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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前工業化時期英國城市適應鄉村工業的發展其經濟結構和他所體現的經濟職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些因循守舊的行會城市落伍衰敗了,另一些傳統城市調整了自己的產業結構復蘇了,而許多新興城市則拔地而起,成為新的經濟和工業中心。工業區位也由東部和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轉移。逐漸形成了近代城市網絡體系。
15世紀至18世紀,是西歐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 會過渡,從傳統農耕世界向近代工業世界轉變的時期。西 方史學界把這一時期稱為“前工業化時期”或“原始工業化 時期”。英國率先實現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由農 耕世界向工業世界的過渡。這一過渡始于農村圈地運動 帶來的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遷,動搖了封建社會的根基,影 響了城市經濟結構和經濟職能的轉型。反過來又促進了 鄉村變革的深化。城市的經濟輻射能力大為增強,成為各地經濟的中心,城鄉之間的互相作用日益明顯,城鄉經濟一體化初顯端倪,到前工業化晚期,鄉村非農業化和城市化略具規模。研究這一時期城市轉型特點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更具有現實意義。
一、城市經濟結構和職能轉變
我們可根據前工業化時期英國城市是否新生把他們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城市,另一類是新興的城市,即自由工商業城市。傳統城市指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這類城市中,有些不能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的需要逐漸衰落下去。如林肯城是中世紀英國的名城,但巧世紀初卻走向衰落,它的毛紡織業一級不振,港口也不斷淤塞。另一部分傳統城市由于調整了自己的產業結構,適應了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要求,便從衰落中復蘇,并有長足的發展。如諾里奇和其他中世紀城市一樣,盡管有過危機,但它仍然維持其主要呢絨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工業首先是因為荷蘭與瓦隆的移民們引進了新呢絨生產技術而復興,至1580一1620年間趨向繁榮昌盛,1660年以后又有更大規模的發展,以滿足國內正在興起的對新呢絨的需要。諾里奇作為紡織工業的地位能持續下來,原因有三:一是俄蘭與瓦隆移民帶來了毛呢紡織新技術;二是城市貿易結構在17世紀相當開放;三是它處于主要商業和集散中心地位,有開發國內所需的特殊經濟部門的職能。〔’〕
新興工商城鎮的異軍突起是英國在前工業化時期特別引人注目的現象。自由工商業城鎮興起是鄉村工業發展和集中的結果,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特別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因此.一般都會出現在重要的鄉 村工業地區。它們的經濟以某項或某幾項手工業長足的, 專門的發展為特色,同時又對周圍的鄉村工業初級產品進 行最后的加工。所以、新興工業城鎮是溝通鄉村經濟和如 市經濟生活的最主要的渠道。在鄉村工業發展的基礎上, 不少新興小工業城鎮逐漸成為主要的工商業中心,它們有 兩種發展過程:一是從農村村落到工業村莊,再發展到工業城市;另一種是從鄉鎮發展到工業城市。在近代英國工業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著名城市,許多是由鄉鎮成長起來的。如托特內斯、蒂弗頓、陶頓、利茲、設菲爾德、哈利法斯、威克菲爾德、布雷德福、曼徹斯特、普雷斯頓、波爾頓和伯明翰等。新型工商城鎮的興起,既然是鄉村工業發展的產物,那么必然是與其周圍的鄉村組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經濟圈,中小城鎮作為鄉村經濟的核心,使得它能夠率領這個經濟圈盡快脫去農業社會的性質,成為早期英國商品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的基本成員,進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新興工業中心。總之,鄉村工業的發展,新興工業城市的興起,大大改變了英國城市的經濟結構,從而影響到城市的區位分布。
