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學作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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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1、對前現代性的理解

對于中國近代文學的前現代性,它代表著時代的發展進程,它是時間概念的一種,它強調一種前瞻、順應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與神話色彩的輪回或者往復循環的無心注意是相反的,是不可逆的。它是以時代的進步為主線,根據當前社會發展的進程,對未來的展望及規劃。將現代動力與前現代性含義緊密結合起來[3]。例如在長篇小說《老殘游記》的文章中就曾這樣描寫,“在茫茫的大海上,東邊有一只輪船隨波出沒,西邊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顛簸。帆船身長二十三四丈,卻滿身千瘡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桿,前后六枝掛著舊帆,只有兩枝新桅桿,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作者劉鶚將舊中國比作為這一艘舊帆船,并將這艘舊帆船和輪船對比,展示了作者對新事物,現代動力及機械動力期盼,強烈對比后的思想超越,這就是現代政治文化動力發展的結晶。

2、近現代文學的解析

對近代文學研究的前提就要先了解近代文學中文學創作的主要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方面很廣。第一,對于文學創作的主要影響因素有自然及社會方面的因素,例如在地域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會風貌呈現出來的文學特點也不盡相同,在近代文學創作過程中,就出現了一地獄為特色的重要作家群體,并且在近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4]。如果這些作家在相同的社會人文背景、自然社會背景下,根據他們創作的相同點與不同點考察他們對近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歷史意義,對近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論證他們在歷史的舞臺上發展的歷史意義,這是很有意義的。第二、個人信仰、社會信仰及學術多樣化的出現 ,同樣也影響著文學的創作,例如在宗教政策的影響下,宗教誰贏時代的發展有更廣闊的發展,儒家思想以往的大一統思想地位也不在,西方商業文化及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其政治經濟方面強有力的地位,對社會各界個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被人們看作為神明的教條和信仰備受沖擊,在社會價值觀、人生價值觀、道德觀念等方面及一些鐫刻在人們內心的安土重遷、重農抑商等觀念都擁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輝煌的大漢朝代丟失了統治天下的地位,以及和大漢文化相應的神圣至尊的東西也收到沖擊。順應時代的潮流,再到元代社會的發展以往的社會便得到了開放,漢代大一統的地位不復存在。例如在文學創作中,可以講皇帝的形象適度的丑化,來順應時展中文學內容及形式的變更。因為作家對近代文學的的研究是自主的,所以才出現了遍地開花的現象。對文學流派、社團、現象等展開研究。沿用以往的筆記式或序跋等,及專著、文學史等新形式等方面,他們所做的研究已經覆蓋了近代文學的各個部分。

第2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關鍵詞：日語；語言文學；家園意識分析

中國與日本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鄰，兩國的文化具有深層的底蘊與廣泛的共同點。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國歷史文化的熏陶及影響，從而保留了很多中國歷史傳統文化中的固有印記。但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開展，日本文化開始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因此帶有明顯的西方文化特點。在一定時期內，日本還存在本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現象，兩種文化最終融合形成了日本先進的社會主流文化。通過對日語語言文學的藝術特點及發展規律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演變過程，進而完善我國的日語語言文學研究來了理論體系。

一.日語語言文學的主要特點

1.1日語語言文學中具有明顯的語言標記

研究日語語言文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日語語言文學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帶有中國傳統文化鮮明的特點及固有的印記。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開始打破閉關鎖國的局面，西方文化開始涌入日本，進而對日本的語言文學發展帶來了重大的影響。日本的文字雖然與中國有很多共同點，但日語的發音及拼寫規律與漢語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日語語言文學便帶有鮮明的印記[1]。日語語言文學的發展史并不是簡單新陳代謝的過程，而是新舊文化不斷交替融匯的過程。

1.2強烈的社會特征是日語語言文學的又一特點

不管是早期日本的作品還是日本的近現代作品，都在文學中表現出了強烈的社會性，這是日語語言文學的一個重大特點。日本的近現代文學作品，都會集中地展示日本歷史發展每個階段的社會現狀，及表達對未來的向往與憧憬。由于受日本地域的影響，日本的文學作品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日本的文學作品呈現出了城市化的傾向，一般是以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京都為時代背景。直到日本進入江戶時代，日本的武士開始成為新的貴族，進而登上歷史舞臺，武士中的一些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便帶動了國內文學創作中心的轉移。

1.3日語語言文學中常常飽含濃厚的家園意識

縱觀日本文化的發展進程，日本非常重視家庭，他們認為家庭是促進社會發展、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維系情感的重要紐帶[2]。因此，在很多日本的早期創作作品中，都會蘊含濃厚的家園意識。特別是以表達離愁別緒及思鄉為主要情感的抒情詩歌，這些作品將作者對家庭的眷戀、對親人的思念充分地展現出來。特別是在日本近代以來，由于日本國民受到戰爭的襲擾及摧殘，家園遭受了嚴重的破壞，進而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就將日本人民對家園的深深眷戀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由此可見，在日語語言文學中，有許多作品都以家園為題材，進而賦予了日語語言文學創作的主要特點。

二.日語語言文學中家園意識分析

2.1家園具有安寧的象征意義

正像前文所說的那樣，家園是日語語言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題材。無論是早期日本的文學作品，還是日本近現代的創作作品，家園始終被文學家賦予了安寧的象征。這種安寧不僅僅是對生活的安寧，更是內心深處的那片寧靜。日本在近代以來，它的社會發展歷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從黑船來航事件，佩里叩關以來，日本的閉關鎖國局面被打破。日本的農耕文明開始被西方先進文明所侵襲，進而使得社會發展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從而導致了農耕文化給日本國民所帶來的安全感及安寧感意識被完全打破[3]。等到了二十世紀，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給世界人民帶來了重大的災難，也給日本本國帶來了嚴重的浩劫。因此，日本人民對家園的安寧有著前所未有的渴望，這可以從這一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得到體現。

2.2家園在日語語言文學中有縮小的意識特點

縮小意識是日語語言文學中的一個典型特點，日本文學家善于將很多大的事件、認識及觀念通過一些特殊手法來把它們縮小到家園之中，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來表達作者對社會及人生的感觸。在日本文學家的筆下，所寫的家庭飽含著無限的親情，是日本人民內心最美好的象征。

三.結語

家園意識是日語語言文學創作的重要特征，可以將日本人民對美好家園的追求與向往表現出來。所以，我國在研究日語語言文學時，要從作品創作的家園意識出發，進而不斷完善我國對日語語言文學的研究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王正鴻.論日語語言文學中的家園意識[J].時代教育,2013,17:131.

