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語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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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外語文論文范文

清末民初這段時間，江南地區的紡織品在市場流通量上并沒有出現大的萎縮，就蘇州地區而言，主要是得益于絲織品出口的大幅增長。根據民國初年的統計，1918年，蘇州絲織業年產紗緞為107040匹，外銷77930匹，占總產量的72.8％，年產值2414250元，外銷1184550元，占總產值的49.02％，共有絲織工人16779人，其中生產外銷產品的9949人，占工人總數的59.29％（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海外市場的不斷開拓一度成為刺激近代蘇州地區絲織業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自日、俄兩國，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絲綢與生絲是蘇州絲織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歐發展了近代絲綢業，中國絲綢逐漸被排擠出西歐市場。同時，又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58頁。）。當時中國絲類出口主要"有白絲、白經絲、白繅絲、黃絲、黃經絲、黃繅絲、野蠶絲、野蠶繅絲、蠶繭、亂絲頭、爛繭殼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蘇稅務處為出口絲繭價格致蘇總商會函》，《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788頁。）。蘇州地區的吳江縣是其重要的絲織業基地，震澤絲是吳江蠶絲業的支柱，長期以來，震澤只繅絲而不織綢，其繅絲純是以出售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由于家庭繅絲業零星分散，生絲購銷極為不便，絲行行業應運而生，以溝通產銷渠道（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豐年間的徐世興絲行是近代震澤鎮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絲行（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0頁。）。

盛澤鎮作為絲綢生產中心，同時也是生絲聚集地。盛澤本地不產絲，其生絲主要來源于浙江的雙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據《盛湖雜錄》記載，盛澤絲業在清"咸同間局面極闊在，外縣皆直接收買，用護照運銷各地，而以上海出口為大宗，名曰洋莊，歲銷額值銀千余萬"（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62頁。）。

同治以后，盛澤絲業經營范圍僅限于織造用絲的購銷，震澤絲經則始終保持出口。替代輯里湖絲而崛起的震澤輯里干經，出口外銷全盛期在19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緒6年（1880），僅震澤一地出口即達5500包（每包約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緒33年（1907），達13100包，其后至民國8年（1919）均在萬包以上（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2-84頁。）。當時全國白絲經出口僅南潯和震澤兩地，震澤的白絲經出口約占總數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為歐洲市場。

民國初年絲織產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趨勢，本世紀20年代中期，出口開始下降，在出口商品價值比例上，生絲比重高于絲綢的比重。當時中國出口英國的商品中，主要是絲、茶兩類，其中絲在英國市場上的貿易量僅次于法國和英屬印度，在英國市場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64-966頁。）。而絲綢在歐洲的市場貿易量則遠遠低于生絲。

蘇州絲織品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為大宗，"清光緒間，運俄綢緞歲有巨額，以海參威為無稅口岸，運商皆由此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日本市場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蘇緞商"自往設莊營業，關稅值百抽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朝鮮市場更是當時蘇州絲綢的主要出口地，其紗緞銷售高麗市場占30％（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國駐朝鮮元山和仁川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中，均有各類盛紡輸入的記載（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頁。）。"韓人夙愛祖國，故其全國所需要之禮服，向來悉用蘇州專造之高麗紗緞"（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其對外貿易較大者向有二種，一行銷高麗、安東等處者，名高麗紗緞，一行銷南洋群島各處者，各曰闊貨"（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到前，蘇州紗緞銷售到朝鮮的，有宮紗、亮紗、仿綢、素羅、板綾、庫緞等品種（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歲值一千五百萬以上，工商之賴以生活者甚眾（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意、法等國蠶絲生產銳減，給中國蠶絲出口一絕好的機會，輯里干經供不應求，絲價飛漲，每百兩自45元漲至100元左右（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5頁。）。盛澤綢在其行銷極盛時代，"遠及南洋群島、東方諸國，甚至北歐、南美、俄國，每年輸入國外及供給全國各地，統計生產約一千數百萬，故當年有一日萬綢之豪語"（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5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國開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場由于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

