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 法治思維 法治方式 基層社會治理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和重點都在基層，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大局，意義十分重大。
一、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
現代社會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一方面通過調節其特有的結構調節社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解決。另一方面法治通過國家強制性保障社會治理活動的法律權威性；最后法治通過確定邊界和底線使社會治理活動有可預期性。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和基礎就是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社會矛盾和沖突多發于基層，集中體現于基層治理中，伴隨著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加速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已成為現實問題?；鶎由鐣卫矸ㄖ位诂F代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言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可以提高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程度，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整體優化。換一個角度來講，基層治理法治化是體現和反映國家治理能力的“風向標”。
就我國當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實際情況來看，基層治理法治化所起的作用是關鍵性和基礎性的，同過去以“管控思維”為主體的社會治理方式相較而言，法治化治理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并在最大范圍內聚集民意。法治化治理方式通過制度建構方式，運用法律手段，可以最大限度杜絕管理部門、管理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真正實現“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等目標。
二、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從理論而言，社會治理是一項公共職能，為了實現這一公共職能，社會治理的主體可以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計劃、行政處罰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因此，“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講本質上就是公權力的行使，是行政行為的實施。在現代法治國家，只要是權力的實施行使，就必須受到法治約束，只要是權力的意思表示就必須符合法治精神。社會治理采取的行政行為本質就是法律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治理中必然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普遍運用。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法治化。就社會治理的國家公權力而言，管理職能之間的空缺、重疊和沖突都需要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機制和法治方式協調、溝通和解決；就社會治理的社會公權力而言，公共職能與國家職能的界限、分工、沖突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明確、指導和協調。二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社會治理行為的法治化。社會治理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體現了行政行為一般性原理，體現著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而且現實中，在社會治理中，這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會直接面對尖銳的利益沖突、強烈的價值碰撞和巨大的社會訴求，其運用得當與否將最直接影響國家形象及公民的法治信仰。三是運用法治思維確保社會治理責任的法治化。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是權力的本質屬性，而且這種責任應當且必須是一種法律責任。法治思維與權力思維的差異之處就在于是否承認權力的最高性。法治思維認為法律的權威高于權力，公權力的行使者必定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制度障礙
雖然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都有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條例。但從現實情況看，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面臨著嚴重制度障礙：其一，現在制度已經相對落后。我國原有相關法規是適應傳統社會管理模式而形成的，社會管控思維嚴重，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求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相去甚遠，出發點和制度建構的主要做法完全不同，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發展。其二，立法相對滯后。進入新時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以后，實施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由“行政色彩”向“法治主導”轉變以來，許多地方在實踐中已經做了許多有益嘗試，且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意識的成果，但是相應的立法工作卻顯得滯后，特別基層自治組織、基層治理機制合法性問題，涉及老百姓利益保障問題的許多方面仍未納入法治保障軌道。其三，法規效力層級不足。從目前現實情況來看，從國家立法層面來看，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法規較少且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地方通過地方政府立法對現實矛盾加以調節，但是這些地方性法規效力不高，甚至因為沒有先例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違反相關上位法規的問題。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不復存在，何以談其效果和作用？
（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當前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特別是一些黨員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一方面體現在黨員干部的法律知識儲備不夠、依法治理的傳統和氛圍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客觀上大量存在許多領導干部不愿意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短、平、快”，更有甚者提出法治方式讓其“畏首畏尾”，在一些場合發表進一步加強社會管控的傳統思維。
（三）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社會結構和利益需求呈現多元趨勢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行政手段難以“一招定天下”，需要多種手段協調，其中法律手段應該成為主導，如前所述，行政手段應在法律框架設立的范圍內發揮效用。過去中國，在人-單位-國家這樣的架構下，通過上行下達執行行政命令實現社會治理確實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面對社會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分層的現實情況，過分依賴行政效率只會導致基層社會治理陷入僵局，而且極易導致權力尋租，導致腐敗。這樣的路徑依賴極易發生打著“發展壓倒一切”等片面觀點的旗號，時不時發生突破法律邊界的行為，甚至侵犯公民權利，認為改善了群眾生活，盡管違法但是可以被理解。如此種種，突破法律邊界和底線，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處理矛盾糾紛，最后結果往往是進一步激化矛盾，是短視行為，于長遠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四、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的思考
（一）最關鍵的是領導干部要具有法治意識和法治觀念