[2]蔡嘯.日語語言文學中的家園意識探究[J].金田,2014,02:317.

第3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關鍵詞：圣經；文學價值；西方文；影響

一、 對《圣經》作為西方文學創作源泉的原因分析

《圣經》，西方文學的創作的基本母題，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與文化價值。《圣經》中表述了人間的是非曲直和過失罪惡，都充分反映出了人類內心的悲喜哀愁與理想，使人類更深入的探索人生命運與人生價值的哲理。《圣經》中運用的語言簡潔、明快，極具感染力，易于接受；而且其中涉及到的體裁紛繁眾多，包括神話故事、寓言故事、傳說散文、雜文、詩歌、小說等；此外還包括演講、書信等內容；《圣經》的內容中一般都蘊含著和平民主、公平正義的思想觀念，這也是十幾個世紀以來文學家能夠借鑒它的創作題材的原因所在。而且，《圣經》在其敘述的結構、文章的體裁、文體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其中運用的修辭手法等多方面都具有著較高成就，同時也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其中的文學貢獻更是為后世的作家提高道德信仰和信仰熏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圣經》的文化價值在西方文學作品中體現

《圣經》作為經典之作，對西方的文學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圣經》中所包含的一些神話故事、寓言故事、傳說散文、雜文、詩歌、小說等作品，都可以說是文學方面比較成熟和突出的的文學典范。《圣經》中所蘊含的思想文化、名言警句也是充分體現了西方文學各方面的語言文學特點。

（一）《圣經》的文化價值在西方文學作品《神曲》中的體現

但丁作為意大利的著名詩人，在中世紀末期所創作的作品《神曲》中，沖破了傳統教學的呆板束縛，沉重的打擊了中世紀所倡導的世界觀，充分展現了新時代的思想光環――人文主義。而其中的一些思想文化都是在《圣經》中得到的啟示，由西方國家歷史上對《神曲》高度定位，以及視《神曲》為精神食糧的表現，都可見《圣經》文化價值的充分體現。《神曲》獨特的創作時期，以及獨特的創作背景，都是由于這部作品是創作于但丁被流放期間，它所采用的是中世紀較為流行的夢幻文學方式，但丁根據自己夢游三界時的所見所聞及所感，創作出了一部可以分為《地獄》、《煉獄》與《天堂》三部分的敘事長詩。而在《神曲》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但丁對《舊約》與《新約》中的啟示、說教、福音、象征等內容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以及自己據此的感想。從寓意上講，《神曲》所采用由地獄至煉獄，再到天堂的整個過程，與《圣經》之中神學宣揚的人所具有的精神道德都是相互契合的，而整個的作品所蘊含的思想文化與《圣經》中所講的神學理論是相通的。

（二）《圣經》的文化價值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體現

莎士比亞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戲劇家、作家，一直竭力在生活中和作品中宣揚《圣經》中所體現的博愛與人愛的崇高基督精神。雖然，莎士比亞是一名作家，但是同時作為思想家的他能夠對《圣經》的內容能夠熟練掌握運用。這些都充分體現在《羅密歐與朱麗葉》這部早期悲劇的作品中，通過詳細的閱讀，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與《圣經》相似的原型人物，比如說，勞倫斯神父就是《圣經》的基督精神的博愛的化身，劇中兩仇家能夠言歸于好，正是通過神父的竭力勸說之下才得以實現的，這種體現理解與寬恕的基督精神正是《圣經》文化在劇作中的真實寫照。而另一部巨作《哈姆雷特》中更是多次引用《圣經》的一部戲劇。據官方的專業有效統計，莎士比亞的每部戲劇對《圣經》的引用都要多達14次，更不用說其中對基督精神的充分體現。盡管莎士比亞劇中所描述的人物大多都是要受盡磨難，甚至失去生命，但是，在利己主義盛行、泛濫的環境下，它所包含的博愛與仁愛的思想都體現出了作家對劇作中所有人物的美好期望和堅定信念。而且，莎士比亞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和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具有強烈的想要重新創建理想社會的人際關系的美好愿望。

（三）《圣經》的文化價值在清教徒文學中的體現

資產階級革命在17世紀的英國“清教革命”外衣下爆發了，清教徒文學也應運而生。清教徒文學產生的獨特歷史背景，致使清教徒大多以《圣經》為思想武器，以圣經的基督精神在人們心中的崇高位置為基礎進行革命觀點的宣揚，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當屬約翰彌爾頓。彌爾頓創作的《力士參孫》、《失樂園》與《復樂園》的作品中大多都是以《圣經》作為創作源泉。《力士參孫》出自舊約，這部巨作中所描述的故事是參孫把大柱撼倒的復仇故事，反映出了參孫在復仇過程中自己糾結而痛苦的內心世界，從中體現出參孫視死如歸崇高的人格精神。其中“撒旦反叛”的故事取材于新約、“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出自于舊約。在撒旦反叛這個故事中，撒旦所進行的法抗的行為得到了高度的贊美，而彌爾頓筆下的上帝卻被形容成為暴君，作品中對上帝進行歌頌的詩句相對于其他的描述顯得極其蒼白無力。相反的，對于反抗者撒旦的描述卻是充滿激情和熱情。因為作品中作者塑造的撒旦的形象，淋漓盡致的體現出了清教徒在這獨特歷史背景下堅持進行革命的思想。這些長詩都成分體現了《圣經》的文化價值，同時《圣經》也是這些文學作品的創作源泉，巧妙的借助了文學創作的寓意與象征手法，在這獨特的時代背景下充分表現出了中世紀獨有的時代精神風貌。

