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成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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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社會治理成果范文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地方政府生態管理與綠色社區志愿者組織成長的互動關系研究”（編號：71173099）；江蘇省“青藍工程”資助；2011年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編號：NCET-11-0228）
作者：梁瑩，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 南京 210046
[摘 要]21世紀將是公民治理的時代，公民參與是公民治理的核心機制，在公民治理中處于主體和中心地位的公民，具備現代公民意識和健全的公民資格。本文基于對長三角地區三個城市的實證調查，對公民治理成長之基本現狀進行解析，接著通過Multinomial Logistic回歸分析深入剖析影響社區中公民治理的重要因素。通過以上的分析本研究嘗試探尋影響和制約社區中公民治理的真實圖景及影響其發展的深層原因，期望可以為我國社區中公民治理與草根民主的成長提供一個基本的理論和實踐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公民治理的實現必然是一個相當緩慢和漫長的過程，既需要公民治理模型和制度的確立和不斷完善，更需要民主精神、民主觀念和民主理念的培養，并使之深入人心。
[關鍵詞]草根社區；公民治理；公民志愿精神；草根民主
[中圖分類號]D6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4）02-0054-06
“公民治理”一詞在提出之后，在公共管理領域迅速傳播。雖然對其尚未有統一的定義，但是多數學者都認為公民治理涉及選擇與聲音兩個層面，選擇即是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機會，而聲音則重視地方主義與自我治理。[1]博克斯認為21世紀將是公民治理的時代，公民參與是公民治理的核心機制，在公民治理中處于主體和中心地位的公民，具備現代公民意識和健全的公民資格。然而我國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的實現必然是一個相當遙遠和冗長的過程。期望本研究成果能夠對目前我國城鄉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的學術理論研究與草根民主的實踐運行發揮重要作用和產生重要影響。
一、中國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研究背景與研究概況
（一）公民治理：公共參與及公民精神的強力復興
未來社會的治理最終方向和目標就是公民治理，時下公民治理已然成為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流行詞匯，許多學者都對公民治理的概念以及發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非常遺憾的是，當前學術界對于公民治理是什么這一概念并未達成根本性共識。一般認為公民治理中主要包含以下兩個主要議題：第一是代表性（represent）；第二是掌舵（steer）。對于這兩個議題的不同回答將形成公民治理的多種不同闡釋。[2]福克斯所倡導的公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如今成為公民治理發展的經典藍本，“?？怂箯钠鋫€人作為政府管理者的豐富經驗出發，又結合其對于民主過程與公共行政的研究，發展出一種新型的治理模型，這種治理模型致力于服務公眾，并且促進公共實務者的專業性發展。他承認自己所推崇的是一種地方政府管理的規范性設想，但是他堅持認為在全世界都逐漸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那就是公民越來越愿意參與那些影響他們生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盵3]
在公民治理實踐中，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角色是確保公共政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并且為公民提供建議與技術支持，從而使公民成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成員之一。[4]在公民治理的過程中，普通公民不再是被動地參與公共政策過程，并且只是象征性地被公共部門咨詢。相反，公民治理中的公民應該是一種直接參與公共政策的公民，他們與政府享有同等重要的決策權力。[5]同時， 在公民治理過程中， 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 而是作為一種治理的協調者， 充分促進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 并且避免公共政策的破產。[6]
庫珀等學者認為：“公共參與重新燃起學者們對于社會治理發展的希望，其已經超越地區、民族、國家與網絡社區的限制，當下的公民參與在不同的層次呈現出不同的形式。而協商性與共同性的行為策略為達到公民為核心的公共管理實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7]對于公民治理的實現，托克維爾曾對這種未來的治理發展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在他看來，公民自發形成的志愿組織網絡能夠整合社會利益、表明個人需求與偏好、促進公民參與政府決策等。他將志愿組織視為公民身份與公共能力的訓練場。[8]作為一種未來的社會治理模式，抑或為了公民參與的切實實現，抑或為了公民精神的強力復興，我們都有理由堅信，公民治理的發展需要不斷的實踐積累，也唯有不斷的組織性、自發性的自愿公共參與，公民治理的發展才能實現。
（二）我國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正如博克斯――公民治理理論的倡導者所言，公民治理理論在基層社區層面上進行實踐較為合適，原因在于其充分考慮了理論的現實可操作性。公民治理模型試圖幫助我們創建真正的公民自治治理。公民治理理論受核心價值理念的深刻影響在當前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的理論與實踐領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公民治理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特點與優勢，與孕育與成長于目前我國城鄉社區田野中的草根性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性民主的之間存在一定的契合與共性。社區治理理論隨著公民治理的發展而小心翼翼地前行，其將公民治理傳統價值的實現作為其最高責任，同時其也將公民參與和公民精神作為公民治理過程的重要部分。
