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變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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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2008年8月8日的晚上第29屆奧運會開幕了。它讓許多外國人大開眼界。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這次奧運會的籌辦，北京花了大量的心血從體育館到任何一個關于奧運的地方都認認真真的把它們做完善，不會輸給任何一屆奧運會。人們也積極的參加活動，志愿者更是數不勝數，老年人也學英語，好給外國人指指路，各個舉辦城市也是努力做到最好，不給祖國丟臉。

通過這次奧運會，中國充分向世界展示它的強大，告訴世界：中國不像以前了！1949年前的中國，整天有戰爭，反抗日本、反抗、抗美援朝，人民死傷無數。但是今天，我們的經濟騰飛、科技發達，不像以前。全中國人民也是合家歡樂，遵守“八榮八恥”和“七不”爭做文明的市民。

2009已經來了，又是一年過去了。2010年我們上海將舉辦世博會，又會是一個熱鬧的日子，我們會讓外國人再次豎起大拇指！經歷怎么多的念年頭，中國有了許多的留學生，外國人也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的各個地方學習。

祖國將迎來60歲的生日，這說明從黨建立以來，祖國經歷了60年的風風雨雨，讓我們在這祝福它吧，偉大的祖國！

第2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1國際氣候談判的路徑和軌跡

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來國際氣候談判形成了以《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巴厘路線圖》、《哥本哈根協議》和《坎昆協議》為代表的成果，這個階段見證了不同締約方力量的消長、談判集團的“碎片化”和國際減排機制的“退化”。2012年底達成的德班增強行動平臺（以下簡稱德班平臺），在某種意義上希望“撥亂反正”，使氣候變化談判回歸到應有的軌跡上。

1.1議定書確立了發達國家“自上而下”強制減排機制，談判集團逐步“碎片化”

議定書落實了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它規定附件I締約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種溫室氣體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諾期內必須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議定書還參考了各國的不同能力和國情差異，為附件I名單中的不同國家或區域一體化組織設置了有差別的減排承諾，以整體實現上述5%的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在議定書下不需承擔此類強制性的減排目標，但附件I國家可以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以資金和技術支持在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別的合作減排。議定書標志著在公約框架下正式形成了發達國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訂總量控制目標，之后在附件I締約方進行分解）、發展中國家不承擔強制減排義務的溫室氣體減排機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四次締約方大會（COP4）上，一直以整體出現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出現分化：環境脆弱、易受氣候變化影響，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擔減排目標。這一分化對后續談判的影響越來越嚴重，直接削弱了發展中國家整體談判實力。隨著談判的不斷進展和關注角度、立場的不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小集團”越來越多，2012年達到14個之多；兩個傳統陣營之外更出現了“環境整體性”和“卡塔赫納”兩個“跨陣營”集團，談判集團呈現“碎片化”趨勢。

1.2《巴厘路線圖》堅持已有減排機制但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有所增加

進入21世紀之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實力和排放開始快速上升，不滿議定書的發達國家極力轉嫁責任開始呼吁新的減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會議（COP13）上通過的巴厘路線圖是20年談判的一個轉折點。整體上，巴厘路線圖延續了公約和議定書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既響應IPCC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動起來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呼吁，也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締約方之間有區別的義務性質和履約方式定下了總體基調。但是，巴厘路線圖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MRV）的適當國家行動（NAMAs）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非附件I國家的履約義務開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協議使現有減排機制面臨挑戰

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哥本哈根協議不僅首次在公約文件中認可了2℃度全球目標，更隱晦地提出了一個“統一的減排機制”，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減排/減緩目標，但對發達國家實施類似于議定書下的“三可”制度，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國際磋商和分析”。這種新的“自下而上的減排保證”（pledge）+“統一核查機制”（review）的全球減排機制逐漸顯現，原有的發達國家“自上而下”、發展中國家自愿承諾的減排機制受到很大挑戰并開始動搖。隨后的《坎昆協議》將《哥本哈根協議》內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認了2℃全球目標，2012-2020年間的減排安排框架基本塵埃落定。

1.4德班平臺直指2020年后全球氣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約大會通過德班平臺，2012年多哈氣候變化大會結束了歷時五年的“巴厘路線圖”談判，從法律上確定了《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公約長期合作特設工作組結束談判，德班平臺工作計劃。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在多哈實現了平穩過渡。從2013年起國際氣候談判將轉入到以“德班平臺”為主的“一軌談判”，目標是到2015年底形成適用于所有締約方的“議定書（protocol，法律約束力強）”、“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約束力未知但應該弱于前者）”或“經同意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約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實施[1]，氣候變化談判由此進入轉折期。

2未來國際氣候機制走向分析

為構建新的全球氣候治理框架，將溫升幅度控制在2℃之內，在過去20年談判經驗基礎上，隨著研究和談判的進展，不同的設想紛紛出現。總體而言，這些構想可以大體劃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類以及兩類之間的某種過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機制與“自下而上”機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來涵蓋一系列不同的國際氣候政策構想。從理論上講，嚴格的“自上而下”機制應包含很強的全球協調性、得到普遍認可和追求的總體目標、分階段目標和時間進程表、共同遵守的規 則機制（如市場機制）、嚴格的進度報告和核查機制以及遵約機制；“自下而上”機制則相反，沒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協調（或者所謂的協調僅局限在少數國家），各國自行安排相關行動，進展情況由國內核查制度來確定而不接受國際核查，也沒有國際遵約機制約束[2-3]?？傮w而言，《京都議定書》是“自上而下”機制的代表（雖然它的覆蓋面一直備受爭議），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協議》所確定的“減排保證”+“審評”的機制是一種近似的“自下而上”機制。

議定書為發達國家締約方規定了一定時間段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總體減排目標和國別減排責任，并通過市場機制的介入降低減排成本。此外，議定書為發達國家締約方制定了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報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應的遵約機制[4]。

美國在哥本哈根會議提出的“減排保證”+“審評”的機制主張各國自主提出減緩目標和行動，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機制，無國際遵約機制。至于所達成協議的法律約束力，美國強調“對稱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發達國家之外的國家都應該接受相同的約束力[5]。此外，美國一直努力將氣候變化納入公約外多邊機制對話之中，并倡導建立了“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MEF）”、八國集團（G8）、20國集團（G20）、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氣候與清潔空氣聯盟等國際集團和組織也紛紛涉及氣候變化議題，通過集團共同立場或國際組織決議對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變化機制形成影響[6]。通過這些公約外機制發揮影響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機制的重要內容。

2.2主要締約方關于“2015年協議”的總體立場動態

2013年4月德班平臺第二次會議之前，各締約方應主席要求就談判內容提交提案。根據這些提案，主要締約方對“2015年協議”的立場如下：

歐盟：以氣候變化進程引領者自居的歐盟一直倡導建立覆蓋所有締約方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統一減排框架”[7]，并將其作為接受議定書二期的首要條件[8]。德班平臺達成后，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下，以歐盟為主的部分發達國家接受了議定書二期，使議定書在法律上延續下去。2013年3月以來，歐盟開始就2020年后國際氣候制度廣泛征求意見。在歐盟提案中[9]，歐盟重申2015年達成的協議成果應該是一個覆蓋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同時，最不發達國家（LDCs）、小島嶼國家聯盟、獨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聯盟（AILAC）等眾多集團與歐盟一樣，支持制定新的議定書，甚至強調其在覆蓋范圍、減排強度、實施力度上均要超過《京都議定書》。此外，歐盟也認可各締約方的減排承諾應該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確定，有所區別的“光譜式”（spectrum）多元化國家減排承諾是可以考慮的。

美國：一如既往，美國反對“自上而下”的減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譜式”多元化國家減排許諾結構，同時，美國提出了“軸輻式協議（從中心向外輻射狀，hubspokes）”概念[10]，即構建一個所有締約方參與的、相對恒定的、包括關鍵設計要素的“軸協議”（hub agreement），圍繞這一作為核心的“軸協議”，就細節問題達成一系列具體、可實施、不一定所有締約方參與、便于修改的“輻決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構成一攬子協議體系。“軸決定”強調國內的地區、企業、NGO等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國際減排合作，并高度重視公約外多邊機制的作用。“輻決定”游歷于公約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締約方參與，也不需要遵守公約原則，其參與行為體可以是主權國家之外的行為主體，實施內容也可以和現有的各種公約外機制緊密結合。

因此，未來減排機制的設計方面，歐美之間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歐盟以達到2℃溫控目標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減排任務，強調全經濟范圍和全體國家的參與，希望通過強有力的體制約束達到目標。而美國則提出減緩需要加強現實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溫控目標僅能作為參考而不具有強制力，減緩仍應建立在各國自愿性貢獻上。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將成為下階段談判的主線之一。然而，這種分歧并不影響歐美在針對發展中國家時的“聯合一致”，如強調全體締約方、不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二分法”等，矛頭直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排放大國。此外，澳大利亞提出了具有三層結構的新協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輔以各種有或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補充性條款和制度，并將國家時間表作為附錄，該方案在某種意義上結合了歐美的主要觀點，有可能彌補歐美之間的分歧，值得進一步關注。同時，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LMDC）也在眾多問題上保持了相對一致，正在成為氣候談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決定公約下的“自上而下”機制應發揮主導作用

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必須由全球行動來解決。已有科學認知告訴我們全球長期濃度目標越低，越要求更快的減排速度和更廣泛的參與，而且越早行動相應的減排代價就越低[11]。盡管尚存不確定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認為總體上實現2℃溫升目標很可能要求本世紀末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450ppmCO2當量上下，相應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盡快達到峰值并持續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機制遠遠不能保證此目標的實現。議定書二期所覆蓋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締約方排放量的35%（全球總量的14%），鎖定的減限排承諾相比1990年降低18%-19%，遠遠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締約方到2020年整體減排25%-40%的目標；即使考慮其它附件1締約方和非附件I締約方的自主減緩目標和行動，到2020年，距離實現2℃目標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億t CO2當量[12]。這種趨勢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扭轉，全球升溫將超過4℃[13]，人類可能面臨不能承受的災難性后果。如果我們認真對待2℃共識，那么一個強有力的“自上而下”機制才能為所有國家提供足夠的互信并激勵盡早開展實質性減排 活動。