（四）《圣經》的文化價值在啟蒙文學中的體現。

回顧整個西方歷史，封建思想迷信的破除要歸功于18世紀的啟蒙運動，這次運動使當時受蒙昧的思想受到了啟迪，同時對啟蒙思想的廣泛宣揚，促進了啟蒙文學的產生，啟蒙文學產生后，由于廣為接受使用，便迅速成為西方文學的發展主流。這個時期，西方涌現出很多作家、詩人和戲劇家。這個時期偉大詩人拜倫創作了詩劇《該隱》，該詩劇的創作源泉是《創世紀》之中“該隱殺弟”這則故事。而德國大作家歌德就其本身來講，是反對宗教主義的，但是他的作品《浮士德》卻借用《舊約》中的故事“天上序幕”，這其中就體現出了歌德人生觀中的進步與積極的進取精神方面。在浮士德作品中的最后的一幕，歌德受到《圣經》的啟示，經結局中的惡魔的失敗歸功于天使使用的愛火，從而使浮士德的靈魂得到了救贖與拯救。歌德在作品中人物名字的更改更是體現了辨證、善惡的哲學思想。

（五）《圣經》的文化價值在近代文學中的體現

圣經的廣泛影響并不只是存在于我們所周知的著名文學作品中，在近代西方的眾多文學家中，不論是否信奉基督教，他們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博愛思想的痕跡。典型例子有丹麥的安徒生童話，法國作家雨果創作的《悲慘世界》與《巴黎圣母院》等。這些作品中都充分的體現了基督教所倡導的博愛、仁愛的高尚基督精神，體現了人們高尚寶貴的精神。

參考文獻：

第4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關鍵詞：課程設置；教學內容體系；世界文學史

1997年國家教育部進行學科調整，將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為二級學科后，許多學者和高校紛紛開始新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出現了好些優秀教材。但這一學科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內容體系的形成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其中，有兩個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如何適應文科專業課程體系的整體改革，將有限的教學資源進行整合，最大限度加以利用。二是如何通過極其有限的專業授課時數，讓這門囊括了全球范圍、知識信息量非常大的學科教學效果達到最優化，

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首先從課程體系建設入手，將“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學科知識分解成不同層次進行教學。整體課程體系由三個學習階段組成：第一階段為“外國文學作品選”，以講解外國文學經典為主。致力于學生藝術審美能力和人文素質的培養。該課程適用于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對外漢語專業、新聞專業等基礎課程，在大學低年級開設。第二階段的“外國文學史”課程主要適用于漢語言文學、對外漢語專業，在大學高年級開設。這一階段主要體現本學科知識的系統性，啟迪學生的專業興趣，拓展學生的學術視野。第三階段是在專業基礎課的基礎上，再開設專業選修課：如“比較文學”、“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東方文學專題研究”、“近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專業選修課可根據學校師資特點和優勢，靈活開設。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提高學生理性思維水平，進行一定的學術訓練，在專業選修課中一般將“比較文學”作為必選課。因為雖然外國文學史的教學必須運用比較的方法，但比較的方法并不等于比較文學課程。“比較文學”作為一門課程，更偏重于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的系統介紹，同時對比較文學的典型個案進行分析研究。這三個階段的課程講授的內容和知識體系各個不同，各有側重，但有一個總體的目標，就是通過學習，讓學生具備文化創新能力，為從事現代文化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同時提高人文素養，培養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精神。

依據上述課程體系，我們需要打破過去將文學史和作品解讀一鍋燴的教學內容體系，重構上述三級課程體系中每一門課程的教學內容體系。其中難度最大的是“外國文學史”。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外國文學教材越編越厚，所涉及的知識面越來越寬，對知識點的羅列愈來愈多。絕大多數評論，對教材的這種變化給予充分的肯定甚至高度的贊賞，以“既……又……”這樣的句式來概括之，以示教材涉及知識的全面甚至無所不包。但筆者認為，這種趨勢并不值得倡導，因為所有的教材都面臨對知識信息的篩選問題，落實在課程的教學中更是如此。教學內容體系無論如何不可能囊括學科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知識，必須通過一定的價值觀為學科知識進行定位，確立在教學體系中有效的知識。而且，還須進一步對知識運用到教學中的“度、位、量”，進行提示說明，才能體現教學內容體系對學生學習的指導性作用。

目前在“外國文學史”這一學科的教學過程中，許多老師經過教學改革實踐，基本上在兩個問題上達成共識：一是外國文學史中必須運用比較的方法進行知識組合；二是要破除過去教材編寫和課堂講授中的“西方中心論”，東、西方文學應該并舉，同時得到重視。根據這些共識，現有的教材編寫在知識內容的更新和東、西方文學結構體例上有重大突破。特別是大量引進了中、西方文學交流等“影響研究”方面的內容。但在實際的教學中，卻仍然沿襲著兩種基本教學模式：一是將東、西方文學分離，用大概2/3的時間講授西方文學，用1/3的課時講授東方文學，或者因課時的原因，干脆在必修課中省略東方文學，而將東方文學作為選修課。二是雖然同時講授東西方文學，但東、西方文學實際上是互不相干的兩張“皮”；或者將“世界文學史”講成“中西比較文學”。

為避免上述兩種模式的缺陷，已有學者呼吁：“應站在人類總體文學的高度，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比照，尋找在文學中蘊藉的人類文化本源，探討世界文學發展的共同規律和總體特征，描繪出人類總體文學的基本構架。”應當說，上述見解描繪出了學科建設的理想狀態。但這些有益的見解如何落實到具體的教學內容體系中去呢?