通過自覺學習，增強憲法法律至上的理念，通過法治思維進行思考，將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理念內化于心；通過比較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與人治思維、人治方式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優劣，使領導干部充分認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必要性，改變過去那種“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人治”思維模式，以法治眼光看待一切，明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決不允許任何領導干部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始終牢記法律底線不可觸碰、法律紅線不可逾越；通過干部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領導干部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識和法治信仰，使領導干部成為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二）重視正面引導和反面警示兩方面作用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要充分運用正面典型的引導作用，使領導干部養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習慣。同時對反面典型的警示、警戒作用不能忽視，應在組織、人事管理等重點領域堅持給人治亮“紅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所有領導干部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三）要在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上強調法治指標
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的：“提高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因此要將法治指標納入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考核之中，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各級組織部門要把是否具有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治能力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提拔重用那些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的領導干部，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更多領導干部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
（四）要積極營造法治環境
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努力營造穩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圍，使領導干部習慣法治思維，習慣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使其養成良好的法治思維習慣，形成優秀的法治思維品格，養成良好的法治能力，形成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法治氛圍。
崇尚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根據法律思考，把法律當成思考、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法治思維在現階段主要指限制、約束權力任意行使的思維。法治思維改變了一些領導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重權力輕權利、重治民輕治官、重管理輕服務等思維誤區；法治方式指領導干部遵循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依法治理，通過制定、執行法律，運用法律方法治國理政的行為方式。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用權利制約權力，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強化對權力行使的約束和規范，約束公權力、保障私權利。
總之，我們需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法治素養，堅持法治導向，提升法治能力，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
參考文獻：
第2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基層社區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第3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江南夏月無閑人。6月30日下午5時20分，桐鄉高橋鎮越豐村，村養老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12名村民正在熱議一件大事。特殊的是，議事桌上擺了兩個桌簽，一寫“百姓議事會”，另一寫“道德評判團”。這是怎么回事？
“G20杭州峰會馬上要開了。老話說，打掃房子迎遠客，我們越豐村位于滬杭高鐵、高速公路邊上，更應整治得潔凈美麗，特別是沿線這幾幢房子……”村黨總支書記沈春雷指著墻邊一排照片說。
“我們道德評判團前兩天已找了五六戶沿線人家談過，他們非常支持?！?/p>
“我們議事會今天晚上再跟有關村民談一下整治細節……”
“外立面整修請百事服務團聯系專業設計，同時咨詢法律顧問卜炳忠律師，道路沿線施工是否會有法律上的問題……”
咨詢律師，是法治的表現；以評立德，是德治的手段；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是自治的方式――越豐村這場會議演繹的正是桐鄉“三治合一”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所謂“三治”是指德治、法治、自治。在桐鄉市委書記盧躍東看來，德治是基礎，法治是保障，自治是目標。三者既相輔相成又相互依托，必須協同推進。
這一模式源自桐鄉高橋鎮，如今已在全省推廣，成為我省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個范本。
開門讓百姓參政議政，變“知民”為“民知”
相較于GDP的增幅，身邊的小事更能成為老百姓對政府的評價依據。一個桐斜路南段拓寬工程，讓許多高橋人對當地政府豎起了大拇指。
貫穿高橋南北的桐斜路，在桐鄉市高橋鎮區段被卡了“脖子”，變得窄小擁擠。多年來，高橋鎮黨委、政府一直想拓寬桐斜路南段，無奈被征遷的個別居民要價過高，此事就此擱淺。近年來，拓寬工程再次被鎮黨委、政府提上議事日程，摸底中，有4戶居民表達了店面安置的強烈意愿。這大大超出了現有的征遷政策，如果滿足他們的要求，對其他老百姓不公平；如果不滿足，征遷又將再次陷入僵局。怎么辦？
高橋鎮有一支百姓參政團。任何鎮級層面的重大活動，都提交他們進行充分討論。團員由兩部分人組成：固定的和非固定的，雙方各為10至12人。固定成員要求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非固定成員主要由利益相關者組成，給他們充分的利益表達權。
高橋鎮黨委、政府把桐斜路的拓寬工程先交由百姓參政團討論。這條路要不要拓寬？如何拓寬？怎樣的安置政策是合理的？會上，堅持要求店面安置的一兩戶居民遭到了眾人的強烈反對。主流聲音湮沒了雜音，正面的力量得以彰顯，小部分人的利益訴求服從了對大部分人的公平。
“自從高鐵開通后，高橋從原來區位優勢最差的鄉鎮變為相對較好的鄉鎮，全鎮迎來大開發、大建設、大發展的機遇期。在大變動的時代，有的人有點茫然，有點迷失。如何讓老百姓理解接受黨委、政府的決策，在全鎮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變被動配合為主動推動，這是我們鎮黨委、政府琢磨最深的問題。”在時任高橋鎮黨委書記蔡立新眼里，高橋在謀求經濟轉型的同時，必須未雨綢繆謀劃社會管理的轉型。只有通過社會管理的轉型，讓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在有序的狀態下不斷得到調整和解決，才能為創造經濟奇跡提供保障。
高橋的百姓參政團，既是公共事務公開的渠道，也是鎮黨委、政府規范自身權力運行，“問需于民、問情于民、問計于民”的探索和實踐。
“老百姓有的建議合情合理，是我們坐在辦公室的人想不到的?！睍r任高橋鎮黨委副書記、高新區主任沈建良說，桐斜線改造中，有的村民十分敏銳地注意到按原來的設計方案，老百姓承包田里的水利灌溉既進不來也出不去，要求及時更改，“還好糾正及時，否則一場灌溉不暢引起的糾紛在所難免。老百姓的參與，讓我們的決策更加科學，避免了因決策失誤或者溝通不充分而衍生各類社會問題和矛盾。”
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因為溝通而理解，因為理解而尊重，因為尊重而認同配合。高橋打開決策大門，把政府決策的運作置于“陽光之下”，給各種利益主體搭建了一個務實有效的協商和對話平臺，既是一個基層政權對法治的詮釋，也是讓政府決策獲得廣泛社會認同和理解的有效手段。它拉近了政府部門與公眾的距離，使發展共識多了、工作阻力小了。
把是非曲直交公眾評判，變“治民”為“民治”
在這樣一個風云激蕩的改革新時代，鄉村社會的傳統在城鎮化、工業化加速推進中進一步解體，村莊新的形態重組，城市文明觀念與鄉村傳統觀念沖突交融，該如何建構新的治理秩序？
“一個良序社會的形成離不開老百姓的自律。我們從前些年的文化建設中得到啟示，通過樹立身邊的道德標桿，修民德、正民風、聚民心?！辈塘⑿抡f，連續五年，高橋鎮以“慈孝”為主題開展文化建設，力求通過身邊一個個父慈子孝的先進人物事跡感染人、鞭策人，構筑起全鎮人民思想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新高地。
