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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一個分支,幽默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對來說較為落后,一般來說,要形成產業,最基本的兩個因素是:產品和市場。讓幽默文化成為一種產業發展下去,優秀的產品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相聲或小品的產生,它可以首先通過舞臺藝術表現出來,再用電視或網絡等形式展現到觀眾面前,還可以制成相應的影碟,書籍進行銷售,等等,將一種藝術以市場化的形式運作,形成規模化,進而實現產業化,而對于我國的幽默文化產業來說,現今的基本情況是:市場有,但產品相對缺失。
幽默文化存在于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當中,因為幽默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而存在的,人們需要它來消遣和娛樂,來調節壓力和充實生活,因此幽默文化有著驚人的市場潛力,但是,我們發現,當前國內的幽默文化從一定程度上講只能當做是一種產品,而非一種產業。幽默類電視、電影、書籍、音像制品、舞臺藝術、戲劇藝術、網絡文學等等仍無法形成一種向上發展的態勢。以電視媒體為例,曾經,一部《武林外傳》笑遍大江南北,現在,打開電視,我們看到的依然還是那部《武林外傳》;而我們在電視上基本能看到的相聲、小品,除了郭德綱的“草根相聲”略有新作外,基本上都是往年春節晚會上的節目,產品的匱乏由此可見一斑。
幽默文化產品的匱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缺乏有效產出機制。諸如我國傳統的相聲小品藝術,多數是通過“學徒式”的模式來培養后繼人才,像趙本山與范偉,而規模化產業化的培養模式并不多見,最多是戲劇類院校里的某些課程,但也相對屬于邊緣類課程,其效果甚微。二是缺乏創意。藝術講究新穎、創意,好的作品必須有好的創意來支撐,來吸引觀眾和消費者,但目前總的來說,幽默文化產品的推陳出新步伐緩慢。試想,一個笑話第一次看,笑了;第二次看,勉強笑了;第三次看,想笑都笑不出來了,更何況連年累月重復播放一部電視劇、幾個相聲小品呢。三是缺乏有效的組織和資源整合,幽默文化產出公司、企業等主體的基本狀況均是各自為營,無法讓各自的資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無法形成發展的合力,其結果是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規模化產業化。
讓幽默文化真正成為一種產業,首先,要改變傳統培養模式,實行市場化培養。市場化是產業化的前提,沒有市場,無法形成產業,而培養模式的市場化運作,有助于大規模培養一批高質量、優秀的幽默文化人才。有人才了,就不怕沒有作品。
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是推動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和其它方面創新的核心和靈魂,是推動人類創新活動的巨大精神力量。因此,人類的一切創新活動總是首先把創新的關節點放在理論創新上。人類實踐活動這一特點,決定了理論的指導地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在文化產業化的發展上沒有創新的理論,就沒有創新的實踐,從而也沒有創新的成果。人類的一切創新實踐活動,都源于創新理論的創立和指導。
伴隨2008北京奧運的申辦成功,中國文化逐漸成為了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一極。中國文化產業的飛速發展,文化產業化進程的不斷遞進,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既有機遇又有挑戰。如何審時度勢,把現實的挑戰變成潛在的機遇,使我國文化產業躍上一個新臺階,這既是適應世界潮流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強文化競爭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的重要保證,要求我們在新時期要不斷創新文化理論,創新內容要提升到新高度。文化產業的根在于人民群眾對文化的消費需求。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人民群眾對文化的消費需求是與人們收入成正比的,中國目前年人均GDP近2800美元,處于精神消費的臨界點上,這充分說明,連云港的文化產業發展正當其時,且市場潛力巨大。一個地方的文化資源不在其多,而貴在其用——用最有限的人力、最科學的手段發揮出最大的價值。
目前連云港市經濟快速發展,文化市場處于初期階段,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振興連云港的“跨越式發展戰略”,連云港文化產業化發展也進入了跨越式發展階段,此時,我們要與時俱進敢于開拓創新,在面對待高端文化項目各方面運作經驗不足時,我認為我們有必要主動出擊“先拿進來才能掏出去”構筑文化高地(這里的“拿進來”指的是引進連云港境外高端的優秀項目,學習運作經驗;“掏出去”指的是文化系統運用已磨練成熟的運作方式對連云港市文化事業、產業進行建設)。“拿進來”?拿些什么?我認為我們可以去拿別人已經運作成功,有長期制作經驗的文化藝術作品,當然這些作品要在很大的成份上適合連云港,可以在連云港成功的運作。“拿進來”,不是指一味的去照搬,也不是“拿來”就功德圓滿了。而應該是因地制宜的將這些作品與我內部的資源進行整合、優化、運作,我們在整合、優化、運作的同時吸收外來文藝作品的精髓,包括大型活動的商業運作經驗,現場籌備調度經驗,策劃與創新的意識,舞臺美術經驗、也包括大量的外來資金。我市的文化市場是需要培育的,在“出去拿”的過程中也是我們以逸待勞的去培育文化市場的過程,是促進我市文化產業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文化系統自身壯大的重要舉措,為“掏出去”積累大量的運作經驗、宣傳平臺、合作渠道、外部資金,所以只有“拿得進來”才能更好的“掏得出去”。
當然,文化市場初期階段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對中低端項目和對初期市場的培養,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設立“五萬元項目計劃”——此計劃以連云港的中低端市場為目標,所策劃的項目針對連云港中小型商業促銷、開業慶典、企業宣傳等以不超過五萬元的費用承接,進一步滿足連云港經濟發展中部分中小型企業的宣傳需求,收攏連云港市場中零散的文化資金,對文化產業化進程的原始資本充分積累,建立良好的服務機制和從而拓展更多市場。“五萬元項目計劃”不是計劃經濟體制在新時期的復辟,而是針對現有連云港當地文化市場邁出的重要一步。五萬元是一個坎是連云港目前大部分客戶大約可以承受的坎,“五萬元項目計劃”更多的是遵循市場規律的同時以小項目吸引客戶用小項目吸收資金。“五萬元項目計劃”是一個套餐式的文化快餐,它整合文化資源從中低端著手,以更迅速、更直觀、更便捷的套餐式文化產品展現給客戶,供他們選擇。
在我市文化產業發展面臨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同樣也存在著嚴峻的挑戰。只有觀念的解放與創新,樹立全新的文化產業意識,是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競爭力的前提保證。只有文化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創新,是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競爭力的根本動力。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做好戰略定位,做好文化產業化的發展創新的理論,從而取得更好的成果。