筆者認為在外國文學課程講授中，應該著重于整個世界文學總體發展的文學路徑的描述，就像繪制文學地圖一樣，在各民族文學總體特征的比較、概括中，注重不同的文學形態的類型劃分和對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對文學作品表現內容和方式的制約。通過深入研究，盡量廓清世界文化發展總體線索。不僅做到東、西方文學并舉，更重要的是，以比較的方法，打通東西方文學的共時性聯系和差異，以宏觀的視野，引發學生對人類文學發展的關注與思考，

因此，需要大膽調整世界文學史的分期，打破外國文學對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的陳舊分類法，以嶄新的理念和邏輯框架對外國文學知識元素進行重組和定位。在教學內容體系中，世界文學史分期不一定完全以社會形態和階級屬性線索作為標準，且宜粗不宜細。可以將東、西方文學放在同一時空中進行比較，把整個世界文學史參照歷史分期劃分為四個時期：上古文學、中古文學、近代文學(17――19世紀)、現代文學(20世紀文學)。對過去劃分比較混亂的中古文學和近代文學大刀闊斧地進行重新整理、分類、合并。將中古東、西方文學的下限統一劃在16世紀末。以便將中古時期的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放在同一時限下考察研究。將17世紀到19世紀東、西方文學統一合并為近代文學。這種劃分， 目的是為了更連貫地理清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發生、發展與文化、文學發展進程之間的聯系，在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下，考察東、西方文學的總體規律。這樣的教學內容體系避免了對外國文學支離破碎的講授，讓學生形成宏觀文化視野，并對世界文學的演進過程作規律性的把握。

除了對世界文學史分期進行調整外，對每一時期中東、西方文學現象作共時性的比較考察。例如古代文學時期，我們不一定為了證明教學體系的博大厚重，就一定要從幾大文明古國所有文化現象說起。可以直接從文學起源及最早的文學要樣式入手，以口頭文學的主要樣式：神話、詩歌、戲劇發展過程為線索，在文學樣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以東、西方文學都存在的典型樣式進行比較研究，比如神話，我們可以將埃及、巴比倫、印度、希伯來、古希臘神話進行總體研究，既總結出各民族神話的共性，又尋求制約著不同體系的神話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心理。同時從希伯宋文化與巴比倫文化之間

的血緣傳承和變異中，比較巴比倫神話與希伯萊神話相似的基因以及變異，而史詩和戲劇，則同時以希臘史詩、戲劇和印度史詩、戲劇及其他民族早期史詩相比較，或以“平行研究”，或以“影響研究”來了解世界史詩文學存在的不同形態。這樣的比較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定勢。說明東、西方文學之間，并非是截然劃分，互不相干的文學形態，而一開始就是互相影響、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處理史詩問題時，由于過去的教材和教學內容體系都預設了古希臘史詩的標桿作用，一直以來，學者們費盡心機去闡釋中國為什么缺乏史詩性作品。其實，站在世界文學這一整體的角度，這個問題也可以倒過來問，為什么西方缺乏中國那樣的抒情性短詩?在詩歌起源、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東、西方民族特性的不同，出現了哪些典型的詩歌形態?在這樣視角的提問下，就可以認定古希臘的敘事性史詩和中國的抒情性短詩分屬于的不同典型的詩歌形態，而且各自成為自己民族文學的源泉。這樣，中國的《詩經》和荷馬史詩，就無所謂優劣，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典范性。

這里涉及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疆界的新問題，即在外國文學教學中，中國文學作為比較對象和世界文學史的對象，是否應該進入該課程?如果要進入，應放在什么樣的位置講授?筆者的看法是：從世界文學總體發展格局中，對于世界文學多元存在和發展，中國文學對此起到過什么樣的重要作用，做出過什么樣的貢獻，在哪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如果關涉上述問題，中國文學現象就可以進入世界文學，如果與上述問題沒有聯系，則不必在世界文學的知識框架中涉及中國文學。不然就很可能就將世界文學史講成了中、西比較文學。

另外，中古時期是世界格局變化最劇烈、最動蕩的時期，也是文學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態變化最難以捉摸的時期。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將文藝復興運動從中古時期分離出去， 自成一體，其依據是以社會性質和階級屬性，來強調人文主義文學作為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形成的劃時代意義。但這樣卻完全割裂了宗教文學與人文主義文學之間的聯系，將西方從宗教改革運動中滋生的人文主義文學的演化過程，分離成靜態孤立的現象。這樣便無法從縱向發展的角度講清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密切關系，也割裂了一些文學類型之間的有機聯系，如英雄史詩、騎士文學共同的基督教色彩。事實上，基督教文化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信仰與理性、神性與人性之間此起彼落的矛盾張力。西方人文主義文學的興起，不應視做完全是與宗教文學的對立，而是基督教文學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人文主義文學對“人性”的大力張揚，實際上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籠罩下展開的。從這一角度，我們就能順理成章地闡釋《神曲》作為基督教文學的經典之作的價值意義，而不會有“落后的基督教因素和先進的人文主義思想的矛盾對立”之迷惑。因此不宜將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為不同質的文學，硬性劃分出去。

一般的文學史還將中古東方文學延續至19世紀，給人的印象是東方文學輝煌一段時期后，就進入漫漫的落后時期。由于中古西方文學與東方文學在時間劃分上的不一致，就無法在一個時空的橫向比較中，把握其世界文學的基本格局和總體特征。從實際教學效果來看，整個東方文學從14世紀到18世紀幾乎完全缺席、失語，形成教學和研究的空白。因此，將東、西方文學的下限統一到16世紀之后，有利于在世界整體格局中把握其內在聯系。

應當說，在中古時期，世界三大宗教先后確立、發展和擴張，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與政治形成或者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教分離的緊密關系。東、西方的主要地區，以三大宗教為紐帶，大致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因此，當時東、西方文學中不管是哪一種類型，都呈現出深厚的宗教色彩，這是中古世界文學的總體特色之一。