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 我國草根社區存在著公民治理的優勢和實踐空間， 但由于我國的悠久文化底蘊、政治傳統和真實的草根社區治理模式同西方社會差異較大， 特別是在實現公民治理的主觀基礎方面（公民意識、公民能力、公民志愿精神等）和制度保障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 因而我國草根社區實現真實的公民治理還面臨諸多障礙和困境。本文即對中國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的真實民主圖景進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并對深入影響草根社區中公民治理的深入主觀因素進行深度剖析，挖掘和考量公民治理成長中重要的阻滯因素。
本研究以長三角地區的三城市實證調查為基礎考察草根社區中公民治理現狀。在我國，隨著民主政治改革的深入，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識得到了較大地提升，公民治理開始從理論逐漸走向實踐，尤其是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長三角地區的諸多城市，如上海、杭州等，“公民治理”逐漸成為城市社區的主要治理模式。通過對這三個城市社區中真實草根民主現狀以及影響因素的深度考察，可以對中國草根社區中公民治理成長的真實圖景窺見一斑。
（三）研究概況與研究設計
當前國內很多學者較為關注中國特色的公民治理成長之路徑與方向，而對公民治理孕育、成長與發展的真實場域和公共空間的深入研究則相對較少；更多是囿于抽象思辨和極為宏觀的理論預設與分析，或者對中國草根社區中公民治理與草根民主成長歷程之中的種種問題深表隱憂。對于在各方面都領先的長三角地區的這幾個城市，在我們身邊的民主意識、民主理念與草根民主建設是否就進行得徹底深入呢？當前我國草根社區中“公民治理”的成長現狀距實現博克斯筆下理想的公民治理模型是否遙不可及？根據這兩次延續性調查的數據和訪談資料，本文嘗試對長三角地區三個城市社區中公民治理與草根民主成長之現狀進行深入解析。
本研究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11年先后在長三角地區的南京、上海和杭州三個城市進行的實證調查。本次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抽樣方法，首先從被調查城市中抽取區（縣），然后從區（縣）中抽取街道（鄉鎮），接下來再從街道（鄉鎮）中抽取居（村）委會。接著，在居（村）委會中抽取被調查的居民戶樣本時則主要采用系統（等距）抽樣法。最后，從居民戶中抽被調查人，抽取生日距8月1號最近的那個人作為調查對象。整個調查過程共發放2000份問卷，回收1611份問卷，達80.5%的回收率；經過邏輯檢查和幅度檢查后，剔除46份廢問卷，最后剩1565份有效問卷，達78.3%的有效回收率。 同時本文中少量的數據資料來自于2008年筆者在南京市進行的調查。2008年調查方法采用多階段抽樣法，抽樣過程中結合采用分層簡單隨機抽樣法、系統（等距）抽樣法、間隔隨機抽樣與戶內抽樣法。總共發放1000份問卷，最后回收776份，達77.6%的回收率；在此基礎剔除68份廢問卷，最后剩708份有效問卷，達70.8%的有效回收率。
二、草根社區中真實的公民治理圖景
在社區中，創建公民自主治理需要關注公民參與的動力問題。那些批判理論使我們認識到，當社區存在不同利益時，公眾常常不能意識到公共政策過程以及該過程對他們生活的意涵，為了保證有關的政策議題決策的高質量，公民必須能夠擁有獲取信息的途徑，并且參與審慎的、深思熟慮的決策，這個過程是公開的、公民是受歡迎的和充分知情的，在這里，每一個人的貢獻都有價值，而不管其身份或地位如何。[9]公民治理的要素包括：公民協調委員會、公民理事會和幫助者。公民協調委員會即將民選管理局從“中心決策者”角色轉變為“公民協調者”角色。重新界定管理當局的責任，從決定大多數政策議題到將政策議題委托給公民理事會，聽取他們的建議，肯定或修正他們的工作，以適應社區發展的整體目標。[10]
在我國城鄉社區中，與公民協調委員會和公民理事會這類自治組織比較接近的是居（村）委會、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等社區組織。然而，這些社區自治組織與公民治理模型中所描述的自治組織的角色仍然相差較遠。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我國居（村）委會逐漸由建國之初的基層群眾自我管理性質的自治組織向具有比較濃厚的行政化色彩的基層“行政組織”轉變。在公民治理的實踐中，對于社區居（村）委會選舉和居民自治的制度完善和健康發展而言，保持和激勵居民參與社區選舉和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至關重要。本次調查中，對于“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這一說法，37.8%與15.6%的被調查的社區居民認為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將近一半的社區公民選擇“無所謂”、“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這類情形很像博克斯所描述的，“只有決策到了至關重要，至少是直接影響公眾自身利益時，社區居民才會參加此類會議?！盵11]
在博克斯描述的公民治理模型中，公民理事會是指建立公民咨詢委員會，來協助地方政府執行行政管理的主要職能，如警務、消防、公共設施、公共工作、公園、娛樂設施和社會服務。在大型管轄區內，將這些廣泛的功能分解為多個分支領域，并在每一個分支領域建立相應的公民理事會。[12] 在我國，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是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管理的又一新的組織形式。隨著住宅的市場化和商品化，越來越多的居民不再是單位住房的租客，而是房屋物業的所有人，他們開始要求自主地決定社區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便應運而生了。在物業管理區域內代表全體業主對物業實施自治管理。本次調查中，對于“如果社區要召開業主委員會會議，討論社區公共房產出租問題，我很愿意參加”這種說法，分別有6.8%和16.2%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與“很不同意”，23.6%的居民表示“無所謂”。這表明，近半數的社區居民對于參加社區召開的業主委員會會議的意愿并不是很強，這與公民治理模型中的公民理事會所要求的積極公民治理精神似乎仍有較大差距。
