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博士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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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

>> 遂寧市及其周邊地區高中生公民意識調查報告 初中生公民意識調查分析 初中生活假想調查報告 初中生公民意識的現狀調查與培養策略 初中生英語學習興趣及其對英語學習的影響調查報告 武夷山市初中生作文反思能力培養調查報告 初中生化學課堂筆記調查報告 初中生佩戴紅領巾情況調查報告 農村初中生記敘文寫作現狀的問卷調查報告 初中生數學興趣激發和培養研究的調查報告 農村初中生英語學習現狀調查報告 關于初中生補課情況的調查報告 初中生學生學習興趣的調查報告及良好方法的總結 初中生社會責任感養成問卷調查報告結果分析 初中生軍事基礎和軍訓意向的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 關于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蒙授初中生漢語文近義詞學習現狀的調查報告 對大學生網絡公民責任意識狀況的調查報告 大學生創業意識調查報告 高中生擇業傾向調查報告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2-04-13.

[3] 王文嵐.社會科課程中的公民教育研究.蘭州：西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

[4] 韓慧.濟南市公民意識實證調查：現狀、成因與對策.山東青年政治學報，2011（1）.

第2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3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項目（2013JK036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咸陽師范學院校級項目（11XSYK33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人們的一種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們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也是人們合作關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學術界，研究者從不同學科對信任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歸納了高等教育領域內對信任問題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學領域中，人們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個人內部的性格特質，或一種經過社會化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人格特征。羅特爾指出，“信任是個體對另一個人的言詞、承諾以及口頭或書面的陳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對他人言行和品質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學家薩貝爾對信任的研究則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因為他將信任的研究引向了從關系結構來理解。薩貝爾認為，“信任是交往雙方共同持有的并對于雙方都不會利用對方之弱點的信心”。而盧曼從新功能主義的視角出發，將信任看作一種社會關系結構，信任不僅僅只是心理學意義上微觀的“人際信任”，而是宏觀的“系統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預防性和懲戒性的措施和機制的基礎之上。這種認識不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種經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襲著盧曼的思路，從社會關系結構和非單純人際角度理解信任。當前，政治學理論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則是對信任問題的開拓性理解。對政府信任的研究顯然是一種對機構與組織的信任，這既是方法論上的突破，也是對信任客體視野的開拓。高等教育機構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和政府監管下的事業機構理應是公共信任的客體，人們則站在主體立場上審視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礎上考慮是否信任它。

國外高等教育領域研究信任問題的路向

國外高等教育領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紀后期興盛起來，相對于上述研究成果來說，高等教育領域內的信任研究大多是應用性研究，即將其他學科就信任問題的一般理論運用到教育活動中，用以解釋信任對教育機構的日常活動以及與教育相關的諸多關系的意義。依照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和研究視角來梳理，可以歸納為三類。

1.從關注大學發展的視角探討信任對于大學內部管理的意義

其一，探討大學自身問題所導致大眾對大學失去信任的情況。前斯坦福大學校長唐納德?肯尼迪在《學術責任》一書中分析大學存在社會信任危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大學中出現的學術不端、行為失范等現象導致大眾對大學信任遲疑；二是由于大學專業性運作造成外界對大學認知的不足，這種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學向外界作出解釋其運行的績效的能力，從而導致日益高漲的大眾對大學的不信任。為此，他指出大學一方面通過進一步完善大學內部管理機制來遏制學術不端行為的出現，另一方面大學人要養成誠實品質來重新贏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討了大學組織模式與教工向其領導者供給信任水平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這樣的問題，用于為大學領導者改善其領導實踐提供幫助，同時也為大學能很好地進行管理決策提供理論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機構中的人際信任問題。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論文中探討大學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際信任問題，提出了改善雙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國著名教育學家馬丁?K?W?施威厄多年來致力于研究教育領域的信任問題。他將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組織中的人際信任問題，并深究信任對于教育機構、對于班級建設和對于學生個人成長的意義，他指出“師生之間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對人的信賴之中蘊含著學校日常生活正常運轉的巨大機遇。師生間的信任能夠幫助他們及早地認識問題并共同建設性地解決問題，信任可以創造一個積極的班級與學校氛圍”。美國學者斯蒂芬?D?布魯克菲爾德以同樣的視角探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人際信任，并將其作為大學教師進行有效教學的策略與技能來看待。

2.從宏觀的高等教育管理過程探究信任的功用問題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討社會信任對南非和澳大利亞兩國高等教育機構交流合作和發展學術事業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與大學教師之間的信任問題，以發現造成政府和教師間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認為這是由哈耶克指稱的福利國家權威主義過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場化喧囂所造成的，這些因素極大地影響到教育管理機構對大學和教師的態度，進而影響到對他們的聘任與留用問題。在考察英國高等教育時，馬丁?特羅曾提出英國歷屆政府對大學信任的逐步下降，并與此緊密聯系的政府對大學的持續敵意。當政府對大學的信任度呈現出下降趨勢時，大學的自我改進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與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來推動大學改革的觀點便叫囂塵上。由此可見，信任對于大學發展具有顯著的外部意義。

