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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作為女權主義文論的代表作,《她們自己的文學》、《一間自己的屋子》、《閣樓上的瘋女人》、《尋找母親的花園》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女權主義發展及內容,解構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
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起,與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它是政治運動深入到文化領域的產物。一般認為,女權主義文論的誕生是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結果。1970年,凱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標志著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一直在不斷地蓬勃發展。它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初期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這種文學傳統歧視婦女,歪曲和詆毀婦女的形象,并把眾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在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著,如:帕特里夏·邁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倫·莫爾斯(Ellen Moers)的《文學婦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爾特的《他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同性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第三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之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了修正。女性主義文學從許多其他批評理論,如心理分析、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新歷史主義、黑人美學等借用了不少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從而形成了形形的觀點和主張。
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國的一種哲學思潮,其主要倡導者是德里達。他認為,西方的思想傳統是建構在一種二元對立范式的基礎上,例如:言說—書寫、存在—非存在、本質—表象、事物—符號、真實—謊言、意識—無意識、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認為每一組的前者優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來的“他者”(Other)。德里達對這種體現了等級差異的二元對立范式進行了批判,他把那種等級次序顛倒過來,這樣,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樣存在的理由。而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無論這種方法的實施者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中與解構主義的原則相契合。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拆解,改變這種對婦女不利的兩性對立狀態。
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主要學者之一伊萊恩· 肖沃爾特(Eline Showalter)拋掉傳統的文學史分期,根據女性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特征,把婦女文學史劃分為“女性”(Feminine)—“女權”(Feminist)—“女人”(Female) 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840—1880):特點是婦女致力于寫作,企盼達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們不自學地接受了男子對婦女的偏見,標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邏輯性化的假名。第二時期——1880——1920)婦女開始反抗對他們本性的歪曲,表現出昂揚的女權意識。第三時期(1920年以后)婦女既反對對男權文學的模仿,也超越了對男性的對立,他們更多地把自身的經驗看作自主藝術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學。
《她們自己的文學》——肖沃爾特與女權主義文學經典的構建。她倡導建構獨立的婦女文學史和女性文學經典。她認為現有的文學經典是男性中心的產物,它們排斥、忽略了婦女作家。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成了“被壓抑的聲音”。因此,面臨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建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和文學經典。《她們自己的文學》就是婦女文學史的一部開拓性著作。在此書中,肖沃爾特批判了父權制文學傳統對婦女文學的偏見、壓制和漠視。并從理論的深度找到了婦女文學長期遭受壓制、埋沒的原因。另外,《她們自己的文學》發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女作家。證明了婦女有著她們自己的文學,而且婦女文學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和傳統。這部作品對美國女權主義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西方女權主義評論中的里程碑。
《一間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亞·沃爾夫的“雙性同體”觀。沃爾夫的女權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表現得最為直接和充分。“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 “錢”和“一間屋子”不僅僅是它們本身,而且是一種象征,是婦女沒有經濟地位、沒有文學傳統、沒有創作自由的生存狀況的寫照,也是婦女要進行創作的必要條件的象征。沃爾夫雙性同體思想的提出,是對歷史上以男性價值為仲裁者的單一價值的標準的反叛。針對兩性的處世態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處的理想。這可以看作當代解構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萌芽狀態的思想。