博克斯指出，“提升政府對公民的責任性，迫切需要民眾與代議者和職業者一道參與公共政策的整個過程：從討論如何選擇行動開始，到制定公共項目的政策，再到公共項目執行中的行政管理。最后在可見的績效結果基礎上進行改革?！盵13]而社區中公民治理最為直接而具體的表征就是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各類社會政策。當問到居民是否同意“對于社區公共事務和社區社會政策，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為社區盡一份力”這種說法時，居民表示“不太同意” 或“很不同意”占22.5%，選擇“無所謂”的占19.1%，表示“非常同意” 與“比較同意”的分別是9.9%與48.5%。對于“我會主動關心社區的重大措施（如創建文明社區等）”這種說法，表示“很不同意”的居民有13.1%，表示“不太同意”有14.2%，表示“無所謂”的有16.2%。而對于“我必須多了解社區的各項社會政策，參與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這一說法，選擇“不太同意”與“很不同意” 的比例達3.8%和18.3%，表示“無所謂”的居民占33.2%。
公民治理模型中積極參與者關心社區的發展，希望自己在社區事務中發揮積極、持續的影響。而本次調查中對于“我對社區的民主改革提出的建議越多，對社區民主成長作用越大”這種說法，分別有16%和3.6%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與“很不同意”，22.6%的居民表示“無所謂”。對于“居民應積極參加社區政治活動，尤其應珍視自己的選舉權”這個問題，居民表示“很不同意”的有4.9%，表示“不太同意”有31.2%，表示“無所謂”的有12.1%。而對于“經過社區共同決定的事，我雖然不喜歡，但也應該遵守”這個問題，分別有18%與6.4%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22.2%的居民表示“無所謂”。當問到居民對于“參與社區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支持社區建設”這一問題，18.4%的社區居民與2.2%的社區居民選擇“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20.5%的居民表示“無所謂”，表示“比較同意”與“非常同意”的居民分別有46.5%與12.3%。
King，Cheryl S.等學者指出，參與是公民個體成為人民一分子的必要機會，是對社會應盡義務的一部分。行政人員認識到參與的必要性，但未能找到使公眾恰當地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的有效方法。[14]這個調查的結果表明，對公民治理中的各項事務部分公民缺乏積極參與的熱情。盡管當前我國社區草根民主正從動員型參與向自治型參與轉變，然而部分社區公民的積極參與仍比較欠缺。就民主政治的本質而言，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公民參與被看做是公民的一項政治權利，民主參與的本質是自治，偏離了本質規定性的自治性，進而使得公民積極參與喪失了參與式民主的本性。20世紀以來，通過地方政府的制度建設與民主政治改革，長三角地區的這三個城市的地方治理逐步由動員型的政治參與向自治型治理轉變，然而，以上的分析也同樣顯示，相當一部分社區居民仍然缺乏自治型參與意識，而且多數居民對于社區中的社會事務與社會政策的參與意識仍然十分缺乏，這種現實與公民治理的理論要求相差甚遠。
三、公民志愿精神的孱弱：公民治理成長中重要的阻滯因素
國外學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在過去所謂公民文化消亡的時代，人們志愿的政治參與活動水平卻沒有下降。[15]一些研究甚至指出，每年有60%的人參與志愿服務活動。公民治理與公民自治理念以及公民志愿精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性，它寄期望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在公共政策中更多地體現自己的作用。社群主義者將堅持追逐公共利益視為公民的一種美德，這種為公益而勇于奉獻的精神就是公民志愿精神。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對其自身所具備的政治責任和義務的自我認識程度較低，缺乏志愿參與治理的精神與自治意識，則難以充分運用和行使公民資格和公民治理所賦予的各種權利。
對于公民志愿精神與公民治理之間存在的極為密切的關聯性，可以從Logistic回歸分析中體現。通過Multinomial Logistic回歸對公民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與“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行善助人，為他人帶來好處”這兩種說法的評價對公民對于“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這種說法的看法的影響進行分析， Logistic回歸的分析結果如下：表1 Multinomial Logistic回歸模型
在以上的Logistic回歸模型中，統計結果顯示，公民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這種說法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與“無所謂”，則選擇“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這種說法的比率分別是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這種說法表示“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 63.471倍（e4.151=63.471，P
