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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批判的基本思路
從哲學角度對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批判,并不是全盤否定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歷史成就,而是在肯定近代工業技術文明的巨大主體效應的同時,認真反思并深入地探討了他產生嚴重的反主體效應(全球性問題)的深刻根源,為當代人解決全球性問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理論依據。因此,哲學對于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批判,在其合理形式上,應是建設性的批判。
從哲學的高度對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做出建設性的批判,必須理清這樣的思路:工業技術文明的本質是人類應用科學技術改造自然,并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實踐活動。既然工業技術文明的本質是實踐的,這就表明工業技術文明活動必然是人類在某些觀念原則的指導下去改造自然界,實現人類某種既定目標的實踐活動。因此,工業技術文明之所以能夠實現,指導觀念原則是重要的主體性前提。換言之,指導觀念在先,工業技術文明成就在后,而且還與工業技術文明的反主體效應(全球性問題)存在著某種必然的因果關聯。簡言之,人類在某種觀念的指導下運用科學技術進行改造自然界的感性的工業技術文明活動帶來了全球性問題。就此而論,導致全球性問題的根源,與其歸咎于人類感性的工業技術文明活動,還不如歸咎于長期指導這種感性活動的根本觀念原則。因此,在批判性分析人類工業技術文明為何帶來全球性問題這種消極后果時,既不是針對工業技術文明成果的批判,也不應批判科學技術,而必然是針對工業技術文明活動指導觀念前提的批判。
二、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人與自然關系觀和科學技術觀批判
根據上述的批判思路,對于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哲學批判主題主要包含:近現代人與自然關系觀和科學技術觀的反思與重構。所以確定這兩個批判主題,主要基于如下考慮:首先,人類工業技術文明活動的實質是改造自然界或者說是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那么物質變換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必定依照人類既定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觀和相應的科學技術觀。因此,這兩個觀念對于工業技術文明的實現既定目標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意識條件,而且還是最基本的精神意識條件。其次,盡管這兩個觀念是工業技術文明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意識條件,但其合理性和正確性并不一定能防止工業技術文明活動的反主體效應,而這兩個觀念前提的偏差和虛妄性對產生工業技術文明活動的反主體效應后果則是確實的。事實上,各種全球性問題的出現,足以說明支配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這兩方面的觀念前提都存在著偏差和虛妄性。因此,觀念前提的偏差和虛妄性才是全球性問題的根源。
(一)人與自然關系觀的反思與重構
遠古代時期,人類在神秘強大的自然面前處于屈從、被支配的地位。屈從和被支配是遠古時代人與自然關系觀的顯著特征。但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人類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增強,人類對自然畏懼和敬意開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傲慢和敵視。征服自然、統治自然開始成為近代人與自然關系觀的主旋律。這種征服和統治的觀念自近代以來就在人們心中占據統治地位,構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礎,而且還成為了全世界效仿的模式。即使當前,這一觀念依然是人與自然關系不言而喻的理論前提。無論人類是否意識到或是否承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實質是征服與被征服、統治與被統治,實際上是默認了人類根據自身利益而任意處置和占有任何自然物的權利,同時又消解了人類對于自然物質的存在與繁榮所必須應承擔的義務。在此觀念指導下的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必然是掠奪性和破壞性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西方以及世界近現代工業文明的進程充分的體現了這一點。
毋庸置疑,人類是為了實現一個根本性的價值目標去創造和發展工業技術的文明的,這個目標就是:為了人類自身生存狀況的改善和提高,不斷地從自然開發獲取自己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其實,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不過是人類實現既定目標的基本手段而已。因此,近現代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的正確與否,最終只能從工業技術文明的實際效果與人類的根本價值目標實現之間的關系中得到體現和說明。事實上,當且僅當在如下情形成立的前提下,上述人與自然關系理論指導下的工業技術文明才不至于背離人類的根本的價值目標。第一,自然界中永遠存在足夠數量的自然資源可供人類開發和利用;第二,自然界中的各種自然物質無論是存在方式還是絕對數量都是相互對立互不影響的;第三,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受自然體系原有秩序變化的影響。結果非常明顯,以上三種情況都嚴重違背了自然法則。首先,地球資源是非常有限的,無論過去、現在或未來人類可以開發和利用的自然資源都是有上限的。其次,地球生態系統中各種自然物質都是處于相互依存、共存共榮的生態關聯中。人類對自然界中某些物質的過度開發和利用,都會對其他自然物產生影響,甚至破壞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再次,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物質自然同樣是相互依存、共生共榮且密不可分。因此,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這種生態關系,決定了如果人類的活動對于自然物質造成的破壞同樣會對人類自身的利益造成危害。所以,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是以與自然界進行平等物質交換為基礎的,即人類在從自然界獲取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那些物質資料的同時,還必須對自然界進行必要的物資補償,以便人類與之交往的各種自然物質也能夠存在和發展下去。至此,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所依據的人與自然關系觀的缺陷是十分明顯的,根本在于沒有準確的把握人與自然以及各種自然物質之間的生態關聯,高估了人的本質力量,錯誤認定了人類在人一自然生態系中的優越位置,從而賦予了人類可以不平等的對待自然界的權利。
在當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類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態關系,人類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同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但必須保持人一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人類的優越地位在于人類只是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交換關系的能動主體,但絕不是征服者和統治者,人類有向自然界索取的權利,同時必須承擔保護自然環境的義務。因此,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人們必須摒棄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觀,代之以在人與自然雙向運動中謀求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人與自然關系觀,并指導人與自然界進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
(二)科學技術觀的反思與重構
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源泉,也是推動其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依據的科學技術觀,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科學技術武器論。其實質是科學技術是人類佩劍是用于征服自然和統治自然的武器。其二,科學技術幸福論或至善論。其核心是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與人類的進步和幸福劃等號,賦予其善的價值屬性。這兩種觀點相結合只會把科學技術用于人類向自然索取,其實踐后果就是對自然界猛烈進攻和肆意掠奪,同時嚴重限制環境保護技術的發展。
雖然上述科學技術觀由來已久,但其在認識上存在嚴重的偏頗。首先,上文曾論述人類與自然界之間實際上是一種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人類與自然界進行必要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變換時必須像對待自己的朋友那樣對待自然界,與自然界進行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和有補償的物質交往,而不能把自然界當成自己的敵人,并對其不擇手段地大加掠奪。其實,科學技術是人類與自然界的中介系統,是人類認識自然界和協調人與自然矛盾的工具。因此,把科學技術當作征服自然和統治自然的武器,其虛妄性是非常明顯的。其次,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與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和人類幸福等同,是對科學技術的本性的嚴重誤解。科學技術的本質是反映客觀真理的知識體系,其本質是中立的,并不是先天具有善或惡的價值屬性。科學技術幸福論或至善論的觀點,顯然是先天賦予科學技術善的價值屬性,此外,人類的幸福與不幸也同樣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沒有必然聯系。事實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存共榮、和諧發展才是人類的真正的進步和幸福。總之,近代工業技術文明依據的科學技術觀是嚴重脫離客觀事實的錯誤觀念。
為了當代人類實踐擺脫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觀念的束縛,對于傳統科學技術觀進行合理重構是十分重要的,科技觀的重構應該明確如下幾點:第一,對于科學技術本質的理解和其功能的定位必須以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共存共榮的生態關聯性為基礎。因此,必須摒棄科學技術武器論的觀念,科學技術不是人類佩劍也不應該成為人類刺向自然的征服之劍。科學技術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工具,他的本質和功能就是幫助人類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第二,要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保持清醒的意識。科學技術中立的價值屬性意味著其發展方向和應用目的是由使用者(人類)所規定的。這就提醒人類要時刻關注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和其社會應用的價值動機,加強對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社會控制、人文引導和倫理規范,認真評估科學技術應用于實踐可能引發的多重后果。切不可重蹈科學技術至善論的覆轍放松對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社會控制。很顯然,從科學技術中立的價值屬性出發加強對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的價值控制,對于人類合理解決和有效防止工業技術文明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對于工業技術文明的反主體效應根源的關注,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代,西方都廣泛流行一種科學技術悲觀主義的觀點,把所有貢任都歸源士科字技術本身,臺足和拒絕一切科學技術。這種悲觀主義觀點是哲學不能贊同的。科學技術在價值上始終是中立的,本身無所謂善與惡,其使用目的完全有人類決定,拒絕一切科學技術,其實就是否定人類擺脫困境的一個必要條件。事實上,當代全球性問題的合理有效解決,還是要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三、從哲學批判到全面審度,當代新技術革命的啟示