實際上“自上而下”機制（京都議定書）在過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減排成效，引領了世界低碳發展潮流。首先，議定書激勵、加速了承諾強制目標國家的低碳產業和市場機制發展?？稍偕茉串a業、新能源技術成為經濟危機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就業的新領域。歐盟2009年通過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為可再生能源發展確定了強制國別目標； 議定書所確定的靈活機制為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國際法律依據，同樣在議定書下承諾減限排目標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權交易、碳稅等方面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嘗試。第二，議定書促進了減緩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執行理事會注冊的CDM項目超過7 000個，簽發的經核證的排放量（CERs）近13-6億t CO2當量。歐盟成員國投資了超過50%的CDM項目，日本投資的項目個數超過10%。一些CDM項目在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村脫貧、改善室內空氣質量、提高農民健康水平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第三，大多數承諾強制目標國家的國內整體排放都出現了明顯下降，完成京都目標沒有懸念。以歐盟為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滲入歐盟社會經濟發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經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過履行國際承諾，這些國家的低碳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其他發達國家締約方通過參加靈活機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標，而從來沒有批準議定書的美國和退出議定書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別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臺談判下的其他關鍵問題

除關于德班談判成果框架、原則和減緩這一系列焦點問題外，適應、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議題作為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的重大關切，是共區原則的具體體現之一，也是目前談判的關鍵問題。很多發達國家將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統一歸為實施手段，以此形式與減緩、適應等問題并列，其旨在把資金和技術轉讓問題作為一般性實施手段，而弱化其作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支持承諾的實質。同時，發達國家強調私營部門在提供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將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義務轉化成市場化行為，從而使發達國家免于承擔其責任義務。在2013年4月的波恩會議上，幾乎所有締約方都不否認適應是“2015年協議”的重要內容，發展中國家認為適應行動應在現有適應機制基礎上繼續加強，繼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損失與危害問題在多哈會議突然升溫以后，這一議題依然是波恩會議的重點之一，這一問題對推動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團結具有重要意義。發達國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動員1000億的長期資金承諾依然沒有見到任何具體計劃，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OECD國家用于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額呈現下降趨勢[14]，綠色氣候基金依然面臨無米之炊。德班會議初步建立了以技術執行委員會和氣候技術中心為基礎的技術機制，在多哈會議上技術機制談判模糊觸及知識產權問題，部分發展中國家表示滿意。波恩會議尚未就德班平臺下的技術轉讓進行進一步談判，但可以想象隨著新技術機制在2013年全面實施，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的知識產權問題將更加復雜，發展中國家對該問題的談判訴求仍將長期存在，發達國家的立場和態度也很難妥協。

3中國的戰略選擇

在公約談判進行的20年中，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到世界第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國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經超過歐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國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過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發達國家。隨著這種結構性力量的增強，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別是氣候公約談判中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6]。

在公約談判中，中美歐仍是決定未來談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聯手都會對談判格局帶來極為重大的影響。對2015年協議的內容和形式，歐美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明顯：歐盟雖然暫時同意從“自下而上”的“自主許諾+審評”模式入手，逐漸按照一定的標準提高各國減排力度，但其實際上追逐的仍是通過公約體制最終實現“自上而下”全球統一行動機制，這與美國的“去中心化”或“虛中心化”的松散機制立場仍有本質性不同。中國雖然還沒有很明確地表示立場，但在避免國際氣候變化機制對國家發展造成硬性約束這一點看，中美態度比較接近，這也成為奧巴馬政府推崇氣候領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國的倡議下中美簽署《中美應對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認識到“氣候變化危害和全球應對努力的不足”，中美兩國應“采取強有力的國內適當行動，包括大規模的合作行動”，并承諾將在2013年建立氣候變化工作組。美國在中國外交戰略中始終居于首要位置，將氣候變化納入中美整體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義的。但是由于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維護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團結不僅在氣候變化領域，在整個中國的外交戰略上同樣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另一方面，從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和世界低碳發展趨勢看，歐盟倡導“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議定書模式擴大化）也值得中國認真思考。

中國還沒有將發展戰略與氣候變化大背景和全球經濟技術發展大趨勢密切聯系起來。全社會對低碳發展的緊迫性認識不足，共識不夠，對綠色低碳發展的內容和道路沒有透徹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這個概念遠遠沒有納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許多地方打著“低碳”的旗號，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以外促內應成為推動我國發展模式轉型的巨大動力[17]。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美麗中國”，還應該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引導下逐步為全球環境保護做出與大國地位和形象相稱的貢獻。

4結論

第3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一、發展中國家食品出口的新特征

（一）加工食品出口總量增加，比重顯著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加工食品出口占世界食品出口總量的比重從1980年的44％上升到2006年的63％左右，在發達國家比重基本穩定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占世界食品出口的比重從1980年的32％增長到2006年的51％（圖1）。以中國為例，1989年中國加工食品占整個食品貿易份額的50.7%，2002年這一比重達到66%。從1990-2002年，中國加工食品貿易年均增長率為8%。

（二）人造食品出口比重顯著上升

在加工食品中，人造食品出口的擴張驚人。傳統食品出口比重從1980年的16%下降到2006年的不足10%，與發達國家相比（從198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7%），發展中國家傳統食品出口比重下降趨勢表現更明顯（從1980年30%到2006年的10%）。而人造食品出口占世界食品出口總量的比重2006年同1980年相比增長了1.2倍，1981-2006年發展中國家人造食品出口平均增長了15.3%，而發達國家僅為7.6%。

（三）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受益程度存在差異

盡管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已經持續增長，但并非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能從中受益。大體而言，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中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加工食品出口增長比低收入國家更快。據統計，發展中國家食品出口總量的90%是由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貢獻的，這些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總量占食品出口總量的一半以上。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中低收入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快速增長，使中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在加工食品出口中的貢獻開始減少。總體來說，1980-2006年加工食品出口的年增長率中低收入國家為10%，高收入國家為11.2%，低收入國家為7.1%。

中高收入國家中，表現突出的是智利、馬來群島、毛里求斯、阿曼和塞舌爾，特別是阿曼和塞舌爾，加工食品總量占食品出口的總量已近100%。在中低收入國家中，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中國、巴拉圭、秘魯和敘利亞尤為突出。這些國家的年增長率超過10%，加工食品占出口總量的份額已經超過了過去30年的總和（中國、秘魯除外）。在其他中低收入國家如哥倫比亞、薩爾瓦多、斐濟島、危地馬拉等，加工食品出口占出口總量也比較高，這些國家加工食品的增長率比其他食品（包括未加工食品）增長率更高，一些國家（如圭亞那、巴拉圭）人造食品領域的增長甚至高于加工食品。

（四）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增長的地區差異

按照地區來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食品出口增長發展最快。在過去的30年中，亞洲和拉丁美洲加工食品出口占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相對穩定，中東地區加工食品出口貢獻最低，僅占2%左右，非洲和歐洲約為15%和10%左右。亞洲地區中，盡管東南亞地區的加工食品出口貢獻度最高，但自20世紀90年代早期已呈降低的走勢。2006年，東南亞加工食品出口占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總量的比重下降到25%（1985年該比重為30%）。與此同時，東亞的比重從14%增長到了29%，東亞的加工食品出口貢獻度也相應提高。南亞的加工食品出口份額在過去的30年是相對穩定的，但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呈顯著下降趨勢。

（五）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進口也呈現增長趨勢

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之中，G3（歐盟、日本、美國）的進口量占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總量的50%以上。但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G3市場的重要性開始下降，發展中國家市場重要性上升，成為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更主要目的地。1990-2006年，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比重增長接近1倍，而G3市場份額卻下降了10%。拉丁美洲、亞洲和歐洲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產品的主要進口國（地區），2006年這三個市場份額合計占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總量的25%。非洲和中東市場雖有微量增長，但仍不到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總量的5%。印尼部分加工食品的進口增長迅速，由于本國新鮮水果和蔬菜（FFV）的附加值低、基礎設施差以及標準匱乏等原因，大部分印尼零售商更偏好直接進口FFV產品。在印尼超市里，大約80%的水果和約20%的蔬菜來源于進口。

（六）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主要產品結構特征

從產品結構看，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主要產品為加工魚肉、加工水果和肉類產品。20世紀80年代早期，魚類加工產品（占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的18%）與肉類產品比重相比并不高，但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其重要性越來越明顯。2006年，魚類加工和水果加工產品占發展中國家加工食品出口總量的比重分別為23%和21%，主要出口國為中國、智利和泰國，中國魚類加工產品出口占發展中國家魚類加工出口總量的份額達25%以上，泰國和智利分別為15%和9%。由于全球經濟放緩使消費偏好向比魚類更加便宜的肉類產品轉變，導致魚類加工產品的貢獻度下降，肉類加工產品出口貢獻度上升。出口國中，巴西的肉類產品出口占發展中國家肉類出口總量的近一半左右，其次是中國（10%）和波蘭（9%）。

二、影響發展中國家食品出口的一般因素

不同的國家食品出口的影響因素各不相同，綜合起來，主要集中于以下幾方面：

（一）貿易政策制度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制度是影響食品出口結構變化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貿易自由化鼓勵生產者以出口代替在國內市場的銷售。1986-1994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后，包括加工食品在內的農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已經明顯下降。2003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議加工食品關稅稅率至少要下降到13%，發達國家基本上達到了這個稅率。以2005年加工食品進口關稅為例，美國為10.2%，歐盟為13.2%，日本為16%；而發展中國家的稅率仍然較高，其中中國為27.8%，墨西哥為30.7%，印度則高達32.6%。2004年，由世界貿易組織常務委員會通過的計算關稅的公式構架被最終采用，為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提供了更好的機會。

