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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創新;文化;企業管理
中圖分類號:F235.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6-0085-02
1 文化引導,構建學習創新型組織
企業文化與學習創新型企業是一種相互包容的關系,企業文化建設包含著學習創新型企業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創建豐富著企業文化。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有效載體和重要突破口,衡量一個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搞得好壞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這個企業能否最終成為一個學習創新型企業。所以,塑造和培育企業文化,應該把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作為重要內容,大力倡導終身學習、團隊學習的理念,做到“學習工作化、工作學習化”,把學習與工作有機地融合起來,努力構建有學習力的創新文化。
廣碩企業在學習創新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適合企業自身特點的管理模式。廣碩公司領導層清醒地認識到,只有重新打造新高品質的廣碩企業文化,構建學習創新型的團隊,才能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使企業得到永續發展。
為此,廣碩以建設高品質企業文化為契機,大興學習創新之風,加大對普通員工和管理者的培訓力度,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學習教育活動:廣碩企業文化核心內容的學習;精益生產經營管理知識的學習;國內外先進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算的學習以及結合項目引進、崗位變換進行的業務知識技能更新、充電的學習等等。并在實踐中總結各種學習方式,鼓勵多層次的交流溝通,通過各種手段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企業內部融洽的氣氛,管理層與普通員工之間坦誠的關系,部門之間溝通協作的意識,創造學習、溝通的氛圍和渠道,減少了管理成本,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如今,崇尚學習、鼓勵交流、堅持開放、激勵創新,正成為其奉行的新原則。
2 機制保障,提供良好的“學習創新”環境
廣碩文化的重新提煉和打造本身就是一個學習創新的過程。為了培養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廣碩員工隊伍,廣碩把培養學習創新型人才作為新的創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廣碩高層領導搞好協調和服務,堅持多層次、多途徑培養和造就人才,為企業發展提供人才保障。把培訓作為一種投資,加大培養學習創新型人才的投入力度。
廣碩樹立“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觀念,將培訓作為一種投資。廣碩鼓勵自學成材,廣碩每年撥出專項經費100萬元,用于獎勵自學成才的職工,獎金高達全部學雜費的60%。廣碩公司業余培訓中心常年開辦各類培訓班,還與華南師范大學、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合作開辦了英語大專班、商務英語班,還與清遠市第一職業中學簽訂了長期培訓合同,合作開辦電腦職高班,為廣碩和社會培訓專業人才5000多人。
為了貫徹落實廣東省委、政府推動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響應清遠市勞動局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工實施免費培訓的精神,與清遠市新時代職業技術學校聯合舉辦電工(家用電子產品維修工)、電腦(初級)、烹飪、插花等培訓班。
廣碩導入NOS的精實理念,從源頭的培訓及實際生產中消除浪費,持續改善,達到最高的品質,最低的成本,更有彈性的生產,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需求。廣碩特別整合了培訓資源,建立了NOS學習中心,不僅含新員工的培訓及干部的提升培訓。
新員工進廠后,廣碩為了使新員工更快適應公司環境,通過職前培訓讓新員工了解廣碩的環境及狀況。由專業老師從理論到實地演練,由淺入深地手把手輔導新員工的學習。
廣碩不間斷地培訓干部。現已培訓干部73期,免費為廣碩和社會培訓干部人才4000多人。廣碩特別鼓勵內部發展干部,普通員工可以通過預訓班,一系列的從禮儀到實務操作,提升為基層干部,還有機會經過干訓班,學習一些管理經驗及NOS實務知識,提升為中層干部,工廠每年從內部提升干部占干部總數的80%以上。
3 制定激勵學習和創新的機制
廣碩公司制定了《合理化建議獎勵制度》、《技術創新獎勵條例》等激勵學習和創新的制度,充分發掘員工學習創新的潛力。其中合理化建議活動,為每一位員工提供創新時間、參與管理企業的機會。廣碩每年拿出經費,組織獲合理化建議獎的員工到外地先進企業學習,給員工以極大的激勵。
廣碩積極實行技術創新,采用流水線作業,精實化生產。按國際、國家行業及客戶要求為標準不斷改良工藝,推廣無毒低毒的水性環保膠水、外理劑替代傳統油性膠水、處理劑,在90%的化學品使用水性產品的基礎上,成功將水性橡膠處理劑推上線。廣碩2004年通過ISO9001、14001、OHSAS18001認證,2006年成為NIKE全球策略伙伴,并獲當年度全球品質大獎。不斷提升員工技能及品質意識,完善質量管理。
4 注重實踐,提供展示才華的舞臺
為有“亮點”的人才創造放光的機會是廣碩致力于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舉措。廣碩以政策為保證,通過環境的塑造形成良好的“賽馬”氛圍,在企業發展的實戰中鍛煉人。
建立“競爭、擇優、動態”的用人機制,使學習創新人才“有位”而“有為”。為了建立有利于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華的選人用人機制,改“相馬”為“賽馬”。近幾年來,廣碩公司開展了中層管理崗位競爭上崗、全員勞動競賽、技術工人技術比武等賽馬活動;在公開招聘中層管理人員和重要崗位人員時,嚴格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擇優的原則,優勝劣汰;在部門人員的選聘中,也采取考核、考試相結合的辦法,實行末位淘汰制。
廣碩每年送職工去越南參加NOS培訓,且不定期組織去友廠參訪交流,積極派員參加社會各種改善交流的研討會。在全廠乃至同行業推行品質奧林匹克競賽,加強員工的品質意識及團隊精神。2008年廣碩公司一舉奪得NIKE南中國區品質奧林匹克競賽第一名。
5 不斷提升的NOS創新文化
NOS文化也是廣碩創新文化的一種體現。NOS是1美元背面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 的縮寫,指新的秩序已經來臨,也就是新的生產模式。廣碩的NOS就是把鞋子從原材料到成品中的浪費找出來并消除,也就是不斷消除浪費,持續改善。NOS是一項長期性的工程,只有不斷的學習NOS基礎知識,并將NOS理論轉化為實際的操作,實現“成為世界級的精實工廠”的美好愿望。
廣碩導入NOS的精實理念,從源頭的培訓及實際生產中消除浪費,持續改善,達到最高的品質,最低的成本,更有彈性的生產,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需求。廣碩特別整合了培訓資源,建立了NOS學習中心,不僅含新員工的培訓及干部的提升培訓。廣碩以月刊《廣榮月刊》“精實專欄”作為宣傳NOS的園地,積極傳播NOS文化,以幫助大家創新思維,改善工作,提高效率。
以藍線(籃球鞋生產線)針車間為例闡述廣碩NOS企業文化中NOS線跟傳統線相比的優越性。如果人們剛剛進入車間針車區,開始一定會覺得這里的流程有點亂,橫的豎的排列著,不像是傳統的兩條整齊又對稱的平行線那么一目了然。乍看的確很亂,但只要細細觀察一陣子,就會覺得如此布局其實是非常科學合理的,比如車鞋舌的這一大套工序,按照傳統流水線通常安排在一條線的線頭或線尾,做好鞋舌后,用筐子裝起來,再由專門的發料員用車子送到另一條線的線尾對鞋舌處,這樣線上流動性非常大。而NOS線很少存在這種人員走來走去的現象。只要把鞋舌的幾套工序直接搬到對鞋舌處就可以了,減少了人員的流動和不必要的時間浪費,真正使流水線不斷地“流”起來。
針車手雙腳針車,調了車速。因為學了“紗床”針車培訓,把車子提高了一點,天平調到最高點,踏板也退后了,這樣操作起來更加科學合理,也更為方便,完全是從操作者身體健康著想。“啦啦啦……”一陣音樂聲,稍微抬下頭就會看到黃/紅燈一閃一閃地亮了,這就是安凍系統。紅燈表示“機修請幫我”,如果遇到機器壞了,只要一拉開關,燈一亮,機修就會馬上修理;黃燈則表示“干部快點來”,比如缺料了或需要主管幫助時就拉此燈。當然,在線頭或線尾都會看到兩個很大的物料架。其作用是:裁斷把裁好的物料按輪次、碼數、部件統一擺放在“清一色”的綠色物料筐里,因為架子是傾斜的,員工很容易找到所要的物料。針車做好的鞋子放在超市車里,也是按輪次、碼數一打一打整齊地排在不同的格子里,不再用膠袋裝鞋子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像原先要把做好的部件先去生管繳庫,現在一個輪次的鞋裝滿后,把車直接推到加工就OK了。
NOS改寫了傳統,其精細化、科學化、便捷化,體現在日常生產的點點滴滴中,就連每日需要填寫的保養卡也變了樣。《設備自主保養檢驗程序表》上,一臺針車機有13個部位需要檢查、清潔和加油,完成這些動作之后再填寫《自主保養檢核程序表》;還有《針車標準作業表》也跟以前的不一樣,它分為工作步驟、時間要素(手動、機器、走動)、關鍵點(注意些什么),標明PFC,甚至對針、邊距,車線類型、針車型號等都一一標注,細致詳盡。更重要的是NOS線減少了堆料,使品質得到了提升。
綜上所述企業文化通過把創新文化融入員工知識結構,通過影響培訓機制和學習氛圍而影響創新思維。由于企業文化的不同,對創新文化的影響效果也就不同。不同的效果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對創新文化積極作用,一種是消極作用。那什么樣的企業文化才能起積極作用呢?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企業文化具備以下幾點就有可能促進企業中創新文化的發揮:(1)適應時代和企業自身長期發展的合理的價值觀,比如重視創新,企業與員工共發展,合理的客戶服務理念,合理的經營理念等。(2)完善的培訓機制,或者合理的薪酬制度,或者合理的獎罰制度、或者合理的升遷制度,或者能給員工一定行為空間的制度。(3)順暢的溝通渠道。(4)先進、配套、完善的設備。但是,我們并不是說,具備了這些要素的全部或一些,那么企業中的人就能發揮創新思維。而是說,如果企業文化在上面四個方面中某一點上不具備或相違背的話,那么它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創新文化的發揮。
參考文獻
[1]于海龍,孫曉霞.現代企業管理的文化困境與創新務實[J].理論探討,2000.