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蘇州地區的絲織業，吳江縣則保持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江蘇省25縣桑田總面積為1023004畝，其中吳江縣200000畝，占總數的19.55％，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6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產繭63081689斤（其中春蠶繭49366655斤，夏蠶繭13715034斤），吳江縣產繭5800000斤（其中春蠶繭5000000斤，夏蠶繭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3-44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蘇省21縣制絲人數達350417人，吳江縣945000人，僅次于溧陽縣（制絲人數134024人，占總數38.25％）；全縣全年共產絲2049486斤（其中人工揀制1715266斤，機器揀制334220斤），而吳江縣產絲1100000斤（全系人工揀制），占總數53.67％，高居首位（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

到1917年，蘇州吳江的盛澤鎮大約"共有8000臺織機，幾乎全部都在盛澤鎮周圍二十五華里以內，所產絲綢，大部分是輕量的，所有生絲再繅，牽經上機以及織綢全由婦女為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據估算，當時盛澤鎮各類絲綢每天正常產量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個工作日計，年產90萬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兩計，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產過程中生絲的損耗，當時蘇州為35％，而盛澤鎮已減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則全年共用生絲的總數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7頁。）。由于盛澤本地不產絲，這些絲絕大部分來自南潯、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興、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市場需求的發展促進了蘇州絲織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民國時期的蘇州絲織業已開始注意現代新技術和機制工具的引進。1919年，由民間袁鐘瑞、沈鵬、張文蔚等集資創設經成絲織有限公司，購進提花鐵機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綢1650匹，每匹價值37元至40元，運銷上海、廣東、天津、北京及長江各埠"。其織出之綢，"新麗奪目，精美異常，尤推為綢業中之特色"（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這一行為榮獲當時農商部的獎勵（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1920年，蘇州從日本引進了第一臺電力絲織機，不久即發展到24臺（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戰前夕，蘇州絲織業已擁有電力織機2100臺（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0頁。），生產工具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次，產品的原料結構發生變化--改變了傳統的以純天然絲為原料的生產形式，一些人造絲與天然絲的混紡品也加入了絲織品的行列。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外人造絲和人造絲織品的輸入，傳統的天然絲織產品受到沖擊（注：據海關貿易報告，我國1919年始有輸入人造絲的記錄，參見《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2-284頁的有關資料。）。

由于人造絲與棉紗的混合品較純蠶絲品價值低廉，很快為國內各個階層人們所喜愛，其"光澤之美麗逾于真絲，更以紡織學之精巧，與棉紗混合制造人造絲之織品價值既廉，用途尤廣"，"財力不能著綢緞者固所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綢緞者亦以其值廉與夫光澤美麗而購用之"，因而"服用人造絲織品者變漸增多"（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1-283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人造絲及外國機制產口的輸入給傳統的蘇州紗緞以極大的沖擊，"生機益形斷絕矣"（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這是世界市場經濟對蘇州絲織業的又一影響；由產品原料結構的變化帶來了蘇州絲織品銷售市場的變化--絲綢貿易開始傾向國內市場，到1933年，盛澤絲織品運銷總額五百余萬元，天然絲織品僅百余萬元，其銷路則"東北已絕跡，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蘇浙閩及長江流域一帶"（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7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絲織品結構及銷售市場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30年代中期，以蠟線和人造絲為原料的中山葛年銷額已占總銷售額的75.12％，其他人造絲織品如條子紡和天真紗，年銷近10萬元；而傳統的天然絲織品盛紡年銷僅6萬匹，加上印度紡，洋紡等品種，僅占總數的16.435（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0-182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銷售市場也主要轉向國內。