（二）規模經濟與先進技術的影響

伴隨著消費量和生產量的增長，食品生產成本也在攀升，規模經濟與先進技術是加工食品成本的重要決定因素。要降低成本，促進加工食品的出口增長，發展中國家首先要依靠國內市場發展規模經濟。而對于那些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規模經濟外，還可依靠采用先進食品生產技術來降低生產成本，在此方面發達國家的做法值得借鑒。丹麥是世界最大的豬肉出口國，豬肉產量只占世界總量的2%，出口量卻占世界出口總量的17%，其養豬總量的85%用于出口。丹麥的人工成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養豬業面臨的挑戰就是通過如何革新、自動化以及進入外國的食品加工市場，如波蘭和西歐的市場，來降低生產成本的。

（三）支持加工食品出口的其他政策措施

包括為所有加工食品相關產業供應鏈提供財政支持的功能完備的金融市場（DC），使食品出口公司能更好地規避管理風險和保證運輸、原材料和商品、技術擴散的良好財政支持，公路、鐵路、港口、通信、能源系統、終端市場、倉儲和工藝設備的基礎設施（INFRA）的支持。我國為把馬鈴薯加工產業打造成覆蓋亞太、拉美、非洲地區的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國家采取有效措施，從財政、稅務、金融等各方面，切實加大了扶持力度。對目前已普遍實行的“農業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資補貼”、“農機補貼”等惠農政策，明確規定將馬鈴薯納入覆蓋范圍，享受糧食作物應有的待遇，從而促進了其出口利潤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四）生態環境破壞的影響

隨著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氣污染所帶來的損害如毒霧酸雨等現象極其廣泛，對農作物的損害尤為顯著。化肥、農藥以及生活中大量化學制品的使用，工業生產排出的廢水，生活污水和農業退水，已成為今天的主要污染源。近幾年來我國各沿海省市時常發生因食用織紋螺引起的中毒事件，如2007年，北京、浙江、福建等省相繼發生了食用織紋螺中毒事件。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貝毒問題，我國貝類產品被禁止進入歐盟市場，出口貝類產品因為貝毒問題而被退貨的事件常有發生。

（五）食品安全標準的影響

目前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面對發達國家日益嚴格的食品安全標準。在實踐中，食品安全標準的存在使發展中國家通常處于不利境地，由此而引發的爭議不斷上升。從1995到2003年，SPS措施爭議案提到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案例由200項增加到近千項，發展中國家食品安全標準的應對能力受到極大的挑戰。即使在市場真正開放的情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出口者也會由于食品安全標準的限制沒有能無法獲得較高的收益。

三、促進中國食品出口發展的應對之策

中國是食品進出口大國，多年來食品貿易不斷擴大。2009年我國出口食品342.9億美元，食品出口額列前十位的品種分別為：水產品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罐頭、食品添加劑、糧食制品、果汁及飲料、干果及堅果、谷物及制品、調味品和豆類等，主要出口國為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經濟較發達地區。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在食品出口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的距離還相當大，隨著國外在食品安全方面設置技術限制的持續升級，與歐美等國的互認問題增加了新的貿易障礙。為極大地促進我國食品的出口，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對于食品出口問題務必積極應對。

（一）提升出口食品的加工深度

以通過加強加工食品新品種的研發和技術創新，適應國際市場加工食品出口不斷增長及消費多樣化的需要，提高我國出口食品的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為目標，高起點做好食品深度開發的發展規劃，根據空間、區域、行業、產品等諸多方面因素，確定優先支持的企業項目。以技術和產業支撐形成從粗到細、從低到高的產品鏈，延長產業鏈條，提升中國出口食品的增值水平和總體知名度，進而不斷提高出口創匯利潤。

（二）密切關注和研究新標準的最新發展動態

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出口企業等應加強相互間的溝通合作，深入研究國際新標準的內容和要求，充分發揮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新聞媒體以及國外客戶的作用，通過培訓、研討會等各種有效途徑向相關出口企業進行全面的宣傳指導。通過制定和完善食品質量安全標準，建立包括食品種植養殖、養殖飼料、加工、包裝、運輸、倉儲、貿易、衛生安全檢測及管理等科學、規范、完整的全過程質量安全保證體系，確保食品全過程的衛生控制與管理符合新標準的要求。出口企業應結合自身實際，提前按新標準要求進行自查和整改，并制定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及早應對，主動規避和防范風險。

（三）強化出口食品的安全監管

加強出口食品的源頭監管，重點對企業加工所用的原輔料、添加劑等實行備案管理，強化企業的溯源體系，對原輔料采購、運輸、生產加工等環節進行全面檢查，實行生產全過程監督管理勢在必行。同時，要建立風險分析制度，提升檢驗檢疫工作的有效性，及時掌握出口動物產品質量動態和變化趨勢，加強對不合格產品的風險分析和后續監管力度，加強口岸查驗和對出口食品生產企業的技術指導和法規標準咨詢。

（四）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市場

在鞏固做大傳統出口市場的基礎上，應大力開拓澳洲、南美、中東、俄羅斯等新興食品市場，通過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來規避出口市場波動的風險。同時，加強開拓市場的能力，逐步開發一些具有潛力的出口市場，如中亞等地，根據其經濟特點和消費者的偏好及風俗習慣，對產品和市場進行準確定位，從而擴大市場的覆蓋率和占有率。

第4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 金融開放 國際資本流入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資本與金融項目

中圖分類號: F830.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1770(2008)07-028-04

中國逐步開放的資本市場與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從經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資本外逃到重新回歸中國。 據統計，2001年-2007年中國國際資本流入年平均增長率為33%,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資本流入國。然而2001-2007年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的數量、期限、投資區域等結構特征與2001年之前相比發生了一定變化。重新審視分析國際資本新的結構特征與影響因素，對我們合理引導資本流入，充分有效地利用國際資本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綜述

國際資本流動（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指資本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國際資本流動包括國際資本流入和國際資本流出兩個方面，兩者在一定時期內所形成的差額稱為資本流入或資本流出凈額，國際資本流動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和金融賬戶中。根據時間的長短，國際資本流動可以分為長期資本與短期資本流動，根據資本流動的方式，國際資本流動可以分為外國直接投資、國際證券投資和國際借貸，而國際證券投資包括股權證券投資與債權證券投資。

從19世紀初期，各國經濟學家對國際資本流動理論一直進行著持續、深入的研究，如俄林（B.G.Ohlin）的 “購買力”觀點，金德爾伯格的匯率變動與短期資本流動的理論，納克斯（Rsgnar Nurkse）的“差異的收益率決定國際資本流動”的觀點，托賓（J.Tobin）和馬柯維茨（H.Markowitz）的資產組合理論等，這些國際資本流動理論說明了國際金融市場上資本流動的導向是金融市場反映出來的匯率波動、利率差異以及證券收益率差異，資本總是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的中介作用從收益低的地方向收益率高的地方、從收益率低的金融商品向收益率高的金融商品流動，從而達到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最佳配置。

我國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金融項目只有在1982－1984年我國剛剛改革和對外開放、1997－2000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兩個階段出現大的逆差，屬于國際資本的凈流出狀態，而在其他很長時間我國都處于國際資本凈流入的過程。我國的經濟學者根據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對2001年前即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國際資本流入的特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從國際資本流入的數量看，以外商直接投資（FDI）占主導地位,對外借款處于輔助,而證券投資占第三（宋小梅, 1997）。從國際資本流入的區位看，FDI流入中約四分之一流向了以廣東和福建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江蘇、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邱禹嘉，2006）。國際資本流入的行業結構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業、養殖業、餐飲業。從流入我國資本的期限結構來看,長期資本流入比重大于短期資本流入。長期債務所占比重較大，短期外債所占比重較小，而其中官方債務保持較大比重（湖國亮 1999）。

二、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結構性變化分析

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不斷降低的資本市場準入限制與良好的經濟發展狀態極大地增強了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國際資本在經歷了1997-2001年間的資本外逃之后，又大量進入我國，截至2007年6月份,我國國際資本流入44681.3億美元, 約為2001年的4.5倍。然而2001年之后的我國國際資本流入在結構特征上發生了變化。

（一） 國際資本數量結構的變化

1.外商直接投資在資本流入總量中的比重下降，間接投資比重上升，外商直接投資不再是我國國際資本流入的絕對主力，間接投資中的對外借款和貿易信貸成為國際資本的最大輸入口。

外商FDI與國際資本流入總量的缺口在逐漸擴大(如圖一所示)，直接投資性資本流入在我國資本流入總量的占比顯著下降，2001年、2002年外商FDI在資本流入總量中的比重達到47.07%和41.1%，2004年開始下降到20%以下，2007年上半年僅占到資本流入總量的14.03%（如表二），利用直接投資已經不再是我國引入國際資本的惟一途徑。而在2001年前，外國直接投資占國際資本流入的絕對主導地位。

在間接投資中，從2003年開始，以“證券投資”和“對外借款和貿易信貸”方式流入的資本總量和占比顯著上升。證券投資由2002年的1.77%上升到2006年6.56%，對外借款和貿易信貸在我國資本流入中的比重從2002年開始超過外商FDI，2004年達到61.44%，2006更是達到76.62%，在2001-2006年通過對外借款和貿易信貸方式流入我國的國際資本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0%，對外舉債成為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最主要的方式。

