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改革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一、所有制關系
1.所有制變革。20世紀80年代,由匈牙利、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開始,蔓延到蘇聯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相同。東歐國家的改革,實行國家所有制并發展市場,取消命令經濟。改革產生了一些變化,但是不徹底。
從中得出的第一條經驗教訓是,一個有效能的市場或者說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結構、財產所有權結構中私有制占主導地位和財產私有權的支配地位。這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所有制所有權結構中的地位,不是以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反映,而是以企業的規模與性質去決定。如大型企業、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私有性質。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謂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明確的、明晰的,它或者是專門的投資機構、或者是投資者集團、或者是某位個人。所謂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不明確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險機構、或者是銀行及投資基金、或者是證券市場中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所有制結構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東歐改革中,這一問題曾引起較大爭議;我個人認為應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導、但是從過程發展的順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從人格化的所有者開始,逐步進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支配地位。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是,運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允許并鼓勵個人所有制即個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權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為地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
2.東歐國家國有企業變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如何處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兩種設想,一是出售所有權,二是分配所有權。
其具體操作有多種方式與技巧,如抵押、股權證等。所有國民及國有企業員工都能得到國有資產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權。捷克和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中指出,對國有企業應采取拍賣等形式銷售,而不是配置給國民。如果每位國民都分配,企業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沒有所有者,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普遍問題。
國有企業常常出現虧損而資不抵債,對這樣的企業不能拍賣銷售,只能破產。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條經驗教訓是,對于國有資產不應分配給每位國民,但可以大規模銷售出去。
3.如何選擇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所有制變革、企業變革,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是由企業內部人擔當還是由企業外部人承負,是Insider還是Outsider,用效率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難的。當私有制被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后,企業內部員工的愿望是誰靠近火誰先得到肉(注:中國相應的說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Outsider作為企業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這是因為,Out-sider更易于監督企業管理者,如果企業管理者沒有效率,來自外部的企業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將其解雇。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條經驗教訓是,對于由誰來擔當企業未來的所有權人,Outsider比Inside,獲得所有權要好。當然從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應鼓勵Outsider所有制。
4.怎樣對待虧損企業。企業由于虧損資不抵債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產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一個有秩序的過程,債權人將分割破產企業,以拍賣的形式將其肢解賣掉,可能會有人買下整個企業。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條經驗教訓是,對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重要的手段是通過破產與清償實行私有化。
二、經濟運行中的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
在東歐國家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我們必須去做兩個重要方面的改變。一是自由化,即廢除早期對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行政約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變革,包括勞動的自由、放開價格、市場進入與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變所有制。那時起,我們需要新的約束、新的規則。在原先經濟條件下,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一種行政管制,體制上分為上層的管理部門和下層的執行者,通常由上層下達命令,由執行者執行命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上是一種平行的、橫向的關系,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買者與賣者的關聯。這種市場約束成為我們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問題。因為在過去,人們習慣于遵命。而現在市場經濟中,賣者與買者不是被命令與命令關系,但卻出現了賣者不能按照承諾兌現合同、拖延時間不按期交貨;而買主則在收到貨物后不履行付款義務,以至形成債務連鎖反應。
約束系統的另一個層面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銀行借款給企業,而企業作為貸方卻既不還本又不付息。這在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中,違約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還遠不適應。在《短缺經濟學》中,我討論了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危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拖欠的債務總會由政府處理掉。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條經驗教訓是:改革需要新的規則與約束,一個有效能且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強化合同管理、嚴肅全融紀律秩序和硬化預算約束都是必要條件。