[2]王成榮.企業家精神與儒家倫理[J].北京社會科學,1999,(3).
[3]羅長海.企業文化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人跨國公司是我們多年來一直關注和研究的主要領域,相關概念就不在這里重述。從不同的視角對華人跨國公司進行分類研究,以描述其歷程與特征,進而分析其跨國成長因素和邏輯,則是本文的重點。
貿易先導型是從跨國經營起點視角對跨國公司所作的一類劃分。當一家跨國公司從創辦到初次海外直接投資之前,主要以國際貿易或當地市場批發/零售為經營業務時,我們稱其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這類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經營業務與其從事的貿易或零售業務,通常在產品種類和經營地域兩個方面具有較大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這類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所生產的產品種類與其貿易或零售業務所經營的產品種類相同或相近,海外直接投資的地域往往是其經營產品的生產地或出口地。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是后發展型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模式之一。這類企業首先從事國際貿易業務或當地市場的批發/零售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它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國際銷售網絡,尤其是產品生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國際商業網絡。以積累而成的國際銷售網絡資源為基地,這類企業開始在產品生產地進行直接投資,在國際范圍內開展后向一體化經營,以確保其產品來源充足,供貨及時,質量穩定和成本降低。日本的綜合商社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代表者,此外,在韓國、南非、土耳其的企業中,我們也發現了這類跨國公司。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是海外華人跨國公司中的一個重要類別,先驅者是永安集團(康榮平、柯銀斌2007)。1897年,澳大利亞華僑郭樂、郭順兄弟在悉尼創辦永樂果欄,從事水果批發業務兼營中國土特產品;1908年,郭氏兄弟在香港創辦永安百貨,經營高檔日用品。到1918年,郭樂兄弟控制的永安系·企業集團形成,以永安百貨為核心,經營業務涉及批發零售、金融、保險等,分支機構遍布香港、中國內地主要大城市;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主要從事百貨和銀行業務;1921年,郭樂兄弟投資建成上海永安紗廠;1934年,永安紡織印染公司成立,擁有紡織廠5個,印染廠1個,紗錠25萬余枚,布機1500多臺,資本額達到1800萬元,職工人數達1.2萬人,成為規模僅次于榮氏兄弟創辦的申新紡織公司的中國第二大紡織企業。
在本次海外華人跨國公司調研中,我們發現了較多的這類企業,它們大多數集中在歐美國家,是在近20年內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并且與中國市場擁有密切的關系。本文從其中選取8家較為典型的企業為案例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主要案例企業情況
法國陳氏兄弟集團(TangFreresS.A.)。陳克威與陳克光兄弟于1976年創辦于法國巴黎,從事亞洲食品的批發和零售業務。1981年,陳氏兄弟公司在巴黎13區的“中國城”租用一處面積近3000平方米的廢棄火車貨運站,成立了法國第一家專營亞洲食品的現代化超級市場——陳氏商場。1988年,陳氏商場的年營業額為2.7億法郎,成為榮登法國企業龍虎榜的首家華人企業。2000年,年營業額突破10億法郎,在巴黎擁有8間連鎖商店,進入法國企業500強,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華人企業之一。早在1993年,陳氏兄弟集團開始在中國投資,到2003年共投資10億元人民幣,主要投資企業有中國豪門啤酒集團(擁有80%股權)、唐山太博爾生物奶牛料研發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興農生物飼料有限公司。
法國巴黎士多有限公司(Parisstore)。鄭輝1978年創辦于法國巴黎,主要從事亞洲食品的連鎖零售業務。到1989年,巴黎士多超級市場擁有3,000多平方米的營業面積,可停400個車位的地下兩層停車場。并先后獲得國際旅游協會頒發的亞洲食品批發商“歐洲最高聲譽金質獎”和法國銷售委員會頒發的亞洲食品質量和銷售“榮譽金牌獎”。與此同時,鄭輝還在香港創辦了“榮文貿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和中國投資以下生產性企業:達輝食品有限公司(新加坡)、汕頭達輝食品有限公司、汕頭歐寶興電子機械公司和承德雙通冶煉有限公司。
美國威特集團(WaitexGroup)。李學海1981年創辦于美國紐約,當時名稱為美國C.G實業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時裝設計、生產與銷售。威特集團擁有10多種服裝品牌,并獲得NBA、RUSSELLATHLETIC等權。在美國東西兩岸擁有15座現代化物流中心,每日處理數百個集裝箱的貨物,年吞吐量超過100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倉儲配送物流企業之一。銷售網絡遍布全美國,2萬多家長期客戶擁有數百萬家商店。威特集團(學海跨國企業)在中國內地建有20余家合資或獨資服裝生產工廠,中國生產的出口服裝每年銷售額達2億美元。威特集團還在美國、巴西和中國香港擁有11家全資公司,全球雇員5000多人,其中在美國的雇員達1000多人。
西班牙西菲娜國際集團公司(SigfilaGroup)。張甲林1987年創辦于西班牙馬德里,主要從事工作服等服裝銷售業務,在歐洲市場創建了工作服裝的自主品牌一SIGCAT。在中國成立長沙西卡進出口貿易公司的基礎上,于2006年投資建成湖南西菲娜服裝工業有限公司,并擁有多家OEM工廠,以開發、生產職業服裝為主要業務。在中國生產工廠中,設有職業服裝研發中心。中國生產的TECNIC-LINE和SIGCAT品牌的工作服已在西班牙占有相當的市場份額,2006年開始進入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市場。
德國飛馬集團(FamousIndustrialGroup)。欒偉1991年創辦于德國波鴻市,從中國進口精密量具等產品,在德國及歐洲各國銷售。從1995年到2004年,飛馬集團成功地收購并轉移了德國的多個整套設備、工廠及生產線到中國:(1)1995年和1998年把索非亞選煤廠搬遷至中國安徽;(2)1998年把一套塑鋼生產線轉移到中國;(3)2003年把年產200萬噸的德國凱澤斯圖爾焦化廠搬遷至中國山東兗礦集團。與此同時,1998年初飛馬集團在山東設立獨資企業一一煙臺飛馬精密量刃具制造有限公司,生產精密量刃具并銷往歐洲各國;2003年底,飛馬集團收購德國蒂森一克虜伯公司汽車減震變截面板式彈簧生產線,并作為投資于2004年在遼寧盤錦建立了一個投資總額為1.9億元人民幣的工廠一一飛馬遼寧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產汽車零部件并銷售歐洲各國。到2006年,飛馬集團年營業額達到8000萬歐元,生產的游標卡尺等量刃具在德國市場擁有較高的市場份額,成為寶馬集團在內的德國汽車制造商的零部件供應商。
西班牙長城龍集團(Group-long)。李汝龍于1992年創辦于西班牙馬德里,以中國商品批發為主要業務,建立了西班牙首家中國商品批發市場,所經營的中國商品大多進入西班牙的大型連鎖商場進行銷售,如西班牙商業龍頭企業的大型連鎖商場“英國公司”(ELCORTEENGLES)等。1997年,長城龍集團在廣東東莞投資建成箱包生產廠,成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產企業。從1999年開始,長城龍集團的業務范圍擴展到箱包、鞋類、服裝、禮品、房地產和資本投資等多種商業領域,同時,實現了多種貿易的交叉運營,市場區域也擴大到了歐盟、非洲、南美洲等。2002年,長城龍集團在上海等地投資了近7億元的房地產項目。2003年,又在廣州投資興建了占地600多畝的歐洲工業園。2007年11月,長城龍集團和上好佳聯手在菲律賓開發30平方公里的露天鎳礦。目前,長城龍集團擁有13家分子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國和西班牙各地。
美國安達控股國際集團。陳衛平與張宗義1994年創辦于美國紐約,初期從事牛仔服裝銷售,在美國、加拿大等國逐漸形成服裝銷售網絡。1998年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投資3,105萬美元將智達制衣廠(陳衛平于1989年創辦)更名為外商獨資企業——臺山市智達制衣有限公司;2000年投資1800萬美元興建晶達(臺山)織業有限公司;2001年投資2200萬美元興建匯達(臺山)紡業有限公司。以上生產性企業年產值達到15億元人民幣,每年向國外銷售成衣1,000萬件以上。安達集團與海內外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保持著長期穩定的業務關系。尤其是在國外已建立了包括美國AmericanEagleAeropostaleFUBU和PacificSunwent等大型百貨公司和名牌服飾公司在內的3000多家銷售網絡,年銷售額超過兩億美元;在美國、法國、中國香港和內地設有紡織服裝新產品網絡式研發中心;在中國內地,“漢弗萊”品牌經營連鎖專賣店已達300多家。
意大利新世界集團(NeworldGroup)。姜際春1995年創辦于米蘭,當時名稱為“意大利新世界進出口公司”,主要從事中意之間的服裝進出口業務。1999年,姜際春創立“意大利新世界集團公司”,以自有品牌“NEWORLD”在意大利及歐洲銷售服裝等產品,并在意大利最大的貿易批發中心——羅馬商貿城擁有1200平方米的營業大廳。在意大利及歐洲經營服裝、食品、藥品和家具批發業務的同時,新世界集團先后在浙江投資建立了多個生產基地:紹興占地120畝的新世界家具城、杭州新世界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貝尼尼食品(杭州)有限公司、蕭山海普制藥有限公司等。
三、案例企業的特點分析
以上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具有哪些特點呢?我們將從兩個層面加以分析:一是針對8家具體企業歸納總結其一般特征,以區別于其他類型的跨國公司;二是從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群體角度,分析貿易先導型在其中的主要特征及其地位。
(一)貿易先導型的一般特征
1、創建人均不在公司總部所在國出生,全部出生在發展中國家,其中大多數在中國內地出生并接受高等教育,而公司總部均在歐美發達國家。
陳氏兄弟兩人出生在老撾,公司總部在法國;鄭輝出生在柬埔寨,公司總部在法國;李學海出生在中國廣東,1976年到美國,公司總部在美國紐約;張甲林1943年出生在中國湖北,1962年畢業于成都大學(現西南財經大學)經濟系,公司總部在西班牙;欒偉出生在中國,1982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德語專業,公司總部在德國;李汝龍1953年出生在浙江瑞安,公司總部在西班牙;張衛平1957年出生在廣東臺山,當過兵,做過鄉村赤腳醫生,公司總部在美國;姜際春1960年出生在浙江溫州,198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藥學系,公司總部在意大利。以上8家企業的創建人有6位出生在中國內地;有3位在中國內地受過高等教育。而他們所創辦的跨國公司總部均在歐美發達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
2、創建人早期經歷與其創業初期業務相關程度高,早期的經商或就學經歷以及家族成員關系影響到創業初期的業務選擇或企業創辦的地域。
陳氏兄弟中的老大陳克威1934年生于老撾,1953開始在老撾經營木材加工廠,到1976年實業經營涉及碾米、制鞋和味精生產等,為其日后在法國商界奠定了堅實的經營管理基礎。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躲避戰亂,陳氏家族舉家外遷。陳克威帶領家族的一支來到法國巴黎,與正在法國留學的四弟陳克光于1976年成立陳氏兄弟公司,主營亞洲食品批發業務。