3.研究學生（大眾）與教育機構之間的信任問題

社會學家科爾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國第一份全國性的研究報告就顯現出大眾對學校的信任呈現下降的趨勢，該報告披露了美國公立學校在實施教育的機會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時顯露出的低效和無能。他還指出學校失去大眾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計劃發行教育債券和增收教育稅的議案屢遭否決，因而極大地限制了學校的教學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學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認為大學要對專業程度、互動效率、合作意向、釋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約狀況、信息交流機制和道德理性這八個方面采取相應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贏得學生的信任，大學也方能在競爭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財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問題上，他們總結有兩個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為在組織層面分別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層與學校管理層、政府教育管理層與校長、學生與學校、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信任關系。其二是在組織內部研究教師之間、學生之間的人際信任關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從哲學視界撰文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大學為贏得財政支持和迎合社會的需要將更多地提供技術性產品，這勢必造成大學以犧牲自我為手段來順從社會要求和實現自我私欲的膨脹從而舍棄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審思、致學和反思的本性。他還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獵尋各種社會資本，而在于構建學習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應喚起學生和老師熱切地探尋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為此，他倡導學生與老師應通過創建廣闊的學習共同體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為大學生活的追求，將信任作為學生和老師的一種存在方式。

國內高等教育領域信任問題的研究路向

在國內，目前對高等教育領域的信任問題的研究，只有較多的學術論文針對教育機構（組織）內部的信任問題以及教育機構與其他要素間的信任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綜合起來說，這些成果的研究視角大都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1.研究教育機構內的人際信任關系

這些研究往往從工具主義角度來理解信任，即探討如何在教育機構內主體之間培植與運用信任以提高學校管理效率和課堂教學效度。石艷基于對人際信任的關注來探討教育領域中的信任危機、信任類型和信任機制的建立等問題。王福友則探討學術組織中的信任問題，其研究立場也是基于學術組織中的人際信任。在此基礎上他分別探討了學術組織中的信任的來源、信任的實現條件以及信任對于學術組織的意義等問題。與此類似，向東春則聚集于當代大學內部學術人員和行政人員之間的信任關系，指出改善中國大學組織中的信任狀況必須培養學術歸屬感、建立信任機制和實現分工決策制度化。李曄的博士論文《師生信任及其對學生的影響》則以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師生之間的人際信任問題。他認為“信任是增加師生溝通、聯系師生關系的橋梁，是進行有效教育的基礎”。王平也主要探討如何在教學中建構“信任機制”問題。他在研究中所指稱的信任是“學生如何建立起對教學活動的內心期望以及對教師的專業技能、責任和義務的期待”。從研究視角來看，他既研究師生間的人際信任，也對教學活動的信任問題顯示出了關切，這就意味著他對教育領域中的信任對象稍作了擴展，除了將教育領域中的置信對象放置在與教育活動相關的主體外，還將教育活動本身作為信任對象來對待，這便突破了僅囿于教育領域中的人際信任研究傳統。曹正善的研究則從另一方面對傳統的人際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過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義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價值，并認為“信任對教育的意義在于信任是一種獨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體對大學的信任

這一視角將研究立場放置在大學外部，從社會大眾的視角來探討人們對大學的信任問題。新近有關高等教育問責與大學信任關系的研究成為這一路向的顯著反映。柳亮認為從更寬泛的社會視角來看，大眾對整個社會組織都在下降，這其間當然包括大學。“當失望成為公立高等教育系統、市場驅動的高等教育系統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結合系統的一個重要問題，問責的必要就突現出來了”。通過探討問責在何種程度上破壞（或建設）高等教育系統信任的兩難問題，他指出，問責制對于大學信任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通過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學教育對學生的可測量指標更為清晰，同時它又會帶來潛在的破壞性，在滿足大眾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讓大學偏離其公共性，長此以往反而會動搖人們對大學的終極信任，影響到人們與大學的合作關系。另有研究者以選取局部地區的鄉村人為代表來探討我國大眾對大學信任的問題，通過社會調查研究來說明當前我國大眾與大學合作動力減弱、學生放棄大學教育等現象。

參考文獻：

[1]轉引自鄭也夫.信任論[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16，17.

