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文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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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差異

中圖分類號：I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24-0017-01

一、中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產生差異的原因

（一）二元對立與陰陽調和

二元對立，是西方傳統思維方式。德里達曾指出，西方從柏拉圖以來的理性傳統，是奠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之上的：“從柏拉圖到盧棱、從笛卡爾到胡塞爾，所有的形而上學家，因此都認定善先于惡，肯定先于否定，純先于不純，簡約先于繁復，本質先于意外，藍本先于摹本等。它并不僅僅是許許多多形而上學的姿態中的一種，而是形而上學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為基礎的，最具有潛能的程序。”這樣的二元對立，不僅表現于哲學中，還表現于宗教中。

陰陽中和，是人地四時之氣和人的陰陽之氣運行的最佳狀態，是天、地、人最美好的道德和規律。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尤如陰陽的關系，有貴賤、尊卑之分，但歸根到底也要體現陰陽中和的法則。至此，正統儒家以賦予陰陽這組概念雙重性格(既具有對立統一的辯證性，又具有陽尊陰卑的道德屬性)的方將其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使得陰陽互補、調和的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

（二）中西不同的家庭觀念

各個民族對家庭關系的理解都有其獨特之處。在中國，作為女性最主要的活動舞臺就是家。中西對于家庭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在各自的演變中，差距越來越大。中國人的家庭關系從上古時代起，就帶有溫情脈脈的色彩，而西方家庭成員之間一開始就以對抗為主要特點。

在西方文明源頭的古羅馬時期，家庭就帶有很大程度上的血腥統治。羅馬人的“家庭”一詞即“奴隸”的意思。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是家長的奴隸。德國學者繆勒利爾說：“在那里，家長也是全家財產的所有者，是他的妻子的身體與靈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兒子和他的牲畜一樣沒有提出反對的權利。家庭之于個人的希望與快樂，正如墳墓般的土牢一樣。”羅馬人的家庭關系充滿著骨肉相殘的悲慘故事，這是講究“孝”與“慈”，重視“家和萬事興”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的。

（三）中西不同的社會個人價值取向

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大相徑庭，如果說西方現代文化傳統強調個人主義，那么中國歷史文化則具有集體主義的特征。在中國這個社會里，個體只是社會網絡中的一分子，女性臣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權，同樣無獨立的主體性。他們都是民族群體中的構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會的獨立個體。這與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個體將個人意識，自然權利置于社會之上大不相同。因為個人與集體息息相關，中國人一向注重集體主義，將對于個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對集體利益的追求之中，這樣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源遠流長。

在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中國人的個體意識甚為薄弱。尤其是女性，并未經歷過嚴格意義上的職業化，所以她的文化獨立、精神獨立較西方女性就帶有很大的形式主義也就是虛假性。因此，對于人類意識和個人意識都沒有充分發展的中國女性來說，確立女性自我意識就顯得尤其重要。也使得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同于西方。

二、中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功能和意義上的不同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60年代末歐美興起的新女性主義話語的一部分，是當代西方文學理論與實踐中的一支充滿活力與生機同時又是自強不息的生力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僅以文學文本和婦女文學為其研究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審視西方文化傳統的實踐。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強調寫作的政治性，認真研究文學和批評的社會與文化語境，向傳統文學史和美學概念提出挑戰，女性主義批評在文化話語中的深透改變了而且正在改變人們從前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使傳統的性別角色定型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段話概括了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肩負著三個方面的功能：它對傳統文學史觀或者說對傳統的批評模式提出了挑戰；它對傳統性別觀念提出質疑。

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理論立場和精神品格上也秉承了西方女性主義。但是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卻有些自己的路徑，因為它所要擔負的功能與西方不同。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和婦女解放運動相聯系，具有鮮明的社會革命色彩。因此，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婦女解放運動和外來影響的雙重作用的產物，擔任著雙重功能，展現在當代的景觀就是女權的、女性的、反女權的和“女性中心主義”等各種成份的共融和共存次。

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批評者：男性同盟的加入

在西方，婦女的解放無疑是婦女自己的事，女性面對整個的男性世界孤軍奮戰。即使是倡導“天賦人權”的盧梭，對婦女解放也持堅決反對的態度，更不用說與女權運動相伴而生的主要來自男性的反女權主義思潮了。在作為女性平等思潮發源地的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瑪麗?戈茲發表了第一個女權宣言，主張自由平等的公平權利不能僅限于男性，然后不幸的是慘遭殺害，她的組織也遭解散。在以后的年代里，婦女組織一再重組，但是總是遇到男權社會的敵意，有時甚至激起暴力沖突。

在中國解放婦女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無論男女，自從倡導之日開始，都沒有公開反對過。如果說西方的女權主義是從敵陣中沖殺出來的，那么我們中國女性所贏得的一切，則是和平解放的結果。20世紀初，隨著資產階級男女平等思想的引進，隨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西方的女權學說開始大量輸入中國，而中國的文人學者也紛紛響應，其中不乏男性。時期，根據觀點，剖析了中國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農業經濟基礎上的以父權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制度，提出了我國婦女解放的目標和任務是消滅私有制、所采取的策略是通過婦女的聯合，途徑是掌握科學文化知識。還把婦女的解放看作是衡量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可以說，中國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幾乎看不到敵人，明目張膽歧視婦女的言論和行為已經很少看見，在我們這片土地上進行的解放婦女的運動中，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的男性確實幫助了中國的女性。因此這為中國男性學者從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提供了傳統。