而公民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這種說法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與“無所謂”，則選擇“無所謂”而非“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這種說法的比率分別是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這種說法表示“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 的5.611倍（e1.725=5.611，P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 “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行善助人，為他人帶來好處”這兩種說法的認同度越低，公民對于“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這種說法的認同度也越低。相反，公民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行善助人，為他人帶來好處”的認同度越高，則對于“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這種說法的認同度也越高。這表明公民對“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 “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行善助人，為他人帶來好處”這兩種說法的評價越高，公民治理的意愿與意識也越強，反之亦然。
“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參與基層群眾自治活動可以行善助人，為他人帶來好處”這兩種說法都是對于公民利他性志愿精神的測量。由此可見，公民的志愿精神對于公民治理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2008年的調查中，對于 “ 對于社區公共事務和社區社會政策，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為社區盡一份力”、“我會毫不猶豫地為社區的一項公益活動捐助一些錢”等說法，超過半數的社區居民都認為同意。由此可見超過半數的社區居民對于參與社區志愿活動具有比較強的參與意愿，社區居民中的志愿精神正處于孕育和成長中，然而對于較大部分社區居民而言，在參與意識方面依然存在較強的被動性和依賴性，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志愿活動缺乏足夠的熱情度。接著對實際過程中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現狀進行解析，對于“您是否參與過社區志愿服務？”這一問題，公民選擇 “沒有參加過”的比例高達53.1%，社區居民選擇“參加過”的比例為46.9%。從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沒有參與過社區志愿服務，這表明盡管有一部分居民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意識與志愿精神正在成長之中，但是實際參與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居民志愿參與意愿與實際參與行為之間仍存在很大的現實差異。以上的分析表明，當前被調查居民的志愿精神與自治意識仍比較孱弱，而公民志愿精神與公民自治意識的淡薄又是公民治理及我國草根民主發育不成熟的最為深刻的原因。
四、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真實與遙遠的草根民主
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是什么一直是一個活躍的、持續發展的問題，人們對此不斷地進行探詢、實驗、改革和爭論。[16]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準許每個公民甚至弱勢群體――雖然每位公民在教育程度、精神面貌、智力和秉性等方面各不相同，對于社區鄉村的社會政策過程與公共事務都平等而自由地參與，并積極治理這些公共事務和政策。然而本文的深入調查研究與實證分析則表明，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依然在孕育成長之中，離真實的民主圖景依然漫長而遙遠。
（一）主要研究結論
本研究表明，在草根社區的公民治理實踐中，社區居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仍然缺乏自治型參與意識，而且多數居民對于社區中的社會事務與社會政策的參與意識仍然十分缺乏。對于 “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到社區社會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如果社區要召開業主委員會會議，討論社區公共房產出租問題，我很愿意參加” “對于社區公共事務和社區社會政策，每位社區居民都應積極參與為社區盡一份力”“對于社區的重大措施（如創建文明社區等）我會主動關心”等說法，相當一部分社區居民仍然表示不贊同或態度模糊。深層的解析可以發現，甚至有很多公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體，并未將自身看作國家的主人，而是依然受延續千年的“臣民意識”影響，對于國家和社區中的各種事務缺乏參與和關心、缺乏足夠的主動性、積極性，這也必然使許多公民普遍缺乏權利和參與意識，忽視了很多本應屬于自己的權利。以上分析表明我國草根社區中的公民治理現狀與公民治理已有蓬勃發展的跡象，然而離真實與充分的公民治理民主圖景依然相差較遠。
進一步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歸分析則表明，草根社區中公民的志愿精神對于公民治理的成長與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然而從分析中可以看出，實際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居民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居民志愿參與意愿與實際參與行為之間仍存在很大的現實差異。因而以上的分析表明，當前被調查居民的志愿精神與自治意識仍比較孱弱，而公民志愿精神與公民自治意識的淡薄又是公民治理及我國草根民主發育不成熟的最為深刻的原因。
（二）與國內相關研究的區別與研究貢獻
國內關于公民治理的相關研究，筆者搜索中國知網相關的論文20余篇，較有代表性的如史云貴的《中國基層社會踐行公民治理的障礙及可行性路徑探析》、黃顯中《雙軌模式：共和行政的制度建構――公民治理模型再造》等，這些研究主要基于單純理論和邏輯思辨層面對公民治理的現在與實踐路徑等進行探討。當前國內對于公民治理成長與發展的真實圖景的深入規范的實證調查研究的成果仍較少。
