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證券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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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關鍵詞：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人民幣匯率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6月12日

一、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對人民幣幣值變化的影響

從理論上來講，當一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那么一國的貨幣將會貶值。從我國國際收支差額的變化來看，國際收支順差規模最大的年份集中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這一時期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規模保持在4，000億～5，000億美元之間，特別是2013年的國際收支順差高達5，090億美元，但是從2014年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規模呈現出大幅度減少的狀態，2014年的國際收支順差規模僅為2，579億美元，較2013年減少了2，511億美元，2015年的國際收支順差僅僅實現了1，882億美元，較2014年減少697億美元。

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與我國國際收支順差規模的變化之間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重大改革形成了人民幣兌美元不斷升值的條件，隨著我國國際收支順差規模的持續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呈現出單邊持續升值的狀態，由2005年末的1美元兌換8.0702元人民幣，到2006年末的1美元兌換7.8087元人民幣，到2007年末的1美元兌換7.3046元人民幣，到2008年末的1美元兌換6.8346元人民幣，到2009年末的1美元兌換6.8282元人民幣，到2010年末的1美元兌換6.6227元人民幣，到2011年末的1美元兌換6.3009元人民幣，到2012年末的1美元兌換6.2855元人民幣，到2013年末的1美元兌換6.0969元人民幣。伴隨著201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順差規模大幅度地減少，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呈現出不斷貶值的狀態，由2014年末的1美元兌換6.1190元人民幣，到2015年末的1美元兌換6.4936元人民幣，到2016年3月末的1美元兌換6.4612元人民幣，到2016年4月末的1美元兌換6.4762元人民幣，到2016年5月末的1美元兌換6.5315元人民幣，到2016年6月初的1美元兌換6.5679人民幣。

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順差規模大幅度減少的主要原因來自于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的增加，2011年我國的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順差2，600億美元，2012年我國的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360億美元，2013年我國的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順差3，430億美元，2014年我國的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514億美元，2015年我國的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高達4，856億美元，創近5年來的最高水平。

2015年我國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三點：一是我國直接投資的順差規模大幅度減少。我國直接投資差額，2011年順差2，317億美元，2012年順差1，763億美元，2013年順差2，180億美元，2014年順差1，450億美元，2015年順差直接下降到了621億美元；二是我國證券投資差額由順差改變為逆差。我國證券投資差額，2011年順差196億美元，2012年順差478億美元，2013年順差529億美元，2014年順差824億美元，2015年逆差665億美元；三是我國其他投資差額順差逆差交替，逆差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其他投資差額，2011年順差87億美元，2012年逆差2，601億美元，2013年順差722億美元，2014年逆差2，788億美元，2015年逆差高達4，791億美元。

直接投資順差的減少，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逆差的增大，是導致2015年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因此，從國際收支的角度分析，國際收支順差的減少，特別是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逆差的大幅度增加是引起人民幣貶值的一個基本因素。

二、人民幣貶值對非儲備性金融賬戶差額的影響

從理論上來講，當一國貨幣出現貶值預期時，將會引起國內資本外流，一定會引起一國非儲備性金融賬戶差額的變化，或者是使得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順差規模減少，或者是使得非儲備性金融賬戶出現逆差。從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來看，自2013年末創1美元兌換6.0969元人民幣歷史新高以來，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出現了有升有降，不斷貶值的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我國的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順差規模在減少，甚至出現了很大規模的逆差，由2011年的順差2，600億美元，到2012年的逆差360億美元，到2013年的順差3，430億美元，到2014年的逆差514億美元，到2015年的逆差4，856億美元。

第2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是中美第五次戰略經濟對話的主要關注點之一。

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2007年還只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1%。(本文在未作特別說明的情況下,均采用美國經濟數據局的數據)在中國承接的海外直接投資中，根據中國商務部披露的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數據，2008年1-9月，美資也僅占2.98%。按照美方的觀點，中國的投資審核程序、潛在的投資壁壘和對美國投資者不完全的法律保護阻礙了中美投資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中國。

由于中美貿易不平衡持續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中美經貿摩擦不斷顯現、財富基金引發種種爭論以及總額已經高達1.91萬億美元并且數量還在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問題，中國顯然更具有締結兩國間BIT(雙邊投資協定)的現實動力。然而，這些理想中的收益是可實現的嗎？

根據對美國經濟分析局中關于“美國在華資產交易情況”、“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以及“中國在美資產交易情況”的近一年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一年來中美兩國間的資本流動基本呈現以下格局：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增加的權益和直接投資，流出的主要方式是出售在華持有的證券；中國資本流入美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增加的負債、中國增持的美國財政部證券、以及美國非銀行部門報告的在美非分支機構持有的美國負債，流出的主要方式是私人部門減持財政部證券以外的美國證券。

由于從各個渠道披露的信息來看，金融部門很可能成為中美BIT中的例外領域，因此我們將主要考察BIT對中美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影響。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BIT應該是通過影響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內部化優勢、市場規模、勞動力、技術、自然資源等FDI（國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而影響FDI流量。對上述FDI決定因素，BIT只能起到輔的作用。

考察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趨勢可以看出，其他遠比BIT更為重要而廣泛的制度變革并沒有刺激美資的大幅增長。

這些變革包括：2001年中國入世和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自主進行的單邊投資自由化，后者主要體現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最早的1994版和最新修訂的2007版之間的巨大差異上。趨勢顯示，直到2006年和2007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在量上才出現突增，但同時這種突增從中國所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比例看并不明顯。

另外，從直接投資的收益來看，2004-2007年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收益率（收益/FDI存量）一直保持在19％-22%的范圍內，顯著高于中國同期對美直接投資僅2％-3%的收益率。這意味著當中國在技術、管理等諸多方面與美國市場上企業存在較大差距且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的大趨勢下，BIT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促進作用將是有限的。