《閣樓上的瘋女人》——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慮”理論。吉爾伯特和古芭在這部著作中運用了傳統的細讀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們運用了“禁閉”、“洞穴”、“天使”、“魔鬼”、“瘋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隱喻來討論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權主義批評家將女性形象在傳統的男性文學中分為兩類: 天使與妖婦。那些溫柔美麗、順從賢惠,為家庭默默奉獻的女性被神話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擺脫男權統治,追求自我價值的女性則被丑化為妖婦,為男性所厭惡和恐懼。她們認為,由于婦女被“禁閉”在由男性對她們以及對她們的潛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們總是憂慮她們不能有所創造,擔心她們永遠也不能成為文學史上的“先輩”,擔心寫作的行為會孤立她們或者甚至會摧毀她們。為了克服對作者身份的憂慮,女作家們一方面選擇男作家不太感興趣的體裁和類型,諸如兒童諒、書信、日記等;另一方面,隱瞞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寫作。這些作家通過既遵從同時又顛覆父權制文學標準,來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學的權威。從而她們超越了對作者身份的焦慮。
《尋找母親的花園》——愛麗絲·沃克的黑人女性主義觀。解構和抨擊男性中心文學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對婦女文學的贊美和發展,也就必然伴隨著對女性文學傳統的尋找。在《尋找母親的花園》中愛麗絲·沃克指出,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約束、歷史性地扼殺了黑人婦女的創造性。在性、種族、階級的三重壓迫下,黑人婦女在美國社會中成了真正看不見的人,被稱為“世界的騾子”。沃克運用縫制百納被和培育鮮花這種無語的藝術形式隱喻黑人婦女受到壓制的創造力,號召人們尋找黑人文學母系,反對歧視黑人婦女文學的種種謬論,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著與本國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樣可靠的歷史傳統。深受這種傳統影響的不僅僅是愛麗絲.沃克,還有像佐拉·尼爾、赫斯頓、托尼·莫里森等許許多多黑人婦女作家。這些作家以獨特的黑人女性主義審美觀和身為女性雙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獨特經歷,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她們的奮斗歷程。
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所以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構主義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婦女運動的宗旨不應只是得到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和地位,而是要懷疑所有的地位與權力,以避免將原有的對立雙方簡單地進行反轉。這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對于全面消解二元對立,從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異又不存在壓迫的女性文化是至關重要的。 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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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受到國際關系研究者關注的現象稱為“均勢”,在無政府狀態下與市場進行類比是均勢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過沃爾茲的研究,我們發現,構建一種沒有政府狀態下的秩序構造要建立在充分考慮有關微觀經濟學原理的基礎上。這和市場經濟是非常接近的,國際政治系統在根本上是自發形成的,也是個人主義的。與國際結構一樣,市場的建立與維護也根源于每個單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個單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決于自己。這種理論利用無形的手來調配市場資源,把國際政治構造比作了自由競爭的市場,以達到整體均衡的目標。沃爾茲的理論假設有一條大概是這樣的:只要系統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種領域當中都可以使用構造的含義。經過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領域的理論,同樣可以適用在類似的領域中。
二、宏觀經濟學的適用價值
目前,西方學者已經達成共識: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可以綜合在一起,兩者只是通過不同的角度來論述同一種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觀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場能夠自動達到均衡的假設,這樣,一些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原理就給均勢理論帶來了不小的沖擊,由于國際政治關系中理論機構與單元件的互動缺乏,導致無法完全否定宏觀經濟學的存在,但對宏觀經濟學理論還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觀經濟學中,由看不見的手協調而實現的自動均衡的原理,單純強調邏輯推導,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市場實際。這個理論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經進行了出色的論證,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起點,但絕對不是終點。在之后的微觀經濟學中,亞當•斯密也證明了這個假設。競爭關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備的條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場主體行為,即使完全競爭也無法實現最好的均衡狀態。還有一些學者的觀點是國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動的個體,所以國家的自助行為也同樣可能造成平衡而無法確立。價格戰會使得每個消費者得到最大的滿足,由于這種情況,自由放任國家不干預經濟生活應該是最好的政策。但沃爾茲并不承認這個觀點,他認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勢沒有確立的原因。這一觀點受到的沖擊還來自宏觀經濟學給自動成立均衡帶來的挑戰。假設一般情況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許多條件,那么沃爾茲沒有看到的論點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將平衡的破壞與維護統一到一個層面上來。這樣的研究方式對于已經被建立起來的結構現實主義層面的均勢理論構成了挑戰和補充。例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出于喜好,購買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銷產品,這種不理智的行為就為市場經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所以市場微觀主體的大部分決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傾向的,并沒有加入理性的思考,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國際政治生活中,國家進行調控對為關系經濟學中的均衡是自動生成的進行了一定的批判,每個國家在作出重大決定時,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慮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結構現實主義均勢理論與宏觀經濟學的關系
