大發展。但不可否認,某些政策和策略失誤也確實給農村信用社造成了危害。另外郵政儲蓄機構在農村的廣泛發展,憑借“只存款,不貸款,錢存郵政儲蓄最保險”的優勢獨領。其他商業銀行機構則交叉設置,并打著“國家銀行、國家信譽”的旗號從事經營,這些機構的影響力和不公平競爭手段,都給農村信用社業務開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2、扶持優惠政策少且沒有落實到位。一是稅賦過重;二是應由中央財政承擔的保值儲蓄貼補,由信用社承擔,加重了信用社負擔;三是農村信用社受到的行政干預、遺留的政策性呆藏、壞賬資金無人來管;四是農村信用社的政策性虧損政府不予樸貼;五是國家用于農業方面的政策性業務如扶貧資金、專項發展資金農村信用社無權受理;六是農村信用社沒有堅強的資金后盾,一旦發生支付困難和支付擠兌很難應付;七是上交人民銀行的準備金比率過高、呆賬準備金提取比例較低,資金上運用不充分,經營上抵御困難能力弱;八是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審批難、數量少,期限短、運用效益低,不能發揮支農作用。
(四)農村信用社自身的經營管理問題
信用社的領導管理體制尚未完全理順。改革以來,行、社關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信用社自身經營管理工作有待進一步加強,經濟效益需要進一步提高。目前,信用社的經營管理工作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發展和業務發展的需要,信用社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自己的結算渠道,又不能直接參加國有銀行的聯行,異地結算只能通過國有銀行辦理,導致結算環節多、時間長等問題,很不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嚴重制約著信用社業務的開展。在經營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信用社執行制度不嚴格,少數人獨斷專行,違背貸款三查原則;很多農村信用社機構膨脹,盲目布點,人浮于事,加大了經營成本;社員股金不穩定,不少農民入股的目的是得到貸款,如還清貸款就要求退股;職工素質較差;設備相對落后,電子化建設起步較晚,功能不完善,金融技術創新、工具創新、品種創新能力不強。這些都成為農村信用社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二、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趨勢分析
(一)妥善處理歷史包袱問題
1、政府和法律的扶持。要妥善處理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的包袱問題,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制定并實施《合作金融法》,明確信用社是公益法人,非納稅單位,免征部分稅負,以改善農村信用社的盈利狀況;二是對由于地方政府干預造成的貸款呆賬,由地方政府撥款彌補;三是將郵政儲蓄從農村吸收的資金全部按資金成本貸放給農村信用社使用,并增加中央銀行對農村信用社的再貸款,以增加農村信用社的資金來源;四是進一步提高農村信用社的貸款利率浮動幅度,以擴大農村信用社的存貸款利差,增加其盈利;五是允許、鼓勵經營管理好的信用社按照市場原則兼并經營管理差的信用社,使農村信用社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在農村信用社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之前,以生存的壓力來迫使信用社改善經營管理。
2、監管決策部門的協助。一是對信用社不良貸款進行一次徹底清查,對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不良貸款應在嚴格審核后給予核銷,使信用社輕裝上陣;二是在增資擴股方面給予信用社優惠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允許保息分紅,以利于穩定股金;三是適當放開信用社存款利率,免除營業稅,降低所得率稅,使農村信用社在與商業銀行的競爭中具有比較優勢,以利于信用社壯大資金實力。
(二)組織形式向多樣性發展
1、經濟發達地區農村信用社組建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對信貸資金、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農村信用社繼續沿用其傳統的體制和服務手段顯然已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要解決此矛盾,必須在農村信用社的基礎上,成立體制最具活力、最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適宜市場經濟發展的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
2、經濟較發達地區組建農村合作銀行。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村信用社組建合作制的農村合作銀行對經濟較發達地區的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可以在現農村信用社的基礎上組建農村合作銀行。在農村信用社基礎上組建起來的農村合作銀行其內部組織體制、經營管理機制、外部管理體制等方面都應區別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
3、經濟欠發達的農村信用社改組為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對貧困地區的農村信用社。(1)貧困地區農村信用社在合作制原則規范農村信用社工作基本完成之后,為了壯大信用實力,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解決基層信用社經營中遇到的問題,將基層信用社、聯社合并為一級法人制,各基層信用社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為聯社的分支機構。(2)著眼于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的政策性業務,農村信用社與農業發展銀行合并,既解決了農發行基層無辦事機構,難以服務到位的困難,又解決了農村信用社上面無“頭”各行其是的局面,真正達到扶持農業、富裕農民、繁榮農村的目的。(3)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聯合,組建中國農業信貸銀行,以集中優勢兵力更好地支持“三農”,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