本研究通過長三角地區的三個具有特色和代表意義的城市即南京、上海和杭州的深入調查，從嚴格與規范的實證調查的角度對中國草根社區中真實的公民治理圖景進行深入分析，并對影響草根社區中公民治理發展的因素進行剖析。這對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關于公民治理的實踐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學術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公民治理在草根社區層面的規范實證研究，對于中國微觀層面的真實公民治理實踐的探索與研究具有開拓性的研究意義。
（三）相關討論與研究展望
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教育和培養公民意識與公共精神依然非常重視，將培養公民意識看作其意識形態的重要建設工程之一，以此加強鞏固相應的社會制度，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本文Logistic回歸分析也表明，公民的志愿精神對于公民治理有深遠的影響。由此觀之，對長三角地區這三個城市的政府來講，需要在全市以及農村地區對志愿精神與志愿理念進行宣傳和普及，加大“長三角地區社區志愿者培訓基地”的培訓設施建設，對社區志愿者在培訓實踐中自主掌握志愿服務的理念與技巧，提供體驗、活動、訓練的公共空間。大力培育和發展各種非營利性社區服務機構和社區志愿者協會，通過建立治安巡邏隊與業余培訓學校以及業主委員會，舉辦健康、家庭生活、法律、青少年教育等知識講座，促進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和溝通。招募成立社區志愿者隊伍并吸納社區居民中的專業人才，幫助社區弱勢群體，充分發揮群策群力的作用和價值，吸納社會閑散資源到社區活動中來。此外，更加注重培育公民意識，尤其公民的法律意識、權利義務意識、選舉意識、監督意識等。
在社會公共治理不斷演進的今天，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傳統的政府中心與市場中心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復雜性公共事務治理的需要。[17]合作性的治理模式將擔負起人類社會應對復雜性議題的重要責任。[18]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的將會賦予公共社會新的生長空間，其中以合作治理為核心議題的現代治理模式正在成為當代世界治理模式變革的新趨勢。[19]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志愿部門的合作。不同部門之間伙伴關系的重塑正在為人類社會的治理開啟新的景象。[20]而在公共生活的集中地――社區，合作治理的輪廓正在變得更加清晰，社區治理不再將公眾看作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咨詢者，而是將公眾看作真實的決策參與者， 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執行不再是政府的壟斷性事務， 公民也將對公共問題的界定以及解決產生直接性的影響。 [21]社區田野之間的公民治理民主圖景的走向將決定于公民治理自身的民主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及民主價值。然而，公民治理的實現必然是一個相當緩慢和漫長的過程，既需要公民治理模型和制度的確立和不斷完善，更需要民主精神、民主觀念和民主理念的培養，并使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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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Governance”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ies：
the Real and Distant Grass-roots Democratic Landscape
Liang Ying
[Abstract]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the era of civic governanc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the core mechanisms of citizen governance. Citizens at the Centre status in civic governance， equipped with modern citizenship and sound citizenship.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three cities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to resolve the basic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ivil governance， then analyzes in-depth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ivic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by the use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al picture that impacts and restricts citizen governance in the community and underlying causes that affect its development， hoping for providing a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ivic governance and the growth of grass-roots democratic in our community.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governance is bound to be a slow and lengthy process， needs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oth civil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system and， more in need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democratic values and culture of democratic ideas， and make it popular.