從哲學的高度去批判性分析人類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活動時,既要分析各種全球性問題產生的根源及其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的困境,但也不能忽略人類為解決這些問題和困境所進行的探索。特別是最近幾十年人類為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因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技術革命的興起。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一股技術創新的潮流,他有力地促進了各種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主要包括:信息處理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六大領域的技術創新和應用,其中信息處理技術處于中心地位。新技術革命不僅給人類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奇的高科技產品,更重要的是給當代人類合理地解決目前所面臨的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深遠的啟示。
(一)新技術革命使得人類傳統的實踐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
當代新技術革命通過發明和應用高新技術,引發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整個社會的變革。可以說,傳統的即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實踐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體現在許多方面:第一,高新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使得人類實踐在深度和廣度上得到了極大擴展。這意味著當代人可以開發更多的新資源用以代替傳統資源,同時也拓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改善了生存環境。第二,新技術革命大大縮短技術更新的周期,從而有助于人們及時地淘汰效率過低或能耗過大的生產方式及其產品。第三,信息技術在工業實踐中的廣泛應用促進了從人直接參與控制到程序化計算機執行控制的轉變,不僅節省了人們的腦力和體力支出,而且還降低了實踐的隨意性,極大的提高了實踐的可靠性。第四,各種高新技術的發展催生了一大批新興產業,帶動了產業的調整和革新,直接地引發了當代產業結構的變化。知識密集型產業開始逐步取代傳統高能耗、重污染的產業。
當代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很多都是作為傳統的工業技術實踐模式的伴生物而出現的。既然新技術革命帶動人類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實踐模式的深刻變革,那么,他必然會,而且事實上已經對當代全球性問題的解決產生了直接地影響。現代高新技術對于合理有效地解決當代全球問題、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作用,已經在當代人類實踐領域中得到了具體的充分的印證。最近幾十年來,人們通過大力發展上述六大領域的高新技術,已經使一系列嚴重地威脅著當代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給這些問題的合理解決帶來了希望和曙光。
(二)新技術革命對全球性問題的合理有效解決僅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只有大力發展現代高新技術,才能合理有效的解決當代全球性問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并非發展和應用了現代高新技術,就一定能使當代全球性問題得到合理有效的解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自覺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高新技術的發展方向和應用方式必然受到人類價值目的的制約。雖然人們堅信高技術可以幫助解決全球性問題,但關鍵并不在于高新技術本身,而在于以什么目的運用,怎么運用?即使是同一項高新技術,人們既可以從和平的目的出發去發展和利用,也可以從戰爭的目的出發去發展和利用。明確了這一點,這種充分性就很明確了。另一方面,雖然人們通過應用現代高新技術使某些全球性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解決,但這種應用本身有時又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這些新的問題同樣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某種威脅。首先是安全問題。高新技術的開發往往是都是以國際合作為基礎的大科學項目,參與其中的企業眾多,需要調用大量的新型設備和數以萬計的科研人員集體攻關,這是一個龐大的高新技術系統,一個微小的零件出現故障或者一個小的操作失誤就可能釀成災難性的后果,系統運行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l21再有就是,高新技術的應用可能會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例如,原子能的開發一定程度緩解了能源危機,但對于核廢料處理的不當就會對環境造成污染。上述這兩方面的問題的存在已經表明現代高新技術對于合理的解決全球性問題雖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這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在合理有效地解決當前的全球性問題方面,沒有新技術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但新技術也不是萬能的。
(三)新技術革命的基本點和目標應是綠色科技創新
關鍵詞: 技術哲學興起發展趨勢
技術哲學作為技術領域中的理論思維,很自然地成為當代哲學流派中一支非常活躍的學科。技術哲學在當代迅速崛起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世界范圍掀起的反戰、反核、反污染和保護環境的群眾運動。反對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反對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促使人們反思戰爭與技術、人與技術、人與生存環境的問題。發展中國家普遍要求現代化,要求發展技術。發達國家要進一步發展,也需要同其他國家進行技術交流與合作。這又涉及技術轉移、技術引進、技術開發、技術評價和技術選擇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回答,必然會推動技術哲學的發展。
一、技術哲學的歷史演進
對技術進行哲理性思考,古已有之。我國古代就有人論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藝。古希臘自然哲學家亞里土多德已有技術思想的萌芽,他從哲學的角度論述了技藝與自然界的對應關系,認為技藝中有四種東西,即質料、形式、動力、目的,從而自然界也有這四種原因。古代由于條件所限,人們把技術理解成就是技巧、技藝,比較膚淺。
隨著歐洲近代產業革命的完成,技術對工業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強,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認識對象加以研究便成為時代的要求。這時從工藝學角度考察技術的專門研究開始增多,相繼出版了一批技術發明史、工藝學方面的專著。1877年,德國地質學家、哲學家卡普出版了《技術哲學綱要》一書。在這部著作中,卡普提出了關于技術本質的"器官投影說",認為技術是人類自身器官結構和功能變換為外部世界工具的手段和方法的總和。卡普被認為是系統的技術哲學奠基者,其《技術哲學綱要》一書的出版,被看作是技術哲學誕生的標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普《技術哲學綱要》出版之前,馬克思、恩格斯對技術也進行了大量的哲學研究。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因》、《資本論》、《自然辯證法》、《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等著作中,對技術的本質、結構、發展規律、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應用的目的和結果等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把技術作為一個整體,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角度考察技術,構成了技術哲學的核心。馬克思、恩格斯亦被認為是技術哲學的奠基者之一。
二、當代技術哲學的興起
技術哲學的研究起源于歐洲,主要是德國和法國。本世紀中葉以來,技術哲學有了新的發展并形成了西歐、英美、蘇聯學派,他們都為技術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世紀30年代,德國弗萊堡大學校長海德格爾以及雅斯貝爾斯等人,以當時正在盛行的胡塞爾現象和尼采的唯意志論為基礎,進一步研究了技術的本質和技術的社會機能,形成了技術哲學研究中的弗萊堡學派。概括起來,德國的技術哲學大致有四種傾向:工程科學、存在主義、社會人類學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在法國,技術哲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的歷史發展及與文化的關系問題上,側重于技術倫理學的討論。
在英國和美國,技術哲學產生于對技術所進行的社會學及歷史方面的探討。在美國,未來工業社會的管理問題激起人們對技術的哲學問題的廣泛興趣。討論的問題包括技術哲學與價值、技術評價、技術發展的政治問題。1973年在芝加哥召開的一次關于技術史與技術哲學的國際性專題討論會,對技術的概念、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技術結構、技術設計方法論和技術發展動力等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
蘇聯從本世紀60年代下半葉開始對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他們所提出的現代技術革命的特征是科學和技術融為一體的革命,即科學技術革命論。這是蘇聯對技術理論研究的突出成果,其重點是研究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基本范疇、科學技術革命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
在西方技術哲學的研究中,始終存在著兩條主線:一條是自然物-技術物-人的意識之間的關系;另一條是自然發展-技術發展-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前者是將技術作為生產中的一個環節,對技術本身進行研究,后者則是把技術放到整個自然和社會系統中去考察。這兩方面相互交叉使其理論滲透到許多學科領域,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這樣,技術哲學作為技術領域中的理論思維,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代迅速崛起,很自然地成為當代哲流中一支非常活躍的新興學科。
三、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勢
技術愈發展,體系愈復雜,哲學就愈應當把技術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現在,哲學家如果輕視對技術規律性的研究,拒絕運用新的技術手段,哲學現代化就難以實現。