在英格蘭,有一座城市始終處于發展之中,并且越來越使其他城市相形見細,這就是倫敦。倫敦既是傳統城市,又具有我們所說的新興工業城市的某些特點。因此,我們在談英國城市經濟結構和職能的轉變時把它單獨列出來考察。它的規模在亨利八氏時期是諾里奇的5倍,到1600年時,其規模已經是諾里奇的12-14倍了。16世紀20年代初期,倫敦的人口是7萬左右。但是到1600年時,它的人口超過了20萬。在1600至1650年間,全國人口沒有什么增長,而倫敦的人口卻增加了一倍,總數達ao萬人。在17世紀初的時候,每20個英國人當中就有i個人住在倫敦,而到該世紀末,每9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住在那里。倫敦,除1665年和1666年發生“大瘟疫”和“大火災”時出現過極為短暫的停滯外,其發展幾乎是一帆風順的。據統計,1334年,倫敦世俗財富占全國世俗財富的2 % .1515年則上升為8. 9%, }Zl在1543-1544年的補助稅征收中.倫敦所交稅額30倍于諾里奇,40倍于布里斯 托爾,等于所有城鎮所交補助稅的總和。倫敦的發辰 是與其經濟結構和職能的調整相聯系的。巧世紀以前, 倫敦的經濟和職能與地方城市一樣,也是工商并舉。14 世紀倫敦的檔案上,曾記載有180個不同的行業。【”]但州 巧世紀中后期開始,這種工商并舉的局面便發生了根本 的變化。倫敦由工商并重的城市向貿易占優勢的商業如 市轉化。倫敦的貿易活動和倫敦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活 動在全國占絕對統治地位。有人估計,1700年倫敦的再 出口商品在全國所占的比重達86%0當然,倫敦的手工 業在前工業化時期也大有發展,只不過沒有其商業發展那 么在全國舉足輕重罷了。倫敦隨著周邊鄉村工業的發展, 及時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主要生產面向全國市場,甚至 海外市場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級消費品和奢侈品。其 絲織、刀劍、造船、家具、鐘表、金銀首飾、兵器、絲線、火藥、 煉銅等手工業部門大都在英國居于重要地位。f]由此可 見,在前工業化時期,倫敦作為英國民族經濟的核心,由于 及時調整了經濟結構,其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不但沒有被廣 泛分布的鄉村工業所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強和鞏固。
總之,前工業化時期,無論是傳統城市的盛衰,還是自 由工商城市的興起,都與此時的鄉村工業的發展息息相 關。業及時調整自己的經濟結構和經濟職能以適應鄉村 工業發展需要的城市就迅速發展、繁榮昌盛,否則就衰落 下去。
二、城市區位的變化
鄉村工業的發展不僅促使城市經濟結構和職能發生 重大調整,而且由于鄉村工業自身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引起 了城市區位重心的轉移。城市區位轉移包括三個方面的 內容:一是沿海城市發展超過內地城市;二是城市中心帶逐漸由東南部向西北部轉移;三是工業中心逐漸集中在新興工業城市及其周圍的鄉村。
沿海城市的發展是與海道大通后世界航路重心轉向大西洋相適應的.也與英國大力發展海上殖民、海上貿易的政策有關,當然與其周圍的鄉村工業的發展更有直接的聯系。這時較大的港口城市有:布里斯托爾、埃克塞特、大雅茅斯、赫爾、達拉姆、奇切斯特、伊普斯威治、利物浦等。這些港口城市的發展,適應了鄉村工業區的外向交往的需要。到17世紀后期和18世紀,一些地方港口城市在國內外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700年至1715年間,埃克塞特嘩嘰呢對海外和沿海貿易額每年總值約為50萬至55萬英鎊,對內貿易額約為15。萬英鎊。因此,每年在埃克塞特市場上成交的呢絨.總值當在200萬英鎊以上。埃克塞特的進口貿易也很發達,從這里入境的有紅酒、亞麻、煙草和糖料等商品。fsl如此巨額的毛呢出口量,證明了埃克塞特及其周圍毛紡業的發達。在經過一段較長的沉寂之后,布理斯托爾在17世紀后期復興起來,稱雄于大西洋貿易和愛爾蘭貿易.分發這些進口貿易貨物的布里斯托爾城的圣詹姆斯和圣保羅集市,吸引著整個西南地區和南威爾士的消費者。這說明布里斯托爾不僅成為周圍地區鄉村工業品出口基地,而且周圍地區也成為布里斯托爾城進口商品的主要消費地區。布里斯托爾與周圍地區的經濟聯系可見一斑。它逐漸成為這一地區的經濟中心。
正當港口城市日益興旺發達之時,許多地處內陸的中世紀名城卻急劇衰落下去。1500年索爾茲伯里和考文垂已是相當大和相當富裕的了,但二者在16世紀其工業日漸衰落,人口日漸下降。【’“〕這是由兩個城市地處內陸,手工業行會控制較嚴,城市工匠紛紛離開城市所致。沿海城市迅速發展,內陸城市日漸衰落,兩者發展的趨勢當然是沿海城市的發展超過內地城市。