社會生活中總有一些法律法規管不到、村規民約管不好的不良現象，事不大卻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高橋鎮在村級層面成立了道德評判團，把事情的對與錯交由公眾輿論評判，讓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規范自己、管理自己。
“經你們這么一說，我真是羞愧難當！政府修筑圩堤是為了村民好，如果我再不同意，全村人都得戳我們全家的脊梁骨！”高橋鎮越豐村，一場設在居民家中的道德評判會，讓原本糾結于青苗補償費過低不同意征地的兩戶農戶解開了思想疙瘩。
在桐鄉市啟動的“三治合一”社會治理創新實踐中，以民間輿論作用于法律層面之外的道德引領，起到了抑惡揚善、正民心、樹新風的積極作用。小區樓房的房前屋后和樓道內雜物亂堆亂放、毀綠種菜、綠化帶內亂晾曬……在道德評判團的評判下，一些本已司空見慣的陋習得到自覺修正。
當然，道德評判成功的關鍵，還在于評判團成員的公正與威望。遍布高橋每個村的道德評判團成員納入了社會賢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口碑良好的企業家等。他們在評判的過程中，充分運用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基于自身對農村社會的了解，綜合考慮社會因素、人情世故和習慣等進行說情說理，總是讓人心服口服。
據介紹，桐鄉在高橋實驗的基礎上，從完善基層民主自治、培育社會組織等方面入手，在全市層面著手探索建立“權隨責走、費隨事轉”的新型社區管理服務機制，以進一步提升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水平。
“我們的理解是，社會管理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管理社會。社會肯定有需要管控的內容，但是社會管理的根本目標應該是社會自治、社會自我管理，讓社會自身運轉起來。而讓社會運轉起來，不是政府或社會單方面的事情，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有效對接貫通、良性互動的過程。讓老百姓自己來管理身邊不和諧的事就是其中的一項探索?！蓖┼l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蔣惠玲說。
發動群眾服務群眾，變“管民”為“便民”
“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當越來越多的人聚焦在如何減少矛盾發生的時候，桐鄉的決策層希望跳出矛盾看矛盾，以發乎于心的道德力量讓人們不斷修身養性，讓社會充滿愛。
發動群眾服務群眾，這是桐鄉高橋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的手段之一。高橋鎮領導認為，服務傳遞溫暖，溫暖孕育和諧。
在高橋鎮，每家每戶都收到了村里發放的一張名叫“百事服務聯系網”的卡片，上面印有治安安全、法律咨詢、水電安裝、電腦維修、婚慶禮儀攝影、殯葬用車等近30種服務項目的電話號碼。
迎豐村村民張漢章在去桐鄉的半路上汽車拋錨了?！拔野纯ㄉ系穆撓捣绞酱蛄艘粋€電話，師傅很快就來修了，這實在太方便了?！彼f，以前碰到問題都要去村里問熟人，處理一件事總要來回折騰好幾次，現在有了這張卡就簡單了。
卡片張揚著政府為民服務的誠懇態度。卡片的背后活躍著一個由村民組成的“百事服務團”，它分成兩大塊：一塊是紅色義工服務隊，由村里的黨員帶領村民為村里的貧困戶、獨居老人、殘疾人等困難群體提供免費幫助，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另一塊是以便民利民為軸心的專業，適當收取勞務報酬，相當于96345的村級版。
越豐村黨總支書記沈春雷介紹：“其實看似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可能對于村民來說卻是一個棘手問題，有了這個‘百事服務團’，村民一個電話就能第一時間得到幫助。老百姓對村里的向心力更強了，對村干部也更貼心了?！?/p>
張漢章說：“以前村干部與我們村民的關系好像就是管與被管的關系，干部靠權力征服民心。現在更多的是以服務贏得民心，老百姓倒反而更服帖了，配合村里做事的積極性也更高了?！?/p>
2013年以來，隨著“三治合一”逐漸下沉到桐鄉的大地上，生長出強大而堅實的根系，從“樹木”蔓延為“森林”。桐鄉的基層社會治理樣本，為當下轉型期的基層社會治理帶來制度變革的探索意義。
第4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社會治理；綜治網格；創新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0-00-01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是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的重要保障，是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的重要基石?；鶎泳C治網格工作，對于加強基礎綜治基礎，提升現代社會治理水平至關重要。如何提升基層綜治網格工作水平，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本文重點圍繞“網格怎么劃、網格做什么、誰來做、如何做”等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網格工作“十要”、網格工作“四法”，并規范了各個層面的服務管理團隊，從而進一步明確了工作內容、創新了工作方法、落實了工作責任，為開創基層社會治理綜合治理工作新格局奠定了基礎。
一、科學劃分，合理構建服務管理單元
按照精細化管理的要求，優化社會服務管理單元，使基層服務管理組織設置更合理、更科學、更有利于工作開展。一是在劃分原則上，以現有鄉鎮（街道）、村居（社區）管理格局為基礎，綜合衡量地域位置、戶數多少、人情世故等多方面因素，并充分考慮工作開展的“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屬地劃分，適度劃分。二是在劃分程序上，按照鄉鎮（街道）制定總體網格規劃、村居（社區）提出具體網格劃分方案、相關職能部門最后協商確定的方式進行。三是在網格管理上，將劃分好的網格，按地域和類別合理編排，確定相應序號，實施登記管理。
二、明確職責，整合優化服務管理團隊
根據基層綜治工作任務，重點關注基層社會治理的“十要”：即實有人口底數“清”、重點人群幫教“誠”、社會治安防控“嚴”、矛盾糾紛化解“早”、民情信息反映“靈”、安全隱患整改“實”、非法經營管控“牢”、應急處置行動“快”、公共服務發揮“好”、平安法制宣傳“勤”。為實現上述目標，根據社會治理工作的新要求，對服務管理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可以進行改革調整，真正實現社會服務管理中心的實體化運作。一是在鄉鎮（街道）層面，以社會服務管理中心建設為重點，抓好“一室+一廳+N隊”建設?！耙皇摇奔淳C合協調辦公室，主要承擔總體規劃部署、牽頭協調、檢查督辦、日常工作辦理等職能；“一廳”即服務大廳，凡是對群眾服務的事項都納入大廳業務承辦范圍；“N隊”可以把社會治安防控、矛盾糾紛化解、安全生產管控、特殊人群管理等多支承擔不同的服務管理職責的隊伍一起劃入管理。二是在村居（社區）層面，以社會服務管理站建設為重點，抓好“窗口+團隊”建設?！按翱凇奔丛O立對外服務窗口，落實專門工作人員，為轄區公眾提供一站式服務；“團隊”既可以是由駐村領導、駐村干部、片警等基層干部組成的基礎團隊，也可以是巡防、調解、幫教等具有特色的專業團隊。三是在網格層面，每個網格都配備一名網格員，切實做好網格內的社會服務管理工作。
三、健全體系，充分發揮服務管理效能
要在健全工作體系上下功夫。主要是通過完善和落實工作例會、首問責任、情況報告、督查督辦、考核獎懲、工作流程、基本臺賬等制度，形成“黨政領導、條塊結合、上下聯動”的工作模式，有效避免重復建設和各自為政，促進鄉鎮（街道）、村居（社區）和網格間日常工作的對接，促進部門間工作資源的有機整合，真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都用到社會服務管理的刀刃上。要在完善工作機制上下功夫。不斷完善以矛盾聯調、治安（安全）聯防、工作聯動、信息聯通、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服務（管理）聯抓為主要內容的工作機制，進一步整合社會服務管理力量，規范社會服務管理行為，保證服務管理工作高效、有序地開展。要在化工作保障上下功夫。在落實專項經費的基礎上，統籌安排村郵員、流管員、計生員等各類人員的支出經費，解決好專職網格管理員的報酬問題；建立完善內部考核激勵機制，加強督促檢查，最大限度地調動黨員、干部和社會各方面參與這項工作的積極性。
四、創新方法，高效開展服務管理工作
社會服務管理的方式方法需不斷創新，提出網格工作“四法”，促進服務管理工作高效開展。一是實行“定人定格定責”。每個網格都落實專人管理，明確責任，強化考評。二是推行“一卡一冊一線”。“一卡”即為民服務聯系卡，卡片以網格為單位設計發放，內容包括各級服務管理內容、流程、聯系方式、監督電話、主要服務人員等，做到一卡在手，辦事不憂?！耙粌浴奔淳W格員工作手冊，由網格專職服務管理人員填寫使用，內容包括網格基本情況、群眾需求、民情信息、案件事件、工作記錄等?！耙痪€”即服務咨詢熱線，鄉鎮（街道）、村居（社區）開通一條服務咨詢熱線電話，隨時接受群眾業務辦理、咨詢、求助、投訴等。三是堅持“月訪月清月會”?！霸略L”就是由網格專管員及其服務團隊每月對網格內的工作對象、困難群眾、重點部位進行集中走訪，聽取意見，摸清底數，掌握實情?！霸虑濉本褪菍κ芾淼霓k理事項、各類矛盾糾紛做到能辦即辦、當月結清?！霸聲本褪欠展芾碇行拿吭抡匍_工作例會，談網格實情、談工作業績、談存在問題，集中梳理、分析和研究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相互交流服務管理情況，總結經驗，部署工作。四是做到“勤查勤問勤記”?！扒诓椤本褪蔷W格專管員及服務管理團隊經常對網格進行巡查，重點檢查發現違法犯罪、安全隱患、非法經營等情況?！扒趩枴本褪墙洺Ｍ罕娊徽劀贤ǎ瑔柮袂椤柪щy、問問題?！扒谟洝本褪菍ⅰ扒诓椤薄?勤問”“訪談”得到的情況及時記錄到網格員工作手冊，作好備忘。
參考文獻：
[1]胡重明.再組織化與中國社會管理創新――以浙江舟山“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為例[J].公共管理學報，2013（1）.