當前的國際關系中,每個國家都是獨立的,這些獨立的個體間又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國際政治秩序想要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就要求每個國家都能夠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為,但這種結構并不能夠長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場中的平衡狀態主要是依靠沒有瑕疵的理性而達成的,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狀態根本無法實現,雖然沃爾茲發現的理論并沒有建立在每個國家理性的基礎上,但是這個論點確是理性活動的基礎,是達到市場平衡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有力的干預,市場就很難實現均衡。在個體與群體有嚴格的沖突時,這種理性的成立就會有嚴格的約束條件。由此可見,沃爾茲對均衡達成條件的認識,并不能徹底排除宏觀經濟學。所以,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并沒有完全分隔開,宏觀分析的方法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對于宏觀經濟學要就事論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態,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理論為均勢理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強。所以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沃爾茲提出的理論拓展了理論的視野,具有不能完全證明的部分,對宏觀經濟學的適用也應當區分條件和場合,而不能將其一概排除。
四、結語
關鍵詞:結構功能主義行政指導
一、行政指導的背景系統
筆者根據結構功能主義,簡單列了一張結構圖,其中有三層次,社會系統位于最高階,行政系統及經濟、法律、文化等系統屬社會系統的子系統,而行政指導、行政強制等則作為行政系統的子系統位于第三階。
本文要研究行政指導,首先要分析它的上階系統即它的背景環境——行政系統受其同階系統影響所產生的變化。
首先,從封建自然經濟時期到自由放任主義經濟時期再到市場經濟時期,經濟系統經歷了一個由沒有市場到市場占絕對控制地位再到市場頻繁失靈、市場不斷創新的過程。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系統也經歷了一個由專制管制到無為而治再到干預、服務于經濟系統、促進經濟發展的“服務行政”的轉變。
其次,法律系統經歷了一個從沒有法到實在法再到承認自然法、對“法”作擴大解釋的法治演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法的功能由“行為預期”轉向“利益平衡”。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系統也經歷了一個由人治到“依法行政”、“無法律則無行政”再到“法治行政”、按實質意義上的“法”(包括法的原理、原則、習慣等)行政以補充實在法的缺漏、平衡各方利益的演化過程。
再次,全球和諧文化的重拾也使得政府開始主動去協調平衡各方利益,同時也調動行政相對人來積極參與行政,產生了一個由“消極行政”向“積極行政”的進化。
于是,筆者得出第一個結論,行政系統作為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受經濟、法律、文化等其他同階子系統演進的影響,如今正在朝“服務行政”、“法治行政”、“積極行政”的方向發展,同時它的這種發展也反作用于市場經濟、法治、和諧文化,最終合力推進社會的進化。
那么,如何實現“服務行政”、“法治行政”、“積極行政”的目標呢?僅靠傳統的行政手段如行政命令、行政強制當然做不到,必須要靠新型行政手段的配合甚至是替換,行政指導首當其沖。而且根據上文的分析,也不難得出另一個結論,有關于行政指導的功能:行政指導應靈活有效地服務于市場經濟、彌補依法行政的滯后性缺陷、柔和民主地協調平衡利益。
二、行政指導的定義
上世紀20年代,德國學者耶律內克提出了行政機關印制散發“指導”文件的行為乃屬于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的“單純高權行政”。二戰后,行政機關給予無拘束力建議的行為就被稱作“指導式行政”。然,“指導式行政”大多被歸入“服務行政”之中,并未受到足夠重視而單獨列為行政行為的一種,也未曾被詳細定義,直至美軍占領戰敗后被的日本。那時進駐日本政府部門卻缺乏法律授權的美軍常以“指導”的形式管理日本,這種非強制性的行政方式改變了“市場政府雙重失效”的狀況,在日本大獲成功。到60年代,日本法務官僚林修三最早提出“行政指導”的提法和定義,自此,各國各學者開始了對行政指導不厭其煩的定義研究。
筆者也意欲以自己的方式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來定義行政指導。根據結構功能主義,若我們將行政指導視作系統,其內部也可以分化為主體、依據、方式、程序、效果等組織,對這些組織的逐一分析有助于我們對它們共同組成的系統——即行政指導的概念進行厘定。
(1)從行為目的上看,行政指導服務于具體行政目的,無特定目的則非為行政指導。(2)從行為主體上看,行政指導的主體乃行政主體;權限是在其所管轄事務的范圍內。(3)從行為依據上看,有法可依則依法指導,無法可依則應以法律原理、原則、精神作為依據。(4)從行為方式上看,行政指導的推行手段不具強制性,它通過建議、勸告、咨詢、批評、鼓勵等多種柔軟靈活的引導方式以期相對人做出理解配合的選擇。(5)從行為程序上看,行政指導必須遵循法定程序。(6)從行為效果上看,行政指導經單方作出時僅產生事實效果,但,行政指導作出后若經相對人選擇接受,事實效果則轉化為法律效果。
至此,筆者將行政指導的定義歸納為:行政指導是指行政主體在其管轄事務的范圍內為實現特定行政目的,單方主動依據法律規定或法律原理、原則和精神,按照法定程序以建議、勸告、咨詢、批評、鼓勵等不具強制性的引導方式以期相對人做出理解配合的選擇的行政事實行為。
三、行政指導的現實缺陷
行政指導林林種種的優點都是在應然層面上的,而實際上,作為一個新生的、不完善的制度,它在各國的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缺陷不比它的優點少,接著,筆者還是從結構功能主義角度從行為目的、主體權限、適用依據、適用程序、責任方面來分析我國行政指導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超級秘書網
首先,就行為目的來說,行政主體常常懷抱維護政績等不良動機,不惜侵害相對人利益,往往不公正、不民主地實施實質上已經被異化了的“指導”。
其次,就主體權限來說,因為行政指導賦予行政主體以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加控制的權限極易滋生腐敗。
再次,就適用依據來說,我國既缺乏對行政指導必要的實體法律規定,又缺乏對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精神的認識。使得不論是行政主體還是行政相對人都對行政指導不了解、不理解、不愿用或亂用錯用,從而背離法治行政。
第四,就適用程序來說,我國未對行政指導作出任何程序性規范,致使行政指導的程序混亂,不透明、不誠信,這直接導致行政相對人對行政指導制度、行政主體不信任。
最后,就責任來說,我國錯誤地認為行政指導因具有非強制性、事實行為性,即可不對其責任作出規定。這使行使行政指導權的行政主體在應行使指導而消極不作為時或作出錯誤指導甚至是異化的“指導”而給行政相對人的利益造成損害時無需承擔責任,與積極行政、服務行政相違背,與權責統一的責任行政相違背。越發刺激了行政主體違背法治精神進行有損相對人以及公共利益的“指導”,導致相對人對行政指導制度的排斥、也導致行政主體乃至政府形象的。
可見,目前行政指導制度在我國的境遇不容樂觀,我們必須盡快由內而外地對其進行規定、為其創造條件,使其變得可行、可信。
參考文獻:
關鍵詞:建筑結構設計;注意問題
建筑結構設計是對建筑結構施工的總體把握,是一項復雜的綜合性設計,其工作強度和難度大。所以,設計人員在設計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相關規定和結構設計要求進行設計,才能設計出高質量的建筑結構,滿足市場的需求。
一、建筑結構設計概述