在制度變遷的初始階段,銀行仍為國家擁有,這是造成軟化預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不能得到償還,這成為一種隱蔽的財政補貼。一些企業看上去擁有很多財產,但虧損的窟窿卻更大,壞帳、呆帳很多。在經濟運行中,應該注意呆壞帳指數,如果指數很高,那會對銀行系統構成威脅,成為一種定時炸彈。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會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突然發生。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條經驗教訓是,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是沒有透明度的,應清理和改組那些不能依據審慎和縝密的銀行業務規則運行的金融部門,將來完成銀行部門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設
新的規則、紀律、約束能夠得以遵循、遵守、執行,必須有制度保障,這要從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產法、合同法、會計法、銀行法等等。法律規范必須嚴厲、明確,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系統,且法紀亦嚴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師應起重要作用。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條經驗教訓是,強化國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運行的南場經濟的必要條件。
四、對腐敗行為的防范監督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參考文獻】
經濟學是考察社會經濟現象、行為及其規律的學科,而計量經濟學則是揭示經濟學理論所考察的社會經濟現象之間的數量規律。計量經濟學的學習與應用能力,關鍵取決于能否運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觀察理解經濟現象,能否構建恰當的經濟模型,能否準確進行參數估計與模型檢驗,使研究結論客觀反映經濟規律,進而為政策決策提供有意義的參考。目前,雖然計量經濟學已被列為高等院校經管類各專業的重要課程,但我國計量經濟學教學與研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進一步培養好計量經濟學人才任重道遠。為更好提升學生學習和應用能力,應著重從以下方面入手進行計量經濟學人才的培養。
(一)有助于培養學生觀察與分析經濟現象的能力
計量經濟學重在培養學生基于經濟學理論觀察社會經濟現象,勇于提出問題。譬如,在研究通貨膨脹時,學生應回顧成本推動型、需求拉動型等通脹形成機制,思考這些理論能否解釋現實。以始于2009年下半年的通貨膨脹為例,顯然,每個人都經歷與感知到了該輪通貨膨脹對自身的影響,企業家感覺到原材料上漲,居民感覺到菜價上漲,學生發現食堂飯菜價格上升。對于計量經濟學的學生來說,首先要思考此輪通脹的原因與貨幣供給過多是否相關,進而要思考此輪通脹與過去通脹是否存在相同特征。教師要將這些問題引入課堂,適時引導學生思考與研究社會經濟現象,這實質就是培養學生學習與研究計量經濟學的能力。
(二)有助于培養學生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能力
計量經濟學教學是引導學生應用經濟學理論理解經濟問題的過程。由于社會經濟現象的形成機制非常復雜,對同一經濟現象經濟學家存在不同的看法。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發展日新月異,這種快速的知識更新使得師生需要不斷學習與研究。此外,經濟現象本身也伴隨經濟體制、運行機制與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復雜變化,對這些日益復雜的現實經濟現象的深入考察,也考驗著我們運用計量經濟模型的能力。因此,深刻理解經濟現象及其背后的機制,重在能否正確應用計量經濟學。仍以通脹現象為例,學生可能首先聯想到的是貨幣需求函數,此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比較分析消費價格指數(CPI)與廣義貨幣(M2)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觀察,M2增速于2009年起快速下降,但與此同時,通脹卻表現出持續上漲的態勢。該現象提醒我們,若以非線性貨幣需求函數建模,則可以揭示通脹與貨幣需求間的復雜關系。為此,適時引導學生針對我國特定的數據,探索性研究通脹與貨幣需求間的復雜關系,能夠培養其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有助于培養學生研究計量經濟理論的能力
高等教育的重要落腳點是開發學生創新能力。在計量經濟學學習中,學生的創新能力體現于能否發展計量經濟學理論。比如,通過引導學生觀察通脹現象,逐步提出以下問題:如何檢驗通貨膨脹與M2是否是平穩序列?這兩個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該關系是否具有非對稱、非線性的特征?怎樣檢驗與估計非對稱、非線性的長期均衡關系?要回答以上問題,必須學習與發展計量理論,這需要我們拓展既有非平穩時間序列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因此,在研究中準確理解與應用相關理論與方法,特別是針對數據特征拓展計量理論,是培養與提升學生學習與應用能力的重點。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實踐改革路徑
現代計量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有:單位根檢驗與基于非平穩變量的建模技術;描述經濟現象復雜動態性的模型;使用面板數據建立的模型。這些理論與方法與之前的經典計量經濟學相比存在較大區別,為使教學與現代計量經濟學的發展相適應,許多教師從教材改革、教學方法創新、突出實驗教學等角度思考了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改革。基于培養學生能力這一角度,借鑒以往教學改革的有益建議,結合我國計量經濟學教學的現實狀況,在計量經濟學教學實踐中,嘗試從以下方面踐行教學活動。
(一)立足引導與啟發
首先要清晰講授相關概念、理論和方法,梳理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適時對學生提出問題,培養其智能。例如,在講解參數估計量的線性無偏最小方差性質中,應分析估計量是被解釋變量的線性樣本組合,從而引導學生認識估計量的本質,在理解估計量為一個隨機變量的基礎上,提出其是否服從特定的分布,最終引導學生理解估計量的方差以及對備選估計量的方差分析比較。基于估計量的有效性,再講解漸進無偏與漸進最優估計量。接下來,適時展示線性無偏最小方差估計量的仿真結果,以此引導學生理解基本的計量經濟理論,把引導學生學習和“教會學生學習”一體化。
(二)貫穿“理論、方法和應用”三位一體
在教學中因勢利導,從經典計量經濟學適當拓展到現代計量經濟學,并據此闡釋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注重學生的學習反應,清晰介紹相關前沿理論。培養學生學習與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能力重在:一要闡釋回歸分析的產生背景及其內涵;二是要培養學生根據我國數據構建計量模型的能力;三是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對講授內容進行延伸。計量經濟學前沿的理論與方法集中在文獻中,應根據學生的知識基礎與結構從教材延伸至文獻中。比如,在講授異方差時,適時引出ARCH模型及其應用;在講授面板模型時,適時延伸到動態面板模型與廣義矩估計,并結合我國各省市城鎮居民收入的面板數據,介紹動態面板模型和廣義矩估計的分析思路。這種適時適度地引申新的知識,不但使學生深入理解基礎概念,還啟發學生拓展知識進行應用研究。
(三)充分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術
針對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望而生畏的現狀,我們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術,通過編程將計量經濟學中晦澀難懂的估計與檢驗理論轉化為仿真結果,使得學生對抽象數學公式的模糊認識,轉化為對仿真圖形直觀深入的理解。比如,線性無偏有效估計量的統計含義,既是參數估計中最基礎的知識,又是大多數學生難懂的部分。在教學中采用仿真實驗和仿真圖形,讓學生對抽象的計量理論產生直觀的認識。又如,模型的誤設定(如隨機誤差項的異方差性)及其導致的相應后果,是學習傳統線性計量模型基本假設的重點,由于需要較強的數理統計學基礎,這部分內容不但學生難理解,也是教師難以詮釋清楚的問題。通過仿真實驗結果能夠形象展示違背經典計量經濟假設下所導致的結果,促進學生對設定正確模型的重要意義產生深刻理解。這種仿真實驗的教學模式不僅避免數學方面繁雜的推導過程,防止學生對計量經濟理論“望而生畏”,還培養了其創新性的學習與研究能力。
三、計量經濟學教學創新策略
不斷創新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學生主動學習”與“干中學”這種新型教學理念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在教學實踐中,我們采用如下策略。
1.在課堂講授中有意識地提出問題,與學生互動,共同討論問題,適時延伸問題,將學生引入到對相關前沿文獻的學習。例如,為何采用標準差衡量估計量的精度?OLS與廣義GMM的估計原理區別在哪?單位根檢驗統計量的概率分布為何區別于常規分布?通過不斷提出類似問題,與學生“互動式”討論并且解答問題,不僅可以啟發學生的思維向深度與廣度發展,還有助于激發其學習積極性。
2.在課堂教學中協調理論講授、案例分析、實驗教學之間的關系。課堂教學的核心是模型設定、參數估計與假設檢驗等,案例分析和實驗教學的目的在于幫助學生直觀理解理論和方法,并促進其學以致用,能夠進行經濟學研究,但絕對不應以軟件操作教學替代基礎理論的教學。在講解理論的基礎上,適時操作相關的計量經濟學軟件,解釋軟件輸出結果,是實現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融合的有效路徑。
