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會治理水平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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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基層政府；治理能力框架；治理對策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4-068-02

我國行政組織體系底層的基層政府，是我國最廣大地域范圍的社會事務的直接管理者，既要執行上級政府的決策，又要實施具體行政行為處理社會公共事務，還要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地方促進地方發展維護轄區居民利益，基層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響到我國現代公共服務政府建設的實現程度，因此必須對基層政府治理能力進行解析。

一、我國基層政府治理能力現狀分析

（一）治理水平整體發展加速

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深化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尤其是近年來明確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推進了基層政府治理水平的加速發展。從治理理念來看，基層政府歷經了從“政治控制型”的管制理念到“經濟主導型”的經濟導向再到“管理服務型”的治理價值觀，基層政府在維護轄區穩定、發展地方經濟同時也凸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來實現轄區良好治理的理念，將單一的提升經濟總量增長取向變革為服務社會和民眾的治理發展導向。

（二）資源配置使用力度加大

治理理念的發展和汲取資源能力的強化形成治理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優化的前提條件，實際上基層政府在上級政府重視基層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實際問題解決的政策意圖下，加大了將資源配置并投入使用于治理領域的力度，反映在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建設力度加大，以衛生醫療事業為例具體見表3，表中數據均來源于2012國家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從表中數據可知，國家投入基層衛生醫療事業的資源力度是不斷加大的，基層醫療機構的數量持續增加，投入人力資源總量也對應增大，農村基礎衛生事業建設成效顯著，農村醫療保障覆蓋面和支持力度是在不斷加大?；鶎咏逃矫娼涃M配置使用也持續增加，九年制義務教育已基本覆蓋全國基層，超過1.3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交學雜費和教科書費，3千多萬農村寄宿制學生免除住宿費，近1.8億學生接受國家教育經費資助。

（三）基層治理存在結構缺陷

從治理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量來看，現在還無法完全滿足廣大基層群眾的實際社會生活需要。如新農村養老保險還未能覆蓋許多區域的基層群眾，全國人口65%的鄉鎮居民擁有衛生資源整體上僅占全國人口35%的城市居民擁有衛生資源的50%左右，2011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當年基金支出1710.2億元，補償受益人次13.15，平均每人次受益額130元，但人均籌資額246.2億元，離滿足基層民眾需求還存在明顯差距。

從區域層面來看，治理水平還存在明顯區域差異，具體表現在城鄉基層治理水平差異和地區發展治理水平差異。從城鄉差異來看，鄉村基層治理服務種類與質量與城鎮基層治理存在明顯差距，以醫療費用為例，2011年人均衛生費用城市居民2695.1元，鄉村居民871.6元，全國人均水平為1801.22元，而同期人均純收入城市水平超過鄉村水平3倍。從區域發展差異來看，經濟發達省份治理服務水平明顯優于欠發達地區，東部沿海區域由于縣域經濟較為發達，基層政府能夠更充裕的提供公共服務，而中西部則由于資金匱乏以及地理條件限制制約整體治理水平。

從基層內部治理支出來看，存在明顯的結構無效率，重視與鄉鎮官員政績直接相關的公共服務，如道路建設、電信網絡，忽視與農民生活良好發展密切相關的如教育、衛生、以及農業生產必須的科技服務和農田水利設施供給。在治理行為效率來看，基層政府過于注重自身治理主體地位，傾向于對公共事務進行大包大攬式的管理。另外基于基層工作人員的職業管理機制不健全，治理意識和能力普遍存在不足，因而基層工作人員治理工作開展和預期目標之間往往存在較大差距。

四、基層政府治理能力建設對策

（一）強化基層現代治理理念

在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政策理念下，地方政府必須強化現代地方治理理念，樹立政府應該通過為轄區民眾提供良好公共服務和優質公共產品從而實現地方良好治理的意識。首先基層政府要改變權力本位和治理中將手段取代目標的錯誤認識，形成基層群眾需求導向的服務意識；其次在行政行為中樹立依法行政和權責一致的觀念，在依法治國要求下培養承擔公共職務是通過處置具體公共事務享有公共權力并承擔相應行政責任的職權責一致的權力使用觀，落實崗位責任制；在政府組織文化層面，突出政府行為的服務公共利益主導意識，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行政倫理取向，并且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民眾個體權利層面。在具體公共事務治理層面，提倡廉潔行政的道德風氣，有意識的界定政府治理權力范圍，并且轉變政府單一治理權威的認識。在治理方式上，改變管控命令的縱向權力傳遞思維模式，減少強制干預行為，建立購買、協商談判與合作的橫向交流互動權力運作理念，在多元治理主體協同作用的認識加大柔性治理工具使用力度。

（二）優化基層政府治理職能

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優化基層政府職能，實現基層政府治理職能的完善。明確基層政府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劃分治理事務范圍和授予相應的治理權，將基層治理作為基層政府職能的核心，凸顯社會治理服務職能核心地位。其次從立法層面依法合理設置基層政府社會治理范圍，如基層醫療、初中等教育、社會保障等，治理職能范圍一旦確定即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對于設立的基層政府治理職能要依法提供穩定的財政保障，公共預算要適度向基層傾斜，并加大向基層治理領域的投入和轉移支付，并且形成法制規范下的常態化撥款。在行政體制內部要對基層政府進行合理授權，在合理界定的事權范圍內要賦予對等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加大中央財政向經濟落后地區的財政支付轉移力度并明確限定適用于基層治理領域。基層政府自身要在凸顯治理職能的基礎上精簡政府機構，在經濟發展上大幅減少對企業經營的直接干預，通過規范市場環境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上加大直接支持力度。

（三）構建資源汲取多元渠道

在現階段必須改變過度依賴財政撥款的局面，構建包含公共財政支付、企業參與經營和公民社會協作的資源汲取多元渠道。上級政府要加大對基層政府用于社會治理的公共財政總量，基于基層政府承擔的公共事務治理權科學、合理的確定財政專項資金比例和分配標準，并嚴格監督和激勵基層政府將財政資源重點投入治理職能范圍，實現基層政府治理財政支出均衡的目標。基層政府要依據轄區實際情況，發揮自身特色優勢強化資源汲取能力，在市場經濟層面，減少對直接經營活動的資源投入，通過規范市場環境和培育特色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提升資源集聚總量，在招商引資中通過整體市場環境吸引適合地方特色的企業投資，規范并且通過合同外包、支付購買或者系統激勵制度建設吸引企業參與對公益事業的投資，在企業增收的同時也推動地方公益事業的發展。

（四）規范治理資源配置使用

為實現基層政府對轄區的有效治理，必須規范資源在治理領域的配置和使用，首先是促進基層政府體制由管理向服務的轉變，將工作重心轉入具體的科學、教育、衛生醫療、社會福利等民眾服務方面，形成治理機構集中、運轉高效的基層小政府，建立通暢的雙向互動民眾治理需求表達機制。在真實準確把握民眾需求基礎上確定治理服務的項目種類，對于治理實施的過程和資源投入量都要及時在公共服務平臺上公開，治理過程中要邀請各利益相關方參與并聽取各方面意見。在配置資源時尤其要合理劃分政府作為組織自身存在所需要的資源和投入治理服務的資源界限，既不能忽視政府自身所需的特定利益，也不能由政府過度控制資源用于組織利益而損耗公共治理投入。在資源整體分配時，要公開透明資源分配原則、程序、措施和相關責任人，依據法律規定優先保證資源投入于公共利益領域，在這個原則下合理兼顧政府組織自身利益，形成重點突出、均勻連續的資源配置格局，避免資源配置的碎片化和部門利益化。

（五）健全治理監督考核體系

為確?；鶎诱卫淼挠行嵤?，必須健全基層治理監督考核體系。加強監督力度應該從體制外和體制內監督兩方面采取措施。在體制外監督層面，首先要加大民主政治建設力度，賦予網絡傳媒對政府質疑和問責更大的空間，進一步推進基層自治建設，增加民眾在治理服務決策的作用力度，提升民眾對行政決策和公務員的制約力度。在體制內監督層面，強化人大對政府治理的質詢和預算控制權，將預算權交由人大公開議論表決，并依據民意實行對基層政府治理的制度常態化質詢。

第2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京津冀;產業結構;能源消費;財政政策;金融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4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5）01-0013-06

一、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必要性

空氣具有流動性，是人類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治理大氣污染，保障清新空氣，既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公共治理責任，也是全社會共同參與治理的重要任務;既需要發揮財政政策對治理大氣污染的引導和支持作用，也需要發揮金融政策對治理大氣污染的資金保障作用。只有實現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才有利于實現對大氣污染的源頭治理、過程治理和結果治理。

首先，治理大氣污染，必須發揮財政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作用。治理大氣污染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一項重要內容，體現著財政根本目的和財政功能取向。財政對治理大氣污染的引導和支持作用，一是體現在稅收政策上，能夠發揮其抑制污染排放，支持清潔生產和消費的作用。如通過征收環境保護稅（或污染排放稅）和完善消費稅制度，能夠對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業和領域，發揮稅收抑制作用;通過對節能減排的環保產業、環保產品提供稅收優惠，能夠發揮稅收對清潔生產和消費的激勵作用。二是體現在財政支出政策上，通過增加財政對環境保護的直接投資，增加節能減排技術研發支出，增加產業結構改造的財政貼息，增加節能環保產品消費的財政補貼，促進節能技術研發與應用，促進產業結構改造提升，促進節能低碳產品消費。三是體現在政府采購政策上，通過實施政府綠色采購，優先購買符合低碳環保認證標準的產品和服務，能夠激勵節能減排技術創新，推進節能減排技術應用和低碳環保產品消費。

