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旅游考察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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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智慧旅游考察報告范文

一、認真組織學習，深刻領會全會精神

海林市第四次黨代會、四屆二次全會暨經濟工作會議、農村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相繼召開后，市發改局高度重視會議精神傳達、落實，利用2月28日—3月2日三個半天的時間組織了全體機關干部進行學習，集中學習了《凝心聚力、真抓實干、開創加快海林振興崛起的新局面》、《政府工作報告》、《赴江浙滬招商學習考察報告》和市委《情況通報》等資料。為加深對市情的認識和市委、市政府決策的理解，還組織全局到開發區進行了實地參觀。在學習中，全體干部職工圍繞全會精神，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為重點，積極討論、踴躍發言。通過學習，全局上下進一步深入、準確地理解馬里書記講話精神，領會了全會的精神實質，深刻認識到海林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和存在的差距，認識到“慢發展就是落后，小進步就是退步”，認識到我市正處于“前有標兵、后有追兵”的嚴竣形勢。更加體會到市委、市政府提出今后五年奮斗目標和舉措符合實際，順應民意。經過學習討論，面對新挑戰、新形勢，全體干部表示要將全會精神同我局實際工作相結合起來，思想再解放、觀念再更新、轉變作風、盡職盡責，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緊迫感，以全新面貌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

二、認真查找不足、剖析存在問題

在討論過程中，對照全會工作要求，認真比差距、查不足、找問題。通過認真查找，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思想解放程度不夠寬；二是職責意識不夠強；三是創新發展思路不夠多。針對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全局進行了認真分析，切實提出有效辦法，扎實整改。一是進一步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海林發展、財政增收、人員就業的項目就要上、資金就要引，不能按部就班，按圖索驥，充分發揮全局的集體智慧，圍繞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工作，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二是進一步加強責任意識、服務意識和憂患意識，增強緊迫感，牢固樹立時間觀念、效率觀念、質量觀念，特事急事不過夜、項目備案不過天。三是進一步創新工作思路，實施全員抓招商、全員抓項目，突出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兩項重點工作，組成對外招商和大項目籌辦專門隊伍，擔負起全市及本局承擔的工作任務。同時，按照責任分工各部要積極聯系各局與其開展同步招商、同步創意項目、同步爭取資金。

第2篇：智慧旅游考察報告范文

關鍵詞:自然保護區;生態文明;生態價值;陜西長青自然保護區

中圖分類號:S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374(2009)10-0134-02

所謂自然保護區就是依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建立的以保護野生動植物、生態系統、地質構造以及水源地等自然綜合體為核心的自然區域,在這塊區域內人的各種活動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以使這一區域保持自然狀況。自然保護區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自然綜合體的陳列館,野生動植物的基因庫,而且也是維護環境安全的主力軍。

一、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重要作用及價值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為的過度亂砍濫伐,森林植被遭破壞,水土流失嚴重,珍稀野生動物瀕臨滅絕等人類一系列野蠻方式的結果――森林植被的大面積破壞,許多稀有物種瀕危,自然景觀遭到毀壞,而當人類所做的一系列違背自然發展規律的事情時,尚未意識到威脅的腳步已經逼近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

建立自然保護區不僅是一個國家保護自然的重要措施,而且具有世界意義,已被視為全人類的寶貴財富。世界各國對自然保護區的建設都非常重視,往往以自然保護區的數量和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比,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的自然保護事業、科教文化事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自然保護區承擔著保存自然的天然本底,為人類評價自己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提供“參考系”;保護各種珍稀瀕危物種及其他生物物種;為科研、教育提供條件、場所等重要任務。可以說,自然保護區是野生動植物的家園,是物種基因的寶庫,是生態旅游的勝地,也是天然食品的凈土,更是自然知識的天然課堂。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價值主要包括生態價值、美學價值、旅游價值、科研價值等。

(一)生態價值

建立自然保護區可以積極保護生態平衡,有利于加強研究合理的生態平衡和對人類環境的保護,可以使生態系統保持在原始狀態或接近原始狀態,消除人類的破壞和干擾。自然保護區保護了天然植被及其組成的生態系統,在改善環境、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生態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典型性。陜西長青自然保護區位于秦嶺山脈中段南坡的洋縣境內,地處漢江之流酉水河的源頭。長青自然保護區在陜西省地貌區劃中,屬于秦嶺山地區、秦嶺南坡中山亞區。區內地貌類型比較復雜,中、小型地貌甚為發育。地貌類型可分為山嶺系統和溝谷系統。而隨著海拔高度的增加,各地段地貌類型組合又各具特色:海拔1500m以下,以峽谷峰嶺為主;海拔1500～2000m之間,以寬谷深切河床及渾圓狀山頭與緩梁地貌為主;海拔2000m以上,以寬谷峰地貌為主,山上有原始的巴山冷杉、太白紅杉、牛皮樺、紅樺、青e、油松、鐵杉、高山柏、槭樹類、小\類、鳳仙花類、忍冬類、衛矛類、竹類等植物樹木,共同構成了典型的生態景觀。