[2]趙語慧.網格化管理與政府職能定位[J].人民論壇，2013（2）.
第5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社情民意不明了、服務管理不到位、訴求渠道不暢通、矛盾化解不及時，這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基層社會治理時常面臨的問題與困惑。浙江松陽縣從2009年開始，探索建立“民情地圖”大數據庫，為解決這些基層社會管理難題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地方范本。
“民情地圖”
是一張什么圖
松陽縣地處浙江南部山區，境內多山，道路崎嶇，自然災害頻繁，尤其是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導致生態風險嚴重；由于地處山區，交通閉塞，松陽縣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經濟相對落后。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戶籍政策相對寬松，很多轄區居民外出打工，也有許多外來人員涌入，導致松陽縣人口流動相對頻繁，人們之間的矛盾、糾紛也日益增多，時有發生。這些情況對松陽縣基層社會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戰。如何做好基層社會管理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9年12月，松陽縣開始探索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即在浙江省舟山市推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基礎上，結合松陽實際情況，繪制“民情地圖”。
截至2011年，松陽縣共手繪完成了401個行政村的2406張“民情地圖”。“民情地圖”由村情民情圖、產業發展圖、組織體系圖、重點人員圖、結對幫扶圖、防災避險圖等6張“地圖”組成。
其中，村情民情圖主要是村莊地形地貌，包括山林、農田、河道、山塘水庫、道路等，以及農房分布及房屋結構、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分布情況；產業發展圖主要標注村莊產業分布、發展和農戶從業情況，包括每個農戶的農田、山林及從事種養業情況，以及經商辦企業、外出務工創業等情況；組織體系圖主要標注村級組織及村級基層管理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結對幫扶圖主要標注需要結對幫扶的農戶和優撫對象等情況；重點人員圖主要標注需要重點聯系、重點關注的人員情況；防災避險圖主要標注自然災害隱患區域及避災搶險線路等情況。每張地圖各有側重，組合起來是一個全面、直觀、準確反映村情民情的綜合體系。
此后，“民情地圖”不斷升級，開始從農村走向城市。松陽縣將全縣各種情況全盤摸清，并統一繪圖標準，實行數字化管理，建成了一張網絡版的“全情圖”，建立了“民情地圖”服務地理信息系統。該系統成為匯集該縣20多萬群眾基礎信息的民情大數據。
為了進一步鞏固該項創新成果，確保系統的使用安全，2015年3月，松陽縣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了實用新型專利授權。2015年10月，以松陽縣民情地圖為基礎開發的“一種民情地理信息系統”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批準，獲得國家實用新型專利授權。
引領社會管理創新
松陽縣繪制“民情地圖”是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典型案例。這種管理方式的創新促進了干部作風的轉變，增加了干部和群眾的聯系，增強了基層干部管理社會、服務群眾的能力。
“民情地圖”的繪制也使基層干部更加全面地掌握了各種源頭信息、安全隱患、矛盾糾紛等數據，在處置、安全問題和自然災害時，反映更加迅速，處置更加及時，措施也更具針對性，對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基層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時，“民情地圖”大數據為地方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數據支撐，有效地促進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松陽縣為做好“民情地圖”，發揮其最大效應，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一是扎實做好民情調研工作。明確要求把全面深入掌握村情民情作為重要目標，把走訪每一個農戶作為基本任務，縣領導帶頭蹲點調研、走訪農戶，鄉鎮干部深入農村開展村情調研，機關部門干部深入開展結對聯系服務調研，網格服務團隊深入開展村情民情走訪調研。通過挨家挨戶走訪每一個農戶，開展民主懇談、民情分析、民主聽證等方式，全方位掌握農村基層情況，全面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所憂所困，廣泛聽取基層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為繪制“民情地圖”做好基礎工作，收集好第一手素材。
二是構筑“民情地圖”管理服務平臺，建設專門的地理信息系統。松陽把每個村的“民情地圖”統一錄入平臺，形成電子版“民情地圖”。研發松陽縣“民情地圖”地理信息系統，通過增設“民情地圖”社區、部門和企業三大板塊，變靜態的二維圖為動態的三維圖，使其具有修改功能、搜索功能、分類功能、保密功能、備用功能，進一步拓展了“民情地圖”服務范圍，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共享共用。同時，明確規定村情民情一旦發生變化，必須及時進行更新，促使廣大干部第一時間掌握基層動態，保證“民情地圖”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三是健全工作機制。松陽縣專門組織編印了培訓教材，內容包括“民情地圖”制作要求和使用常識、農村工作政策法規、農林水電以及民政、計生、社保、等方面的知識、案例等。而且要求每位干部每年必須參加一定時間的集中培訓和學習。并且，建立起應知應會能力考查機制。依托“民情地圖”計算機管理服務平臺，建立了“民情地圖”應知應會能力考試平臺和題庫，通過試題測試和“應知應會能力大比武”等形式，定期對鄉鎮和縣級干部進行考查。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督查、考核機制。通過集中檢查、暗訪抽查等方式，加強督查指導，把握工作進度，發現解決問題，確保取得實效。同時，把“民情地圖”工作納入鄉鎮、機關部門年度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納入鄉鎮、機關干部和網格服務團隊成員個人年度工作考核，納入村干部年度工作實績考核，并與村干部工作報酬掛鉤。另一方面，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如果出現對群眾事務重視不夠、處理不當、作風浮夸，造成群眾不滿的，對相關領導干部、責任單位及相關人員將給予警告、通報批評等處分；造成嚴重后果的，還將依據黨紀政紀等相關規定追究責任。
松陽經驗
的普適意義
黨的十指出，各級政府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不斷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努力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再次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社會管理精細化，并且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當前，積極探索并不斷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方法，已經成為做好社會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和趨勢。松陽縣繪制“民情地圖”的做法，對推進基層社會管理有重要啟示：
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實現觀念從“管理”向“服務”的轉變，行政活動從“消極行政”、“干預行政”向“積極行政”、“福利行政”的轉變。政府在不同時期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和職能，對此，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以政府任務的復雜性增長為主要線索，對不同時期政府的職能和任務作了如下概括：起初是傳統的維持社會秩序，然后是對社會補償的公正分配，最后是應付集體性的危險情況以及公民權益的保障。他還特別指出伴隨著風險社會的出現，政府的行政活動，尤其是預防性活動，必須在其中展開的時間限度內日益擴展，政府的行政目標應逐漸轉向以風險預防為主的積極行政、預防行政和福利行政。
其次，要深刻認識“大數據”的意義，科學使用大數據。松陽縣建立“民情大數據”至少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促使干部更深入群眾，走村入戶，掌握村情、社情、民情的一手資料，從而切實了解民生所需所求，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另一方面，收集來的大數據，可以為領導干部作出科學決策，提供全面準確的一手資料，從而提高服務群眾的質量和效益。
大數據運用在社會管理中至少有三個作用：一是大數據技術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快速收集與挖掘、及時研判與共享，可以成為支持社會管理科學決策和準確預判的有力手段，促進政府從傳統的依賴經驗的粗放型決策向依賴大數據分析的科學決策轉變。二是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可以加強社會風險控制，提高政府預測預警能力和應急響應能力。三是利用大數據可以實現社會管理從碎片化向網格化的轉變。社會管理的碎片化是當前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政府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疊，協同性差，“信息孤島”現象時有發生。這極大增加了社會管理的成本，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效率。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將擴大信息共享的范圍，降低各部門在數據和信息收集、處理和應用等方面的成本，提升數據和信息的使用效能、效益，有助于推動政府部門的協同與合作，進而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從碎片化向網格化轉變。