第3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關鍵詞：流動性；風險管理；中信銀行

一、引言

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問題也一直是風險管理關注的重點。21世紀以來，中國銀行業得到快速發展，信貸規模不斷擴張，2013年出現的“錢荒”暴露出銀行風險管理水平落后、流動性風險防范意識不強的問題。中信銀行作為中國發展較早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規模不斷擴大，加強對資產流動性風險方面的管理的同時也存在資產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影響資產利用效率和銀行的發展。本文將對中信銀行資產方面的流動性風險進行剖析，并為加強中信銀行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供建議。

二、中信銀行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現狀及問題

（一）中信銀行資產管理現狀

第一，貸款增加帶動資產增長。截止到2014年底，中信銀行資產總額為人民幣4.14萬億元，比上年增加4976.22億元，同比上升1367%。貸款余額為2.14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465.76億元，同比上升12.45%。

第二，貸款資產質量下降，不良貸款率持續上升。截止到2014年底，不良貸款余額284.5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84.88億元，上升4251%，不良貸款率1.30%，同比上升0.27個百分點。

第三，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總量增加，占比下降。截至2014年底，中信銀行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共計人民幣5384.86億元，增幅為846%，從2013年的13.6%下降到2014年的13%，下降幅度為4.4%。

第四，證券投資資產有所增加。2014年度，中信銀行證券投資金額共計人民幣4158.78億元，比上年末增加696.7億元，增長20.12%。債券投資利息收入139.92億元，比上年增加2.38億元，增長1.73%。

截至2014年末，上述資產項目占中信銀行資產總額的比重分別為51.7%、15.8%、13%、10%，中信銀行貸款比重超過了資產的二分之一，現金資產和證券投資所占比重較小。

（二）中信銀行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中的問題

1.貸款資產比例過高，貸款結構不合理

截至2014年末，中信銀行貸款余額總計為人民幣21，879.08億元，比上年增長12.71%。招商、中信、浦發、華夏、光大、民生、平安和興業2014年底各股份制銀行貸款占比依次為53.1%、51.7%、51.3%、49.5%、46.4%、45.2%、44.8%和36.2%。對商業銀行來說，貸款和租賃是傳統上流動性最差、盈利性最高的資產項目。如果銀行的主營業務如果始終是貸款的話，一旦貸款不能在二級市場轉讓會導致流動性風險增加。

2014年中信銀行按產品類型劃分，貸款構成主要是公司貸款、個人貸款和票據貼現，各項貸款分別占貸款總額的比例為71%、26.1%、2.9%。以公司為主要貸款對象，在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容易造成資金難以收回的風險。

2.證券投資占總資產比率過低

銀行資產項目除了庫存現金、存放央行準備金及存放同業等屬于一級流動性儲備范疇之內且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以外，二級流動性儲備主要是用銀行的證券投資來衡量。證券類資產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和盈利能力，能夠及時地在二級市場中變現，有效解決銀行經營流動性與盈利性之間的矛盾。中信銀行與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證券投資占總資產比例對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近兩年部分股份制銀行證券投資占比情況

圖1 中信銀行2011-2014年現金資產占比情況

由表1可以得知，中信銀行近兩年證券投資所占比例為9.5%和10%，與其他相比，證券投資占比低。中信銀行證券投資占比增長率為5.26%，僅大于光大銀行。流動性較好的證券投資資產的不足會增加中信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3.現金資產占比逐漸減少

本文的現金資產包括庫存現金、準備金和存放同業款項等能對商業銀行流動性起到第一保證作用的資產。2014年底，中信銀行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共計5384.86億元，增幅為8.46%，存放同業款項共計1621.71億元，同比下降36.16%，雖然中信銀行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在增加，但存放同業款項在減少，導致中信銀行的現金資產占比下降，流動性風險增加。中信銀行2011-2014年的現金資產占比情況見圖1。

（三）小結

從變現能力的角度而言，現金資產變現能力最好，其次是證券投資，最后是貸款。中信銀行貸款占資產總額比率偏高，資產中大部分都是變現能力差的資產容易產生資金回收風險；證券投資與資產總額比率過低；現金資產占資產總額的比重卻逐年下降，資產的流動性減小。以上三種問題導致了中信銀行資產結構單一，而資產業務結構的不合理將增加銀行的流動性風險。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可能為：①在中國，監管當局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的限制，商業銀行不能夠從事證券和保險業務，在總量和品種方面都有較為嚴格的限制條件。②銀行貸款依賴的習慣及對證券投資的風險恐懼心理，導致單調的資產結構以及較差的流動性。③中信銀行方面過于片面地追求規模的擴大和良好的經營業績而樂于貸款，貸款的回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擴大了流動性風險。

三、加強中信銀行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對策

（一）降低貸款比重，實現貸款多樣化

資產過度集中于貸款本身就存在較大的風險，不僅僅是流動性風險，應將貸款在資產總額中的比重降到合理的水平，以分散風險實現資產多樣化。從中信銀行的貸款結構來看，貸款按期限劃分的2014年、2013年短期和中長期貸款比率分別為55.7%：44.3%和57.1%：42.9%，14年的中長期貸款比重有所上升；按產品類型劃分主要為公司貸款。維持較高的中長期貸款和公司貸款的比重是銀行追求盈利性的目標要求但不得不犧牲一定的流動性。為保證流動性，銀行必須調整貸款的內部結構，控制中長期貸款和公司貸款的比率，發展流動性較強的短期貸款和貼現貸款業務，并注重貸款流向的行業和地區多元化。