2. 在證券投資中，國際股權投資比重與國際債券投資比重有較大差距，而且二者間的差距有加大趨勢。

2001年前，通過國際股權與債券投資的證券投資方式進入我國的資本流量少，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對我國股權與債券投資的數量在增大，而且股權投資的資本流量大大超過債券投資，且近幾年差距有加大趨勢（如圖二所示）。2001年國際債券投資資本流入為14.86億美元，在證券投資資本流入量中的比重達到64%,但從2002年開始國際債券投資迅速下跌，僅為0.23億美元，只占證券投資的1%,而國際股權投資資本流入從2001年的8.49億美元激增到22.49億美元，占證券投資的99%, 2003-2005年通過股權投資方式進入我國的資本在國際證券投資中的比重均在80%以上，甚至在2006年、2007年上半年流入我國的證券投資資本全部采用股權投資方式，分別為428.6億美元和102．52億美元，而2003-2007年上半年債券投資平均比重僅約為9%。

（二） 國際資本期限結構的變化

1.流入我國的投機性短期資本有增多趨勢，短期資本流動呈現波動性

短期資本即通常所謂的“熱錢”,是指期限在1年以內的資本借助于一定的信用工具（包括短期政府債券、商業票據、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活期存款憑單、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等）來實現在國際間的轉移。通常具有較高的流動性和保密性,追求高收益承擔高風險。基于海關數據的統計方法，粗略計算短期資本的公式是：短期資本＝當年新增外匯儲備－當年貿易順差－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當年外債增加額。由于短期資本的高投機與逐利性,在一定時期內短期資本呈現波動性與不規律性。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短期資本流出達到頂峰(1998年其流出額達最高值,為838.65億美元) ，2001―2003年國際短期資本流向發生逆轉, 凈流向由流出逐漸轉為流入中國，2003年此類資本凈流入額為48.30億美元,2004年達到580.38億美元（如表三），獲利的國際短期資本在2005、2006年大規模流出中國，但我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國際短期資本在2007年再次涌入，短期資本由2006年凈流出899.5億美元，迅速飚升至2007年6月的凈流入2618.42億美元（如表三），波動幅度達將近400%,是2004年短期資本流入量的4.5倍。從總量上看流入我國的短期資本有增多的趨勢，所呈現的大進大出的上下波動(如圖三所示),充分體現了短期資本的逐利性。

2.從外債的期限結構看，中長期債務余額比較穩定，而短期債務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

近年來我國的外債多來源于貿易信貸負債，而非政府與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貿易信貸負債絕大部分屬于短期債務，因此在我國的外債結構中，短期外債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2001-2007年短期外債平均增長率達到15%。2001年我國短期外債只占我國外債總額的35.32%,此后短期外債逐步增長，2005年首次超過中長期債務余額,達到 1561.4億美元，在外債總額中占比達到55.56%，2006年末短期外債余額為1836.28億美元，比2005年增加274.85億美元，增長17.60％, 高于總體外債增長水平。2007年短期外債繼續增長，在外債總額的比例達到56.4％（如表四）。

（三） 國際資本行業結構的變化

1.制造業的國際資本流入出現拐點

外商來華投資的領域逐步多樣化。雖然制造業仍是國際資本投資的主要產業, 但制造業資本流入出現拐點，吸收外資占比下降,增速減緩。

2001-2007年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年平均額為387.21億美元,占外資在我國實際直接投資總額的平均比重為66%，但從2005年開始制造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開始下降，由2004年的430.17億美元下降到424.53億美元， 2006年下降到400.77億美元，2007年雖比2006年略有增長但仍低于2005年的外資流入水平（如表五），因此從吸收國際資本總量上看2005年出現了制造業吸收外資下降的拐點。另外，從制造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及圖形結構上看（如圖四），2004年、2005年國際資本流入制造業的比重基本持平，分別為71%與70%，2006年下降到64%，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55%，制造業在2005年出現了資本流入下降的拐點。

2.服務業吸收外資快速增長，服務業中以銀行、保險為主的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成為外資流入的重中之重，房地產業已經躍升為外商投資的第二大行業。

2005年以后服務業吸收的國際資本迅速發展，由2005年的149.14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99.15億美元（如表七），增速達到34%，2007年更是一躍達到309.9億美元，同2006年相比增長率達到56%。從圖形結構上看（如圖四所示），服務業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在2005年后同樣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2005年服務業所占比重為25%，2006年上升到32%，2007年更是達到41%。

以銀行、保險為主的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外資流入的熱點領域。2005年金融部門吸收外資流入123億美元，是2001年的351倍,占當年服務業吸收外資的16.99%,2006年金融業國際資本流入達到67.4億美元,占當年服務業國際資本流入的33.84%（如圖五所示）,僅中國工商銀行吸收的戰略投資者的國際直接投資就達到46億美元。2001年我國僅有7家外國銀行分行，2007年末,在華外資法人銀行達到26家(下設分行及分支機構125家,支行160家)，外國銀行分行117家，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到1714.63億美元，占全國金融機構總資產的2.4%。2007年外資保險公司由2001年的3家發展到的43 家，財產與人壽原保險保費收入也由2001年的28.9億元達到42億元，在我國保費總收入的比重達到5.9%。

房地產業已經躍升為僅次于制造業的第二大外商投資行業。2001-2007年外商房地產業年平均投資額達到75億美元，在流入服務業的國際資本中44%以上的資本涌入房地產業（如圖五所示）。2005年后，外商投資開發經營境內房地產增長進一步加快，境外機構和個人購買境內商品房更加活躍，房地產業在服務業流入的國際資本中所占比重呈進一步加速上升趨勢（如圖五所示）。2006年房地產業吸收外資達82.3億美元，同比增長51.9%；新設外資房地產企業1180家，同比增長25.40%；2007年房地產吸收外資更是達到170.6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107%。

（四）國際資本流入區域結構的變化

流入我國的國際資本呈現明顯的不平衡性。根據商務部的劃分標準，按照地理區位將我國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東部地區仍然是我國國際資本流入最多的區域，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平均比重將近達到85%（如圖六所示），江蘇、廣東、上海、浙江和北京5個地區的外資流入金額合計保持在占全國的七成左右。為引導外商投資中西部地區，早在1995年我國及各級地方政府就相繼出臺了一些諸如稅收優惠、放寬行業限制等投資鼓勵政策，但中、西部地區所吸收的外資在外商投資中的比重不僅未見明顯上升，持續保持較低比重，而且呈下降的趨勢。中部地區吸收外資平均占比僅為8.6%，西部地區還不到4%，2004年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為66.8億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的11.02%，此后縮減為2006年的39.22億美元，占比下降到5.65%，2007年這一比例雖略有上升，但也僅為7.52%，東西部國際資本流入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如圖六所示）。

（五）國際資本來源地結構的變化

2001-2007年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分別穩居對華投資的第一、二位，其次是日本、美國、韓國和新加坡，雖然幾十年來這幾個國家的投資排名互有高下，但可以確定流入中國的大額直接投資不是主要來源于西方發達工業國家，而是多集中在亞洲經濟體。根據商務部統計，截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資本金來源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依次為：中國香港（105.39億美元）、英屬維爾京群島（75.93億美元）、韓國（18.73億美元）、日本（18.07億美元）、新加坡（12.78億美元）、美國（12.57億美元）、開曼群島（11.55億美元）、薩摩亞（8.38億美元）、中國臺灣（6.87億美元）、毛里求斯（5.5億美元），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86.48％。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等自由港來華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

三、影響中國國際資本流入結構變化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與加息的預期

從短期來看,人民幣預期升值率的變動是中國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雙順差使得國內外匯市場外匯供給持續大于需求，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2005年7月后中國匯率改革步伐加快,名義匯率在波動中不斷升值,但是人民幣升值后,中國的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擴大。我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加之美國、日本等國的頻頻施壓，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增強，短期資本仍將持續不斷地流入中國。同時，國際收支順差的必然結果是外匯儲備急劇增長，如果人民銀行對新增加的外匯儲備進行沖銷操作,那么貨幣供給的增加將導致信貸規模的進一步擴張和通貨膨脹的加劇,為了防止經濟過熱與貨幣流動性的擴大,中央銀行還會不斷調高人民幣基準利率, 這樣就會在人民幣預期升值的基礎上,又會進一步產生人民幣加息的預期,而這兩個預期都會進一步鼓勵熱錢流入。

（二） 美元與人民幣利差的波動

2001～2003年6月間由于美聯儲連續l3次降息，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5年來的歷史低位(1%)，從而使當時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利差由負轉正，形成一定的利差空間。為獲取利差收益，一些國際熱錢開始以各種方式流入我國，以投機漁利,所以國際短期資本在這段時期持續流入我國。美國的低利率政策促使美國房貸市場盲目擴張,產生大量的不良貸款,為次級債危機埋下伏筆。自2004年6月以來，美聯儲開始進入“加息周期”，連續17次提息使利率由1％提高至2006年的5.25％，高利率使美國住房市場泡沫破裂，最終導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為應對信貸危機,美國又在2007年9-12月連續三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由原來的5.25％降到4.75％，而在此階段我國從緊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自2004年起持續加息，2007年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達到4.14%，而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外匯貯備的進一步累積以及已經提高的CPI指示，又都造成了人民幣需要加息的預期，從2001-2007年中美兩國的利差呈現出擴大――縮小――擴大的趨勢，這種利差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短期資本流入的擴大，并使短期資本流入出現波動性。

（三）資本與金融項目逐漸開放的趨勢

我國持續多年的經常項目與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膨脹，資本管制的逐漸放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釋放積聚的外匯儲備,在在平衡國內投資與儲蓄、國際儲備與穩定幣值中起著重要作用。

我國資本與金融項目逐漸開放的端倪起始于B股與H股的發行，B股與H股的發行上市成為國際股權資本流入的重要渠道。2002年QFII制度在我國正式推出，此后我國在降低QFII資格門檻，鼓勵養老基金、保險基金、共同基金、慈善基金等長期機構投資者加入，完善監管程序等方面進一步完善了QFII制度。作為資本市場開放的新模式，B股、H股與QFII制度的順利推進，使全球股權資本可以進一步投資于我國證券市場，降低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準入門檻，鼓勵其進行股權與債券投資,加大了國際資本證券投資的流入。