[2]轉引自董才生.社會信任的基礎：一種制度的解釋[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第4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

一、信息素養與媒介素養的含義及相互關系

2003年9月，聯合國信息專家會議發表了著名的《布拉格宣言》指出：信息素養是一種能力，它能夠確定、查找、評估、組織和有效地生產、使用和交流信息，它是人們投身信息社會的一個先決條件，是終身學習者必備的能力。

媒介素養是由英國學者F.R.Leavis最早提出的。1992 年，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作出如下定義：媒介素養是指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使用寬泛的信息技術來制作各種媒體信息的能力。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把媒介素養分為兩個層次： 一個是公眾對于媒介的認識和關于媒介的知識， 另一個是傳媒工作者對自己職業的認識、對傳媒工作規范的了解以及職業精神。

雖然媒介素養比信息素養的概念更早地進入人們的視野，二者的理論淵源、實踐趨向不同，但在信息化時代，二者在差異中趨于融合。媒介作為傳遞信息的載體，信息屬性是其最重要的屬性，媒介也是因為人們對信息的需求而存在的。在新媒介不斷涌現的今天，媒介又成為信息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媒介素養與信息素養是一種共生共存的關系，它們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統一發展，共同構成個體素養總和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一種“綜合素養”。這種“綜合素養”教育是新聞教育的基礎，是新聞學專業大學生必備的基本功之一。

二、新聞學專業大學生媒介素養與信息素養現狀

當前新聞學專業大學生對媒介與信息素養的培養與教育不容樂觀。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媒介接觸內容偏頗，如網絡接觸過多、集中在交流、娛樂類和體育類信息，對傳統媒體關注度不高；二是對網絡缺乏足夠的理性認識，如認為使用媒介主要是為了娛樂消遣，對職業需求和自身素養提升的要求認識不足；三是媒介與信息道德規范認識模糊，信息心理防御意識薄弱、自律意識不足。可以說，在校新聞學專業大學生的媒介與信息素養不高，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三、提升新聞專業大學生媒介與信息素養的必要性

以網絡平臺和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新媒體，是“大數據”時代來臨的重要背景。在這樣一個 “無處不在（整合）、無時不有（在線）、無所不能（交互）”的新媒體時代，數據成為新聞的核心資源之一，新聞從業者面對著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新舊并存、功能互補、邊緣融合、形態創新的全新媒體生態環境，必然要迎接著新聞樣式、新聞生產、媒體形式、傳播形式以及傳受關系將被顛覆的挑戰，無疑對個人的素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比如，如何對龐大信息數據中展現的復雜輿情進行梳理預判？一方面需要通過“數據挖掘”、“數據可視化”等先進技術整合分析網絡、手機領域中不斷產生的數據信息以及其他與社會輿情相關的數據信息，進而收集分析熱點事件，研究媒介傳播內容，分析討論媒介訊息對策，挖掘輿情動向；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批判性思維技能，提高新媒體條件下的快速反應力、輿情洞察力、精準分析力、科學預測力、傳播滲透力、深度解釋力，真正達到對輿情變化了如指掌、應變自如，從而為引導話語走向、構建積極健康向上的話語氛圍提供堅實保障。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應用發展，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異軍突起， 信息快餐化、碎片化傳播已成為一種潮流。人的信息與媒介素養構成了其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影響著人的生存與發展資源的獲得。尤其對于新聞專業大學生、這支未來新聞從業者的主力軍來說，要做到未雨綢繆，適應未來工作的需要，必須提高其信息與媒介素養，做到博學多識、信息處理能力強，才能在“新輿論場”中，做到先聲奪人、搞好新聞傳播和輿論引導，真正唱響時代主旋律。所以，提高準新聞人信息與媒介素養不僅是個人成長的需要，更是職業和時展的需要。

四、提升準新聞人媒介與信息素養的有效途徑

（一）加強觀念引導，提升對媒介與信息素養的理性認識。

媒介素養是新聞學專業大學生必備的一項基本功。但由于媒介素養教育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著新聞教育等同于媒介教育的認識誤區，導致有些人對“媒介素養”認知和重視程度不夠，對提升自身信息和媒介素養重要性缺乏理性認識，對信息批判性理解和接受的能力以及對媒介批判意識的培養以及有效抵御大眾傳媒不良影響的能力較弱。因此，有必要強化媒介與信息素養教育，通過宣傳引導，不斷激發他們主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搜集、判斷、整理和利用信息的熱情，強化他們培養自身批判性思維技能的意識；加強發現、評價、利用和交流信息的能力與正確信息系統使用能力的培養；引導他們充分認識傳媒信息傳播、教育宣傳、輿論監督等的功能，提高甄別、利用信息與輿情的意識與能力，并把媒介素養作為新聞專業大學生的基本能力實施考核、監督，形成制度，常抓不懈。

（二）恪守新聞本真，樹立新聞專業主義意識。

真實、準確、全面、客觀，是新聞價值的最高標準。新聞專業主義強調以服務大眾為中心目標，堅持客觀性和獨立性兩個核心理念。新聞職業精神則涵蓋了職業群體中被廣泛接受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對新聞專業大學生來說，職業操守與意識的培養是媒介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由于很長的時期內傳媒是黨政機關的一部分，傳媒工作者缺乏職業意識。當前新聞職業精神面臨的主要問題，突出地表現在精神動力缺失、職業行為失范和人文精神失落。所以，對新聞專業學生強調加強新聞專業主義意識培養與新聞職業精神架構實屬必要且任重道遠。