(三)改革產權制度
首先要做的是明確性質,建立體制框架。要從歷史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和今后的發展方向來判斷,中國農村信用社應該定性為股份制農村金融組織。其次要盡快改變現在的組織框架。要改變現在以信用社為法人的治理結構和掛靠人民銀行直接領導管理的體制。農村信用社應該端正經營方向,加強內部管理,建立新型運行機制。具體可以從以下方面來解決:要明確規定農村信用社的服務方向和經營宗旨;改革人事制度,加大農村信用社全體干部職工的責任心,使其真正成為農村信用社的主人;全面提高銀信干部隊伍的素質,建立新的良好的選用人員機制;改善信用服務工具,努力提高資金融通效益。研究農村信用社改革方案需要從以單一模式為主轉變為以多元化模式為主,從以過度性制度安排為主轉變為以長期性制度安排為主。
(四)國家應給以相應的政策支持
1、改革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的政策。增加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的數量,把郵政儲蓄由人民銀行以再貸款的方式全部安排給信用社使用,解決農村信用社支農資金不足的問題。其次延長使用期限,目前的支農再貸款使用期限太短,一般為3-6個月,農民尚未見到效益貸款就到期了,農民還不了,人民銀行就直接從信用社賬戶上扣收。這樣不但起不到真正的支農作用,而且加大了信用社的資金壓力,給信用社的正常經營帶來困難。所以支農再貸款的期限要根據農業的生產周期來確定,與農業的資金周轉規律和周轉速度相適應。再貸款到期后,信用社因收不回來而不能立即歸還的,人民銀行可予以延期。同時簡化審批手續,簡便貸款程序。
2、提高農村信用社呆賬準備金提取比例。增強農村信用社核銷呆賬的能力。可考慮將現行的農村信用社呆賬準備金提取比例提高到2-3%;對那些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和經營困難、歷史包袱過重,呆賬較多的農村信用社的呆賬準備金提取比例也可以提高到4-5%。各級政府要建立農村信用社風險補償專項基金,納入財政預算支出計劃,基金來源一是從地方征收的信用社稅額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二是從財政預算中劃出一部分資金,納入信用杜風險補償基金,這項基金要專管專用,重點解決嚴重資不抵債農村信用社的經營困難。在改革思路明確以后,政府(監管部門)應盡快從對農信社的控制中退出,由其監管部門對農信社實施單一的以金融安全為目標的金融監管,而不能介入其日常經營管理。
(五)加快農村信用社經營體制戰略性調整的步伐
一是經營理念的現代化。逐步樹立起經營意識、創新意識、市場意識、服務意識、風險意識和人力資本意識。二是大力開發新的業務品種,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三是合理調整機構網點布局。
農村信用社應該調整人力資本結構,在金融業、尤其是在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開發設計方面,人力資本的作用更為明顯,隨著金融業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可變成本產業向現代的資本密集型固定成本產業的轉變,資本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從業人員數量大大減少,但對人力資本素質要求卻大大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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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麗娟 單位: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南平監管分局
我國銀行業支持農業科技創新存在的難點
目前,許多地方農業科技發展計劃不是實行課題組制,而是過分強調做項目,考核評價標準是課題成果和論文,缺乏退出機制,忽視將研究出的成熟技術轉讓給企業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人才不濟,農技隊伍結構優化迫在眉睫。一是農技隊伍存在結構“短板”。同時,農技推廣隊伍專業結構單一,其中農學專業技術人員占44.26%,其他多種專業技術人員偏少,難以適應新形勢下農業科技發展要求。二是農技隊伍不穩定。上述科技特派員多為下派單位的技術骨干,必須兼顧本單位工作,加上基層工作環境艱苦、生活條件差、福利待遇難以保障,易崗混崗現象較嚴重,專注于科研的時間和精力無法保證。我國銀行業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制約因素1.農業科技前期投入高、生產周期長、效益產生慢且不確定性較大,銀行業金融機構介入意愿不強。農業科技創新成果從理論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至少需要經過“研發—推廣—應用—產業化”四個階段。通常來說,一個農業新品種從研發到廣泛推廣至少需要6~8年時間,一項農業新技術則至少需要4年左右的時間。同時,在農業科技創新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還面臨著技術、應用及市場等各種風險,因此其融資需求必然存在資金占用時間長、規模大、風險高等特點。由于農業科技創新諸多的不確定性與信貸資金的“三性”要求存在著固有的矛盾,多數銀行業金融機構不愿深度介入農業科技創新項目。2.信貸創新產品少、放貸總量有限,企業準入條件不低。從銀行方面來看,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對農業科技型企業發放貸款,抵押物仍以土地、廠房為主,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應收賬款質押貸款、農產品抵押貸款等少數創新品種,因受限于擔保物的流動性,貸款發放規模有限。