鄭輝1940年生于柬埔寨金邊,1948~1958年中國內地學習。隨后回金邊創業,其商行成為柬埔寨首屈一指的土特產進出口商家。20世紀70年代,柬埔寨發生軍事,鄭輝一家幾經輾轉于1977年初來到法國巴黎,隨后成立了巴黎士多有限公司,從事亞洲食品批發零售業務。
欒偉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中國機械進出口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從事機械產品的進出口業務。1989年辭職,只身帶有1000馬克到德國留學。留學期間,欒偉為那些想跟中國做生意的德國人提供咨詢服務,不僅解決了學費和生活費用,更重要的是深入了解到中德貿易中的商業機會。1991年,欒偉借款5萬馬克成立飛馬公司,從中國進口精密量具等機械產品,在德國及歐洲銷售。
陳衛平1981年在家人支持下開辦了臺山市斗山鎮最大的批發商行——盛豐批發商行,1989年投資創辦臺山智達制衣廠,生產各款牛仔、休閑服裝。1993年,陳衛平的制衣廠陷入“幾條金魚都養不活”的窘境,他帶著8歲的女兒移民美國,與在紐約的家人團聚。不久,偶遇臺灣商人張宗義,兩人一見如故,共同籌資4萬美元開辦一家牛仔服裝銷售公司。
3、以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業務為創業起點,產品范圍逐漸拓展,地域范圍不斷擴大,到初次海外投資之前,已形成一個運作良好的國際銷售網絡。
陳氏兄弟集團以進口亞洲食品在法國銷售為創業起點,后開辦陳氏商場從事食品及百貨零售業務。到1990年,陳氏兄弟集團年銷售額達6億法郎,成為法國的大型企業之一,1993年開始在中國投資。飛馬集團以進口中國精密量具在德國銷售為創業起點,之后產品銷售到歐洲各國,業務拓展到收購德國生產設備銷往中國市場,1997年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
長城龍集團以進口中國商品在西班牙批發為創業起點,經營商品不斷進入西班牙著名的超級市場,1997年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安達集團以進口中國生產的牛仔服裝在美國銷售為創業起點,銷售區域逐漸擴展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1998年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其他企業的首次海外直接投資時間不詳,但估計是在總部所在國建立了較好的國際銷售網絡之后。
4、初次海外直接投資集中在中國內地,主要生產其國際銷售網絡中經營過的產品。
以上8家企業的初次海外直接投資均在中國內地,以外商獨資或中外合資方式在中國建立生產型企業。這些企業主要生產投資方國際銷售網絡中經營過的產品,這是一種國際范圍的后向一體化戰略行為。陳氏兄弟集團不僅在中國內地建有獨資或合資企業,而且在2002年6月以收購方式獲得法國達能公司在中國豪門啤酒集團中的60%股份,加上1996年中國豪門啤酒集團成立時所擁有的20%股份,陳氏兄弟集團共持有中國豪門啤酒集團的80%股份。飛馬集團和安達集團的投資方式頗有特點,前者是以其在德國收購的生產設備作為出資在中國內地進行投資的,后者的首次投資是投入到創建人當年在國內創辦的企業中。
從在中國內地的投資地區來看,有兩家企業與創建人的出生和生活地密切相關。安達集團主要投資集中在陳衛平的出生和生活地一一廣東臺山市,新世界集團主要投資集中在姜際春的出生和生活地——浙江杭州。
5、初次投資中國內地之后,在不斷擴大投資規模、地域和產品生產種類的同時,企業創業初期的主營業務也得到進一步發展,或者開拓新業務,進而成長為跨國公司。
飛馬集團1997年在煙臺建成精密量刃具生產工廠,1998年在德國成立工業顧問公司,繼承并擴大了欒偉留學期間從事的咨詢業務;1999年,飛馬集團在中國生產的量具獲得德國有關部門的A級質量證書,同時在德國成立欒奧房地產公司,收購了日本精工德國公司在杜塞爾多夫的房地產(占地面積為1.2萬平方米),正在建造一個中國皇家園林式的工貿中心,為中國企業拓展德國及歐洲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2004年,飛馬集團以世界先進的汽車減震變截面板式彈簧生產線在中國投資,開始從事汽車零部件的制造業務。
陳氏兄弟集團1993年開始投資中國,2000年營業額達到10億法郎,在巴黎擁有8家連鎖商店,進入法國企業500強;2001年,陳氏兄弟組建了陳氏傳媒公司,開始從事多元化經營;2002年通過收購取得中國豪門啤酒集團的控股權,正式進入中國內地啤酒市場。
士多公司在香港擁有“榮文貿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設有“達輝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國內地投資建了3家企業,分別是汕頭特區達輝食品有限公司、汕頭歐寶興電子機械有限公司、河北承德雙通冶煉有限公司,多元化經營業務較為廣泛。
長城龍集團1997年在廣東東莞建立箱包生產廠,當年就成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產商;從1999年開始,長城龍集團的業務范圍迅速擴展到箱包、鞋類、服裝、禮品,以及房地產投資等,2002年在上海投資房地產項目,2003年在廣州興建歐洲工業園;2007年,長城龍集團業務拓展到菲律賓的鎳礦及其深加工,多國多元化經營格局形成。
新世界集團在浙江擁有多家生產基地,主要產品從服裝擴展到食品、藥品和家具等。
西菲娜集團在投資中國湖南建成職業服裝研發、生產基地之后,其自主品牌職業服裝不僅在西班牙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而且在2006年開始進入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市場。
威特集團在中國內地投資了20多家服裝工廠,遍及廣東、江蘇、上海、天津、遼寧、四川等地,還與海內外頗有影響的華文媒體《僑報》合作建立了“美國僑網”:在香港設立因特網物流系統總部,在北京機場和深圳設立后勤供應中心,一個以紐約、香港為軸心的全球因特網物流系統初步形成。
安達集團不僅在臺山市投資建立了“四達企業”,而且還投資成立了“臺山市匯通寬頻網絡信息有限公司”,在中國內地建有300多家“漢弗萊”品牌服裝連鎖專賣店。
6、多位企業創建人在當地商會及社團擔任領導職務,在領導本集團發展的同時,他們還關注當地與中國的商業合作和當地華人華僑的社團事業。
2002年4月,德國中國工商會成立,飛馬集團創建人欒偉當選為會長。該會擁有150多個會員,主要是德國中型企業家和部分大型企業家。有兩位副會長,一位是德國前蒂森一克虜伯汽車部門的董事長,現為香港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顧問;另一位是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主席。
士多公司創建人鄭輝是“法國華裔互助會”創辦人之一,曾任“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二屆主席,2003年被推選為“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
新世界集團創建人姜際春現任意大利羅馬華人華僑貿易總會常務副會長,歐盟浙江聯誼會副主席,浙江省第九屆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特邀委員。
安達集團創建人陳衛平2001年當選為美國紐約安良工商總會會長,紐約至孝親公所主席。
(二)海外華人跨國公司中的貿易先導型
在以上關于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一般性分析之后,我們再把他們置于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群體中分析其主要特征。作為一個類別,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在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群體中具有成長時間和公司總部國別分布雙重集中、公司創建人多數來自中國內地等特征。
1、成長時間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
根據我們多年的研究,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至20世紀末已經歷過三個階段:(1)萌發期,1900~1945年:(2)緩慢生長期,1946~1979年;(3)高速發展期,1980~1999年。在這3個階段中,以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為主要業務的海外華人企業并不少,但以貿易為先導成長為跨國公司者只是個別現象,例如先驅者永安集團等。由于這類企業并未成批出現,也就難以形成一個類別而進行具體研究。
但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以貿易為先導的海外華人企業中,有多家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作為一個新的類別,我們將其稱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以上8家企業是其主體和代表,它們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初次海外直接投資,并成長為今天所見的跨國公司。
2、公司總部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
以上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分別在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5個國家,這些國家都屬于歐美發達國家。
如果把歐美分開來看,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主要集中在歐洲。在美國24家華人跨國公司中,貿易先導型有5家,占總數的21%;而在歐洲7家華人跨國公司中,除范歲久于1960年在丹麥創辦的大龍食品公司(DaloonFood)外,其他6家都是近10多年開始形成的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
但是這種現象在同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并未出現。日本的8家華人跨國公司中,除吳百福于1958年創辦的日清食品外,其他7家都是近10多年內創辦的,其中6家為軟件企業,1家為家用電器企業。
3、多數公司創建人來自中國內地
在以上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中,除陳氏兄弟和巴黎士多公司外,其余6家公司的創建人均來自中國內地,即在公司總部所在國創業并發展之前,他們都出生在中國內地,在中國內地有過生活、接受教育(資料明確顯示有3位接受過高等教育)、工作或創業的經歷。
這種現象同樣在日本出現。日本的8家華人跨國公司中,除吳百福來自臺灣外,其他7家企業的創建人都來自中國內地。
四、跨國成長的因素與邏輯分析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為什么在近10多年的時間內在歐美國家集中出現?也就是說,它們從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業務起步,是什么因素促使其成長為跨國公司?在它們10多年的成長歷程的背后,存在什么樣的邏輯呢?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一)跨國成長的主要因素