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鄉文化建設的差距日益拉大,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文化產品及其文化服務雖然在各級政府和文化部門的艱苦努力下有所改變,但尚未從根本上按照和諧社會的要求,全面協調發展,鄉村文化建設在整體上滯后于農村經濟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一些地區在推進城鄉一體化或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也因考量指標的影響而忽視鄉村文化的建設,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鄉村文化與城鄉一體化的內在聯系。我認為,沒有文化全面滲透、全面支撐的城鄉一體化是片面的、蹩腳的一體化。不能從思想文化上關心農民的精神需求,關注農民知識文化素質的提高,關切農民的文化承傳與創造,是難以從農民的心性發展上表達社會的文化關懷和文化責任的。一方面,社會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進一步擴大城鄉差別,造成鄉村新的知識貧困、科技貧困、智力貧困;另一方面,鄉村所蘊含的巨大而豐富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資源將會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現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體現在鄉村。現代城市加速擴張的危機日益明顯,“城市病”日趨嚴重,向自然回歸、遠離都市、重返鄉村,已成為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一個趨勢。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加速發展鄉村文化不僅是解決城鄉矛盾的路徑之一,而且是保證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滅的戰略舉措。
怎樣發展鄉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設那樣修建圖書館、群藝館、大劇院、電影院等,在現階段是很難做到的。最近,我們在成都一些鄉鎮調查發現,為精簡機構裁員,不少鄉鎮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員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業設施不夠健全,有的鎮電影院成了危房。我們相信,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的同時,國家將會加大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徹底改善和提高農民的文化生活質量。但在目前國家對農村文化建設投入較少的情況下,我認為,絕不能“等靠要”,而應抓住國家加速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機遇,積極推動鄉村文化走上產業化道路,利用鄉村文化資源優勢,改變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把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資本。鄉村文化產業化將會改變傳統第一產業(種植業、畜牧業等)的經營觀念和產業格局,擴展農民職業內涵,農民不僅可以耕田種地,而且可以從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務、民間工藝加工、民俗風情演展等第三產業,使農民的社會身份發生深刻變化。這不僅可以豐富鄉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勞動素質,調整和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增強鄉村市場競爭力,而且將會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和諧社會的全面發展。
文化產業在鄉村的發展和壯大,是富有超前戰略意識的舉措。中國鄉村文化資源異常豐富,從總體上審視,是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承載千百年歷史文化積淀的鄉村文化,顯示出無比誘人的文化韻味。它與現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強烈反差和對比。這正是鄉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異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們在地域性、個別性、差別化方面整合鄉村文化資源,予以優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場競爭力和文化競爭力,打造出獨特文化品牌。
中國鄉村的歷史變遷、歷史人物、神話傳統、民間故事、民間藝術、民間工藝、能工巧匠、競技游藝、民俗風情、村寨文化、園林藝術、民居藝術、古鎮風貌、祠堂廟宇、鄉村教育、風味餐飲、生活智慧等等,保存著中國農業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現出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文化價值和文化魅力。我們在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時,首先應對這些資源進行盤點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資源清楚,然后按照優先發展原則,對具有濃厚文化特色的資源進行產業轉化;對一般性的具有生長可能性的文化資源維持伏,不宜匆忙開發;而對那些非轉化資源予以有力保護,絕不能破壞性開發,以確保鄉村人文生態的平衡。對這三種資源分門別類和科學開發,有利于鄉村文化事業的建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利于鄉村文化產業持續健康推進,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和發揚。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傳媒信息、現代生活方式不斷進入鄉村,農村和小城鎮民風的民俗正在逐漸消逝。這一方面,讓農民享受到了現代物質文明成果,是全社會整體進步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鄉村特色文化也會因民俗風情的失落失傳而失去獨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們在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時,應有意識地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風情進行現代性改造,吸收傳統民俗文化中科學有益的養料,培育村民們的文承傳意識,開展民俗風情演藝,吸引社會公眾前來參與體驗。在這一過程中,絕不能把農村落后現狀等同于原生態文化,把原汁原味當作文化底蘊而不按照現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審美觀念來加以改良改革。因此,鄉村文化產業發展不是和盤托出某種文化資源,而是按照現代產業生產要求和規律,根據文化消費市場的變化,精心呵護鄉村文化,精心打造鄉村文化,精心發展和豐富鄉村文化。
鄉村文化產業要立足市場、走進消費,面臨著多樣化的路徑選擇。一是可以通過特色鄉村文化旅游來推出文化產品(這與交通狀況密切相關),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來感受獨有的淳樸的鄉村生活風味;二是可以通過體驗經濟來多樣化展現鄉村文化的參與互動魅力,將鄉村生產、生活、民俗、農舍、休閑、養生、田野等系統鏈接,打造鄉村文化產業鏈條;三是開發鄉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編、剪紙、泥塑、磚雕等土特名優工藝品,組織農民進行特色文化產品加工生產和經營;四是組織鄉村歌舞、鄉村競技、鄉村風情、鄉村婚俗、鄉村觀光、鄉村耕織、鄉村喂養等表演和競賽活動,提供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文化服務;五是開展鄉村休閑娛樂、地方風味餐飲、感受鄉村生活等活動,為城市老年人、為國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務和自助式生活服務;六是開展鄉村文化歷史文化展覽,生動系統地反映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漁獵文化的特色和歷史,開辟針對中小學學生的鄉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這些經營方式,僅是鄉村文化產業的基本模式,在實踐過程中,應鼓勵和支持鄉村文化產業運營創新。因此,我們的創意、策劃、咨詢機構和文化藝術專家應重視鄉村的建設,走進田野,走進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幫助和扶持鄉村文化產業的項目定位、產業布局、經營管理和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站在城鄉統籌發展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高度,科學發展鄉村文化產業。