其次，治理大氣污染，必須發揮金融政策的資金保障作用。治理大氣污染，必須發揮市場力量的決定作用，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協同治理。金融對治理大氣污染的資金保障作用，一是體現在金融機構的綠色信貸政策導向上，通過對節能減排技術研發單位，新能源開發利用產業，對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企業和現代服務業領域等提供信貸資金，能夠保障節能減排技術研發、新能源開發利用、傳統產業結構改造升級、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資金需求，有利于促進節能減排技術研發和應用，全面提升產業結構層次和水平，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體現在金融市場領域，通過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場，開發碳金融交易產品，不僅有利于實現節能減排項目的市場融資，還能夠在市場領域真正體現“誰污染環境，誰付費”和“誰保護環境，誰受益”原則，使區域和企業從節能減排行動中直接獲得收益，有利于調動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三，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必須搞好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京津冀作為我國大氣污染的重災區，是我國治理大氣污染的重點和難點區域。由于該區域內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個次區域間的社會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存在很大的梯次落差，因而在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方面，搞好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顯得更為重要。一是從治理大氣污染一般意義上看，搞好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是發揮好政府與市場各自功能，提升對大氣污染的多主體、多層次、多維度綜合治理能力的客觀需要。二是京津冀大氣污染重，治理難度大，更需要財政金融政策的協同配合。京津冀是我國空間分布上人口最稠密的區域之一，也是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后的全國第三大增長極。治理該區域工業化、城鎮化造成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造成的大氣污染，更需要發揮好財政政策的財力支持作用和金融政策的資金保障作用。三是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需要搞好財政金融政策的區域協同配合。京津冀區域中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個次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治理大氣污染的財政能力和金融力量差異很大。由于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中河北省相對于北京市和天津市而言，任務最重，壓力最大，財政能力最低，金融力量最弱，單純依靠其自身能力，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完成國家大氣治理行動計劃的各項目標任務還存在很大困難，只有搞好財政金融政策的區域協同配合，才能更好地發揮區域協同力量，共同治理好京津冀大氣污染。

二、京津冀大氣污染協同治理的現狀與問題

（一）京津冀大氣污染協同治理現狀

從京津冀大氣污染協同治理情況看，各行政區圍繞治理大氣污染，已經明確了各方的任務目標、重點任務與具體責任，建立了聯合防治工作協作機制，開展了治理大氣污染的具體行動。中央為推進京津冀大氣污染協同治理，還采取了“以獎代補”的激勵性財政政策。

1. 明確了京津冀大氣污染協同治理的目標任務。早在2010年5月，國務院的《關于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質量指導意見的通知》中，就明確將京津冀區域確定為開展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的重點區域。2013年9月，國務院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的近期主要目標和具體指標，統一部署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分工負責的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任務和各自承擔的具體責任，凸顯了國家對于治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的重視程度。

2. 建立了區域聯合防治大氣污染協作機制。為了更好地協調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國家正式啟動了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東省，以及環境部、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氣象局、國家能源局負責同志共同參與協作聯動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按照“責任共擔、信息共享、協商統籌、聯防聯控”的工作原則，重點研究協調解決區域內突出環境問題，組織實施環評會商、聯合執法、信息共享、預警應急等大氣污染防治措施。

3. 中央采取了“以獎代補”的激勵性財政政策。為了鼓勵和支持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調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治理大區污染的積極性，2013年10月，中央采取了激勵性財政政策，按照“以獎代補”的方式，安排50億元專項資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工作，重點向治理大氣污染任務最繁重的河北省傾斜。

4. 京津冀同步開展了治理大氣污染的具體行動。各地按照《細則》部署的任務，以完善大氣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規，淘汰燃煤小鍋爐，有序淘汰落后產能，實施污染企業搬遷再造，治理汽車尾氣污染和面源污染為重點，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采取了治理大氣污染的積極行動，形成了層層行政動員，具體分解任務指標，限定時間節點，重拳治理大氣污染的局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京津冀協同治理大氣污染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從京津冀協同治理大氣污染的現狀看，雖然國務院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體現了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近期治理大氣污染行動目標、具體指標、重點任務和具體責任的統一部署，體現了目標明朗、任務明確、責任分工特點，國家還專門建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安排了治理大氣污染的專項資金，但在京津冀協同治理大氣污染的合作方面，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集中表現為京津冀還缺乏協同治理大氣污染的長效保障機制，缺乏區域內財政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存在著治理大氣污染的可用資源與承擔任務不匹配現象，制約了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環境效益。

1. 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缺乏長效保障機制。京津冀目前還處于跨越碳排放強度高峰的初級階段，距離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總量高峰還存在很大差距，還面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中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總量上升的艱巨任務，寄希望在短期內很快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總量高峰，取得“一蹴而就”的成效是不現實的。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既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既要靠行政手段，也要靠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當前京津冀在治理大氣污染中，雖然在淘汰落后產能和強制污染企業搬遷改造等方面，利用行政手段能夠取得一些成效，但從長期看，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為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提供長效保障。

造成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運用不充分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國財稅金融制度還不能適應低碳綠色發展需要。一方面，我國還沒有按照“稅制綠化”和“財政綠化”要求，完善稅收制度和財政制度，導致我國現行稅收和財政在促進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改造提升方面，缺乏科學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發揮治理大氣污染的財稅制度功能。另一方面，我國在信貸考核體系中，還沒有把綠色信貸真正嵌入信貸制度內容中，還沒有形成導向清晰，內容完整的綠色信貸體系，減弱了治理大氣污染的金融制度功能。

2. 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缺乏財政政策的相互配合。突出的表現是財政金融杠桿利用不充分。就財政政策而言，一是由于矯正利益分配和選擇行為的污染排放稅，激勵節能減排的稅收優惠，均缺乏系統性的稅收制度安排，影響了稅收的行為矯正功能，不利于從利益機制上調動企業治理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的積極性。二是各級政府對產業結構改造和治理污染排放投入的專項資金規模有限，特別是財政相對緊張的河北省轄區內的基層政府在促進“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方面的財政資金處于“捉襟見肘”狀態，影響了地方財政對治理大氣污染的投入力度。三是受制于政府財力緊張等因素的影響，政府低碳采購、綠色采購尚未轉化為普遍行動，影響了政府采購引領低碳發展的作用。四是在治理大氣污染的財政支持能力方面，京津冀公共財政能力差距懸殊。如河北省的人均公共財力水平僅為北京市人均公共財力水平的18%，僅為天津市人均公共財力水平的22%，即便是考慮到中央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因素，河北省人均公共財力水平也僅為北京市的29.8%，天津市的38.3%①。在這種情況下，僅靠各地“單打一”式的財政支持方式，無法取得協同治理的最優效果。

京津冀所以形成了治理大氣污染的財政能力差距懸殊而又缺乏相互配合的局面，關鍵在于行政體制的“利益樊籬”阻礙了共同合作與相互幫助。即便是在河北省人均公共財力水平與京津差距如此懸殊的條件下，在產業跨區域遷移過程中，處于總部經濟所在地的區域對分支機構經營地爭奪企業所得稅的現象仍然非常激烈，把本來應由分支機構經營地獲得的企業所得稅納入了總部經濟所在地。不僅在稅收法律制度上違背了地域管轄權優先征稅要求，不符合國際通行的準則和規范，也不利于跨行政區之間的項目合作與發展。

3. 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缺乏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從金融政策來看，一是在財稅矯正與金融跟進式的治理大氣污染方面，由于京津冀的財稅矯正作用不到位，影響了商業金融機構對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改造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的積極性，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商業金融機構貸款，對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改造缺乏有效支持的內在動力，未能及時跟進到治理大氣污染行動中。二是有利于控制污染排放的碳金融交易市場剛剛啟動，涉及碳指標配置、碳交易價格等方面的制度還不完善，尚未發揮出金融市場對節能減排和治理大氣污染的促進作用。三是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金融力量方面，京津冀金融資源配置嚴重不平衡。如河北省人均獲得金融貸款僅為北京市人均獲得金融貸款的14.4%，僅為天津市人均獲得金融貸款的23.07%②。如果不改變這種局面，京津冀調整產業結構和優化能源結構的節能減排和治理污染效果非常有限。

京津冀金融資源配置嚴重不平衡，突出表現在人均金融貸款差距、外匯資金利用差距、人均利用FDI差距等諸多方面。其中，造成人均金融機構貸款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區域間信貸指標分配不合理。造成外匯資金利用差距的原因在于區域間外貿進出口差異及其可獲得外匯資金利用機會不平等。造成利用FDI差距往往與區域間相互爭奪和攔截FDI項目有著直接關系。

4. 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缺乏財政金融政策的區域配合。由于受制于行政體制羈絆，京津冀尚未建立區域間財政金融政策的橫向協同配合機制。在京津冀人均公共財力資源差距懸殊的條件下，雖然國家設立了大氣污染治理專項資金，中央財政也采取“以獎代補”方式安排了縱向補助資金，但這種帶有“藥引子”式的獎勵資金，不僅支持力度非常有限，也因財政困難地方實在拿不出足夠資金治理大氣污染，降低了其“以獎代補”的財政引導功能。在京津冀人均貸款水平差距懸殊的前提下，由于缺乏區域間橫向的金融政策協同配合，一方面導致人均貸款水平較低的地方因信貸資金支持力度弱，無法滿足其產業改造和治理大氣污染的資金需要。另一方面，碳金融交易制度不完善，碳排放指標的區域配置不合理，碳排放市場交易容量小，不利于發揮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市場化的金融合作，影響了節能減排和治理污染成效顯著的區域和企業通過出售碳排放權獲得市場融資的機會，進而制約了治理大氣污染所獲得的資金支持。