而作為中國的女性，在尋求解放的過程中也從未將男性看作異己力量而與之對立。對于中國女性骨子里與男權世界的拖鞋、以自我壓抑求生存，張愛玲有這樣的描述：“看見一個男人，也穿得相當整齊，無論如何，是長衫階級，在那兒打一個女人，一路扭打著過來，許多旁觀者看得不平起來，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那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了中國女性的生存狀態，我們“不樹敵”，我們拒絕西方那種女權主義立場。原因在于女權主義與中華民族女性傳統的美德不相容，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中國女性在儒道互補的文化框架下一直扮演著惹人戀愛，小草伊人，寬容仁愛的角色，一代代傳承儒家文化，同時達到了“無為”的境界，心安理得地成為了一個無知無欲、無追求、無信仰的存在。她們的職責就是避免與男權社會的沖突與斗爭，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以和為貴”的思想。因此女人不能與男人爭奪權利，因為男人曾經幫助過女人。有了男人的解放，也就有了女人的解放。因此，中國男性沒有來自女性世界對他們的挑戰而帶來的危機感。在這樣一種“講信修睦”崇尚倫理的文化氛圍里，注定不會形成激進的女性主義，也使得中國的男性講解決女性的問題視為己任，這就為中國男性學者從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李小江著.女性主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林照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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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鮑曉蘭.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第2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但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困惑和問題，甚至仍然面臨著被再度邊緣化的境遇。楊莉馨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過度偏執于性別文本與性別價值，以至因批評的格式化與概念化而陷入自說白話的境地，忽視對女性美學的總結，對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對本土性別研究資源的整理等”…；陳順馨也在其《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論著中指出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研究環境下的三重困難問題：(1)理論與實踐結合欠佳的問題；(2)一些男性批評的曲解或抗拒的問題；(3)來自女作家或女批評家對其的不能理解而導致的理論、方法和評論對象相疏離的問題。

第3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真正登上了美國文壇。黑人女性文學不僅批判了美國的種族歧視制度，而且從獨特的視角探討了黑人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塑造了許多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

（一）早期文學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涌現了許多優秀的黑人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如赫斯頓的小說《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爭和吶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時期珍妮感到內心壓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歲時珍妮嫁給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沒有任何話語權，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沒有喪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尋找真實的自我。后來，珍妮嫁給了喬，喬是一個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的男性，他給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間，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壓抑。在喬死后，珍妮非常孤獨和寂寞，但她終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錢多少、房子大小并無關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關系。最后，珍妮嫁給了蒂，他們建立了平等、真誠的婚姻關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戰后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戰之后至60年代是美國黑人女性文學蓬勃發展的歷史時期，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反戰運動、女權主義運動等蓬勃發展，這促進了美國黑人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的布魯克斯、馬歇爾等黑人女作家從不同角度塑造了許多生動的女性形象。如布魯克斯的《穆德•瑪珂》塑造了鮮明而生動的女性形象，描寫了黑人女性細膩而復雜的情感世界，展現了美國主流文化對黑人女性的影響；在《褐色女孩兒，褐色石頭》中，馬歇爾描寫了不同環境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了社會文化對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寵兒》中，主人公賽斯勇于反抗，她控訴了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將你宰殺、蹂躪與玷污”，揭示了種族歧視的社會現實。［3］

（三）當代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紀80年代之后，許多黑人女作家描寫了美國黑人女性自我異化的生存狀況，發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喚，為黑人女性解放運動開辟了新方向。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樂》、愛麗絲的《紫色》等。小說《紫色》中，軟弱、善良的西麗被繼父，后來嫁給了有四個孩子的鰥夫，結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總是默默地忍受命運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麗受到了啟發，她離開丈夫到孟菲斯開了個裁縫鋪，過上了獨立的生活，西麗的人生經歷啟示人們：黑人女性唯有獲得經濟獨立，才能獲得做人的尊嚴。生性倔強的索菲亞，不愿忍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壓制，也不肯對丈夫唯命是從，為了尋求真正的愛情，索菲亞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卻被白人關進了監獄，最后她只得聽從命運的安排，索菲亞的不幸命運告訴人們：在種族主義和男權主義社會中，黑人女性的抗爭或許能在小范圍內取得成功，但是她們仍擺脫不了被奴役的命運。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睛》講述了黑人小女孩兒佩科拉的悲劇命運，佩科拉出生于一個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膚黝黑，為此父母經常打罵她，她也受盡了周圍人的歧視和冷漠，她渴望有一雙藍眼睛，這樣她就可以贏得他人的尊重。后來，醉酒的父親了佩科拉，牧師邁克也欺騙了她，最后，佩科拉變瘋了，在夢幻中她終于擁有了一雙藍眼睛。