(一)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1.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體教學的特點是信息量大、時間節省、圖文并茂等,可以將文字、圖表、聲音、動畫、視頻等高度集成于學生的教學中[2]。隨著多媒體等教學手段的運用,部分教師為了省事,在授課中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著電腦念,而不是講,電腦內容繁多,學生應接不暇。2.考核方式單一,限制了教學活動的靈活性。隨著我國教育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新的學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斷推行,部分課程的學習有所壓縮,尤其是政治經濟學課程,課時壓縮得更為厲害,可是課時壓縮而內容在增多,這時考核的方式還是以前的考試內容,這樣教學活動比較死板。教師需要在講授課程的時候更多的考慮學生最終考試的問題,授課就成了只講重點,不顧細節,形成了盡量在有限的課上時間講解考試將會涉及的重點內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應試教育的誤區,學用聯系成了空談,教育的目的無從談起,忽視對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最終使學生長期以來養成了是考試的內容就學,不是考試內容的就不學,這是典型的“應試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從課程本身來說,主要表現為:一是認識方面存在誤區。很多學生(包括部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尤其是理科學生,更是簡單地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經濟”,以死記硬背來達到通過考試的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目的。二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其理論邏輯性比較強,而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復雜[1]。只有在學習并理解了其基礎理論之后,才能對其進行有效應用。目前的現狀是,學生不僅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而且認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自身的用處或就業沒太大用處,故而不重視對該課程的學習。
二、我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改革教學內容教學內容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核心,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即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在教學內容方面做到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當然,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過新知識的增加、舊知識的刪減。當然,改革必須得圍繞強化和貼近實際的主線,嚴格遵循客觀規律,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教學新模式。以往的教學內容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總結性講授,對學生在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形成了某種誤導,導致學生誤認為經濟的差異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說,政治經濟學內容改革要使學生真正學習到預期的知識,重點對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壟斷資本主義及剩余價值等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
(二)改革教學方法教學的方法對于學生學習意義重大,所以教學方法首先需要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科學的重要理論觀點,理論緊密聯系實際,需要高校不斷增強教與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高校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密切聯系當代的實際,仔細分析是否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真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缺點,積極總結好的教學方法,尤其應當學習和借鑒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師理論功底,創新教學方法分析當前形勢,雖然網絡授課、遠程培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高校老師仍將會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授課教師的理論水平、教學技術和科研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學校要加大對于教師隊伍的教育培訓力度,通過下達合理的科研任務,督促教師為高校授課不斷學習和研究,同時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對于完成任務好的教師給予一定獎勵;對于不按規定教學,完成不好的教師進行一定的處罰,從而激勵其更好地開展教學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學科一樣,是理論課程,如何才能使理論更好地被學生所理解和運用,那就必須要與實際相結合,科學告訴我們,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可以指導實踐,理論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促進生產和生活的不斷進步。
全面提高農村市場主體的素質,使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顯著提高。建立和完善農村市場運行機制,應從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市”兩個方面:在深化改革方面,通過深化農產品價格體制改革和大力推進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健全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農產品成本控制機制、市場供求機制、市場競爭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在依法治“市”方面,進一步完善市場交易規則,建立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健全農業行政執法體系,創造和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和市場環境。調整財政信貸分配格局,加大農村經濟發展扶持力度程傳興強調,農業是弱質產業,客觀上需要支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形勢下,農業發展迫切需要國家加大財政投資力度。
二、加強經營體制改革,培育農村市場主體
1.引導農戶適應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市場經濟調節范圍的擴大,農戶參與市場的程度也在提高,但總體上還是不能適應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由于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生活,習慣了國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決策的經驗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在掌握市場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運用農業科技也受到限制對外招商引主體。農業投入問題是長期困擾農業發展的“瓶頸”。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來培育農村市場主體,啟動境外資本、工商資本、民間資本進入農業領域是招商引資的主要任務。
2.組建公司興主體
主要是發展公司制農業,按照現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農業生產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產型和復合型的農業企業。
3.鼓勵干部轉化為主體
根據上級有關政策,鼓勵機關干部、科技人員離崗創業,興辦和領辦農業經濟實體。