同時，隨著三大宗教的發展和擴張，在三大文化圈之間，形成劇烈的沖撞，特別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更是戰爭不斷，基督教文化圈的擴張帶來東、西方文學劇烈的震蕩，在此過程中，基督教世界雖然多次進行，以武力征服了東方，給東方人民巨大的災難，但東方文化反過來給西方文化以極大的刺激。文藝復興運動的產生其實包含著大量的東方因素。碰撞過程中的交融也就包含著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的過程。不同文化圈的東、西方文學交流與影響也前所未有地處于活躍狀態。相同的文化圈內，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交融也同樣如此。如在佛教文化圈內，雖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步衰落，但它播散到亞洲各民族之后，與本土文化融合，又產生變異。從這個角度認識當時的很多具體作品，我們也許可以重新發掘《堂吉訶德》、《源式物語》、《一千零一夜》、《西游記》這些作為世界經典著作的跨文化價值。因此，東方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具有先導性質，而且在彼此的滲透、融合中，促使西方文學從內容到表現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中古世界文學的總體特色之二。

17世紀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學中理性與情感因素，越出宗教藩籬，輪番主宰文壇，成為近代社會主導性趨勢，也成為文學的主旋律。這一趨勢在歷經18世紀之后，在19世紀達到了高峰，之后的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則又有一次大回旋和反撥。在此運動過程中，宗教的軀殼褪盡脫落了，但基督教信仰中“神秘”和“愛”卻一直融鑄成西方文化之魂，成為文學表現的最高境界。

近代文學時期，可以吸收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不以國別文學為主要線索，而從文化圈理論入手，找到這一階段文學史構架的基本思路。文化圈的碰撞，不僅是中古時期的文化特征，也是近現代甚至當今時代的文化特征。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政治、軍事、擴張，以西方傳教士為先頭隊伍的西學東漸形成強大的文化擴張態勢。大量珍貴的文物和文獻資料通過各種途徑流到了西方，許多實用技術也被西方吸收運用。憑借殖民擴張的強勢，西方文學確實前所未有地影響了東方文學。但即便如此，東方和西方的關系也并非僅僅是沖擊與回應模式。“東學西漸”的狀況仍大量存在。東方文學作為與西方文學形態迥異的獨特類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如果我們承認西方文學在表現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深度方面，有東方文學無法企及的先天優勢，那么，東方文學在意蘊、哲思表現方面，在感性與理性完美結合方面、與西方文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泰戈爾、紀伯倫、曹雪芹、川端康成等人的創作，從世界藝術水準和體現東方美學的最高境界而言，并不亞于托爾斯泰、喬依斯、愛略特等文學大師的創造價值。因此，在教學中，如何重點選擇聯結東、西文學的典型個案，將能夠聯結東、西方文學的重大文學現象和重要作家作為教學重點，是有效整合東、西方文學的關鍵，比如日本文學在西方文學和亞洲文學中發揮的“橋梁”作用。還有在傳統和現代劇烈沖突中探索前進的阿拉伯地區文學。

第5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一、本土文化由來

關于文化本土化創新的說法并不是現在才有，我們國家對于本土化創新問題的關注起源很早，中國近代本土文化的發展過程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從佛學的輸入，到西方精神文化的崛起，再到思想的反思，盡管有大量的西方文化的融合和輸入，但中國近代本土文化還是植根于中華民族文化，遵循了本土化的原則，從而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基本形成了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多樣化的文學發展格局。（吳立保，2010）然而隨著近年來全球化的發展和擴張，文化國際化又一次開始沖擊著我國的文化和文學領域。面對著強勢的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滲透，中國的本土文化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香港大學甘陽教授在很多講話中指明，中國本土文化需要不斷地創新，但是又無創新的出路。在不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的情況之下也沒有全面融合西方文化進來。對于中國本土文化的發展，最首要的是解決“知根、植根、育根”的問題，而后才是謀求最大的發展。如若“不知根”，就談不上什么“植根、育根”的后話。（吳立保，2010）因此中國文化的本土化又一次成為了影響現代文明發展的核心問題。關于本土化的理解，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趙飛等（2011）指出，所謂本土化即是指本民族的、傳統的、現實的東西。中國文化的本土化創新不僅要吸收外來的優秀人文傳統和文化，更要對中國自身的人文傳統和文化加以發揚和創新。顧明遠（2011）也提出文化的最大特性是民族性。但文化不是靜止不動的，它也是發展的，隨著文化的長河不斷向前邁進，總會有一些與時代、與社會脫節的內容被淘汰出局，同時也會有新的文化內容被融合進來，在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中，吸收國內外優秀的民族文化內容到本民族文化之中才是文化事業發展的根本所在。文化的發展除了包羅萬象的內容之外還有時代性和發展性的內容，對于外面的元素不是全盤地吸收，而是采取帶有批判性的接納方式，在保持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特色基礎上，吸收有利于自我文化發展的外來精華。文化的本土化就是一個保持原有特色的過程。文化本土化的過程，是一個民族在轉型期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一個共性的問題，并不是單對某一民族而存在的，是文化交融的思想觀。（吳立保，2010）因此文化本土化在我國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勢在必行，而高等教育則肩負著實現文化本土化的重要使命。

二、中國本土文化中的關系體現

目前，很過國內外的學者都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會在新的世紀里發揮巨大的作用。英國著名學者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中對中國傳統文化打了一個比喻，闡明中國的傳統儒家和墨家文化理念之中的仁愛、兼愛等重要學說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源泉，也是改變目前社會歪風邪氣的一劑良藥。我國的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早就提出了“東學西漸”的觀點，指明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影響作用。可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很多事情并不與預測的一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過程中，中國源遠流長的古老文化并沒有被展現出來，那些蘊藏在文化之下的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素養和人格的東西有很大部分被埋沒掉，這種現象被稱之為“中國文化失語癥”。（呂吉瑛，2006）要想改變這種現狀，首當其沖的就是改革一些中國文學作品中的關系思想。中國近代文學作品本土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文化關系的建構必須自覺地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