再次，要將“互聯網”運用到社會管理中去，形成“互聯網+社會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ヂ摼W的發展對社會生活帶來革命性的影響，它推動了社會經濟轉型和重組以及社會群體組織、人員互動模式的變革，對社會管理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如果把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等比作地球，社會管理比作杠桿，那么“互聯網+”就是支點，可以“四兩撥千斤”，“互聯網+”在社會管理領域大有可為。
松陽“民情地圖”的嘗試并非停留在繪制階段，后續維護、使用、監督等各種機制的建立使得“民情地圖”在解決松陽社會管理問題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意識到，技術往往也是一把“雙刃劍”，“民情地圖”大數據庫的建立也會存在風險。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隱私等，需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大數據采集和使用的原則。
第6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升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水平;開展鄉村建設行動;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增收;鞏固拓展扶貧支援成果。和大家分享的2021工作措施報告小標題素材匯總資料，提供參考，歡迎閱讀與關注。
2021工作措施報告小標題素材匯總一
(一)堅持不懈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為轉型出雛型創造良好條件。
抓好疫情防控重點環節和能力建設。
健全疫情防控和風險化解機制。
加強經濟調節和政策儲備。
(二)突出創新核心地位，加快產業高質量發展。
大力培育一流創新生態。
加快發展新興產業未來產業。
推動基礎產業轉型升級。
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
促進文旅康養融合發展。
支持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三)把握擴大內需戰略基點，主動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
積極擴大有效投資。
促進消費回暖升級。
推動外貿增量提質。
(四)堅定不移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持續釋放蹚新路動力活力。
實施碳達峰、碳中和山西行動。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創新機制推進太原都市區一體化發展。
深化財稅金融改革。
實施市縣轉型綜合配套改革。
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五)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推動農業“特”“優”發展。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
深化農業農村改革。
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六)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斷提升城市品質和競爭力。
啟動實施城市更新九大工程。
加快推進大縣城建設。
(七)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加快建設美麗山西。
深入推進“兩山七河一流域”生態修復治理。
鞏固拓展污染防治成果。
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八)持續用力改善民生，讓人民群眾擁有高品質生活。
促進就業增收。
構建優質教育體系。
加快健康山西建設。
加大社會保障力度。
大力發展文化事業。
(九)深化“三零”創建和依法治理，為高質量轉型發展提供保障。
堅持不懈抓好安全生產。
推進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設。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十)全面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動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旗幟鮮明講政治。
建設法治政府。
打造“六最”升級版。
推進廉政建設。
狠抓工作落實。
2021工作措施報告小標題素材匯總二
(一)深入推進高質量發展。
1.加快提升自主創新原始創新策源能力;
2.加快構建現代工業產業體系;
3.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4.加快實施碳排放達峰行動。
(二)積極構建新發展格局。
1.全力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
2.全力打造緊湊活力“津城”和創新宜居“濱城”。
3.全力推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和區域商貿中心城市建設。
4.全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三)著力實施高效能治理。
1.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2.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3.注重實施精細化管理。
4.注重提升智能化水平。
5.注重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
(四)全面深化重點領域改革。
1.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
2.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
3.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4.深入推進科技體制等改革。
(五)努力提高群眾生活品質。
1.進一步發展社會事業。
2.進一步提升市民群眾綠色幸福感。
3.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切實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
切實把法治建設推向縱深。
切實把能力建設抓緊抓實。
切實把作風建設貫穿始終。
2021工作措施報告小標題素材匯總三
(一)強化創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著力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更大力度推動“三城一區”融合發展;
建設國際一流人才高地;
持續優化創新創業生態。
(二)高標準推進“兩區”建設，推動改革開放取得新進展。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大力支持金融業開放發展;
持續深化4.0版營商環境改革。
(三)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構筑高質量發展新優勢。
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以數字化引領高精尖產業發展;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全面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四)堅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協同發展水平。
開展新一輪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
高質量建設城市副中心;
構建更加緊密的協同發展格局;
(五)深入落實城市總體規劃，切實提高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
做好城市總體規劃實施工作;
大力實施城市更新行動;
統籌區域協調發展;
深化交通綜合治理;
堅定不移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提高基層治理效能。
(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提升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水平;
開展鄉村建設行動;
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增收;
鞏固拓展扶貧支援成果。
(七)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做好首都文化這篇大文章。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擦亮歷史文化“金名片”;
增強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大力發展現代文化產業。
(八)持續改善生活品質，讓人民群眾更好共享發展成果。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不斷提升教育發展質量;
積極做好就業增收和社會保障工作。
(九)牢牢守住安全發展底線，確保首都和諧穩定。