有研究指出新聞職業精神的價值取向是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核心支撐是責任意識與社會良知，保障體系是敬業精神與勤業精神。這不僅為我們新聞學專業大學生指明了應該努力錘煉和主修的方向，也決定了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時時以滿足社會與公眾的各種信息需要、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作為自己的神圣職責和崇高使命，必須具有較高的新聞職業素質及專業能力。

（三）加強技能培訓，培養復合型新媒體人。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預示著網絡平臺將成為開展新聞宣傳的最重要的陣地之一，海量的信息與復雜的輿情環境，要求新聞工作者必須是具備深度報道能力的綜合型新媒體人才。首先，要加強計算機和網絡操作應用技能培訓。內容是新聞傳播的核心，但渠道和技術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必要環節。準新聞人需要熟練應用計算機網絡，進一步提升采集、儲存、處理、利用信息的能力。要充分利用圖書館網絡平臺學習和培養獨立查尋信息特別是網絡信息的基本技能，不僅要熟悉圖書館的數據庫和光盤檢索系統，能得心應手地進行館藏文獻的計算機檢索、獲取大量的文字信息，而且要學會圖片、聲音等信息的鏈接、獲取和處理等。其次，加強媒介技能實訓。尋找各種實踐機會，學習媒介技術和媒介語言，力求能靈活操作媒介設備， 掌握媒介使用技巧，重視和提高對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介操作技能的使用和培養。再次，要建立屬于自己的文獻信息檔案。以便了解媒介受眾， 不斷提高信息交流層次，培養分析、鑒別、處理不同渠道來源信息的預判能力以及思辨與策劃能力。同時，要鍛煉學生的行動力，通過學習著名媒體人的報道案例，學習挖掘動態信息背后的深度信息，提高信息溝通、交流與利用能力，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專多能”的思考型、調查型、復合型媒體人。

參考文獻：

[1]孫平 曾曉牧：《面向信息素養論綱》，《圖書館論壇》 2005年第4期

[2] 唐筱童：《新聞學專業大學生的媒介素養教育》，《新聞教育》2011年第6期

第5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社會供給日益豐富，局部甚至出現了供過于求的現象，農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規模小而分散的“小農戶”在面對“大市場”時就暴露出諸如獲取市場信息困難、市場議價能力弱、資本不足、技術推廣緩慢、物流體系不暢等問題，農業的發展當前面臨著極大的困難，能否順利的實現轉型和跨越不僅關系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日本、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也曾出現過類似問題，通過對其農業發展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面對這種情況，農產品的生產往往會出現集聚現象，其中某些還會逐步發展成為在一國市場內占有較高市場份額的主產地，這種主產地在直接生產成本、交易費用、銷售渠道、組織程度、市場議價能力以及競爭手段與策略方面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能夠增加農民收入并促成農業的轉型與升級。可喜的是，經過改革開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國家放開蔬菜生產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續發展，我國部分農產品的生產也初步顯現了集聚之勢，如大蒜、黃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農產品的生產布局出現了競爭導致的集中和變動，真正意義上的農產品主產地在我國正快速形成，農業的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已成必然趨勢①。因此，為了更好地把握這種趨勢，更好地服務于我國農產品的生產經營，更科學地制定農產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進農民收益的增加，實現全國農產品生產的協調，全面提升我國農產品競爭力，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模式、規律進行研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經濟活動的空間布局是經濟學家研究的主要對象，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學者對農產品生產的集聚以及產地間競爭，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與認識，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政策制度。我國在農產品競爭力提升方面也已經采取了很多積極措施，積累了很多經驗，但仍有很多困難。在中國經濟領域的諸項改革中，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幾項矛盾最集中、情況最復雜的改革之一。導致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艱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對農產品競爭機制認識的不完全、不深入，調控措施不當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響農產品的競爭力，哪些個因素起主導作用，影響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響的？這些方面在不同的產區應該是不同的。不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回答，就難以真正了解中國農產品競爭力在產區間的差異。換言之，如果我們不對參與競爭的主產地競爭力進行分析，那么對某一農產品競爭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對其進行全國平均數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結論，只有在對主產地的形成及其競爭力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某一具體農產品的競爭力分析，才是有建設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綜述

    對于經濟活動的區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貫穿整個經濟學發展的各個階段，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國》中對農業區位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為后續的理論發展提供了視角和基礎。進入20世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發達國家農產品的生產逐漸集中，部分農產品出現了在某一國內產量大、市場份額高、市場影響力強的若干主產地，美國、日本等國學者紛紛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研究和解釋，發展成了較為系統的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理論。農產品產地間競爭也成為一個廣泛涉及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多個學科的交叉問題，對其進行審視和研究需要從多學科角度綜合運用相關理論。既需要運用農業區位理論考察農產品生產經營的空間位置與空間分布，還需要從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管理理論出發，對其競爭力進行綜合評價并找出影響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對與本文有關的諸領域研究進行總結與綜述，以期為本研究提供基礎和借鑒。