在劉震云的很多作品中展現給世人的主要是中國本土文化背后的人民精神現實。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集體中，每個人都有自己應盡的義務。團隊相對于個人在受到法律約束的同時要做好對每個成員的保護。中國本土文化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不管是誰，他生活在一個集體當中，卻很難感受到自己在這個團體里應盡的職責和義務，反而由于受到社會上各種因素的影響而過于注重自我利益，變得患得患失，相互猜忌。在《新兵連》這部作品中，就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很好的詮解。新兵努力上進表現本是一種良好的夙愿表達，但是那些所謂的“骨干”名額畢竟有限，戰友之間就變成互相阻礙發展的對手。在作品《塔鋪》里，主人公的父親為了給即將參加高考的兒子找到一本參考書而步行上百公里，這種博大的父愛不得不讓人為之動容。借來的書說好要在第10天的時候歸還，可是為了讓兒子多看一些，卻編了一個在路上把書弄丟了的謊言，從這個事情看，老父親對兒子是無私的，但是對外人這種做法卻顯出自私的一面。

三、中國本土文化中的“權力”

劉震云小說作品中對于權力文化的展現主要是以鄉村故事作為切入點的。《頭人》里的申村和《故鄉天下黃花》的馬村，還有《故鄉相處流傳》《故鄉天下花朵》的河南延津，都是典型代表。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流露出來的都是“本土權力”的化身。權力是凌駕于個體之上來支配個體命運的。農民既是權力的受害者，又在內心對權力有著無比的渴望和憧憬。劉震云從作品中指給世人的權力不單單只停留在表面的敘述上，很多時候都是通過對農民精神層面的挖掘來發人深思，讓讀者對權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面世于1989年的作品《頭人》描述的就是在一個叫“申村”的小地方，歷經半個多世紀，村里面7個“頭人”來回更換的故事。“申村”本是一塊鹽堿地，寸草難生，很多人搬遷到這里都是依靠在這片土地上刮鹽賣鹽為生，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多逐漸發展成為了一個村莊。最開始，這個小鄉村還不在意誰是頭人，誰來主導和統治這個村落的問題，只是在每年要往縣里上繳田賦時才選出一個代表作為頭人，去挨家挨戶收田賦。后來鄉里的火夫傳授了如何當村長之后這個被選舉出來的頭人才懂得如何去利用手中的權力讓人支鍋烙餅吃，而那些治理村落的方式無外乎“染頭”“封井”兩種方法。這種村落治理的模式一直沿襲著，也約束了申村后面歷任村長。不管是在民國時，還是在解放以后，村里一直延續著這種方式。這種自然衍生的行為規范著村民的生活，也決定了權力文化加以口耳相傳的經驗成為了鄉土社會里基本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當這種本土化形成之后，權力就成為大多數人追求的最終目標。為了競選上村長，爭權者開始托關系、送禮，最后演變成雇傭土匪綁票殺人。所有行為愈演愈烈，也把人們對權力的追求與渴望推向了頂峰。很多村民在這種本土文化的演變中失去了自己的意識與思想，隨著一代代政權變更，一代代人的更替，不管政治話語如何變換都難以改變在人民頭腦中形成的那些固有信仰。

《故鄉天下黃花》這部作品可以當成是《頭人》的延續和發展。劉震云在這部作品中用了更多的筆墨更生動形象地說明了農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荼毒之深，危害之廣。從表面上看這部作品主要敘述了中國歷史長河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包括家族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等，實則作家想展現的是諸多矛盾之下形形的人物，這些人實則都是權力的奴隸。

四、中國本土文化的反思

當我們言說“貼近本土”“貼近本土人的思維”的時候，我們可能僅僅是在展示以及復制一種“中心一邊睡”的學術霸權，在一定意義上是西方想象中的他者的建構。這種建構集中反映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的主旨中。為了這一主旨，本土文化的概念得到了發展。這種主旨的精髓雖然意在擺脫西方文化霸權的控制，但是本土文化運動中或許并不可能真正揭示本土人的思維結構，因為這種結構只存在于研究者的頭腦中，而非存留在被研究者的頭腦中。結果如一些本土學者所感嘆的那樣，在沒有文學作品中的意識形態背景而盲目地倡導本土文化的時候，最終仍是不能夠實現中國本土文化的真正繁榮，而只能夠是一種虛假的“泡沫繁榮的狀態”。對于現實的本土社會劇烈的結構轉型及其后果，文學作品只能是處于“無語或失語狀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的本土化最終也只能成為本土社會重新分配資源的依據，而無勛于對當地人生活的促進。

五、結語

本土化這一概念是相對于國際化而提出的，兩者之間不是矛盾的對立面。文化的發展必須朝著國際化的方向邁進，同時還要兼容自身的民族本土化特色。（顧明遠，2011）在開放多元的社會，文學作品的本土化肯定要從自身的主體性出發，兼具全球視野。（吳立保，2010）中國本土文化建設也應在全球視野的指導下，在發揚本民族文化優勢的前提下，做到洋為中用，從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得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走出國門，以文化為媒介，向世界展示出中國人深厚的文化修養和文化素質，為推進世界文化發展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黃艾榕.在理想的光照下抒寫生活的原形態——淺析劉震云的新寫實小說[J].北京教育學院學報，1994（04）.

[2] 王永.生存悲歌：異端的抗辯——對劉震云小說的讀解[J].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6（01）.

[3] 盧焱.權力意識：劉震云小說的“精髓”[J].焦作工學院學報，1997（05）.

[4] 郝艷君.是小說，也是哲學[J].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01）.

[5] 劉倩.論劉震云寫實小說的反諷特色[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05（02）.

[6] 盧焱.略論劉震云中篇小說的審美指向[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03）.