二、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現狀

隨著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許多黑人女性批評家走向了學術研究領域，她們積極倡導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建構黑人女性的主題精神，挖掘曾被人們忽視的黑人女性文學作品，從而推動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早期的黑人女性文學以自然性別、種族差異等為出發點，有著強烈的種族和派別的色彩，始終將“女性意識”“女性立場”“女性視角”等作為話語中心，但隨著女性文學的深入發展，“性別”代替“女性”成為黑人女性文學批評的話語中心，“性別”“性別視角”“性別立場”等詞匯廣泛出現于黑人女性文學論著中。

第4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拜厄特，譯介，研究概況

 

拜厄特是英國當代頗具影響的文學批評家。她在敘事策略上的巧妙運用、對經典神話及童話的戲仿以及語言中層出不窮的旁征博引，使其作品無一不散發出智慧的光芒。自上世紀80年代起，拜厄特及其作品就一直是國外文學評論界關注的焦點。然而在我國，有關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卻剛剛拉開序幕。

1 拜厄特作品的譯介研究

A. S. 拜厄特（AntoniaSusan Byatt）自1964年以來，著有《太陽的影子》、《游戲》、《花園中的處女》、《平靜的生活》、《占有》、《天使與昆蟲》等九部長篇小說，出版有《馬蒂斯故事》、《糖與其他故事》、《夜鶯眼中的精靈》等五本短篇小說集，同時還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文學評論。

目前，國外對拜厄特作品特別是其“布克獎”獲獎作品《占有》的研究已呈規模化、系統化、多元化態勢。據不完全統計，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一些海外學術出版社諸如Rutledge，Palgrav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等已出版拜厄特評論專著20余部。2001年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其作品及評論僅20余部，2009年則多達63部，其研究規模化態勢略見一斑，研究范圍涉及其各個時期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文論研究，研究視角包括女性主義、敘事學、新歷史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個角度譯介，其研究的系統與多元化態勢亦可一斑窺豹。

反觀國內，關于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則略顯低迷。在作品翻譯方面，雖然拜厄特的小說集和短篇故事集久享盛譽，但其譯介并不多，代表性的僅有兩部。其一是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吳洪譯本《馬蒂斯故事》，其二是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于冬梅、宋瑛堂譯本《隱之書》，即《占有》。除此之外，國內讀者能看到的就是經常被輯入短篇選本的《七月幽靈》。在理論研究方面，據筆者統計，目前發表關于拜厄特及其作品研究的論文73篇，其中有43篇是針對小說《占有》展開的。

2 拜厄特作品的解讀研究

2.1 拜厄特代表作品《占有》的研究

拜厄特的小說《占有》于1990年獲得英國權威的文學獎“布克獎”，后又奪得愛爾蘭“國際小說獎”，可稱為其創作生涯的巔峰之作，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國內目前圍繞該小說所開展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小說的體裁、敘事特點、意象分析及其女性觀等方面。

（1）體裁：拜厄特引起學者注意的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對不同體裁的融合。《占有》中拜厄特對通俗和傳統文學形式進行了實驗和創新，它的古今雙重敘事結構的交叉并置以及戲仿、擬寫和互文的充分運用使小說的敘事空間明顯增大，故事情節更加跌宕起伏[1]。

（2）敘事特點：《占有》中出現了多種典型的后現念和敘事手法，靈活地使用了多種形式的并置手段[2]，通過拼湊法、戲仿、自我指涉的話語、虛實相間和插入敘述突出了文本的虛構性質。

（3）意象分析：象征意象的成功運用是《占有》語言的顯著特色之一。象征性對詞的使用突顯了小說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3]，象征意象連接歷史和現實、時間和空間，在表現主題和建構文本方面極富重要性。

（4）女性觀：拜厄特小說中慣用的主題就是女性對平等自由的追求。在《占有》中，小說通篇以女性主義的口吻寫就。通過塑造拉莫特這樣一個女性人物，揭示了她的女性主義觀點：只要獨立和敢于追求，女性最終會找到屬于自己的幸福[4]。

2.2 拜厄特其它作品的研究

目前國內關于拜厄特其它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部作品：

其一，《園中處女》。從七十年代起，拜厄特就開始創作一組描寫一個英國女人成長的系列長篇小說，《園中處女》便是此系列的第一部。該小說具有“編史元小說”特征[5]，闡述了小說中蘊含的深刻的歷史諷喻意義，融合了現實主義和虛構性，具有現實主義和實驗主義交織的特征。

其二，《太陽的影子》。小說以“太陽喻指男人，太陽的影子喻指男人對女人的約束力”為切入點譯介，寫作特點既具有樸素的現實主義傾向，又富有比喻的妙用[6]。還有學者通過原型考證、互文性研究、身體形象描述分析等研究方法對主人公角色進行了細致的分析[7]，肯定了小說中第三人稱有限視角和象征手法的巧妙運用。

其三，《夜鶯眼中的精靈》。作為一部短篇小說集，其藝術成就可與拜厄特的其它長篇小說媲美，被譽為“最有魄力的后現代短篇小說之一”[8]，該小說可稱為是一部“融合了現實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敘事手段，將經典童話的主題和模式進行后現代元小說式重構的經典之作”[9]。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拜厄特《玫瑰色茶杯》、《天使與昆蟲》等作品開展了一些相關研究工作[10-11]。