第三方面，絲織業的發展，帶來了蘇州地區市場機制及社會關系上的新變化。

19世紀下半葉，震澤業市由內向轉為外向，著名的輯里絲及絲經由湖絲船裝至上海轉口輸出，震澤絲市東延至滬，咸豐十年（1860），震澤、南潯兩地絲商為推動出口，在上海合力組織江浙絲經同業總公會，震澤各絲行，絲經行或單獨或聯合派員常駐上海絲棧，辦理收貨及成交和結算等業務，絲棧建有倉庫，絲貨入棧后，由通事（兼翻譯和跑街雙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銷售，絲棧與絲行，絲經行之間建有相對固定的業務關系（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4頁。）。

本世紀20年代，震澤鎮上絲行共有二三十家，絲行按其經營性質，范圍主要分為三類：鄉絲行--收購土絲，略加整理后轉售于絲經行，綢絲行--收購土絲，大部分為肥絲，分檔后售于蘇州、丹陽、盛澤等地織造綢緞；吐絲行--收購繅絲及搖經過程中剔下的廢絲，整理賣出，大多用于制造絲線。

盛澤鎮的綢領頭，既要幫綢莊選辦貨物，又要代替機戶銷綢，成為介于綢莊與機戶之間的仲賣人，按綢價之高低收取傭金，機戶將綢送交綢領頭，即可向綢領頭支借現金約七八成，綢領頭負責將綢賣出，若有余則交給機戶，不足則向機戶追回前所支借現金的一部分，其特點為綢領頭必須替機戶將綢賣出，而何時賣出，則機戶不能過問（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這些絲行綢莊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來看，這一時期江南市鎮內部管理流通的市場機制較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已大不同于傳統封建制度下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牙行內部和領投之間分工極細，它們向生產者傳遞商品市場信息，向商人傳遞產品生產信息--從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場機制的運行功能（注：樊樹志：《江南市鎮的市場機制--吳江個案再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月號。）。

另一方面，絲織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蘇州地區社會關系的許多新變化。"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蘇州紗緞業在盛時，共有木機9000余架，職工30000余人，連同摔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人幾之賴以生活者，約十萬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僅盛澤一地，當時"以絲織為業者，殆不下萬戶，男女工作人數殆在五萬以上，所織之綢如綾、羅、縐、紗、紡等類，歲可出數十萬匹至一百萬匹，行銷各地，除本國各省外，其外洋如高麗、＠①羅、印度以及歐美各國，莫不有盛澤綢之銷路"（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眾多的人以絲織為業，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以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為例，1935年2月，吳江縣各鄉鎮各類副業總收入為15015942元，其中機織品收入最高，達9580000元，占總收入的63.8％，加上絲、絲繭、綢收入，共10543400，占總收入的70.21％（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09-311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換言之，吳江地區的紡織業收入已大大超過農業收入，紡織業實際上已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主業"。

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中，農村副業無處不在，農副業緊密結合所表現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堅韌性，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卻導致了傳統農業結構中"副業"一詞內涵的變化。以盛澤為例，盛澤的織綢并沒有大規模的工廠，"盛澤紡綢，為一種農民副業，無所謂綢廠，農家織綢，賣于綢莊，農民為生產者，綢莊為銷售機關"（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換言之，盛澤的絲織品"皆系零散機戶，散處鄉間，工人即系本地之鄉人，純為家庭工業，……蓋鄉人之居室即為織造之工場。凡機戶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織機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機，且機戶中亦有時織時止者"（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9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些機戶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農民，盛澤的紡織業，也確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但是，仔細探究其內部的關系，就會發現，盛澤的紡織業做為副業，和普通地區的副業大不相同，我們通常所講的副業，主要指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于農閑時從事的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則不然，"該地農家多以紡綢所得為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大約農戶依此為生者，約2萬余人"（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興盛，他們竟至可讓土地去荒蕪。所以，年歲的豐歉，他們視之漠然，而紡綢業的盛衰，卻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7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在這里，傳統意義上的副業實際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業"。這一變化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或屬鳳毛鱗角，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一"主、副業"的顛倒，帶來了江南地區土地關系的新變化。