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因素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外部環境因素,二是企業內部因素。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以及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貿易狀況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形成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企業家精神和能力則是它們從貿易起步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內部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大因素直接與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形成密切相關。首先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大規模地進入歐美國家市場(這可從中美、中歐之間的貿易順差加以證實),使得以國際貿易或進口中國商品在當地市場批發/零售的海外華人創業企業得以獲得豐富且低廉的進口商品,從而積累了資本,逐漸建國際銷售網絡,尤其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網絡;第二是中國內地擁有的低附加值產品的制造優勢(這是世人皆知的),這些企業擁有國際銷售網絡和一定的資本之后,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制造加工業,從生產其經營的產品開始到其它類產品生產,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中國制造”的優勢。
這種后向一體化的拓展,使其獲得了更加可靠的貨源保障,進一步擴大了企業整體的盈利空間。企業規模和實力的增強,再加上其國際化經營能力的提升,促使這些企業進行到新的行業,從事多元化經營活動。
以上宏觀經濟因素對所有海外華人企業同樣存在,但為什么只有少數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呢?這取決于企業創建人的企業家精神和能力!只有那些認清以上商業機會,敢于并有能力抓住這些機會的企業創建人才能領導其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
為什么這類企業在歐美較多,而在日本并未出現呢?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的綜合商社一直承擔著中國產品向日本出口的功能,沒有為在日本的華人企業留下多少商業機會。歐美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與中國距離較遠,國際貿易關系逐漸形成,本國并不存在類似日本綜合商社的企業,因此為在歐美的華人企業提供了這樣的商業機會。
(二)雙向天生國際化的成長邏輯
“天生的國際企業”是外國學者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它描述了一種企業迅速國際化的道路。眾多學者的用詞和定義各有不同,Oviatt&McDougall使用“國際新企業”一詞,并定義為“一個從一開始就從使用多國的資源并向多國銷售中尋求重要競爭優勢之獲取的企業組織”;Knight使用“天生的國際企業”一詞,將其界定為“一個從成立之初就從國際市場銷售中尋求相當部分的收入的企業”;……等等。還有學者把“成立之初”具體界定為“成立后的兩年內”,把“國際市場”具體化為“5個以上國家”,把“相當部分的收入”具體設定為“25%以上”或“40%以上”。
如果嚴格按照以上定義和指標,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并不屬于“天生的國際企業”。但是,借助這個概念的本質內涵,我們認為,雙向天生的國際化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成長邏輯或理論。
首先,我們撇開上述具體指標,深入到“天生的國際企業”的本質特征中,這主要有兩點:一是企業在成立之初就擁有很強的國際視野,二是國際化的方式不同于現有的國際化階段模型理論(薛求知,2007)。然后,我們再看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主要特點,這主要有3點:一是海外華人華僑創辦,二是以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為主要業務,三是與中國存在雙向的商業關系(從中國進口產品在當地及其它市場銷售,在中國內地投資制造加工業和其他行業)。最后,把兩者結合起來,我們就不難得出下述結論:“雙向天生的國際化”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成長邏輯或理論,“天生”是指海外華人華僑“三重性”(中華性、本地性和國際性)(韓方明,2002)所決定的國際視野,“雙向”是指海外華人企業與中國市場之間存在的貿易與投資關系。也就是說,海外華人華僑“天生”的國際性決定了其國際視野:這種國際視野既不同于中國人,也不同于外國人,而是以其居住國與中國之間的“雙向”關系為特征的;當他們創辦企業時,這種國際視野就“自然地”發揮其作用,主要從居住國與中國之間的國際貿易或進口中國商品在當地市場批發/零售開始創業;當企業成長到一定的規模之后,利用多年經營積累的資本和能力,再加居住國與中國之間的優勢互補關系,這些企業開始在中國投資制造加工業;在垂直一體化經營取得成效的同時或基礎上,這些企業逐漸拓展其業務范圍或地域范圍,最后成為一家跨國公司。
五、對中國零售企業跨國經營的啟示
我們一直認為,海外華人跨國公司是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較為合適的學習對象。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與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存在較大的可學習性,它們的成長歷程及其邏輯為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提供了以下多方面的啟示:
以“中國制造”優勢為主要基礎。“中國制造”優勢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成長的主要外部因素,正是“中國制造”優勢的存在和利用,以貿易為先導的海外華人企業才能成長為跨國公司。中國本土零售企業也應該以“中國制造”優勢為主要基礎,從事跨國經營活動。再從零售業全球化的現狀和趨勢來看,在諸多跨國零售巨頭的壓力下,“中國制造”優勢也許是中國零售企業跨國經營的唯一基礎。
選擇有潛力的國家為目標市場。以當地市場對中國商品的潛在需求量,目前滿足需求的程度,以及當地企業進口中國商品銷售能力等為主要考慮因素,在全球范圍內選擇目標市場,并排出優先進入順序,制定出進入市場戰略路線圖。根據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經驗,發達國家市場先于發展中國家市場,日本市場基本可以不考慮,美國市場可考慮,歐洲各國市場可作為重點。
以某個品類產品經營為業務起點。在地域目標市場基本選定之后,經營產品品類的選擇至關重要。在目標市場所需的產品品類中,首先選擇某個品類為業務經營起點,而不是一開始就經營范圍較寬的產品品種。這是集中戰略法則的表現,把全部資源集中在某個品類經營中,較為容易形成競爭優勢。在鞏固某個品類市場的基礎上,才拓寬產品品類范圍和市場區域,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經驗,也是中國零售企業跨國經營成功的主要因素。
以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為核心力量。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創建人的企業家精神和能力是其成長的主要內在因素,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也應是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為核心力量,尤其是在海外業拓展的初期。中國零售企業可以在國際化經營實踐中逐漸培養這類人才,也可吸引當地華人華僑(尤其是從事批發/零售業務的人)加盟,利用其本地性優勢,把中國零售企業的優勢在當地市場發揮出來。
以海外華人企業為合作聯盟伙伴。海外華人及其資源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可資利用的重要因素,這也是中國企業與其它國家企業相比擁有的獨特資源。中國零售企業也不例外,可將當地華人企業作為主要的合作聯盟伙伴,通過多種靈活的合作方式,同時促進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和推動海外華人企業成長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
本文作者:程宏燕工作單位:武漢理工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立足于世界交往思考科技的發展和傳播
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抓住“交往”這一中心詞,范圍涵蓋遠古時期氏族部落,近現代英、法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瑞士等尚處于封建社會的諸國以及印度、中國等殖民境遇的國度,在世界性視域下他們考察工商業的交往活動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對于科技傳播機制與科技進步的影響,不僅強調區域、城鄉、民族、國家之間工業、商業等的橫向交流和歷史上下的縱向傳承,而且還特別揭秘分工體制、資本運動和科技進步的互促性。(一)橫向交流和縱向歷史傳承是促進科技創新和傳播的重要條件馬克思恩格斯特別強調“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在交往的范圍僅僅限于相鄰的局部地區,在沒有更先進的文明侵入之前,“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方都必須重新開始”。“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方都是單獨進行的。”[5]但是當一個地方被排除在商業交往之外,那么這個地區的發明,包括科學理論和技術成果就將逐漸消逝,被歷史掩埋。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交往越具有世界性,以大工業為基礎的世界性競爭越促進更多的科技成果保存和活動創新;另外還指出,自然科學研究如果離開了人們解決問題的迫切需要和現實實踐,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6]也就是說,科學技術的存在、發展既要有工業這種連接人與自然的、滿足現實需求的活動為土壤,又要有商業這種滿足人與人、社會各個區域種種交往需要的活動為中介。社會每一歷史階段都是后人繼承了前人大量的生產力、資金、人造自然環境和科技成果,并予以再創新和再傳承,所以人們周圍的感性物質世界并不是周而復始,而是科技推動下“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并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甚至由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于社會發展、由于工業和商業交往才提供給他的”[7],甚至櫻桃樹也是幾個世紀以來由于商業活動而移植到德國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基于物質生活世界和科技的歷史傳承所構建的社會交往理論被哈貝馬斯改造為基于“語言”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理論。哈貝馬斯為了澄清被扭曲為工具理性的“理性”概念,提出生活世界的基礎是交往理性,只有通過交往行為合理化,才能實現生活世界合理化,“制度框架層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語言為中介的互相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過消除對交往的限制才能實現。”而這,又必須依賴于“在政治的和重新從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過程的一切層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賴以實現的唯一手段”[8]。固然,人們日常生活世界里語言、行為等外在形式表征了交往的內容、分群和社會地位等,彰顯了政治意志,但哈貝馬斯在各個政治群體的劃分根源和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形成根源上卻摒棄經濟基礎,在純粹精神范疇內思索語言交往世界。(二)分工細致的機器和工作流程是科技創新與傳播的另一重要條件交往的重要前提是各個地區、部門商品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那么,在現代社會里分工流程和專業化機器又為生產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商品提供了可能。