5. 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未能按照區域環境效益最大化要求配置資源。京津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層次存在明顯的“梯度落差”，導致同等的財政金融資源，投入不同區域產生的環境治理的效益差異很大。其中，落后區域治理大氣污染的替代渠道多、政策實施空間大，以治理項目帶動的財政金融資源越是投入到落后區域，其環境治理效果越顯著。正是由于京津冀在治理大氣污染未統籌考慮資源投入上的整體環境效益，而是采取各自把持資源和“各掃門前雪”的做法，這種源于體制障礙、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缺乏長效保障機制，缺乏財政金融政策相互配合與區域配合現象，導致了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財政金融資源的區域錯配，降低了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環境效益。

三、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的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的對策

協同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既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既要明確考核目標和任務分工，又要注重協同合作，必須在協同治理大氣污染過程中，牢固樹立區域環境效益至上的理念，創新體制機制，最大限度地克服各種阻礙協同合作的制度障礙和行政體制障礙，必須針對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任務和三地客觀存在的財政金融資源差距，密切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在注重發揮財政政策引導力和財政投資吸引作用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多渠道引導商業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社會資金積極投入節能減排行動中，為治理大氣污染提供相應的資金保障。

（一）近期應采取的具體措施

1. 完善跨區投資稅收征管體制。對于總部經濟所在地與分支機構所在地之間、存在于區域內的“飛地經濟”現象，應按照地域管轄權優先征稅，居民管轄權補征稅款的要求，制定國內跨區域的統一、規范的企業所得稅核算標準和分享辦法，克服各地為爭取分支機構項目落地而亂施稅收優惠和任意讓渡稅款行為。同時，還應統一稅收征管的執行標準，以解決京津冀在稅收征管過程中存在的三地執行標準差異和由此造成的納稅人為減輕納稅義務而產生的跨區域報稅問題。

2. 加大中央對環首都地區環境保護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是重大國家戰略，中央財政應承擔更多事權和支出責任。在涉及減少污染排放的能源節約和能源替代項目，淘汰落后產能，產業改造升級，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促進消費節能和消費減排等綜合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內容方面，加大中央京津冀環境保護的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支持力度，是落實國家重大戰略，促進環首都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

3. 在京津冀協同治理污染的發展過程中，應通過金融管理特別是信貸管理體制創新，增加綠色信貸權重考核體系等舉措，對承擔治理大氣污染任務重，產業結構調整壓力大的相關區域，增加其鼓勵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綠色信貸指標，提高其金融機構存貸比水平，使京津冀資金保障與京津冀承擔的治理大氣污染的產業結構改造任務相一致。通過增加和調劑京津冀區域的信貸指標，支持其傳統產業結構改造升級和戰略新興產業發展。

4. 協調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空間布局關系。按照京津冀產業一體化協同發展要求，借助區域合作協調平臺，協調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空間布局，有利于促進京津冀產業的吐故納新，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引進和布局新的發展項目，進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節能減排。在布局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方面，不僅要杜絕各行政轄區采用非市場競爭手段，爭奪和攔截外商直接投資現象，還要通過京津冀協商合作，把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重點布局在產業結構調整任務重、節能減排壓力大的區域。

（二）中長期應采取的措施

1. 完善制度保障條件，提供長效保障機制。體現在財稅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按照綠化稅制，完善稅收體系要求，及時征收包括碳排放稅在內的環境保護稅，通過完善消費稅制度，把“兩高一資”產品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發揮其抑制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保護生態環境功能。二是實施汲水財政政策，加大對節能減排導向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清潔能源利用的財政投資、財政補貼支持力度，在鼓勵和支持產業改造升級，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的同時，吸引商業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社會資金積極投入節能減排行動中，發揮財政資金的“四兩撥千斤”作用。三是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嚴格政府采購的“綠色”標準，完善政府節能減排的制度保障體系，通過制度化的政府綠色采購，發揮政府節能減排的示范作用，引導和鼓勵企業提供節能減排產品和社會提供節能減排服務。

體現在金融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完善綠色信貸體系，把低碳環保的綠色指標，植入信貸考核體系中，增加對節能減排企業的信貸支持，促進企業節能減排。二是實施窗口指導，針對“兩高”行業實施更為嚴厲的貸款標準，積極利用金融杠桿保護環境。三是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積極發展碳金融市場，借助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體系建設，合理分配各區域的碳排放指標，使節能減排企業通過出售碳排放權獲得收益，使高耗能和高排放企業承擔付出更多的碳交易成本，從而發揮碳金融市場的鼓勵碳減排、抑制碳排放功能。

2. 優化財政金融工具組合，提高政策組合效能。按照政府發揮支持和引導作用與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相結合的原則，發揮好財政引導與金融支撐的組合效應，要在注重發揮財政政策引導力和財政投資吸引作用的同時，更加注重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多渠道引導商業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社會資金積極投入節能減排行動中，為治理大氣污染提供相應的資金保障。

一是要注重財政金融政策工具導向上的“雙綠化”組合。以實現產業綠化為目標，既要發揮財稅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導節能減排行為的“綠化”作用，又要發揮金融政策工具保障產業結構調整和促進節能環保型產業低碳發展、綠色發展的資金需要，發揮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對產業發展的矯正功能，實現財政金融政策工具的“雙綠化”組合。

二是要注重搞好財政與金融工具的空間結構性組合。同時啟用財政政策工具與金融政策工具，實現二者并駕齊驅的政策工具組合方式。重點是搞好包括碳排放稅、資源稅、消費稅、節能減排產業稅收優惠等在內的稅收制度，建立區域性能源消耗指標、碳排放指標分配制度，推進節能量交易市場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拓展市場化的金融產品，搞好財政工具與金融工具的有效組合。

三是要注重搞好財政與金融政策工具的時間序列組合。即財政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政策工具及時跟進，防止財政政策工具與金融政策工具相脫節的政策工具組合方式。重點是搞好綠色稅制、政府綠色采購、財政補貼在內的財政政策工具為先導，吸引商業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及時跟進的金融政策工具間的有效組合。

3. 按照環境效益最大化要求，調整區域間財政金融關系。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必須以實現區域環境效益最大化為目標，優化京津冀資源配置，把有限資源重點用于最能取得京津冀區域環境效益最大化的地區和行業，進而提高既定資源的節能減排效果。在統籌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治理中的資源空間配置方面，由于河北省傳統產業發達，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薄弱，把綠色優質資源投向河北省，能夠取得京津冀區域環境效益最大化，為此，應優先在河北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低碳產業，為河北省產業結構轉型及經濟發展提供支撐，增加產業的綠色“增量”，更好地提高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效果。

一是要按照構建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建設要求，針對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財政資源與治理大氣污染任務不匹配現象，中央財政應加大對治理大氣污染的轉移支付資金的支持力度，重點向治理大氣污染任務重、人均公共財力水平低的區域傾斜，使公共財力水平低的區域能夠承擔起財政支持和引導節能減排、產業結構改造、治理大氣污染的主要任務。

二是要按照金融資源與治理大氣污染相匹配的要求，針對京津冀金融資源與治理大氣污染任務不匹配現象，建議國家對治理大氣污染任務重的區域，增加信貸指標，通過完善綠色信貸體系，把低碳環保的綠色指標，植入信貸考核體系中，增加對節能減排企業的信貸支持，對“兩高”行業實施更為嚴厲的貸款標準，積極利用金融杠桿保護環境。

注釋：

①根據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13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統計公報披露數據整理計算所得。

②根據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13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統計公報披露數據整理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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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Tianjin-Hebei'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Wang Yanjie

（Ecnomics Academ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第3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 生態效率；發展水平；發展質量；產業系統；吉林省

中圖分類號 X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11-0106-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18

產業發展在豐富、提高人類社會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構成了威脅。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逐步深化，產業系統對環境問題的響應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通過不斷調整生態對策來尋求對環境壓力較小的發展途徑。但是環境改善不會毫無附加成本地出現［1］，生態對策選擇需要對經濟活動的環境影響和相應收益的消長進行權衡判斷［2］。生態效率追求以更小的環境投入獲得更多的服務產出［3-4］，強調經濟效率和生態效益的統一［5］，反映了社會福利增長與生態環境投入的脫鉤關系［6］，其數學表達式為經濟產出與生態破壞的比值［7］。生態效率是可持續發展分析工具之一［8］，也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基礎之一［9］，已經成為企業［10］、產業［3］、區域［11-12］、產業系統［13-14］等不同尺度上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切入點［15］。盡管生態效率在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16］，但是包括了可持續發展三維空間中的環境和經濟兩個方面［8］，從技術層面指向產業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較適于產業系統的可持續性評價［15］。對經濟價值和環境影響的界定是當前生態效率研究的一個熱點［12］，關于二者數值的確定仍然沒有統一的方法［15］。盡管單一的特定因子較為簡單，但是并不具有綜合性，因此整合各式各樣的因子形成單一指標也就成為必要［17］。諸大建等［18］基于直接物質輸入(DMI)和國內過程輸出(DPO）構建生態效率指標：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Zhang Yan等［19］從源頭循環（減少原生資源的消耗）和末端循環（減少污染物的產生）角度構建了城市物質代謝生態效率的度量模型。李名升等［20］對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采用加權整合的方法計算生態效率，并應用于環境壓力和經濟價值變化的脫鉤分析。將生態效率分解為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構建模型進行發展模式的判別，以及脫鉤分析等，豐富了生態效率的內涵，增強了指標的分析解釋能力，對發現產業系統薄弱環節和優化產業系統運行具有直接意義，可為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研究提供有益借鑒。但是，現有研究還存在指標內涵不明確，生態效率指標整合理論基礎薄弱等不足。在認識資源效率與環境效率聯系的基礎上，本文將環境效率進一步分解為與產業系統運行過程相適應的源頭循環效率、清潔生產效率和末端治理效率三個指標，進而從系統整體協同視角構建整合不同過程效率的生態效率度量模型，對吉林省產業發展模式和發展質量進行分析，以期在理論上豐富充實產業生態效率研究，在實踐中為區域產業發展調控提供參考。