三、加強市場環境建設,健全農村市場體系
1.發展成熟的生產要素市場
勞動力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我們應改革過去那種不合理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鼓勵富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加快小城鎮建設,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同時,還要加強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知識培養,提高他們的素質,以增強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資金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緩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資金不足。因此,我們應著力解決農村的資金問題。我們的政府應轉變職能,加快農村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
2.政府應加強對各種政策法規的調控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立法空白區制定相應的促進農村市場經濟改革的政策法規,按照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貫徹執行,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我國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所承載的權益是不一致的,這種城鄉不統一的戶籍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因此,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城鄉統一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使戶籍登記能夠準確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職業狀況。由于“二元結構”的限制,我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2億,流動人口已經從城市體系中占較少比例的群體成為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城市的經濟聯系、社會聯系日益密切化。同時,由于流動人口成為城市體系的邊緣人,他們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會排斥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公平和建設和諧社會,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因此,隨著城鄉遷移和人口流動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戶籍制度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迫切需要推進城鄉戶籍體制和相應的公共福利體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國醫療、養老、住房、勞動保護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鄉不統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礙了城市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吸收。因此,要通過建立城鄉統一的教育和醫療衛生制度,消除在城鄉分割制度下農村勞動力在獲得教育、技能培訓、健康與營養等人力資本投資方面與城市勞動力存在的巨大差別。
四、興辦村辦企業是實現農村發展的有效方式
農村的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經濟問題。而如何搞好農村經濟?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是興辦村辦企業,通過集資或引資等渠道在每個村莊內搞一個或兩個這樣的集體企業。這樣的企業有很多好處,如,吸納本村的勞動力。本來,在農村地區有許多農民到城市里打工,而現在不用出本村就可解決就業問題。由于企業有一部分賺的是城市的錢,這樣資金因素便可以流通到農村來,進而加快實現村辦企業的原始積累,加快了資本的流通速率。資本的生命在于流通,農民掙了錢而后又以各種方式用于消費,這實際上是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支配能力。
因此,加強和深化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新農村經濟建設的基本途徑。要建立和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加強經營體制改革,培育農村市場主體,加強市場環境建設,健全農村市場體系,完善農村商品流通網絡,加快建設農產品現代流通體系規范農村市場秩序,加強農村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在上述方面進行改革,促進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市場經濟;政府職能;行政執法模式;
正文:
一、市場經濟及其特點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是社會中最太的所有者、經營者、投資者、管理者和社會產品各個層次的分配者。行政權力無所不及.行政管理的范圍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要廣泛。政府主要通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對企業活動進行指揮和控制。使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庸,喪失了自主經營的活力,從而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不容。
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造就了單一的行政命令——行政服從。市場經濟具有企業經營自主化、經濟關系市場化、競爭的平等、公平化、宏觀調控間接化、經濟活動的法制化、經濟生活的開放化的特點。其本身的特點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要求行政命令與行政服從轉向多元化的關系。這正符合現代民主建設的要求,因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配置資源和引導經濟運行的手段。也會在政治上有所表現,政治在一定的程度上還要為其服務。市場經濟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民主。市場經濟促進了民主主體的發展和成熟。廣大群眾是民主的主體。主體得不到發展成熟,是沒有任何民主可言的。在民主主體發展成熟的過程中,市場經濟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馬克思在談到商品、市場關系高度發展條件下的生產對人發展的影響時指出:它“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市場經濟同時還導致人的依賴關系的解體。造就出具有“獨立性”的人,使人從狹隘的地域中走出來,成為具有開闊視野的人。使人告別了惰性心理。成為具有奮發進取精神的人。市場經濟促進了民主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自由、平等和獨立。這與作為民主基本原則的平等、自由和法制是相統一的。市場經濟要求尊重每個人自由、獨立的發展。尊重每個人的意志權利。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市場經濟的這一實質與我們今天倡導的“以人為本”的理念又是相符的。所謂“以人為本”的本來意義就是以人為根本,就是以人為中心,因為人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根本。馬克思認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今天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保護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幸福。促進人的發展。要求尊重人的人格尊嚴,在任何場合中。都要把人作為人來對待。因此,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必須從“尊重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做起。
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實質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職能和行政體制已不再適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求我國政府進行職能轉變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