自清代道咸以來，上海地區農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趨勢，其主要原因是，伴隨近代化的步伐及新興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各種農業外的投資機會。與工商業利潤相比，傳統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他們逐漸放棄了傳統的雇工經營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遷往新興的工商業市鎮，把它們變成新式的工商業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地權的分散化（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地權分散化的直接體現是以中農為主體的自耕農經濟比重增大，并出現了"一田二主"、"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的"現象（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澤鎮從事紡織的農民，他們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他們對于農業并不重視，"農家織綢賣于綢莊為該地農家之主要收入，農國收入反漠視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他們還常常把土地轉租給來此地打工的紹興、溫州等外鄉人，傳統的封建土地關系實際上已被打破。

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土地關系的變化確實值得注意。從明清到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生產力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歷史"長時段"的發展角度來看，民國初年的蘇州經濟實際上是明清以來江南經濟發展延伸的縮影。在農村，像盛澤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仍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但由其紡織業的發展而帶來的土地關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新變化，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逐步解體的一種途徑，也是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前景的一個縮影；在城鎮，隨著大量的專業經濟市鎮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經濟功能的增強，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地主投資。以蘇州而言，從20世紀開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場及機制工廠，開辟了近代機械工業的先河，預示著傳統手工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

四

本世紀20年代后期始，蘇州絲織品的國際市場呈萎縮態勢。其原因，除傳統產品自身的缺陷--式樣老化，不規范，生產工藝落后，難以適應歐洲新潮多變的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觀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滯后等因素外（注：據有關史料，生產工藝的落后，制約了蘇州絲織業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市場信息的閉塞，消費觀念的局限使絲織品生產者不能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也缺少主動適應市場變化的意識。）。帝國主義的關稅壁壘和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其絲織品海外貿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國初年，日俄等國為排斥中國絲織品開始征收高額關稅，蘇州絲織品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1932年盛澤各類紡綢的28個品種中，外銷產品只有8個，主要銷往香港、＠①羅、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銷國內（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到30年代后期，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具體地說：

朝鮮市場：后，日本吞并朝鮮，并把持入朝商品關稅。1920年以前尚未加稅，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三十，最低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1920年始征高額奢侈關稅，值百抽百"以拒華綢"（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5-937頁。）。到1931年，日本人造絲大量傾銷朝鮮，并趁杜絕中國絲織品進入朝鮮市場之際，"仿造我國同樣絲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以廉價競賣給朝鮮人所用"，至此，中國絲綢在朝鮮完全絕跡（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895頁。）。

日本市場：自1924年7月開始征收奢侈品稅，值百抽百，"遂無運往者"（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

美國市場：美國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綢"，而"華綢門面太狹，裁西服頗不合算"，且"貨物之光彩"不及他國機織產品，絲綢被擠出美國市場（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4頁。）。生絲方面，由于中國繅絲方式陳舊，絲條不均，不能應付美國綢機之用，因此曾一度風靡美國的輯里絲也逐漸退出美國市場，1923年，中國生絲出口美國僅占其市場的6％（日本占80％強）（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9頁。）；1928年9月，紐約組織生絲交易所以推動日益發展的美國絲業，但交易所明確聲明，"惟將來交易以日本絲為限"，以"華絲價格過高，行銷不廣"，不能迎合美國之標準為理由，拒絕華絲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頁。），中國生絲在美國竟無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國、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國絲織品銷售市場均出現萎縮（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

絲織品作為消費層次較高的商品，售價也較高，沒有棉布的消費層次廣，"吾鄉綾一匹，平價銀2兩以上，織文極細，……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10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換言之，一般性的絲織品，其價格要貴于棉布三倍左右，這就使它失去了人數最多的廣大的國內下層消費者，就清代蘇州地區絲織品市場變化看，雖然其在國外市場銷售中仍然保持優勢地位，沒有像棉布那樣受到其它地區產品的嚴峻挑戰，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風的影響，消費層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國內市場有所擴大，但總體上看，絲織品的市場貿易沒有棉布市場貿易廣泛，其產品市場貿易的觸角雖很遙遠，但經濟意義則遜于棉布（注：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就市場購買潛力而言，江南絲織品的真正出路還應該是海外市場。