1 產業系統生態效率模型

1.1 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的聯系

資源等物質性生產要素在產業過程中實現了經濟產出和環境產出的分離，相應的資源效率R和環境效率P

可以表示為產品服務價值V與資源投入量M的比值，以及產品服務價值V與污染物產生或排放量N的比值。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分別從源頭循環（減少原生資源的消耗）和末端循環（減少污染物的產生或排放）的角度表征產業系統的生態效率。

對環境效率進一步分解，可得：P=V/M×M/N=R×M/N，即環境效率可以通過資源效率與單位資源環境產出的乘積表示，也表明在單位資源環境產出不變的條件下，環境效率同樣可以獲得與資源效率同樣的提升幅度。

一般來說，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前提下，更少量的物質投入必將進一步緩解污染物排放帶來的環境壓力，物質減量化也是改進環境效率的間接途徑，資源效率提高將帶動環境效率的改善。資源效率提高不僅可以降低資源負荷，同時還能夠削減環境負荷，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源頭循環的重要性，節約資源的收益會遠遠超過我們的期望。可見，環境效率的提高快于資源效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環境效率的提高包含了資源效率的進步，二者存在重疊的生態效率部分。在實踐中如果不加區別地對比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就會較為規律地出現較高資源效率伴隨較高環境效率［13］的分析結論，以及研究案例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到末端治理模式，再到循環經濟發展模式［19-21］的發展路徑判斷，從而影響研究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1.2 環境效率指標分解

從產業過程來看，資源投入、清潔生產、末端治理都是影響污染物最終排放的重要環節，實現產業系統污染物排放最小化的關鍵是不同生產環節生態效率的協同進步。環境效率可以同時反映資源負荷和環境負荷的變化，通過區分污染產生量和排放量，進一步從源頭循環、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三個層面表征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水平，有利于發現進一步改進生態效率的方向，滿足產業系統分析和評價的要求。對環境效率進一步分解可得：

式中α為源頭循環效率，表示單位資源的經濟產出，數值越大，物質減量效果越強；β為清潔生產效率，表示單位污染產生量對應的資源投入大小，數值越大，清潔生產水平越高；λ為末端治理效率，表示單位污染排放量對應的污染產生量大小，數值越大，末端治理效果越好。

1.3 產業系統生態效率模型

直接采用環境效率指標進行產業發展質量評價，雖然可以綜合不同生產環節的生態效率信息，但是不能幫助我們深入認識生態效率變化機制，即在環境效率相同的情況下，不能進一步區別各生產環節生態效率對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的貢獻程度。Nieuwlaar等［22］在計算不同環保項目投入組合對環境改善的邊際效益時發現，投資100萬歐元，可以實現80％的環境效益，而其余20％的環境效益則需要成倍的資金投入。前端生產環節的生態效率將直接影響下一環節削減污染的壓力，次級環節雖然可以同樣減少環境影響，但是需要高于上級環節更大的成本。

不同生產環節提高生態效率表現出一定的優先次序，即源頭循環優于清潔生產，而清潔生產又優于末端治理。盡管不同生產環節降低環境影響存在成本差異，但是單一環節也不能完全實現環境目標。源頭循環、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既存在相互聯系，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各生產環節也可以獨立發揮改善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的積極作用，三者之間相互補充，協同發展，共同構成促進產業系統生態效率提高的完整鏈條。因此，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的度量可以從生態效率發展質量和發展水平兩個方面來構建。

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主要由源頭循環、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三個生產環節的生態效率α、β和λ來決定。由于存在量綱差異，α、β和λ不能直接進入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度量模型。為了使不同生產環節生態效率具有可比性，選用計算值與相應生產環節生態效率最大值比值的方法對原始值進行標準化，表示各生產環節生態效率實際水平達到最優效率水平的程度。數學表達式如下：

式3、4、5中，α′i、β′i、λ′i分別為αi、βi、λi的標準化值；αi、βi、λi分別為i研究單元在源頭循環、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生產環節的生態效率原始值；i為研究單元序號；n為研究單元總數。由αi＞0、βi＞0、λi＞0可知α′i、β′i、λ′i的取值范圍為（0，1］。

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主要從不同生產環節降低環境影響的獨立性方面反映源頭循環效率、清潔生產效率和末端治理效率的總體發展水平。這里采用算術平均值的方法表示，數學表達式為：

Li=Vi=13(α′i+β′i+λ′i)（6）

式中，Li為i研究單元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Vi為i研究單元α′i、β′i、λ′i三者的算術平均值。Li越大說明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越高，產業運行帶來的環境影響越小。

對于區域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不同生產環節生態效率優先次序和相互聯系方面，側重于α′i、β′i、λ′i之間協調性的鑒別，反映從傳統發展模式到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最優發展路徑的接近程度。借用數理統計中的變異系數原理，同時考慮α′i、β′i、λ′i之間的集中性與離散性，采用綜合值來判定評價指標之間的統計特征［24］，衡量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的發展質量，具體函數模型［23］如下：

式中，Qi為i研究單元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Si為i

研究單元α′i、β′i、λ′i

三者的標準差；Vi同上。變異系數

化學需氧量四類污染物的環境影響表征產業系統運行帶來的環境負荷，以吉林省全省和九個市州為研究單元，對2002-2008年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的變化進行分析。不同污染物環境影響總量通過排污費計算方法取得，具體參考我國《排污費征收標準管理辦法》附件《排污費征收標準及計算方法》制定的折算系數和當量收費標準，分項計算四類污染物污染當量數，并按照各類污染物當量收費標準換算為排污費后再加和匯總。而污染物產生量采用加和污染物去除量和排放量的方法來測算?；A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的《吉林統計年鑒》。

根據整理后的數據計算環境效率，并進行分解，標準化后得到不同生產環節效率指數和環境效率指數。將不同生產環節效率指數代入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度量模型可得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指數（見表1）。

2.1 不同生產環節生態效率分析

除2004-2005年外，吉林省環境效率在研究期內其他時段呈持續增長趨勢，但是源頭循環效率、清潔生產效率和末端治理效率之間表現出較大差異，而且在變化幅度和波動趨勢等方面與環境效率也有著較大差別，從多方面進一步顯化了環境效率變化的影響因子。具體來說，源頭循環效率指數波動幅度較小，表現較為平穩，而清潔生產效率指數和末端治理效率指數變化較大，規律性較差，在生產實踐中具有更強的活力。對比各指數大小可以發現，歷年源頭循環效率指數都要小于其他二者，清潔生產效率指數在2004-2007年期間大于末端治理效率指數，投資拉動戰略下產業快速擴張過程中末端治理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其余年份低于后者，也說明吉林省在推進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實踐中，末端治理仍是優先選擇，其次為清潔生產，最后為源頭循環，具有清晰的次序性。

進一步計算各市州在時間方向上的變異系數（見圖1），發現區域內資源型城市，即白山市、松原市和遼源市在清潔生產效率和末端治理效率指標上的變異系數都較高，

而區域內綜合型城市，如長春市、白城市、延邊州，在源頭循環效率指標上的變異系數分值較為突出，說明不同類型城市的發展路徑選擇存在較大差異，綜合型城市傾向于提高資源要素生產率使經濟變“輕”，資源型城市受自身產業結構的限制更側重于污染產排環節使經濟變“清”?？梢?，區域產業系統可持續發展要根據自身優勢選擇適合產業特點的生態效率推進組合模式，刻意追求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直接躍進到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片面的。

2.2 生態效率發展水平分析

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映了區域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同生產環節環境影響的總體水平，有助于判斷產業發展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中的積極作用。由表1可知，2002-2008年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表現出與環境效率一致的變化軌跡，即除2004-2005年外，其余時段呈穩定增長態勢，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從2002年的0.40增長到2008年的0.49，增幅為23.59%，產業發展與環境污染處于脫鉤狀態。

從空間分異來看，研究期間吉林省各市州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波動幅度存在較大差異，增長幅度較大的地區波動幅度較小，如白城市呈線性增長，而松原市為“峰―谷―峰―谷”變化，其他地區波動幅度介于二者之間。