與迅猛發展的技術相適應的社會文化尚未建立,而原有的社會結構和關于文化規范的概念正遭到猛烈的沖擊。面對新形勢和新課題,未來的技術哲學應當考慮下列觀點:首先、技術是意識的物質化,技術問題是人文科學問題,對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層基礎。 其次、必須擺脫舊的"技術"形而上學概念并制訂新的范疇模型,因為舊的范疇劃分不能捕捉技術的實質。再次、技術比科學更具有基礎性質,不能由科學解釋技術,也不能把技術歸結為科學及它的后果。最后、整個技術哲學,因為它是人文化的,所以不能把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學范疇水平。為了解決技術進步中出現的大量現實問題,進一步實現人在技術活動中的價值,對技術發展道路的研究已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和現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針對不同的國家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對于發展中國家未來技術的發展道路問題,目前多數歐、美、日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不能盲目模仿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他們認為,技術發展的道路決不是單一化的,人們完全可以在現代西方式的技術發展道路之外尋找到很多更好的"替換技術"道路。由于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迥然不同,這就使他們面臨著一個如何使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問題。這個結合決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理論上的問題,而往往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實踐問題。鑒于這種原因,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廣泛的技術-社會文化研究,對這些國家摸索一條成功的技術發展道路無疑是極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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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媒介;網絡藝術;虛擬空間;網絡技術
科技對藝術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技術的出現給藝術帶來豐富的表現手段,使藝術思維得到延伸和擴展,解放了藝術家們長期封閉和空泛的靈感。而另一方面,由于網絡藝術依托技術手段,藝術創作的主體往往難以理解技術縝密的邏輯,常常會變成一種人對技術特征的展示和解讀,削弱了藝術本身。因此,在網絡藝術設計中,應該納入相應的技術元素,在技術作為技能和工具的同時,與藝術建立起良性的合作互動關系,創造高水準的作品。
1 網絡藝術發展中的阻力
技術對網絡藝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對技術過多的參與藝術創作,需引起反思重視。目前的網絡藝術過重的強調技術的主導地位,這種現象也是因為網絡藝術發展尚不成熟的原因。技術人員專注于技術,但在參與設計中并不理解對技術所帶來的表現形式。這樣,技術的大力度參與會制約網絡藝術進步和上漲的空間。我們必須在“技術大環境下”理智的認識到,技術力量要取消個體差異性,消除特殊性,建立和重塑一般規律性;而藝術則相反,應在技術中尋找創意、在秩序中摸索出新的表現形態,在常規和趨同中標榜個性才是藝術創造最終的原則和旨意。只有這樣,網絡藝術的發展才會創造出更多有思想觀念的作品來。
盲目地依靠高科技手段去創造缺乏審美價值和內涵作品,或是一味地追隨形式,而內容空洞,或是想開拓市場,這種創作態度和理念是對科學技術的盲目跟隨,對于網絡藝術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應用將是不利的。
2 技術在藝術創作中如何統籌
我們已經了解到網絡藝術的發展會影響創作主體觀念的改變。在藝術實踐中,我們看到高科技媒介傳達了許多有藝術生命力的作品,探索他們,你會發現都是技術力量和藝術家的創造完美結合。這也表明藝術家有足夠的能力與智慧來駕馭這種新媒介,多媒體數字時代的網絡藝術家需要有慷慨的藝術修養和協作精神,一個網絡藝術家須具備的特殊才能,就是對生成網絡藝術的計算機語言或軟件工具的掌握,這決定了藝術家作品所能夠達到的最終效果。
技術作為輔助參與和支持力量進入藝術世界,應根據其自身的科技形態的優勢恰如其分地運用到藝術領域。一件網絡藝術作品,如果技術的參與能帶給人們特別的視覺感受,能引起關注,能帶給人們對社會價值反思,或者帶領人們走進其藝術世界,那么這樣的作品,至少已經成功了一半。
3 網絡藝術家們如何看待技術與藝術的問題
一件成功的藝術作品總是藝術與技術的至尊融合的結晶。藝術與技術相輔相成的關系不僅體現在實用藝術上,傳統的手工藝美術設計和工業社會的設計都與技巧脫離不了關系。技術可以美化藝術的外在,也能制約藝術的展示,只有技術的發展趨于完美,才能簡化藝術的外觀。如果藝術形式比較自由,技術也顯得精簡成熟。
所有新的藝術形式都具有反傳統的一面,人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技術在當代藝術與傳統藝術中有著共通的一面。當代藝術在經歷過技術與藝術的“合一”,“分類”,再到“混用”。隨之,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沒有藝術完全脫離技術了。我們勢必會不斷“合并成”,并探索當代藝術拓展人類新藝術形式與內容的合二為一了。
20世紀中期的社會主義手工業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經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引導傳統藝術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簡而括之,藝術的發展不單是技術問題,而是與它的內在思想和外部相互作用有關。
此外,中國的藝術,最重要的是缺乏促進藝術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觀念和思想,它不止局限于審美觀念,也包括整體文化需要新的生命力,否則它難以擺脫傳統和現代缺失的僵持枯萎癥狀。人們之所以把“技術與藝術”混為一談,那是他們在審美上沒有走出歷史,更不能充分發揮藝術的潛能。無論是技術的藝術也好,還是藝術的技術也好,我們沒有必要糾纏不清。藝術的本身與本質自藝術誕生之日從來沒發生過改變的,只要我們仍然一如既往的追求藝術的本質,讓藝術與技術的發展時刻保持對話并相融交織,同時能尋求本土化的藝術表達語言,進而開拓對當代藝術的全球化現象思考。我們便可以自信的大呼“讓那技術來得更猛烈一些吧”,因為藝術有不可預知的不可預測性,我們誰也不知道未來一代藝術將以何種形式影響藝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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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貝克 風險社會 沖突 啟示
“風險社會”可謂是對當代社會特征的典型概括,各種社會沖突和矛盾的出現加劇了業已存在的社會風險。對于中國而言,我國正處于“壓縮的現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①時期,文明的副作用急劇突顯,社會的矛盾沖突復雜,既有迫切擺脫貧困窘境引發的沖突,又有工業發展帶來的風險引發的沖突。為此,借鑒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對于問診當代中國的社會沖突并采取有針對性的化解機制,提供了認識范式和理論資源。
博弈與政治:風險社會下的沖突及影響
烏爾里希?貝克見證了西方經濟高速發展,但卻帶來現代性的斷裂,使人們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即“風險社會”之中。人們為了擺脫物質匱乏的困擾,高舉科學技術之匙開啟隱藏的社會財富源泉之門。但科技越發展,帶來“有害副作用”就越大,大到產生了超乎人類想象力的破壞力量。因此,如何才能夠避免、減弱、疏導“文明的副作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在發達的現代性中,不僅僅要關心財富的生產、分配問題,更要關注技術―經濟本身發展產生的問題。貝克認為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階級問題占據主導,第二階段生態問題占據主導,也即從第一現代性進入第二現代性。“工業或者工業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它是階級的或社會問題至上的;在第二個階段則是生態問題至上。……生態問題、勞動市場危機和經濟危機正在相互重疊而且很可能相互侵蝕。”②
與此相應的是風險社會下的社會沖突也更加復雜和多元。有因生產力發展不充分而產生的社會貧困和分配不足產生的沖突,又有因科技發展生產帶來風險所引發的沖突,即“財富―分配”社會的社會問題沖突和“風險―分配”社會的問題沖突交織在一起,多種沖突相互重疊。發達的現代性所產生的風險已經成為徹底的社會問題,風險所產生的社會沖突在政治上產生深遠的影響,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爆發新的社會運動。人們越來越警惕現代工業生產帶來的巨大的副作用,工業生產中無形的、但又客觀存在的副作用時時會成為一觸即發的全球生態問題的導火索。于是,公眾開始監督原本屬于工業管理自主性領域的問題,如生產計劃的細節、生產過程、能源的類型和廢物的清理等。這些問題漸漸醞釀發酵成為政治問題,挑戰政治民主。風險的威脅激發公眾養成風險意識,集合起來發起激烈的抵制運動,從而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影響風險生產的相關企業決策,甚至成為政府決策時的燙手山芋。因關涉到的特殊議題和特殊情境不同,人們所組成的政治和社會聯盟具有臨時性。
形成新的政治動力。貝克認為,風險沖突已經形成新的政治動力,引起了權力博弈。如1998年,綠黨(Greens)進入德國的施羅德政府時,就開始改變某些與風險定義相關的權力關系,召集過去被排斥的持相反意見的專家進入政府安全委員會,或提高可接受保險的水平,或強化至今未被重視的法律標準等。在風險社會中,公眾抵制運動逐漸地改變了權力博弈的結構。也即,現代化的風險一旦被曝光,被公眾認可,就會產生一種難以置信的政治動力。“實質的‘技術―經濟’內容―比如污染的排放、核能的‘必要性’或者民用與軍用產品的區別―被重塑為在政治上可延展的變量。”③昨天還被許可的事情,今天卻變得寸步難行,比如化工廠的排放,軍事技術的擴散等,沖突猝不及防地出現,具有了政治意義。但貝克認為風險社會下的社會沖突實質上是挑戰了社會根本的民主政治體制,使民主政治體制陷入兩難困境中:或者對風險社會產生的危險置之不理,但可能帶來社會的毀滅;或者對風險社會所引起的社會沖突讓步,但卻會改變根本的民主原則。
塑造新的政治文化。在反思性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了反抗文明的副作用而自發組織起來的群眾抵制運動獲得了社會和法律的承認。公眾為維護個人的基本生態安全權利積極熱情地參與政治,組織起自發團體或發起“新社會運動”,進而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新的政治文化中,科學、媒體和司法等因素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伴隨著反思性現代化,公眾的風險意識和風險的沖突將把抗議的矛頭對準科學,科學是風險的制造者。但科學又是風險的裁量者,要由科學來界定風險的定義、處置等。又由于公眾缺少關于風險的專業知識,他們的認知極易受大眾媒介的影響。如對垃圾中有毒物質的報道,一旦被置于頭條,就會馬上引起社會轟動,從而改變政治議程。但貝克提醒人們須警惕的是,這些媒體本身并不純粹和客觀,它們實際上還與經濟、政治、法律以及資本勾結在一起。司法和媒體的公開性為公民參與保護自己權益的政治活動提供了保障條件。在類似核反應堆技術和環境等問題上,專家和反專家的意見相互對峙無法協調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沖突被推上法庭,法官必須在這二者間作出裁決。風險帶來的社會沖突也使得立法機構經常面臨著被司法審查的局面,如是否、如何以及在哪里建立核電站等問題。
復雜與多元:風險社會下的沖突表現及化解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下的社會沖突從更深層次來說,是對工業現代性的深層次制度危機的反思:是要繼續現代化,使我們置身一個風險的社會中還是要停止對自然的開發,將我們置身于一個安全但卻可能物質貧乏的世界之中?這個問題成為難解的現代性問題,因此,風險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將綿綿不絕。風險、風險感知和風險管理都會成為沖突形成的源泉。這些沖突主要集中在風險界定和風險處置兩個方面。