[關鍵詞] 邯鄲 太極拳 文化產業化 對策研究
邯鄲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古城,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太極文化是邯鄲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邯鄲是楊式、武式太極拳的中興發祥地。迄今為止太極拳在邯鄲得到了較好地推廣和普及,擁有了數以萬計的太極拳愛好者,為太極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為了弘揚太極文化,提高邯鄲的知名度,構建和諧邯鄲,已先后在邯鄲和永年舉辦了十一屆國際太極流大會。
一、邯鄲太極拳及其文化傳播推廣的方法與途徑
1.傳統的傳播方法。創建了150多所太極拳學校,90多個協會組織,420多個輔導站點,他們主要是以傳授和學習楊式、武式太極拳為主,具有一定的傳播、推廣、普及和輻射的功能。
2.在社會各界中開展太極拳活動。2005年開始,邯鄲就把太極拳納入學校體育工作的重要內容,并作為年終體衛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據, 2006年,對全市20余家企業32個市直機關進行了太極拳骨干的培訓,組織了200余名太極拳骨干進入社區,有20余個單位300余名干部職工參加了太極拳比賽,形成了良好的習練太極拳氛圍。
3.各級各類的太極拳表演和比賽。早在1950年楊式太極拳拳師傅鐘之組織了一支30人的永年太極拳表演隊,并一直活躍在學校、企業單位進行演出。1998年邯鄲太極拳參加了天安門萬人表演、天壇表演等。
4.媒體的宣傳與推廣。近年來,隨著太極拳向世界各地的大面積普及,邯鄲設立了“邯鄲太極網站”、“永年太極網站”,通過網站及時太極信息、宣傳賽事消息以及各種太極品牌產品,變太極聯誼網絡為市場信息庫,為邯鄲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服務,創辦了《太極》雜志,在海外也擁有大量讀者,編撰出版了《永年太極拳志》。
二、邯鄲太極產業化發展現狀分析
邯鄲太極拳歷經150多年,在國內外已經輻射70多個國家和地區,練習者惠及億萬人,給邯鄲太極產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太極拳、武術學校相繼產生,目前邯鄲已建立150多所太極學校,但規模和檔次較低,多為個人籌資興辦,學校的穩定性較差,就邯鄲現在的太極拳學校、館的現狀來看,規模、數量和輻射能力都不能滿足太極文化和產業化快速發展的需要;雖然太極產業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他們以家族式經營管理為主,力量分散,各行其是,尚有許多不足,顯然這種家族式的經營模式無法滿足太極產業化的需要;太極產業缺乏資本和復合型人才的參與;太極拳和旅游聯合使旅游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
三、邯鄲太極文化產業化的優勢
1.邯鄲擁有較好的太極場館、歷史古跡。目前邯鄲擁有“太極廣場”、“太極武館”、“太極園”等許多大型場館,為太極拳習練者提供了較好的場所。目前,邯鄲市擁有古跡1500多處,其中國家重點保護單位9處,省級保護單位74處,是全國文物大市,其中有許多罕見的不可再生資源。
2.邯鄲擁有較深厚的太極群眾基礎。據資料顯示,目前邯鄲習練太極拳人數15萬人之多,注冊拳師300多名,常年在國內外授拳的拳師30多名, 2001年由30個協會組織1300會員,到2006年發展為90多個協會組織,420個輔導站點15000個會員,這一龐大的太極群體資源,孕育者巨大的商機,為太極市場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條件。
3.邯鄲擁有得天獨厚的太極旅游資源。為了充分挖掘邯鄲永年古城獨特的太極旅游資源,市委、市政府先后投資1.5億元對古城進行了綜合開發,修復了宗師故居、墓地、太極園、太極廣場等。
4.邯鄲擁有豐富、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邯鄲是中國歷史名城之一,擁有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有7300年前的磁山文化、春秋戰國時的趙文化、漢末的曹魏文化、唐宋的夢文化、北齊的建筑雕刻文化、以及陶瓷文化和聞名全國的太極文化。
5.邯鄲擁有便利的交通和較發達的經濟水平。邯鄲市地處河北省南部,分別于河南、山西、山東交界,具有極其便利的交通條件,位于太行山山區與華北平原過渡地帶,形成獨特的地形地貌條件,有京廣鐵路貫穿于市區,京深鐵路從地區經過,邯鄲的鋼鐵、煤炭、建材、電力等工業發達較久,經濟比較發達。
四、對策
1.太極拳產業的發展應吸引更多的經費投入,尤其是吸引外資,為自身的發展提供營養,增強自身的發展意識,采取一定的措施,積極開拓,開發挖掘競賽表演市場,嘗試走職業化道路。
2.加大對人文景觀的建設和開發力度,使凌亂、散點的景區形成顯形景觀群落,為眾多的海內外游客創造一個集休閑、娛樂、健身于一體的旅游環境,利用自身的交通、經濟便利條件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塑造自己的金牌產品,起到龍頭作用,逐步把太極旅游業帶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3.積極開展與外界太極拳產業集團合作,利用他們的市場優勢、網絡等形式,開拓國際太極拳產業市場,通過巨大的傳媒網絡向世界宣傳太極拳,有助于推動太極拳產業市場的培育和發展。
4.抓住機遇,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努力拓寬培訓市場,打造一支結構合理、理論水平高、實踐能力強,能夠科學管理太極拳活動,比較成熟的社會體育管理指導員隊伍,提高場地、器材的利用率,努力培植社區市場,利用培訓、服務、指導等各種方式開拓社區市場,為太極文化產業化可持續性發展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多元化(Pluralism)與多樣性(persity)這兩個英文中完全不同的詞,在中文中常常被并用、混用乃至誤用。本文試圖深入分析這兩個概念,其目的并非想厘清它們在語言修辭層面上的語義歧義,而是希望對當前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文化產業化的政策選擇進行一些思考。
多樣性(persity)一詞,在生物學或文化人類學中十分常見。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作為一種現實,通常是由特定的歷史地理環境所造成,并隨著全球各地人們交往活動的增多,交往速度的增快,即傳播活動的迅速拓展,而日益為人們所感受和了解。這兩者之間時有沖突:人類具有超強的傳播和擴散能力,可以借助于各種知識和技能的傳遞所引起的科技進步,不斷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其后果經常是各種大規模的人類活動破壞了生態,過度消耗了環境資源,從而使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遭受難以逆轉的破壞。然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也可以被看作是與文化多樣性的喪失的互動過程,因為對生態環境的改變常常也意味著對當地人的生活環境的改變,從而最終導致他們核心生活方式的改變。[1]