(一)建筑結構設計的基本劃分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建筑結構設計的劃分標準也越來越多,目前主要有三種劃分形式,按照建筑使用方式分類、按照建筑材料的使用分類和按照建筑物的結構形式分類。其中,根據不同的使用方式,基本上劃分為民用和公用兩種類型;根據建筑物材料,可以具體的劃分為砌體結構、木結構等多種形式;根據建筑物的結構形式可以分為框架結構、排架結構等。建筑結構設計的形式多樣,這就需要在設計的過程中注意細節問題,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最佳的設計形式,以設計出高質量、高效能的建筑結構。
(二)建筑結構設計的基本內容
建筑結構設計的基本內容主要涉及結構設計的程序和要求,充分掌握建筑結
構設計的基本內容是建筑結構設計人員設計出優秀建筑作品的基礎。
1、建筑結構設計的程序。建筑結構設計是一項涉及內容多且程序復雜的工作,包含建筑施工的各個方面。其基本程序是:首先是設計方案,其次進行結構分析,進而進行構建設計,最后是設計的關鍵環節,繪制施工圖。其內部程序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缺一不可,設計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既定的步驟和程序進行操作。在建筑結構設計這樣的復雜的綜合性工程中,只有遵循科學、合理的設計程序,才能不斷提高設計效率,提升設計質量,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2、建筑結構設計的要求。建筑結構設計是建筑物發揮其使用功能的基礎,是建筑物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保證建筑結構的可靠度達到特定的設計要求,在結構設計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循以下幾點要求:首先,計算結構構件的極限承載力以及正常狀態下的承載能力,例如對于承受動力荷載構件要驗算其疲勞強度,以確定建筑結構構件的可靠度;其次,根據結構效應分析構件組合情況,當結構上的構件同時發生多種效應時,通過進行結構分析,分析出每一種作用下構件的效應,排除其中的最不利組合,從而選擇出最有利的組合;最后,充分考慮建筑結構的抗震設計,據相關研究數據表明,我國的抗震設防烈度為六到九度,設計師需要了解施工地的實際情況,根據建筑結構所在地區的烈度采用不同抗震的等級,根據不同的抗震等級確定計算方式和構造條件。
二、建筑結構設計的基本原則
建筑本身就是為了人類而建造,所以,建筑結構設計需要盡可能的迎合人類的需求,充分考慮其適用性、經濟性、美觀性、安全性以及便于施工這五個方面。建筑結構的設計不同于一般的設計,其原則相對復雜,優秀的建筑設計需要綜合考慮以上五個方面,尋求它們的最佳結合。
結構設計是建筑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筑設計完成之后,就開始進行結構設計。因此,結構設計不能脫離建筑設計而獨立存在,必須遵循建筑設計的各項要求;相反,建筑設計必須綜合考慮結構設計的原則,不能超出結構設計的能力范圍。在結構設計的實際過程中,想要獲得適用、經濟、美觀、安全以及便于施工的有效統一,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處理好整體與部分的關系。當結構構件之間的原則發生沖突時,不能實現適用、經濟、美觀、安全以及便于施工之間的有效統一時,設計師需要把握好整體利益,做出必要的取舍,以達到整體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盡可能設置多道防線。設置多道防線可以根據不同種類和同種類不同級別的危害,提高建筑結構抗災系數,這樣一來,不僅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免去了不必要的返修,還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
第三,合理選用原材料。建筑結構的主要原材料是鋼筋和混凝土,而鋼筋本身的剛柔程度根據型號的不同可以分為多種,剛度過高的鋼筋容易破損,柔度過高的鋼筋極易變形。所以,在鋼筋的選用上,應根據建筑結構的實際需要,選擇始終的鋼筋度。混凝土型號的科學合理與否直接決定了建筑物的抗震系數,必須根據抗震的實際需要進行混凝土的選型設計,以提高建筑物的抗震系數。
第四,合理打通結構之間的關節。在建筑結構設計的過程中,我們所追求的理論上的完美結構基本是不存在關節的,有利于迅速傳遞和削減外力,以增加建筑結構的耐用性。但是在實際的建筑結構的施工過程中,構件之間是存在關節的,這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構件之間的平衡狀態,造成結構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合理打通構件之間的關節,以保證構件之間的平衡。
三、建筑結構設計應注意的問題
(一)基礎設計與地基存在的問題
地基是建筑的基礎,地基的質量直接決定了建筑物的使用壽命,在任何建筑的設計中,地基設計是關鍵環節。然而地基設計卻存在各種隱患,是設計過程中問題的高發區,實際的地基設計過程中,一般有以下幾種問題:
1、缺乏全面的地基設計數據。地基設計需要設計師深入施工場地,充分了解現場的地質條件、周邊環境等因素,獲取最新數據。然而在地基設計的過程中,設計師更多的是憑借著自己的設計經驗進行設計,甚至完全照搬其他地區的地基設計,缺乏最新的施工地基的地質勘探數據和周邊環境的數據參考等,這必將會給建筑結構設計埋下安全隱患。
2、缺乏科學合理的認識。一名優秀的建筑結構設計師對地基的設計有著科學合理的認識,能充分認識到地基設計的重要性。但是在現實的設計過程中,多數設計人員雖然認識到了地基設計的重要性,但不能科學合理的認識地基的土質問題,難以根據低級的土質采取必要的調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地基的安全隱患。
3、缺乏準確的負荷值。負荷值的計算不同于一般性數據的計算,需要設計人員有較高的技術水平。現階段,仍有部分建筑結構設計人員技術水平較低,在負荷值的計算過程中往往出現數值上的錯誤。
(二)樓板結構設計存在的問題
樓板結構設計是建筑結構設計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樓板結構設計中常見的問題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樓板數據計算錯誤。由于設計人員的技術水平以及主觀疏忽,在樓板數據的計算中出現錯誤,往往將雙向板的計算按照單向板進行計算。這樣一來,計算出來的理論數據與實際的受力參數存在必定的差異,造成配筋的實際受力不均勻,從而出現樓板斷裂的現象。另一方面,結構的總荷載計算錯誤。目前,多數居民往往根據自身居住的需要,在樓板上進行不同的隔墻裝置設計,而部分設計人員通常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錯誤的將隔墻的總荷載與板的總面積相處,得出錯誤的荷載量。
結束語:綜合上文,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城市建筑迎來了發展熱潮,對建筑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結構設計作為建筑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設計過程中,應注意來自多方面的問題。只有不斷提高建筑結構設計水平,才能進一步提高我國城市建筑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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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作為一國經濟之基石,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早期由歐美學者開創的現代意義上的產業結構研究,形成兩類不同的理論模型。這方面的研究通常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演化規律。近十多年來,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演進之間的互聯互動特征已成為產業結構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因而結構演進中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逐漸成為近期產業結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仍未脫離將單個國家作為研究立足點的傳統視角。面對現實經濟系統的變化,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必須立足全球視角,而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從各國產業結構相互聯系的角度,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分析單位和對象,這可能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有效的方法和切入點。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