風險界定的沖突。在風險的界定上,總是存在著現代性的主體和受現代性危害的主體間相互沖突和競爭,前者是風險的原因和策動者,后者是風險的后果和受害者。每一個利益團體都試圖通過風險的界定來保護自己利益,規避不利影響。一旦某一利益團體被界定為造成風險的原因,則批評的怒火就會象火山一樣噴涌而來,成為公眾聲討對象。而這些被界定為風險的制造者們則被迫倉惶應對,組織起來,走上法庭為自己辯白,并試圖轉移公眾的注意力,提出其他造成風險的原因,這也是反思性現代化產生風險和沖突的動力。
貝克認為,風險界定的沖突表現了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間斷裂。科學家力求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對待現代性產生的風險,不受任何社會價值判斷的影響,甚至忽視了社會理性的作用。但是現代性所帶來的風險沖突問題無法單單依靠科學理性來解決,還要依賴社會的價值和判斷來約束科學技術發展。科學家對于風險的界定和風險安全的診斷只能基于猜想性的假設,科學家們無法回答和安慰公眾對于風險產生的毀滅性后果的焦慮。科學理性需要社會理性。反之,社會理性也無法離開科學理性。對工業發展風險的社會討論和感知又有賴于科學的論證。沒有科學論證和科學批判,公眾的批評和焦慮是空洞的,公眾甚至無法看到和感受到他們所批評和擔憂的“不可見”的對象和事件。因此,貝克呼吁要把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相互統一和融合在一起。
風險處置的沖突。無論人們是否感知得到風險還是否認風險,風險都客觀存在著,全球的風險社區已經形成。風險背后潛藏著各種各樣的利益和沖突,如何處置風險成了各種各樣社會沖突角力的中心。一方面,許多人因風險而利益而損,許多人又因風險而獲利,產生了受風險折磨的人和得益于風險的人之間的敵對和沖突。這種沖突非常明確,只要界定了風險的可接受程度,風險所危及的患者和犧牲者的人數即可確定;只要確定清楚了風險的因果關系,則處于風險源頭的公司和行業被推上被譴責的被告席。政治家們無力從根本上為風險負責,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通過解決某個事件來緩解壓力。另一方面,風險的旁觀者們看到了風險帶來的市場機會,如化學家生產藥物來醫治公眾所患的諸如過敏癥之類的環境病,賺取市場利潤。媒體向公眾傳播有關風險的知識,知識、媒體在風險的處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產生了大眾媒體要傳播風險知識和風險關涉到的利益集團試圖控制媒體間的沖突和較量。換句話說,也即存在著生產風險定義和消費風險定義的人之間的對立。“系統地說,環境危險構成了一個沖突場域―總有失敗者,但是也總有勝利者。污染者的利益、受害者的利益和拯救者的利益相互抵觸。當危險和對這種沖突的普遍認識增長時,阻止和消除它的非常合法的興趣同時也增長了。”④
風險沖突的化解。風險社會沖突的根本化解辦法是消除風險,但卻無法祛除。因此,貝克一方面主張自反性現代化,為科學裝上剎車板,另一方面呼吁培養人們預期和承受風險能力。他試圖構建一種理性的、反思性的科學,使科學反思過去的錯誤,發展一種替代性的科學。通過對自我概念進行實踐上有效的改變,找到界定和避免不可預測性風險的標準,激活沉寂的科學理性。而社會科學家也可促進科學自我反思,鼓勵科學從它自己所遭致的不成熟和看不到風險的命運中解放出來,為“釋放出爆炸性力量的疾進的‘無人掌舵的’科技發展裝上剎車和方向盤”⑤。
風險社會的來臨意味著人們總要與風險生活在一起,如可致人類毀滅的核武器的威脅一直存在著,人們只能通過解釋來轉移因風險而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懼,因此,貝克認為,在當下,預期和承受風險的能力以及在個人生涯中和政治上處置危險的能力,擁有了重要的意義。培養人的預期和承受風險的能力成為風險社會下的一種必要的資格。如,我們如何面對危險的存在所帶來的恐懼和不安全感?我們該如何生活在現代風險社會?而過去傳統工業社會所應付恐懼、不安全感的方式事實上已經失去其價值,要求現代社會的教育、醫療和政治制度等教會人們如何應付不安全感。在風險社會中,對恐懼和風險的處理能力的培養是教育制度的核心。
反思與理性: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啟示
當然,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也遭到了學者的質疑。實際上,現代社會的風險未使人們產生如貝克所形容的巨大焦慮感。他并沒看到社會沖突的本質。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能不斷進步,是因為有兩種沖突力量推動著。一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間的沖突。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社會就進步。而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社會就會打破這種生產關系,從而推動社會向更高形態的歷史階段前進。二是兩種相互對立的階級力量間的沖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力量戰勝代表落后生產力的階級力量,推動社會不斷進步。而現代社會發展并未超越這兩種沖突,階級依然存在,“階級仍然一直是社會現實的關鍵的結構特征之一,它不可能消失”⑥。
但貝克目睹了西方發達國家現代性發展困境進行的反思現代性為我們洞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沖突問題提供獨特的研究理路。中國的社會轉型伴隨著風險的全球化同步轉型,中國又處于“壓縮的現代化”時期,這也意味著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沖突更加復雜和多元化,社會沖突的化解也更為艱難。貝克對于風險社會下的社會沖突的分析也將為我國認識和處理現階段社會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復雜的社會沖突和問題提供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重視風險沖突的政治影響力。發達的現代性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風險的威脅和破壞力量迫使公眾發起抵制運動和社會運動,爆發社會沖突,對政府決策形成巨大的壓力,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中國正經歷第一現代性和第二現代性的共時存在,這也使得我國的社會沖突和應對更加復雜。但很多地方政府并未充分重視風險的沖突,應對被動而倉促。從近年來全國多個地方出現的反PX項目事件,2013年廣東省江門市鶴山核燃料項目下馬事件中可見一斑。地方政府主觀上非常迫切地希望通過上馬這些大型項目來提高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對這些項目的安全性和技術性也做了充分估計,但是卻低估了民眾對這些項目安全的敏感性和焦慮,因而在應對上就顯得非常地被動。民眾發起的抵制運動迫使地方政府取消這些項目。因此,中國政府應重視風險沖突的政治影響力,做好充足的準備措施,完善地應對和化解沖突。
反思科學技術發展的副作用。貝克將對科學技術的副作用的反思視為對現代性本質的反思,認為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的差別就在于對于發達的工業現代性之危險的反思的差距。而實際上從20世紀以來,西方許多學者已經對科技進步的價值產生懷疑,反思科學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形成批判科學技術思潮,其中以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如馬爾庫塞認為科學技術發展帶來了社會的進步,但也使人們對科學技術產生極度的依賴,而對它的副作用缺少反思性、批判性,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人成為單向度的人。因此,我們要反思和警惕科學技術發展的副作用,不以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所指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美麗中國。
培養公眾風險意識和應對能力。貝克認為現達性所產生的風險已經全球化了,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露,“瘋牛病”等。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的風險,城市內部社會發展失衡,城鄉間的差距拉大等。面對社會風險,我國公眾表現得焦慮、恐慌和非理性。因此,政府和個人應具備風險意識和理性應對風險的能力。“現代社會本身是一個具有著強大的反思能力的社會,……要求我們在反思中不斷修正個體和群體的行為,要求政府及個人必須具有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⑦正如貝克所說,我們需要通過教育、醫療、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增強政府和個人風險意識,化解對風險的焦慮,理性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即培育公眾預期風險、承擔風險和處置風險的能力。
(作者為五邑大學思政部黨總支書記、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廣東高校優秀青年創新人才培養計劃項目“思想政治教育視閾下的僑鄉文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3WYM_0084)
【注釋】
①貝克,鄧正來,沈國麟:“風險社會與中國―與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對話”,《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5期,第221頁。
②④[德]烏爾里希?貝克:《世界風險社會》,吳英姿、孫淑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0頁,第134頁。
③⑤[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94頁,第223頁。
⑥[英]派特?斯崔德姆:“風險社會中的認同和沖突”,丁開杰譯,《與現實》,2004年第4期,第79頁。
互動裝置藝術因其獨特的媒體性、互動性、動力性之優勢特點所產生的轉換性、滲透性和參與性,打破了傳統規則,以全新的有機整合思維與展示方式,將觀眾直接引入作品的體驗之中,使藝術更走近人們的生活,通過直接參與和交流獲得心靈觸動,讓觀眾沉浸在藝術與科技高度融合的探索中。
科學技術、設計藝術的聯姻是新媒體互動裝置藝術發展的推動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新媒體很多藝術裝置能夠達到以往達不到的效果,在技術方面,材料的更新使得以往很多裝置不能達到的效果都己經顯現出來,而且更好地呈現出一種不一樣的視覺效果,包括一些最新的納米、硅晶材料運用到互動裝置設計之中,更好地使得藝術與科技有了進一步的結合。近年來在國內的新媒體互動裝置藝術發展很快,2014年“齊物等觀:國際新媒體藝術三年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展,展覽展出了由22個國家和地區,65位藝術家及藝術家組合創作的58件作品,以及2012年“第三屆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等,系列探討在技術時空建構的當代語境下對新型社會文化現象的認知及發展趨勢,為國際前沿媒體藝術創作,論述與展示提供了重要的平臺。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理性裝置藝術家對這種藝術形態未來的擔憂;如受西方當代藝術影響而存在的先天不足和許多方面的滯后性、對高新技術的過分倚重導致的作品內涵的缺失;目前國內對交互技術與藝術的融合做的研究還比較少,裝置藝術中的人機交互技術運用欠缺靈活,而在做人機交互科技成果展示時又缺少藝術表現力,另一方面還存在理論建設薄弱以及審美傳播淡化、互動裝置作品耗資巨大與政府、企業對接融合不足等問題。范迪安表示:“新媒體藝術在中國的發展遇到兩個難題,一是新媒體藝術的教育在整個藝術教育的大系統中所占比例太少,人才培養依然顯得單薄;二是社會大眾對新媒體藝術的認知和理解不夠,包括新媒體藝術的社會傳播、市場效益的獲得等還沒有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有機系統。”人的思想與科學技術之間如何實現相互的轉換、科學與藝術之間如何實現雙重修養,如何創造出好的作品并得到參與者的認同與專家的認可,筆者認為新媒體藝術作品中存在的缺少藝術表現力以及人文缺失的問題而有必要進行反思。
1.對科技的盲目崇拜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