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成為蘇州絲織業海外貿易劇烈萎縮的致命原因，震澤絲產銷路停滯，價格慘跌，"絲商遂無法維持，相繼歇業"（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7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滬戰爭、日絲傾銷的影響。1934年后，絲價一蹶不振，震澤"絲行相率停業，開行應市者，以嚴墓平望計之，不及從前十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984頁。）；蘇州地區的眾多工廠"先后報閉，無力經營"，創于光緒元年的著名老字號同泰怡紗緞莊"鑒于紗緞業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業（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593-595頁。）。絲織業陷入一片蕭條。

第2篇：海外語文論文范文

文化軟實力也正是海內外華人能保持相互認同的傳統源流和民族文化。在海外，華人華僑通過教中文學中文，傳承傳統文化，傳播中華文明及其價值理念，華文教育成為文化媒介。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漢語熱”、“中華文化熱”在全世界范圍內持續升溫，近年來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對華文教育給予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華僑華人社會也較以往任何時期更加關心、關注華文教育的發展，對華文教育的內在需求也較以往更加迫切，不僅只限于漢語言的學習，對中華文化的傳承也提出多層次的需求。中國音樂海外教育應運而生，在海外，華人自豪地稱之為“華樂”或“國樂”。

一、為什么要培養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

華文教育的對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海外的華裔青少年。雖然這些土生華裔對中文有著本能且樸素的心理認同，但是由于中文學習在旅居國屬于非主流教育，而且缺少相應的語言和社會環境，使得他們的中文學習動力明顯不足。而傳統音樂和民族歌謠的傳唱，不僅能營造輕松的學習環境，加速完成語言的識記，還能多途徑地提示文字的再現，在提升華裔青少年對民族文化的“學習興趣”方面，中國音樂海外教育無疑顯得更有親和力。而目前海外華樂教師后繼乏人，致使許多華校無法正常開展音樂教學，培養專業的海外音樂教育人才是對華教師資必要且有效的補充，更是對海外華文教育最實質的支持。

音樂具有教化、認知、審美及娛樂的功能。穿越時空，古今中外，無論是中世紀哲學家，還是現代教育者，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音樂教化人心，引導價值歸屬的強大力量。一些海外華裔青少年仍存有“民族認同疲憊”和“不愿作華人”的思想，他們也常因為不能徹底融入旅居國社會而困擾，在完整他們的精神寄托與身份認同方面，華文教育被視為民族文化的“留根工程”和民族意識的“希望工程”①。音樂語言往往帶著本民族的文化烙印，各異的音調訴說著不同民族的性格，中國音樂海外教育能更加清晰地引導受眾找到文化的歸屬和民族的認同。海外華社僑團肯定來自民族母體的培養和輸出的渠道，信賴這樣的華樂教師能堅持民族品牌和質量保證，中國大陸也必須培養出熟稔本民族文化的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這不僅僅是對海外華人尋根的承諾，更是不可推卸的民族音樂傳播義務。

二、培養什么樣的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

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是開展海外國樂傳播和民族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從培養目標來說，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應該有兩個層次，基礎層次是海外華樂教師，他們可能在海外各類專業或普通院校從事教育工作；更高層次是華樂海外傳播的組織者，他們可能進入社會文藝團體、文化機構負責研究、評論或組織、管理等方面工作。

在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上，與藝術院校音樂教育專業有一定的共性，其核心是支撐音樂教育教學所應具備的能力因素：要有較強的聲樂、器樂表演能力和音樂鑒賞及辨別能力，掌握音樂作品的分析方法、具備一定的音樂創編能力；具有較強的組織音樂教育教學活動、文藝活動和競賽工作的能力；具備一定的音樂教育科研能力等。