第2篇：基層社會治理成果范文
【關鍵詞】社會工作；職業化；困境；發展前景
一、我國社會工作職業化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工作理論研究取得了一此成果，社會工作機構初步具備了一定職能，社會工作教育也達到了一定規模，但由于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工作教育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始終沒有從制度層面建立起社會工作職業，離專業化、職業化還有相當的斷離。
目前，從事社會工作者的人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專業社會工作者隊伍，他們都在基層社區直接從事家庭、老年、矯治、醫療、康復等社會上作，并以此為職業，其中的人部分人員未經社會工作的專業教育和培訓，他們將成為今后專業社會工作者的主體。二是兼職社會工作者隊伍，他們從事社會工作行政、督導、咨詢和研究，承擔社會工作的規劃、組織和協調社會工作只是其工作職責的一部分，他們主要還是政府行政行為的某些有計劃的延伸，其知識和工作能力多半不是來自于社會工作的專業培訓和一專業實踐。三是志愿者隊伍，其主要工作是義務性的老年保護、病人護理、診治咨詢等，這類人員人數多、專業分布廣、年齡跨度大，他們雖有奉獻精神，但大多未經過社會工作的專業培訓。
近年來，我國相關機構正努力為社會工作職業化制度建設提供政策支持。民政部相繼出臺了《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殘疾人社會福利機構慕本規范》、《救助管理機構基木規范》等政策文件。這些政策文件明確提出要引入社會工作專業制度、聘用專業社會工作者、提供規范優質社會服務的要求。
二、我國社會工作職業化面臨的困境
從國際通行的經驗看，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一般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要有成規模的合格的社會工作教育機構，包括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完整的課程體系、適合本上的教材、教法與實習場地等：二是政府和民間機構要熏川專業的社會工作人才：三是社會工作人員本身要擁有良好的職業操守和專業能力。對照這三個條件，日前，我國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還面臨著諸多困境。
（一）理論本土化困境
社會工作是一個發端于西方國家的專業性社會服務。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社會工作知識理論研究起步較晚，龐大的社會工作體系還沒有建立，缺乏成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專業知識理論。到目前為止，還卞要是學習、消化西方社會工作知識理論，而對不適合我國實際的專業價值、知識和技巧缺乏深入分析，對我國長期存在的半行政、半專業社會工作經驗和技巧沒有認真進行總結。
（二）專業教育困境
制約我國社會工作人才教育培養的因素主要有包括以下幾點：（1）師資隊伍總體水平不高。目前，我國已有200多所高校設立了社會上作專業，有一大批社會工作教師，但其中受過高層次社會上作專業訓練的教師還比較緊缺。（2）教學規范化程度不高，教育模式不夠科學。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工作教育在教學規范性程度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明顯的差距。（3）實踐本性受到削弱。由于傳統教學理念的影響，重理論知識的灌輸而輕乏專業的訓練，再加上實踐木土化的幽難以及經驗缺乏和自身對實務理論的理解不透徹，許多教師難以對實踐學生進行專業督導，提升學生的職業能力。
（三）體制困境
目前，我國社會工作仍是“政府負責的、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機制，幾乎大部分應當由社會承擔的職能和服務都由政府通過其代表者―各種社會組織和單位負責推行，或由“準政府”機構包辦，政府既沒有放手發展民辦社會工作，也沒有讓民間社會工作機構分享到足夠的公共資源，政府與民間社會工作機構沒有形成一種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的伙伴關系，從而導致大量社會福利資源滯留在企事業單位和政府部門內部，社會福利機構缺乏足夠的資源現狀―福利資源短缺、福利資源的單位占有、福利資源的行政配置。國外的經驗表明，發達的社會工作體系通常不是由政府和企事業單位支撐的，它需要一個發達的民間組織社會下作網絡支撐，其中大規模的民辦社會工作機構所起的作用特別重要。
（四）職業定位和崗位缺乏困境
社會工作是種專門的職業，在國外己有百年歷史，發展非常成熟。但是，在我國，到日前還沒有明確界定并廣泛開發社會工作崗位，與律師、會計師等相比，其專業化水平不高，職業威望也很低，分致社會工作專業對學生吸引力不強。一些院校雖然設置了社會工作專業，而畢業的學生因為沒有對口的就業崗位，導致社會工作專業實際培養目標的模糊性。大量實際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員，也得不到止式的職業門類的承認。社會工作職業定位和崗位問題不解決，是制約其發展的最大瓶頸。
（五）社會轉型帶來的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進入史無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結構轉型期，社會轉型速度之快、范圍之廣、沖擊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同時社會問題從生，社會失范現象比比皆是，越軌行為屢見不鮮，社會整合、社會秩序、社會管理成為頭等重要大事，這些為社會上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由于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原來企事業單位承擔福利服務的結構己不復存在或很少承擔其成員的福利服務，而政府興辦的社會福利機構在經濟效益壓力下左右為難，政府相關部門因為體制不順和裁員而影響對弱勢群體的服務，因此，社會福利政策供給不足、經費投入不足、人力資源不足、價值理念模糊、服務方法與技巧缺失等都給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工作發展帶了阻礙。
三、小結
國際經驗表明，專業社會工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穩定、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現代化手段。實現社會工作職業化，是調動廣大社會工作專業技術人員積極性，確保社會工作服務質量和服務對象合法權益的需要，也是規范社會工作專業技術人才隊伍管理的迫切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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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基層社會治理成果范文