科學與藝術是新媒體互動裝置藝術的兩面,科學性卻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如果缺少了科學性的發展就很難在很長的時間去影響現代社會人類,也很難在這個新媒體藝術設計的領域有所突破,如果沒有新意、沒有人文體現,這門藝術設計的發展必將會滯后,所以,總的來說藝術與科技不斷的結合才能帶來跨越式的進步。在媒體時代,特別在媒體軟件和硬件不斷發展的時代,藝術如何借助媒體科技的力量同時又能體現藝術家的社會關懷,文化關切,能夠使媒體藝術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對于社會公眾在認知提高起到積極的作用。 因此,對這種藝術形式冷靜的分析,以及對它的未來發展進行全面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對科技的盲目崇拜也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
隨著科技手段的多樣化,運用軟件、動態環境建模、實時三維圖形生成技術、立體顯示和傳感器技術激光、LED、煙霧等科技新成果,能夠在展出空間營造出變換的場景、疊化的舞姿、迷幻的影像、充滿張力的聲音、如夢如幻的“光的現場”……等更新鮮的效果,給人們視覺、聽覺 、觸覺、嗅覺等感官立體感受。當然,這也導致不少作品幾乎成為新技術和媒介的軀殼。如:作品“影子的互動”將人的輪廓掃描后轉化成為電子圖形,即屏幕上的電子影子,虛擬人影圖像可根據電子影子的移動而進行互動了。以及發光交互裝置、互動式虛擬水墻等作品,這是虛擬的圖像賦予了生命的運動形態。但是,一旦脫離技術的支持或者是技術方面創新發展,作品就失去形式上的新奇刺激,就會變得毫無審美價值和現實意義。高科技對新媒體互動裝置所起的作用是雙重的,作品如何更好地體現人文精神、起到鼓舞人與教育人的作用,避免藝術走向異化,這是當下重要的方面。
互動裝置是藝術中一個新興起的藝術類別,互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過一種科學技術的支持才能夠完成,新媒體綜合材料語言,在視覺的呈現上是能夠超過電視媒介與普通的印刷媒介的,因為具有互動性能夠給受眾最直觀與最直接的感受,給人以震撼的視覺沖擊力,互動裝置其虛擬現實空間沉浸體驗的藝術特點、感官沉浸體驗的藝術特點等,感染參與者或以致沉醉,從這一方面上說這是其他藝術形式所不能夠達到的效果。但是,唯技術統治論,技術被神化和濫用,這必然會導致文化的話語權服從技術的威力。數字技術的本身不具備意識形態的意義,可是在先進的數字技術的帶動下,最有可能被廣泛傳播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流行文化。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指出的那樣:“地球村的村民分享的不是有意義的信息資源,而是豪飲可口可樂、吃漢堡包、穿利維斯牛仔褲的圖像。”一旦數字化傳播廣泛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習俗,強勢將借助媒介將無孔不入的影響著弱勢文化群體。法國社會學家雅克?艾魯爾指出:“對于科學技術的執著追求才能夠有可能成為一名科學家,或者是一個技術中的佼佼者,但是這樣有可能會陷入一個誤區就是一味去追求科學技術,這很有可能會導致他們對于精神層面的忽視。”現在人們越來越依賴夠炫夠酷的高科技,反而離人的內心越來越遙遠,我們必須警惕在物化的催眠中走向自我迷失、人格異化的泥淖。
2. 新媒體互動裝置藝術的發展不能離開其深刻的思想內涵
互動裝置藝術是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較強的藝術形式,其新、奇、特的視覺沖擊比其藝術形式更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與反思,對于高科技時代藝術前景的困惑已成了當今時代潮流中人們面臨的問題。易英在《西方藝術新論》序言中十分清晰地寫到:“某些藝術形式如裝置、行為等由于與傳統繪畫之間存在巨大差別而變得難以理解,看不懂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不接受這類藝術作品。在現實中,常常見到普通觀眾甚至一些專家學者對某些當代藝術作品進行指責攻擊,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是應該責怪這些觀眾思想保守、胸襟狹隘、藝術修養差,還是應該責怪那些當代藝術家裝神弄鬼、故作高深,對西方藝術不加消化就生搬硬套呢?這當中不僅涉及中國藝術家如何面對西方藝術的問題,還涉及一個更核心的問題,那就是:藝術是什么?不同的藝術觀念可以決定一個人對于藝術的形式、內容、功能等方面完全不同的認識與理解。”要想達到文化與藝術的協調發展,是一個難題。
面對復雜的互動裝置現象,更多的藝術學者開始站在文化的立場中重新審視。何桂彥在《什么是雕塑藝術的公共性》文章中強調“審美與思想層面對既有的僵化的審美趣味與文化權力話語展開批判”,我們可以引申為這里就涉及到互動裝置藝術最核心的層面,即自身所體現出的藝術與思想價值。美國學者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指出:“技術自然主義強調媒介是人的生物性延伸,而不是人的社會性延伸。”喪失生命意義與人文關照的一味官能解放勢必帶來欲望的泛濫與信仰的消失。誠然,面對新媒介,尤其是跨領域轉向的互動裝置,我們既對通感時代的加速到來滿懷期待,又難免陷入新技術、新觀念所帶來的人文憂思。例如:德國AOK健康保險公司所做的《吸煙者的肺》,用玻璃制作的透明“肺”里裝上了煙頭,頂部是一個煙灰缸的造型,同時可以向里面不斷投入煙頭,不斷增長的煙頭漸漸填滿整個肺,受眾的參與共同完成,裝置的互動產生了,投煙頭的人既是共同的完成者,同時也是受眾直接性、感受性、參與性的現場形式,讓觀式吸煙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投入“透明肺”煙灰缸時,行為與受眾者看到了一個吸煙者“真實的”、不斷填滿的肺,帶來強烈的窒息感。又如:互動裝置作品《五行》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家熟知的金、木、水、火、土的內容用新媒體、交互藝術與技術的方式呈現出來,它的存在方式、表現形式與傳統的造型藝術有本質區別。它運用聲、光、電、信息等各種媒介進行藝術造型表現,這種造型的形式不一定是靜態的,也不一定能觸摸得到,但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賦予了文化意義上深刻的內涵,藝術效果瞬間實現“情感―意識―認知”的轉換,讓人們沉浸其中,新媒體互動裝置藝術的價值得以體現。
這是互動裝置藝術作品的典例,讓我們感到人文精神作為藝術之本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這是它的核心所在;這不僅要求創作者擁有專業的技術技能,還要求具有跨學科的知識技能,在科技、藝術創意、思想內涵、受眾心理諸多方面有機融合;互動裝置不再是一種裝飾物品或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形式,而是科學技術與藝術的結合。
一、早期技術美學:形式上人性化設計和工效主義本質的對立
技術美學的早期萌芽從19世紀中葉就開始了。1857年,英國藝術理論家羅斯鏗兩次發表講演,論述了藝術與效用的關系。他認為,工業藝術、日用藝術是藝術大廈的基石,這種藝術的基礎是人的天賦、美與效用三位一體,藝術的主要任務是同工業技術相結合,產生效益,使國家變得光明,人們生活變得美好。羅斯鏗還認為,機器生產不僅會毀滅藝術,而且摧殘勞動者,把他們變成機器。他主張返回到手工勞動中。—這個結論自然是錯誤的。同一時期的美國建筑師和藝術家莫里斯則從工場勞動實踐中探索技術和藝術結合之路,讓工人們按照藝術家設計的圖案制作地毯、壁紙、窗簾和器皿等。用這種壁紙和家具裝飾的房間,很快成為當時美國的一種時尚。后來,這種生產模式發展成為機器工業生產中的藝術設計,又稱“迪扎因”(design)。
Design之所以不叫設計或者圖案,是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工業設計或者草圖,而是指藝術化、新奇的、巧妙的、美的設計。在20世紀初的德國建筑學界,成立了工業和藝術的聯盟,通過兩者結合,提高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這個組織影響很大,近1000名藝術家、企業家、大學教師和博物館工作人員加人其中,創辦了許多展覽會和設計競賽。到20世紀20年代,德國有了培養工業藝術設計的學校,即“鮑豪斯,’(建筑之家)。這類學校教育,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探索工業生產中美的形式、科學原理和工效原則的統一。技術美學也在這時興起。1944年12月,美國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技術美學組織。藝術原理不僅應用于生活用品設計,而且進一步擴大到生產工具和生產過程設計。二戰以后,捷克藝術家圖奇內通過分析生產工具、機床和儀表的使用情況,根據勞動中人的身體參數、姿勢、動作、生理特點和心理因素,設一計出工具、機床和工作艙室儀表、手柄、按鈕、杠桿的最合理布局,使人在工作中動作最自然,效率最高,而身心疲勞程度又最小,這就產生了人體工程學。
人體工程學(El’gonolnica),或者人體工藝學,來源于希臘語中erg洲(工作)和nomo。(規律)的組合,它是一種綜合科學,是技術科學、心理學、生理學、解剖學、生物學的交叉學科。它主要研究人機系統中人的行為、條件怎樣和技術相協調,從而把勞動條件、生產活動對人的神經系統和工作能力的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比如,早期的飛機設計師在設計駕駛人員的操縱裝置時,就是按照人的活動的身心特點設計的。手柄操縱桿有上下、前后、左右三個自由度,能圍繞三個軸心轉動。當飛機要升高時,駕駛員就把手柄拉向自己身旁;當飛機要降落時,則把手柄向外推;當飛機左右轉彎時,手柄就向左右轉動。這種操作符合運動邏輯和人的習’質心理,因而容易掌握,不易出差錯。反之,在駕駛輪船時舵輪的轉向和船的轉向是相反的,這樣的操作系統就要經過嚴格培訓和適應練習才能熟練掌控。
人處在一定生產環境中,有最佳的人機和諧結構參數,它取決于人的身高、體重、心跳次數等。人體測量數據包括身高、手長、腿長、肩寬、人的體積、體重(質量)、體力和活動范圍等,這些數據對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來說是不同的,在設計、制造產品時應符合使用對象的特征。勞動中的物質要素包括: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形成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的其它物品。技術美學要求它們功用完善,又符合審美要求。這樣構成人機系統,既可以減少體力耗費,提高勞動效率,又可以使勞動令人愉快,改變人們對勞動和生產的態度。人體工程學還研究生產環境中色、光、味、聲等審美心理作用,布置色彩、照明、聲音、氣味、清潔衛生等協調和諧的環境,都可以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
回顧技術美學的興起和發展,它起源于對工業生產中機器生產非人性化的反思。由于大量使用機器代替人的手工勞動,雖然在某些行業中減輕了人的體力耗費,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在生產過程中,人又不得不服從機器運動的要求,在一定意義上,人成為了機器的奴隸。工場手工勞動時代工藝操作的藝術性讓位于科學和技術,標準化、規模化的生產也抹殺了產品的個性。這一切都有著人被異化的色彩。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異化”是用來表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工人活勞動異己化的本質。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把屬于自己的活勞動物化到自己生產的商品中去,使之對象化、客觀化。“這一事實不過表明: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就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物化為對象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周但是,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反比”。這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但在后來,西方者(如盧卡奇、沙夫、哥德曼)那里,異化成為理論的核心概念,批判異化勞動則是出于人道主義立場。盧卡奇認為,科學技術被應用于生產過程,包括生產管理過程(如泰羅制),生產者不僅在肉體能力上被異己化,而月_在精神(心理)上也受到操縱,成為客觀生產體系的一部分,主體仿佛變成了消極的、非能動的旁觀者,人被異化成機器{習。這是西方工業化中廣泛存在的問題。
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傳統工業化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產生人口、資源、環境同社會發展不協調、不和諧。生態主義、可持續發展理論、后現代主義思潮從不同角度關注這個問題。進人信息化社會后,技術的人文關懷成為新的自然觀和科學技術觀的重要內容。
二、信息化和高技術的人性化