單純從原有物種多樣性的保存或原有文化多樣性的延續來看,傳播顯然并不是一個有利因素。它可能造成外來物種的入侵,或者強化了物種競爭,使強者更強,弱者衰亡。自然界如此,文化發展同樣如此,歐洲人占領美洲,促成了當地土著文化的式微即為一例。[2]人類學家蔡華多年來潛心研究中國的納人文化,認為這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一個有力證明。[3]然而在談到納人的未來時,蔡教授卻擔心這個不到三萬人的文化也許最終會毀于艾滋病,或者像其他許多少數民族文化一樣,年輕人為現代文明所吸引而“集體出走”或“背叛”。在漫長的生物進化的自然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多元競爭,適者生存的法則。大量的物種由于各種原因消失了,同時出現了新的、更能適應環境變化的物種。但是人類的在這方面的破壞力遠遠超過自然,人類活動所導致的物種消失遠遠大于以往。即使不考慮類似原教旨主義的生態保護理論,[4]而僅從自私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角度看,大量物種的消失也依然是真正的遺憾:或者我們沒來得及在物種消失之前發現其可用之處,或者大量物種消失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的惡化最終危及了人類的生活質量。在文化多樣性問題上,我們也同樣觀察到了弱肉強食法則的作用,而弱勢文化的迅速消亡對所謂強勢文化的負面影響也與上述自然界中的例子相差無幾。因此,我們在談論多樣性問題的時候,不僅僅是在描述一種狀態,而更重要地是強調對多樣性的關注、發現、保護和再創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多樣性是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自己一切工作的出發點。[5]作為人類共同遺產的文化多樣性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它對于人類就如同生物多樣性對于自然界那樣是必不可少的。[6]1998年斯德哥爾摩“文化發展政策政府間會議”的報告中也規定了尊重各種文化的義務和各種文化被其他文化尊重的權利。[7]在文化多樣性問題上,我們顯然不能接受文化專制主義要求邊緣文化適應主導文化的立場,也不應簡單地采取文化相對主義容忍但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應當如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所說:“并不是我們必須互相愛對方,或者爭個你死我活……而是我們必須互相了解,并以這種知識與對方生活在地球上……我們必須學會領會那些我們不能接受的東西。正是在這方面,加強我們的想象力,領會我們所面對的世界;使用這種多樣性,利用對多樣性的研究。”[8]
多元共存被聯合國確認為處理文化多樣性的新的合適立場。多元化(Pluralism)首先是一個政治學名詞,它意味著多種利益集團、政治力量、決策中心的共存與相互制衡。多元化之所以產生,首先是因為沒有一個壓倒一切其他力量的絕對權威;其次是因為存在著鼓勵多種權力參與競爭的機制。多元化即多元共存,所表達的不僅是差異,還包括接觸、卷入和參與。[9]多元共存很清楚地避開了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它不是容忍和漠不關心,也不是實質上同化少數民族文化或把少數民族文化拖入“主流”文化的托詞。創造性的多元共存包括多種文化群體積極的和動態的共存,把當地社會環境和公共活動領域相結合,允許創造性地接觸和轉變。[10]顯然,多元化和多樣性都強調了差異性的必要和權利。但多樣性更表現出對文化歷史性差異的尊重、關注和保護,而多元化或曰多元共存則帶有未來眼光,強調在一個共同的世界中,不同文化依靠其自身的競爭力,接觸、卷入和參與與其它文化的共同競爭,爭取成為未來多元共存世界中的文化一元。多樣性意味著一切文化形式,例如像納人那樣奇特的文化形式。而多元化作為一種理想,并沒有保證所有文化的安然無恙,而是期待著文化本身的競爭力,或者某些促進接觸和參與的機制的建立。
就目前來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借助于媒介技術的強大支持,由西方文化工業所造就的文化產品和文化表現形式無疑是相當具有競爭性的。在此背景下,中國目前正在大力推進文化產業化。有著名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應該并行不悖。[11]還有學者認為,“文化產業化與文化多樣化不是對立的、沖突的關系,而是并存、互補和互動的關系。”[12]對此,筆者想提出幾點不同看法,以深化討論。
首先,與文化產業化相伴隨的是文化工業的概念。這一概念雖然沒有進入文化的范疇,但卻進入了文化多樣性的范疇,并有了一個國際性的標準。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4年7月草擬的《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文化”指某一社會或某一社會群體所具有的一整套獨特的精神、物質、智力和情感特征,除了藝術和文學以外,還包括生活方式、聚居方式、價值體系、傳統和信仰。“文化多樣性”指社會和社會群體借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方式。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文化表現形式各不相同。由此產生了人類各民族和各社會在其特性和文化表現形式上的獨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樣性不僅表現為人類文化遺產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保護、弘揚和傳承,而且還表現為世界各地隨時都在以各種方式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文化產品與服務所生成的文化表現形式的豐富多彩。術語“文化產業”指產生上述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產業。[13]
文化產業或曰文化工業這個概念,在上世紀70年代比較集中地出現在一些國際文件中時,就引起了一些西歐學者的重視,并進行了被稱之為“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4]盡管歐洲委員會的專家和顧問們很早就確認“今天的文化普及是通過‘文化工業’的中介”,但文化工業從概念創造、編輯、推廣、擴散到銷售給消費者等不同階段,都越來越和國際市場相聯系,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并非常典型地體現出市場高度發育的語境中文化的角色與表現形式。雖然“文化工業”在工作組織形式、產品形態和內容的構成特點、制度背景、以及對產品和服務的不同受眾進行不同定位等方面體現出一定的多樣性,但其實質都是通過文化產品投資來實現資本的盈利。這個概念使它事實上忽視了非西方世界中更具普遍性的現象,即諸多后發達國家的文化傳統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并非以“產品與服務”的形式存在。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區域傳統的文化活動(包括文化內容以及藝術表現形式)未能像少數后工業國家那樣,充分地以“產品和服務”的形式存在并且傳播,文化多樣性才成為一種現實的憂慮。[15]
據報道,素有“中國戲曲藝術搖籃”之鄉美譽的山西曾經擁有52個地方小劇種,但目前,除四大梆子外,僅剩下28種。一些極具地方特色的小劇種已成為戲曲史料,有的甚至沒有留下任何錄音錄像資料。在西藏,被譽為“東方荷馬史詩”的《格薩爾王》,已經到了差不多人亡歌息的地步。曾是指定迎請班禪時跳諧欽舞的村子之一康馬縣郎巴村,會跳這種舞的只剩下幾位老藝人。在四川,曾經是長江魂魄的川江號子,如今幾成落寞的千古絕唱。[16]事實上,大量民間的、地方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表現形式,在未及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可流通的“產品與服務”之前就幾近湮滅。或許及時進行文化產業化改造是保持維護文化多樣性的一種方式,如以麗江古樂的開發為代表的各種傳統文化的開發利用。但是不是能夠對所有傳統文化都能實現盈利性的商業開發?即便可以,這種開發是否真正有利于文化傳統的保護?這些都是尚未解決的問題。人類文化最核心的存在方式是文明代際傳播的自然延續過程,是文化社會屬性的體現。而文化產業的概念突出強調的是文化的商品屬性或曰利用價值。從文化工業的角度界定文化,事實上夸大了大規模生產、復制與擴散活動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無助于提升文化活動的精神價值,更無助于保護與促進文化多樣性的目標。因此,在聯合國《文化多樣性公約》草案中也“注意到信息與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推動了全球化進程,這些進程為加強各種文化之間的互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但同時也對多樣性構成威脅,并有可能造成文化表現形式的貧乏。[17]