毫不放松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
提升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推進平安北京建設。
(十)持之以恒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全面提升政府服務能力和水平。
強化政治引領;
嚴格依法行政;
增強政府效能;
第7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一、理順一個關系
在宏觀管理方面，著眼于理順“一個關系”，即理順區鎮兩級責權關系，提高政務服務效率，為轉型發展“引路”。
首先，明確了鄉鎮職能定位和工作重點，通過開展鎮街機構改革評估等后續工作，進一步強化了鄉鎮在“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居民收入、強化公共服務，著力改善民生、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推進基層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職能，各鎮街“農業綜合服務中心”掛牌和人員配備工作基本完成，提升了服務“三農”的工作水平。
其次，同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將區行政審批中心管理辦公室更名為區政務服務中心管理辦公室，大力推行政務服務標準化。清理和精簡行政審批事項，根據不同類型鄉鎮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逐步下放部分管理權限，充實完善了鎮街管理職責，正在研究較大的鎮綜合改革配套相關問題，超前謀劃促進門樓鎮小城鎮建設發展的各項支持政策和具體措施。在雙管單位的管理問題上，建立了統一協調工作制度，嚴格事權劃分和人員編制管理，區直部門只負責業務指導和依法監督，較好地理順了鄉鎮與區直業務部門的關系。
二、優化“兩個結構”
在具體實踐方面，著眼于找準服務基層轉型發展的切入點，以鎮街機構改革評估為契機，進一步優化基層組織結構和干部隊伍結構，為轉型發展“加油”。
一是統籌編制資源配置，優化組織結構。按照“精簡、統一、高效”原則，綜合設置了鄉鎮黨政機構和財政撥款事業單位，強化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重新核定了人員編制，明確了具體崗位，機構編制更加符合基層工作實際。加強基層社區組織管理，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重點明確了社區管理機構和崗位職責。制定出臺了《社區工作者管理辦法》，明確了人員配備、聘用、待遇、社會保障及考核激勵等事項，社區管理和服務水平明顯提升。
二是科學制定用編計劃，優化隊伍結構。改革后，進一步完善了鎮街機構編制實名制、公示制，與基層黨務、政務公開工作有機結合，強化社會監督。結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競爭上崗，優化干部隊伍結構，將一批政治素質過硬、工作作風扎實、學歷層次較高的年輕干部選拔到鄉鎮領導和關鍵崗位，干部競爭意識和服務意識明顯增強。將有限的編制資源向鎮街緊缺崗位和關鍵部門傾斜，聯合人社、組織等部門合理制定人員招考計劃，各鎮街均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安排，不強求統一，為基層單位補齊配強高素質人才提供了保障，基層水利服務、農村經管人才匱乏的情況有所緩解。
三、健全“三個體系”
在創新發展方面，將基層轉型發展重點放在夯實發展基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集中精力健全基層便民服務、農業公共服務和科學化考核評價三大服務體系，為轉型發展“護航”。
第一，健全三級便民服務體系。積極推行為民服務全程制，實行“居站分設”管理模式，各鎮街設立了便民服務中心，村居設立了便民服務點，并將與區行政審批服務中心聯網，逐步建立區、鎮、村三級便民服務體系。實行“一站式”服務，鄉鎮所有行政審批、公共服務事項都在便民服務中心集中辦理，建立鎮街便民服務中心8所，村級便民服務點229個。切實提高了辦事效率和便民服務水平，方便了基層群眾。
第二，健全涉農公共服務體系。建立了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監管等“三位一體”農業公共服務體系，各鎮街設立農業綜合服務、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水利建設等機構，并按照專業對口、素質過硬、能力匹配的要求配備了涉農專業服務人才；畜牧獸醫執法和動物衛生監督公共服務機構實行跨區域綜合設置，由區垂直管理，基層涉農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升。
第8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一）社會矛盾糾紛依然突出
綏安鎮是漳浦的縣城區所在地，全鎮土地面積128平方公里，轄有33個社區（村）和4個鎮辦場，總人口16.6萬人，常住人口10.9萬人，流動人口約5.7萬人。近年來，因縣城大建設、項目大引進，征地大拆遷引發矛盾糾紛問題突出，社會維穩任務十分艱巨。
（二）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
隨著集市貿易增多，流動人口、閑散人員也隨之增加，由此滋生了大量不穩定因素。隨著社會治安管理難度加大，綏安鎮的治安防范機制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新要求，導致社會防范工作仍存在死角，搶劫、搶奪、入室盜竊、機動車盜竊等侵財性案件多發，故意傷害、打架斗毆、販吸毒等刑事、治安案件發案率也較高。部分村級工作責任制、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流于形式，治安防控體系尚不完備，沒有充分利用多種手段調節各種利益關系和社會關系，積極引導群眾用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造成在舊城拆遷改造中干群關系緊張，矛盾積累多，非正常上訪，時有發生。2011年綏安地區發生“八類”案件81件，發生“兩搶一盜”案件1073件。這些突出問題如不及時加以解決，將嚴重影響社會安定穩定，嚴重影響綏安地區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三）綜治工作機制還不健全
工作隊在滾動排查中發現，綏安鎮部分社區（村）調委會、治保會人員配備不齊，基層綜治隊伍管理尚不規范，基層綜治干部業務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部分綜治維穩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
二、開展社會治安重點整治工作的基本做法
因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八類”案件及“兩搶一盜”等侵財性犯罪案件多發，綏安鎮被漳州市政法委列為掛牌重點整治鄉鎮。根據縣綜治委的部署和安排，縣派駐綏安鎮重點整治工作隊于2012年4月進駐綏安鎮開展社會治安重點整治活動。他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領導重視，保障到位
縣綜治委成立了以縣法院翁麥展院長為隊長的縣派駐綏安鎮重點整治工作隊，綏安鎮成立了排查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為整治工作的開展奠定了領導保障和組織保障。綏安鎮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支持工作隊的工作，一次性撥付專項整治經費人民幣10萬元，確保整治工作的順利開展。整治期間，漳州市政法委副書記陳青樹、漳浦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何曉明多次蒞臨檢查指導。
（二）周密部署，精心組織
1、統一思想認識，制定實施方案。工作隊進駐后馬上召開全體成員會議，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及時制定“打擊、管控、建制、預防、教育”五管齊下的《綏安鎮社會治安重點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進一步明確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目標、工作重點、組織分工和時間安排，綏安鎮制定開展深化“排查整治突出問題、服務保障跨越發展”活動工作方案，并認真組織實施。
2、廣泛開展宣傳發動，濃厚整治氛圍。一是利用廣播、宣傳欄、宣傳車，反復向群眾講明縣委的部署和決心；二是采取請進來和入村去的方式開展宣傳發動。及時召開綏安鎮社會治安重點整治工作動員大會，工作隊分組進村入戶開展宣傳。整治期間工作隊共編發工作簡報8期，有力地宣傳了整治工作成果。
（三）管控結合，打防并舉
工作隊分組進入社區（村）召開座談會，廣泛收集和聽取各方面意見和群眾反映，了解和掌握轄區內突出的治安亂點和治安問題，查找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的薄弱環節。通過深入刑事案件高發地區、治安復雜的村居社區、城鄉結合部、“城中城”、特種行業、特殊群體及重點企業等進行滾動排查，及時了解和掌握了綏安地區有關治安形勢、動態及隱患。之后，工作隊利用政法部門專業工作優勢，發揮基層組織群眾工作優勢 ，有效地開展了一系列打擊、防控和整治活動：
1、強化對重點路段的巡查管控。一方面結合公安警務改革，加大對綏安地區的路面、路段的治安巡查防控力度。綏安派出所實行“三警合一”，綜合用警，通過整合警務職能、下發交通管理職權，使綏安派出所既管路面，又管社區，形成打、防、管、控、巡“一肩挑”的工作格局，形成“指揮中心統一調度、巡區綜合執法、責任區基礎到人”的用警模式。推行“二人一組、三組一隊”的警務工作模式，并實行六個警組“六班五運轉”全天候勤務模式。另一方面，結合全縣開展道路交通安全專項整治活動，進一步強化交通安全宣傳及交通整治工作，及時糾正和制裁交通違法行為7579人次，8月份以來共對交通違法行為進行治安處罰234人，刑事拘留13人，有效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2、強化對公共場所的治安防控。工作隊著力完善公共場所治安防控體系，提升治安防范能力和水平，共投資兩萬多元在鎮區完善和安裝電子眼監控5個，深入富麗小區、綏安中學、網吧等，對物業管理、治安巡邏、防盜監控設施等進行突擊檢查指導，對檢查中發現的監控設施不全或損害及治安巡邏留有死角，網吧存在未成年人違規上網、沒有實名上網等問題，責令有關單位限期整改。特別是針對漳浦縣醫院摩托車、病人財物被盜案件多發等突出問題，工作隊將其列入整治重點區域，協調多方整合力量，強化縣醫院車輛管理、門崗設置、監控設施建設等措施，采用由物業公司承包進行管理停車場以及院內治安秩序管理的方法，在縣醫院門口設立門崗，并幫助醫院健全相關保安巡邏、信息共享、會商研判、協調處理、情況報告等長效工作機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開展集中整治以來，漳浦縣醫院內摩托車被盜案件僅發生4起，患者財物被盜案件僅發生2件，日均發案為0.028起，下降了97%，患者安全感普遍增強。