第6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關鍵詞：文學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6-0102-02

引言

文學教育集人文性、藝術性、教育性以及鑒賞性為一體，對大學生進行文學教育有利于學生培養良好的文學愛好，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就目前狀況而言，許多大學生對文學教育的興趣較低，缺乏主動學習文學的習慣。今天，中國推行素質教育，要求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綜合性人才。所以，應當做好針對大學生的文學教育工作，幫助學生培養積極合理的文學愛好，使學生能體會到文學的巨大魅力。

一、高校文學教育的現狀

第一，高校忽視文學教育。現階段，部分高校對文學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文學課程較少，無法為學生提供系統全面的文學教育。大多數高校認為，文學教育對學生的就業幫助不大，因此有意降低文學課的數量，從而造成高校文學教育停滯不前的現狀。一些高校尚未對文學教育形成科學的認知，對文學教育的教學定位較為模糊，致使文學教育無法引起學生與教師的重視。當代國人提倡實干興邦，許多人認為錯誤地認為文學教育只是美好生活的點綴，無法對社會發展產生實質性的幫助。在此背景下，不只是高校不重視文學教育，大部分家長也忽視了文學教育的重要性，不鼓勵或不贊成子女報考文學專業[1]。

第二，高校文學教育受網絡文學的沖擊。21世紀是網絡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現代人的生活已基本離不開互聯網。今天，大多數大學生以電子媒體代替紙質圖書，熱衷于閱讀網絡小說，吸收“快餐式”的文化。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當代大學生對嚴肅文學的興趣不高，傾向于閱讀休閑娛樂小說。由于文化易被同質化，所以今天的大學校園中流行著網絡小說文化，大學生不看小說似乎已跟不上時代潮流[2]。

第三，文學教育的課程設置較落后，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不高。當前，高校的文學教育課程設置較為落后，存在著大量缺陷。首先，高校沒有充分保證學生學習文學教育的課程，學生一星期也上不了幾節課。大部分高校在大一時給學生安排了文學課程，然而在學生升至大二、大三時便不再安排文學課程，由于文學知識的系統性較強，學習深度與難度較大，課程安排的斷檔極有可能令學生一無所獲。

除此之外，由于大學擴招政策的實行，高校語文課基本采用大班教學模式，教師對學生開展統一化、標準化的教學工作，致使學生參與文學教育的互動性不強、興趣不高，導致文學教育的質量與效率低下，使得文學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逐漸邊緣化[3]。

二、文學教育在高校人才培養中的價值

（一）培養學生的“真”

文學的根本是“真”。文學是一門建立在真實生活經歷與社會背景上的科學，與文學有關的一切方面都應當體現出真實性。大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其必須要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用自身的真才實學來改造社會、促進國家發展。許多近現代的嚴肅文學作品都蘊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能能夠幫助學生客觀地認識身邊的事物。

魯迅先生是近代文學的代表人物，其創作的小說生動現象地反映了“吃人的舊社會”。魯迅先生采用寫實的手法，真實地向人們展現了當時真實的社會，表達了對疾苦民眾的同情。通過閱讀魯迅的小說，讀者能夠真實地感受到舊社會的黑暗。大學生作為未來的社會棟梁，理應擔負起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責，通過閱讀魯迅的文章，形成對現實生活的基本認知與感悟，從而以更加積極樂觀的心態迎接生活中的困難。大學生尚未步入社會，缺乏足夠的社會經驗，因此需要讓學生形成對社會的正確認知。文學教育是一種賦予學生社會經驗的潛移默化的手段，文學作品中的勵志故事可以激勵學生奮勇前進，勇敢地克服生活中的一切困難[4]。

（二）培養學生的“善”

通常情況下，文學作品具有較強的藝術傾向性，所以文學作品將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汪曾祺先生的《受戒》中描繪了小和尚明海的懵懂愛情，成功地表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刻畫出善良真實的人物形象，為讀者呈現出關于善惡的倫理判斷。《三字經》曾指出，人之初、性本善，對人性之善做出了總結。每個人心底都有善良的一面，而文字則是發掘人善性的有效因素。

沈從文先生是馳名中外的大文豪，其創作了著名小說《邊城》，該部小說耗費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先生在小說中表達了自身對“善”的理解，將自己對善的認知浸潤在灼熱的文字當中。《邊城》中的順順、老船夫等是典型的善人形象，他們給世界各地的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勵著人們多做善事、爭當善人。

梁啟超先生在《少年中國說》中指出，少年強則國強。大學生是民族的希望，肩負起傳承優秀道德傳統、弘揚友善文化的重責。由于大學生的社會閱歷較淺、心智尚不成熟，所以容易受到不良風氣的影響。現階段，中國社會的道德風氣建設工作不容樂觀，如果大學生未堅守住道德底線，失去了誠實友善的優良傳統，則將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對大學生開展文學教育工作，有利于培養大學生的友善意識，教導學生與人為善。大學生的可塑性極強，所以對其進行以“善”為主題的文學教育能夠幫助學生增強對社會的信心，讓學生成為一個善良、正直的公民。

事實上，一些諷刺小說也能夠培養大學生的善心，對高校人才培養工作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莎士比亞是舉世聞名的作家，其創作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狡詐、刻薄的形象成功激起了讀者的憤慨。一些大學生在看完《威尼斯商人》后表示，自己決不愿成為夏洛克那樣的吝嗇鬼，而要做一個善良、樂于助人的人。高等教育的初衷是培B對社會有用的人，接受了優秀文學教育的大學生將符合“對社會有用之人”這一標準，他們將用自己的善良凈化社會風氣，幫助人們重拾信仰，積極生活[5]。

（三）培養學生的“美”

文學的極致便是“美”。縱覽古今中外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無一例外都散發著美的氣息，優秀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對讀者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為這些作品或文字華美、或意境優美雋永，能夠給人以感悟，使讀者感受到文學美。文學教育能夠有效強化學生的審美能力，同時促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與人生觀。

優秀的文學作品通常符合大眾的審美需求，大學生能夠在閱讀過程中感受風景文的自然風光，體會唯美的文學意境。當代大學生急需培養正確的審美意識，全面準確地看待人性，文學教育能夠幫助大學生實現上述目標，使學生成為審美合格、有擔當的人才。