2.3 生態效率發展質量分析

由表1可知，研究期內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整體水平較高，而且在波動中趨于上升，增幅為7.19%，指標分值和增幅都普遍高于各市州水平，說明受產業結構、技術、規模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影響，區域整體在各地區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下涌現出新的特征，從側面反映了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指標的空間尺度特征。對比之下，吉林省各市州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指數離散程度較大，而且除白山市外其他地區增幅均小于全省水平，白城市、長春市、吉林市和遼源市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負增長，縮減環境負荷相對成本呈上升態勢，也說明各地區在面對發展機遇平衡經濟和環境過程中的環境滯后性，區域發展表現出較強的“經濟發展型”特征。

2.4 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分析

由表1可知，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從2002年的0.35上升到2008年的0.46，增幅為32.48%，呈現穩步上升態勢，產業發展可持續性進一步增強。其中，生態效率發展水平提高了23.59%，對生態效率進步的貢獻度為72.64%，生態效率發展質量上升了7.19%，貢獻度為22.14%，二者的協同貢獻度為5.22%?？梢?，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進步仍然為生態效率發展水平驅動型，在未來發展實踐中應重視生態效率發展質量的提升，以實現產業的更快更好發展。從地區差異來看，吉林省各市州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并不平衡。以九個市州為樣本對產業系統生態效率變化趨勢進行聚類發現，長春市為一類，吉林市和松原市為一類，其余地區可歸為一類，各地區在生態效率水平和變化趨勢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

3 結 論

(1)吉林省在推進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實踐中，源頭循環效率指數波動幅度較小，而清潔生產效率指數和末端治理效率指數變化較大，在生產實踐中具有更強的活力，末端治理仍是優先選擇，其次為清潔生產，最后為源頭循環，具有清晰的次序性。

(2)吉林省不同類型城市在發展路徑選擇方面存在差異，綜合型城市側重于源頭循環，而資源型城市更依賴清潔生產和末端治理，各地區在實現環境目標過程中更傾向于在自身優勢領域尋求突破。

(3)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指標反映了區域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同生產環節環境影響的總體水平。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從2002年的0.40增長到2008年的0.49，增幅為23.59%，產業發展與環境污染處于脫鉤狀態。

(4)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指標反映了不同生產環節生態效率組合模式在實現環境目標方面的相對成本差異。研究期內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質量指數整體水平較高，而且在波動中趨于上升，增幅為7.19%。

(5)6年間吉林省產業系統生態效率呈穩步上升態勢，增幅為32.48%，產業系統生態效率發展水平對生態效率進步的貢獻度為72.64%，生態效率進步仍然為生態效率發展水平驅動型，未來發展中應重視對生態效率發展質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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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8,28(8):4047-4056.

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Eco efficiency in Jilin Province

GAO Ying chun1,2 HAN Rui ling1,2 TONG Lian jun 1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dex was decomposed into three components including source prevention efficiency, clea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nd of pipe treatment efficiency to indicate eco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production stages, and a model of industrial system eco efficiency was proposed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hich wa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industrial system eco efficiency in Jilin Provin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①End of pipe treatment was preferential, followed by and clean production and source prevention in realizing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goals in Jilin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08.

②Different cities took different preferential choices to prevent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n Jilin Province. Comprehensive cities, such as Changchun City and Baicheng City, preferred to source prevention more than others, while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cluding Songyuan City, Baishan City and Liaoyuan City mainly depended on clean production and end of pipe treatment. ③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ustrial eco efficiency increased from 0.40 in 2002 to 0.49 in 2008, showing a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industrial eco efficiency also showed an ascending tendency with relatively high scores, indicating the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cost was decreasing. ④Industrial eco efficiency improved steadily from 0.35 in 2002 to 0.46 in 2008, increased by 32.48%;

a contribution of 72.64% was made

第4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緩解水資源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實施有效的城市節水管理，加強城市污水治理，促進城市污水的再生利用。加強水資源保護, 實現有限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成為保障和支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面對資源短缺日益嚴峻的形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發展循環經濟是以人為本、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求，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也是保護環境和削減環境污染的根本手段。

循環經濟是國際社會推進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實踐模式，它強調最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表現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做到生產和消費“污染排放最小化，廢物資源化和無害化”，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污水再生利用是緩解城市水資源短缺、促進水資源良性循環的重要措施。而目前，在我國由于受傳統的節水觀念以及粗放式經濟發展和管理模式的影響，城市污水治理仍然停留在被動治理階段，這種傳統的污水治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發展的要求，不符合城市水的可持續利用原則。推動污水資源化, 指導各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的規劃、設計、建設和管理，探討推動我國污水資源化的政策措施、工藝技術路線和標準，促進城市水資源的多渠道開發和可持續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循環經濟是一種有別于傳統經濟的新的經濟模式，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城市污水治理也必須引入循環經濟的思想，以循環經濟的理念來推動我國的城市污水治理事業的發展，促進我國城市污水的再生利用。污水再生利用不僅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水資源綜合利用和節水的重要措施。在解決城市缺水問題時，應當首先立足于本地自有水源，最大限度地實現水的再生利用，借此增加可用水量，提高城市供水的可靠性；應盡可能降低對外部水源的依賴程度，減少或避免遠距離調水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降低成本。我國的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體進展緩慢，應當抓住主要矛盾，以循環經濟理念從以下幾個方面大力予以推進。

第一，按照循環經濟基本思路加強城市節水管理，抓好城市污水治理系統規劃，是城市污水治理和再生利用的關鍵。我國的城市節水管理，應該按照循環經濟的理念，城市節水管理從被動節水轉變為提高水利用效率，主動科學管理，降低水需求，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加強水的再利用和循環利用，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加強城市污水治理和再生利用，對城市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快速發展，保護城市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對城市節水的認識從單純的抑制需求、減少耗用量，發展到用同樣的水量消耗來滿足人們迅速增加的健康和舒適度的需求；從消極、被動的節水階段發展到積極、合理的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階段，體現循環經濟高效率的基本特征。需要強調的是，在大力推廣污水再生利用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加強水質監測和設施維護，建立應急預案，保障供水安全。

第二，遵循循環經濟的系統工程的理念，抓好城市污水治理設施專項建設，提高區域性和系統性，是城市污水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核心。城市污水治理系統是由專項硬件設施支撐起來的，為解決好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和城市人口急劇增加，生活污水大量產生，影響到飲用水源地的水質和安全供水的問題，必須加大對區域和系統污水治理設施硬件建設的力度。加快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的步伐，加快污水收集管網配套能力，為污水資源化創造必要的條件。規劃建設污水處理設施，遵循循環經濟的系統工程的理念，要以實現污水綜合利用為目標，同步規劃和建設污水再生利用設施。合理確定污水處理廠的規劃布局、處理規模和工藝方案，促進污水處理和資源化利用的協同發展。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城市污水處理廠普遍在城市水域的下游，沒有考慮日后再生利用的發展需要。許多大型城市的污水處理廠規模很大，建在城市的下游，污水收集管網較長，造成長距離輸送。所以，缺水城市應以再生水利用為目標，優化調整污水處理設施的布局規劃。

第三，遵循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抓好城市建設中污水治理收集系統的配套，采用適宜的技術和工藝，不斷完善和提高系統運行能力，推廣使用符合標準的再生水，是城市污水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有效方法。城市污水治理，是一項資金投入大、建設周期長、涉及范圍廣的系統工程，需要不斷完善服務區域的設施配套，提高收集能力，強化點源治理，才能充分發揮系統的作用。實施污水資源化，要將城市污水處理的戰略目標由傳統意義上的“污水處理、達標排放”轉變為以提高水的綜合利用率為核心的“水的循環再用”，相應地要調整污水處理技術路線，遵循循環經濟的3R原則，盡快提高我國城市處理和再生利用的工藝技術水平。我國地域廣闊，各地自然、資源和經濟條件不一樣，要因地制宜地選擇再生水利用方案，優先選擇水質要求低的再生水使用途徑，盡量縮短輸水距離，降低再生利用成本。積極開發適應當地條件的經濟合理、技術可行的工藝，較好地維護了城市污水治理系統的完整性，加快了城市污水治理的速度。

第四，運用循環經濟理念，抓好城市污水治理工程資金落實和市場化運作，建立多元化籌資渠道，是城市污水治理和再生利用的基本保證，是城市污水治理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城市污水治理工作的持續開展，需要有資金作為保證，積極吸引多元化投資主體，充分利用價格杠桿，促進污水再生利用。在城市污水和資源化的管理方面，政府有主導的義務和職能。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作，單靠政府行為，沒有市場推動，顯然動力不足；單靠市場推動，沒有政府引導，也必然難見成效。城市污水治理設施運行、維護模式是決定城市污水治理工作能否持久開展的關鍵。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走市場化和產業化的路子，是當前城市污水治理工作的積極探索。當前城市污水處理和污水再生利用工程項目的建設，應堅持以人為本，積極探索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投融資方式和運營管理模式，鼓勵并引導各類社會資金和境外資金參與城市污水處理和再生利用設施的建設，同時通過政策引導、法律約束，促進污水處理及資源化的市場化運作。努力進行市場化資本運作，推行城市污水處理設施社會資本買斷，不斷滾動回籠資金和再融資，促進城市污水治理項目的再建設，必將對實現城市污水治理系統的良性循環，深入、持久開展城市污水治理工作，切實提高人居環境質量，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五，堅持以人為本，抓好輿論宣傳，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推進城市污水再生利用。運用循環經濟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加大對城市污水治理和再生利用的宣傳力度，同時加快研究制定有關政策措施，充分利用行政的和經濟的手段，引導用水單位積極利用再生水資源，擴大再生水的應用范圍，特別是市政、綠化、環衛和工業用水等方面要率先使用再生水。