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
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
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
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
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
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
關鍵詞:多層樞架結構,房屋設計,問題
鋼筋混凝土多層框架房屋,結構設計看似簡單,但如果設計不當,將會給建設單位帶來浪費或不安全的種種問題。本文就鋼筋混凝土多層框架房屋結構實際設計中應注意的問題作了簡要的分析探討。
1.關于多層框架基礎類型的選擇問題
多層框架類型多層框架基礎類型的選擇,取決于地質條件,上部結構荷載的大小。上部結構對地基不均勻沉降及傾斜的敏感度及施工條件等因不。設計時應做技術經濟比較,綜合考慮后確定。對于框架結構的受力分析和輔助設計。可借助PKPM進行,其主要步驟:厚度:雙向板為1/40板跨,單向板為1/35板跨。然后進行撓度和裂縫計算。最后確定板厚及配筋。柱截面:At=N/arc,a為軸壓比,fc凝土壓強度設計值。受荷面各及經驗系數確定。初選梁截面:粱高為跨度的l/lO一1/15,粱寬通常為1/2—/3梁高。輸入荷載:樓面荷載,梁上荷載,柱節點荷載,風載及地震信息。用PKPM中的SATWE內力分析程序進行計算。框架柱首先要滿足軸壓比限制,對超筋和構造配筋的梁柱進行調整,直至配筋,截面大小適中為止。另檢查結構的自振周期,以名產生共振。基礎選型:常用的基礎型式有柱下獨立基礎。柱下條基,柱下筏板及柱基。
2.關于多層框架結構的參數選取問題
《抗震規范》中指出,所有的計算機計算結果,應經分析判斷確認其合理、有效后方可用于工程設計。論文大全。通常情況下,計算機的計算結果主要是結構的自振周期、樓層地震剪力系數、樓層彈性層間位移(包括最大位移與平均位移)和彈塑性變形驗算時樓層的彈塑性層間位移、樓層的側向剛度比、振型參與質量系數、墻和柱的軸壓比及墻、柱、梁和板的配筋、底層墻和柱底部截面的內力設計值、框架——抗震墻結構抗震墻承受的地震傾覆力矩與總地震傾覆力矩的比值。超筋超限信息等等。
為了分析判斷計算機計算結果是否合理。結構設計計算時,除了有合理的結構方案、正確的結構計算簡圖外。正確填寫抗震設防烈度和場地類別。合理選取電算程序總信息中的其他各項參數也是十分重要的。
多層框架結構房屋有時也設置地下室。由于隔墻少,常采用筏板式基礎。在電算時,應將地下室層數和上部結構一起輸入,并在總信息中按實際的地下室層數填寫。這樣,計算地基和基礎底板的豎向荷載可以一次形成,并且在抗震計算時,程序會自動對框架底層柱底截面的彎矩設計值乘以增大系數。同時通過對層側移剛度比的分析比較,還可以正確判斷和調整房屋的嵌固位置,并采取相應的抗震構造措施。保證樓板有必要的厚度和最筋率等等;當結構表現為豎向不規則時。不僅要驗算薄弱層,而且還要對薄弱層的地震剪力乘以1.15的增大系數。如果在結構總體計算時。論文大全。總信息中填寫的地下室層散少于實際輸入的層數,彎矩設計值增大系數將會乘錯位置,從而在發生地震時,會使極易發生震害的底層柱底部位因抗震能力降低而破壞。
3.關于框架計算簡圖的問題
無地下室的鋼筋混凝土多層框架房屋,獨立基礎埋置較深,在一0.05m左右設有基礎拉梁時,應將基礎拉梁按層1輸入。以某學生宿舍樓為例,該項目為層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丙類建筑,建筑場地為II類;層高3.3m,基礎埋深4.Om基礎高度0.8m,室內外高差0.45m。根據《抗震規范》第6.1.2條,在8度地震區該工程框架結構的抗震等級為二級。設計者按3層框架房屋計算,首層層高取3.35m,即假定框架房屋嵌固在一0.05m處的基礎拉梁頂面:基礎拉梁的斷面和配筋按構造設計:基礎按中心受壓計算。顯然,選取這樣的計算簡圖是不妥當的。因為,第一,按構造設計的拉梁無法平衡柱腳彎矩;第二,《混凝土結構設計規范》—2002)第7.3.11條規定,框架結構底柱的高度應取基礎頂面至首層樓蓋頂面的高度。工程設計經驗表明,這樣的框架結構宜按4層進行整體分析計算,即將基礎拉梁層按層1輸入,拉梁上如作用有荷載,應將荷載一并輸入。論文大全。這樣,計算剪力的首層層高為Hl=4—0. 05=3.95m,層2層高為3.35m,層3、4層高為.3m。根據《抗震規范》第6.2.3條,框架柱底層柱腳彎矩設計值應乘以增大系數1.25。當設拉梁層時,一般情況下,要比較底層柱的配筋是由基礎頂面處的截面控制還是由基礎拉梁頂面處的截面控制。考慮到地基土的約束作用,對這樣的計算簡圖,在電算程序總信息輸入中,可填寫地下室層數為1,并復算一次,按兩次計算結果的包絡圖進行框架結構底層柱的配筋。
綜上所述,以上的幾個問題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設計中經常遇到,也經常被忽略。所以,我們設計工作者應按規范和相應的構造要求,嚴格執行,從根本上消除設計隱患,確保設計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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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中的文化是十分復雜的,從背景到現實都與西方大相徑庭。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界是邊緣性的,但其在中國語境中則是最新登陸的又一種"西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性;但又并不盡然,文化研究又以其批判性、顛覆性、非正統性為中國學界那些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之外的邊緣話語提供了聲音。文化研究對當代中國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尤其對當今的大眾文化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今中國的文化研究還無法應對當今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現實。
誠如許多學者所共識的那樣,中國雖是一個笫三世界國家,但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熱點,這就為其自身復制了一個想象性的幻影。隨著高速的城市化和消費化,一些大都市在生產/消費文化幻象方面,已與那些發達國家相去未遠,也已基本具備了"后"文化的某些特征。為此,中國語境的文化研究就尤其令人關注。
一、
文化研究之所以成為西方自"語言學轉向"以來,繼文學研究之后的一種新的拓展,有著十分復雜的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因素就是:后結構主義(在美國解構主義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為新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或提供了理論依據或提供了理論,直接引發了一種多維的廣泛的文化研究的展開。所以在關注其中、文化、諸多因素時,不應因此便忽略了文本研究(自結構主義甚或是"新批評"以來的傳統)的重要,尤以中國語境中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與其說文化研究是從關注文本到關注社會,還不如說是將"文本"擴大化,走出了昔日僅僅關注"文學性"的狹小視野,而把歷史、文化、社會亦視為一種"文本"來加以解讀,并尋求其背后的"深層關系"。文化研究不是拋棄了結構主義以來"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知識背景在更為廣闊的領域里加以運用。