二、政府職能轉變與行政體制改革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主要是命令——服從模式,手段多為直接干預和管理。過程大多缺乏公衙棼羼l1缺民主參與機制,在整體上則缺乏有效的限制歸責機制和保障相對人權利的救濟制度。市場經濟要求箭敢權酌運行實現公開化、民主化、科學化。不可否認,傳統行敢體制(改革以前的行政體制)在我國的形成具有某種必然性。
也曾經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回頭來看,傳統體制在形成時就孕育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全能政府,目標多元性與手段單一性麟盾鐓府的角色沖突和角色錯位,大一統要求和協調困難矛盾。從結果上看,傳統行政體制的內在矛盾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人們常常在‘真理’的名義下捍衛謬誤,用良好熱忱的主觀愿望代替冷靜自處的客觀規律。然而。悲劇正是孕育在從良好愿望出發的美妙構想之中。并不是邏輯和理論迫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而是現實迫使我們不能不相信市場經濟。因為我們不能忍受貧窮和落后。’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被提上議事日程之后,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并為之羼務的行敢體制的轉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體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職能的轉變。主要是指從過去政府機關直接組織管理經濟活動的經濟主體身份.轉變為間接地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督檢查、宏觀調控的行政主體身份。在新形勢下的政府職能,主要是宏觀調控,即統籌規殳I。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高服務和檢查監督。采用符合市場規律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壤進行宏觀管理;促進經濟和社會更快、更好地發展”。輕濟體制本質上的行政權本位主義,決定了行政權在這種體剽的夏個基本特征。第一,范圍的廣泛性;第二,作用的單方性;第三。權力行使的非規范性。市場經濟的建立對行政權提出了與此完全不同的要求。即行政權與市場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承認并尊重市場主體權利的相對獨立性,從而必須轉變政府原有職能。行政權對市場的調控應遵循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列,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行政權在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均褥發生報應的轉變所謂的“全能政府”不可能在社會的各方蕊全部鏃到拉。以達到與執法模式相匹配,市場經濟的建立要求玻府職鉑必須從強制性命令到非強制性命令、從剛性到非剛性的轉變。這也是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應有之義。對此,我國已著手轉變政府職能。使原來政府對經濟活動全面、直接的管理轉向服務。監督和宏觀調控等職能轉變。
行政權行使的方式、形式、手段上看,體制轉軌要求行政權克服其行使過程中的片面性、任意性及非規范性,在尊重與保障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基于理性選擇而行使。
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我國的改革尤為如此。西方行政改革具有漸進韻性質,我國的改革則屬于“轉軌”性的根本變革;西方行政改革基本上是一個自然適應的過程,我國的改革則更多一些人為創新的成分;西方行政改革的動力源于社會.我國改革的動力則主要源于政府本身。政府在體制轉攮程中扮演著制度設計者、資源調動者、變革推動者、利益協調煮等多重角色,因而帶來了許多難以解決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體。同時又是改革的客體;改革的目標是克服社會萎縮,但社會的強化卻依賴政府的自我克制;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看不見的手”,而看不見的手卻要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簪羹去創造o
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這樣一種行政體制,它角色本分,行為規范,職能范圍適度,職能結構合理,權力范圍有限但權力效力很高,在完善的責任保障機制的基上保持權力的必要集中,精干、廉潔、高效并充滿活力。為此政府必須進行正確的角色定位。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所謂政府角色,是指政府在履行行政職能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身份、地位和行為模式。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控制權是很大的,而且是高度集中的,企業在經營活動中不是依據于市場。而是服從于政府統一制定的短期、中期和長期國民經濟計劃,人、財、物統一由政府分配。從計劃的制定實施到財政投資、信貸規模的控制。從產業結構的調整到收入政策的制定執行。從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到對經濟活動的引導,莫不納入政府統一的行政管控之下。不該由政府管的事情政府插手,如政府部門直接干預企業人事安排和內部管理。過多地參與直接生產經營活動,政府職能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復。機構“重復建設”帶來政府管理行為的不合理交錯、重疊:應由中央政府提供的郵政、鐵路、水利、生態環境和其他區際性礎設施,醫療、養老、失業和其他社會保障服務.由各級地方政府提供的城市公共事業服務如公交、水電氣供應、公共性文體衛生服務等。這些。‘公共物品”十分短缺不能滿足企業和個人的需要。這種政府角色定位的弊端已經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使得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政府不是萬能的。所以政府不能充當萬能者的角色。特別是在市場化改革取向已經明朗的今日中國,不承認這一點,最終是要吃苦頭的。這決不是什么危言聳聽。審視中國各項改革的路徑和由來。不難看出政府主導和主管始終是決定性力量這種決定力量在改革的初步階段。曾發揮過巨大的積極效應放松了長期來束縛人們手腳的繩索。但并未從根本上建立起一種規范的、符合經濟發展自然規律內在要求的游戲規則,同時.長期來形成的“婆婆”偏好使政府習慣于大包大攬,在包攬的過程中忽視了對自身能力的冷靜審視。“過程管理”還是“規則管理”一直是我國政府未能做好的選擇題,傳統的“過程管理”曾經低成本地解決了困擾全社會的一些難題,如成功地抵制了金融風暴.但這種靠政府、靠中央銀行與市場進行博弈的做法是否會造成對市場法則的破壞,并由此產生政府隨意干涉市場、干涉企業的制度空間,是值得深思的,并且。這種做法的長期制度成本如何,在我國的實踐中已有明顯的答案。
在以往的關于政府角色定位問題的爭論中。往往限于運動員與裁判員之分,認為政府不能同時充當兩種角色。政府的合理角色應定位于裁判員,或者說。是要充當“夜航燈塔的守護者”。這種觀點當然不錯。但進一步的問題是裁判員或守夜人是否就應該是規則的制定者?有相當一部分理論家和政府官員對此是持肯定判斷的。而這恰好是中國改革以來許多問題積年不能妥善解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裁判員還是運動員。是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政府執法模式上的一種體現。在中國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與公眾的關系是以政府的機構和職能為中心.企業或公眾圍繞著政府部門轉,企業或公眾要辦一件事,就必須了解各個政府部門的職能杈限.處室分工,然后到多個邪門反復報批,結果政府公共服務的水平與質量難以保證,與我國社會以及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公民、與社會的關系是多樣的,政府的角色是多樣的,因此,在行政執法的模式上也是多樣的。
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應當側重于抓大事、要事,側重于宏觀調控。在政府角色定位時,應側重抓人力資源培養。扶持教育與科技發展,盡可能地加強人力資源培養的投入.為國有企業培養大量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政府在當前國企改革工作中最迫切是扶持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該政府管的事堅決不管,需要政府管的事政府不能缺位,不當“運動員”、不當“裁判員”、只當好“場地維護員”、“監督員”,營造激勵環境推動企業扮起自主創新的主角。
四、對行政執法模式改革的思考