3 結語

縱觀國內近二十年來的拜厄特研究，盡管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但尚存在著以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內對拜厄特作品的翻譯過少，國內讀者缺少充分的途徑以廣泛接觸到拜厄特作品；二是拜厄特研究的發展不夠全面，《占有》的輝煌成就贏得了諸多學者的青睞，但拜厄特其它作品的價值卻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相信隨著今后對拜厄特及其作品研究的逐步深入，會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解讀拜厄特作品中去，必將有更多細致且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得以開發，潛藏在拜厄特其它作品中的深層內涵和文學價值也將能夠得到更好的彰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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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冰.天使還是昆蟲——拜厄特筆下的達爾文主義與自然神論之爭[J]. 外國文學評論， 2010，（3）：107.

第5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在文學藝術等各個表現領域，男性也不應該以女性附屬的形象存在，同時也需要多樣化、充實化。本文通過對性別研究理論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從男權中心文化、商業心理、大眾傳媒表現三個角度來探討男性所處的境遇及其帶來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研究發現，男權中心文化的長期存在是導致男性集體失語的直接原因。男權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兩性之間，規定男性必須作為強者去支配資源(包括女性)，在傳統的性別期待壓力下，現代男性寫作碩士論文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從某種程度上講，女性主義的單純文化批評同樣使男性背負“歧視女性”的惡名，因此，男性也同樣是男權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無需去承受的壓力，這也直接導致廣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過研究數據分析顯示，男性在消費領域并沒有作為主體而存在，他們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費者。傳統營銷學將女性作為主體，而將男性劃分于消費者的邊緣，因此男性市場并沒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費空間。這也影響了男性的廣告表現，廣告中男性出現頻率少，男性產品廣告少，針對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費的支付者，并沒有以消費主體形象出現。

3.廣告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它重構了現實生活，也重構了兩性關系。中國廣告中仍然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并且將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廣告的目的是銷售，由于女性是備受青睞的消費主體，因此廣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傾向非常明顯，更多的調查數據表明，廣告中男性并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針對男性的廣告有很大發展空間。

第6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婦女研究國際論壇》(以下簡稱《論壇》)原名為《婦女研究國際季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Qarterly)，雙月刊，前期由塔格曼出版社(Pergamonpress)出版，1991年塔格曼出版社被荷蘭埃爾塞維爾出版集團(Elsevier)兼并，《論壇》也被歸入旗下。與同期創辦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女性主義研究雜志相比，如《符號：文化與社會中的婦女》(Signs：Journalo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等雜志，《論壇》的學術性更加突出。自創刊以來，《論壇》登載過許多女性主義經典文論，作者包括Heidi Hartmann，Adrienne Rich，Catharine Mackin-non，Nancy Chodorow，Christine Delphy等人。[1]通過審視和重估知識生產與運用的方式方法，批判它的負面影響，并從性別視角出發，評定這些知識對婦女生活的含義，進而站在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對所有相關知識進行重新闡述和概念化，這是《論壇》所標明的宗旨。為此，《論壇》發表了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學者的成果，這些學者既有正規學術機構之內，也有學術機構之外的，她(他)們從不同的文化與社會背景出發，運用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資源，探討婦女與經濟、婦女與政治、婦女與教育、婦女與健康、婦女與媒體、婦女與戰爭等諸多領域的論題，如“波蘭婦女的就業問題研究”、“古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婦女”、“對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反思”、“高等教育對伊朗青年婦女的影響”、“韓國慰安婦生育問題探討”、“對土耳其婦女雜志的研究”、“加拿大女性主義的歷史寫作”、“黎巴嫩婦女與戰爭”、“家庭暴力在美國和瑞典”、“印度精英女性的生活變遷”、“移民女性在意大利”，以及“婦女與艾滋病研究”、“女性輸卵管結扎的危險性分析”、“女同性戀問題研究”、“體育中的女性”，等等。《論壇》所發表的文章既注重理論性，也注重實踐性。為介紹國際女性主義研究成果，幾乎每期《論壇》都有圖書評論和女性主義學者傳記，有時還占相當大的篇幅。此外，《論壇》還發表有關女性主義學術會議消息及會議論文，1999年國際婦女研究網絡第12屆年會就是《論壇》參與組織的。