    (一)農業區位理論

    農業區位理論主要研究的是農業生產類型隨著農業區位而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即商品經濟條件下農業的生產布局。該理論的奠基者是德國農業經濟學家杜能，他在《孤立國》中運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慮各地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的差異下，闡明了市場距離對農業生產集約程度和土地利用(農業)類型的影響，第一次確立了農業類型的區位存在著客觀規律性及優勢區位具有相對性等有關農業布局的重要概念。隨后，韋伯(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其和杜能的“農業區位論”的共同點都在于著眼于成本最小、節省運費。但是這種設想的工農業布局模式卻是一種過于理想主義的圖式，在實踐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導致了工農業生產的空間差異。特別是到了現代，農業中交通運輸、罐頭制造和冷凍技術迅速發展，運費大幅度下降，市場距離在農業土地利用方式決策中日益成為次要因素，農業區位論的直接適用范圍更是大大縮小。和杜能試圖解釋大范圍地區宏觀的農業區位不同，現代的農業區位論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體農場的“農業決策”。影響農業決策過程的各種因素中，不僅包括各種社會經濟因素、技術因素、自然因素，還應包括農戶的行為因素，如個人業務知識、經驗、偏好以及冒險精神，等等。在我國，也有很多學者以“農業區位論”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傅銘②從“農業區位論”的基礎理論出發，對吉林省的農業區位資源進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鄭少鋒③按照農業區位理論和產業演變的一般規律對西部退耕還林地區農業的布局進行了研究。還有的學者對“農業區位論”本身的指導意義和不足進行了研究。付曉東、張西玲④指出了“農業區位論”在地區增長動因和過程分析、地區產業結構及演變分析、地區協調發展等領域問題的不足與缺失。安樹偉、梁增泰⑤指出了運用農業區位理論調控農業生產布局與生產要素投入，從而提高經濟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競爭理論

    西方古典競爭理論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競爭理論，假設市場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經濟人，強調“看 不見的手”對市場調節的作用，主張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理論中，商品交換和競爭過程中，存在著商品和要素價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價格在競爭的作用下，圍繞著自然價格上下波動。19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中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新古典競爭理論。以馬歇爾(1890)為代表的新古典競爭理論認為競爭是市場過程最終會實現的均衡狀態，在均衡狀態下會實現市場均衡以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和諧一致。馬克思(1867)的競爭理論是圍繞著他的商品價值理論和實踐，在剩余價值理論之中展開的。在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中，同一部門內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形成商品的社會價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競爭決定著商品價值的實現程度。馬克思的競爭理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他考慮了競爭過程中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價值形成和實現的影響，從而在競爭理論中第一次揭示了競爭過程的動態性質。

    現代競爭理論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動態競爭和創新理論的初步觀點，認為競爭經濟的實現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企業不斷通過運用新技術來開發新產品，從而實現所謂的創新。競爭推動著企業不斷地創新與技術進步，大企業則逐漸因為創新和技術進步而形成壟斷，獲得高額利潤。克拉克(1950)在創新和動態競爭觀點的影響下，提出有效競爭理論，形成現代競爭理論的一個完整理論體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競爭是由“突進行動”和“追蹤反應”這兩個階段構成的一個無止境的、動態的競爭過程。“突進行動”是先鋒企業首先創新運用新的生產技術，推出新產品，開發新的市場等從而獲得“優先利潤”，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追蹤反應”是指隨后其他競爭企業開始追隨先鋒企業的創新模式，以分得優先利潤，從而使利潤平均化。至此，先鋒企業再次創新，其他企業也不斷追隨，競爭即以這種循環方式不斷持續。20世紀70年代后，現代競爭理論有了新的發展，形成了哈佛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哈佛學派的S－C－P體系采用市場結構(S)、市場行為(C)、市場成果(P)三個概念，認為競爭決策的目標是保證競爭過程達到有效的市場成果，為了保持有效的市場競爭，獲得和諧的市場成果，必須對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進行調節和干預。芝加哥學派則嚴厲批判了哈佛學派的S－C－P體系，他們認為市場競爭應是一個沒有國家干預、由市場力量自由發揮的過程，國家對于競爭的干預應僅限于為市場競爭過程確立制度框架。新奧地利學派的競爭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后，與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同時對反托拉斯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雖方法論和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對壟斷的寬容態度和反對政府干預等觀點是一致的。

    我國學者也有相應的理論研究。洪銀興⑥認為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要由追求數量增長轉向追求質量和效益，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認識和發揮自身優勢，與此對應，在貿易戰略上著重突出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他認為，單純的比較優勢，不一定就能成為產品的競爭優勢，需要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王宇翔、謝科進⑦曾利用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理論研究我國蘋果產業的發展，認為蘋果產業的發展應采取以競爭優勢為導向，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戰略。充分發揮蘋果產業的比較優勢(生態資源優勢、勞動力資源優勢、區位資源優勢)，深化低級生產要素的使用，培養蘋果產業所需要的高級生產要素，重點培養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提高國內需求品質，滿足國際市場要求，完善相關及支持性產業的建設，加強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機會，將蘋果產業的比較優勢充分轉化為競爭優勢，提高競爭力，促進蘋果產業的發展。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競爭理論研究，現有競爭理論主要以動態競爭和創新理論為主流，國內學者主張促進國內產業從比較優勢轉化成為競爭優勢，提高我國產品在貿易中的競爭力，從而占據有利的競爭地位。