在當今世界中,覆蓋范圍包括磁帶、書籍、電影、廣播、電視、報刊、攝影、藝術復制品和廣告以及新的視聽方面的產品和服務的“文化工業”已經構成國際文化交流的主流,并因其經濟地位和文化價值而成為各國外交中的主導因素之一,成為一個國家“軟實力”中的一部分。而這種戰略考慮顯然不能完全用產業、市場規則來計算或主導。法國自1979年以來就試圖在重新調整對外關系的設想中摻上“文化工業”的概念,認為文化將和政治經濟一樣,成為今后國際關系的構成要素。而“沒有人不承認法國的文化工業產品在承受著眾所周知的擴散不足的痛苦,這是缺乏適應能力的結果。”[18]他們批評法國文化工業生產分散、組織松散、投資能力薄弱,法國文化產品在全世界的經濟擴散還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手工階段,手段陳舊過時,商業上沒有利潤,文化上沒有旨趣,影響范圍小等等。因此在各種談判和宣傳中一再強調法國的“文化特殊性”。實際上,所有這些批評都同樣可以用來描述中國的文化工業,甚至更有甚之。因為中國的文化產業化程度遠遠沒有達到可以平等參與國際競爭的程度。既然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產業化發展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文化表現的重要形式,中國就應該加強文化產業化,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趨勢,通過產業化的大眾文化和真實的民間文化的交換,顯示現代文化與偉大傳統之間的聯系,以開辟一個更為寬廣的領域來思考民族身分和民族大眾文化的形成,提高本國文化的競爭力,在國際性的接觸、參與中努力實現中國文化和世界其它文化的多元共存。
文化產業化發展當然是要面向市場。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完全依賴市場,取消國家干預,是否有利于我國文化產業參與全球競爭?美國學者弗里德曼曾指出:“全球化具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經濟規則——這些規則圍繞著公司的開放、取消管制和私有化而運行。”[19]這些規則所造成的可見結果是全球媒介市場被規模龐大的跨國商業媒體集團所控制和瓜分,他們具有自我保護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國家主權,并限制市場的充分競爭,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業進入媒體市場舉步維艱。研究表明,一些第三世界的觀眾更喜歡當地節目,但實際播放的大部分電視節目卻是美國制造的進口貨。因為當地狹小的市場、高制造費用和融資困難使得進口貨比購買同質量的當地產品要便宜75%到95%,而且當地的廣告商常常更喜歡外國制作的節目。[20]全球傳播的商業本質足以使我們看清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在傳播自由的意識形態口號背后毫不掩飾的利益追求。面對這樣的國際化發展趨勢,我們需要借助國家力量,通過進口限額、補貼補助、區域聯盟、節目改編以及其他種種措施,為本國的文化產業化發展創造一定的條件。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政策扶持本國文化產業化發展僅僅是參與國際文化多元共存競爭的一個方面。它雖然重要,但對于保持文化多樣性來說顯然不夠。作為一個文化大國,需要對各種尚未或無法進行產業化的傳統文化進行及時的發掘、整理和保護,這既是國家政策公共性而非單純商業化選擇的體現,也是從長遠來說增強民族文化生命力,增強國民的文化認同感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的明智選擇。所以,文化產業化是一種潮流、趨勢,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積極參與,但又不能完全讓文化遵從純粹自由主義的市場規則。這除了有保護我國文化多樣性、提高自己軟實力的考慮外,還涉及到一個基本常識:有時暫時缺少市場價值和競爭能力的恰恰是文化中的精華、優雅或微妙之處,因為優美、精致與商業價值本來就不是同一類概念,無法相互衡量、比較、印證。文化間的相互理解與交流談何容易,對絕大多數西方人來講,頂級的中國書法作品也不過是鬼畫符;中國的舊體詩詞他們也無法欣賞。如果按產業化的規則,它們的價值還不如《木蘭》動畫片。 此外,我們也無法斷言文化不應具有教化功能而只是娛樂的工具。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受眾或曰顧客需要培養、教育,他們的品位、審美觀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的結果(在中文語境中這正是“化”的原意)。回想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國門初開時,電子輕音樂便是時髦的象征。曾幾何時,中國“中產階級”的家長們不是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學鋼琴了嗎?文化是需要扶持的,高雅或獨特或清新都是有代價的。要維持文化的多樣性、弘揚傳統文化,都不能斤斤計較一時得失,或完全委諸市場。有時文化的完全產業化就如同讓禾苗與野草去公平競爭,其結果可想而知。
文化的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社會發展的最高形式和最終目標,但是在國際傳播的現有態勢下,中國文化如何才能繼續在世界上保持其永久的魅力而不是淪落為歷史的追憶呢?產業化無疑是推動文化發展的一劑良藥,但如何更好地利用它,發揮其最大療效和最小副作用,顯然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審慎的策略選擇。
[注釋]
[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關士杰等譯:《2000世界文化報告——文化的多樣性、沖突與多元共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頁。
[2]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人類文化產生的原動力在于人類天生的創造性及人類群體適應和改變生活條件的能力。文化間的傳播、碰撞與交流,也許更有利于激發人的靈感和潛能,從而產生更為豐富多樣的文化。
[3]蔡華,北大人類學教授,著有《無父無夫的社會——中國納人》(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 the Na of China),其所研究的納人文化通常被稱為摩梭人文化,以母系走婚制聞名。對他的工作,法蘭西學院社會人類學所創建人列維-斯特勞斯曾無限感慨地說:“現在納人在人類學典籍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4]如法國前高教部長Luc Ferry教授在其《生態新秩序》一書中(Le nouvel ordre écologique, Grasset出版社, 1992)便認為出于人類的利益或審美觀所進行的環境保護只是生態主義的最低層次,而真正的生態主義意味著人只是與各種動物、高山、森林、河流等完全平等的一個個體,擁有完全平等而非更高的權利。法國學者Michel Serres更是直接將自己的著作標為《自然契約論》(Le Contrat Naturel,Flammarion出版社,1992年),主張人類與自然界中的其他主體一起簽訂一份自然契約,互相尊重、互不相擾。
[5]同注1,關士杰等譯:《2000世界文化報告——文化的多樣性、沖突與多元共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4頁。
[6]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初稿,第2段,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_download.php/5ba882c9bacb1cec731aead224cc9bc1cultpconv_avprorev_ch.pdf
[7]同注1,關士杰等譯:《2000世界文化報告——文化的多樣性、沖突與多元共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頁。
[8]Clifford Geertz, “The Uses of Diversity”,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p.2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6.