當年,羅曼·雅各布森綜合了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美學批評等形式主義流派的理論主張,試圖以語言學的方法來探究"詩學",最終揭示出所謂"文學性"的奧秘。他了大量的所謂"經典文本",然而于"文學性"的發現卻收效甚微。流風所及,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海外華裔學者高友工等亦曾以結構主義方法分析中國的唐詩,著有《唐詩的魅力》一書,雖用力甚勤且不無新意,但距揭示出唐詩的"魅力"似仍咫尺天涯。誠如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所言:"雅各布森的誤解頗能給人以啟迪,因為它清楚地表明,一個錯誤的假設是如何破壞了他的理論的。他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解釋,這說明他相信這一解釋是正確的,因為它是語言學分析的結果。如果認為語言學提供了發現詩學格局的方法,我們就會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看不到語法格局在詩歌文本中真正發揮的作用……雅各布森提請人們注意各式各樣的語法成分及其潛在功能,這對文學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貢獻,但是,由于他相信語言學為詩學格局的發現提供了一種自動程序,由于他未能認識到語言學的中心任務是解釋詩學結構如何產生于多種多樣的語言潛在結構,他的分析實踐是失敗的。"(引自卡勒著《結構主義詩學》1975年)多年以后,他在一本討論文學理論的小冊子里更為明確地談道:"……理論著作已經在非文學現象中找到了’文學性’――可以用這個最簡潔的字眼稱呼它。人們通常認為屬于文學的特性其實在非文學的話語和實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文學是一種脫離了語境,與其他功能和目的脫離的語言,那么它本身就構成了語境,這種語境能夠促使或者引發獨特的思考。"可見正是由于當初結構主義者們對"文學性"的追尋,才使后來的人們最終放棄了這種在封閉中的努力。文學,永遠都不可能是"純"的。既然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即是隱喻性的,就算是歷史文本也從來都無法擺脫其"文學性",那么語言學文本分析的各種方法也將適用于歷史文本、大眾文化、政治宣傳乃至廣告的分析研究,所不同的是其目的已不再是探究"文學性",而是通過破解其中的所謂"文學性"(修辭建構),揭示出這些文本的"虛構"性,揭示出其背后權力關系、意識形態的種種詭計與合謀。換言之,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與文化研究,看上去各自所處的不同,觀念也各異,但在就文本的語言學研究方面,其彼此間還是有著一條相互關聯的線索的。就美國的情況而論:從不滿于實證批評、歷史批評、印象批評、新人文主義批評,到關注文學自身研究的新批評,可以說是一個從不關注文本的極端到只關注文本的極端的轉換;隨著歐風吹拂,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尤其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相繼到來,引發了美國解構主義的鼎盛。然而解構主義對"中心"的巨大的顛覆性,又注定要為居于"邊緣"的性別、種族、階級、文化提供一種理論思想上的"核武器",而由此展開的各類文化研究又勢必會走出文學,面向文化。這一看似反反復復的過程,絕非物極必反式的簡單的重復或回歸,而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深化的進程。而中國語境中的文學/文化研究所缺失的恰恰就是這一進程。這無疑是中國許多學人的一種先天不足。
論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趨勢決定了語言交際的重要性。研究語言學對于外語教學,特別是以英語為目的語的外語教學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語言學的基礎發展,著眼探討其發展趨勢,試圖從其中把握其研究熱點。
1 語言學的發展
語言學的前身應該可以被既定為歷史比較語言學(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則稱之古代語文學階段。現代語言學是從索緒爾開始的,索緒爾開創了結構主義新時期,這一時期索緒爾(F.De.Saussure)著有《普通語言學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結構主義中以美國結構主義影響最大,F.Boas, E.Sapir, L.Bloomfield 三者較為出名,他們創立了新結構主義學派——美國描述語言學, 三者中以后者較為出名,所以美國語言學也叫“布龍非爾德主義”。
1.1 美國的結構主義
美國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四種:替換分析法、對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內容如下:(1)替換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個語言單位代換另一個語言單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實。 (2)對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較兩個或兩個以上語言單位,找出他們相同或不同部分從而確定單位性質。(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為研究詞位出現的位置,詞類(實、虛)分布的位置。(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個句子首先可切分成兩個部分,切到詞素為止。(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帶有修飾或不帶有修飾的基本單位、結構成分或基本單位、修飾成分。(6)轉換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為把任何的結構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轉換,所謂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從核心句轉換而來的。
1.2 系統功能語言學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創始人 M.A.K. Halliday (韓禮德) 師從倫敦學派J.R.Firth(弗斯)。后來,我國的兩名學者羅常培和王力,打破傳統語言或結構主義的根本,把語法形式意義、語言用法等系統地有機地連結起來。
1.3 轉換生成語法
20世紀50年代Chomsky 對美國結構語言提出挑戰,創立了轉換生成詞法或形式語言學,提出研究重點人是如何從有限的語言單位創造出無限的語用句型。這一時期的發展共經歷了五個階段:經典理論時期、標準理論時期、擴充標準理論時期、修正式擴充標準理論時期、最簡的解釋理論時期。這個時期Chomsky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概念:深層和表層結構。這兩個概念對“同形異義、異形同義”歧義能做出科學的解釋。
2 語言學的動態研究
語用學 (Pragmatics) 即語言使用學,其主要研究問題包括:指示語 (Deixis)包含人稱指示、時間指示、話語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語用推論, 以語言結為根據,靠邏輯推論語言的前提條件;語用含義(Implicative)話語含義, 給語法事實提供重要功能解釋。
2.1 語篇學