    (三)農產品的產地間競爭

    依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當農產品的生產開始出現過剩時，產地間的競爭則開始顯現⑧。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學者著手研究農產品的產地間競爭問題，其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認為影響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產地的自然條件、地區條件、資本條件以及制度條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國隨后出現了一系列關于農產品產地間競爭方面的實證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對美國東北部肉雞產業的競爭狀況進行了分析，認為美國的肉雞生產形成了產地，但產地在不同時期因競爭而不斷變化，進而運用影子價格建立了產地間的競爭模型，并指出肉雞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則以田納西州的洋蔥為研究對象，采用結構分析法對田納西洋蔥市場價格及市場份額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影響其價格的因素主要是運輸等物流成本，而導致其市場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則是晚夏洋蔥的上市。

    我國也有部分學者研究了農產品的產地間競爭問題，耿獻輝、周應恒(12)利用產地集中度系數和生產規模優勢指數測度了我國梨生產的格局變動與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認為我國梨的傳統主產地競爭力不斷下降，而新疆、陜西等新興主產地正在形成，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傳統產地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機會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種選擇制約。鐘甫寧、劉順飛(13)認為我國水稻生產布局近年來出現了較大變化，在各區域水稻相對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異以及資源條件約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區和長江中下游區播種面積減少較多而東北區實現了較大幅度增長。伍山林(14)認為中國的糧食生產具有穩定的區域變化特征，農村人均耕地資源和非農業產業就業是這種區域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夏曉平等(15)認為自然資源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非農產業發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決定我國肉羊產地競爭力的核心因素。黃季煜等(16)對山東70個村的調查數據進行了分析，認為在以蔬菜生產擴張為主的種植結構調整中，一個地區的市場基礎設施的改進和交通設施的完善是促進農戶種植結構調整的主要決定因素，而現代零售市場和有名無實的農民合作組織則還沒有產生積極作用。鄭風田等(17)則從農業產業區的角度對影響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專業化分工以及交織的區域社會關系網絡對于競爭優勢的產生具有決定 性作用。綜合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認為自然因素對農產品產地的影響正日益縮小，而社會經濟因素、技術因素作用則在迅速增強。我國農產品生產正在逐步實現從自然布局到經濟布局的轉變。

    (四)農產品主產地的形成

    關于農產品主產地的形成理論可以追溯至產業集聚理論，因為主產地的形成也是一種廣義上的產業集聚現象。最先提出產業集聚概念的是馬歇爾(1890)，他認為導致產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為勞動力的市場共享、專業化中間產品和服務以及因企業創新而引發的技術外溢三個層次。此后針對工業區位轉移現象，韋伯(1909)通過系統研究勞動力、區位、集聚等因素工業區位集中的影響，提出了相應的“工業區位論”。胡佛(1948)則在沿襲韋伯和馬歇爾的分析框架基礎上，通過對運輸成本的進一步細化，將工業區位論進一步發展成為終點區位理論和轉運點區位理論，認為規模經濟、本地化、都市化是產業集聚的主要原因。后來人們發現傳統的區域經濟學將空間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產要素的流動成本的相關假設與現實不符，終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擴大了傳統區域經濟學研究范疇，將空間、信息、創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應等因素納入了經濟活動空間布局的影響因素之中。

    20世紀60年代，以淺見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為代表的日本學者，結合本國農業的生產實踐，將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理論逐漸發展成為主產地形成理論。其中，崛田忠夫⑦所歸納體系較為完備，該體系從農業生產及內部組織入手，將農產品產地的形成解釋為農業生產活動在空間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與氣候的影響并隨著時間發生變遷，認為在時空的共同演進下，地域環境相近的農業生產相互依存，逐步展開機能性推展直至確立農業生產地域，即產地，同時依據生產廣度與密度、生產方法的特殊性、市場評價、農戶組織等因素，將主產地的形成劃分為生產地區、產地、主產地、高度主產地四個層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對后來日本的農業政策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運用日本學者的主產地形成理論，我國學者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韓曙、黃淑佳(19)認為當時以城市近郊為主的蔬菜生產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需要。李岳云、盧中華、凌振春(20)對我國蔬菜生產的區域化趨勢進行了分析，指出雖然當前我國蔬菜生產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卻有向具有綜合比較優勢區域集中的趨勢，并指出這種趨勢是由生產者的利益驅動并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和集聚效應所實現的。盧凌霄(21)利用區位熵指標對我國蔬菜生產的集中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我國全國層面的蔬菜生產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區域集中的趨勢，蔬菜的全國性主產地正在形成，并給出了我國蔬菜產地集中的政策建議。周應恒等(22)認為農民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種植決策改變(改為種植主產地蔬菜)，主要是由于農戶、生產技術、市場、企業、政府和特定機構發揮相關職能等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帶來了規模經濟、外部經濟以及機會成本，從而在產地競爭過程中凸顯比較優勢而形成主產地。