第5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建立區域生態環境保護

協調和管理機制

區域的合作需要大量的溝通協調，具體到京津冀的生態環境治理，亟待成立區域生態環保協調機構?？梢劳芯┙蚣絽f同發展領導小組和辦公室，以及京津冀三地市長（省長）組成的指導小組，共同組成京津冀生態環境發展的聯合協調理事會，負責研究制定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戰略規劃，協調三地生態環境保護重大問題，推動生態環境合作的順利實施。

探索建立跨地區環保機構。整合三地的環境保護力量，在聯合協調理事會下設專門的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管理機構，負責戰略規劃的執行，開展環保執法，保障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日常工作的開展。

同時，成立生態環保合作督導組，進一步監督協同工作的開展?？捎蓢野l改委、環保部、國土部、水利部、林業局等部門共同組成京津冀生態環境合作督導組，負責監督區域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執行、大氣和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執行、環保執法、項目環評等情況。

建立區域環境污染

聯防聯控機制

京津冀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生態環境治理的階段不同，實現協同治理，應統一區域生態環保標準。進一步加大政策整合力度，統一并完善京津冀生態環保標準，研究區域一體化的產業準入和退出機制，實現三地生態環境保護指標的無縫對接。

在標準統一的基礎上還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加快推行京津冀生態環境信息平臺建設，實現污染源和環境質量監測信息共享，建立京津冀統一的實時在線環境監控系統。

同時，還需要建立環境預警、聯合監察和交叉執法機制。建立跨區域的大氣、地下水、地表水和海域等環境預警協調聯動機制，提高突發環境事件的應急響應能力。形成京津冀環境聯合監察機制和交叉執法機制，針對區域性重大問題開展聯合執法。

建立區域生態紅線

保護制度

吸取過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京津冀協同必須跳出各自的“一畝三分地”，在開展生態環境治理的過程中，統籌考慮京津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及資源環境承載力，設立并嚴守資源消耗上限、環境質量底線和生態保護紅線。

既要建立三地統一的紅線區管護問責制度，落實管護部門，明確單位、人員、職責與任務，形成生態紅線區的組織保障體系。

也要建立三地統一的生態準入制度，將生態紅線區保護要求納入環?！叭瑫r”體系，作為項目環保審批的先決條件，對與生態紅線區保護要求沖突的項目實施“零容忍”。對于生態紅線區內的違法違規行為，開展污染整治與生態修復專項行動，對于不符合要求的企業和行為進行清理。

按照工作職能和管理權限，以條塊結合的方式，將各生態紅線區域的保護和建設職能分解到各市及各部門，共同推進生態紅線區管護。

建立流域和橫向生態

補償機制

水源治理是京津冀生態環保一體化的重點內容，圍繞海河流域上下游，結合三北防護林和北京風沙源建設，可劃定京津冀張承水源地保護區，做好產權界定，按照生態有價的理念，堅持“誰受益誰補償、誰保護誰受償”的原則，在總結官廳和密云水庫上游、津冀引灤等現有水源地生態補償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建立并完善以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標準、補償方式、監管評估為主要內容的流域和橫向生態補償制度，設立區域生態補償專項資金（專項資金由中央財政以及京津冀三方政府財政資金撥付形成）。

在確定補償資金規模時要充分考慮供水地的生態保護和用于治理污染的必要成本，以及為保障供水量與水質而失去的機會成本，包括為提供生態服務所支付的直接支出與間接支出等。

同時，突出國家在京津冀區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中的牽頭、引導和監督作用，加強斷面水質水量監測，強化水生態補償資金和項目的監管、考核、評估，確保生態補償資金合理使用和工程效益充分發揮。

探索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

在治理的同時，還應通過制度性的設計避免新的污染產生，特別是應發揮市場作用，在京津冀地區探索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通過市場化機制解決生態環境問題。

首先應完善排污權交易技術支撐體系。加大構建污染源基礎信息平臺、排污指標有償使用分配管理平臺、排污權交易信息管理平臺的力度。實施企業和地方環保部門兩級監控措施，建立排污跟蹤、許可證跟蹤和年度調整三個信息系統，完善排污監測系統。

其次是確立配額總量和初始分配方案。在科學監測的基礎上，確立京津冀區域內的污染氣體排放總量，并進一步確定排污交易中的配額總量。配額總量要小于目前京津冀區域內大氣中的污染氣體排放總量，要與當前京津冀的經濟相協調，并根據京津冀的環境變化不斷調整和優化。

再者是設計合理的排污權定價機制。排污權初始指標有償使用的定價所定價格高于社會最優治理費用水平，低于社會最差治理費用水平，從而客觀上促進排污權交易的活躍開展，并依據鼓勵污染減排的原則，在確定社會最優治理水平時，要激勵那些技術先進、有減排潛力的企業積極開展污染物的減排活動，要鼓勵這些企業不斷應用和研發先進的減排技術。

第6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環境治理；契合

在發展生態文明的戰略目標下，如何實現區域經濟建設與環境治理間的契合，不僅應被學界所關注，也需要被業界在實踐中遵守。從環境治理的手段來看，其主要依賴于工程技術領域的努力。但在治理技術存在著創新瓶頸而在短時間內無法突破的情況下，則需要借助經濟學的有關方法。

經濟學視角下的環境治理手段，是建立在制度約束和懲戒、獎勵機制之上的。目前國內所常用的方法有：庇古模式和科斯模式。針對區域經濟建設全過程如何建立起環境治理的機制，是本文探討的問題。這也是單純依靠上述治理模式無法完全達到的。

一、二者契合效果形成的機制分析

本文對目前使用的庇古模式和科斯模式存而不論，將在另一視角下分析二者契合效應的形成。

1.企業環保意愿形成的機制分析

作為區域經濟建設的企業，如何建立環保意愿應成為實現二者契合的首要條件。一般認為，企業以經濟理性存在于區域市場中，其社會責任的履行建立在經濟目標實現的基礎之上。由此，形成企業環保意愿的機制應在于提升其經濟效益水平?；蛘哒f，當企業知道通過履行環境治理職責將促進其經濟目標的實現，那么它是有動力來做這項工作的。

2.環境治理對企業正外部性分析

要理解環境治理在提升企業經濟效益水平中的作用，就需要圍繞環境治理對企業正外部性的貢獻展開分析，而且企業正外部性紅利還需要轉化為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這主要從企業品牌號召力的增強以及公共關系的改良中來理解。當然，企業上述紅利的獲得還需要得到第三方組織的幫助。

3.二者契合模式形成的機制分析

第三方組織即區域政府。政府不僅是執行庇古模式和科斯模式的主導者，也是企業品牌塑造和公共關系營造的推動者。區域政府怎樣保證二者的契合尤為重要。政府可在市場進入許可、稅收政策以及媒體宣傳等方面給予履責企業紅利。這樣一來，企業因參與環境治理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就逐漸轉換為企業內在的經濟效益水平。

二、分析基礎上的路徑目標定位

為了規定二者契合模式構建的路徑指向，這里還需要對其目標定位進行討論。以區域中兩個微觀主體為考察對象，下面分別從兩個方面進行目標定位。

1.企業的目標定位

作為推動區域經濟建設的企業，其本身就具有逐利性沖動。因此，在形成企業實施環境治理行為的機制不在于教育，而在于使它意識到環境治理與企業發展間的共生效應。因此，企業方面的目標可定位于：在實現自身經濟效益目標的基礎上，有能力的完成環境治理職責；并在履行該職責的情況下，推動自身經濟效益水平的提升。惟有建立起這種共生效應，才能改變利用傳統懲戒方法所導致的政府與企業合謀態勢。

2.政府的目標定位

政府在引導區域經濟建設的同時，還承擔著解決當地民生、生態問題的重任。因此，政府的目標函數應是多元的。幫助企業獲得上述共生效應為前提，其目標應定位于為開展環境治理工作的企業提供制度保障，使其能在一系列關乎自身發展的方面獲得優惠。并使用庇古模式和科斯模式，主動推動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從政府的目標定位來看，在實現區域經濟建設與環境治理契合的路徑中，政府的保障制度應該先行，即通過地方性行政法規的形式公布出來，從而為企業建立起實施的成本和收益的先期比較。

三、目標定位下的路徑構建

在目標定位下，二者契合的路徑構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1.政府保障制度的建立

上文提到，政府應在地方性法規、政策的內容設計上，明確給予實施環境治理企業市場稅收優惠和官方媒體的宣傳等。在降低政府制度實施成本的要求下，應針對本地區污染較大、能耗較高企業，制定出符合它們實際需要的細則。對于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小企業，在提供上述制度保障的同時，還可以給予金融支持。

2.企業行為實施的獎勵

企業在獲知政府以上制度安排后，往往會建立起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其中的成本還包括機會成本。因此，在目前的環境污染懲戒措施下，區域內企業一般都能形成環境治理的意愿。那么就需要研究對企業行為實施的獎勵。仍要在政府制度安排的成本控制下來思考，可以通過公開的稅收減免和優惠，以及媒體的正面宣傳來獎勵，特別是企業聲譽度的提升符合它們的利益偏好。

3.企業行為實施的養成

最終的目的在于，使區域內企業形成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間的共生效應。因此，在確保企業獲得應得的獎勵后，政府部門應嚴格維護保障制度的穩定，并根據區域經濟建設與環境治理間的新情況，優化保障制度的內容結構。

四、小結

本文認為，建立契合態勢單純依靠傳統治理模式將無法完全達到。因此，在企業和政府方面的目標定位下，應圍繞著政府保障制度的建立、企業行為實施的獎勵，以及企業行為實施的養成來展開路徑構建。同時，在實現區域經濟建設與環境治理契合的路徑中，政府的保障制度應該先行，從而為企業建立起實施的成本和收益的先期比較。上述觀點在實踐中，需要區域政府準確把握企業發展與環境治理間背離的原因。然后在激勵兼容原則下，進行相關保障制度的設計。

參考文獻：

[1]謝天春 陳傳玲 郭明建：通川區審計局促進經濟發展軟環境治理建設[J]. 現代審計，2012， （1）： 68.