作為世界工業中心,英國大規模應用機器使農業勞動和手工作坊、工廠生產進行分工,使農村和城市職能具有明顯的分工趨勢,蒸汽機在交通工具上的應用使產地和加工地可以遠隔千萬里而進行協作性分工生產,分工的社會地位日益凸顯。反過來,世界市場、國際化生產和世界貿易又促使機器、各種機械化工具日益改進,也就是說,“工具積聚發展了,分工也隨之發展,并且反過來也一樣。正因為這樣,機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使分工加劇,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劇也同樣引起機械方面的新發明。在英國,機器發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進步。”[9]商業貿易擴大了產銷地的圈子和聯系,當市場擴大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它的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機器。于是人們便想到應用十八世紀時已充分發展的機械學。各種生產上的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機器的不斷改進,并應用于各種原料生產地與商品銷售地。伴隨著商業貿易的延伸,各種先進機器也就隨之在世界各地散布推廣,先進的科學理論和技術技藝也隨之傳播。(三)資本的投入是科技創新的物質基礎現代科技、資本及其依附而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三者幾乎在同時期誕生。資本運動推動科技進步,兩者緊密結合,互為前提,共同促進蘊含科技含量的器物創新。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他們仔細研讀并加以吸收運用當時諸多經濟學家著作和科技史書的思想,[10]從經濟學角度解讀科技與資本、社會發展的緊密關系。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里仔細分析了資本的概念和運動過程,并對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和賦稅》以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所說的資本是一種物,一種對象化的勞動,把資本外化為勞動工具或等同于單純的貨幣的觀點表示了不贊同。他認為資本是一種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11]。即資本是作為簡單生產過程出現的一種自我運動,在這個運動過程中,資本的最初表現形式是貨幣,資本家以貨幣形式購買了勞動力的支配權,勞動就被并入資本,隨后資本開始發酵并成為生產過程。資本換進來的是工人這種活勞動,“對于資本來說,勞動所以具有交換價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價值,勞動不是對工人本身來說,而只是對資本來說,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12]工人以工資方式把勞動作為生產財富的力量轉讓給資本家,資本家獲得了這種力量,并轉換成為自己創造財富的資本。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里說到工人的勞動就是他們主人的資本。問題在于,工人所獲得的工資與付出的活勞動資本之間差距過于懸殊,所以,由于活勞動以微薄的補償轉換為活資本,和其它資本一起參與為資本所有者賺取絕對豐厚的利潤。因此,科技創新及其最主要的機器產物在資本生產過程中成為工人的對立面。也就是說,在工資收入與勞動付出之間永遠地、絕對地不公平的前提下,貨幣資本驅使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成為資本家壓榨勞動者利益、以賺取最大化利益的保證和基礎。機器越是革新,工人處境就越悲慘,資本家就越能賺取更多利潤。英國、法國的現代化過程證實了這一點。
立足于人的精神世界思考科技的文化價值
通過對多個現代工業發展前沿城市的考察,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到現代科技與哲學、宗教、道德觀念、價值取向、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種種文化形態的彼此關聯。他們認為正是科技器物如機器、交通等的世界性擴張,以及商業貿易的世界性往來,引發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的斗爭、磨合和融合,反過來又促進科學精神、科技器物創新、科技知識體系等各個方面的提升。(一)現代科技沖擊著傳統的哲學、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風俗習慣等文化諸形態人的精神文化形態實質上由人的生存處境所醞釀而生。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下所產生的個體行為規范、社會價值體系和國家運轉機制這些精神世界是有差異的。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實地考察曼徹斯特和親身體驗英國工業成就,比較了英、法、德國和瑞典的發展狀況,意識到現代科技的社會化應用和國際化交往趨勢對傳統文化形態的沖擊。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已經看到德國和瑞士農業社會生產方式所創造的古典文化模式在現代工業文化沖擊下面臨分裂與重構。對于哲學而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多年來德國黑格爾派的思想土壤是相對閉塞、落后的農業社會,遺憾的是“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所以迷失在黑格爾思想的“觀念、思想、概念產生、規定和支配人們的現實生活、他們的物質世界、他們的現實關系”[13]。那么如何產生現代唯物主義哲學呢?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里都在強調唯物主義哲學是現代科學和哲學結合的產物。“如果說瑞士的工業生產幾乎還完全保持著蒸汽機發明以前全歐洲普遍采用的那種方式,那又怎么能指望生產者的頭腦中,除了與此相適應的思想以外還會有其他思想呢?如果說蒸汽機還沒有使瑞士的生產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又怎么能夠瑞士人的傳統的思想方式呢?”[14]馬克思指出英國蒸汽機和英國自由貿易促使農業與手工作坊為主的印度等亞洲國家那些細小刻板的社會機體大部分被破壞,并且正在歸于消失。就社會發展而言,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每一種歷史文化總是在科技的節節推動下漸次發生變革。現代工業文明必將取代農業社會的文化模式,引發思維模式、思想制度、觀念范疇乃至于社會方式和活動方式等的漸次變更。所以從歷史發展角度看,英國“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15]。(二)現代科技所滋生的高額利潤加固了功利主義價值觀和自私人性思想的社會主導地位英國的科技社會化所帶來的巨大利潤推使金錢至上的功利主義價值觀日益膨脹,法國唯物主義思想中關愛人類整體的博愛意識逐漸被自私自利思想所排擠,導致異化現象蔓延到各個階級。社會彌漫著“物化”氣息。在馬克思恩格斯眼里,“異化”包含了兩個方面:工人異化為替資本家賺錢的機器,喪失自我精神和身體的自由;資本家異化為金錢的奴仆,步入自私的泥潭,喪失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豐富人性和個性自由發展空間,也丟失了人本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和費爾巴哈對人自身的重視精神。資產者對工人的態度以是否有利于賺錢為基本判斷標準。工人只是賺錢的工具、另類機器而已。一位資產者在聽完恩格斯講述曼徹斯特工人糟糕處境后無動于衷地說道:“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一切社會關系都是圍繞是否賺錢這一中心。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系是純粹的金錢與工具關系。“廠主是‘資本’,工人是‘勞動’。……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間除了買賣關系還有別的關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金錢確定人的價值。……牟利精神滲透了全部語言,一切關系都用商業術語、經濟范疇來表現。需求和供應,需要和提供,supplyanddemand,這就是英國人用來判斷整個人生的邏輯公式。”[16]正因為如此,即使英國擁有最能改善人們生活條件的各項實用性技術,但是對于工人生活區的道路建設、排污建設、居住房屋的建設卻是資本家所忽略的,原因在于改造它們并不能給資本家直接帶來利潤和明顯的經濟效益,投入多少并不能帶來相應經濟收益。所以就用最少的投入、最省的空間、最差的材料來建工人居住的房子。也就是說,現代機器進步和相應的工廠制度對維護勞動人民的淳樸本性和保證其身體健康沒有什么幫助,科技的社會化反而加劇了貧民窟的悲慘狀況,摧殘了工人的身體健康,工業生產的惡劣環境使工人們的生活狀況遠不如身為農民時期。所以,恩格斯在關注草根階層和資產階級的精神異化后總結道:“倫敦人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跡,不得不犧牲他們的人類本性的優良品質。”“在這種街頭的擁擠中已經包含著某種丑惡的違反人性的東西。”[17]那就是在利己主義之上,還附生著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冷淡與不近人情。馬克思恩格斯極為關注科技的社會責任性和倫理問題。《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圍繞機器細致探討了技術設計理念、技術活動流程、技術產品使用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應、技術創新的利益落腳點等對于勞動者的生活實踐和文化價值的意義。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文明的一切進步“所發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18],這種文明的進步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一個科技進步的社會絕不是單單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這也不是人類的最終命運,科技進步的最重要價值在于促進人的精神富足,“由于給所有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能夠使人的“個性會得到自由的發展”[19]。在現代科技發展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尊嚴、自由、平等、博愛,這才是最終的價值訴求,即恩格斯所強調的文化上每一個進步,都應當是邁向心靈、人性、空間自由的一步。那么,要消解這些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身體與精神的異化,就應當觸及私有制和一系列不合人性的管理機制,科技發展應當以促進人民的生存環境和日常生活進步為基本落腳點,這樣才能讓科技造福于包含勞動者在內的整體人類,而不僅僅是資產所有者受益。目前,中國的科技創新和技術器物的社會化進程,諸如轉基因工程、高速交通工具的研發和先進醫療器械以及昂貴藥物的應用研究等,都應當以絕大多數人所需、所求、所受益為目標而展開,而不是僅僅服務于擁有強大話語權的資產所有者、掌握政權階層等,甚至不顧及勞動者的身體健康、基本的生活環境與物質需求。要實現這一點,需要構建基于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社會價值觀、倫理道德體系等,并以社會制度和管理機制來保障,使人們共同享受科技福利。面對當今許多因物欲衍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和違背善良人性的科技倫理道德問題,我們需要認真研究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價值、尊嚴、幸福為核心的科技文化思想,避免資本主義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性異化、拜金意識、環境惡劣等弊端再次產生。