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體制的改革要求建立相應的行政執法模式。近幾年.全國各地進行了行政執法模式改革的嘗試。比較典型的有行政綜合執法模式和一站式服務模式。根據理論界的權威提法。“行政綜合執法是指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當行政事務所歸屬的行政主體不明或需要調整的管理關系具有職能交叉的狀況時,由相關機關轉讓一定職權,并形成一個新的執法主體.對事態進行處理或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執法活動。”行政綜合執法要求不僅將日常管理、監督檢查和實施處罰等職能進一步綜合起來,而且據此對政府有關部門的職責權限、機構設置、人員編制進行相應調整。從體制上、源頭上改革和創新行政執法體制,解決執法工作中存在的許多弊病,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一站式服務就是通過部門精簡和數據整合。將分屬于政府不同部門的業務受理網點集成到一個統一的政務平臺上.向企業和社會公眾提供包括咨詢、申報交費、注冊、審批、報關、投訴等在內的一整套服務項目的行為。2O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些政府部門嘗試改革政府與公眾的關系,以公眾為中心提供政府服務。常見的做法是,政府職能部門把與企業和公眾密切相關的本部門的辦事窗口設置在同一個場所,授予其一定的行政決定權和審批權。各辦事窗口受理企業和公眾的申請。解答咨詢。依權限辦理相關事項,以及送達批復結果。
不管是行政綜合執法還是一站式服務,都是為了克服以下行政工作中的弊端,如政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人浮于事、辦事拖拉、效率低下.尤其是少數行政職能部門運用手中的權力,以履行行政職能的形式,對社會資源、生產要素和市場運行進行操縱.甚至形成“行政壟斷”而進行的行政執法模式改革的嘗試。行政綜合執法和一站式服務執法模式的使用確實克服了以前存在的部門扯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善了服務質量,降低了社會成本,可以極大地方便“顧客”,加快民主建設步伐,使整個行政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轉,但是,并未從根本上克服以往行政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行政綜合執法和一站式服務仍是單一制的執法模式,都沒有從根本上觸及到政府角色職能轉變的問題和政府體制改革的問題.只是行政體制改革中一種形式上的創新。
因此。只是執法模式形式上的創新對于行政體制改革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建立一種遵循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價值取向、堅持“以公眾利益”為本的行政執法模式。
1、保護公民的公眾利益——行政法建立的前提。
2、控制行政權力——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和行政法當前的任務。
關鍵詞:民間資本;林業產業;改革
引言
**省林業用地面積10425萬畝,其中集體林面積9000萬畝,占林地總面積的86.5%。2005年3月,**省啟動了以“明晰產權,建立現代集體林產權制度”為主要內容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到目前為止,共完成確權面積7804萬畝,占集體林應改革面積的98.7%。全省已有9878個村完成了改革,涉及農戶430萬戶、林農1473萬人。林農在改革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一、民間資本參與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
1.1民間資本參與林改有利于林改后規模經營民間資本一般多為閑散資金,以流轉或者直接以其它承包形式從一家一戶的林農、集體經濟組織手中獲得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統一進行經營管理,引進先進的技術,了解及時的管理信息,從而提高經營林業的收益率,形成規模效益。
1.2民間資本參與林改有利于解決林業經營資金短缺充分利用民間資本進行林業經營,有利于解決林業經營資金短缺,同時林農還可以通過流轉自己獲得的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直接得到收入,從而獲得利益。
1.3民間資本參與林改有利于帶動林業產業的發展民間資本就會積極地利用林地林木,在林木尚不足已形成經濟價值時,用林地發展林下經濟,如養殖業、種植業等,據初步統計,林改后林下和林間養殖業、種植業數量是林改前的2-3倍。
二、利用民間資本參與改革存在的問題
2.1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造成林農失山失地目前民間資本進入林業產業可依循的法律法規僅有《森林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法律法規,而民間資本參與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主要是通過林地、林木流轉等形式來獲得林地經營權、林木所有權和使用權。長期以來,有一些法律規定了森林資源可以流轉,但卻沒有規定怎么流轉、流轉程序、流轉管理等內容,雖然《森林法》規定森林資源流轉辦法由國務院林業主管部門制定,但目前為止,從國家層面并沒有出臺有效的森林資源流轉辦法,一些素質比較低的村干部就鉆法律空子,暗箱操作,低價轉讓集體林地、林木的現象時有發生,也有一些村民由于只考慮眼前利益,沒有長遠打算,對市場缺乏認識。
2.2容易形成壟斷林業市場,損害廣大林農的利益民間資本進入林業產業,使林地大規模集中,通過經營聯合、統一銷購等方式,必定會越來越走向集中,最后林業資源就集中在了個別幾個大企業、大林戶手中,形成林地兼并、壟斷市場的現象,而廣大林農由于經營面積比較小、經營成本比較高,如果民間資本進行惡意競爭,勢必使廣大林農的利益受損,從而造成林農改變經營林業的意識,退出林業經營市場,這就勢必會造成國家的惠農政策不能真正的使林農收益,而成為民間資本投機的砝碼,引發新的矛盾,影響林業長期的經營發展。
2.3民間資本過度開發森林資源,影響森林生態效益的發揮由于民間資本經營林業主要是以獲得高額利潤為最高目標,民間資本大規模進入林業產業后,勢必會最大限度地開發林地、林木資源以及林內其它動植物資源,林地的過度開發,會破壞原有的生物平衡和土壤結構,造成林地荒蕪、土壤質地下降,甚至是山石、水土流失,改變林木資源的生長環境,不利于林地可持續利用。同時,民間資本會在短期內對接近成熟甚至是沒有成熟的林木進行大規模采伐,而目前又沒有有效的法律法規來制約這種情況的發生,必定會影響森林長期生態效益的發揮。
三、對策
3.1完善有關的法律法規根據實際情況,加大對《森林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工作,特別是應對農村土地承包的具體程序以及相關的法律責任進行規定,特別是在村干部不按政策去落實或者民間資本違背公平合理的原則進行林地流轉的情況,要進行加以制約,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要出臺農村土地流轉的具體操作、管理流程及管理辦法,使村民的合法權益得到法律保障。
3.2規范森林資源資產評估行為針對森林資源資產的自身特點,要規范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機構,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機構應具備一定數量的具有林業專業實踐知識的人員,同時還要有對價格、財會等相關知識的人員,評估師在取得森林資源資產評估資格時應同時取得林業專業技術職稱職務。發展改革委員會物價部門應站在保護生態、規范市場的高度加大對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機構及人員資格的審查制度,切實履行負責任的職能,而不是“發證了事,收費了事”。
一、我國資源稅現存主要問題 (一)資源稅收法律層次低 稅收制度的確立是以法律形式來體現,即通過稅法規定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但目前我國缺少一部真正意義的資源稅稅法,以暫行條例為依據,法律層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資源稅的法律執行效力。另外,資源稅名義上為共享稅,實際上除了海洋石油企業的資源稅由國家稅務總局負責征收管理且收入完全歸中央之外,其他資源稅均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完全歸地方政府支配。這種分稅制的管理模式隨著資源的日益耗竭,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現在的資源稅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二)資源稅收制度設計不合理 第一,計稅依據不合理。現行資源稅的計稅依據是:納稅人開采和生產應稅產品銷售的,以銷售數量為課稅依據;納稅人開采和生產應稅產品自用的,以自用數量為課稅依據。
由此可見,從量計征的資源稅課稅方式資源稟賦差異考慮不充分,調節深度不足。一方面,從量計征方式沒有充分考慮各類自然資源的豐度、地理位置、開發技術難度的不同。
第二,資源稅征稅范圍狹窄。目前的資源稅稅制只對礦產資源和鹽征收資源稅,而對于大部分非礦藏品資源沒有征稅,難以遏制對其他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并使利用資源和平的下游產品的比價不合理,刺激了對非稅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使用。 第三,資源稅的稅率過低。我國現行資源稅單位稅額只反映劣質資源和優質資源之間的單位級差收入,資源稅的單位稅額偏低,并且資源稅稅率沒有與資源的利用掛鉤,導致資源稅在保護國家資源、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 (三)資源稅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資源稅征管辦法不明晰、不規范導致資源稅稅源呈現復雜化,多元化,同時,由于稅費并存,費擠占稅的現象嚴重,征管部門的增多,加大了企業協調的難度和會計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稅務部門缺乏對資源稅的專項稅源管理和監控的機構,稅源信息監控體系的缺失,導致資源稅調控能力嚴重不足。