[9]Diana Eck,“合眾為一:一個新美國”,選自Humanities,9月/10月,2002年。轉引自《交流雜志》usembassy-china.org.cn/jiaoliu/jl0304/hehe.html
[10]同注1,關士杰等譯:《2000世界文化報告——文化的多樣性、沖突與多元共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5頁。
[11]葛劍雄:“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應該并行不悖”, 中評網,2005年3月23日,17:16:30, special. Dayoo.com
[12]熊澄宇:“文化產業化與文化多樣化”,在2004北京論壇上的發言,另見中國網,china.org.cn/chinese/zhuanti/beijingforum/651987.htm
[13]同注6,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初稿,第2段,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_download.php/5ba882c9bacb1cec731aead224cc9bc1cultpconv_avprorev_ch.pdf
第39-42頁。
[14]【法】阿芒馬特拉著,陳衛星譯:《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11頁。
[15]傅謹:“《文化多樣性公約》與中國的國家立場”,《博覽群書》2004年第10期。
[16]《音樂周報》,2005年7月1日,第24期,總1100號,頭版。
[17]同注6,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初稿,第2段,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_download.php/5ba882c9bacb1cec731aead224cc9bc1cultpconv_avprorev_ch.pdf
第12段。
[18]同注14,【法】阿芒馬特拉著,陳衛星譯:《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12頁。
一方面是世界經濟步履蹣跚,一方面是文化產業朝氣蓬勃,人們似乎從蘋果的發展軌跡中看到了另一片曙光。
去年5月16日落幕的第七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以總成交額達1 245.49億元、比上一屆增加156.93億元、同比增長14.42%的喜人業績向世人昭示了文化產業的欣欣向榮。今天的文化產業正在形成一種開放的發展格局,已不再只是文化人、文化單位的產業,更不再只是文化部門的獨角戲,文化正在向產業融合,形成文化產業化;而產業也正在向文化延伸,與文化融合,形成產業文化化,以增加企業產品及服務的文化含量,提高其文化內涵和文化附加值,創造精神文化的新元素,提升其品牌的影響力,滿足用戶文化情感需求。
據統計,全世界文化創意產業每天創造的產值達200多億美元,并以5%左右的速度遞增。文化創意產業正在成為21世紀全球最具有商業價值和文化內涵的朝陽產業。以去年11月份在北京舉行的文博會為標志,文化創意產業展現出了規模化、集群化的發展態勢,并以文化與科技融合、文化與產業融合而呈現出無限可能和巨大魅力,體現出中國文化市場的巨大商機和發展空間。
難怪,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文化創意都是由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同時推動的,他們對文化產業化和產業文化化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英國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意識到文化創意產業應成為英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選定出出版、電視廣播、電影錄像、互動休閑軟件、時尚設計、軟件和計算機服務等13個領域作為創意行業,在政策上給予很大支持。經過10多年發展,創意產業已經成為英國僅次于金融服務的第二大產業,不但創造出超過7%的國內生產總值,而且增速快于其他產業。
美國作為文化產業強國,文化產業約占GDP的25%,全世界56%的廣播和有線電視收入、85%的收費電視收入、55%的電影票房都來自美國。僅2009年,美國文化產業就創造產值2 784億美元。美國非文化的產業,對自身的文化化與投資文化產業上的熱情與效果令世人刮目。
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確定將低消耗、無污染、立足于創新創意的文化產業作為21世紀國家經濟發展支柱加以扶持。2010年韓國文化產業規模為72.58萬億韓元(約合650億美元),約占當年GDP的6.2%,其產業的文化內涵與市場份額不可低估。
日本打造“酷日本”國家品牌,通過樹立日本國家品牌和宣傳日本軟實力,提升日本各種產品的品牌和文化含量。2007年5月,日本政府出臺《日本文化產業戰略》,鼓勵企業在文化產業方面“走出去”,同時對知識產權保護、文化產業國際標準、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為文化產業保駕護航。
法國以時尚產業化為龍頭,涉及服裝、皮具、香水、化妝品、珠寶等多個領域,基本涵蓋了人們穿衣打扮和身體護理的所有相關產業。法國的時尚業工會組織為在世界范圍內推廣法國時尚而不遺余力,他們為設計師提供反仿冒保護,并組織各種展覽。時尚產業形成集群效應,集群內的各個品牌形成互助的合作關系,從而提升專業化水準,吸引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投資。法國大型奢侈品集團將法國時尚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技巧巧妙融合,令法國時尚產業引領全球時尚發展。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應如何界定,區別和聯系又在哪里?理論界對此有了初步的探討,表述大致是相同的。簡單地講,文化事業是公益性文化或非經營性文化;文化產業即非公益性文化或非經營性文化。兩者共同點是,提供的都是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兩者的區別在于:一是建設投入的資金來源不同,文化事業單位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會贊助;文化產業單位則主要面向市場,吸納社會投資,依法經營,自我積累,自我發展。二是運作的方式不同,文化事業單位主要向社會提供公益性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文化產業單位則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以批量生產為特征,以市場營銷為手段。以此來分析,檔案事業理應歸屬于文化事業,而不能歸屬于文化產業。
目前,在認識檔案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上,出現了一些偏差。如有的同志以檔案部門中存在某些市場運作的經營性活動、有償服務項目為由,認為檔案事業是文化產業,這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因為這些經營活動較之整個檔案事業來說,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作為檔案事業的主體部分,各級綜合檔案館的建設必須以政府投資為主,必須以公益性文化服務為主。因而部分經營性活動并不能改變檔案事業歸屬于文化事業的性質。
當然,檔案事業不歸屬于文化產業,并不等于檔案部門不要發展產業化的文化經營活動,向社會提供有償的文化服務。恰恰相反,應該以創新的思維積極探索開發檔案文化產品和開展檔案文化產品的經營服務。