如今,國家的國際影響力的擴大日益依賴于科技的領先性和以此為中心的現代文化綜合效應。最重要的是,各個國家之間的科技知識理論與科技活動等處于頻繁交流和彼此滲透的世界性發展狀態。當代中國更需要敞開胸懷擁抱、交流、辨析發達國家的科技理論知識、科技器物、科技精神以及各種科技文化流派。王一川教授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要從地球模式、民族協同觀、制度轉型論、道氣互動說和人權說五方面相互聯系入手。[20]那么,這樣去建設先進文化,是絕不能離開科技活動模式和科技器物基礎上的科技價值觀、科技精神等現代科技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國要成為文化強國,抵達它的“經驗之梯”就是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科技文化思想為基礎,融合他國先進科技文化理念鑄就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科技文化思想。它的內容必然應當是摒棄濃厚的工具性、功利性、殖民性、階層歧視性、自私性和非公正性等弊病,彰顯科技知識、科技研發和科學精神中服務社會民生、平等博愛、坦誠率真、尊重人性自由尤其是尊重普通民眾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嚴等內容。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基于民富的國強,實現基于人自由發展的社會全面進步,實現基于現代科技進步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化工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化銷公司)作為中國石化的全資子公司,是目前亞洲最大的化工品銷售企業。由于化工銷售有限公司所處的化工行業特性和貿易公司特點,其面臨的輿情風險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物流運輸的風險性。化工產品銷售運輸過程中由于意外或責任事故等原因造成環境污染,容易引發輿情風險。如“7.23中海集裝箱墜落海”事件中,部分包裝袋及顆粒被海潮沖到香港海域和離島沙灘,引起輿論關注和民眾擔憂。在未確定貨物權屬的情況下,網絡輿情洶涌,質疑、指責中國石化,甚至指向中資國有企業,指向香港特區政府。二是經營品種的特殊性。化銷公司經營的產品主要包括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原料、合成纖維和聚合物、有機化工原料(苯、二甲苯等)、化肥、天然橡膠等,這些產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性,稍有不慎就會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進而引發輿情危機。三是服務對象的廣泛性。公司的規模和實力造就了巨大社會影響力,也帶來了“明星”般的聚光效應。公司的一舉一動都會被社會公眾和媒體放在“顯微鏡”下觀察,風吹草動都會引起軒然大波,形成輿論的燎原之勢。四是化工行業的敏感性。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增強,加上一些媒體對化工行業的片面宣傳誤導,化工行業容易成為社會公眾重點討伐的對象。如果在化工產品銷售運輸、儲存過程中一旦出現意外或責任事故等原因造成環境污染,將引發不可估量的社會負面影響。五是營銷領域的高風險。由于目前國內的商業氛圍,貿易經營領域是容易出現腐敗問題的高風險區。如果監管不到位,營銷人員利用監管漏洞實施損害公司或客戶利益的不當行為,容易成為網絡輿情炒作的對象,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造成不良影響。
2化銷公司應對網絡輿情的現狀
目前,化銷公司建立了相關輿情應急處置預案,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應對網絡輿情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從快捷、準確、合理應對并化解網絡輿情危機的角度看,尚有很大差距,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輿情危機處置機制不完善。未建立專門的組織機構和專業的網絡設施保障,對可能引發的、苗頭性問題缺乏政治敏感性;突發性重大事件處置預案不完善,也未對預案的有效性和實用性進行檢驗,一旦發生網絡輿情危機,只能上報集團公司,等待母公司出面解決,難以及時消除負面影響。二是輿情危機收集和分析滯后。化銷公司還沒有建立由專人負責對網絡輿情進行追蹤匯總、登記和總結的制度,這就很難通過跟蹤分析和研判來掌握網絡輿情的發展走向、輿論熱點和媒體關注焦點,一旦發生輿情危機,難以判斷突發及重大輿情的級別和程度,導致輿情處理滯后。三是輿情危機處理的方法滯后。在新媒體時代,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媒體開始異軍突起,我們主要還依靠傳統的新聞管理辦法,常常處于被動局面。
3完善化銷公司網絡輿情處置的對策
1.國有企業企業文化與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融互通的
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就在于利用思想教育工作,對員工的行為和思想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提高企業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保證企業獲得穩定的經濟效益。企業文化指的是在長時間的企業發展過程中,逐步聚合而成,并被所有企業員工所共同認可的品牌理念、經營理念、企業精神、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均以企業員工的精神理念和思想觀念為主要對象,最終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和員工的穩定發展。
2.國有企業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間是互補的
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實施方式、作用范圍和主要內容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補性。一方面,從兩者的實施方式來看,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實現途徑是工會和黨團組織開展的活動和宣傳,而企業文化建設則能夠充分利用各種主動的方式,為企業良好形象的建立創造基礎。另一方面,從兩者的作用范圍來看,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于改善企業員工的思想覺悟、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識,而企業文化則能夠在企業日常經營和規章制度之中,融入思想教育培訓和管理等工作,從而實現共同的準確和價值觀。同時,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在于企業思想道德體系的建設,而企業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則在于向企業智力理想和思想素質中貫徹思想道德教育的內容,從而實現兩者內容上的互補。
二、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融合的途徑
1.國有企業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中人員的融合
企業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夠由相同的人員和組織結構來完成,不需要復雜的人員系統。管理人員系統的過度臃腫,會對整個企業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員工和管理人員的工作職責模糊不清。在國有企業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融合過程中,黨團組織應該是唯一的責任結構,且應做到責任分配到人,實現權責分明。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管理組織和管理人員的相互融合,有助于國有企業思想教育工作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實現人力資源的整合與優化。另一方面,兩者之間的有機融合還有助于國有企業自身管理工作的發展創新,增強企業內部員工的團結協作能力以及歸屬感和凝聚力,體現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的價值,避免了傳統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實施過程中,人員冗余、管理效率低下、權責不明等多種問題。
2.國有企業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中活動形式的融合
在國有企業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融合過程中,需要關注企業員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體作用,在企業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中,貫徹融合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從而深化企業職工對于文化內涵與企業精神的認識,幫助企業員工形成積極正確的價值觀。各個國有企業可以在日常工作過程中,通過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最大限度激發職工的活動熱情與參與積極性,從而充分認可企業文化建設的作用于價值,融入企業整體文化氛圍。
3.國有企業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中導向功能的融合
功能融合主要包括教育功能、協調功能和導向功能的融合。其中,教育功能的融合是企業開展思想政治功能的主要功能,指的是通過豐富多樣的形式,為職工提供正確的思想政治知道,從而提高企業職工道德、法制和其他等綜合素質水平,為其提供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從而由整體上促進企業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協調功能融合指的是在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企業人力資源和綜合利益之間必然存在特定的矛盾,在現有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用企業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間的相互協調,提高企業的綜合效益;導向功能融合指的是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兩種導向功能的相互融合,其關注的焦點在于企業職工道德觀、思想觀和價值觀的融合。
三、結語
既然“四化”建設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那么推進“四化”建設就必須運用辯證方法。而抓住重點,以點帶面,正是對立統一規律在實踐中的具體化,也是我們抓落實的一個重要方法。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主要矛盾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起著決定作用,我們在觀察和處理復雜問題的時候,必須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關鍵、抓住重點。大力推進“四化”建設涵蓋了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職能,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我們只有善于抓重點,把重點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才能有力地推動全盤工作的進程。結合工商行政管理實踐,推進“四化”建設,應突出抓住六個方面的重點來展開:
(一)以規范市場主體準入行為為重點,切實提高登記和服務科學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要繼承和發展過去登記許可中的好經驗好做法,做到三方面:合法登記、合理登記、合情登記。就是既要自覺服務,又要依法辦事。我們要結合登記服務工作實際,在建立核準名稱提示制度、新型企業登記指導制度、名稱核準反饋管理制度、登記疑難問題會商制度、工商聯絡員制度、登記服務質量評價機制等方面入手,提高登記服務工作的“含金量”,使登記服務從過去的服務設施、服務態度的低層級服務拓展到服務質量、服務內容為主的高層級服務上來,實現登記服務“質”的轉變。
(二)以保障市場消費安全和市場公平競爭為條件,切實提高維護市場秩序和市場監管的能力和水平。
市場監管是工商部門職責履行的“重頭戲”,而確保市場消費安全又是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要科學監管;二是要科學執法;三是要科學保障。市場主體眾多,市場商品五花八門,要確保市場消費安全,以最小的行政投入獲取最大的監管效益,就必須對商品市場分層分類開展監管。這就要根據不同市場,結合其日常監管信息綜合情況,參照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標準,對商品市場分類進行監管。同時建立市場日常巡查、專項整治、應急處置等工作程序,方可事半功倍,而不致“眉毛胡子一把抓”,勞而無功。
(三)以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為重點,切實提高依法維權的能力和服務社會和諧的水平。
當前,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推動12315行政執法體系建設。一是要做好信息網絡維權;二是要做好站點網絡維權;三是要做好提示體系維權;四是要做好制度體系維權。要拓寬消費維權渠道,進一步推行消費糾紛和解制度、調解制度,探索建立小額消費爭議訴訟制度,變消費糾紛由“12315”一家化解為多途徑、多渠道并解,使維權更加科學。
(四)以保護商標專用權和維護廣告市場秩序為重點,切實提高商標、廣告管理能力和保護知識產權水平。
一是抓住保護和維護的重點;二是改進保護和維護的方式。商標廣告監管都要適應網絡時代要求,與企業建立商標、廣告網絡管理模式。商標監管中,我們曾推行過“三書六聯動”工作機制,應將這種機制運用到網絡監管方式中,提高監管的科學性,改變傳統監管模式,達到“不出門”便可實施監管的目的。
(五)以打擊傳銷和規范直銷行為為重點,切實提高監管能力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水平。
打擊傳銷應科學地抓好四個方面:一是要盯“人”;二是要“聯手”;三是要施“教”。就是要利用各種形式進行打擊傳銷的宣傳教育活動,實現打傳宣教進社區、進校園、進農村、進賓館、進商廈,使其無“藏身之處”;四是要痛“擊”。對查獲的傳銷人員及提供傳銷場地的當事人依法嚴懲,重拳打擊。
(六)以強化機關和基層建設為重點,切實提高機關的工作效率,管理能力和基層執法服務水平。
【關鍵詞】稅收籌劃財務目標納稅債務
一、公司一般財務目標內涵規定性
(一)財務目標體現著本金的本質特征
財務目標是經濟組織在整個社會環境的制約與自身的價值判斷中不斷推動本金運動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它影響和制約著各經濟組織生存和發展的總體目標。
資金分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類經濟組織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而墊支的貨幣。增值性是本金的本質特性它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本金投入的目的是為了增值。二是本金的增值具有可能性。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勞動者在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不僅創造了新的使用價值,而且形成了價值。勞動者為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本金增值的來源。財務管理是本金外在表現形式——財務活動與內其在利益約束——財務關系的有機構成,其行為充分體現出本金運動的本質特征即對增值或利益水平的追求。這就是公司財務目標的本質取向及核心。
(二)公司財務目標內涵
公司經營理財,其目的直接指向獲利水平和償債能力的提高。盡管不同組織形式的公司以及在不同的時期財務目標的具體內涵不盡相同,但是,無論公司在形式上擬定怎樣的具體財務目標,最終都必須符合投資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終極目標。在實際公司運作中,經營管理階層與投資所有者對目標實現的期望上常常產生一定的分歧:投資者在理財策略上和經營策略中往往會從公司長久良性發展的角度出發,而經營者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往往會滿足于“安全處理業務”,其結果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導致投資所有者可能無法獲得應有的財富最大化期望。但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二者又是相統一的:其一,投資所有者的理財目標,其長久的利益必須首先通過公司經營者對財務目標的追求才能得以體現;其二,經營者的保守、消極態度和行為一旦被投資所有者認為“不當”,也會危及到經營管理者的利益。因而,從長遠來看,經營管理階層擬訂的財務目標必須統一于投資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客觀要求。
二、納稅制約下的公司財務目標
(一)納稅債務與公司一般性債務償還對現金支付需要的差異
公司的負債主要來源于:(1)營業性債務,如各種長短期借款、應付債券、結算信用債務、其他長期應付款;(2)應付投資所有者股息、紅利;(3)依法應繳納的稅款等等。前兩者定義為公司的一般性債務,后者稱之為納稅債務。
納稅債務與公司的一般性債務的償還對現金流量的要求呈現差異。一般性債務償還相對于納稅債務償還對現金流量的約束具有較大的彈性,即體現出一定的“軟”約束狀態。納稅債務的清償則體現著現金流量的“剛性”約束,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彈性可能。稅法的嚴肅性與規范性決定了公司只有及時足額地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才能使其市場法人資格在法律上得以認可,進而才可能享有法定的市場自與正當經營收益的法律保護權。法定稅款的繳納,不同于公司的一般性債務,其運作的規則是必須動用現實的現金才能予以完成。
(二)現金匱乏對公司切身利益目標的負效應分析
稅款的計量依托于法定稅率與公司賬面記載的應稅收益(為便于分析,假定會計計稅收益與稅法計稅收益具有同一的內涵)金額,而不考慮這種賬面意義的收益所實際取得的現金流入量的狀況。因而公司納稅的行為規范就是:只要體現出賬面(或會計)觀念的應稅收益,公司就必須依法及時足額地動用現實的現金予以解繳。
既然存在著會計收益預期的應計現金流入量與實際現金流入量的非對等性同依據會計收益而非實際變現收益計算的應交稅款現金支付的剛性約束間的矛盾的客觀性,因此,單純地依據公司最大獲利能力所確立的所謂“最佳”財務目標在納稅現金支出剛性約束下對公司切身利益產生以下負效應。
其一,絕對的現金支付能力匱乏。即手持現金余額不足以支付即時稅款,而公司在稅法規定期滿前又無法予以融通。
其二,現金的相對不足。即公司手持現金相對于納稅現金支付需要量短缺,但通過融通能夠彌補,只是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
相對于公司投資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標,無論上述哪一種情形的納稅現金流量的短缺,都直接反映為對公司根本利益的侵蝕,即納稅的機會損失完全定義為公司的成本。一旦這種成本損失的增長額度超過賬面邊際稅后利潤時,便意味著此時的賬面利潤相對過度,或者說抑減一定數額的賬面獲利能力對公司可能更為有利。
(三)納稅約束下的公司適度財務目標的內涵規定性1.適度財務目標以公司獲利能力與現金償付能力的制衡協調為基礎
賬面收益最大化并非直接等同于公司投資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必須充分依托于現金的償付能力,特別是納稅現金流量的有效限度,遵循邊際損益分析原理,通過獲利能力與現金支付能力間的利弊權衡與制約協調,最終達成在投資所有者利益最大維護下二者的和諧統一。2.適度的財務目標應當有利于公司與國家長期利益的良性穩健增長
較高的公司賬面收益的確有利于政府即時稅收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政府這種即時收益的增加是基于公司需要承受較大的機會風險損失前提,一旦公司因稅負相對現金支付壓力過重而無以緩解時,便將對公司資金運行的內在秩序發生嚴重的擾亂,以致效益再殖活力基礎推進滯緩。這樣最終損害的就不僅僅只是公司利益更主要的將是國家利益。相反,若政府能真正通過法制規范將市場價值判斷取向權力賦予作為市場法人主體的公司,使之能夠充分依托有效的現金支付能力預期,而非單純地以賬面收益最大化組織經營理財決策,這樣盡管可能對政府即時稅收收入的增加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一微小的代價將換取公司長期穩定的資金基礎的有效奠立,因而從長遠意義看,政府的稅收收入必將隨著公司效益增殖活力與功能的提高和強化而得到更大的增長。
參考文獻:
[1]唐騰翔.稅收籌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中國石化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作為國內最大的海相高含硫化氫氣田,設計生產能力為100億立方米/年,而正式員工卻只有1400多人。1400多人的員工隊伍駕馭百億立方米硫化氫氣田安全平穩運行、高效生產,實踐證明油公司管理模式這種新型管理模式在普光分公司發揮了巨大作用。建立標準體系,實現標準化管理是普光分公司成功運行油公司管理模式的重要舉措。2011年普光分公司以采氣廠為試點,率先建立標準體系,實現標準化管理。采氣廠標準體系包含“技術標準體系”與“崗位標準體系”,同時建立了配套的標準化信息查詢系統。專業標準體系涵蓋HSE、開發地質、采氣工程、集輸工程、電訊儀控、設備管理、施工驗收、計量化驗8個專業,收錄標準2000余項。“崗位標準體系”涵蓋生產辦公室、HSE辦公室、技術管理辦公室、開發管理辦公室、設備管理辦公室、采氣區、集氣站、計量化驗站、維護維修站等全部科室的所有崗位,收錄標準1100余項。“崗位標準體系”中依據標準在崗位中的使用頻率、重要程度,劃分為“掌握、熟悉、了解”三個層次。配套的標準化信息查詢系統實現了體系的信息化、網絡化管理,使管理及操作人員能夠快速、準確掌握標準、更新信息,方便及時查詢所需標準文本,從而提高了標準化管理水平。在采氣廠標準體系運行取得較好效果后,普光分公司相繼建立天然氣凈化廠標準體系、應急救援中心標準體系、生產服務中心標準體系。其中生產服務中心因其特殊性,標準體系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改進,更充分體現了油公司管理模式下建立標準體系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生產服務中心有綜合辦公室、黨群辦公室、生產辦公室、技術辦公室、HSE辦公室、工程辦公室6個科室,在崗人員40余人,但是生產服務中心業務包括供電、供水、通信、司駕、餐飲、公寓、會務、搶維修、污水處理、保安、保潔等,涉及范圍廣,而且均為業務外包。制度化、標準化管理是保障40多人的管理團隊管理好如此龐大而復雜隊伍的前提。而一個重點突出、層次分明、結構緊湊、科學合理、覆蓋全面的標準體系則是實現制度化、標準化管理的基礎。為此,生產服務中心標準體系在建立過程中經過多次討論與修改,最終確定建立專業、崗位、工作三大標準體系。專業標準體系涵蓋供電、供水、通信、信息、餐飲(公寓、會議)、車輛服務、搶維修、污水處理、保安、保潔、綠化養護與花卉租擺等11項業務,收錄標準800余項。對于有業務,缺乏相關標準的項目,提出了36項制修訂項目,使體系更加完整實用。崗位標準體系中,首先對所有科室、業務單位的各個崗位進行字母編號,形成框架體系,再依據崗位職責將相關的技術標準、管理標準、各規章制度納入標準體系,形成覆蓋所有崗位,包含各類規范性文件的崗位標準體系。崗位標準體系的建立解決了各崗位工作具體怎么干、如何考核的問題,實現了崗位工作的標準化管理。工作標準體系是在崗位標準體系的基礎上進行提煉精簡,將各崗位所有的技術標準、管理標準、規章制度依據崗位職責去繁留簡,形成一個工作標準,崗位人員只需要依據這個標準就能開展具體工作。該工作標準包括任職條件、崗位職責、職權、工作流程、工作內容與要求、檢查與考核幾大部分。覆蓋了崗位人員的選用、崗位職責的履行、崗位工作考核所需的所有內容。