二是稀有性。植物種類豐富,有國家I級重點保護植物紅豆杉,II級重點保護植物有秦嶺冷杉、大果青e、太白紅杉、連香樹、水青樹、野大豆、水曲柳、香果樹。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39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熊貓、金絲猴和羚牛。

三是多樣性。保護區分布有野生種子植物135科、603屬、1556種,分別占秦嶺種子植物總科數的88.2%,總屬數的61.3%,總種數的60.0%。有藥用植物426種、淀粉和糖類植物100種、觀賞植物312種、纖維植物72種、鞣料植物52種、油料和芳香植物187種。有蕨類植物18科、35屬、61種;有大型真菌4綱、10目、39科、98屬、192種;有野生脊椎動物311種,隸屬29目78科213屬,占陜西省脊椎動物總數739種的42.1%。

(二)美學價值

1.活力美。生命力的光輝和韻律充滿美學特征,植物的生態美體現在永不衰竭地利用太陽能、轉化太陽能維持自己的生命,養育所有的動物,維持生態系統的運轉,使整個大自然充滿生機,顯示出生命活力之美。

2.創造美。生態美是生命與環境共同進化中創造出來的。人類具有創造力,當人的創造力違背生態規律,這種創造力就變成破壞力,面對現在地球的環境創傷,人類應積極尋求人類與自然的創造合力,恢復、重建和繁榮地球的生態美。

3.和諧美。生態美的和諧指的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生命與環境之間相互支持,互惠共生所展現出來的美學特征。當人們欣賞熱帶森林時,人本身就是熱帶森林系統的一部分,森林除了給人帶來眾多生物組成的繁榮外貌的美學享受,也給人帶來呼吸必不可少的氧氣。生物與環境相互依存的和諧之美,使人在感悟自然中得到心靈上的美學享受。

(三)旅游價值

生態旅游已成為世界各國發展旅游業,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比起目前其他的資源利用形式,生態旅游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小,所能提供的保護與發展結合的機會卻最大,它是目前旅游發展方向的最佳選擇。

生態旅游是一種強調當地資源保育的旅游形式,從永續發展的觀點來看,生態旅游對環境的正面效應是十分明顯的。生態旅游活動對環境的沖擊可減到最小程度,它既不損壞自然環境,又能保證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生態旅游的環境效應主要有:生態旅游有助于培育人們熱愛自然的環境意識,加大全社會的環保力度;生態旅游有助于人們回歸自然,體驗自然,欣賞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有助于提高和豐富生態知識;生態旅游有助于提高相關學科的研究水平,有助于發現新物種,加深人們對自然生態規律的認識;生態旅游有助于協調社會發展與保護環境之間的矛盾,是自然保護區實施環境產業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形式,是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的最佳結合。

(四)科研價值

1.有助于加強生物物種的研究和利用物種資源。由于人類活動的范圍日益增大,不少物種在未被充分認識之前消失了,這給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科學研究表明:每滅絕一種植物,就會有10～20種依附于該種植物的動物隨之消失。

2.可以深刻地了解生物間的制約關系。生物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內在聯系。這種關系反映在食物鏈的組成上,構成一個地區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只有人類準確地認識這種關系,才可能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才是自然保護區重要目的之一。

3.自然保護區是天然的科學實驗基地。自然保護區保存了大量的物種和豐富多彩的生態系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的環境,這就為科學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是普及科學知識,進行教學實習的天然課堂。

此外大自然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東西,沒有被雕飾過的痕跡,人們往往更喜歡純大自然的東西。社會的進步越快,城市化程度越高,人們與大自然接觸機會就越少,他們便會迫切的需要有一個自然的環境。自然保護區正好為人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享受大自然的機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是未來人類文明進步、繁榮的基礎,是達到社會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諧穩定的前提。