（四） 境內機構尤其是金融機構境外上市規模的擴大

伴隨著國有銀行和企業股份制改造的不斷深入，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規模的持續增長，我國企業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海外上市的意愿不斷增強，企業按照國際規范完善了公司治理結構，提高了知名度和國際競爭力?！爸袊拍睢惫善比找嬉鹆藝H資本市場的廣泛關注,我國境外上市機構數量和籌資規模大幅度迅速增長。2001-2007年我國境外上市機構達到154家，累計籌資總額達6813.9億元，是2001年前的5倍。在海外上市的企業中，境內金融機構、尤其是境內商業銀行在境外上市機構中表現突出。2006年繼交通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成功發行H股后，中國銀行、招商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先后首次公開發行H股，三家合計籌資額占2006年H股籌資總規模的80.96％。國內金融企業境外成功上市，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方式改變了國際資本的投資格局，導致以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為主的國際資本投資快速增長。

（五）房地產、股票虛擬資產投資價值的增加

促進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的穩步健康發展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股權分制改革的推進，上市公司資金占用的清理，治理結構的完善，我國股票市場逐漸進入價漲量增的牛市，股票價格指數連創新高；人民幣的升值、年度增長率達到10%的不斷高企的房地產價格促使房地產投資激增，同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我國實施了適度從緊的的貨幣政策，房地產開發商流動資金的短缺也為境外房地產投資資金的流入提供了契機。在資本逐利的本性的驅動下,我國虛擬資產投資價值的增加, 國際資本必然要流入到我國的證券與房地產市場進行投資與投機交易, 利用不斷提高的虛擬資產價值牟取價差或長期投資的收益.

（六）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避稅

任何國家、地區及城市，凡主要以外幣為交易（或存貸）標的，以非本國居民為交易對象，其本地銀行與外國銀行所形成的銀行體系，都可稱為離岸金融中心。離岸金融中心是一種自由交易、不受管制自由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些自由的金融貿易港，從事批發性銀行業務，存貸款金額大，交易對象通常是銀行及跨國公司，其業務通常為引進外來資金，再將資金貸給外國，對人們取得的國際資本利得提供免稅或低稅待遇。在資本流入的來源地結構中，一些小經濟體如維津群島和西薩摩亞群島對我國的資本流入份額在過去幾年有所上升，這些資本流入決大部分實際上是日本、臺灣和美國等地的資本通過離岸金融中心的一種借貸套利，這些資本如此流動是為了規避來源地的稅收與資本管制。

通過實證分析，與2001年之前的資本流入結構相比，2001-2007年流入的國際資本呈現了以下的變化特點：間接投資與股權投資增多的數量結構、以短期為主的期限結構、以金融、房地產服務業為熱點的行業結構、東西部不平衡的區域結構以及亞洲經濟體的來源地結構。歸根結底影響國際資本流入結構新特征的主要因素在于決定資本利得的關鍵變量，即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匯率、利率以及資產價值等，對中國國際資本流入結構性變化的分析與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相符，成為理論研究的有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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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作者簡介：李惠民，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氣候變化政策。

基金項目：第47批博士后科學基金（編號：20100470304）。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摘要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過程具有明顯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過程則呈現出自下而上的特點。中美之所以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氣候變化政策過程，主要原因在于兩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的不同。中國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絕對的政治權威，中央政府的決策能夠迅速地傳遞到各級政府并得以實施。作為一個代議制國家，美國中央政府的決策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較大，立法過程更為復雜和漫長。在以經濟增長為基礎的政治錦標賽下，中國的地方政府更關心經濟增長；美國的經濟已經高度發達，民眾對氣候變化的關心程度更高，同時，美國的地方政府在環境立法上擁有更多的自，這導致美國的地方政府紛紛出臺各自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美國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過程過于緩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體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減排目標更適合于自身情況，有助于實現較低的減排成本；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過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體系忽視了地區差別，對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較大的減排壓力，從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減排成本。

關鍵詞 氣候變化；政策過程；溫室氣體減排

中圖分類號 F20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7-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09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和美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政策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2006年，中國“十一五”規劃提出了2010年單位GDP能耗較2005年下降20%的戰略目標。在隨后的兩年時間內，通過節能目標責任制將節能目標逐級分解到了省、市、縣甚至鄉鎮，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初步形成了國家的節能管理體系。2009年11月哥本哈根國際氣候談判前夕，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能耗目標向碳耗目標的轉變，意味著氣候變化議題在中國各項政策中優先度的提升。美國方面，盡管2001年布什政府拒絕了《京都議定書》，但國會關于氣候變化政策的提案卻不斷涌現。2007年參議員Lieberman和Warner提出的《美國氣候安全法案（America's Climate Security Act）》是第一部在議會委員會層面得到通過的溫室氣體總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法案，曾一度引起人們關注，但在2008年6月的最終表決中未獲通過。2009年，眾議員 Waxman和Markey提出的《2009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部在眾議院通過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氣候變化法案，但該法案目前仍在參議院討論。國家氣候變化政策立法的困難，使美國難以形成國家層面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得到了快速發展。截至2007年4月，以紐約為首的684個市政府制定了市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以加州為代表的17個州政府制定了州一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一些跨州的區域性溫室氣體減排行動也已展開。制定了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州和市，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53%，溫室氣體排放占美國2007年總排放的43%［1］。州和市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影響著美國氣候變化國家政策的形成。本文主要就中美兩國的氣候變化政策過程進行比較，并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政策體系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長處與不足，從而為我國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鑒。

1 中美兩國的碳排放概況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兩個國家。1990-2007年，美國能源相關的CO2排放由50.4億 t上升到60億 t，2008年略有下降，但仍達58.3億 t。同期，美國碳排放占世界排放總量的比例由23.2%下降到19.2%左右。1990-2008年，中國的碳排放經歷了緩慢增長―緩慢下降―快速增長的三個階段。1990-1997年，中國的CO2排放由22.9億 t上升到31.1億 t，平均每年增加1億 t左右；1997-2000年，中國在快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了碳排放量的下降，由1997年的31.1億 t下降到2000年的不到28.7億 t，平均每年減少近1億 t；2000年之后，中國的碳排放快速增長，2008年碳排放量達到65.3億 t，平均每年增加4.6億 t左右。1990-2008年，中美兩國的碳排放占世界總排放的比例由33.8%上升到40.7%。

從人均來看，2006年，中國人均CO2排放量為4.8 t，美國為19.8 t，是中國的4倍多。從累計排放來看，1850-2006年，中國累計排放占世界排放的8.62%，美國為29%，是中國的三倍多。2006年，中國的人均排放和累積排放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發展階段上看，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國家，而中國尚處于發展中階段，2009年，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5.4%左右。

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美國作為發達國家，需要承擔量化減排義務。2001年美國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以來，其應對氣候變化的消極態度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不需要承擔量化減排義務，但由于碳排放量總量較高且增長迅速，近年來中國正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大的減排壓力。

數據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EB/OL］.［2010-12-08］. .

［8］Byrne J, Hughes K, Rickerson W, et al. American Policy Conflict in the Greenhouse: Divergent Trends in Federal, Regional, State and Local Gree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J］. Energy Policy, 2007, 35:4555-4573.

［9］Lillis M. Coal, Electric Industries Big Winners in Climate Bill Deal［N/OL］. The Washington Independent, 2009-05-15［2010-08-21］.省略/43264/coal-electric-industries-big-winners-in-climate-bill-deal.

［10］希爾曼, 史密斯. 氣候變化的挑戰與民主的失靈［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David Shearman, Joseph Wayne Smith.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11］何建坤，劉濱，陳文穎.有關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公平性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06）：12-15［He Jiankun,LiuBin,Chen Wenyin. Analysis on the Equit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Issues［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4，（06）：12-15.］

［12］樊綱，蘇銘，曹靜.最終消費與碳減排責任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10,（01）：4-14. ［Fan Gang,SuMing，Cao Jing.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0,（01）：4-14.］

［13］潘家華，陳迎.碳預算方案：一個公平、可持續的國際氣候制度框架［J］.中國社會科學，2009，（5）：83-100. ［Pan Jiahua. Chen Ying.The Carbon Budget Scheme：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aFair and Sustainable World Climate Regime［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9，（5）：83-100.］

［14］安東尼?吉登斯.氣候變化的政治［M］. 曹榮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98. ［AnthonyGiddens.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M］.Trans by Cao Rongxiang.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9：98.］

Comparison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cess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LI Hui-min MA Li QI Y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第6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廣播影視對外傳播的成就不僅體現在落地的節目和出口的產品上,而且近年來廣播影視走出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在指導方針上從以國內發展為主兼顧國際,向國內國際并重發展轉變。中央電視臺19套開路電視節目中就有六套國際節目,其中法語國際頻道、西班牙語國際頻道是近兩年開播的,阿拉伯語、俄語國際頻道今年開播。地方廣電也紛紛利用地緣和語言優勢加快走出去步伐。內蒙古電視臺節目大量覆蓋蒙古國;新疆電臺、電視臺節目在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土耳其等多個中亞國家落地;南寧電視臺與越南國家電視合舉辦春節晚會;廣西電視臺與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電視合舉辦“廣西電視展播周”,形成了立體式的走出去局面。

二是在工作目標上從介紹中國向對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轉變。隨著走出去的發展壯大,中國廣播影視已經超越“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的既定目標,不再是簡單地介紹中國,而是積極參與國際新聞事件的報道,在國際傳媒中發出中國的聲音,使中國廣播電視成為“全球的觸角、中國的眼光、世界的窗口”,成為全球傾聽中國、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在近年來世界發生的重大事件中,隨處都可以看到中國記者的身影,聽到中國的觀點和聲音。