具體而言,農業科技企業的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等知識產權,存在價值認定標準不統一、轉讓不便等問題;應收賬款、農產品則存在著自然風險、違約風險等,預期收益存有較多變數,銀行在發放此類貸款時,普遍要求提供擔保且抵押率較低,無形中抬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從企業自身來看,具備一定規模的農業科技型企業,一般都有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和成熟的創新成果商業化機制,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金依賴度不高;而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資金高度依賴的小微型農業科技企業,由于其處于初創期,技術不成熟,又缺乏有效的抵質押物,很難達到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準入門檻,往往陷入“要想做大做強就要有銀行資金,而要想得到銀行資金就必須先做大做強”的怪圈。3.農險品種少、補償認定難,風險分擔機制未形成。自1982年我國恢復農業保險以來,基本上是在商業保險的框架內推行,農業政策性保險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至今還沒有一部專門的農業保險法,在農業政策性保險試點地區推廣的品種主要以地方重要及特色農產品為標的,農險品種匱乏。同時,由于農業保險在發展中存在著交易成本高、補償范圍認定難、重大自然災害風險補償機制欠缺等問題,其風險保障與分擔作用遠未得到充分發揮。
我國銀行業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模式選擇
筆者認為,在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科技創新,應采取“以政府為主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參與產、學、研各個階段,實現互利共贏”的模式。(一)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優化融資環境1.吸引多元化主體參與。要適當提高農業科技資金投入比例,營造一個鼓勵農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氛圍,吸引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農業合作組織、私人等多元化主體的參與,促進農業科技創新機制的有序運轉,培育創新主體,孵化創新成果,推廣應用創新技術。2.創新資金運用方式。要鼓勵各級財政在自身財力范圍內,綜合運用無償及有償資助、創業投資引導、貼息、稅收優惠等方式,撬動社會資金參與農業科技創新。探索財政支農資金的金融化運用機制,由政府與民間金融組織合作實施農業科技創新,在確保財政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循環使用,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3.完善風險保障機制。要探索建立農業科技創新貸款的風險分擔和獎勵補貼機制,擴大農業保險補貼范圍,發揮保險在農業科技創新及科技成果產業化中的保障及風險分擔作用,切實解除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后顧之憂。(二)銀行業金融機構主動作為,滿足企業資金需求1.創新豐富服務產品。要探索以農業科技型企業的股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為質押的貸款擔保方式,擴大辦理集體林權抵押貸款、大型農機具抵押貸款、應收賬款質押貸款等。開發運用“銀行+保險”“銀行+擔保”“銀行+保險+財政補貼”等多種組合融資模式,有效支持農業科技創新。2.全面提升服務水平。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制定專門的農業科技創新類貸款管理辦法;加強與擔保機構、保險公司的合作,設計開發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信貸品種;加強銀行同業之間的合作,對資金需求量龐大的大型農業科技創新項目組織銀團貸款;加強與農業科技部門的溝通聯系,將其推介的優質企業、項目列為關注對象,實時跟蹤項目進展和評估項目風險,對不同類別的農業科技創新項目實施差異化管理。3.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一方面,銀行業金融機構盡量單列規模、單獨考核農業科技創新類貸款,合理調整審貸條件,簡化信貸流程,適當降低貸款門檻,切實保證相應資金需求。另一方面,銀監部門科學把握原則性和靈活性,適當放寬農業科技創新類貸款不良比率容忍度,引導和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擴大農業科技創新類貸款投放。(三)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對接科研活動,加快創新技術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農業科技創新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活動,必須明確界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有效整合資源。目前,全國上市農業企業有100多家,其中60%~70%都有實施科技創新項目,2011年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投入科研經費超過230億元,建議由涉農龍頭企業來承擔和申請可商業化、應用性較強的科研課題,農業院校及農業科研機構則專注于基礎研究領域。由此,銀行業金融機構可統籌安排,積極對接,對科技研發貸款、技術改造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分別進行評審,實行不同的貸款利率浮動幅度,對效益好、信譽高的龍頭企業以及知名度較高的農業院校、科研機構,擴大貸款利率優惠幅度,有效促成“工廠流水線式”的“研”“產”體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