一是系統性與整體性原則。社會管理的法治建設既是一個系統工程，又是一項關涉全局的創新工程，需要以法治內容的系統性及其法治思路的整體性來實施和推進。社會管理法治的系統性原則，反映的是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對象和內容體系。從社會管理的對象看，包括了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社會風險、社會穩定和公眾參與等子系統;從社會管理的內容看，包括了民生保障、公共決策、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公共安全、矛盾化解、網絡社會和社會組織等重要領域，而且將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形態的發展而產生新的變革和轉型，因此，社會管理的系統性結構也將隨之發生變化。而社會管理法治的整體性原則，反映的是社會管理法治在地方或區域的頂層設計方面，應該有什么樣的思路和架構。從社會管理法治的意識層面看，涉及如何以法治精神把握社會管理全局，以法治思維分析社會管理現狀，以法治理念檢驗社會管理模式，以法治價值衡量社會管理成果，以法治規律看待社會管理發展等;從社會管理法治的制度層面看，涉及以法治原則設定社會管理方向，以法治規則辦理社會管理事務，以法治規范保障社會管理程序等;從社會管理法治的行為層面看，涉及以法治手段解決社會管理問題，以法治方法化解社會管理矛盾，以法治參與回應社會管理訴求，以法治標準評估社會管理績效等。
二是民主性與開放性原則。社會管理法治建設應該是一個民主和開放的系統，涉及的是社會管理法治的主體和客體的問題。其民主性與開放性原則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體現在社會管理法治建設主體的民主性和開放性。社會管理法治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反映了主體的多元性和廣泛性，主體應該是廣大的人民群眾，這里的人民群眾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了社會管理法治的規劃者、設計者、組織者和操作者，還包括了廣大的民眾參與者，而且他們是社會管理法治的建設者和強大的推動力量，同時也是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績效的評判者。第二個方面體現在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對象和內容的民主性和開放性。社會管理內容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不但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開放型的公眾參與平臺和渠道，諸如建立社會管理重大決策、制度建設、社會自治等的開放型參與和民主協商機制。第三個方面體現在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績效評價體系的民主性和開放性。要研究和解決的是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績效評價體系由誰來制定和設計，由誰來評價和判準，由誰來對評價程序和過程進行監督等問題。
三是特殊性與普適性原則。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普適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在創新視角下社會管理法治應該是特殊性與普適性的結合，社會管理法治建設在地方層面之所以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和模式，是因為它是在不同的創新理念和思維模式、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不同地區、城市、對象、社會發展狀況、法治建設水平、經濟和社會及文化發展條件等主客觀條件下形成的，是一種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法治建設類型。但是社會管理法治的理念和思維、制度和規范、內容和價值、主體和對象等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屬于推進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上位結構，對每一個城市或地區具有普遍性、適用性和統攝性。
四是靜態性與動態性原則。社會管理法治從區域性或歷時性角度看，都有一個不斷發展探索和創新的過程。社會管理法治的靜態性原則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反映的是一個地方或城市在特定時間或空間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形式與內容、現狀與特點、成果與經驗，其功能指向某個階段性的法治理論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實踐性探索;另一方面反映的是相對穩定的社會管理創新的制度體系，包括已有的或正在構建的社會管理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及其規范性系統。而社會管理法治的動態性原則也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反映的是一個地方或城市在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縱向和橫向的發展預期，以及社會管理法治建設未來的發展趨勢和走向，側重于社會結構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進程及其規律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影響，其功能指向歷時性的法治理論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實踐性探索;另一方面反映的是隨著社會管理內容不斷豐富和拓展，其法治的制度系統將隨之進行調整和更新，以適應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管理情勢。所以說，社會管理法治建設是一個靜態與動態發展的過程，通過對社會管理法治的實然性探索達到對法治建設應然性的價值追求。
五是可達性與操作性原則。社會管理法治建設重在實效，因此必須考慮法治在導入社會管理領域之后目標的可達性和實施的可操作性。社會管理法治目標的可達性反映的是社會管理法治要達成的預期目標的可實現程度，即根據現有社會發展階段的特點，如何在法治資源配置和法治服務供給的有限性條件下，取得最大的預期目標或社會效益。社會管理法治實施的可操作性反映的是社會管理法治在各個實際的推進環節和實施步驟的可進行性，以及社會管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理念解決社會管理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手段、方法和措施，還有就是對社會管理法治的績效進行系統性評估的技術性手段和方法。
(二)社會管理法治建設的實踐性進路
一是民生保障法治。社會管理的民生保障法治建設涉及住房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食藥安全、養老保障、教育保障、生態環境和社會救助等主要內容。首先，要完善民生保障的制度設計，將涉及民生保障內容的基本制度作為一個體系完整的公共產品免費提供給公眾，讓公眾清晰知悉民生保障各方面的利益政策和制度保障的內容和程序。其次，要建立廣覆蓋、普惠型的社會貧困和急難的救助制度和機制，保障人的生存權，根據社會發展需要適時提高救助標準、擴大救助范圍、豐富救助內容，讓每一個人有生活的尊嚴。第三，要統一城鄉民生保障公共產品的供給標準和服務準則，依法按實體標準和程序規范提供服務，盡量減少民生保障服務領域的自由裁量和自行運作的空間，以減少社會矛盾和降低社會風險。
二是重大決策法治。社會管理的重大決策法治建設涉及決策的提出、形成、完善、執行和評估的實體性和程序性的制度設計。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重大決策提出的民主協商制度和機制，做到重大決策建議在提出時不是某一個人的意見，而是經過民主程序共同協商形成。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重大決策的審查制度和機制，進一步推行社會管理重大行政決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審查。第三，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重大決策的民主和科學制度和機制，關系到民生問題的社會管理重大決策要建立以服務對象為主體的聽證制度和機制、專家咨詢制度和機制、社會公示的制度和機制、征集民意制度和機制、決策執行的程序制度和機制、決策執行的監督制度和機制、決策前的風險評估制度和機制以及決策執行后的績效評估制度和機制。