第一,要確立正確的檔案文化產品開發服務產業化意識。開展檔案文化產品的經營性活動,不是一種小打小鬧的創收謀略,主要目的不在于增加檔案人員的收入,也無法做到“以檔養檔”,而是為了檔案事業的可持續性發展,為了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為了滿足市民日益增長的對檔案文化的需求。定位于公益性科普教育基地的上海科技館正在探索市場化之路,該館領導對此表示,為的是“兩條腿走路”。政府每年對科技館都有一定額度的財政撥款,而科技館的實際運營成本卻要大大“超支”。科技館邁出一條腿探索市場化之路,說到底還是為了科普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思維值得各級綜合檔案館思考。
第二,要找準培植經營性檔案文化服務的切入點。我國文化產業從整體上來說還處于起步階段,經營性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服務更是處于初始狀態。因而找準培植的切入點甚為重要。這個切入點應該具有可行性和發展性。根據這一要求,可選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切入點:
一是檔案會展服務。會展經濟正成為城市經濟中一個閃亮的增長點。僅據上海市外經貿委的統計,2002年上海舉辦了262個展覽,直接收入18億元,成交金額550億元,會展業產生的相關經濟帶動效益超過200億元,觀眾總數近500萬人次。上海市檔案局館也開始嘗試市場運作的方式舉辦檔案展覽。“2002年國際檔案信息化暨現代辦公技術與設備展覽會”,從尋找合作伙伴到展覽策劃、宣傳、招商、廣告、講座等都按市場方式運作。誠然,檔案部門不可能經常舉辦這類設備技術展覽,檔案部門更大的優勢在于檔案的人文資源及以此開發制作的檔案展覽。即便是以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展覽,也并非一概不能開展經營性活動,特別是在增加展覽的附加值方面。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的做法即是一例。該陵園變消極等待參觀者為主動走出去宣傳,制作和組織了《紅巖魂》和《紅巖魂形象報告會》,在全國巡演,并由此開發面向社會的展覽服務等業務,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二是檔案中介服務。我國檔案中介服務雖然起步不晚,但總體上存在規模小,層次低,科技含量少,行政色彩比較濃的狀況,尚未形成面向社會的開放型、市場化的中介服務體系。檔案中介服務業要真正成為經營性的檔案文化服務業,就要改變以上的狀況。當然,這種狀況的改變絕非可以一蹴而就。目前可行的是要做大三塊,即做大檔案咨詢、檔案培訓和檔案寄存服務。做大檔案咨詢服務,應該注重開掘咨詢的內涵,提升服務的科技含量,在論證、評估上做大文章。在這方面已創建十年的上海檔案咨詢服務中心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該中心為上海地鐵總公司、蘇州河綜合整治工程、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大劇院等單位的檔案管理和建設提供了咨詢論證工作,內容涉及館庫布局、設備配置、管理體制、制度建設、文件歸檔、開發利用和工程項目文件形成積累、檔案驗收等各個方面。該中心在市場運作中注重創建品牌,規范管理,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咨詢服務項目合同總額達到638多萬元,連續被評為“上海市優秀咨詢企業”。當然,檔案咨詢業要進一步做大做好,取得跨越式發展,只有走規模化、產業化發展之路。對知識和技能的需求,催生并壯大了一個新的經濟門類―――培訓經濟。截止2002年底,上海擁有各類各級非公有制創辦的教育培訓機構就已達1800多個。檔案培訓,歷來是檔案部門經營性活動比重最大的一塊。在行政的適當干預下,檔案培訓能經久不衰。要做大檔案培訓業,增強檔案培訓的活力,除了依托行政的優勢外,還應拓展社會化市場化發展的渠道,拓展培訓生源,拓展培訓課程,使培訓的對象、內容不局限于檔案系統和純檔案業務,使檔案培訓取得更為良好的社會影響和穩定的投資回報。檔案寄存服務起步不久,但已顯現出十分誘人的前景。打造品牌,擴大宣傳,應該列入創辦之初的工作要旨。
三是檔案技術服務。檔案部門依托自身的技術優勢、技術人才、技術設施,運用經營手段開展檔案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已有了一定的實踐基礎。例如,根據上海市檔案館研制的“檔案庫房溫濕度自動控制系統”開發的產品,被上海市經委列為2000年度上海市新產品,已在上海和河南、海南、深圳等省市的29個檔案館、室應用;該館研制的“真空沖氮殺蟲滅菌檔案消毒容器”已在黑龍江、新疆、江蘇、福建、廣東、海南等省市和上海地區45個檔案館、室應用。但目前這種經營活動還停留在檔案館技術部門的一項輔工作范圍,離自我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的形成還有很大的距離。
四是檔案文化產品開發服務。近年來,檔案部門對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各地檔案館利用檔案文化資源,制作了電視片,拍攝了電視劇,出版了圖冊,但大都未走市場運作之路,投資回報率較低,社會認知度較低。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和服務引入市場機制,不僅是要賺取一定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可以以市場作定位,以市民為視角,來整合配置檔案資源,選準開發的項目,擴大產品的經營,使檔案文化產品具有經典性和社會性,能夠擁有廣大讀者。
第三,要加強經營性檔案文化服務的管理。要營造良好的經營性檔案文化服務的法制環境,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特別是檔案中介服務,目前已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態勢,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繁榮和規范檔案中介服務市場,需要法規政策起積極的保障推進作用。要理順經營性檔案文化服務的體制。目前,由于經營性檔案文化服務的規模較小,大多還沒形成經濟實體,只是檔案館等事業單位的一些經營性活動。應該積極創造條件,擴大經營規模和市場份額,促進經濟實體的形成,以使“政企分開”。要培養和引進一批善于經營檔案文化產品的專門人才。
1、轉變觀念,提升思想認識的高度。首先要轉變“重經濟輕文化”的觀念,樹立文化經濟并重思想。通過宣傳,進一步提高各級各部門的思想認識,形成關注、重視、支持文化產業的濃厚氛圍,要把文化產業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擺上重要位置抓落實。其二要轉變“文化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觀念。要正確樹立文化也能掙賺的觀念,發展文化產業就是發展生產力。按照大文化產業的要求,把文化產業的統計納入全縣國民經濟統計范疇,建立健全文化產業統計制度,從總體上把文化產業在縣域經濟中的比重和貢獻率。其三要更新“等靠要”的觀念,強化自立自強意識。發展文化產業不能一味的等國家給項目,靠財政投入。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創新融資形式,拓寬融資渠道,做大文化產業蛋糕。
2、要創新思路,加大體制改革的力度。一是建立大文化的管理機制。以我縣為例,文化產業管理有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旅游等部門,職能交叉,政出多頭,不利于大文化產業管理機制的形成。因此,建議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統一的大文化產業宏觀管理體制。二是轉變職能。文化行政與文化事業、文化企業嚴格區別。文化行政的職能由管文化、辦文化混合向管文化轉變,通過制訂文化產業政策、文化產業措施實施宏觀管理。管理手段由單一依據行政手段向以行政、稅收、財政、科技多種手段相結合轉變。三是加快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按照區別對待的原則,一方面加大投入,強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職能。另一方面深化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改革。建議重點要抓好縣級電影公司、縣級劇院的改革改制,按照國家文體制改革的政策,通過財政引導、個人參與、民營入股等多種融資形成開發現存的有形資產,增強電影公司活力,提高電影市場競爭力。縣劇院要通過改革創新,充分盤活現存資源,增強自身造血功能。