但是，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的培養又有其鮮明的特色：首先是需要具備一定的華文教育能力，熟悉中華傳統習俗和文化常識，掌握漢語言基礎教學技能，具有相應的基本理論素養，熟悉祖國僑務政策，對海外華社僑團有一定的了解，能針對他們的需求，結合實際因地制宜組織教學活動，開展教育工作；其次是對教學組織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能結合當地華教程度和政治氛圍實際，在教學過程中突出包容性和靈活性，能緊密聯系本土因素，及時調控教學目標，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能突出傳統型和民族性，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為己任；第三，更加重視各種實踐環節的鍛煉和體驗，除了藝術實踐和采風觀摩外，一般還要求在大學一、二年級就能介入中學音樂教育，畢業實習環節能根據華校僑團實際獨立開展音樂教學或海外社團活動組織。

如果說，處于基礎層面的海外華樂教師可以看做是針對性強的音樂教育和對外漢語教育的合集，那么，作為高層次華樂海外傳播的組織者，就需要更進一步掌握黨和國家的文藝方針，對國內國際形勢有一定的解說和宣傳能力，熟悉海外僑務政策和法規，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及海外創業能力。

三、怎樣培養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

華僑大學隸屬國務院僑辦，以“為僑服務，傳播中華文化”為辦學宗旨，該校音樂舞蹈學院各專業皆以海外教育為培養方向。以該校為例，可窺一斑，探索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培養之路。

在核心課程開設上，更加傾向華文教育。該校音樂學海外教育專業除了樂理、視唱練耳、聲樂、器樂、和聲基礎、音樂欣賞、合唱指揮、歌曲寫作、曲式分析、藝術概論、舞臺表演、舞蹈、音樂教育導論、音樂教育哲學、教育學、心理學、音樂教學研究、現代教育技術等，還凸顯海外教育方向的特色，強調民族音樂的重要性，開設了中國民族音樂概論（大一）、中國音樂史（大二）、中國傳統器樂（大三）、中國戲曲（大三）；大一、大二學生必須選修中國樂器，作曲理論課程設置中插入民族和聲、民族曲式結構理論的學習；開設了華文教育概論和現代漢語、漢語言教學、中國文化基礎知識等課程，支持高年級學生參加教師資格證和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考試，鼓勵他們參加普通話一級乙等水平測試，以便能同時承擔對外漢語教學任務，提升了學生在海外華校的就業競爭力。

在主要實踐環節上，更加傾向切合僑情。除了畢業實習、音樂調研與采風觀摩、就業指導、畢業設計等，還針對華校和僑團對合唱、民樂的需求，組織主題藝術實踐：合唱是一種廣受海外華僑喜愛且便于組織的藝術形式，指揮合唱是海外華樂教師最基本的技能，低年級強調合唱與指揮的重要性；高年級則以組建民族樂團、排練民族器樂曲為重要組成。藝術實踐成績作為選拔參加海外實習的重要指標之一。

在師資建設上，更加傾向民族特色。目前學院擁有多名古琴、古箏、琵琶、二胡、竹笛、簫、笙、嗩哪等民族器樂教師和民族演唱風格的聲樂教師，還聘請了中央音樂學院陳自明教授為學生講授民族音樂文化課程，引進廈門大學和集美大學的民族器樂教師作為補充，邀請臺灣音樂藝術指導林水永參與民族打擊樂教學。