（二）發展證券投資業務

中信銀行與其它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比，投資業務所占比例較低且增長緩慢。現階段，各種期限長短不一的國債、公債、建設公債等政府債券是銀行投資證券的理想對象。此種資金投放形式能為支持國家基礎產業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能有效提高銀行資產的三性。同時，監管當局應合理放寬投資限制。

第4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自去年以來A股市場風格差異達到極致，大盤藍籌股股價嚴重低估，而小盤股被捧上天堂，很多股票被嚴重高估。

央行在最新《2010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中提出，要深入推進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香港子公司在境外募集資金進行境內證券投資業務試點，也就是市場所稱“小QFII”。小QFII表述由以往“穩步”變為去年“加快”和目前“深入”， 指允許符合條件境外機構投資者經批準匯入一定額度人民幣資金，通過專用賬戶投資我國長期或短期證券市場，其投資本金、資本利得、股息收入等資金經批準后，直接以人民幣形式匯出的一種資本市場開放模式。

為此，香港人民幣證券買賣產品推出呼聲越來越高，相關方面準備工作加緊進行，港交所日前結束了一輪為期4天的人民幣股票交易系統測試工作，主要是讓前期未能達標券商再次參與測試，港交所測試主要包括交易所參與者人民幣資金過戶、人民幣計價證券模擬交易(包括電子認購首次公開招股、交易、結算及交收)等。經過此次測試后，向香港交易所確認準備就緒的券商，將允許處理人民幣計價上市證券交易。

據港交所統計，香港共有486家券商開業經營。另據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日前公布數據，截至3月7日，全港約380家券商開設了人民幣賬戶，占比超過70%，市場占有率86%。吸引海外公司發行人民幣計價股票和內地資本流入，人民幣計價產品重要性大幅提升，港交所市值和平均日成交額都將會大幅上升，這將是推動港交所中長期利潤增長，人民幣計價產品將推動香港市場大發展。香港在人民幣投資產品推出之前，將推出小QFII作過渡性產品，人民幣投資產品推出后就不再需要小QFII，屆時可能取消這個品種。目前香港人民幣存款并不夠進行人民幣“展”業務，而港交所即將推出人證港幣交易通，只能視為一種后備措施，若要在香港發展人民幣計價股票業務，不能光靠港交所小型資金池，還需更大的人民幣“資金”池。所以，香港有望建成境外人民幣收付、結算、投資平臺，成為區域人民幣綜合性多功能的貨幣中心。由于內地資本市場不會很快完全開放，香港可將人民幣離岸市場從容量、產品、覆蓋區域，以及人民幣資產定價等方面實現長足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和金融安全，提升自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說是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大好時機。

上述因素必然影響境內機構配置資產的思維方式，價格圍繞價值波動是證券市場規律，雖然股價偏離內在價值是一種常態，但當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或高估后都將向價值中樞回歸。A股波動性遠高于境外成熟市場，導致股價常常大幅度偏離內在價值，如創業板和藍籌股板塊，所以，當前A股市場正在進行估值修復性行情的演繹格局，豈不是正常之舉嗎？

第5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美聯儲在此時加息對內旨在應對漸熱的經濟，恢復利率水平正常化；對外則會推動美元持續升值和導致全球資本進一步流向美國。其中，新興國家資本外流似難避免，從而延緩新興國家經濟復蘇。一般而言，應對這種局面，傳統政策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次性貨幣貶值到位，稅收和商業政策調整如征收或提高資本流出稅，提升基準利率和收緊資本管制。如果前兩項政策負面影響過大不可取，所剩政策選擇就只有后兩種。而究竟哪種選擇更為有效可行，還要看一國資本流動的機制以及政策間成本效益的比較。

利率調整和匯率預期

市場慣性的升息反應，實際在隱含地假設，我國境內資本流動有足夠的對海外利率調整的敏感度，從而資產配置會導致相應的資本外流。就是說，這部分投資會因本國與外國的利差變動而流進流出。如果央行不以加息應對，則資本將因追逐收益而離去。但仔細分析，情況或許并非這樣。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的估計，我國的熱錢規模大約占全球熱錢的三分之一，約1.4萬億美元。實際上，從2015第一季度以來，通過國際收支項下的“證券投資”“衍生品” “其他投資”以及“凈錯誤與遺漏”（按50%計算）流出的總額就將近1萬億美元。換句話說，真正對升息敏感的所謂熱錢已所剩不多。何況，來自各方面的觀察似乎顯示，海外主流投資主體，如退休基金、相互基金、資產管理公司甚至對沖基金尚沒有大規模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或短期進入的準備。而國內如保險公司、資管等針對二級市場產品的海外配資在資本管制收緊的情況下，也不大會針對現有利差變動有大的資產配置變化，即便利差進一步加大。

再有，根據資本流動的一般規則，利差只是決定資本流向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投資者對貨幣升貶值的預期。近幾年，在全球量化寬松的背景下，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名義利率水平一直保持著一定的正利差，如過去三年中，10年國庫券的平均收益率高出美國國庫券收益率約50%即100個基點左右，但國際收支“證券投資”凈流入在2012至2014年大幅增長之后，連續兩年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凈流出，總凈流出額達前三年總凈流入的60%。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無疑是導致“證券投資”逆轉的主要因素，而目前的名義利差優勢并沒有阻止這一趨勢。