英國城市區位變化第二方面是城市中心帶逐漸由東 南部向西北部轉移。以毛紡織工業區位轉移為例,東部的 東盎格里亞及其附近的劍橋、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地區,在 16世紀后期至17世紀前期是英國毛織業最重要的地區, 但到18世紀時,后期的西北部地區的約克郡西區的毛紡 業卻取而代之,約克郡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毛紡工業 區。【川曼徹斯特城由中世紀的一個小城鎮逐漸發展為前 工業化時期的棉紡中心,并形成為一條5至10英里寬的 棉麻混紡地帶。當然,我們所指城市區位重心由東南轉向 西北部,只是指工業區位分布的變化,并不是指英國經濟 中心也轉移到西北部,因為作為英國經濟中心的倫敦在東 南部,其經濟核心地位在前工業化時期不但沒有被消弱, 而且得到了加強。
城市區位變化的第三個方面是工業重心逐漸偏離老 城市,而集中在新興工業城市及其周圍的鄉村。16,17世 紀,在鄉村工業發達的地區形成了新興工業城市新興工 業城鎮的起源一般與三種地區類型有關:一是城市或港口 所在地,利茲、利物浦等就是因此而興起的。二是水源充 沛、落差較大的河谷地區,水利漂洗坊往往設立與此,形成 許多紡織中心,如肯達爾、利茲華爾德、比斯利等等一三是 礦產資源豐富的地區,采礦、冶金等行業在這里發展也促 使一批工業城市的產生,伯明翰、設菲爾德均屬此類當 然劃分以上三種類型只是為了突出各自特點.實際上每個工業城市都可能兼有以上兩種或三種情況。總之,這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的興起都與其周圍鄉村工業的發達有很大 的關系。他們大都是本地區的工業中心。新興工業城市的興起是英國17世紀經濟運動的主要特點之一。 三、近代城市網絡體系的初步形成
隨著鄉村工業的發展,城市經濟結構和經濟職能的日益商品化、專門化、外向化.城市與外界的經濟聯系日益強化.便初步形成了以倫敦為核心,以地方大都市為骨干以中小城鎮為基礎的城市網絡體系。無論是倫敦,還是大中城市.或中小城市,都是這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15至18世紀,倫敦與地方城鎮之間的關系中,一直是倫敦占主導地位。在巧世紀以前,城市的經濟結構和職能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與周圍鄉村構成略呈封閉性的經濟活動圈,因此,城市之間的交往就不那么頻繁,也不那么重要。倫敦雖然是全國的首都、全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和經濟中心,但它的經濟輻射能力尚不足以影響全國,更談不上全面控制地方城市和地方經濟。15,16世紀海道大通、世界市場開始形成之時,倫敦得天時地利,急劇膨脹,倫敦商人無孔不人,不儀在國外商貿中大顯身手,而且在國內經濟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倫敦商人牢牢控制著各地方城市的工商業和市場二不過從17世紀后期起.隨著地方城市的復興和新興工商業城市的崛起,倫敦商人對地方城市的支配能力逐漸下降.它們之間的平等聯系與交往增多。地方城市對倫敦經濟的依賴性逐漸減弱,獨立性日益加強。但這種“獨立性”是相對的,一方面體現在地方城市不像以前那樣受倫敦的控制,另一方面體現在地方城市仍屬于以倫敦為核心的近代城市網絡體系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地方城市“獨立性’加強,說明前工業化時期地方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上升。
倫敦對地方城市的控制首先表現在倫敦商人資本對地方城市工業活動的制約,以及各地手工業產品對倫敦市場的依附。如倫敦商人直接支配著約克城和約克郡的毛紡織品的生產和銷售。Liz]西南部毛紡區的呢絨產品也多運往倫敦。17世紀早期,單格羅斯特郡就有兩百來個’‘呢絨制造商”專門將本地所產呢絨送到倫敦。[13]蘭開夏紡織業的原料棉花,17世紀基本上依賴倫敦商人進口,其產品也主要運往倫敦。
倫敦商人對地方城市商業貿易活動的控制是與倫敦在國內貿易中作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和物資集散中心的地位分不開的。如17世紀30年代,切爾姆斯福德城申訴:“倫敦的雜貨零售商出沒于靠近倫敦的各個市場,掃光了運到市場上的各種谷物。”[’引倫敦商人常年穿梭于地方市場上。不僅在國內貿易中如此,在海外貿易中,倫敦商人最先是極力排斥地方商人,后來則力圖控制地方出口商。16世紀中期時,倫敦商人就取得了對外貿易的壟斷權,17世紀以后,地方城市雖然重獲出口權,但仍難以擺脫倫敦商人和倫敦商人集團在地方人的控制和影響。以至許多地方商人為了自己的前程,紛紛移居倫敦,與倫敦商人合流。1480至1660年間,倫敦的172任市長中,只有14人生于倫敦;403個“大商人”中,出生倫敦的不到10 % ; 813個號服公會商人中,只有75人((9% ), 389個店主和零售商中還不到4%是倫敦原籍人。U s1因此,地方城市工商業資本和優秀人才進人倫敦工商界的現象,可視為倫敦對各地控制的另一個方而的反映。倫敦對地方工商業的控制正值英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一體化經濟的形成時期,因此,有利于英國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英國經濟的振興。