二、標準化管理方式用于油公司管理模式的優勢
建立標準體系,實現標準化管理可以優化企業管理結構。油公司管理模式屬于組織結構劃分清晰,責權明確的優越的管理硬件,而完善的標準體系是配套于硬件,保障管理硬件發揮更好作用的軟件系統。普光分公司的管理經驗也證明這種涵蓋技術、崗位、工作三大部分的標準體系確實能夠為保障油公司管理模式良好運行提供有力的支撐作用。實施標準體系,用標準進行管理考核可以提升企業管理效率。由于油公司管理模式專注管理、業務外包的特點,無疑增加了企業的管理難度,特別像普光分公司這樣的外部市場,還存在著人員流動大的問題,管理難度進一步提升。而標準體系的實施可以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同一業務,不管哪個專業公司負責,管理方都可以用同樣的標準進行管理考核,專業公司也可以依據該標準體系有針對性的對自己的隊伍進行培訓考核,有效避免了因為專業公司的變化,專業公司內部崗位人員的流動而造成的工作銜接中斷的問題,從而提升企業管理效率。
三、標準化管理方式的推廣價值
關鍵詞:阿多諾;文化工業;合理性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15-02
“文化工業”這一概念首先是由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提出的,其主要批判當時資本主義背景下大眾文化的過度商業化,而忽視文化本身精神價值的偏向。阿多諾一針見血地提出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消費主義傾向,認為文化產品商品化、標準化、技術化阻礙了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工業應該是文化發展的一種必然途徑。阿多諾沒能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工業,認為大眾是無思考、無判斷能力的一群庸俗群體,過分低估了受眾的能動作用,忽視了人民大眾的接受能力。尤其在全球化過程中,文化軟實力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競爭的一個重要砝碼。所以,在中國當代社會,我們應該對“文化工業”予以具體分析,從中探索文化產業發展的正確方向。
一、發展文化工業的必要性
阿多諾曾在《文化工業再思考》[1]中闡述了“文化工業”的定義,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既非民間文化,也非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大眾文化,而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后的大眾文化的特殊形式。所以從這點來看,“文化工業”有它自己的使用背景。
中國的社會環境與阿多諾文化工業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環境有著巨大的差別,分析當代中國社會,我們應該看到“文化工業”在中國發展的必要性。這種必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發展傳播學――國家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發展傳播學是研究國家發展和傳播之間關系問題的學科。其代表人物施拉姆曾在著作《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信息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中提到,信息傳播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在施拉姆看來,發展中國家信息傳播相對落后,造成其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傳播閉塞,其后果是嚴重阻礙了國家現代化。在當代社會,現代化不僅僅是指經濟領域的工業化,還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先進性及其相互之間的互動性。尤其文化上的現代化更是一個國家的內核。阿多諾所批判的核心正是經濟與文化的矛盾問題。追求經濟發展無可厚非,但是不能以損害文化發展為代價。在阿多諾看來,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經濟的發展,過度迎合消費者,文化朝著越來越低俗和同化的方向發展,文化逐漸失去了其作為人的精神食糧的積極作用。統治階級通過文化控制來達到對人的意識形態的控制。在“二戰”中,法西斯國家在占領區積極實施文化控制,如果說經濟的控制是暫時的,那么文化控制卻深遠持久,對瓦解一個國家更是致命的。信息傳播在發展文化事業、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大眾媒介作為傳播知識、發展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文化軟實力不可忽視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我們應該積極利用這一途徑,提高中國文化的輸出能力。要在傳承的基礎上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擴展,從而使中國文化逐漸成為影響世界文化的重要力量。
(二)全球化大背景下不進則退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科學技術、思想文化傳入我國,面對國外思潮的沖擊,我國政府部門積極尋求文化發展的新出路。進入21世紀,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全球化快速發展,西方文化擴張、文化霸權越來越滲透到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為文化的產業化發展帶來了希望。只有文化和經濟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文化的教育功能,才能抵制外來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沖擊,為傳統文化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在經濟、文化全球化博弈的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具有天壤之別。文化產業在發達國家而言,不僅僅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生產實踐,更重要的,它是宣傳西方價值觀、開拓世界市場進行“文化殖民”的政治文化實踐;在發展中國家,它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更是保護民族文化,維護國家安全,爭奪國際話語權的特殊事業。應該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產業化是經濟深化發展的必然產物,如果不能抓住大趨勢、緊跟潮流,其結果必然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二、“文化工業”在中國存在的適合條件
(一)教育水平、國民素質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努力提高國民素質,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國民在文化選擇方面具有了分析判斷能力,其文化消費也更加理性、客觀。阿多諾批判“文化工業”是因為面對“無意識”的大眾,他看到了統治者通過“自上而下”的消費引導對他們的思想控制。但是,現在社會受眾不再是阿多諾眼中盲目接受和沒有思維的下層民眾。大眾面對各種文化產品具有自己的判斷能力。為了滿足不同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文化市場呈現多種多樣、繁榮發展態勢。比如前段時間青春題材的小說風靡市場,于是一時間出現了大量同題材的電影、電視。雖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應該看到先有了消費者需求,才有了關于這方面文化產品的市場飽和,而不是阿多諾所認為的先生產出來這種文化產品公眾必須接受的情況。在現代商業背景下,那些價值取向低俗、惡俗的文化產品必然會被有知識和素養的社會大眾拋棄。
(二)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
經濟水平的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使得大眾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需求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社會對文化產品的需求越來越旺盛。據有關部門統計,2014年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23940億元,比上年增長12.1%,占GDP的比重為3.76%,比上年提高0.13個百分點。文化消費不斷增長,文化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2]
面對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文化生產必須組織化、規模化。綜觀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之所以和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異,是因為我國的文化發展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發展。比如說迪士尼公司是以動畫電影起家的,但是現在其業務范圍不僅僅局限于動畫電影,而是包括服裝、樂園、箱包、玩具、家居等諸多領域,它的品牌價值遠遠超過其本身產品的價值。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滯后,并非緣于市場化過剩,而是市場化程度不夠高所致。阿多諾批判的“文化工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描述當前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些現象,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是應該以正確的理論為導向,發展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
三、結語
不可否認,阿多諾基于當時的社會背景提出“文化工業”的概念具有積極的意義。尤其他的經驗研究與哲學思辨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更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也正是由于這種特定的背景限制了其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在當代社會,尤其在當代中國社會,我們應該對其在新的語境下進行重新解讀。
參考文獻:
[1]阿多諾.文化工業再思考[A].文化研究(第一輯)[C].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2]中國經濟網.統計局最新數據: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超2萬億[EB/OL].http:///culture/gd/201501/23/t20150123_4417470.shtml.2015-1-23.
[3](德)霍克海默,特奧多?威?阿多諾.啟蒙辯證法[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