《論壇》的學術性集中體現在專刊上。專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有兩個特征：一是對已有的論題進行深入挖掘，二是探索新出現的領域及其對女性主義的影響。對已有的論題進行深入挖掘，主要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在“構建的性別認同：地區沖突／全球暴力”這期專刊中，借助于法國符號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理論，學者們認為符號暴力被結構性暴力所支撐，在直接暴力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些案中，作案的男性想要獲得的是一種“權力感”。性別暴力已不僅是與性別有關的暴力，考慮到暴力本身的多元性與復雜性，一些學者認為，“當我們關注與性別直接相關的暴力，比如時，我們要特別留意對暴力的性別分析應該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進行，要聯系社會、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等等的暴力。”[2](p433-440)對于生活在戰爭和動蕩中的婦女來說，性暴力或許并不太要緊。需要注意的是，婦女因受無形的“符號暴力”所束縛，在社會系統中有可能成為暴力的同盟，婦女是“和平的天然愛好者”的假定也是有問題的。探索新領域及其對女性主義的影響是《論壇》專刊的另一特征。在“女性主義與印刷文化”這一期專刊中，學者們探索了數字化對女性研究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在信息技術時代，交流形式發生了重大變革，婦女爭取平等的媒介很大程度上轉移到網絡中，雖然在虛擬空間，性別、年齡等似乎不再重要，但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這種不平等更主要地是通過意識而不是通過物質來構造的。[3]

從歷史沿革看，《論壇》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注重對婦女運動歷史的回顧，其中有對女性主義整體歷史的重新評價，如伊利莎白?莎拉(ElizabethSarah)的《對女性主義歷史的再評價》也有從不同角度對各國婦女運動的探討，如芭芭拉?蓋尼fBarbaraCaine)的《女性主義，參政權與19世紀的英國婦女運動》，[4](p537-550)瑪麗蓮?J?鮑克斯(Marilyn J．Boxer)的《19世紀的法國第一波女性主義：階級、家庭與宗教》。[5](P551-559)進入90年代，世界婦女實踐與理論進ty了分化與質疑的時期，《論壇》更多地刊登一些注重對婦女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的研究成果，如羅西?布萊德蒂(Rosi Braidothi)對跨越國際的“姐妹情誼”提出質疑，認為這種所謂的姐妹情誼無法處理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婦女問題。[6](p7-10)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則挑戰了東歐是一個統一整體的概念，她認為從文化、宗教、國家及語言上看，東歐各國是不同的，在性別的標題下探討上述內容也應該是不同的，只有承認根本上的不同，而不是設置一個烏托邦意義上的相同，才能使東方與西方女性平等相待。[7](p11-15)2000年以來，女性主義研究更加多元化，也更加趨向于從物質與文化相結合的角度考慮問題，《論壇》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有學者認為，“物質主義的女性主義既不贊同傳統，又不贊同迷戀于差異的女性主義，它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男女的不平等關系是社會的而不是自然的。”[8](p283)

《論壇》是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婦女理論研究陣地，不可避免地帶有地域性特征。如果說法國女性主義受到拉康、福柯等學者的影響，對心理、語言及語言的生成變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美國女性主義者更注重文學作品的文本分析，英國女性主義者則注重女性生長的具體歷史環境的分析，研究特殊女性群體在特定歷史時期生存狀態的政治含義，主張女性參與歷史進程。[9]此外，《論壇》的學術性雖然突出，但卓有成效的理論建構仍然缺乏，總體上處于無

力干預現實的邊緣化狀態。在探討一些新領域時，視野還不夠開闊，仍然囿于女性主義的樊籬批判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其表現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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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ruchi Thapar-Bjorkert，Karen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Framing Gendered Identities：Local Conflicts/global Violence[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6,(V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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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evi Jackson．Why a Materialist Feminisims Possible and Necessary[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1，(24)．

第7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主體性的高度關注。“譯者主體性”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基礎，它質疑傳統譯論中將譯本的地位等同于女性的從屬地位的理解，強調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身份和作為雙重作者的責任，從而張揚譯者的主體

意識。除了在理論上不遺余力的挑戰和質疑傳統翻譯觀，彰顯女性和譯者的地位之外，女性主義譯者還通過積極的翻譯實踐，使女性和譯者的聲音在譯文中顯現，構建女性身份。

關鍵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14）02-0000-01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作為一支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翻譯流派，將“性別角色”引入翻譯中。該理論強調譯者主體性，值得人們關注。它顛覆了傳統翻譯理論中將譯本的地位等同于女人的從屬地位的理解，

強調譯者的主體意識，彰顯了譯者作為翻譯主體身份。

一、譯者的主體性

翻譯過程中最積極、最主動的因素就是譯者的主體性。其主體性也就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自覺的人格意識和創造意識。正如查明建、田雨為譯者主體性所作的界定：“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

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查明健，田雨，45）另外關

于譯者主體性比較合理的還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從譯者與文本、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的關系中規定譯者主體性，認為譯者主體性是譯者在翻譯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屬性。

但在傳統認識中，翻譯一直處于“被遮掩，被壓抑，被排斥狀態和仆人狀態”，翻譯被片面地認為只是語言層面的轉換，譯者因而被認為是語言轉換的“技術工人”，這從根本上抹殺了譯者的主體作用

，將譯者的文化地位邊緣化。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西方翻譯界出現了“文化轉向”，翻譯研究開始擺脫譯作與原作的二元對立的封閉、靜態的體系，進入語境、歷史和文化等宏觀動態的境地，這一

轉向將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置于不可忽視的地位，也使得譯者文化地位及其主體性成為其中重要的研究課題。

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以其鮮明的理論傾向――彰顯譯者的主體性，而成為翻譯界一支引人側目的新生軍。