第7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一、京津冀區域內環境現狀

在水資源方面，由于城鎮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各地方政府往往把關注點集中在經濟增長上，從而忽視了城鎮化的發展規律，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狀況。由于人為改造地下水結構分配，導致華北平原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斗區，其地區可直接飲用的地下水僅占22.2%。同時，由于區域協同發展的需要，一些重工業工廠相繼建立，這些工廠是導致區域內水資源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京津冀地區有三分之一的水資源已經被污染并且不能使用，比如，唐山、石家莊等由于重工業工廠的建立，當地的水資源已經出現重金屬污染。隨著污染的加劇以及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水生態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出現了流域范圍內平原地區普遍地標斷流、濕地萎縮、功能衰退等問題。由于水資源短缺、水污染等問題都是相互影響、互相疊加的，因此，生態環境治理需要著眼于全局，合理規劃好區域內的環境治理。在大氣污染上，京津冀是我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區域，其大氣污染主要以霧霾為主。參照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評價，2016年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10個城市中，京津冀區域內的城市就占6個，《201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重點區域中，京津冀空氣質量最差。盡管隨著經濟形勢進入新常態，區域內的經濟結構面臨轉型，一些傳統的重工業為了與當前經濟形勢相適應都作出相應的轉型，有些企業甚至已經停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區域內的環境污染，但是這也因此促使了一些小企業、小作坊的興起，反而加重了空氣污染的程度。城市的擴張也導致了京津冀地區生態功能與發展格局的嚴重失衡。城市化范圍的擴大，使其對土地的需求也不斷加大，從而造成了城鎮綠化空間減少，土地使用質量下降。比如，壩上高原地區由于人口和放牧超載，土地荒漠化問題十分突出，部分山地出現了水土流失以及土壤侵蝕現象。冀中南平原地區隨著城市快速擴張、工業開發擠占生態用地，導致城市綠地面積不足，城市熱島效應顯著，平原地區城鎮連片開發與交通網絡隔斷了生態廊道，高消耗、高污染產業掠奪生態用水，破壞了生態屏障，恢復難度大。同時，近年來濱海新區區域內出現了土地鹽漬化等問題，主要原因是為了適應經濟新常態發展建立創造業基地和服務業基地，而過多開墾未利用過的土地。土地資源的稀缺造成了各方利益的爭奪，對當地居民的生活模式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必須引起區域環境治理的關注。

二、當前區域環境治理的困境

（一）行政區域與環境區域的不一致

目前，我國的地方政府都是依據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等因素、按照行政區劃分建立的。然而環境區域多是在某生態系統所形成的特定自然地理或某一自然地理環境中形成的。因此，行政區域與環境區域的范圍大都不一致。盡管我國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就地方政府應對其相應的行政區域內的環境進行管控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因為區域環境問題的整體性，許多區域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往往超出了地方政府行政區域的管轄范圍，而行政管轄區與環境區的不對等，就會有各行政區域之間交界處無人管制的現象發生。據相關研究，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是與整個群落相關的，大氣污染在京津冀區域內是相互關聯影響的。也就是說，關于京津冀區域內的霧霾問題，如果只有一個地區在大氣污染治理上付出人力、財力，是無法改善該區域內的空氣質量問題的。同時，由于行政區域的劃分，導致京津冀區域交界處環境管制不當。交界地區基層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極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擾，還有排污收費標準的差異、跨區域協調機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響，執法效果不佳，從而使交界地區環境監管漏洞長期存在。因此，如果不從根本上打破行政區域的塊狀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區域內的生態環境治理是很難成功的。

（二）地方政府間權利資源碎片化

關于環境治理，由于當前中央政府居于主導地位，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結構，地方政府不僅需要對中央下發的政策進行實施，同時也需要保證本地的自身利益，而且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不僅對本地區的相關財政事務具有管理權，同時對財政收支也具有支配的權利，是該地區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從而導致地方政府為了提升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惜降低企業的準入標準，沒有對那些不符合綠色生態標準的企業進行嚴格的管控與治理。同時，中央對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標準主要關注點集中在經濟增長指標上，忽視了環境治理，因此，環境治理的效果短時間內并不明顯。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作為“理性人”考慮到自身利益，把重心都投入到短期內能夠提升地區經濟的發展項目中，而選擇放棄短期回報率相對較低的環境治理項目。這便會出現地方政府官員過分關注經濟增長而忽視民生保障、環境治理等問題。

（三）外部約束規范的缺失

我國現行的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以及環保管理問責制是以行政區域為版塊進行劃分管理的。當區域內交界處出現環境污染問題時，由于缺乏整體區域內環境治理的法律法規，傳統的以行政區域劃分的環境管制并不能發揮其作用。由于缺乏以區域治理為單位的規章制度，區域內地方政府之間具有很強的依賴性，每個地方政府都把治理的希望寄托在區域內其他政府上，希望多投入治理成本，自己可以“搭便車”。如果“搭便車”現象長期存在，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上便不愿意長期投入過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財力，最終的結果便是區域內環境治理不能順利進行，出現“集體行動困境”的情況。

三、完善區域環境治理體系的對策

（一）建立區域環境治理專項委員會

建立環境治理體系，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權威性約束最重要，然而權威性建立的基礎是建成一個管理體系健全、分工明確、公平公正的合法性組織，該區域的合作組織是契約式的，是需要該區域內所有地方政府對區域內的發展目標達成一致的。目前，京津冀地區之間已經簽署協議并成立了省市之間的領導小組，交界地區也可成立專門的聯合治理領導小組。可以借鑒歐盟關于各國聯合治理的機構體系：歐盟各個機構分工明確、體制健全，有專門的決策機構（首腦會議）、立法機構（部長理事會）、執行機構（委員會）、監督和咨詢機構（歐洲議會）、仲裁機構（歐洲法院）。正因為歐盟完善的組織體制，才使得歐盟區域合作組織的權威性得到了相應的保障，各國間在處理問題時才更容易達成一致。在當前國內的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京津冀區域可以通過合作解決跨界污染問題。同時，三地可以通過逐步統一京津冀地區的基本環境政策和排污標準為聯合執法創造有利條件。河北省已經制定了2015—2020年的排污收費標準計劃，逐步減小了與京津的差距，保證了聯合治理小組與各地區的環保部門順暢的溝通，利用網絡信息平臺及時交流，互相學習經驗，共同商討決策。

（二）健全跨區域環境治理運行機制

為實現可持續性的新型城鎮化，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治理同樣重要。在生態環境治理上，三地要推動聯防聯治、執法一體，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立法的穩定性與強制性，能夠相對有效地保障和約束區域內地方政府間合作治理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只有通過實現區域內立法資源共享，地方政府之間因合作而產生的分歧困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各政府間的合作才能更加規范化和制度化。為了進一步完善區域內環境治理與合作的機制，京津冀三地于2015年12月共同簽署了《京津冀區域環境保護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協議》。目前該協議只停留在初步實施階段，尚未完全成熟，如果條件成熟，建議可以在國家層面通過人大或者國務院制定相關行政法律法規，對地方政府合作過程中協調機構的設置程序、行為方式、職能范圍等作出明確規定，這對區域內各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具有積極的影響意義。

（三）完善區域內環境管制關系網絡

要想實現區域內有效合作的關系網絡，建立區域內環境管制機制，不僅需要區域內各地政府間的整合，還需要政府投入一部分精力到私營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間的合作中。當前，京津冀生態環境的整合建立，應當注重公私部門間的合作、各地生態環境治理功能以及層級的結合和規制。政府可運用PPP模式，鼓勵私營部門加入合作。同時，區域內的環境治理委員會在獲得各地政府同意的條件下，可以通過與私營部門合作，通過投標的形式，將環境治理相關事務外包給私營部門，這不僅能夠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也能提高環境治理效率?？梢越^域內生態環境治理信息資源數據庫，實現該區域內各地政府的資源共享，做到區域內生態環境信息的高效性、及時性以及持續性，以便為京津冀環保專項小組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信息。

（四）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補償及問責機制

第8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 廟臺流域；荒山荒溝；治理技術

中圖分類號 S72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08-0153-01

1 流域基本概況

廟臺流域位于固原市原州區東北部10 km，該區域總面積36.6 km2，涉及官廳、頭營2個鄉鎮5個行政村，650余戶，3 000人左右，其中農地1 641.7 hm2，占44.9%；有林地143.6 hm2，占該項目總面積的3.9%，其余的為牧荒地及其他用地；海拔高度1 604.0～1 997.3 m，年降雨量350 mm左右，屬干旱區，土壤以緗黃土、黑壚土為主，為典型的黃土丘陵溝壑區，水土流失嚴重，環境惡劣，生態十分脆弱，且大部分林地為退耕還林、荒山灌木營造的山桃、山杏、沙棘、檸條、刺槐、臭椿、白蠟等混交的中、幼林。