英國在初步形成城市網絡體系之時,作為這種網絡體系一環的各地城鎮之間的交往也日益加強。我們知道,中世紀城市與其附近鄉村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圈,各地經濟聯系較少,為了保護本城工商業者的利益,紛紛從國王和領主手中爭取壟斷本地商業活動特權的特許狀,不允許外地商人到本城經營各種商業。隨著15.16世紀英國工商業的發展,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各地方城市逐漸突破封閉的經濟圈。地方城市越來越感覺到相互之間的聯系和溝通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城市興旺的重要性。這樣,便有一些城市成雙結隊,互訂協議,組成經濟與貿易伙伴,允許雙方商人自由來往,并在稅收上予以優惠0 1265年,溫切斯特和南安普頓最先訂立了這種協定。但令人往目的,要數諾丁漢、考文垂和林肯所訂立的“三方協定”。到巧世紀后期,整個英格蘭己到處覆蓋著由城市之間的各種雙邊或多邊協定所構成的商業貿易聯系網絡。
兩年前,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訪華時,中日兩國簽訂了關于“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動的備忘錄,提出從2008年起連續四年,每年實現總人數4000人規模的青少年互訪。金秋十月,應日本政府的邀請,2009年第二批中國青年代表團在中國的帶領下,于10月14日至21日出訪日本。此次訪日團規模龐大,由50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青年代表組成,在八天的時間里,分成十個分團,分赴東京都、愛知縣、福島縣、兵庫縣、大阪府等地,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訪問活動。作為青年企業家分團的隨行記者,我走的是“東京―大阪一東京”路線,一路下來,感觸良多。
環保是主旋律
日方對我們這次的行程安排很用心,處處透露著保護地球環境的理念。在環保方面,日本的確走在了世界的前頭,這一點我們初至東京時便有體會。同樣是人口密集的世界大都市,但是東京的空氣非常新鮮,整個城市很干凈、整齊。其實,東京曾經是全球有名的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發生過多起光化學煙霧事件。后來,東京都政府和市民逐漸認識到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于是采取了多種政策措施和技術手段持之以恒地治理污染,終于使東京成為世界上最清潔的大都市之一。
到達日本的第二天,日中友好會館便為我們請來東京大學的松井教授,以“以俯瞰的視角來看地球環境問題”為題做演講。松井教授是日本地球行星物理學領域的佼佼者。在演講中,松井別具一格地從整個宇宙出發來看地球環境問題,他說人類圈(即人類活動的范圍)不能超越地球系統無限擴張。在會場上,我們還收到了一份制作精美的材料一《地球環境讀本》,這本小冊子是中日合作的結晶,收集了兩國多位學者的論文,其中,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分別為書作了序。
當天下午,我們前往東京都千代田區拜會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經團聯成立于2002年,目前有包括豐田、佳能等眾多全球知名企業在內的1000多個會員。不過,這次會談的內容不僅有經濟問題,還包括環境問題。在明亮干凈的會議廳,橫尾部長向我們介紹了經團聯關于建設環境友好型日中關系的構想。經團聯作為經濟界的團體組織,關注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這點特別令人感動。據悉,就在我們抵達日本的前幾天,經團聯、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在北京發表了《中日韓工商峰會共同宣言》,其中提到三國工商界將把合作重點放在節能、環保等領域,為區域內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松下,是我們前往大阪的主要目的地。在松下中心的環境展廳,中國小姐為我們介紹了每一件松下電器節省的能源數量,還提到了松下設計的綠色“概念”產品,如零排放環保房屋,利用自然風、光、水、熱資源,采用節能環保材料以及太陽能,實現家庭二氧化碳零排放。發給我們的中文宣傳冊上這樣寫道:保護環境、與地球環境共存是松下電器的事業愿景之一。除此之外,松下中心還送給大家一份禮物――利用廢棄的紅酒瓶橡木塞制作的筆。日本果然是個變廢為寶的能國,連一個小小的木塞都沒有放過。