    (五)對現有研究的評述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在以下兩個方面已經較為豐富：一是農業生產類型隨著農業區位的變化及其規律；二是農產品主產地形成的動因及機理，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和角度。

    但是目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力的研究卻較多的選擇以比較優勢為評價標準，通過局部、靜態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約產地競爭力的因素。這就造成了只能對部分可量化指標如生產成本、要素成本等進行分析，而忽略創新能力、經營組織、社會文化和歷史因素的基礎作用，同時，更缺乏對農產品不同產地間競爭格局的歷史變遷所進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討，這都將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問題的現實和理論認識產生制約作用。有的研究雖然闡明了單個產地的行為模式與產地競爭結構的對應關系，但對于產地競爭結構的長期變化仍舊缺乏系統探討。從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到交易費用理論、競爭優勢理論再到近年興起的動態競爭理論，經濟學家對國際貿易、工業企業的競爭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相對而言，上述理論在農業領域的應用就顯得單薄，尤其是動態競爭理論，尚未見到在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研究領域的直接運用，因此，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個動態的研究框架。實踐證明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也適用于當前農產品的生產經營，無論是農民合作組織的出現、差異化的產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產函數的某種創新，亦會對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

    三、動態的研究框架

    (一)動態分析的理論基礎

    農產品的競爭力實際上就是農業內部不同農產品產業的競爭力，即在農產品的生產、集中、加工、運輸、銷售等過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各種組織的效率在市場上的體現，是農業經濟和戰略管理學科共同的研究問題。因此，必須將農產品競爭這種經濟活動納入競爭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進行考察。

    農業的經濟活動具有范圍廣而邊界模糊的特點，從初級農產品到食品之間的產品形態也多種多樣，因此，為了界定明確的研究范疇，建立恰當的分析框架，學者們對農業經濟活動進行了類別劃分。Breimyer(1960)將農業的經濟活動劃分為三個類別，即初級農產品生產、將飼料轉化為動物性產品、食品產品的市場營銷。后來這一理論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資源的所有權與管理、最終消費品與初級產品、價格趨勢的關系。在此基礎上，Abbott與Bredahl(23)根據由農業到食品產業的各環節及其產品與最終消費品之間的關系，將農業經濟活動劃分為無差異初級產品的生產、差異性初級產品生產、由初級產品向半加工產品轉化、由初級產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費品的轉化四種類型。無差異的初級產品競爭力取決于生產、運輸成本，運用古典的農業區位理論即可對之進行有效分析，此階段的競爭策略即所謂的“低成本競爭”。由于市場需求的有限，隨著生產的逐漸升級，農產品轉入“差異型”競爭。

    競爭力是一個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管理理論交叉的范疇，研究競爭力必須從產業組織和企業戰略管理的角度出發。Porter(1990)在對國家某一產業競爭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鉆石理論”(24)，他認為，一個國家某種產業的競爭力取決于四大關鍵要素，即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人力資源、知識資源、資本 資源、基礎設施)、需求條件(主要是本國市場的需求)、相關與支持性產業的表現(主要是這些產業和相關上游產業是否有國際競爭力)以及企業的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的表現。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兩個變數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通過政策調節、創造競爭優勢上)與機會(包括重要發明、技術突破、生產要素與需求狀況的重大變動以及其他突發事件等)，形成鉆石體系。

    波特對產業競爭力的評價方法是公認的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研究國際競爭力的典范，后來也被許多學者運用到農產品競爭力的分析中來。如Hobbs(25)運用這一理論分析了丹麥豬肉產業獲得國際競爭力的過程。丹麥的豬肉產業不具備資源稟賦優勢，但是通過產業組織和產業內部的大規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實現了在縱向產業鏈上的多種創新，包括建立確保產品安全性和提品信息的產品追蹤體系、專門的市場條款等，顯著提高了丹麥豬肉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同時，競爭優勢的實現又離不開比較優勢的發揮(26)，充分發揮經濟的比較優勢是波特“鉆石體系”中四大關鍵要素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經濟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及組織生產活動，產業和整個經濟才能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余，從而創造出競爭理論所重視的“高級生產要素”，遵循比較優勢是企業和國家具有競爭力的前提。

    (二)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的影響因素

    由于農業生產以及農產品的特殊性，農產品產地的競爭力主要受以下兩類因素的影響。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質量、品牌以及產品差異性。其中成本與質量是基礎，是形成產品競爭力的基本來源，與產地的自然條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基礎設施、農戶經營水平以及產業組織化程度等基礎因素密切相關。隨著農業產業化的不斷深入以及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品牌以及產品的差異性對競爭優勢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也是農產品產地間競爭日趨成熟的表現。