二、資源稅改革對宏觀層面的影響 (一)資源稅改革對政府財政收入的影響 資源稅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收,從價計征的資源稅改革對財政收入有著明顯的影響。資源稅將與資源價格直接關聯,有利于通過稅收調節品利潤,提高資源價格進入市場的稅收成本,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在當前分稅制管理模式下,除了海洋石油資源稅歸中央外,其他所有資源稅收入都由地方政府負責征管和支配,資源稅改革后,稅率的提高和征稅范圍的擴大會顯著提高資源地地方政府的資源稅收入,使資源稅占整個地方稅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資源稅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在資源開發環節獲得大量收入,增強本地區的自有財力。對于當地公共物品的提供、減輕環境污染、治理受到破壞的資源環境,補貼需要扶持的行業乃至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都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雖然短期內資源稅仍是個小稅種,收入預期不可高估,其作用將十分有限。同時,我們也不應以資源稅制改革在短期內產生的較大財政收入為目標,而應以在長期內產生的節能和環保方面的影響為側重點,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資源稅改革應服務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大戰略。 (二)資源稅改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資源稅制改革是對市場失靈的一種糾正,具有稅收負擔再分配效果。一方面,政府通過征收資源稅收把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利潤水平合理化,促進種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資源稅制改革后,得到的收入不僅能彌補資源的使用,也能彌補資源占用而使他人喪失使用機會后造成的損失。并且,由于貧富階層消耗資源的不同,通過資源稅制改革可以使稅收負擔在貧富之間發生轉移,這樣有利于發揮稅收調節個從收入分配的功能。另外,通過資源稅制改革將稅款用于補貼合理有效利用的資源的企業和治理污染與保護環境,使這些企業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內在化,利潤水平合理化,同時減輕那些合乎環境保護要求的企業的稅收負擔。
在這一部分主要是我閱讀了《中國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這本書后的想法。
我國傳統的經濟模式是由三個基本方面構成:⑴以重工業為優先發展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⑵以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和低物價為主要特征的宏觀政策環境;⑶以計劃分配資源、重要部門的國有制和體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管理體制。傳統模式的這三個主要內容具有形成上的歷史因果關系和運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賴的邏輯關系。
解放后,我們曾面臨著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貿易的條件下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歷史選擇。從當時的客觀環境和主觀認識出發,我國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帶動整個經濟建設,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我國當時是一個資金稀缺的經濟,不利于發展重工業,為了解決重工業發展的要求和現實經濟實力之間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來抑制市場的作用,人為壓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成本。因而,當時便形成了以壓低利率、匯率、資本品價格、工資和消費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進一步還需要解決將稀缺但相對價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優先發展目標中的部門,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資源的計劃體制,與此相應產生的則是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的化,以便將經濟剩余集中到工業部門。
這種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目標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信號的政策環境,不利于我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利用,形成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產業結構;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單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競爭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造成了企業經營不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足,從而整個經濟的低效率。
感想:對于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認識僅僅只是停留在過去的課本上,只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對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計劃經濟體制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等等之類的問題一直很困惑。而在讀了以上段落后,讓我的眼前豁然開朗起來,對于過去我國實行經濟政策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實行計劃經濟是歷史的使然,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體制有其諸多的弊端,如價格扭曲、效率損失嚴重等等,這些都造成了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國的經濟政策還與當時對國際政治環境的判斷有關。我國之所以要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帶動其它工業發展的戰略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下,我國只有靠自身力量來發展,以實現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并且還要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使得我國不得不選擇走這條所謂的“捷徑”,而并沒有真正根據自身的情況,去選擇優先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我們從一開始走的“捷徑”變成了一條“彎路”。
正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中國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沒有他國的經驗可借鑒,是“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漸進式改革。
中國漸進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從對資產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著眼于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來越多的市場機制的改革方式。這種改革方式是我國漸進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證明是成功的。