另一方面，除2013年外，國際收支金融賬戶項下的“其他投資”自2012年以來，一直處于大幅凈流出狀態。結合“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動態變化，這似乎反映了市場對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綜合預期以及由此預期產生的經濟行為。2012至2014年，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導致大規模的套利行為。一種做法是，套利者在境外市場借入超低息的外幣短期債務，流入國內換回人民幣后投入到國內的金融資產，在人民幣升值或至少基本不貶值的情況下，“無風險”地賺取國內金融資產和國外債務間的利差。而在2014年以后的兩年，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逐漸被貶值預期所代替，“證券投資”也由凈流入轉成凈流出。自2012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證券投資”凈流入累計增加1830億美元，而自2015年第一季度起到2016年第四季度，該項累計凈流出則達1100億美元。與此同時，“其他投資”項下的對外債務也開始有所減少。

在貨幣貶值預期下，利差只有足夠大，才能抵消貶值帶來的損失，從而吸引資本流入（或防止資本流出），并逐漸扭轉貶值預期的程度。比如，拉美國家一些經濟體如巴西，這幾年其所謂“無風險”利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幾的高位，是美國同樣期限無風險利率的十倍以上。在如此高的利率之下，巴西近一年才漸漸逆轉了這兩年因經濟衰退帶來的資本外逃和貨幣貶值局面。顯然，在市場普遍貶值預期的情況下，試圖以小幅升息來抑制資本外流或吸引外資，可能是杯水車薪。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有證據顯示，我國資本流動的主體似乎主要是來自本國居民而不是外國的非居民。比如，目前國外投資人進入中國證券市場，主要還是通過QFII和RQFII的渠道，投資規模尚還有限。雖然去年對外國投資人進一步開放了銀行間市場，主流外國投資人仍為數不多。再比如，直接投資項下，來自香港、開曼群島、維京群島等地的投資，多年來一直占外國直接投資的70%左右，個別月份甚至高達80%以上。假如目前的資本管制收緊已作用于國內主體，而國外主體又不占資本投資的主導地位，依靠升息來緩解資本外流，是否會是無用之功？何況，主動調息勢必要以現存市場利率為基礎。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在央行逆回購和MLF操作下，目前我國短端中標利率水平一直處于上浮趨勢，反映了市場主導的利率動態的總趨勢。最后，央行的升息更主要的是要考慮國內經濟現狀。在目前國內經濟逐步走出低谷之際，貿然因資本外流而大幅升息恐怕是不明智的。

收緊的資本管制

抑制資本外流的另一個手段，也是最直接的手段，當然是資本管制。在一國資本市場尚未充分發育的情況下，資本管制是必要的。近年來，我國大約50%～70%的對外投資是由外儲減少而生成的。適當的資本管制有利于限制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投資流出，防止非法所得的財富流失，阻止以欺詐手段而實現的資本外逃。然而，這種行政手段固然有效，但其代價也不容忽視，甚至其有效性有時也不免引發爭議。

一種代價在于，如果資本管制不能區別對待，很可能會造成一刀切的局面；而過嚴管制則可能會波及正常貿易，增加進口障礙，增大對外債務違約風險，導致原本資本賬戶項下的問題演變成經常賬戶項下的問題，進而影響經常賬戶原有的相對自由進出的現狀，到頭來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也有人質疑資本管制在我這類高度開放經濟下的有效性。據美國里海大學甘特教授的研究，1998年以后的五年里，雖然我國依靠金融交易造成的資本外流減少了1050億美元，但利用虛假進口發票，通過貿易項下的資本外逃則增加了950億美元。通過高開進口發票實為資本外逃的虛假進口，以海外購并為目的的虛假投資，以香港為目的地的各類隱蔽式資本外流的手段都是近年常見的資本外逃方式。今年二月，在資本流出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我國以人民幣計算的進口額同比增長44.7%，創2011年二月以來新高，人們紛紛猜測可能與資本外流有關。事實上，這類資本外流的形式早已不足為奇。2015年12月，我國內地從香港進口額同比猛增60%，市場普遍猜測也和資本外流不無關系。

第三種選擇

有研究顯示，近年來我國資本外流的動態并不能完全用利率和匯率變動等加以解釋。據估計，2005至2014年，雖然人民幣累計升值約25%，但資本外流卻從2005年的1250億美元加速到2014年的4840億美元。

第6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對外資產負債結構的扭曲造成嚴重的低效益。一邊是低收益的資產，一邊是高成本的負債，使得對外開放的效益低下。以2011年為例，我國對外凈資產高達17747億美元，但投資收益是-268億美元，另外還有855億美元的估值損失，累積虧損1123億美元。因此，基于對外資產負債結構的優化，改革外匯管理體制，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迫在眉睫。

2012年是我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的關鍵一年。在質疑和批評聲中，隨著已有政策落實到位和新的改革舉措出臺，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加快。從2012前9個月的變化來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得到明顯的改善：

第一，從資產方看，官方儲備的快速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在對外資產中占比降至66.7%。這主要得益于兩個因素：一是去年出臺了一系列投資便利化舉措，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凈增加582億美元，在對外資產中占比從2011年底的7.7%升至8.3%。二是2011年允許企業將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在去年匯率雙向波動特征明顯的情況下，這一政策給企業開辟了在境外持有外匯資產的渠道。

第二，從負債方看，盡管外商直接投資還在快速增長，但在對外負債中占比降至60.7%。這主要得益于去年大幅度QFII和RQFII的額度，使得外國證券投資規模從2011年底的2485億美元增至3131億美元，在對外負債中占比也從8.4%升至9.7%。