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長期以來，翻譯一直處于受歧視的地位。無論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多么努力地接近原文，與原文“對等”仍然是一種理想。翻譯由此被認為必然存有缺陷，要么不及，要么則過。與原文相比，翻譯一直處于二

等公民的狀態，是拷貝的拷貝，不似的仿擬。翻譯的這一處境與女性在自身等級結構中的地位形成了某種同構。兩者在各自的從屬等級秩序中歷來居于弱勢地位：譯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則低于男人。翻譯

領域充斥著的各式各樣的性別隱喻更促使女性與翻譯結下了不解之緣。

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中譯者主體性的凸顯

女性主義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它對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進行了重新詮釋，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它對譯者主體性的高度關注。“譯者主體性”是女性主義

翻譯理論的基礎，它質疑傳統譯論中將譯本的地位等同于女性的從屬地位的理解，強調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身份和作為雙重作者的責任，從而張揚譯者的主體意識。除了在理論上不遺余力的挑戰和質疑傳統

翻譯觀，彰顯女性和譯者的地位之外，女性主義譯者還通過積極的翻譯實踐，使女性和譯者的聲音在譯文中顯現，構建女性身份。

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論述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譯者主體性的凸顯，一是從女性主義譯者對文本的選擇上；二是從女性主義譯者的翻譯策略的選擇上。

四、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一）現代闡釋學：“視界融合”拓展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在“視界融合”的理論下，接受者通過”期待視野”在閱讀和詮釋中，過濾掉自身不需要的東西，改造異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與自身價值觀相結合的部分。譯者原有“視閾”決定了他的“不

見”與“洞見”，決定了他將另一種文化如何選擇、如何切割，然后又決定了他如何對其認知和解釋。

在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上，譯者極力提倡“重寫”（rewriting），要求對翻譯文本進行以女性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干預和改寫，極大地拓展了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女性主義者一般通過三種翻譯策略完成其

“重寫”過程：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奠定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讀者閱讀活動中所伴隨的理解是將作品從靜態的物質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譯者作為讀者在接受作品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從而在接受活動中居于

中心地位；其對文學作品作出積極的反應及參與，并將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帶給其他讀者。使原文―譯文的關系轉化為作者―讀者（譯者）―讀者（譯文的讀者）之間的互動存在。

五、結語

女性主義翻譯觀打破了傳統翻譯觀對意義闡釋的封閉性與靜止性，揭示出翻譯活動并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上去操作的，譯者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復

雜的“精神國度”，通過翻譯活動為爭取女性的政治權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

參考文獻：

[1]鮑曉蘭. 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M].北京：三聯書店，1995.

[2]蔣驍華. 女性主義對翻譯理論的影響[J].中國翻譯，2003，（4）：10-15.

第8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作為在全球有影響的女性主義雜志，《女性主義研究》以其包容領域廣泛而著稱。例如，從1972年創刊至今，已發表了大量有創造性的藝術作品。《女性主義研究》上發表的詩作充滿女性的激情，如當代黑人女性主義詩人瓊?哲丹（June Jordan）的詩作《海上升起海上閃耀》。[1] 《女性主義研究》發表的小說則體現了女性在與男權社會抗爭中的困惑和艱難，如史蒂芬妮?迪克森（Stephanie Dickinson）的小說《敵意的男人》[2]寫的是一個年輕女子被一個著名攝影師所誘騙，并委身于這個相當于她父親年齡的男人，她發現自己在這個男人的眼里不過是一具物質軀體，最后雖然采取出人意料的舉動實施了報復，結果卻陷入更大的迷失。類似的題材，在中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也有所體現，如林白的小說《致命的飛翔》。《女性主義研究》所發表的藝術作品不但具有挑戰性，屬于文學與美學上的前沿作品，而且大多具有女性主義視角，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以文學作品為探討對象的女性主義文論也是《女性主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的文章雖然各不相同，但卻具有共同的女性主義視角，如貝蒂?萊維（Betty Levy）的“學校教育對女孩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文學作品中的女性主義視角”、[3]珍妮?曼海姆（Joan Manheimer）的“嚴厲的母親們：維多利亞時代小說中的養育問題”、[4]詹尼弗?麥克林倫（Jemifer Mclerran）的“當代藝術家簡?斯特巴克作品中規范的學科與馴服的身體”。[5]在《女性主義研究》上發表的作品經常被一些有影響的刊物引用和轉載。