三是在發展標準上從簡單學習、模仿國外媒體向建設國際一流媒體轉變。以中央三臺為代表的廣播電視媒體,正在大幅提升全球傳播力,致力建成國際領先的現代傳播體系,使中央三臺在傳播上能夠與美歐形成鼎立局面,在影響上能夠與時代華納、新聞集團等跨國媒體集團相比拼,將我們的圖象、聲音、文字、信息更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地。目前,CCTV-9正在穩步向中國特色的國際化電視頻道邁進,CCTV-4已經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中文頻道。

四是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已從單項發展到多項?，F在的走出去不僅僅是在國外落地覆蓋,還通過購買國外電臺電視臺播出資源、銷售廣播影視節目、到國外舉辦廣播影視節展、與國外合辦晚會或項目等多種形式,全方位地對外展示中國形象,傳播中華文化,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購買國外電臺電視臺的頻道頻率和時段是近年來走出去的一種嶄新形式,運用這些播出和覆蓋渠道傳播中華文化、禮儀、歷史、風土人情、發展成就和產品品牌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向國外銷售廣播影視節目進一步擴大了中華文化對海外的影響。2008年全國各影視機構僅通過參加國際電視節展,就向國外銷售電視劇一千多萬美元。電視劇《李小龍傳奇》遠銷到歐洲、北美洲、亞洲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尚未開播就靠銷售國外版權收回了全部投資;紀錄片《故宮》被翻譯成六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簽約出售,發行超過15萬套,創中國紀錄片海外銷售新高;動畫影片《三國》現已銷往24個國家和地區,收入超過一億元。浙江衛視《我愛記歌詞》等節目播出版權也成功賣到了國外。

五是在運作方式上從免費贈送向付費收看轉變。中國衛星長城平臺全球付費用戶突破10萬戶,總收入接近2億元人民幣,其中美國平臺7.4萬戶,加拿大平臺1.5萬戶,是北美規模最大、節目最多、訂戶最廣的中文衛星電視服務平臺,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些都表明,廣播影視走出去正在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媒體對外傳播的實際與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實力、與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要求、與發達國家媒體的實力和影響力之間還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三位,正逐步由世界大國走向世界強國的行列,但我國媒體在國際輿論中的影響力仍然偏弱,“硬實力”和“軟實力”失衡。我國文化產業正在快速發展,文化產品日益豐富,迫切需要走出國門,拓展海外市場,但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超”相比,中國的對外文化貿易則是嚴重“入超”,進口與出口仍然是6:1的比例,存在著嚴重的“文化赤字”。我國傳媒在海外的規模、實力和影響力還不大,世界500強企業中,有八家傳媒企業,但沒有一家屬于中國。這些都要求我國廣播影視必須適應世界傳媒發展的趨勢,在“苦練內功”的同時,進一步擴大“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不斷增強實力,提高競爭力,建立與我國國家地位和綜合國力相匹配的廣播影視國際傳播力,努力實現“成為世界重要一極”的目標。

第7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 傳播策略 “中國制造” 軟實力

2009年11月23日起，一則由商務部牽頭，中國商務廣告協會、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等4家商會聯合制作的為時30秒的中國制造廣告在美國最大有線電視集團―――美國有線視新聞網（CNN）播出。這則廣告的播出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長期以來，中國以“世界工廠”著稱，為全世界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然而中國制造的品牌形象卻一直不佳。這其中有經濟和文化的原因，也和我們國家長期忽視跨文化傳播有關?？缥幕瘋鞑ナ侵笓碛胁煌幕尘暗娜后w及個人的信息交流和傳播活動。在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與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有著重要關系。

一、“中國制造”和軟實力

“軟實力”（Soft Power）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在內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體現出來的“軟實力”。隨后，約瑟夫將軟實力定義為“當一個國家使得其它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時的同化權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已經成為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第二的國家。2011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組織歐盟發生債務危機，甚至希望中國去“救濟”。但與此同時，中國的軟實力并沒有隨著硬實力的上升而同步上升。來自各個方面的雜音越來越多，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投資和援助被形容成“新殖民主義”；西方國家消費者一邊享受著廉價的中國制造產品，一邊談論著中國，中國企業在國外的正常收購活動不斷遭到官方的阻擾。中國文化雖然在一直持續不懈地努力對外傳播，但是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宣傳中國的價值體系。美國人制作的《功夫熊貓2》繼續在中國市場大受歡迎，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為了打入美國市場啟用了好萊塢明星，但仍然被美國右翼報紙質疑為“幫助政府洗腦”。

另外一方面，由于少數不合格產品，“中國制造”被貼上了質量差、惡性競爭等標簽。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國家都陷入經濟衰退，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國制造”更被當作是搶消費國就業機會的傾銷品。

傳播離不開大眾傳媒，大眾媒介是伴隨著現代印刷術和資本主義工業化在西方國家率先發展起來的。在傳媒技術、手段和傳播策略方面，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中國的對外傳播做得遠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雖然，越來越多外國人來到中國，但是最快捷的傳播手段還是大眾媒介。而目前世界上掌握話語權的中國媒體的確比較少，加上大財團掌握的西方主流媒體出于政治和經濟目的，有意無意的引導，西方人很容易把中國的發展，和超級霸權、軍事擴張聯系起來?？梢哉f，中國制造的不佳形象，與此也有莫大關系。

二、跨文化傳播和軟實力

回顧跨文化傳播歷史，我們發現目前世界上的跨文化傳播現狀，并不是從傳播各方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缥幕瘋鞑ジ拍钍敲绹祟悓W家愛德華?霍爾于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跨文化傳播指的是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有著不同歷史的個人、群體或者組織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 。

跨文化傳播是一個古老的現象。我國在歷史上就有很多成功的跨文化傳播的例子。比如說鄭和下西洋，絲綢之路等等。雖然說，人類歷史上很早就有了跨文化傳播，但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為大規模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突破的契機?？删o接著的，卻是西方國家對亞非拉長達幾個世紀的殖民。因此，人類大規模的跨文化交流首先是建立在殖民的基礎上的。

這樣的跨文化交流的文化成果更多體現在“東方主義”上，東方主義原意是指西方對近及遠東社會文化、語言及人文的研究，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1978年出版了他具有爭議的著作《東方學》，他對東方主義提出了強有力的批評。薩義德批評道，東方主義旨在為東西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有學者總結薩義德的觀點：“在這種方式中，東方成為了歐洲物質文明和文化的內在組成部分，是歐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p>

“二戰”以后，殖民地紛紛獨立，誕生了許多新興民族國家，“文化傳播”逐漸取代“文化殖民”作為研究跨文化交流行為的視角。1990年冷戰結束，但世界并沒有太平，反而陷入更復雜的宗教和民族沖突，上世紀90年代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論”，這其實也是站在東方主義立場上闡發的理論。也因此，“文明沖突論”預言了若干年后的“9?11”事件，但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跨文化傳播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問題，跨文化傳播策略也上升為國家的一種生存戰略。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這一概念的時候，并未明確將跨文化傳播實力列為“軟實力”的組成部分，但毫無疑問，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效果，讓它成為一個國家對外進行大規模文化與意識形態輸出的不二之選。隨著網絡社交工具的發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甚至計劃通過twitter等影響他國的政局，這在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中已經有所體現。因此，跨文化傳播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跨文化傳播現狀不容樂觀。首先作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我國文化產業和世界發達國家差距較大。近年來，美國包括影視、音像制品、圖書出版在內的視聽文化產品出口規模己經超過航天工業出口規模，躍居其出口貿易的首位。好萊塢大片更是長期獨占世界電影市場一半以上份額。

三、“中國制造”的意味

金融危機為我國調整跨文化傳播策略提供了契機，從本文開頭所說的那則“中國制造”廣告就可以看出一二。

通過觀看視頻，可以發現這則30秒的廣告圍繞“中國制造，世界合作”這一中心主題，強調中國企業為生產高質量的產品，正不斷與海外各國公司加強合作。

清晨跑步的運動員所穿的運動鞋是“中國制造”，但是“綜合了美國的運動科技”；日常家庭中所用的冰箱印著“中國制造”的標簽，但是融合了歐洲風尚，為您儲存美味的食品。一個類似iPod的MP3播放器上用英文標注“在中國制造，但我們使用來自硅谷的軟件”。就連法國頂級模特兒所穿的知名品牌服裝也由“中國制造”，而廣告最后出現的飛機畫面，是融合全球各地工程師的結晶，更是展現了“世界合作”這一理念。

我們可以發現，該廣告的高明之處在于，尋找一個能被世界共同接受的利益點。共同的利益訴求，是跨文化傳播溝通的基礎。廣告的訴求十分明確，也就是如何打破全球貿易壁壘。此外，該廣告運用了本土符號，演員全部是西方人，廣告通過展現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場景，配上動感的西方慢搖滾音樂，仿佛就是西方人自己制作的廣告一樣。廣告播出后，總部設在香港的“Media”雜志網站就該廣告發起了投票，喜歡這則廣告的人數超過了80%。路透社、法新社、洛杉磯時報等國際媒體均作了報道，盡管這些媒體對廣告的創意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或褒或貶的解讀，但對廣告本身沒有什么質疑。雖然這則廣告也有不足，但這則廣告意味著，中國政府和企業思維的轉變，開始重視國際公關的作用。

四、我國跨文化傳播的策略調整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說，“羅馬文化高于周邊文化，文化優越性使得羅馬帝國的使命感成為合情合理，也加強了帝國的力量?！庇谄浣洕鷱娛r期，不僅把歐洲文化推向全世界，更是把英語傳播成了世界語言。龍應臺在2010年8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主題是文明的力量，她認為這比GDP更有說服力?；厮葜袊鴼v史上的唐宋兩個朝代，一個是軍事強大疆域廣闊，一個是疆域狹小軍事上懦弱，但強大的文化使得現在人們提到中華文明，仍先想到的是唐詩宋詞。一個失去了文化支撐的國家，要成為世界強國，是很難想象的。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脅。我們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需要認真研究世界文化格局，根據不同的文化背景選擇性地做好跨文化傳播工作。