2012年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推進采取了積極穩妥的方法。由于存在不同的看法，可兌換改革主要采取的是疏通和拓寬現有的跨境資本流動渠道，而不是出臺新的改革舉措，來提高人民幣資本項目實際可兌換的程度。例如，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總體方案中推出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來釋放積極的信號；簡化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程序，放寬企業對外放款和銀行對外擔保的條件，以鼓勵對外直接投資。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疑慮也在逐步消除。過去社會上對貨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有誤區的，往往把資本項目可兌換與外國資本甚至投機性資本流動聯系在一起。貨幣可兌換的實質是賦予一國貨幣持有者更自由地在國內外貨幣和資產之間轉換的權利。從我國現實來看，也主要是放松、取消國內機構、企業、個人持有外匯資產和境外資產的限制。而且，改革的方法也使得可兌換的風險是可控的。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由于對外證券投資還存在較嚴格的限制，缺乏透明的多元的投資渠道，2012年前9個月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在對外資產中占比從5.5%降至5%，而且絕對規模也出現了凈下降。與之相對應的是，對外資產的增加主要體現在銀行對外資產上，因為盡管非金融部門持匯意愿增強，但主要是增持在銀行的外匯存款，在銀行境內外匯放貸有限的情況下，銀行只能被動地將多出的外匯以存款和同業拆借的方式存放在境外。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還會繼續推進。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實力的提升，我國能夠承受的可兌換程度也會提高。未來的重點依然是放松國內居民配置境外資產的限制，提高國內資本跨境流動的能力。特別是在證券投資領域，除了現有的QDII制度這種間接渠道外，應開放非金融部門直接在境外投資的渠道。與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相適應，以完善QFII和RQFII制度為重點，適當放松外國資本進入的限制。在放松外匯管制的同時，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調控能力，以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本刊新聞記者證公示

黎麗，新聞記者證統一編號：

K43115601000001

謝偉，新聞記者證統一編號：

K43115601000002

魏書傳，新聞記者證統一編號：

K43115601000003

第7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上證180金融ETF將于5月23日上市交易。這是一只純粹投資于金融行業的交易型指數基金，有望更充分地受益于金融股近期的強勢表現。

隨著“十二五”規劃大幕開啟，2011年以來高端裝備制造業個股順勢起飛。國內首只高端裝備制造業主題基金日前也應運而生交銀施羅德先進制造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已獲得證監會批準，擬于近期正式發行。

銀華基金旗下第二只保本基金銀華永祥已獲證監會批準，將于近日開始發行。

博時基金旗下首只分級模式的基金產品博時裕祥分級債券基金，已于近日正式獲得證監會的募集批準，將于近期正式發售。

華安基金公告顯示，華安可轉債基金已于5月18日起公開發售。該基金是目前市場上重點專注于可轉債領域的基金產品。

國投瑞銀雙債增利債券型基金今日上市公告稱，將于5月20日上市交易，上市簡稱“雙債A”。

大成基金5月18日公告稱，新任胡琦為大成中證紅利指數基金基金經理，原基金經理袁青辭職。

富國基金5月19日公告稱，林如惠因個人原因不再擔任富國全球債券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經理。

信達澳銀基金5月19日公告稱，新任宋三江為公司副總經理兼銷售總監。公告顯示，宋三江具有19年銀行、證券、基金從業經歷，2011年2月加入信達澳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銷售總監。

第8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關鍵詞: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國際收支;雙順差;國際收支結構

歷史經驗表明，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國際資本流動具有緊密的聯系，當國際短期資本大量流入一國境內時，既有利于該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會促使資產價格泡沫的生產，加大該國的市場風險，一旦國際短期資本迅速且大規模的撤離該國時，必然會造成該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進而有可能發生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學者研究表明，近年來流入我國的國際短期資本規模日益增加，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性和投機性增強，因此研究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與我國國際收支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短期資本流入的規模

在目前我國仍實行資本管制的情況下，國際短期資本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和非法渠道進出入我國.

對于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資本，可以通過分析國際收支平衡表而計算其規模，而對于通過非法途徑進出入我國的短期資本則難以統計[1]。國內外學者對隱蔽性短期資本流動規模的測算，大致分為兩類，即直接法和間接法。[2]本文在間接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到通過虛假貿易、地下錢莊等渠道進出入我國的國際短期資本，即熱錢規模=外匯儲備增加-FDI凈流入-外債增加-貿易順差-C1①+C2②+C3③.

而BOP反映的短期資本流動主要表現為正常渠道流入我國的短期資本，主要有證券投資與借貸期限一年以內的其他投資，其中短期證券投資包括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工具等，一年內的其他投資包括短期貿易信貸、短期貸款、貨幣和存款以及短期其他資產.

綜合BOP反映的短期資本流動以及利用修正后的克萊因法測算的隱蔽性短期資本流動，我國短期資本流動總規模就得以估算出來.

自97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到2002年，我國短期資本呈現凈流出的現象，到2002年我國短期資本呈現凈流入的狀態。這主要是由于1997亞洲金融危機后，短期內受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影響，國內大量短期資本潛逃。從2002年起，我國經濟連續高增長，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逐漸增大，國際短期資本大量涌入我國，到2004年達到頂峰，此期間流入的短期資本主要變現為高投機、高流動性的游資資本。此后，短期資本流出規模增大，這可能是因為此時我國政府采取的外匯管制趨向于“嚴進寬出”，用意在于抑制短期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從而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二、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一)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國際收支總規模的影響

自2001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規模總體呈上升態勢，增速不斷加快，年均增長率達到33%，遠遠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水平。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由2001年的0.78萬億美元升至2008年的4.5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由59.1%上升至105%，這表明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能力逐步增強，對外開放程度逐步加深，同時也說明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逐漸提高，國際經濟對我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從上表中可知，2001來我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持續順差，國際收支一直處于雙順差格局，資本與金融賬戶順差額至2004年底也處于逐年增長的狀態，且2004年的增長率高達110.12%，遠遠高于經常賬戶順差額的增長速度。總的來說經常項目順差穩定增長，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則有較大的波動。并且經常項目對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貢獻度逐漸增加，2001-2008年，經常項目順差合計13793.55億美元，占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77.85%.