經過多年的發展，《女性主義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研究婦女問題的資源庫，它為解決不同階級與種族的婦女問題提供了參考。發表于《女性主義研究》的文章已經匯編成至少4冊選集：《被喚起的克萊奧意識：婦女史新視野》；《婦女史中的性與階級》；《抗爭中的美國婦女：女性主義者研究文選》；《女同性戀問題：女性主義者研究文摘》。《女性主義研究》所發表的學術文章往往具有獨特的視角。瑪麗琳?J?波克塞在她的著作中提到：“通常比《符號》更開放、更愿意接納各種類型學術成果的《女權主義研究》雜志在第1期（1972-1973年）發表了朱迪思?沃克維茲的文章‘傳染病法案時期的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的與窮人’”。文章讓很多讀者大開眼界，“為重新認識這個永恒的邪惡職業提供了新思路。”[6](P18)除了具有獨特的視角，《女性主義研究》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反思力度，如米諾?毛勒姆（Minoo Moallem）對婦女研究國際化問題的探討。她認為當前女性主義研究的國際化潮流仍然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中心的，女性主義學術領域也是西方生產知識，其他地區是消費知識，是從理論概念到知識系統的單向輸出，它暴露出全球化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也使一些并非不言自明的假設具有了合法性，如“姐妹情誼是跨國界的”、“父權制是普遍的”，雖然近年來這些假設遭到了質疑，但這種質疑是小范圍的。作為組織受壓迫的一方反抗壓迫一方的一種意識形態，仍然是女性主義研究的主流，這一主流從兩方面得以表現：一是與西方強國的“善意”相交織，試圖把落后國家的婦女帶進文明世界、把她們從父權制的壓迫狀態中解放出來。二是批判女性主義帝國主義，致力于通過政治、經濟的力量改變殖民主義狀況，包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建立在性別關系上的一些具體的壓迫。兩個方面都相信進步的神話，都沒有超出現代性的敘述框架，后者雖然包含了前者的批判，但仍然出于一個烏托邦的社會視角。[7]

《女性主義研究》堪稱研究婦女問題的資源庫，然而，它所給出的答案遠遠不夠完美，例如，即便認識到了女性研究國際化中存在的問題，在米諾?毛勒姆的文章中也只是重申女性主義研究應該為改變世界作貢獻，但貢獻什么？如何貢獻？這些關鍵性問題語焉不詳。敏感問題上的含糊傾向恰恰暴露出需要注意的問題：其一，在后殖民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發起挑戰的背景下，黑人女性主義、亞裔女性主義等第三世界女性主義逐漸興起，同時，由于西方女性主義自身的局限性，關注非西方世界的女性成為西方女性主義研究的新視點，有的學者呼喚“綜合性女權主義”的誕生，認為“以國家為界的婦女運動已達到了其作用的極限，女權主義要依賴國際性婦女運動的發展來使婦女超越社會、文化和經濟差異而團結起來。婦女不僅是各國國內父權制的犧牲品，也同時遭受資本主義和白人至上的經濟制度維護下的階級、種族和新帝國主義剝削……女權主義要求一種嶄新的女權知識制造方式，它應是國際性而不是地方性的，它建立在各地婦女的社會運動基礎上”。[8](P416)無論如何，這種反思意識所達到的只是改變西方中心化的愿望，并沒有真正脫離西方中心的視角，而且正如米諾?毛勒姆所指出的，它是建立在理性的、線性的進步觀念上，在某種程度上只不過是西方中心化的擴張。更大的悖論還在于，無論是反思還是對反思的反思（如米諾的文章），也無論在怎樣公平正義的旗幟下，自我中心的局限性似乎是天然注定的，這也是女性主義（無國界之分）本身存在的問題。其二，在后現代哲學思潮的沖擊下，現代性敘述框架與烏托邦社會視角面臨重大挑戰，不再是天經地義的，這意味著觀察世界、解釋現實需要新的概念框架，對任何學術共同體來說，這都是一個機遇，然而女性主義能否在新框架誕生的過程中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沒有與傳統思維方式的徹底決裂，沒有對未來的真正開放態度，依然沿用目前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和價值觀，要為改變世界做出貢獻顯然是令人懷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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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瑪麗琳?J?波克塞著, 余寧平，占盛利等譯.當婦女提問時：美國婦女學的創建之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第9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杜麗娘；叛逆；伊麗莎白；工業革命；女性主義

湯顯祖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劇作家之一，他一生潦倒，但是在創作上筆耕不輟。他的作品以女性為主體，塑造了一位又一位傳奇生動的女性藝術形象，她們至情至性，敢愛敢恨，具有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伊麗莎白美麗且善于思考，勇敢并且自尊自愛，身處于這樣一個尷尬的中產階級家庭里，在整個社會拜金主義盛行的當下伊麗莎白沒有選擇跟風，她的這種獨立精神成為當時知識女性的代表，在生活的夾縫中思考女性該如何生存。就杜麗娘和伊麗莎白而言，她們二者之間有許多的共同之處，性格，遭遇，以及人生的選擇；但也有諸多不同，造成二者不同和相似的有許多原因，本篇論文就是從杜麗娘與伊麗莎白二者形象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展開分析，對比東西方女性形象的不同和原因。

一、杜麗娘與伊麗莎白的相似性

從世界范圍來看，女性始終處于第二性的地位。從短暫的原始母系社會發展到漫長的封建王朝，經歷了長期的壓迫和不平等，女性的社會地位到今天才有了很大的提升。v觀世界文學的長廊中有許許多多獨特的女性形象，她們肩負著顛覆男女不平等傳統的使命，以個人的力量與整個社會斗爭，無論是杜麗娘、伊麗莎白還是其他女性，她們的共同之處都是經歷了許多生活和命運的痛苦最終實現所要爭取的權力。