3、強化對“八類”及“兩搶一盜”的打擊力度。整治期間，綏安派出所共抓捕“八類”案件犯罪嫌疑人42人、“兩搶一盜”案件犯罪嫌疑人107人，縣法院共判處“八類”及“兩搶一盜”案件106件，從重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9件12人，5年以上有期徒刑21件21人。
4、開展外來人口排查登記工作。工作隊進駐以來，高度重視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并結合轄區實際進行安排部署，積極開展流動人口常態管理和集中整治工作。截止今年11月，全鎮共登記暫住人口21454人，登記租賃房屋2095戶，各社區（村）完成流動人口“一站式”服務管理站建設，健全了綏安地區外來人口管理機制，有力消除了違生、入戶盜竊、搶劫、等違法犯罪隱患。
5、開展特殊重點人群幫教工作。一是開展特殊人群管理教育活動。工作隊對綏安鎮71名社區矯正對象及需要重點管控的刑釋解教人員集中進行法制和公共道德教育。二是開展校園法制教育講座。工作隊到漳浦縣職業技術學校等開展“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及交通安全”法制講座，受教育學生人數達4000人。三是有效督促網上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經工作隊入戶規勸動員，已有2名逃犯到案自首，并追捕逃犯10名。
（四）固本強基，完善機制
工作隊在開展重點整治工作的同時，著力完善機制夯實基礎，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重點整治成果。
1、多措并舉，規范村級基層綜治組織建設。利用今年換屆選舉之機更換配全配強治保會、調委會人員，共調整充實“兩會”人員21名。同時，進一步加強“兩會”裝備設施，確保開展工作相應的經費保障。
2、強化業務培訓，提高基層綜治干部業務水平。為提高村級綜治維穩隊伍的整體素質，工作隊于9月間對綏安鎮換屆后的新任村級綜治協管員等基層綜治干部共100多人進行了集中培訓，有效提升了他們的綜治維穩能力。
3、建立完善制度，夯實村級綜治維穩工作基礎。工作隊統一規范綏安轄區村級調解、治保、綜治各項制度，共幫助村級完善和建立7項綜治維穩工作制度。一是幫助村級建立臺帳管理機制，對轄區中各類重點人員、安全隱患、矛盾糾紛等進行分類，逐一進行登記造冊；二是建立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預防機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基層維穩隊伍的選任、考核、培訓和管理制度，使基層維穩隊伍業務能力、信息收集能力、洞察社情民意能力及矛盾糾紛排查化解能力得到實質提升。
三、重點整治工作所取得成效、存在問題及體會
（一）主要成效
8個月來，工作隊在縣綜治委以及綏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配合、支持下，采取突出重點、打防并舉，源頭治理、強化管控，完善制度等措施進行綜合治理，整治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綏安鎮綜治基層基礎工作得到強化。通過整治，綏安鎮治保會、調委會建設得到強化，綜治維穩制度得到完善，社會矛盾排查調處工作機制得到進一步規范，基層綜治干部業務水平進一步提高。二是刑事案件發案率下降破案率上升。通過整治，綏安派出所有力提升打擊現行犯罪能力，初步遏制“八類”及“兩搶一盜”等侵財案件多發的態勢，“八類”及“兩搶一盜”等多發財案件發案率和破案率呈現“一降一升”的良好態勢，有效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2012年1-11月綏安地區發生“八類”案件40件，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1件，下降了34.4%；2012年1-11月“八類”案件破案數30件，破案率為75%，與去年同期相比破案率上升了35.7%。2012年1-11月綏安地區發生“兩搶一盜”等多發財案件841件，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77件，下降31 %；2012年1-11月“兩搶一盜”等多發財案件破案數98件，破案率為11.7%，與去年同期相比破案率上升了4%。三是綏安鎮社會保持安定穩定。通過整治，綏安鎮突出治安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綜治維穩工作得到強化，群眾安居樂業，社會各項事業健康發展。
（二）存在問題
綏安鎮社會治安重點整治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兩搶一盜”案件破案率仍有待提升。雖然“兩搶一盜”案件發案得到較大程度的遏制，“八類”案件破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兩搶一盜”案件破案率提升幅度僅為4%，仍有很大空間可以努力。二是村級基層綜治工作發展不平衡。少數村委會綜治機構人員都是兼職人員，一些工作措施和相關制度沒有落到實處，人浮于事。三是基層綜治經費還沒有得到根本保障。由于鎮村財力有限，基層社會管理綜治經費沒有得到有效保障，制約了基層社會管理綜治和平安建設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三）經驗體會
第9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關鍵詞：社會管理；社會管理創新；公眾參與
現階段我國進入了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制度系統不斷發生變遷，利益和權力在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著重新分配，導致各種不穩定的因素出現，新老矛盾疊加交織。近年來，我國發生了一系列備受熱議和關注的熱點事件，“郭美美”事件、廣東的“烏坎”事件、溫州動車事故、 罪犯漂白身份，長期“潛伏”現象、“蘭考大火”事件、“表叔”、“房姐”以及今年初讓政府有關部門處于尷尬境地的“黃燈叫?！笔录ⅰ罢淹嗍鳌笔录龋@些現象和事故的頻繁發生并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的改革步入深水區的信號，是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呼喚。
國內外實踐經驗證明，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的多發、突出和集中，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社會矛盾的突出和集中、多發，一方面說明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快速增長，人們對平等、自由以及權利的主張更加強烈，對知情權、話語權、行動權以及維護個人切身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意識在不斷加強。另一方面，在面臨和處理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時候，也反映出了一些地方政府對社會管理工作不重視或認識不到位，凸顯了我國在社會管理方面中還存在諸多“盲點”和薄弱環節。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與相對薄弱社會管理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一個重要挑戰，要妥善解決好這個問題，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一、社會管理的概念
社會管理作為一個新興領域，其研究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對于什么是社會管理尚未形成一致看法。縱觀各種學者的研究來看，比較具有代表性并為大多數學者認同的描述是：社會管理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國外廣義的社會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公共組織對各類社會公共事務（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所實施的管理活動。狹義社會管理所涉及的范圍一般也就是社會政策所作用的領域。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提出“所謂社會管理，就是通過制定社會政策和法規，依法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社會事務，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一書中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管理就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服務、監督和控制的過程。目前，官方比較認同的概念是“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系統的、規范的社會政策和法規，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孕育理性、寬容、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建立經濟、社會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社會環境”。