3、加強資源整合,提高文化資源的產業化程度。現在縣域文化資源分散廣、數量多、類型雜,絕大部分是“原材料”,不能直接進入市場消費,要實行產業化,對各類資源進行疏理、整合,初步包裝是前提條件。首先要對縣域文化資源、文化人才進行全面搜集、普查,對文化資源現狀有準確全面把握,建立文化資源庫。其次,要對文化資源實行初步加工,進行產業化分析,產業化評估,產業化包裝,產業化整理,建立文化產業項目中心,并與招商引資項目庫統一對外推薦。其三,要把文化資源與旅游資源實現對接。旅游產業在規劃、開發、實施等各個環節,吸收文化資源,注入文化因子,彰顯文化特色,實現文化與旅游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產業品牌化
1 邳州非遺產業化的自身條件
1.1 邳州非遺文化自身的價值
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即具有文教價值和經濟價值。一方面,邳州每一項非遺技藝都經歷了歷史沉淀,無形中已經化為邳州豐厚的文教資產,另一方面,文教資產在歷史的沉淀過程中又衍生經濟價值,它能夠更好地保護和發展邳州的文教價值。兩者互利共生,相輔相成。
1.2 邳州非遺開發的法律支持、政策扶持
非遺產業化一直是廣受爭議的焦點,因此在邳州非遺產業化措施實施之前,要制定相對完善的法律基礎,權威性的制度保護措施,以保證非遺產業化中生產、銷售過程的通暢化,讓非遺產業可持續發展,實現保護和發展雙管齊下,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1.3 邳州非遺的核心要素及市場化運作
邳州非遺產業化的最K目的是為了非遺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給非遺傳承人或非遺的相關群體帶來現實的經濟收益。要達到這樣的成果,一方面要抓住非遺傳承的核心要素――非遺傳承人,讓社會和政府同時對傳承人進行輔佐保護,使非遺傳承人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面,在市場化經濟體制下,邳州應加快非遺產業鏈的建設,立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開發,模仿高校非遺“三位一體”教學模式,將傳承人、非遺生產基地、市場化三方面有機結合,形成邳州非遺產業化的獨特體系。
2 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的難言之隱
2.1 傳承人的局限
時代在飛速發展,眾多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從手藝人變成了“守藝人”,他們未來得及與時代共進退,只單單用自己的手藝養活自己,面對產業化的沖擊,他們沒有積極應對,而采取一種偏激的保守措施,不肯接受非遺工藝的產業化發展,存在自我封閉的局限。
若想打破該局限,最為關鍵的是讓傳人主動迎合社會的新變化,做出適當的改變,使其手藝能夠在新時代里能夠繼續為時代所接受。在守護中求發展,才是民俗文化正確傳承方式。另一方面,傳承人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都處在較低范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傳承人的傳承行為,阻礙了邳州非遺的多元發展。
2.2 非遺文化背后的利益紛爭
目前,邳州部分非遺工藝的發展如火如荼,但非遺發展背后的利益糾紛仍不容樂觀。部分非遺技藝者為爭得傳承人的頭銜而費心思,只為了當地政府給予的補助資金,非遺技藝傳承者的素質問題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一些企業盜用非遺傳承人的作品,賺取金錢,不理會傳承人的權益,不給予傳承人補償,忽視利益的合理分配問題,致使當地非遺傳承和發展進度緩慢。
2.3 傳統思想與產業化根深蒂固的矛盾
產業化是對于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其先進的工藝完全服務于資本。老手藝人堅守的是原始而純粹的手藝,是最根本的文化內涵。面對機器,面對產業化,手藝人選擇大都是拒之門外。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傳承脆弱、非物質形態流變或無形、表現形式個性獨特、傳播擴散呈現民族地域等特點,因而決定了其不能完全像工業化產品一樣無限制地規模化、批量化、標準化生產,而更有一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無法進行產業化,即使對其產業化也會前景暗淡、步履維艱且負面效果較大。
3 邳州非遺產業化品牌發展的對策
信息化社會的快速發展,讓邳州非遺文化的發展逐漸走向劣勢,邳州非遺的產業化應運而生,如何打造別具特色的邳州非遺文化品牌,讓更多的人了解、保護和傳承邳州非遺,成為邳州非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3.1 充分利用現有媒體資源,加大對邳州非遺文化的宣傳力度
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讓媒體的消息傳播成為主力,借助媒體宣傳邳州非遺產業,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我們需要建立起集文化與技術于一體的邳州非遺宣傳方案,將邳州非遺文化的共性與個性集中體現,打造邳州非遺文化的特有品牌,營造邳州的非遺文化發展氛圍,實現非遺發展與宣傳的一體化效果。
3.2 深入對邳州非遺歷史背景的挖掘,創作“新非遺”,培養“新傳人”
每一項邳州非遺工藝都是歷史積淀而來,它們發展至今的背后都有其獨特的魅力故事。我們將這些背后的故事挖掘出來,在此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的審美觀念,創作最具邳州非遺特色的文化產品,不斷開拓邳州的非遺品牌類型,提高邳州非遺的含金量,將邳州非遺產業做大做好做強,讓非遺文化保持活態傳承。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積極發展新生力量作為邳州非遺文化的新一代傳承人,鼓勵他們個性發展,將本土化與個性化相結合,創作邳州“新非遺”。
3.3 建設及完善市場化經濟體制建設,篩選邳州適合開發的非遺項目
邳州非遺的市場化經濟體制建設,需要政府及文化部門的共同努力,在法律法規及相關制度建設過程的同時,還應設立非遺產業化所需的督查小組、審核部門,確保邳州非遺產業的市場化發展合理有序。另一方面,利潤的合理分配問題也亟待解決,傳承人、企業和政府應在三方利益協調合理化的情況下,再進行市場的發展,以免日后的沖突加劇。
市場化的發展要選取邳州合適的非遺工藝,不能一概而論,囫圇吞棗,降低邳州非遺產業化的效率,破壞邳州非遺工藝的本土化發展。
3.4 重視非遺傳承人
目前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與非遺文化有關的活動層出不窮,參加活動的經費也大相庭徑,這對有心將非遺文化傳承下去的傳承人來說,成了最實際的困難。邳州想要將非遺工藝產業化,就必須重視對傳承人的經濟支持,撥發專款,解決傳承人面臨的現實“危機”。另外,在獲知相關活動開辦時邀請相關非遺傳承人,讓傳承人有更多機會對外交流,豐富其作品的形式與內涵;將傳承人引入邳州高校,并頒發相關職位證書,讓傳承人進校園,把非遺文化帶給高校學子,培養傳承新生源,提升傳承人的社會地位。
針對邳州思想保守的非遺傳承人,應派遣相關從業人員對其勸解,解放思想,對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傳承人要致力于提升他們的素質,讓他們理解非遺產業化的原因,積極投身到邳州的文化建設中。
4 結語
邳州傳統民俗文化不勝枚舉、形色多樣,許多傳統手藝人在文化傳承的路上,舉步維艱,傳統傳承方式的局限變得顯而易見。順應時代潮流,做出適當改變以尋求突破,將邳州非遺文化產業品牌化創新,不但可以促進邳州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還可以幫助非物質文化遺產煥然新機,協同好地方經濟與文化的雙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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