（一）相似性的分析

1.生活的悲劇

杜麗娘與伊麗莎白的身世有如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她們一個出身高貴衣食無憂不為生活所迫卻或者壓抑禁錮的生活，一個出身窘迫經濟貧乏沒有未來備受歧視，一個猶如困在金絲籠里的麻雀想要獨自飛翔，一個好比生活在窘境的灰姑娘渴望王子的救贖。杜麗娘與伊麗莎白從她們出生開始就注定是一場糾結的人生。

2.戀愛的曲折

杜麗娘不僅僅是一個敢于反抗封建父權制的女性，她也是一位勇敢捍衛貞潔的高尚女子，這種強烈的反抗行為，正是女性主義的一種外在表現。

伊麗莎白與達西之間的愛情也經歷了許多坎坷，他們之間主要是由于對雙方的誤解。在對愛情的選擇上，杜麗娘與伊麗莎白都堅持了自己的選擇。盡管命運坎坷，但是對真愛和自我的追求永不止步。

3.命運的劫難

但是少女懷春，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渴望愛情的本能使她不顧一切與父權制抵抗，與封建傳統作斗爭，死后靈魂也與陰曹地府的強權抗爭。杜麗娘生活在封建社會權力高度集中、封建專制統治極其嚴格的時代，這些命運的責難都是對她女性本能的催化和女性主義意識的反襯。

伊麗莎白在小說中并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卻是最特別的一個角色。在當下女性地位不高的一種環境中，只有女性自我獨立才能夠選擇自己的人生，不為金錢綁架自己的幸福。杜麗娘與伊麗莎白命運坎坷的相似之處也是她們女性魅力的亮點，面對命運的責難和家庭的咄咄逼人，她們并沒有屈服，而是毅然反抗。她們身上具有的這種女性主義的意識也使《牡丹亭》和《傲慢與偏見》流芳百世。

（二）相似之處的原因

杜麗娘和伊麗莎白雖然處于不同的國家、年代，但是她們作為女性主義的代表有許多的共同之處。杜麗娘和伊麗莎白二者身上共有的個性特征是維護自己的選擇權，抗拒他人的強制安排，這種追求美好生活，追求自我幸福的強烈意識是女性的權力，也是本能。

二、杜麗娘與伊麗莎白的差異性

盡管杜麗娘與伊麗莎白有許多相似性，但是對于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兩位女性而言，無論是政治經濟的不同還是文化傳統的不同，家庭環境、社會環境都造成兩位女性各方面的差異。對比杜麗娘，伊麗莎白則是位優雅成熟有理性思想的女性，在相對寬松自由的社會中伊麗莎白的父母對她沒有嚴格的限制。另外她們二位的思想高度也不同，杜麗娘是封建禮教孕育的傳統女性，伊麗莎白是處于社會交替理性時代的先進知識女性，因此對于愛情的選擇，擇偶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一）差異性分析

1.愛情的感性與理性

杜麗娘是一位身居閨閣的千金。她從小學習封建禮教足不出戶，深諳三綱五常，這種生活環境本應塑造一個逆來順受的貴族小姐，聽從命運的安排。伊麗莎白不同，她是一個飽讀詩書善于思考的女性，雖然她也是一位衣食無憂的小姐，從小學習禮法規矩，但她具有其他女性沒有的特質：獨立思考能力。她的理性是建立在自我的修養之上，是更現實可行的舉動。她們對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反抗力量微小，但影響深遠。

2.性格的叛逆與獨立

《牡丹亭》一劇中有三對矛盾最為突出，杜麗娘與父親杜寶的的矛盾最明顯也最激烈，其父杜寶是一位廉潔正直的封建傳統的衛道者，一位典型的封建專制統治的積極維護者，杜寶對正處于青春期的女兒思春的行為制止并反對，杜麗娘卻對愛情更加憧憬期待。伊麗莎白是一位既不依賴父母家庭也不攀龍附鳳的女性，她的獨立精神是性格中最特別的一點。

從性格層面上看杜麗娘與伊麗莎白，前者剛烈決絕，后者獨立機智，杜麗娘生活環境的逼迫造成了她激烈的叛逆性格，她誓死反抗父權制，為了愛情拋棄一切，果斷而又堅決，從根本上分析她的這種強烈的性格是封建社會高壓下的一種吶喊，雖然不是為了女性解放，但是這種叛逆性格也是對人權的呼喚。

（二）差異性的原因

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濃縮了明朝的社會生活和人情世故，將生活中豐富的人物形象投射到這部劇本，也是明朝社會的真實寫照。明朝是封建經濟發展的階段，中央集權專制達到頂峰，強權的壓迫和權力的集中帶來的是勞動人民的反抗。

三、結語

杜麗娘和伊麗莎白的悲劇是社會和歷史造成的，在當時的生存環境下女性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力，只能服從任人擺布的命運。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獨立，女性被壓迫的命運需要改變，“任何東西都敵不過真實” 在很多國家仍然存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情況，他們對于女人的生理折磨仍然沒有停止。在專制主義社會里有無數女性為了女性的權力而斗爭甚至犧牲才使得全世界女性覺醒。歷史的車輪碾過，那些在文學史上對女性自由解放產生深刻影響的形象依然綻放光彩。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