三是信息公開法治。社會管理的信息公開法治建設涉及主體、內容、范圍、對象、程序、形式和監管等方面的制度和機制建設。根據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的基本原則，社會管理的絕大多數內容都關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因此，社會管理方面的信息公開制度和機制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首先，要以法規或規章以及政策制度的形式規定信息公開的主體，明確規定信息公開的內容和范圍，并讓公眾廣泛知曉。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開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和機制，方便和高效率地讓公眾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所需要的相關信息，對于特殊對象應該主動將相關信息送到人。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開的監管制度和機制，對應該公開的信息是否及時有效公開或信息公開的績效進行監督、檢查和評估。
四是公眾參與法治。社會管理的公眾參與法治建設涉及參與主體、內容、程序、形式、渠道等制度的保障和機制的完善，突出公民作為參與主體的法律地位和能動作用。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法規中有關公眾參與的規定，許多關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公共決策和公共事務應該有充分的公眾參與，采取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聽取公眾的意見，依法保障公民和組織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公眾參與權利的保障制度和機制，明確公民和組織在內容、程序、形式和渠道等方面的參與權。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立法、行政、執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實體性和程序性公民參與制度和機制。第三，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公民參與的保障性制度和機制，對公民和組織應該參與的內容、程序、形式和渠道等是否完善和健全以及參與的績效進行監督、檢查和評估。
五是公共安全法治。社會管理的公共安全法治建設涉及公共安全評估、社會安全防控、食藥安全監管、安全生產監管、突發事件應對等制度和機制建設。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公共安全風險評估、監測預警制度和機制，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預防體系。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社會安全防控制度，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健全社會治安動態管控機制。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食藥安全監管制度，健全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制。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安全生產監管制度和機制，強化安全生產監管力度，建立健全以綜合監管為統領、各級各部門監管為基礎的監管體系。其五，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突發事件應對制度和機制，加強應急管理制度建設，健全應急管理機制，完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應急預案。
六是矛盾化解法治。社會管理的矛盾化解法治建設涉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矛盾糾紛協調化解、公民權利救助保障、行政司法救濟保障等制度和機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和機制，建立健全重大決策實施前后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和預警體系。其二，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矛盾糾紛綜合協調化解制度，完善勞調組織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司法調解等“五位一體”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建立健全公調對接、檢調對接、訴調對接、援調對接等對接調處機制。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公民權利救助和利益保障制度和機制，健全公民權利救助體系，形成開放型工作的新機制，不斷拓寬和暢通民意表達和利益訴求的渠道，更好、更快、更多、更廣地回應和解決老百姓的合理訴求。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的行政司法救濟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機制，依法維護公民的權利和利益。
七是網絡社會法治。社會管理的網絡社會法治建設涉及網絡社會公共服務、網絡社會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網絡社會的交流與交易、網絡社會的執法與監管、網絡社會矛盾糾紛的解決、網絡社會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等制度與機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網絡社會主體的權利與義務規制，規范網絡社會行為和秩序，保障網絡社會各方參與主體的權利，明確其在網絡社會中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其二，要建立和完善網絡社會的執法與監管制度和機制，完善網絡社會交流與交易等行為的制度規范，著重從執法與監管機構、職能、對象、內容、技術、方式、手段、效率、責任等方面健全規則，依法懲治網絡社會中的侵權和犯罪行為，建立回應網絡社會突發事件的應急制度和機制，保障網絡社會的交流和交易安全。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網絡社會矛盾糾紛解決的制度和機制，建立網絡社會參與者權益保護的法律規制，完善網絡社會的行政和司法救濟渠道。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網絡社會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制度和機制，加強從國家層面對網絡社會行使管轄權，依法維護網絡空間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