二、站在生態文明的高度來認識自然保護區的重要性

“5?12”汶川特大地震,山崩地裂,致使我國的四川、陜西、甘肅等地的山體滑坡,道路阻斷,輸電線路、供水管線損毀,大量房屋倒塌,眾多人員傷亡,災情極為嚴重。我們要痛定思痛,要用宏觀的長遠的眼光來開展生態評估,弄清造成嚴重損失的多重原因,弄清潛在的危險性。有了這樣的思想認識,我們的自然保護工作才能做得更周密更精確,甚至做得更細致更完美。

要站在有利于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有利于人居環境優化,要站在生態文明的高度來認識自然保護區的重要性。自然保護區的建設應該被看作是環境保護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項基礎建設工作,建立一個較為完備的自然保護區體系對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生態環境的破壞,生態系統的失衡,影響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天然環境。人類破壞自然最終受到懲罰的命運不可避免,而破壞的結果將使天然環境越來越少,人類生存的空間也越來越狹窄。人類要想不斷進步、發展,必需正確認識自然與人類的關系,認清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珍惜每個自然保護區帶給我們的自然資源。

三、自然保護區的現狀

陜西長青自然保護區由于獨特的地域環境和氣候條件,蘊藏著多種野生動植物資源,可以說是我國目前建立野生動植物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一。但一些不法之徒,受利益驅使,亂砍濫伐現象屢犯不止。一些利欲熏心的人捕殺動物而獲取高額利潤,嚴重破壞了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與發展。還有一些人錯誤地認為自然環境的好壞與我們所處的環境無關,即使自然環境遭到破壞,也不會對人類社會帶來嚴重影響。恰恰是這樣一種錯誤觀念,縱容了一些人違背自然發展規律,為謀求一己私利,惡意破壞自然環境,射殺珍稀動物等犯罪行為,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造成大量物種缺失,甚至滅絕,更為嚴重的是破壞了自然原始的生態狀態。

人類在破壞環境的同時,也同樣遭到大自然對人類的嚴厲懲罰。全球正面臨著資源嚴重浪費、生態遭受破壞、環境不斷惡化、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等一系列嚴重問題。當自然生態環境面對各種危機的時候,提倡生態文明就顯得尤為重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迫在眉睫。

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做好自然保護區工作

1.大力弘揚生態文明,牢固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理念。要深刻反思經濟快速發展、高強度建設,忽視生態文明建設給人類帶來嚴重生態危機的思維定式,在不斷總結、重構與升華中,真正理解弘揚生態文明的實踐意義,從而自覺地實現科學發展,構建、保護美麗家園。

2.大力倡導綠色生活,努力推進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要以節能、降耗、減排為目標,以管理和技術為手段,按照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原則組織生產過程。還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進行科學合理的生活消費,把關注森林、植樹造林、保護野生動植物,維護國土生態安全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持之以恒地抓下去,讓人們真正生活在青山綠水、藍天白云、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好環境之中。

3.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突出生態文明建設的落實。以綠色智慧謀劃發展之路,研究制定城區發展規劃,優化產業經濟結構,體現節約、集約用地,推進治污保潔,優化規劃布局,拓寬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以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城區品位。

4.充分利用各級各宣傳陣地,讓全社會每個成員都自覺承擔生態責任和生態義務。自然保護區是活的自然博物館,要在學校、社區、工廠、機關單位開展各種各樣的倡導生態文明、保護美麗家園活動。如向社區居民和外來人員宣傳《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禁止周邊社區居民在保護區內毀林開荒,確保環境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條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講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價值及意義,提高人們自然生態保護意識,提高全民自覺參與環保的積極性,提高全民的生態文明素質,化解社會矛盾,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境界。

五、結語

如今,我國已建立了大大小小若干個保護區,自然保護區的發展,并不只是劃定一個范圍、一小塊區域來界定,而是小到街道、附近的公園,我們周圍的樹林、花草、即使沒有被圈定范圍的區域,只要是綠色植物,國家規定保護的動物,我們都應珍惜,小心呵護。要從小培養孩子對大自然的熱愛,親身感受大自然環境,感受一草一木帶來的樂趣,讓孩子們切實感受到大自然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意義。如果人人都能從自己周圍做起,愛護我們身邊的一草一木,愛護我們的自然保護區,建設好我們的美好家園,這是我們維護人類和諧生態環境的基礎。

藍天白云,青山綠水。讓我們大家珍惜大自然帶給我們的美好,愛護人類的生存環境,熱愛我們的自然保護區。從小事做起,從身邊做起,構建和諧的人與自然的生態環境,為建立和諧穩定的美麗家園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參考文獻