在國際傳播層面，過去叫做對外宣傳。其實，宣傳在英語中是一個帶貶義的詞匯。把國際傳播從對外宣傳的誤區中拉出來只是往正確方向邁進的第一步，中國的對外傳播機構必須諳熟國際傳播的策略與技巧，掌握平衡報道的藝術。

中國的國際傳播毫無疑問要表達中國的觀點，要以中國的傳統文化作為精髓。怎樣讓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為西方受眾接受，是改善中國國際傳播效果的核心問題。因此，盡快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合提煉，提煉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將之作為國際傳播的指導思想，成為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①約瑟夫?奈 著,門洪華 編:《硬權力與軟權力》,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97-111

②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

第8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這也是一個物質豐盛、詩意寡淡的時代，一個盛產億萬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時代，一個“有一種毒藥叫成功”、而人人飲鴆若渴的時代，一個集體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費的時代。

金錢、物質和流行時尚，并不必然帶來理想的生活方式。金錢只能買到山寨版的生活方式，物質缺了文明的后綴則成累贅，流行時尚背后的消費主義帶給人的是一次次的自我否定。

我們這份生活方式報告，檢視當代中國人的生活面貌，著眼于反撥現代社會以消費為導向所定義的生活方式，探求優化生活方式之道，使現代物質文明更趨于人的文明。

生活方式無標配。生活方式有病得治。在錦衣、美食、豪車、大屋、名牌、盛名、高位、厚祿之外，能于忙碌中保全自我，體會細膩情感，享受心靈自由、品味人情之美，才是生活方式中真正的奢侈。

我們期待的是好社會、好生活和生活得好的中國人。

中國游客正在歐美“掃貨”

亞洲人的歐洲情結，以購買其奢侈品為最，開發歐陸風情地產為次。

歐洲正在衰落，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歐美風仍舊是當今時尚主流。

據美國旅游協會統計，中國游客在美國期間的支出平均比其他游客多三分之一。2011年，中國游客在法國的消費退稅額占法國全國退稅總額的四分之一。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中國游客在英國的單筆消費居首位。

中國游客掃貨全球，每天有20輛大巴滿載中國游客，殺進老佛爺百貨。LV推出了“限購令”，每本護照限買1個包。巴黎春天超過10%的銷售額來自中國人，平均每個中國游客消費超過1萬元。在巴黎戴高樂機場退稅時，排隊的人大都是中國人。

中國，正超越韓國和日本人成為歐美奢侈品的第一購買群體。

在美英法諸國的打折季，奢侈品店一大早蜂擁而入的人群中中國人越來越多?？鞎r尚代表如Zara或H&M，已將品牌店開遍中國一線城市。中國各大ShoppingMall的貨架上則堆滿了西式產品……

西方商品是“攻城錘”，攻破中國人的心靈、大腦和胃?？鐕靖瘛疤芈逡聊抉R”，悄然攻占中國大城市并向各地滲透。

向西，向西，生活榜樣一切都指向西方。歐陸風情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指南。

中國人曾欲改變世界，宣稱要解放三分之二受苦人。而30年后，被改變的是中國人。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全球化、國際化、現代化，都是西方化嗎？

“早知道我就裸著來啦！”在拉斯維加斯的一位中國女游客感嘆道。沒辦法，打折季，兩大箱名牌已超重，里面是她狂購的品牌貨：她本人的、老公的、七大姑姨的，當然最多的還是小孩的――牌子一代正培養牌子下一代。

在拉斯維加斯折扣店，一條Lee牛仔褲售價26美元，折合人民幣180元，國內同類商品則要貴出許多。難怪女士們嚷嚷要“裸著來”呢?？?80元在國內也可買到相當不錯的褲子。如果你放下身段，在三四線城市會買到國內替代品牌，土是土點兒，但質量差不到哪兒去。

今天，名牌及其偶像化，隨之而來的認同感經濟正在中國大行其道……

牌子一代在成長。牌子代表他們的生活期望。有時候，我們不能將小白領用一個月薪水買一只包當成簡單的虛榮。你知道嗎，那是一種勵志，先為自己預設了社會地位，然后想方設法去夠這個地位。當然有時會采用非常手段，比如認個有錢的“干爹”。

個人需要勵志，城市需要勵志，國家需要勵志。國家層面，中國曾喊出“超英趕美”口號。而今天中國更愿提出“中國道路”，而且我們已經榮升全球GDP老二，只等待著“超美”了――盡管人均GDP只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100位左右，但曙光就在前頭。

中國狂奔在“全球化文化”路上

中國，每個地方每個人都在努力往上奔、往前奔。西方記者會發現，沒有一個人群像中國人這樣勤力，也沒有一座城市像中國城市這樣比拼國際大都市。

北上廣的官員會在意自己在全球性城市的排名。全球性城市的另一個被用爛的稱謂是“國際大都市”。

在以上這些全球化、國際化中有個根本的東西――現代性，表現在生活方式上，就是跨國品牌化。

如果你嫌現代性這類術語太枯燥，不妨看看吃住行游購娛幾條線，全球化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飲食上的快餐化，不唯麥當勞、肯德基，一切都要快食還要連鎖。歐洲人反而在倡導慢食運動。

中國人有了汽車，有了Townhouse，也有了農家樂，有了有機蔬菜，有了樂活。

中國人有了購物中心，有了名牌店，有了地鐵直達，有了周末吃喝玩樂一站式。

中國人有了選秀，有了炒作，有了出名要趁早，有了成功學。中國人有了互聯網，于是有了全球視野。

一切都是那么順理成章。中國人已被一股強大的力量編織進全球體系之中，無論自愿與否。

全球化是個矛盾過程，欲拒還迎，有時還會逆流。中國人是帶著憤怒的喜好，或喜好中羨慕嫉妒恨來迎接全球化的。就好比一邊看韓劇，一邊在罵“棒子”。

全球化的第一方陣，是官員、企業家、知識分子和青年群體，及其形成的亞文化圈。這些亞文化圈可籠統稱之為“全球化文化”。

首先是達沃斯文化，近年來，瑞士小鎮舉辦的達沃斯論壇上，頻現中國官員的身影，他們甚至成為主角。中國成為近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

其次是國際商務文化或寫字樓文化。然后是白領文化，或雅皮文化。有個理論將有無星巴克作為衡量一座城市國際化的指標，不無道理?！皣H大都市”文化不只是小資白領，也是市長們追求的目標。

還有國際知識分子文化，以所謂公知為代表。

最后是青年文化，hip-hop或Rap亞文化。從崔健的《一無所有》，到《霹靂舞》，到機器人達人舞，都是一種態度表達。從形式上說，青年文化即美國文化，其中混雜著本土化的反叛與反省，每一國青年都要“我的地盤我做主”。

中國人的消費革命

中國的消費革命被外媒概括為“有錢就要花掉它”。至少西方媒體和咨詢公司是這樣描述當下中國的。

中國人消費了世界大約四分之一的奢侈品，當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多數中國人還在為自己的社保擔憂。但一線城市的新富階層以及新生代們已迫不及待了。他們要通過消費來體現自己的價值和身份。

在中國，炫耀性消費是吸引客戶甚至朋友的必要手段。網絡上把這稱為“曬”。誰最會曬？但有時一“曬”會曬出毛病來，坑爹或坑干爹，順便把某個機構拖下水。

據貝恩咨詢公司稱，給政府官員、情侶、客戶的禮物占近25%的銷量。因此，皮夾、名片夾、小飾品和手包非常搶手，這類東西比衣物更容易送出去。

消費主義在各國有不同國情，但西方人有完備的社保和商業保險體系。他們的消費主義有牢固的物質基礎。而中國則不同，國內有的白領用幾乎一個月薪水為自己添置一個名牌包，成為西式消費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國版，多少帶有虛幻的味道。

近年來信用卡發卡量呈幾何級數增長。

“一個世界”的營銷理論失敗

目前我們所謂的時尚，都是指一線城市的時尚。二三四線的生活模板是不足以登上雜志封面的。

全球化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世界分工與貿易按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層級推進，歐美居于體系的“中心”，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國家屬于體系的“半邊緣”，大批落后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處于體系的“邊緣”?！爸行摹睋碛猩a和交換的雙重優勢，對“半邊緣”和“邊緣”進行經濟剝削，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并同時輸出高價產品或時尚概念。

生活方式上，歐美是風尚發源國，技術發源國，還有生活方式發源國。

所謂全球化之風的西風東漸，沿海至內陸，縣城到鄉村，傳媒尤其是時尚媒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時尚媒體開始喜新厭舊，于是我們可憐的讀者也喜新厭舊；時尚媒體開始懷舊與復古，于是我們可憐的讀者也開始懷舊與復古。因為時尚傳媒背后，是強大的全球化推力。

然而，假如商家、品牌和傳媒認為用一個策略就能統領全中國一盤棋，那就大錯特錯了。多年來的營銷經驗表明，在中國，營銷至少是分“四個世界”的，一個北上廣深的世界，一個省會和沿海開放城市的世界，一個縣城的世界和一個鄉鎮的世界。事實證明，“一個世界”的營銷理論都失敗了。

人的優化決定生活方式的優化

所有現代病都是生活方式病。肥胖癥、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高血壓、抑郁癥、失眠癥、神經官能癥，等等，都與生活方式的不當有關。中國引入西方生活，也一并將這些病癥引入。