八天的旅程,環保話題一路相隨,我們不禁反思,也許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們的確不應該再把環保只當作漂亮的口號了。
細節成就品質
眾所周知,日本人民是個細致、注重細節的民族。在日本,生活中的各種設施皆對細節的重視。比如,日本的出租車大都裝有司機在座位上便可開啟后排車門的裝置,對于那些雙手拎著東西的乘客來說特別方便。說到這,不得不提一下日本公共場合的洗手間,干凈白不用說,設施也相當完備,按一下“音姬”按鈕,不雅的聲音便被消聲,衛生紙則是可溶于水性的,日本家庭可以用舊報紙換取這種紙。
日本民族的精細也體現在經濟生產中。由于我們分團的成員大都是私企經營者,所以日方特意為我們安排了一項重頭戲――參觀東京都的大田工業區。
大田區位于東京的最南端,被稱為“中小規模企業集中的城區”。這里聚集著眾多街道工廠,其中由九人以下員工組成的企業占82%,主要生產機械金屬類產品。企業雖小,市場份額卻不容小覷。在專門制作電表零配件的星野精工制作所,只有寥寥幾個員工在工作。穿著工作服的星野所長介紹說,做這一行已經十幾年了,每個月基本能保障100萬個的產量,占日本75%的市場份額。狹小的工作間掛著數張表彰紙,其中一張是感謝信,上面說“你們的產品質量很好,希望下次能繼續合作”。
我們的陪同嚴先生說,日本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擅長在小事物上做細、做精、做深,很有耐心,也很有毅力。在這棟不大的“工廠公寓”里,共有45家像星野制作所這樣的小型企業。
三天后,我們在東大阪又一次見識了街道工廠的成就。東大阪市位于大阪府東側,毗鄰奈良縣。二戰后,很多機械、金屬類企業由大阪市內遷往東大阪,東大阪因此得名“產品制造之城”,其工廠密度居全國首位,企業數量為全國第四強,堪稱“從牙膏到火箭零部件”無所不做。“創造核心東大阪”場館是專門為這些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人員培訓、金融咨詢等支援的地方。同時,企業也可以租用這里的展柜展示自己的產品。在常設展廳,工作人員特意把我們帶到一個插著寫有“東大阪品牌產業”字樣的藍色旗幟的展柜前。他說,這家企業研制的螺母能夠在劇烈震動環境下較長時間保持緊固,是同類產品中的佼佼者,甚至為美國航空航天局提品。
而在關系到人身安壘的防災救災領域,日本人的認真精神更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大阪市立防災中心,工作人員向我們講解道,地震是日本最頻發的自然災害,如何合理利用地震波之間的時間差來減少損失,是日本在防災方面關注的重點。他說,地震發生時有P波和S波兩種波,前者傳播速度快于后者。當地震發生時,如果地震部門預測的P波相關數據已達足夠的破壞強度,地震預警機制立刻啟動,公路、鐵路、工地、學校、醫院、企業等各部門,現在還包括家庭電視、個人手機(即便是關機狀態)都會馬上接收到警報,從而利用P和S波之間的時間差將損失降到最低。在防災中心,我們看到很多家長帶著小孩來這里體驗,孩子們一板一眼做得很認真。我們的翻譯中村女士說,每年3月份的第一周是日本的全國消防周,在這段時間里,每座學校都會進行關于地震火災的宣傳活動,還會時不時地搞防災演習。精密的研究技術,深入人心的防災教育,這對于剛剛經歷過汶川大地震的我們非常值得學習。
注重細節是日本最大的國民性,《巖松看日本》記載了前駐日本大使的幾句話,很有道理。他說:“日本人很少談論宏觀問題,他們的思想大部分集中在把每一件具體事情做好、做精”。我們常說“差不多就行了”,但日本人認為差一丁點兒也不行。這樣的民族,一樣讓人肅然起敬。
中日交流不可或缺
在這次訪日中,另一個被時常提起的話題便是“日中友好”,有人說,正是因為不夠友好才要經常喊友好。的確,中日兩國在很多問題上有分歧,但也正因如此交流才顯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交流是化解誤解最有用的方法,中村這樣跟我說。20多年前,中村曾到中國留學。留學期間,她發現眼前的中國和自己在國內所獲知的那個國度有著天壤之別。從那時起,中村便喜歡上了中國,并在歸國后一直從事日中交流事業至今。在我們這個團返回后,中村將迎接一群來自四川的孩子。“百聞不如一見,我非常希望中國人來日本親眼看一看”,中村說。這句話獲得了一位團員的認可,這名叫王勇的70后擁有自己的公司,他說,來之前自己是個“憤青”,對日本懷有偏見,但在這八天他看到了一個與想像中很不一樣的日本,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也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在日期間,王勇每天都在博客里記錄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據說點擊率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