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基本上完成了從工業化社會向信息化社會的轉變。此時,美國社會學家奈斯比特首先提出了高技術的“人性方面”。相對于高技術而言,傳統技術是一種“強迫性技術”,它迫使人們服從機器快節奏運轉,集中上班工作的需要,不同個性、不同家庭消費同一種商品。但在高技術條件下,由于電腦和網絡的廣泛使用,不少人又可以重新選擇在家里工作;但同時,又可以滿足人們聚會、交流情感和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愿望。電視技術、避孕技術、醫療技術滿足了人們諸多方面情感生活的需要。計算機還解放了人們的繁重勞動,使人們能更快更好地從事學習和創造。奈斯比特說:“我們周圍的高技術越多,就越需要人們深厚情感。那就是為什么提倡既有紀律又有責任的人的潛能運動是高技術和深厚情感的方程式中至關緊要的一部分。發掘人的潛能,我們參與人種的進化工作。我們發展內在知識、智慧,也許是我們技術探索指出的方向所需要的乙”“高技術和深厚情感。這個原則象征著我們物質和精神現實之問需要平衡。”閉
信息時代的到來意味著“物本主義”時代的結束。一方面,滿足人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基本物質需求已經不是主要問題,與此同時,由于社會知識、信息的生產、傳播、存儲、轉換、交換已經成為社會活動的重要內容,人們對知識、信息的需求呈迅速上升趨勢。適應這種社會生產和生活背景的發展變化,人在獲取、交流存儲、使用和創新知識信息方面的能力成為人的基本生存、發展素質,影響人們生存發展狀況。于是,各種各樣個性化的知識信息需求、精神情感需求成為社會文化潮流,引領著社會時尚,影響著社會大趨勢。如多媒體技術滿足了人們多維感官立體互動、把抽象的理論用形象化的藝術融合為一體的要求;網絡技術滿足了人們擴展交往空間、實現快速信息交流與信息檢索、獲取的要求,滿足了人們參與、互動、自主表現的愿望;虛擬技術滿足了人們通過新的實踐形式指向未來、主動探索的要求。
社會信息化和高技術的第一生產力作用還推動了人們價值觀的變革,物質財富中心主義為“知識中心論”所取代,社會生產中“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逐步超越了“以物為本”、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經營哲學。由于技術創新的節奏加快,產品和技術方面的競爭趨勢是暫時的,只有建立在先進理念基礎上的卓越的文化,才能供生產經營主體獲得一種起決定作用的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三、當代技術人性化的趨勢
當代技術人性化的趨勢主要體現在技術戰略、技術觀、方法論和價值觀等幾個方面。
1.從技術戰略上看,技術目標突破的選擇更關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21世紀重大技術創新的突破口,一方面會延續20世紀末形成的高新技術若干支柱領域迅速發展的趨勢,同時也會整合出一些有戰略意義的新的方向。一是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技術將會有新的突破。運用新的技術原理研制的芯片可以使計算機計算的速度有很大提高,在人工智能技術上會有新的突破,如人機對話、模糊識別、計算機情感化等。生物芯片可能被植入生物機體內,有效控制生物材料,如修補生物神經并研制出真正具有人或動物反應能力的機器人、機器生物等。二是生命科學技術的突破將使困擾人類已久的許多問題輕而易舉地得到解決。蛋白質技術的突破可以解決生命細胞、組織蛋白質的結構、合成技術,使人工蛋白質成為21世紀人類的戰略資源,這對于解決人的健康、醫療難題,認識生命的本質和規律有重要意義。這個領域的新進展,其意義將不亞于19一20世紀免疫技術、微生物學和抗霉素的發明。干細胞技術的突破使人類可以培育出修復人體組織的各種元細胞,肝病、血液病、糖尿病、老年癡呆癥、帕金森病等醫學難題有望解決。外科手術所要求的各種器官置換可望得到實現,與蛋白質和基因有關的人類疾病將會得到有效治療,長壽也將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生物技術為解決與人們生存發展關系密切的農業、環境等問題開辟了新途徑。
2.從技術觀上看,將從人類中心論轉向人與自然平等和諧論的生態技術觀
“人類中心論”是古代人文主義的核心思維,在當時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類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這種觀念對批判宗教神學“以神為中心”的唯心主義自然觀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在技術發展以后,人類處處以自己的眼前需要為目標,通過改造、甚至征服自然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湯因比所說:“自從我們的祖先作為人開始生活以來,人類就一直不斷地改變著自然環境,以求使其更符合人類自身的要求。不僅人類是這樣,其他的許多生物也有同樣的行為。”[6]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人類對自然破壞日趨嚴重。自然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報復和懲罰著人類。
馬克思在19世紀曾指出人與動物生產應有本質區別,在于“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都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_且懂得怎樣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閉只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目的的狹隘性,才造成了傳統工業社會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從海德格爾到后現代主義者,都對傳統技術觀進行了反思,認為它們從根本上是出于機械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看待自然,從而把人異化為機器。當代人類面臨的日益嚴峻的人口、資源、環境挑戰讓人們深刻反思這種技術觀,從而提出“技術生態化”目標。
技術生態化主張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充分吸收工業技術體系的合理成分,以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為主,按照生態學的規律,建立以生態化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技術為中心的生態產業技術體系。如英國學者舒馬赫主張,未來的技術是“朝著有組織、溫和、優美的新方向前進”,這實質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首先,它能滿足人們的真正需要,給人帶來美好而安全的環境。其次,它的生產是個性化的、小規模的。再次,它是富于人性和創造性的,也是代價低廉的。這就要求我們評價、選擇技術,要注意同生態環境相容。技術的構造原理要建立在生命科學尤其是生態學的基礎上,要強化對技術和生產的環境生態評估,完善技術使用后果的監測機制,通過崇尚、學自然,使技術體系順應自然的客觀規律性,實現生產的高效益和低污染。據美國環保部門調查,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原有的污染環境的產業采用新一代生態技術后,污染率減少10%一10。%,相應的投資回收期只有1個月到36個月。如藥品產業用水溶劑代替有機溶劑,廢物減少10%;設備生產采用過濾技術,溶劑油減少l(X聯,;汽車工業用風力清洗取代苛性堿清洗,汽車污泥對環境的污染減少l。儀湯;膠片顯影工藝中采用電子回收離子交換法,85%的顯影液和95%的定影液中重金屬得到回收再利用。
給人類生存環境造成巨大破壞和浪費的能源工業,如果能用新一代生態能源取代傳統能源,在未來幾十年內,能源的價格有望降低到傳統能源的70%一10%。因而生態化技術又是最廉價的。
3.從方法論上看,技術人性將走向科學、技術與藝術的融合
在人類文明的萌芽時代,科學、技術和藝術是未曾分化的,人們的技藝和經驗知識融合為一體。當時人類的大腦也許還沒有充分的分化和分工。從近代科學興起時開始,科學成了一種理性化的智力活動,技術則是一種實用的技能。但在當代科學技術發展中,學科領域的相互交叉滲透促進了科學技術的整體化,科學技術的社會化、人性化又促進了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科學技術創造活動中藝術思維對實現創新成果是必不可少的。科學技術既要借助于藝術形式形象生動地表述自己抽象的內容,以促使它走向社會,同時科學技術主體—科學技術工作者、運用科學技術的人,只有借助于藝術思維和藝術形式才能使科學知識活化,獲得應用的張力。
藝術、人文社會科學也離不開自然科學和技術。藝術是現實社會生活的反映,它離不開社會化了的科學技術。從社會生活的外貌到深層的文化,當代科學技術深深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藝術借助于高新技術表現自己,創新自己的形式。數字電視大大擴展了人們的藝術視野,色彩斑斕的藝術形象使人獲得高于生活的藝術享受,不少人花在電視上的時間占據了閑暇時間的大部分。高保真音響設備使人的音樂審美需求空前提高。新出現的電腦、網絡藝術、多媒體藝術、DVD藝術向人們打開了超越時空距離的藝術世界。藝術家不僅用傳統技術、技法搞創造,而且也越來越多地用高科技手段創作藝術品。用電腦查詢、下載信息、寫作、閱讀、設計、組合、制版、嘗試效果、創造特技等等,不僅提高了創作的效率,也創造出許多新鮮的藝術效果。技術設計要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就必須更美。技術史學者認為:“工程師,即使不是真正的審美者,但他所建造的結構和所設計的機器中,也總是具有豐富而正確的審美經驗在內的。”[s1不論是高速公路的彎道,還是靈活動感的科學解說圖形,往往都反映設計者的創造有令人贊嘆的美感。
論文摘要:科學技術在促進、推動人類進化、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人類精神,特別是生物性特征異化與退化的現象。人類進化、社會發展需要科學技術,但同時人類也必須自覺、積極抵御這種異化與退化,以維護人類物種的進化與均衡發展。與人類息息相關的體育活動在素質教育中處于基礎地位,是人類進化、發展物質建設的過程,是人類有效抵御生物性異化與退化的手段,是“人的自然化”的文化機制。
一、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進化的作用
從人類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科學技術在推動人類進化、發展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推動了人類進化的深入、拓展。在近代以前的漫長歲月里,人類用新石器代替舊石器、用銅器代替石器、用鐵器代替銅器、用水車幫助灌溉、用紡車幫助織布,每一次科學技術進步都印證著人類社會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到了近現代,科學技術進步與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動實踐能力之間的關聯顯得尤為突出。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用機械能(蒸汽、石油、電和原子的能源)替代生命能(動物和人的能源)以來,科學技術就一路高唱凱歌,拓展著人類認識自然、改造世界的空間。射電望遠鏡、雷達、衛星及電子顯微鏡等觀測工具的發明與利用,使人的視力不僅能穿越銀河系,望向宏遠的外太空,而且還能深入到微觀世界探索其中的奧秘;宇宙飛船和深海潛艇使人類的活動空間不再局限于地球表面;高速發達的交通和便捷的現代通信,使人類不再懼怕長途跋涉的舟車勞頓,能夠輕松地越出地區、越出國界,在世界各地穿梭往來;克隆技術的發明、無性生殖技術的興起和干細胞技術的突破,使器官的培植和生命的復制易如反掌。累累的科技碩果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幾乎沒有哪一樣東西能夠逃脫成為科學技術對象的命運。人類社會在科學技術作用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證明了,現代科學技術不僅可以改造生活中原有的一切,而且還可以創造出原來沒有的一切。在科學技術的佐助下,人類中心主義的驕傲心態逐漸膨脹,欣欣然以為自己就是地球的主人、宇宙的主人,甚至對曾經依賴和恐懼了幾千年的大自然無所顧忌了,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其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科學技術似乎已真的使人類變成了宇宙真正的王者。
然而,在浩瀚宇宙中,人類真的能憑借科學技術而達到“舍我其誰”的境界嗎?看看人們越來越麻木的表情,越來越頹廢的情感,越來越喪失的肌體機能;看看那些越來越古怪的病癥;看看周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就知道答案絕對是否定的!正如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在其《人有人的用處》一書中指出的,科學技術是一柄雙刃劍。它由人創造又獨立于人,它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把人類推向了情感和肌體機能崩潰的邊緣和家園毀滅的懸崖。