在辦學調控上，更加傾向海外需求。學院不定期地派團隊到東南亞各地調研學習，了解當地華文教育現狀和華校僑團的需求。筆者曾經在2010年隨團赴馬來西亞聯系海外實習學校。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歷經艱難險阻延續了190多年，創造了華文教育史上的奇跡②。但是，馬來西亞全國61所華文獨立中學幾乎沒有一所單獨擁有自己的華樂教師，大部分沒有正常開設音樂課程，沒有統一的音樂教材，各校華樂團的組建規格和訓練水平差別較大，多數是為每隔兩年的全國華樂團賽事艱難維度。獨中和中華小學期待來自中國大陸的音樂學海外教育實習生，有的學校甚至愿意以正式華教師資的薪酬聘請，市場需求極大。學院結合學生培養目標，有針對性地調整教學安排和課程設置，以便滿足海外需求。

在素質培養規劃上，落實海外教育五項技能訓練。在落實人才培養目標、核心課程設置、提高教學質量的基礎上，學院還構筑了由文化、涉外、教育、領導和專業等五個系列技能組成的“海外教育”技能培養平臺。文化技能是針對藝術類學生文化基礎較弱的實際情況而設置，由中華經典吟誦、書法國畫、現代漢語應用和民風民俗賞析等組成。為提高教學質量，還邀請音樂大家共同打造文化基礎課，中央民族樂團吳少雄曾評講由其作曲的芭蕾舞劇《鵲橋》，古琴家丁承運來校與師生品味古琴操縵文化……落實文化基礎課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修養，熟知中國音樂的文化背景，讓他們在海外教育工作中更加得心應手。涉外技能以華文教育素質要求為參照體系，從大一到大四，分別進行英文應用能力、外交禮儀培訓、僑情介紹和華文教育實習等四個層次的培養，英文經典片段誦讀賽和周末英語角已經成為品牌活動，由“新加坡華人歷史研究備忘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我們”等組成的僑情系列講座也受到學生的歡迎，從學生海外實習的反饋來看，涉外技能的系列訓練的確提高了他們在海外工作的溝通交流和環境適應能力。教育技能系列圍繞師范生基本素質，從說課設計、課件制作到教師資格證書模擬考試和教育實習，緊密配合音樂學專業需求和海外教育課程設置，培養學生的課堂教學組織能力，為海外華樂教學質量提供相應保證。領導技能系列主要由施政演講、團隊執行、主持引領等板塊構成，旨在培養學生的執行能力、思維能力和人際關系等技能；而音樂專業技能則由聲樂、器樂、即興伴奏和作曲等四個實用板塊組成。專業技能和領導能力的結合訓練將促進學生更加關注細節，提高執行力。在海外華社僑團，凝聚人心和認同意識和組織各類喜聞樂見的藝術活動是分不開的，而且，贏得僑團支持，爭取展示機會才能獲得載體不斷強化主流價值理念和民族歸屬感。學院希望每一名中國音樂海外教育者不僅能勝任海外華樂教師的崗位，還能成為彰顯文化軟實力的踐行者，成為民族文化的傳播大使。

2011年該校送出的第一屆畢業生中超過50％的學生曾應邀赴馬來西亞的10所獨立中學或澳門的5所中學參與教學實習，期間還參加了當地鄉親社團的系列活動，舉辦了實習匯報演出，得到了各中學及當地社團的肯定。有10名應屆畢業生報名國家漢辦的志愿者選拔，在國家漢辦的選派或海外僑團的支持下，他們前往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地從事華樂推廣：馬騁在泰國曼谷的吉拉達學校孔子課堂從事音樂教學，參加工作第三個月就得到泰皇室的召見，被當地華社視為教學骨干送到中國北京集訓，還受邀到普吉等地參加教學采風活動；曹子靖到菲律賓描東岸及時小學任教，除了本校的音樂教學之外，也常參加本州附近大學的系列活動，包括在馬來西亞獨中任教的其他校友，都得到了當地華校和僑團的歡迎和好評。

華僑大學音樂舞蹈學院通過對海外教育專業學生開展通識教育，拓展五項技能，主動融入華文教育范疇，打造學生的國際視野，增強他們對海外教育的感性認識，提升他們的海外就業競爭力，正是為培育合格的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保駕護航。

①《北京晨報》，2008年9月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