實際上，無論從何種視角來闡釋社會管理的概念，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是詮釋社會管理的關鍵。之所以強調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是因為重構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提升社會福祉，成為研究者公認的社會管理應該追尋的目標旨歸所在。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實際上限定了社會管理的范圍和目標取向。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從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角度來界定社會管理的概念更具有合理性?！霸诂F代國家和市場經濟背景下，社會管理有兩個基本內容： 一是實現和維護公民的社會權利；二是把多元化的社會有效地組織起來，實現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結構化。后者是以前者為前提的，前者的實現則以后者為條件”。
二、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與體制的特點和弊端
社會管理存在諸多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自上而下，大一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和體制。目前，我們的社會管理呈現出“維穩型、管制型、單向型和補救型”的特征，這種社會管理體制與社會化、多元化、信息化、動態化的社會發展趨勢越來越不相適應，也與多中心治理、服務型政府、以人為本等社會發展理念不合拍。這種模式有如下特點和弊端：
第一是在認識上把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視為消極和負面的，采用“強制型管理”、“高壓式管理”的方式，對一切矛盾都采取“捂、瞞、壓、堵”的方式，輕視法制規范和道德管理，重事后處置，輕源頭預防，片面認為社會管理的目標就是維穩。
第二是這種“大一統”的模式忽視了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群體在社會管理上的差異性，社會管理手段單一，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以至于在管理上出現矛盾無法化解、引發公眾與政府的對立，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受到質疑，政府管理失效。
第三就是這種模式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透明性，決策缺乏競爭機制，公眾無法參與到社會事務的決策、管理、執行和監督中來，社會訴求表達機制不順暢，政府回應能力低，速度慢、效率低?；貞h程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甚至導致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第四是這種模式使得政府在全面履行社會管理權以及公共產品供給權的同時，缺乏有效的社會監督與制約機制，為權力尋租和腐敗滋生提供了空間和便利。
三、現階段我國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思路
總的來說，現行社會管理中存在的體制還不利于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已迫不及待。切實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建立“重心下移，權力下放”的社會管理模式是目前我國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社會管理作為政府的一項主要職能，其主要目標是“化解社會矛盾”，同時“公正廉潔執法”，以實現“善政”和“善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應著眼于增加社會活力，營造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要努力實現管理與服務有機結合，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以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及有效參與為關鍵，以社會管理方式信息化、多樣化和人性化為重點。廣泛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提升社會管理信息化水平。比如深圳市龍崗區的“大綜管”模式及深圳市的“桃源模式”的創新實踐。同時，從宏觀層面和法治高度對社會管理制度進行“頂層設計”，實現制度間的相互匹配和相互增強，推動社會管理發展，實現民生幸福。
四、社會管理創新的政策建議
（一）限制與規范政府權力，建立廣大人民群眾便于參與的舉報監督機制
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要主體，對社會管理事務擁有高度的決策權。同時，政府也是社會管理的責任主體，應明確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在社會管理中的職責，限制與規范政府的權利和地位，清晰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的職責，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把政府的管理職責和行為標準進行公示，接受公眾的監督。強化舉報制度，把民眾便于應用的網絡信息技術作為社會監督的有效手段。如目前的“網絡反腐”，相比傳統的社會監督模式，網上舉報因其速度快、影響大和低成本、低風險的技術優勢，更容易形成輿論熱點，能有效預防、遏制、懲戒腐敗行為。
（二）發揮基層社會自治組織作用，建立基層和諧社會單元
擴大公眾對社區、市政的參與度，公眾參與可大大減輕社會管理的成本，提高社會管理效率，也可以提高社會管理質量，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同時也能夠避免矛盾爭議的產生。新時期，充分發揮公眾參與作用的基本途徑是健全城市基層社區和農村基層社區功能，要發揮各種基層社會團體的自治作用，提高基層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監督和自我服務的能力，由政府制定規則讓群眾執行轉變為政府與群眾共同參與標準制定、共同監督標準執行，使群眾真正成為社會服務管理的參與者、受益者和監督者，形成政府管理與基層自治良性互動的新格局。中國自古就有“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思想，那么在現代社會，同樣也要按照自下而上的思維，構建個人、社區、國家三個層次和諧社會的單元，最終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
（三）全面建立起全社會的協商對話溝通機制
新時期的社會管理方式，要從命令與服從這種單向的管治行為，轉向各個主體之間的協商決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動；社會政策制定，要從封閉、神秘方式走向公眾參與、多方協商和透明化決策，減少決策的隨意性。要最大限度地暢通不同群體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傳遞渠道，通過信息反饋的溝通回應，把社情民意，特別是公眾對政策或者決策不滿意的信息迅速輸送給政府，使政府社會管理政策或者決策真正符合公眾的意愿和需求。要完善領導接待日制度、自由制度、信息公開制度、舉報人保護制度以及心理干預機制等。
（四）建立政府官員政績科學考核的制度和指標
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工作都是以“維穩”為主要目標，在政績考核的時候總是以“零事故、零上訪，死亡人數、安全事故低于某個指標”來衡量，或者就是“炫耀式”政績，以建設全國乃至世界之“最長、最高或最大”等來衡量，這些政績考核標準都是不科學的，最終的結果是樹立了公眾的抵觸對立情緒，對政府失去信心。我們要改變這種評有多大 “捂、堵、瞞” 能力的考核辦法，更多的從重視防控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回應能力和處理突發事件應急能力的強弱方面來進行考核。就是不要僅僅比出不出問題，更要比預防矛盾、化解矛盾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五）將社會矛盾化為社會發展的契機與社會管理的動力
社會矛盾的出現，說明了某種生產關系已經約束了生產力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有了求變的呼聲，此時的社會，需要變革才能進步。社會管理應該把社會矛盾的出現看成是社會變革的“信號”，通過集中有效地解決各種矛盾來獲得公眾的擁護和信任，同時也可以通過妥善解決某些事件來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愛國熱情，這樣就把社會矛盾轉變為社會前進的機遇和動力。
參考文獻：
[1]李程偉.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公共管理學視角的解讀[J].中國行政管理， 2005（5）.
[2] 王郅強.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仍面臨諸多突出問題[N].人民日報，2004-08-09.
[3]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社會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M].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1.
[4]陳振明.什么是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J].新華文摘，2006（3）.
[5]楊雪冬.走向社會權利導向的社會管理體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
[6]張明軍，陳朋.社會管理研究在中國：進路與焦點[J].學術界，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