二、科學主義的發展對人類進化的異化作用
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分裂出它的對立面,變成了外在的異己力量。換句話來說,就是某種事物不幸淪為自己的對立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征服了自然、改造了自然,獲取能量的能力不斷提高。但是,這個過程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人類生存自然環境的破壞,以及社會環境的扭曲,人類自身精神、肉體的病態等。異化在自然、社會與人生中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要克服異化,超越異化,真正做到“人不為物所役”,在現代社會還是很不容易的。
科學是一種反映現實世界現象和本質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體系以范疇、定理、定律、法則等形式表現出來。一般來講,科學本身不規定自己的使用目的,它是價值中立的,我們無法用價值判斷來判斷科學的價值。技術是一種操作體系,它往往是一種機械或某種裝置,它凝聚著技巧、技能、知識,也凝聚著人們的目的。人們用科學技術來改變現實以滿足人自己的需要。科學主義對科學作形而上的理解,它更多地表現為形而上的信念和追求。也就是說,科學主義把科學泛化為普遍化的形而上的東西,并相應地將科學引申為構造的原理。按照科學主義的理解,世界似乎可以被還原為數學、物理、化學等的規定性,而這種規定性同時又成為以科學構造世界的前提。在科學主義者的視野里,科學是被泛化的,科學的作用被無限擴大化了。科學主義不同于科學,也不同于科學精神。科學是一種反映現實世界現象和本質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而科學精神則是人們在運用科學、研究科學、追求科學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人的一種精神,如公正、客觀、認真、嚴謹、實事求是、鍥而不舍等。所以,我們反對、批判科學主義并不等于反對、批判科學和科學精神。我們所反對、批判的是對科學的錯誤理解和錯誤運用。
當代人類社會所遇到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由于近代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和人們對其的錯誤理解與運用所導致的工具理性的猖獗和價值理性的迷失所造成的。科學自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對于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對于豐富人們的物質產品,對于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和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眾所周知的。但是,也正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對它的錯誤認識與運用,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的精神煩惱、肌體機能的喪失,甚至是人類物種的退化。科學技術的進步固然給人類帶來一塊新天地,然而,在這塊新天地中,人類卻發覺他們所得甚少,所失甚多。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正處于一個復雜和彷徨的意識形態之中,如何正確地定義和引導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界本質的關系,了解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作用的原理,規范科學技術道德和它的社會責任,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我們中國在這樣態勢下,會遇到很多錯綜復雜的問題,比如物質帶來的益處,會被我們片面夸大,進而產生了發展即科學技術的發達的觀點,也會導致GDP的增長是衡量文明的唯一指標的單純導向。比如現在政府頭疼的房地產房價過高的問題,就有地方政府以房地產作為拉動地方GDP增長的主力的意識有關,造成了深度的經濟惡性循環,由此導致了科學萬能論,認為科學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從而不去綜合考慮全面的包括社會和自然的因素。科學萬能論,又是偽科學滋生的土壤,偽科學會進一步混亂視聽,搞亂科學技術與生存環境的平衡。
讓我們反過來看一看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那就是生態價值觀的合理性問題。是科學技術導致了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嗎?不是,而是支配它的價值觀。比如,現代科學技術對污水處理能力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通過反滲透、離子交換和微濾技術可以使污水直接達到引用級水平。但是由于投資問題,國內很少有企業采用。在環保政策的壓力下,淮河流域的企業被迫購買先進的處理設備,但為了控制成本,只是在檢查的時候才開機。這難道是科學技術帶來的困境嗎?相反,很大程度是價值觀和環境道德危機的問題。
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向人們揭示了人對自然的冷漠。當我們具有了改變自然的能力時,我們卻忽略了自然的存在,忽略了自然與我們的關系更忽略了自然對我們的報復。殺蟲劑的使用,使人類得到了暫時的利益,但卻造成了永久的痛苦。抗生素的發明,使人類抵擋了一陣細菌的攻擊,但是將來,一個小小的傷口會取走我們的性命。這本著作,給人類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這個概念包括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多方面的內容。我們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哲學,就是為了解決我們人類社會,特別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等關鍵可持續發展因素。目前,發展中的中國面臨這樣的一些意識問題:
首先,在知識層面,沒有區分不同性質的學科與不同性質的真理,而把一切真理都冠以“科學”之名。第二,在方法論層面,對“什么是科學方法”缺乏共識,也不理解“科學方法是科學活動的靈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失范狀態得不到糾正,因而在作為科學活動主體的、由科學工作者組成的科學共同體內部,缺乏公認的學術規范,各行其是,常常攙入一些非科學、甚至偽科學的成分。第三,在實踐層面,不能恰當處理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有的混同二者,以為基礎科學的突破自然而然會帶來生產效益。有的片面認同科研和教育體制中不合理的現狀,視“重基礎、輕應用開發”、“重理科,輕工科”為正常,認為“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的不能很好地把握科學技術建制與社會其它建制之間的關系。要么簡單對應,要么截然分開。最大的問題是在科技體制內部缺乏健全的運作機制,在科技與生產、科技與社會之間缺乏有效的連接機制。第四,在人類文明層面,沒有意識到科學技術是雙刃劍:既是歷史發展的杠桿,也可能產生嚴重的負面作用。更沒有作好準備應付科技發展對傳統生活方式、意識形態、道德倫理、等等提出的激烈挑戰。例如,中國當時的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對科學技術采取了一種簡單的樂觀主義態度,在創作的科普讀物中,無不把未來世界設想得無限美好。事實上,只要真正地承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么“科學―技術―經濟―社會”研究是可以找到一個理論上的出發點或研究綱領的。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必然深刻決定著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地,當今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期,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選擇,對傳統制度與文化構成沖擊,也對西方模式的傳統的現代化道路提出了質疑。相比之下,今天某些經濟學家談中國的改革時,往往有重視制度創新、輕視技術結構創新,重視經濟杠桿,忽視科技動力的傾向。這方面的開拓性工作,科學技術哲學是我們要引起重視的方面。
關鍵詞:科技;倫理
1科技與倫理的關系
科學通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建立起比較成熟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機制,倫理并不具有像科學那樣的客觀性、共同性。從科學的評價標準來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是對地心說的革命,是科學的巨大進步;但從中世紀歐洲的倫理觀念來看,卻違背了《圣經》的教義,不適當的倫理標準阻礙了科學的進步。倫理的這種保守性、穩定性、滯后性與科學的進取性、快速發展性形成鮮明的對照。科學促進倫理的變革,使倫理更好地適應科學和時代的需要;倫理引導科學的進步,使科學更好地為人類造福。科學界也有人擔心倫理的規范和引導會不會背離“科學自由”的原則,但實踐充分表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適當的倫理規范非但沒有背離科學自由的原則,反而促進了科學順利健康的發展。
2關于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關系的理論研究
古今中外的學者對此提出了許多看法,總結為以下四種觀點:
(1)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等同論。這種觀點認為,知識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識,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本身就是道德行為,反之,愚昧無知或盲目迷信是與道德無緣的。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是第一個把知識與德行統一起來的人。他認為,“知識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為一種善,屬于知識的范疇。知識使人變得明智、就會有美德,相反愚昧無知是導致惡行的根源。
(2)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相斥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發展不僅不能帶來道德進步,反而導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國古代思想家老子認為,“智慧出,有大偽”、“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只有“絕巧棄利”、“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純潔性。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在著名的《科學和藝術的發展是敗壞了風俗還是凈化了風俗》一文中,悲觀地預言:“科學與藝術日益進步,可是人類變得越來越壞了”,“隨著科學和藝術的光芒在我們的天邊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別是當前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道德墮落的現象遍及社會各個角落,一些學者認為“道德崩潰”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他們甚至主張停止科學技術的發展,拯救道德危機,陷入了道德決定論的誤區。
(3)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無關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它們有各自的研究對象和社會作用,從來也不相遇,永遠也不會發生沖突”,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英國思想家休謨把知識和科學分為“事實的知識”、“價值的知識”和“物理科學”、“精神科學”,認為道德價值觀念來自趨樂避苦的情感,理性對道德價值無能為力。德國哲學家康德也認為,科學的王國與正義的王國是不交叉的。現代西方新實證主義倫理學派代表人物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等人也認為道德不存在對錯、真偽的問題,科學也沒有善惡之分。