語篇學是在句法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叫篇章語法或語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紀70年代開始,語言學由靜態到動態的大轉變,由結構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語法主要解決篇章結構研究;篇章語義主要解決篇章意義連貫,研究篇章的層次。篇章的語用研究,重點探討會話結構、話輪(說話順序)鄰近配對(前者說話的反應),也解決影響會話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論研究,研究篇章的產生。
2.2 社會語言學
社會于語言關系的科學,它是一門交叉科學。從社會變化與發展來研究語言變化,又由語言變化來研究社會的規律。其分為微觀社會語言學與宏觀社會語言學。微觀是研究具體的語言與社會關系,如語言與性別、語言與民族等,也研究語言的細節,如語言世界、語言等。宏觀主要是研究語言與社會中的地位和社會對語言的選擇,如國際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幾種語言、在本國推廣哪幾種語言、語言的推廣和文字改革等等。 轉貼于
3 我國語言學研究的熱點
3.1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研究
單以核心刊物《外國語》上發表有關系統功能語言學就有30多篇;《外語教育研究》上發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壯麟先生的《系統功能語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語篇的銜接語連貫》;程琪龍的《系統功能語法導論》。論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語言系統與功能》;清華大學出版社的《語篇·語境》;任紹魯的《語言·系統·結構》等等。系統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進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胡壯麟為首,系統功能的語法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系統功能語法的語言觀于方法論;對系統功能語篇研究理論進行實踐和補充。
3.2 語用學的研究
近年來,《外國語》在語用學發表文章達30多篇;《外語教學與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專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語用學概論》;何兆熊的《新編語用學概要》。語用學在90年代最現風光,也當之無愧地成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個特點:(1)在繼續引導外國的方法的同時,通過對語言具體事實提出修正何補充。例如:何自然的《國外語言學的研究》。(2)對語用學的內涵進行了新的開拓。比如何自然的《語用模糊》、《情態動詞的語用分析》由衛國的《現在完成時的語用含義》。(3)從翻番而論轉入專題研究。把漢語與外語的研究聯系起來。例如劉紹忠的《“清”字用法漢英對比》。
3.3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
《外國語》和《外語教學與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特點主要表現在:(1)由宏觀方法轉入微觀具體語言現象分析,例如:《委婉語社會語言研究》、《語言變化的社會因素》。(2)從解釋的社會學角度轉向心理學語言運作的社會心理機制。例如:王德青的《社會心理語言學科性質語研究對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語研究》。
3.4 話語分析研究
《外國語》中有將近20多篇;《外語教學與研究》有10多篇。從80年代中期開始系統介紹西方話語分析基本概念與理論。90年代轉入英漢對比分析。從話語口語轉入語篇研究。近幾年來,話語分析有交叉和重疊趨勢。
4 我國語言學研究的趨勢
(1)研究對象看,由微觀轉入宏觀,語言本身系統轉向跨學科研究,出現交叉學科,如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由結構研究轉入功能和應用研究,由靜態到動態,如描寫構詞句法規則到句法結構的不同功能;單個詞的意義到單詞在特定環境中的意義;由單一語言研究轉向多語言的對比研究,如對比語言學,包括雙語對比、多語對比,包括同族語對比、非同族語對比,即有語言自身的對比,也有語言與文化的對比,如跨文化交際學。(2)研究方法看,由單層次和單角度,靜態研究轉入多層次、多角度、動態研究。(3)研究目的看,目標不斷從窄到廣,從膚淺到深度;從描寫轉向解釋 Chomsky 試圖從大腦的遺傳基因來解釋語言的事實;從理論的探討轉向應用價值分析,如計算機的發展離不開語言學,語用學的分析應用到法庭審訊中等。(4)發展趨勢看,語言學研究有三個:①側重宏觀語言學,語言與心理、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文化的關系;②著眼認知語言,語言與大腦關系;③鼓勵用科學技術研究,如《對學者個人差異研究》。
參考文獻
論文摘 要:布魯納是美國心理學家,他在心理學方面接受并發展了皮亞杰的“發生認知論”,形成了結構主義學習理論。 布魯納的結構主義學習論主要強調學科基本結構學習,提倡用發現法進行教學,重視學生內部學習動機。他的部分教育思想對我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仍有現實意義。布魯納將教育“作為訓練民主社會里平衡發展的公民的手段”,學校不僅要傳授知識和發展學生智力,更重要的是讓學習者在自身經驗背景下,通過“同化”、“順應”自主建構知識。
結構主義越來越受到教育界的關注,這種教育理論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和教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結構主義之父的布魯納,他以心理學為基礎倡導的結構主義學習觀,在心理學方面接受并發展了皮亞杰的“發生認知論”,在教育學方面提出了一種新的結構化的教育思想,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前言
結構主義最早來源于認知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布魯納以心理學理論為基礎,通過大量的實踐研究和論證,創立了當代世界最有影響的結構主義教育學理論,從知識觀、學習觀、學生觀、師生角色的定位及其作用、學習環境和教學原則等6個方面對教與學作了細致的闡述與歸納。這一理論主要包含以下觀點:
1、學習不是教師簡單地向學生傳遞知識信息、學習者被動地接受信息的過程,而是學習者自己主動地建構知識進行有意義的學習的過程。并且這一過程是無法由他人代替的。
2、對任何一門學科知識的學習都必須在學習者現有的知識經驗的背景下,通過對外部信息進行積極主動地選擇、加工和處理,從而構建起自己的意義,也就是對原有知識的重新建構,舊的知識經驗因新知識的進入而發生調整和改變。
3、學習者的學習是通過“同化”和“順應”的過程來與環境進行交互的。也就是說學習者不是簡單的把外部知識搬到記憶中進行翻版,而是在原有經驗的基礎上通過與外部環境的交互,進行自我理解,建立內部心理表征。
4、學習者對知識的建構,不僅包括大量的具有相關性、比較概括的結構性知識的建構,還包括在大量情景下產生的非正式經驗背景的建構。
本文就是通過對布魯納結構主義學習觀的分析,來闡述它對我過教育的實際應用意義,主要是對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的實際意義。
二、布魯納結構主義課程論思想
(一)課程的基本思想
布魯納認為,教學是使學生能夠主動地選擇知識,記住知識和改造知識,從而促進今后的學習。為此,教材就應該把反映該學科發展水平的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作為主體。概念和原理越是基本,它們對于解決新問題,掌握新內容的適用性也就越大。如果學生掌握了作為該學科知識結構核心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學習其它知識內容時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進一步認為,學習的早期教學就應該使用這相差懸殊的教材。