2 治理依據及規模

依托中央及自治區生態環境建設和扶貧開發綜合項目，按照“全面規劃，因地制宜，加強管理、注重效益”的原則，以營造水土保持林為主，以整村推進為方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農民增收為目標，保護和合理開發自然資源，實行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農、林、牧、勞共同發展，興修梯田484 km2，造林種草1 325.8 km2，修筑骨干壩1座、中型淤地壩3座、小型淤地壩7座，新修道路51 km，打井窖300眼，建成多層次、多功能、開放性、高效益、完整的綜合治理體系。

3 主要造林技術及措施

3.1 荒山荒溝造林技術

3.1.1 整地。采用“66431.2”水平溝整地標準，即在山坡沿水平線先挖60 cm深60 cm寬的溝，所取出的土用于培埂，要求埂高40 cm，埂上沿寬30 cm，埂面拍光。然后再用溝上坡活土進行回填，回填后水平溝底寬1.2 m，反坡15°。溝間距6 m。在大于25°坡面或地形破碎的地方采用大魚鱗坑整地方式，株行距為100 cm×120 cm，

3.1.2 造林。用沙棘、山桃、檸條、山杏、刺槐、臭椿、白蠟等鄉土樹種混交植苗造林和夏季水平溝外沿檸條直播造林。苗木選用根系發達，長勢良好的一至二年生優質壯苗。混交樹種按1∶1在水平溝內栽植，一般按山坡中、上部以沙棘、山桃、山杏混交，山下、溝底以刺槐、臭椿、白蠟為主，道路綠化以樟河柳為好，株距為1 m×1 m。栽植時，對苗木先進行蘸漿處理（要求抗旱保水劑、水按1∶200混合，再加入50 g驅鼠劑，加黃土攪拌打成泥漿），然后照“一提、二踏、三覆土”的技術要求進行栽植。外沿在雨季搶墑直播檸條，在80 cm穴距處，開2 cm寬小溝形成，直徑為15 cm的圓，在小溝內均勻散播15粒左右飽滿種粒，覆土1.5 cm，略加鎮壓。

3.2 退耕還林（草）

項目區陡坡地按退耕還林要求進行造林，樹種主要以檸條、山桃、沙棘、杞柳等為主，在水平溝間距空地兼種紫花苜蓿，造林結束后要及時或逐年對造林地進行補植、補播、松土、除草、打藥、病蟲鼠害綜合防治管理，確保造林成活率。

3.3 抗旱造林措施

3.3.1 樹盤覆膜。樹盤覆膜可提高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的溫度及氮、磷、鉀的含量，對改善區域生態環境，提高成活率，促進幼樹生長以及早熟具有明顯作用。

3.3.2 人工補水。干旱缺水是導致原州區造林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因此，通過節水灌溉、人工補水、澆定根水可促進造林成活及樹木的生長發育，提高造林成活率[3]。

3.3.3 生根粉、保水劑技術應用。ABT對苗木成活和生長有明顯的提高和促進作用，保水劑具有刺激苗木根系生長發育、持續保水、緩釋肥水之功效。因此，用生根粉、保水劑配置泥漿蘸根帶漿深栽，中耕除草覆蓋保墑造林技術，林木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可在不同程度上大幅度提高植樹成活率。

4 取得的成效

4.1 生態效益

治理后林草覆蓋率由9.4%提高到29.9%。年平均攔蓄地表徑流63萬m3，攔蓄泥沙13萬m3，保水率達65%，保土率達86%，流域內生態環境趨于良性循環?；巨r田大幅提高，增加林草面積1 325.8 hm3，并結合封育、退耕，形成以林草牧為主導產業的新型產業格局，土地利用率提高20%。

4.2 社會效益

通過荒山荒溝治理，調整和優化了產業結構，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環境，基本實現農業自給、林業、畜牧業協調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同時，也創新機制，積累經驗，為黃土高原地區提供生態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科學依據，為轉移農村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縮小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差距，促進科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全面發展[4]。

5 參考文獻

[1] 朱立軍.廟臺小流域綜合治理成效與做法[J].中國水土保持，2010（8）：27-28.

[2] 高秀琴.寧南山區黃土丘陵溝壑區抗旱造林技術的組裝配套與應用[J].寧夏農林科技，2008（1）：94，41.

第9篇：市域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趕超式的壓力型體制下，中國環境風險已打破地域與行業界限，呈現復雜化、外溢化及公共化趨勢，歷時態環境風險共時性存在、結構性環境風險過程化表現、累積性環境風險突然性爆發，以及并發性環境風險高頻度涌現，對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環境治理指政府機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跨國機構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機制，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控制污染及解決環境糾紛。長期以來，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全能型行政管理模式，參與主體相互依賴性弱，目標分散或存在沖突，加之機構設置不合理，公眾參與不足，政府與市場及公民社會的協同有待加強，相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等，難以處理超載組織界限的復雜問題，導致環境治理供給嚴重不足。

治理強調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實施，本質為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不同于傳統的官僚制與新公共管理模式，“整體政府”以結果為導向，通過橫向和縱向協調的思想與行動實現預期目標，可排除相互沖突的政策情景，更好地綜合利用稀缺資源，促使不同利益主體協同合作，提供無縫隙的服務。

2.中國區域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

2.1體制割裂，政府機構設置不合理，協同機制不健全

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科層制行政體制，以及政府大包大攬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形成了封閉隔離的特殊區域環境治理模式。縱向上，按行政等級層層細分，上下機構設置一致，錯位、缺位、失位現象嚴重；橫向上，條塊分割導致“塊”政府對“條”部門的溝通與約束陷入自主治理無力的尷尬境地，資源沖突矛盾突出，同級機構間及上下級機構間的協同機制不健全。

2.2目標差異，環境治理供給呈碎片化狀態

不同的治理主體間的環境治理收益更不相同，治理目標各異，導致環境治理呈現“運動式”供給態勢，“碎片化”現象嚴重。制度的不完善導致各主體間的溝通協作缺乏依據，各參與主體始終從自身利益而非共同目標出發，進一步惡化了資源供給與治理需求的不平衡。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不僅增加了環境治理成本，更無助于區域環境治理問題的徹底解決。

2.3市場與公民社會力量薄弱，整體參與不足

中國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力量相對薄弱，整體參與程度不高，兩方面的治理失靈使得政府成為環境治理的單一主體。一方面，區域環境治理具有非競爭性，成本較高，且不能通過較低成本實現“選擇性進入”，使得治理的期望收益遠遠低于治理投入，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參與動力不足，即“市場失靈”，另一方面，我國社會組織產生較晚，發展較為緩慢，且處在政府主導之下，自治能力和獨立性較差，使得社會組織或具有去公共化傾向，追求經濟利益而忽略環境治理的參與供給，或僅關注單地域或行業的公共利益，對環境治理這種跨領域跨地域的復雜性程度較高的公共產品有心無力參與供給，即“志愿失靈”。

3.中國區域環境整體政府治理模式建構路徑

3.1網絡化多層次的多元溝通機制

政府層面，成立強有力的環境治理協調機構，發揮協調機構的權威，改變各自為政、目標分散的局面。市場與社會層面，建立健全多層次的環境治理溝通機制，通過多元化的溝通方式，如政府采購、伙伴關系、經濟補償、談判協議等，滿足各方的利益訴求，實現成本與收益對等化，加強市場與公民社會的主動參與，保證區域環境治理的長期持續穩健供給。

3.2明確有效的補償、激勵與約束機制

建立科學的績效評估機制，將區域環境治理融入政府考核中，克服政府作為“有限理性人”的局限，重視環境的整體收益，主動參與整體治理。建立整體政府模式實現必須的約束機制，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各方的權責、目標與行為邊界，規范主體行為，保障整體治理模式的實現。

3.3市場與公民社會的多主體參與機制

通過合作互信愿景的建立，設立共同的環境治理使命，以目標為導向，跨越公私組織部門，充分發揮市場與公民社會的作用，形成政府與市場及公民社會的互相依賴關系。同時，規范社會組織在環境治理服務提供中的作用，突出其低成本、高產出的優勢，給予充分的發展空間，促進公眾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

3.4高效多樣的信息資源整合機制

有效的區域環境治理模式以先進的信息網絡為支撐。建立全面便捷的信息溝通網絡，識別、遴選、挖掘不同時間、不同地域、不同結構的信息，促進其融合和涌現，形成新的核心資源體系。建立高效多樣的信息資源整合機制，有效利用現代社交技術和社交網絡的資源，進一步提高區域環境治理整體政府模式所倡導的直接、便捷服務。

4.結語

區域環境治理問題僅憑政府一己之力難以應對，需要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的共同參與，溝通協作，建立良好的協同應對機制與良性互動的伙伴關系，以實現信息、知識、技術、服務等的資源共享。整體政府的治理模式為我國的環境治理問題指明了可行的解決方向，可有效避免環境治理的低水平重復供給，促進公共服務在社會范圍內的協調與公平分配。

參考文獻：

[1] 王芳.轉型加速期中國的環境風險及其社會應對[J].河北學刊，2012（6）：117-122

[2] Li W X.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s and challenges [J].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2006， 36（7）： 10505-10525

[3] 涂曉芳，黃莉培.基于整體政府理論的環境治理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1-6

[4] 竺乾威.從新公共管理剄整體性怡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8（10）：52-58

[5]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會科學，2001（9）：40-45

[6] Pollitt C.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 [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 1（1）： 3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