    2.基礎因素

    主要包括農業的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科技水平、農戶經營水平、產業組織化程度以及產業政策。其中，農業的自然資源雖然屬于初級生產要素，但是對農產品的質量與產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較大影響，最終影響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業的基礎設施屬于農業生產的高級要素，主要影響農產品的成本，進而影響其競爭力；農業的科技水平包括技術開發及技術推廣，也屬于高級生產要素，是提高產品競爭力的最有效途徑；農戶的經營水平及產業的組織化程度則直接影響產品的質量與成本以及產業規模，從而影響產品競爭力；產業政策是政府指導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最終提高產業競爭力。

    在上述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著眼點放在產地間的競爭與市場營銷戰略的關系上的話，那么我們認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煉為以下五個因素，亦即：組織行為、市場結構、農戶行為、技術結構、自然屬性。同時，產地整體競爭力的增強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見圖1。

    

    圖1　影響競爭力的5個因素

    (三)建立動態研究框架的意義

    結合產業組織理論、營銷戰略管理以及競爭理論，著重依據上述影響競爭力的五個因素探討農產品產地間的競爭問題，必然涉及市場結構的變化以及產地經營組織及農戶行為模式的對應，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長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時這種分析也必然是一個動態的分析框架。

    建立動態的研究框架，可以彌補我國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研究的不足。從目前農產品競爭力研究的現狀來看，國內農產品競爭力研究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范圍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從比較優勢出發，從產業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單純的比較優勢不一定能成為競爭優勢。因此，只從產業的角度進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還必須針對農產品的產地，從農產品生產運營組織的角度，對其競爭戰略和組織的績效進行研究。所以，對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應該將產業組織理論與企業戰略理論特別是營銷戰略理論相結合，同時借鑒最新的競爭力研究范式，使我國對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更加全面與深入。

    二是對競爭力的影響因素認識不充分。現有文獻對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給方面，而缺乏對需求因素的考慮，即農產品消費者的需求和偏好變化對競爭力的影響。同時，現有文獻對供給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給中的生產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說上述對農產品競爭力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已成為國內現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個較為全面、動態的研究框架，廣泛運用產業組織理論和企業戰略理論，同時借鑒最新發展的競爭力理論，可以為我國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建立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國內學者對于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理論的研究視角，同時通過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過程的觀察，總結適應不同類型產地的競爭策略和競爭手段，為我國正在形成的農產品主產地提升其自身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可借鑒的成功經驗。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釋：

    ①苗齊：《中國種植業區域分工研究》(博士論文)，南京農業大學，2003年3月，第17～18頁。

    ②傅銘：《吉林省農業區域優勢分析》(碩士論文)，吉林大學，2009年4月，第21～29頁。

    ③李瑜，鄭少鋒：《農業區位理論與西部退耕還林區農業產業布局研究》，《農業現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曉東，張西玲：《平原農業縣如何發展工業經濟——以河南省滑縣工業發展為例》，《工業技術經濟》2004年第2期。

    ⑤安樹偉，梁增泰：《陜西省西鄉縣土地生產潛力與人口承載量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銀興：《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兼論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理論的缺陷》，《經濟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謝科進：《從比較優勢走向競爭優勢——以我國蘋果產業為例》，《黑龍江對外經貿》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區蔬菜產地的競爭策略問題》，《中國農村經濟》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⑩Hui-Yuan Chen Wu, Robert L. Jack, Dale Colyer. The Northeast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Broilers. NJARE, April 1985.

    (11)Stephe n W. Fuller, Oral Capps, Jr., Haruna Bello, Cart Sharer. Structure of the Fresh Onion Market in the Spring Season: A Focus on Texas and Its Competition.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91.

    (12)耿獻輝，周應恒：《從集中走向分散：我國梨生產格局的變動解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0年第9期。

    (13)鐘甫寧，劉順飛：《中國水稻生產布局變動分析》，《農業技術經濟》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國糧食生產區域特征與成因研究——市場化改革以來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曉平，李秉龍，隋艷影：《中國肉羊產地移動的經濟分析——從自然性布局向經濟性布局轉變》，《農業現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黃季焜，牛先芳，智華勇，董曉霞：《蔬菜生產和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因素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7年第7期。

    (17)鄭風田，顧莉萍：《準公共服務、政府角色定位與中國農業產業族群的成長——山東省金鄉縣大蒜個案分析》，《中國農業觀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韓曙，黃淑佳：《關于蔬菜商品生產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業時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盧中華，凌振春：《中國蔬菜生產區域化的演化與優化——基于31省區的實證分析》，《經濟地理》2007年第3期。

    (21)盧凌霄，周德，呂超，周應恒：《中國蔬菜產地集中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山東壽光批發商數據的結構方程模型研究》，《財貿經濟》2010年第6期。

    (22)周應恒，謝美婧，熊素蘭，周威山：《江蘇邳州大蒜主產地形成機制研究：農戶規模化種植視角》，《農業經濟問題》2010年第9期。

    (23)Maury E. Bredahl, Philip C. Abbott, and Michael R. Re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4.

    (24)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李明軒、邱如美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67～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