同時,布魯納指出,這樣的教材組織呈現只有與兒童的智慧發展相匹配,才能使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學順利進行。年齡不同的兒童,其智慧發展階段也不同,對他們就應使用不同教材。隨著年齡的增長,教學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可能相同,但教材的具體直觀程度逐漸降低,而抽象程度不斷提高,從而體現了教材和“螺旋”式上升的特點,使學生一步步地在較高的認知層次上掌握教學的內容。
(二)再現表象與螺旋型課程
布魯納認為,人的心理發展就是形成一個意義上、態度上、動機上的技能相互關聯的越來越復雜和抽象的模式體系,即 “再現表象”。人們借助于這種體系貯藏、轉換、再現所遇的信息,內插、外推、預言更多的知識。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再現表象”表現為一種從動作式到圖像式到符號式等不同階段的發展過程,每一階段的再現模式都依賴于前一種再現模式。因此,教材的編寫應分成不同的階段,注意知識的“階梯性”,適應于學校里不同年級、不同能力的學生,再經過學生的自覺思維,最終為他們所接受。
(三)強化內部動機
兒童的智力發展表現在內部認識結構的改組與擴展,它不是簡單的由刺激反應的連接,而是在頭腦中不斷形成,變認知結構的過程,“兒童知識的獲得,是一個積極、主動的學習過程,是一種堅持不懈、孜孜不求的持續行為。推動這種行為的動力存在著內部動機和外部動機,要使內部強化與外部強化處于協調平衡的狀態,并盡量促使外部強化向內部強化轉變;學生自己也應從教師的表揚這一外部報償過渡到靠自己解決問題的內部報償。同時,布魯納還指也,激發內部動機的方法有多種,利用驚奇、激發疑惑、設計困境、提示矛盾等,都“可以引起學生的內在動機,激發思維。”
(四)采取發現學習法,注意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和學習興趣。
布魯納認為,僅僅單純地傳遞結構是不夠的,重要的是鼓勵學生自己去探索。教師要引導學生去學習,要“盡可能”保留一些令人興奮的觀念的系列,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布納主張,“在發現學習中,最關鍵的是培養學生的主體性”,那就是“首先建立與旁觀者的被動性恰好相反的那種注意的自主。”內部動機是學生學習的動力,最佳的動機就是對所學材料的興趣。
三、結構主義學習觀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意義
(一)基礎教育改革的目標在于發展智力,但也不能忽視非智力因素的影響
當前新一輪的教育改革,既要注重發展學生的智力,也不能忽視非智力因素的影響。我們應該認識到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密切關系,在課程改革中,注重培養學生智力的同時加強對學生非智力因素的培養,從而從整體上提高教育的作用和質量。因此,我們應該堅持素質教育,提倡學生的全面發展,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身心發展的規律、學習風格和原有的知識經驗背景來有效選擇知識結構的呈現方式,或用動作表征,或用形象表征,或用符號表征,幫助、指導學生進行發現學習。
(二)對改革中的研究型學習方法和探究式學習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目前,我國基礎教育中正在探討的研究型學習方法和探究式學習模式,其實就是來源于布魯納的結構主義學習觀,這種新的學習方法和學習模式類似于發現法,它們能調動學生參與學習過程的主動性。“認知——發現”學習啟發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應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和參與性,同時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師要善于創設恰當的問題情境,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導學生圍繞一定問題,依據所提供的材料主動而有興趣地思考、探索和研究問題。與傳統的教學模式相比,教師的角色發生了轉變,從知識的傳遞著轉變為學生建構知識的促進者和支持者。教師應本著“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思想,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教師要創設寬松自由的課堂氛圍,創設民主、和諧、積極、活潑的教學情境,多給學生思考、提問和發言的機會。我們當前的研究型學習方法和探究式學習模式就需要這些來作具體的指導。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一些更靈活的教學方法,如趣味教學法、情境教學法、探索發現法等等,真正培養學生的直覺意識、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
(三)基礎課程的改革要注重學科基本結構的改革
布魯納結構主義學習觀認為,人的認識活動是按照一定階段的順序形成、發展,成為認知結構而進行的。人類學習的實質是類目及其編碼系統的形成,學習新知識的過程,是頭腦中已有的認知結構與新知識結構的“順應”與“同化”的過程。人的認知活動掌握了最基本的定義觸類旁通,成為應付復雜環境的一種基本手段。將這種觀點推廣到其它學科中,他提出了學科的基本結構。布魯納認為,任何學科中的知識,都可以引出基本結構。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因特網的迅猛發展,導致知識的爆炸,教材的編印速度趕不上知識的增長速度,教師也不可能通過教材教會學生掌握所有的知識。教師應該幫助學生獲得基本思想和原理,幫助學生掌握獲取知識的基本方法,從而提高學生的整體水平。
布魯納結構主義學習觀啟發我們在基礎課程改革中,要注重對學科基本結構的改革。要對教材的結構進行梳理,對教材的內容進行更新,要及時改變教材陳舊、落后的現狀。教師在教學中,要幫助學生掌握學科的基本結構。事實證明,掌握學科的基本結構有助于培養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習的遷移,提高學習能力和學習效果。
(四)提倡發現學習
布魯納認為,學生的學習和科學家的發明的智力活動是一樣的。因此,可以在教學活動中,“提出一個學科的基本結構時,保留一些令人興奮地部分”,然后引導學生去探索,讓學生在對知識結構的建構過程中去發現它。他認為,在教師的指導下,讓學生獨立思考、改組材料、自行發現知識、掌握原理原則的發現法是一種最佳的結構教學方法。
在基礎課程改革中,我們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探索、發現能力,對知識的組織上注重的學科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組織,在教學上確立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建立學生自主、探索、發現、研究以及合作學習的機制。讓學生在一定的情境下,充分合理地運用自身原有的知識經驗背景去構建新的知識結構。
四、對結構主義學習觀的反思
布魯納提出的結構主義學習觀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基礎教育改革起來很大的推動作用。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由于它對教材的要求太高,對學科知識結構的組織也難以把握,因此在美國的課程改革中,改革的效果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好。這就需要我們對結構主義學習觀進行反思,以一種更合理更容易實施的并且符合我國基礎教育現狀的面貌呈現出來。
在實際的改革中,我們不僅要幫助、促進學生進行“發現學習”,創建合理的情景進行知識結構的建構,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還要注重教師的主導作用,明確教師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去引導、啟發學生逐漸掌握知識。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教師處于理論與實踐的尷尬境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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