再者，經常項目順差與同期GDP之比也逐年增加，截至2008年底，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同期GDP之比達到9.94%。國際收支不平衡已成為我國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之一.

從外匯儲備來看，我國擁有較強的國際支付能力，面臨支付危機的可能性較小，各項償付能力指標都低于國際經驗標準。2001-2008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年均增長率達37.44%，截至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19460.3億美元。[3]

(二)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影響

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國際收支結構最直接的表現即是對經常項目與資本與金融項目的比例的影響。從下表中可知，資本與金融項目與經常項目之比的變動情況大致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情況相符合，即2002-2004年國際短期資本持續流入我國且凈流入逐年增加，而此時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的比例也逐年增加從0.91上升到1.61，而2005-2006這兩年國際短期資本流入減少，此時相應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而從2007年起國際短期資本又重新流入我國，因而其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之比又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受2007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全球投資環境惡劣，美國經濟一度處于蕭條狀態，使得大量美元資金重回美國，因而導致2008年流入我國的短期資本急劇減少，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也大幅度下降.

然而，更具體的來說，一般認為國際短期資本流入主要表現在資本與金融賬戶下的各個短期項目，因此它的流入必然會導致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結構的變化。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國際短期資本主要表現在資本與金融項下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中短期項目，從下圖中可知，隨著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變化，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都有相應的變化.

當國際短期資本表現為凈流入且流入量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證券投資也隨之而增加，而在2005-2006年，證券投資凈額也隨著國際短期資本流入額的下降而下降。隨后又隨之而增加。總之，國際短期資本流動通過影響著證券投資、其他投資的變化來影響著資本與金融賬戶結構的變化.

(三)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外匯儲備及國際支付能力的影響

國際資本流入會造成一國外匯儲備增加，反之，當國際資本流出時又會造成一國外匯儲備的減少，造成國際收支危機。國際短期資本由于其高流動性、不穩定性以及投機性，極易造成一國外匯儲備的急劇變化，產生國際收支危機進而有可能引發金融危機。我國自2002年以來國際短期資本就大量流入我國且增速也越來越大，從而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從2001年的2121.65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19460.3億美元，增長了近9倍。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研究顯示，2001年以來我國外債償債率、債務率、負債率以及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均在國際標準安全線之內，其中2008年我國外債償債率為1.78%，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為10.83%，因此近年來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影響較小，我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像較小.

然而。大量學者研究表明，流入我國的國際短期資本中含大量的投資性資本即熱錢，易變性較大，如三、加強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管理的政策建議由于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與國際收支危機存在了緊密的聯系，大量資本流出必然會造成國際收支危機，因此，我國在面臨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的情況下，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來防范短期資本大規模的逆轉，從而減少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避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

(一)逐步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自身結構問題

國際短期資本之所以大量流入，與我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問題有關。我國目前的社會收入分配政策和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就業等政策存在的不健全之處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隨著利用外資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據了我國出口總額的60%左右[4]，造成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因此，逐步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際短期資本不斷流入我國的局面。因而，應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二)進一步加強人民幣匯率的調控機制建設

增強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作用，逐步減少干預，增強匯率彈性，靈活調整人民幣升值幅度和節奏，使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在堅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減少市場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保持在一定范圍內，短期內不宜進一步擴大匯率波動區間。為防止熱錢的流入，貨幣政策應更多的采取公開市場操作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加息手段的采用應在防止熱錢流入和抑制通貨膨脹兩方面之間進行權衡①。加快外匯市場發展，保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適當的干預。在國際上加強對人民幣升值的正面宣傳和客觀評論，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三)逐步放松資本管制

歷史經驗表明，不適宜的實行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會給一國匯率制度和經濟健康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有可能耗盡一國外匯儲備，導致國際收支危機的發生。造成本幣大幅度貶值，從而使得國內資產價格劇跌，因此我國應逐步完善各種制度建設，逐漸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

參考文獻

[1]　蘭振華、陳玲.中國短期資本流動規模測算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閉[J].金融經濟(理論版)，2007(2):25-27.

[2]　李杰，馬曉平.我國短期資本流入規模估算:2001-2006[J].上海金融，2007(10):68-72.

第9篇：人民幣證券投資范文

一、引言

資本的本質是獲取最大收益,因此從其誕生之日起,資本就開始不斷流動以尋取最佳回報,現代通信技術和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配置,資本越來越全球化,產生了國際資本流動。錢納里和斯特勞特(1966)在其經典著作《外援與經濟發展》中認為,國際資本流動能夠填補東道國外匯與儲蓄缺口,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證券投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形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外投資特別是證券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增長日益迅速。事實上,證券投資是分享東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而且證券投資通常不涉及控股,可以規避直接投資所面臨的政府管制。對外證券投資的主要優勢是分散投資風險,即投資學中的“不要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面”。研究表明,居民對外證券投資能使投資人獲益,DeRoonFA,NijmanTE,WerkerBJM.(2001)指出,在不考慮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投資能夠顯著分散風險,提高收益。Driessen,JoostandLucLaeven指出,跨國證券分散化投資能顯著提高收益率,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即使考慮到貨幣波動因素,依然能從對發達國家證券投資中獲益。Lagoarde-Segot,Thomas和BrianM.Lucey(2007)使用美元和本幣兩種方式建立資產組合,對中東和北非部分國家股票市場進行了研究,發現加大對這些國家的證券投資能夠使投資組合獲得多樣化的收益。