生活方式只是文化的潛表層。我們需要在理念層面進行東方式反省與回歸，別想著用傳統倫理拯救西方世界，當務之急是先自救吧。

幾乎每個中國城市都有座國貿大廈或國際大廈，以顯我們走向國際化的雄心壯志。只是市長與市民的國際化之夢往往有不小的距離。

像一座城市一樣，生活方式關鍵也在人。所謂回歸人性，就是每人都能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種引導方式、榜樣方式，有時還是一種限定方式甚至壓迫方式，但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反省方式，是一種談判方式：每個人都需要作出讓步。

第9篇：中國的變化范文

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從國際上通行的指標來看，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以人均國民收入為例，2002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但只是日本的1/30。2006年突破2000美元，但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強，僅達美國的1/22，日本的1/19。200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2460美元，世界排名104，與位于第9的美國（45594美元）、第22的日本(34023美元)相比，無論是數量還是位次都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正逐漸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在全球12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98位，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僅低于27個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以及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亞洲國家。

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因此，經濟制度、經濟結構、經濟載體等指標能突出反映出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的差距。表現為：

經濟制度方面，市場化程度不高。經濟現代化本質上是以土地為軸心的小生產經濟向以市場為軸心的大生產經濟的變遷過程。所謂市場化，即在開放的市場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手段，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化一般可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國有企業就業人數占城市單位就業人數的比重來衡量，且市場化程度與前者呈反比，與后者成正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走向市場化，財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30.8%降低到2006年的19.2%，而2006年非國有企業就業人數占城市單位就業人數的比重已達77.3%。但是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2005年中國的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13.93%，高于新加坡等國家，市場化水平相對較低。

經濟結構方面，工業化程度不高。工業化是經濟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工業化通常被定義為第二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或者工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2006年，中國這兩項指標分別為48.9%、25.2%，比1990年的41.3%、21.4%有較大提高。但與其他國家相比，用工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占比來定義工業化率，2006年中國25.2%的工業化率要低于德國（30.8%）、日本（28.4%）等國家。

經濟載體方面，城市化程度不高。城市是經濟現代化得以實現的載體。城市化是指人類經濟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城市人口不斷增加，由1978年的1.72億增加到2007年的5.94億，相應的城市化率由17.92%提高到44.9%。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偏低。2005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0.4%，既低于全球48.8%的平均水平，也遠遠不及美國（80.8%）、日本(65.8%)。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三大瓶頸

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在經過高速增長后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方面的發展水平卻未達到經濟現代化的要求，從而制約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對這一矛盾的分析可從制約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瓶頸入手。

市場化的行政瓶頸。政府與市場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各自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其關系問題也是一個歷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題。哈耶克認為，有些政府行為對于增進市場經濟可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對于與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相沖突的政府行為，則必須加以排除。否則，市場經濟將無從運行。世界銀行通過對1951年至1991年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提出“政府應為市場之友”的發展戰略，即市場有自己的紀律和規則，政府應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對市場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合理的政策環境和必要的法規，加強產權和市場紀律。

當前中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卻始終是制約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因素，具體表現在：（1）政府通過控制國企、批租土地、項目審批、價格管制、行政壟斷、地域保護等方式掌握過多的資源配置權，在一些重要領域排斥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2）政府介入微觀經濟領域，使自己在市場參與者和市場監督者之間缺乏準確的定位，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削弱了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3）部分政府官員存在追求短期政績的傾向，不惜以資源、環境為代價實現GDP的高增長，造成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嚴重阻礙了市場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工業化的金融資源瓶頸。世界工業化進程表明，工業化的實施需要強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體現為金融業對工業企業的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其中，由于中小企業發展在工業化進程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其所能獲得金融資源的多少對工業化的實現至關重要。以日本為例，在其工業化進程中，日本十分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實施了一系列保護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措施：（1）直接給予中小企業稅收、金融等優惠。（2）加強企業債權的流動性，并將技術、市場成長性與經營者能力等非財務性因素列入融資評估指標，確保中小企業融資多元化。（3）建立預防中小企業破產互助基金，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提供再擔保。（4）構建包括金融機構、科研機構、行業組織、中小企業基金組織和其他社會中介機構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網絡。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國中小企業4300萬戶，占企業總數的99.8%，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58%和稅收的50.2%，解決了75%的城市就業人口。中小企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促進市場繁榮，增加勞動就業，吸引民間資本和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所有制的特殊性，中小企業享有的金融支持始終不及國有企業。截至2006年10月底，主要銀行金融機構小企業貸款余額2.68萬億，僅占貸款總額的12.5%。由于無法獲得公平、充分的金融資源，中小企業的創立與發展受阻，從而造成工業化水平的滯后。

城市化的人口瓶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1978年至1984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的城市化階段。第一階段的城市化帶有一定的恢復性，“先進城后建城”的特征明顯；1985年至1991年，鄉鎮企業和城市改革雙重推動的城市化階段。第二階段主要以沿海地區為主，出現了大量新興的小城鎮；1992年至今，以發展大城市、建立經濟開發區為動力的城市化階段。第三階段向內地全面展開，城市建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綜觀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盡管總體水平逐步提升，但是增速明顯放緩，由1996的4.96%降低到2006年的2.09%。城市化進程減緩的主要原因在于：（1）農村人口基數大。由于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數量龐大。1978年為7.90億人，雖然改革開放后城市化快速發展，但由于基數較大，中國的農村人口到2007年仍然有7.28億，占全國人口的55.1%。（2）農村人口出生率降低緩慢。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強化了社會保障家庭化和“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特別是在貧困地區的農村，違規超生的現象較為普遍，計劃生育政策落實情況較差。因此，雖然總體上中國人口已進入低增長階段，但是在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減緩，甚至有加速增長的趨勢。（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受到制約。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國農村向城市轉移了數億的剩余勞動力，促進了城市化的大力發展。然而，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土地制度嚴重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首先，城鄉隔離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造成城鄉居民在社會地位、身份、就業、住房、勞動保障、福利等方面存在明顯的不平等，加大了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成本，使之不能在城市長期穩定地就業，最終只有回流到農村，形成逆向轉移。其次，農村土地制度是實行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土地不能自由轉讓。這使得農民與土地易形成人身依附，并且以家庭為勞動保障單位，因此不利于農業的機械化，不利于城市規模的擴大，不利于農民自身的流動，也不利于“養兒防老”觀念的轉變。

提升經濟現代化水平的三大轉變

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環境，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正確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職能，關乎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市場化水平的提高。經濟理論和各國實踐證明，當市場機制不能使資源有效配置時，需要政府予以修正。因此，政府應該充當市場失靈時的“糾錯者”，其職能可歸結為提高市場效率、維護市場公平、保持市場穩定三個方面。具體而言，政府應改變“駕馭市場”的地位，從各種形式的市場參與者角色中淡出，重在創造和維護一個有效的市場：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市場經濟的各種規則制度，包括各項法律、法規；政府需要調控的是市場經濟的宏觀領域，如總供給與總需求、再分配關系、城鄉和區域平衡；政府需要投入的是市場無法兼顧的領域，如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政府需要干預的是關系社會公眾利益的領域，如土地、資源、環境、安全等。

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變“錦上添花”為“雪中送炭”。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銀行追求經營安全與利益最大化，更傾向于向大企業發放貸款，中小企業通過銀行信貸間接融資相對有限；二是我國資本市場層次單一，中小企業板市場與公司債券市場發展滯后，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受阻；三是我國的信用擔保體系不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臺匱乏。

工業化離不開中小企業的發展，為了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可采取如下對策：（1）加強和改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體系。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商業銀行應從長遠角度發展中小企業客戶，建立對應的中小金融機構，開發專門的信貸品種，提供特色的金融服務。此外，政府可設立長期低息貸款專項基金，或建立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按一定的要求選擇中小企業，提供專項貸款、貼息貸款。（2）發展面向中小企業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中國的中小板市場目前還處于輔助地位，是小規模的初級市場，融資量比較有限。在現階段，可以引導大企業向配套中小企業投資參股，使大企業在與配套中小企業的產品紐帶關系基礎上建立資本紐帶關系。同時，要積極培育和發展企業債券市場，理順企業債券發行審核體制，完善債券擔保和信用評級制度，積極支持經營效益好、償還能力強的中小企業通過發行企業債券進行融資。（3）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信用擔保機構的介入，有助于分散銀行貸款的風險，提高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積極性，但必須確定擔保機構和貸款銀行之間的風險分擔比例。可以效仿英美等國，建立擔保機構與商業銀行共擔風險的機制，并設立擔保風險補償基金以抵御風險。同時，要強化中小企業融資的信用約束，建立健全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實現中小企業信用管理監督社會化。

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變“養兒防老”為“老有所養”。通過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可從根本上改變“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降低農村人口增速，加速推動城市化進程。但目前，資金匱乏是制約農村社保體系建立的首要難題?，F階段農村社?；鸬幕I資渠道相對單一，主要依靠國家財政和個人繳納。因此，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關鍵在于拓寬籌資渠道，解決資金難題。其中，利用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以及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是較為可行的選擇。

中國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需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與之相適應。近年來，中國的資本市場增長較快，而且在可預計的未來仍會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截至2007年底，滬、深兩市總市值達40.8萬億元，上市公司1636家，投資者開戶數近1.4億戶。伴隨著股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交投的空前活躍，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增長迅速。2007年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達2005億元，比2006年同期增長10.2倍，總額逼近自1991年開征印花稅以來16年的總和（2300億元）。因此，恰當、適度地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作為農村社?；鸬膩碓?，可為農村社保體系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可落實地方政府應有財權，有助于建立國家、集體、個人合理分擔的農村社保基金籌資模式。同時，地方政府債券作為一種“銀邊債券”，適合廣大個人投資者的需求，資金供給將會十分充足，而中國20多年的國債發行實踐也為地方政府債券的順利發行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和保證。因此，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籌集農村社?；鸺扔斜匾睬袑嵖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