(4)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善惡并進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無關的,而是善惡并進的,科學技術發展既能促進倫理道德進步,也能導致道德退步。我國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認為,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但是人們的物質生活與道德思想卻非完全直線發展,是苦樂并進、善惡兼行的。皮埃爾·居里和瑪麗·居里夫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們既認定人類由新發現得到的利益將會比害處多,但又有些憂心忡忡。后來,愛因斯坦、維納等人也同樣表示了這種憂慮。這表現出科學家對科學技術社會后果的關注和他們的高度社會責任感。
當我們運用科學技術觀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分析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我們看到兩者之間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①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而道德作為人們行為規范和準則,是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反映。它們分屬于不同的認識領域,因而社會作用不同。科學用于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而道德用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兩者又是密切聯系的,都是對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統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也是辯證統一的,從根本上來說,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對于倫理道德的發展也是同樣具有革命意義的推動力量,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決定了人類道德前進的基本趨勢,促進了新的道德規范的形成,深化了人們的道德認識、更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等等。同時進步的社會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發揮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和文化支撐作用。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因為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間環節的影響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關系不是單向的、直線式的,而是曲折的、復雜的。
3目前科學技術發展與倫理沖突表現
(1)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沖突具有深層次的影響。例如克隆技術,克隆技術的誕生將使人類能夠操縱基因,打破種屬的界限,人類可以改變物種的基因構成和機能,但是從倫理道德角度來看,克隆人將干預人類自然發展,改變人類親緣關系,打破人類生育概念和傳統生育模式。這些沖突比曾經生命技術帶來的沖突更加嚴重和深刻。
(2)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道德沖突涉及領域更加廣泛。例如,安樂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帶來的生命倫理問題;網絡技術帶來的網絡倫理問題,利用網絡的虛擬、無序、開放等特征導致的網絡犯罪,網絡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發的倫理問題等等。
(3)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沖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銳。例如,高科技應用導致的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克隆技術引發的人類身份確定問題,核能的開發引發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問題,這都是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4協調發展科學技術與道德倫理
為緩解上述的科學技術與倫理沖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對策:
(1)強化社會倫理責任,克服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
強化社會倫理責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會等多方面的倫理責任。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多是受政府、企業集團和組織資助的,也就是說,科技工作者成為社會職業角色,科學已不再純粹是為了探索自然奧秘,它成了滿足社會經濟、政治等需要的一種工具,更直接地為科研活動的組織者和贊助者(政府和企業)服務。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發現和發明造福人類,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政治和軍事控制。無論從研究手段還是從研究目的來看,科學家的行為時刻處在社會各階層的關注之下,受制于社會的普遍道德規范和標準。科技倫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不僅僅是個人層面的道德行為和價值觀念的問題,而且事關整個社會的道德取向和價值規范,事關整個社會的發展前途。這就要求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不僅要堅持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嚴謹的科學精神,客觀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應該對某項即將誕生的科研成果所帶來的社會后果進行充分評估,向公眾說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公眾應當享有廣泛的知情權。
雖然由于科技風險的不可避免性,科學家難于對其科研成果的負面效應有完全的預見性,但科學家應盡可能考慮到其成果的應用可能造成的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負面影響。科學家還必須堅持公眾利益優先的原則,以人類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為科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關心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2)更新觀念,包括科學發展觀,文化觀等。
傳統科技發展觀既割裂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割裂了科技與社會、自然緊密的互動關系,其結果必然導致傳統科技發展觀的狹隘性,要么相對孤立地只是從科學系統內部“為科學而科學”要么只注重科技對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用而“為經濟而科技”,從而縱容了科技負效應的日益膨脹,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果。
為此,我們必須樹立“以人為本、創新跨越、競爭合作、持續發展”的新科技發展觀。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①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中軸,在此基礎上探索真理。科學是一種對真理的追求活動,在其活動過程中正確處理理性與情感,功利與審美的關系。②對高科技的應用進行人本主義的規約。這樣既可以克服科技雙刃劍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負效應的作用,又可以從根本上消除科技對人性的擠壓。
新文化觀就是把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相結合的大文化觀。也就是說要在現代科技發展過程中注入人文關懷,即以人為本。在科技理論中,同樣蘊含著邏輯的、直覺的、價值的、審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無法超越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前提。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發展的社會總體精神,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新文化觀。這種新文化觀體現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蘊含,表達了人的情感世界,它為高科技的健康運行提供了指導。
(3)建立完善法律機制。
保持科技與道德協調發展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中要進行兩項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強制性的規范,約束人們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道德則是非強制性的規范,也是一種立法,以人類特有的內驅力的激勵,達到自我覺醒和自我約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側重在于懲惡,而道德側重于勸善,防患于未然。從事科技活動的專家,違規或失范的行為大多不屬于法律管轄的范圍,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眾輿論的譴責去克服、防止和凈化。但我們看到,由于道德規范的非強制性,它只能解決人們在科技活動中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的問題,當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時,其規范就會顯得蒼白無力了。如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基因技術必然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術為惡:如根據基因組工程學,達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術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國家正準備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這種武器必然產生可怕的后果。像這類問題僅靠道德是解決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當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時,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嚴,通過立法禁止。
總之,科技道德與科技法制都是規范和調節科技活動的手段和機制,法制是通過法律制度,以強制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道德則通過道德教育和輿論教育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人們的道德覺悟,使人們遵守合乎道德的準則。顯然,科技法制的強制性約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強制性規范和教育作用,特別是它對科技工作者思想觀念與行為準則產生潛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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