不過跨境證券投資對國民經濟也有其不利影響。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驅動資本與驅動商品和服務跨越國界流動的動機不同,資本流動的驅動因素正如同經濟史學家CharlesKindleberger說過的那樣,是恐慌和狂躁,當一國或地區利潤率特別高時,猛躁的資本大量涌入,而當金融危機爆發后,投資者在恐慌心理作用下開始大量拋售資產,引起資產市場暴跌。由于證券投資對象主要是可交易的金融資產,流動性高,特別容易受到短期因素波動的干擾,影響金融穩定。以泰國為例,在泰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外部證券投資大規模流入,使泰國經濟增長迅速,但在發生金融危機后的1998—1999年,證券投資方式的資本流入則又大幅度下降,特別是銀行貸款類資本大量流出泰國,1997年流出25.17億美元,1998年流出110.96億美元,1999年流出112.07億美元,因為銀行貸款變現能力強,在國際金融市場形勢發生不利變化時,外國銀行紛紛召回發放給泰國銀行和企業的貸款,泰國銀行和企業為了償還外債,被迫中止投資,國內總需求下降,從而影響產出。總體上,學術理論證實了跨境對外投資分散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收益的作用,但由于證券投資的特殊性,我們也需要關注對外證券投資的負面影響。

二、國民經濟賬戶的均衡與證券投資開放的意義

對我國來說,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效應,儲蓄率長期保持在高位水平,儲蓄大于國內的投資就形成了凈出口,凈出口亦長期保持在正值。由于我國凈出口基本保持在正值,為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資本賬戶必須為負值,這就需要資本外流,即資本賬戶K為負值。不過我國要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利率高于發達國家,因此,在利差刺激下資本賬戶亦呈現凈流入狀態。這使得我國國際收支面臨經常、資本兩賬戶雙順差局面。即國際收支無法通過市場平衡,需要政策干預即由政府買入外匯才能實現均衡,這反而又影響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其邏輯分析如下。根據表-2國際收支賬戶平衡方程,在國際收支完全由市場調節的背景下,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資本賬戶的逆差,因為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國內出口商品或勞務從國外獲得金融資源,居民必須以某種方式擁有這種金融資源,無論是以對外直接投資還是證券投資方式,總之這會形成某種均衡。反之,在不均衡狀態,以我國現狀為例,經常賬戶是順差,而直接投資賬戶方面近幾年由于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對外直接投資也快速上升,不過即使在大幅度增長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僅與外商對我國直接投資相當,因此直接投資不能單獨充當經常賬戶順差再溢出的主渠道,這意味著需要通過證券投資賬戶平衡經常賬戶順差。但是我國證券投資賬戶處于管制狀態,因此通過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中直接投資積累的國際資本不能通過證券投資宣泄,只能借由儲備變動消化。

三、現行對外證券投資政策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對外證券投資側重于國內居民(包括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直接購買境外證券投資的行為。不包括國家外匯管理部門使用外匯購買境外證券資產,因為這屬于投資的范疇;也不包括商業銀行的對外證券投資,因為這與本文所討論的普通市場主體對國外證券的投資概念不同。目前國內居民對外證券投資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即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這是在資本賬戶不放開的情況下允許部分機構先行試行,在國內發行基金產品對海外進行證券投資,與比較火爆的QFII相比,QDII顯得比較冷清。根據2014年上半年央行《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QFII)凈流入344億美元,其中:股本證券166億美元,債務證券178億美元;而QDII凈匯出資金只有27億美元。二是港股通,即2014年下半年推行的允許合格投資者購買香港證券的投資安排,截至2015年2月4日,2500億港股通總額度僅使用了237億元,尚有余額2263億元,與滬港通推出前的市場預期大相徑庭。從QDII和港股通的冷清可以看出,放松對外證券投資可能出現的資金大量外逃并未出現,顯示出目前對外證券投資的管制可能過于嚴格而且并非必要。另外,對境內居民海外投資的過度限制反而降低了境內居民參與海外投資的熱情。總體上

,繼續執行嚴格管制的現行對外證券投資政策存在諸多弊端。 (一)資本流動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當我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順差時,根據國際收支均衡表,過量的外匯只能通過證券資本賬戶輸出國外。如果證券投資賬戶處于管制狀態,那么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央行購買過量外匯。這導致巨額外匯資產在央行的集聚,因為央行并不總能完全沖銷吸入的外匯,所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巨量順差往往會帶來基礎貨幣膨脹、物價上漲、銀行資產擴張等一系列問題。鑒于我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堆積,例如2013年經常賬戶順差達1828億美元,雖然境內機構可根據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但人民幣資產收益較高和缺乏對外投資渠道使得境內機構不愿持有外匯,往往將順差帶來的外匯原封不動地賣給央行,使央行的資產迅速膨脹,僅2013年新增外匯儲蓄資產就達4314億美元。2013年末央行外匯儲蓄余額已達38213億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國人民銀行338248億元總資產中,外匯資產已達270681億元,外匯占款已占據超過80%的央行資產份額,巨額外匯儲備使中國貨幣發行受制于外部因素影響,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金融穩定。