[1]李戰剛,任毅,王學杰.陜西長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綜合科學考察報告[R].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2]劉詩峰,張堅.佛坪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研究與保護[M].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第3篇：智慧旅游考察報告范文

【關鍵詞】生態適應；文化變遷；生態移民

【作 者】祁進玉，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人類學博士。北京，100081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047-006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China’s experience of 30 years

Qi Jinyu

Abstract：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s，the academia，and various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mak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as become a high-profile emerging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briefly comb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focusing on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nearly 30 years (1978～2008)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yet ripe，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subjects’ norms is more prominent，and so，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Ecological adaptation；Cultural Change；Ecological migrants；Ecological harmony；Sustainability

西方真正學科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在20世紀70～80年代進入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發展期，這個領域的研究趨于規范和成熟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生態人類學研究進入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本文就近30年來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及其進展加以初步梳理。目前，生態人類學研究在我國發展還不成熟，在學科規范上存在很多問題，應在廣泛吸取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成果和深入開展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框架和典型個案，從術語、概念到方法和學科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如此，既利于學術對話和比較研究的進行，也能使生態人類學的中國化有一個理論平臺，不斷深入，此外，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學科規范建設。

一、生態人類學：概念及其發展

人們關注人與環境的關系由來已久。人類學的這個研究領域通常被稱為“生態人類學”。“生態人類學”一詞的使用是1960年以后的事，關于“生態人類學”一詞，一般認為是由美國人類學家韋達(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然而人類生態學研究從法國的馬塞爾?莫斯和英國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已經開始。莫斯根據民族志的資料指出，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生活因環境因素分為冬季社會集中期和夏季社會分散期，宗教的、道德的表達方式及其強調程度，順應社會集團這種集中和分散的集團化原理而變化。普里查德經過實地調查指出，奈爾地區半農半牧的努爾人到了雨季，他們的村落分散在一定的地域之內，到了旱季，許多村落又集中到河川流域。這種游牧生活與他們非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因此，重視社會關系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

生態學是研究動物、植物與其環境之間關系的科學。生態人類學研究人和生態的相互關系，此外，它還要研究觀念體系在其中的作用。這一研究領域的形成是基于文化生態學、文化進化論和靈長類社會生態學的發展而初具形態。日本人類學家綾部恒雄說：“綜合性地研究人類生活的人類學，大體上可以分為主要研究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類學和主要研究社會和生態學方面的生態人類學。”[1]田中二郎認為，生態人類學研究有別于生態學研究，必須具備這樣的觀點：要認知動物生態學所顧及不到的觀念體系和技術體系。他認為，生態人類學在近20年來進展迅速，但是其基本方法論是對環境影響下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形態的分析。[2]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包括人口結構、社會組織、技術、環境等重要組成要素。為了確保通過直接觀察所做的再編排較之民族志的科學性、正確性，在生態人類學研究中重視直接觀察和計量。

20世紀20、30年代，在文化生態學研究方面博厄斯所開創的歷史特殊論學派在文化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持“環境可能主義”立場。環境可能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較弱的環境決定論，即環境并不是嚴格地限制文化的發展。J.H.斯圖爾德(Steward)被認為是生態人類學學科的開創者，1955年由他提出的文化生態學被看作是生態人類學理論產生的直接源泉。斯圖爾德強調了人類生態學和社會生態學的不同，把說明不同區域的文化特征和探討這種文化類型起源的學科規定為文化生態學。盡管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雖然有諸多不足之處，也曾遭致批判，如韋達(Vayda)、拉帕波特(Rappaport)、貝內特(J.W.Bennett)、唐納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等人指出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的嚴重缺陷，但是由他所倡導的對地域集團的生產形態和生存環境進行細致的研究，后來卻成了生態人類學的基本方法論。

文化進化論是20世紀20年代左右從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學說。主要代表人物有M.P.薩林斯和E.塞維斯強調的“特殊進化論”、斯圖爾德的“多線進化論”、L.A.懷特的“一般進化論”等文化進化論的各種流派，從各自的研究視角探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對現代生態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撐。

關于靈長類與生態人類學研究，在歐美發端于C.R.卡彭特(Carpenter)對豪埃猿的研究，從1960年開始，多博和R?李根據狒狒的研究，對非洲的布須曼人進行了研究。