首先,對于矯正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個調整成本。經濟改革獲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續性,有賴于它能夠帶來即時的收益和支付盡可能少的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改革最佳的軌跡應該是使增長直線上升而避免一個J字型的增長。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維持改革過程中穩定與速度兩種要求的平衡。
⑵試驗推廣。我國的經濟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推展的,而是每項改革措施都從較小范圍的試驗開始,在取得成果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加以局部推廣,由點及面,不斷總結和觀察,進而擴大其實行范圍。所以,這種方式也意味著我國改革的局部性特征。無論是對于自上而下自發式的改革措施,還是對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這種試驗推廣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過程,后者如企業承包制的試行和創建經濟特區等。
這種改革方式的主要優點是:①盡可能地減少改革風險;②這種試驗性的自發改革,與增量改革相結合,能夠及時提供在哪些領域進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號;③為市場的建設和發育創造了一個過程。
⑶非激進式改革。實行非激進式改革,首先能夠充分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保持制度創新過程中制度的相對穩定和銜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和資源浪費。激進式改革必然強烈地損害到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會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時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最后,不實行以私有化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資產存量再分配過程中出現的不公平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會分配狀況。
感想: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明智的選擇。雖然漸進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價格扭曲會仍然存在,因而導致效率損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改革方式卻是成本最小的,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動蕩,這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因為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沒有受到損失,不會引起他們的抵制。相比之下,激進式改革一夜之間將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經濟體制推倒,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價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糾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復,但是這種改革的成本卻是比較大的,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收到損失,引起他們的抵制,必然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社會動蕩。
二、關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可能不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改革是一種制度變遷,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進,必然會涉及到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這就會引起利益受損人的抵制,阻礙改革的進行。關于對改革阻力的認識,我主要是通過閱讀樊綱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
所謂“相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團會在改革過程中受到利益的損失(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損失),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對改革,從而構成對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對阻力有以下兩種具體形式:
第一,社會成員分成明顯的利益集團:能夠在改革中受益從而擁護改革的集團;因改革會給他們帶來損失從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團,無所謂的中間勢力。這時,對改革的阻力表現為明顯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
第二,社會上每個人都認為舊經濟體制應該改革,每個人都稱自己為改革派,但每個利益集團都根據自己的特殊利益或從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出發,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個人都想把體制改得對自己更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個人的不同含義,結果是大家爭論不休,改革遲遲進行不下去,或發生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責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實上可能每個人都同時構成對有效的改革的一種阻力。
改革的絕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而每個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動機。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發生的改革“陣痛”而引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因對改革在初期階段所會引起的震蕩、引起的生產下降而產生對改革的疑慮與恐懼,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對于相對阻力來說,如果受損利益集團的勢力越強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會越大。而對于絕對阻力,只能用經濟的發展,讓人們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說服人們相信改革定會給他們帶來足以彌補眼前損失的好處,消除人們心中恐懼時,人們才會相信改革,才會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對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與無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無法通過物質補償而消除的精神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觸;⑵無法徹底消除的相對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制;⑶與改革“陣痛”有關聯的阻力。
除以上情況的阻力都屬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對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過補償或者贖買的方式來消除。但問題的關鍵是怎樣補償、該補償多少才能消除阻力,這是一個難操作的問題,因為如何衡量補償的量是個難題。再者政府是否具有這個能力去補償呢?當然如果能夠解決以上問題,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會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可稱之為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即當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夠彌補改革受損者的損失,并有剩余時,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對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過經濟發展來降低,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教育、勸說的方式來降低。
三、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