(二)對外輸出資本投資回報率低中國是吸收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一個資本輸出大國,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大相徑庭。從表-3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可以看出中國擁有巨額對外投資凈頭寸,2013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凈頭寸19716億美元。不過我國的對外投資收益是低下的,該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所得為負值。而日本2013年末3250070億日元凈頭寸投資所得盈余為164755億日元,綜合收益率為5.06%,且歷年收益相當穩定,2013年平均計算日本每個國民投資收益為13萬日元。中國對外輸出資本規模非常高,但收益卻非常低。其原因在于中國對外投資的結構失衡,以央行儲備為主(如表-4所示)。中國對外資產中,央行外匯儲備占對外資產比重達到62.75%,外匯儲備投資主要以低風險國債為對象,而居民主動性的對外投資,直接投資、股本證券、債務證券投資規模小,三項合計14.7%。相比之下,日本居民持有的直接投資、股本證券、債務證券投資占國際投資頭寸的59.8%,外匯儲備資產占日本對外資產比重僅為16.75%。另外,從證券投資的分布來看,日本對外證券投資以債券投資為主,私人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如日本對外債券投資以中長期債券為主,私人部門和銀行部門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國對外投資收益率低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因為中國對外資產以國家持有外匯資產為主,即由央行持有外匯儲備,對央行這樣的非營利機構而言,用外匯儲備投資主要目標在于保持匯率穩定,保持儲備安全性,收益性只是附帶目的。從實際情況也可以看出,央行大量外匯投資于低收益的發達經濟體國債,如根據最新資料,2015年1月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破了2%,而據媒體報道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萬多億美元。中國想要提高收益率,就必須改變對外投資結構,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限制,擴大普通居民投資者數量。普通居民投資者會在安全性與收益性間進行權衡,按照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優化投資組合,最終會獲得高于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

四、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的前提和路徑

現行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存在諸多弊端,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勢在必行。從長遠來看,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是我國資本賬戶開放進程的重要步驟,也是資本賬戶開放的必由之路。不過在操作層面,對外證券投資的開放路徑應是漸進的,健康的宏觀經濟環境、穩健的金融體系、高效率的資本流動監管體系是放松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的前提條件,然后通過謹慎而又穩健的政策分步放松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

(一)確立最優外匯儲蓄規模首先我們需要確定現有外匯儲備中有多大部分可以用來進行對外投資。由于人民幣在國際經濟交易中使用范圍較窄,多數國際經濟交易仍然要通過美元、歐元等主流貨幣中介,因此,由國家持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仍是必要的,超過這一份額的外匯儲備則可由居民持有對外投資。這就是經濟學中的最優外匯儲備規模概念,根據研究目的,在此僅拋磚引玉做初步探討,我們假設外匯儲備僅滿足基本需求:交易性需求、預防性需求和應對投機性需要。②交易性需求指用于支付進口和償付外債的外匯需求。一般來說,一國外匯儲備需要滿足6個月的貨物與服務進口需求和清償對外債務,但對我國來說這是比較保守的計算方式,因為我國目前仍然是出口大于進口,不可能半年之內不出口只進口,另外舉借的外債也不可能完全用于消費,還會用于投資擴大產出創匯能力。因此我們以3個月的進口需求和總外債計算交易性需求。2013年我國貨物與服務進口21896億美元,3個月為5474億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國扣除企業間貿易信貸的外債余額為5267億美元,上述合計為10741億美元。除了滿易性需求外,根據我國的特殊情況,我們還要預防外商直接投資利潤匯出帶來的外匯需求。2013年末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存量為23475億美元,以201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所有者權益利潤率為17.5%計,外資企業可實現利潤4109億美元,2013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借方為2276億美元,由于我國對外負債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我們假設投資收益借方主要為外資企業利潤匯出,因此在2013年外資企業盈利中尚有近2000億美元未匯出,這構成了隱性外匯儲備的需求。我們假設央行要持有足以應對三年的隱性外資企業利潤匯出,即需要儲備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即應對投機性需求穩定匯率,比如在本幣被大量投機性賣出時,央行可以向市場投放外匯緩解貨幣貶值壓力。所以在儲備16741億美元滿易性需求、預防性需求外,還需要額外儲備穩定人民幣匯率。考慮到國內居民持有的外匯也可滿足上述三種需求。由央行持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足以滿易性需求、預防性需求、投機性需求。當然,這一數額是動態調整的。超過這一數額的過量外匯,可以通過下文所涉及的資本賬戶投資外匯交易市場,由民間市場主體持有并用于資本賬戶投資包括證券投資。

(二)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安排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需要更靈活的匯率安排,唯此經濟體對各種危機方能應對自如,固定或僵化的匯率制度很難包容各種沖擊,如果匯率安排更為靈活,市場就不會有一邊倒的匯率預期,居民就會擴大外幣資產權重以平衡匯率風險。事實上,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不僅是放開資本賬戶的前提,資本賬戶逐步放開后,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會越來越大,此時很難維持相對固定的匯率,決策者必須在固定匯率和資本賬戶開放兩者間做出選擇。實施更靈活的匯率安排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相對固定的有管理的匯率,猛然實施浮動匯率,進出口商還有投資者都會不適應。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匯率波動風險對沖機制,提供外匯掉期、期貨、期權等風險對沖工具,提高交易主體的匯率風險意識。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更完善的以市場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統計和監測工作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2009)認為,目前在國際資本流動監管上,還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到目前為止,跨境資本流動的渠道和機制仍未厘清,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入與流出的渠道和機制,另外在東道國經濟低迷時,資本流動是如何逆轉流出的,其渠道和機制也仍未厘清。因為證券投資流動性特別高,更需要對其異動保持關注,這就需要我們厘清對外證券投資的渠道和機制,建立健全證券投資統計監測體系,做好扎實的基礎統計工作。按照《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范圍為中國居民與非中國居民之間發生的一切經濟交易以及中國居民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狀況。放松居民對外證券投資后,對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的增長速度、變動方向等數據監管部門應當保持重視,掌握其變化趨勢,以便在對外證券投資達到風險點時,及時啟動管制手段。

(四)對非正常的證券投資流動采取必要的管制手段證券資本流動由于其波動性容易造成金融動蕩,正如前文所述,泰國金融危機期間證券資本的趨勢逆轉引發了金融危機。因此,對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的規模和結構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當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