在20世紀60～70年代，生態人類學逐漸產生生態系統途徑和民族生態學兩種研究路徑。1963年，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農業過密化》成為生態人類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他首次明確提出在文化人類學研究中運用生態系統方法。生態人類學采用了生物學中的生態系統概念形成了生態系統途徑，在物質交換系統中，人類、其他的生命體及非生命物質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民族生態學是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它以結構語言學為手段去了解當地人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從而得到當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觀，并得出如下結論：環境也是文化建構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趨勢：反對極端的文化相對論和生態人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有研究者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生態人類學不會再是凱?米爾頓所說的“一種觀點”，而是一門真正成熟的學科。[3]

二、生態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

生態人類學研究進入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這一時期伊始，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處于“補課”階段，主要側重于對國外的相關理論的翻譯和介紹工作，引進和譯介的國外生態人類學經典著作，包括：科茲洛夫《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1984)[4]、美國學者內亭的《文化生態學與生態人類學》(1985)[5]、綾部恒雄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1986)[6]、田中二郎的《生態人類學――生態與人類文化的關系》(1988)、斯圖爾德的《文化變遷的理論》(1989)[7]、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1989)[8]克利福德?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2000)[9]、唐納德?哈迪斯蒂的《生態人類學》(2002)[10]、大柳太郎(2006)[11]等。

我國本土人類學的兩本奠基之作：的《江村經濟》和林耀華的《金翼》，都以生態環境作為研究的背景，也可謂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發端。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則要歸于美國學者哈里斯明確地把、張之毅的祿村調查視為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范例。[12]然而，真正學科意義上的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進展，則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學術界開始從生態人類學的學科屬性和概念界定、內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討，并就該研究領域的本土化加以嘗試，并取得了一些研究進展。

1993年，宋蜀華教授撰文介紹了生態民族學，指出它是民族學(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是從生態學角度研究民族共同體及其文化與其所處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亦即研究族體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的特點、方式及規律，并尋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態環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領域包括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習俗信仰、行為及道德標準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與生態環境的關系。”[13]1996年，宋蜀華教授又提出“生態文化區”的概念，將中華民族劃分出八個主要生態文化區，指出“生態環境對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文化具有長期的作用和影響”。[14]可以說，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尚處于引介國外相關理論和本土化探索的初期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也給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提供了的足夠的發展空間。

三、當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取向與發展趨勢

(1)生態人類學的本土化研究

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近年來學科研究發展較為迅速、在該領域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國內的一些學者將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與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結合起來，認定任何一個民族的地方性知識都必定隱含著對當地生態維護極其有效的生態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這些智慧與技能對生態環境的維護具有直接的利用價值，發掘和利用這樣的生態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態災變。目前，在該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云南大學的尹紹亭[15]、中央民族大學的楊圣敏[16]、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許建初、新疆師范大學的崔延虎、中山大學的麻國慶、吉首大學的楊庭碩、羅康隆[17]、云南民族學院的高立士[18]等人，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在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領域，尤其值得加以介紹兩位人類學家在生態人類學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尹紹亭教授是中國西南地區研究少數民族刀耕火種最杰出的學者之一，他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了許多豐碩的成果，其中《一個充滿爭議的文化生態體系―云南刀耕火種研究》、《森林孕育的農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種志》、《人與森林―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刀耕火種》等著作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發展都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研究視野中，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眾多西南少數民族就是通過他們所經營的刀耕火種農業系統，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在主動調適其生存環境后獲得的延續發展。[19]

楊圣敏教授曾經先后20余次赴新疆對維吾爾、塔吉克、塔塔爾、哈薩克等民族進行實地調查，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牧場和高原，做過2500余戶，包括13000余人的入戶訪談和調查，大量的實踐，使他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有很多新的認識。在這方面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出了維吾爾等民族的文化是一種干旱區文化的觀點，并從歷史和生態人類學的角度，探討論證了這種文化的特點與新疆干旱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近年來，他進一步在云南、海南島等多雨地區的民族中進行實地調查與研究，探討環境與文化之關系。[20]

有研究者對近年來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指出民族學人類學者致力于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解釋，并且創建了文化生態學、生態人類學、民族生態學、人類生態系統等諸多理論流派，應用這些理論研究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這就是人類學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21]

(2)環境保護與社區發展――生態移民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生態問題的日趨惡化，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生態學家都力圖從“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尋找借鑒。在生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中，如何處理好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問題，歷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其中關于生態保護與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重點。如何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并舉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重點，即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問題[22]，從長遠看來，所以進一步加深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關系到國計民生，也有助于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進展。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既是自然資源相對富集的地區，同時也是生態環境系統相當脆弱的地區。近年來，民族地區為了滿足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一些地區對資源的無序、過度等不合理開發，已使那里的環境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和突出。有研究者針對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環境管理與治理、新技術支持和文化自救、地方族群生態系統重構與修補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提出相關對策和建議。[23]在生態人類學的區域性研究方面，微觀的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過對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加以探討，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24]

生態移民是以保護環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有計劃、有目的的政府行為，它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系統工程。關于生態移民、文化適應以及文化生態保護等問題，也是近年來研究的焦點。也有研究者通過實地調查分析牧民定居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認為地方政府制定地區發展計劃時需倡導參與式發展、讓當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討了生態環境保護、水利資金投入和限制當地牲畜數量對于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25]也有研究者認為，生態移民工程不應成為某一地區或某些地區孤立地實行的工程，對一個國家來講，生態移民工作應該是一個整體性的工作，必須從社會公平和民族平等原則出發，從整個國家的整體角度統籌規劃。此外，針對不同的地區情況差異，也有研究者認為要加大針對性的區域生態移民安置的模式研究。[26]

(3)生態適應與文化變遷研究

文化生存是近年學術界較為重點關注的研究內容之一。所謂的文化生存，主要指小民族或者弱勢群體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其民族傳統的權益戰略。一般而言，某一區域的民族傳統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歷經時間考驗形成的適應性關系，也曾確保了當地環境的平衡穩定。有研究者認為，當傳統文化受到外來因素沖擊，生產方式等發生的變遷往往直接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當前的諸多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常令本土文化處于消亡的邊緣。由此，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生存與生態保護絞結在一起，喪失其一也意味著兩者共同失敗。[27]人類除自身繁衍外，還需要將同自然植被和動物種群相關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累世傳遞下去。如何重整已經破損的文化生態系統呢?有研究者從廣西、云南的兩個應用人類學調查個案分析認為：新技術支持和文化自救，對于地方族群生態系統重構與修補，是行之有效的、必要的。[28]也有研究者通過實地調查，對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旅游場域”進行分析，比較了三種不同開發模式中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在“旅游場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轉換的方式。指出“旅游場域”中的三種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需要兩個重要環節：良好的社區參與、良好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發展方案。這是保證文化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兩個重要條件。[29]

在生態人類學的區域性研究方面，微觀的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過對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加以探討，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30]有研究者認為，20世紀中葉以來，鄂倫春族傳統生存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狩獵文化的自然進化過程遭致斷裂，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簡單文化的特點，束縛了鄂倫春族適應新環境的能力。[31]從目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可以發現，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元兇或前提往往是人類文化多樣性遭到破壞。有學者指出，一方土地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養護著一方的生態環境，并由此為世界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做出貢獻。各民族必須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發揮各自的潛能。這不僅是文明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32]

有研究者基于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理論進展和作者田野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提出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概念。研究者認為，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除了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和系統科學等主要學科外，還要求一些直接研究小規模社會的學科的參與，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多學科實地調查和分析基礎上的實證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32]也有研究者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應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角度來加以探討，提出“可持續發展”就是人類應用文化的調適作用，在生態學原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態文明觀。[34]

生態和諧與環境保護潮流雖然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但是生態保護與生態和諧的宗旨，也是我國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粹。有研究者認為，如何弘揚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保護意識將有助于人們重視信仰在環保中的協調作用，恢復生態保護的道德自律。[35]

四、結語

由于生態人類學在我國發展還不成熟，因而在學科規范上問題也很多，所以，必須進一步加強學科規范建設。應在廣泛吸取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成果和深入開展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框架和典型個案，從術語、概念到方法和學科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如此，既利于學術對話和比較研究的進行，也能使生態人類學的中國化有一個理論平臺，不斷深入。

從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環境下，我國各民族、各地區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發展的步伐加快，現代化正在向社會各個領域中不斷滲透。目前，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也應該關注時代的重大問題，回應現實的需要，把研究視野拓展至中國社會的各個基本層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領域、進一步規范學科體系建設、完善專業和課程設置，發展和培育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相關研究。在今后的生態人類學相關研究中，注重反思國家建構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與當地民族主體性地位忽略的結果，摒棄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陳腐觀念，慮及我國多民族國家文化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特點，充分關注我國民族文化與其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文化適應性，從而以當地民族主體性為出發點，探討生態、經濟與文化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可能也是今后我國生態人類學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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