三、發揮文學教育的人才培養作用的措施

（一）高校要重視大學生文學教育工作

某種意義上，文學教育就是人文教育的分支，同時也是當今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代高校應提倡加強對學生的人文教育，培養學生的道德意識與愛國主義情懷，但是部分高校對大學文學教育的忽視導致學生無法接受先進文學作品的熏陶，喪失了許多與文化名人接觸的機會，這嚴重影響了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不利于學生的綜合發展。因此，高校應當充分意識到文學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巨大價值，為學生合理安排文學教育課程。高校應當要求教師恪盡職責，不斷地創新文化教育方法，實現激發學生對文化學習的興趣的目標。

（二）遏制網絡小說文化流行

從廣義的角度看，網絡小說也是文學的組成成分，大學生閱讀網絡小說無可厚非，某種意義上也屬于接受文學教育，但是應當看到，優質的文學教育能夠培養學生的“真善美”，引導學生思考人生、感悟人生，而目前大部分網絡小說毫無營養可言，極少部分網絡小說的價值觀存在問題，學生深陷網絡小說中容易影響學業，不利于新時期的人才培養。

高校應當盡量減少同時接受文學教育的學生數量，安排更多的教室供教師授課。高校可以定期組織一些文化交流活動與競賽，活躍校園文化學習氛圍。學校應當重視遏制不良網絡小說文化在校園中的流行，禁止學生上課閱讀網絡小說，要求班主任對沉迷于網絡小說中的學生進行教育，力求使其盡快擺脫網絡小說，重回正常的生活、學習軌道，將其作為加強人才培養質量的一項重要措施來抓[6]。

（三）優化文學教育課程設置

由于任何學科的知識具有一定的系統性，所以應當保持文學教育課程的連貫性，大一、大二、大三乃至大四都應當設置一定數量的文學課。高校可以提升文學課成績在學分中的權重，如此能夠有效地激起學生學習文學課、自覺接受學校文學教育的積極性，確保充分地發揮出文學教育的人才培養作用。

結語

文學教育是一項古老、富有成效的教育方式，對高等教育的進步產生了推動作用。每一位大學生都應當接受文學教育，文學教育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真善美”，助其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價值觀與道德觀，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穎.文學教育與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2）.

[2] 楊曉萌.對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思考與探索[J].青年文學家，2014，（2）.

[3] 余聰聰.文學教育：精神立人與生命價值的叩問[J].讀寫月報，2016，（27）.

[4] 張冉冉.試論21世紀的大學文學教育[J].當代教育實踐與教學研究，2016，（3）.

第7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關鍵詞】當代文學 比較文學研究 運用

就大多數情況而言，文學研究就是文學評論，文學研究方法就是文學評論方法。各個學科有著共同的基本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而針對具體學科，又都有專業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簡略談一下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眾多專業方法中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及其運用。

二十世紀，是整個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劇碰撞、交流中走向對話和交流的重要歷史階段，而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尤其經濟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國門，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文學作為一種“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在文學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代社會，受到眾多研究者的強烈關注。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不少學者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框架中，還運用心理學、文化學、形式分析等多種方法，使文學比較研究深入全面。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四種類型：最早的源于法國的“影響研究”，繼而又有美國首倡的“平行研究”，蘇聯創造的“歷史類型學研究”，中國提出的“闡發研究”。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主要運用“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闡發研究”這三種研究方法。

比較文學研究中“影響研究”的法國學派注重國別影響，也就是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學影響，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來印證有關“影響”的假設，凸顯作家作品之間的精神聯系。某個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寫作中可能受到他們的影響，如魯迅的有些小說就是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在內容和形式上體現出了和傳統小說不同之處。這種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尋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響的規律，研究作家接受外來影響與個性創造的辨證關系，影響發生的原因、條件以及變化過程。“比較學者們對影響所作的界說大都強調它的外來性和隱含性。”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題材處理、主題原型、藝術風格、技巧等藝術創造的范圍內都可以運用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展開研究和比較。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王蒙是比較突出的一位。我們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種“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從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濃縮的荒誕性”和“黑色的”戲劇性。并且我們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創作中，在作品的結構方面獨樹一幟地采用意識流動結構法，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這種寫法與西方的現代派的表現手法有著深刻的聯系，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方面，運用“影響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對王蒙創作的影響。這方面論著如《論王蒙小說的文學空間》李珠魯(韓國仁濟大學中文系)就重點考察了王蒙小說所展現的文學空間形態及其性質，探討王蒙在藝術創作中如何運用現代主義的意識流交錯手法來結構作品，強調了西方意識流手法對王蒙小說創作的影響。再如許子東《當代小說探索與西方現代派文學影響》，就探討了西方文學流派對新時期小說創作的影響，《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的影響。當然，影響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要找到文化影響對作家作品影響的普遍規律。在當代文學中這樣的影響俯首皆是，我們要用發現的眼光更深入研究當代文學。

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比較方法研究，提倡文學跨國界“共時性”研究，是“將那些相似、類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沒有直接關系的兩個民族（或幾個民族）文學，兩個（或多個）不同民族的作家，兩部（或多部）屬于不同民族文學的作品加以比較，研究其異同，并導出有益的結論。”也就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的比較方法。是對那些沒有事實聯系和影響的文學現象進行跨文化的對比研究，將不同的文學現象貫穿起來，揭示它們之間的邏輯和理論聯系，以探索世界文學創作的共通規律。平行比較方法包括兩種類別的研究，一是探討作品的類同，一是探討作品的對比。它并不是將兩種文學簡單地相比，而是在主題、題材、類型諸方面建立比較關系：以文學作品的主題為中心，考察同一主題在不同國家的文學里表現的異同點；以題材為中心，分析同一題材在不同國家文學中的不同處理；按照文學的不同類型進行分類比較，如風格比較、情節技巧比較、人物形象比較等等。如《〈天龍八部〉的原型分析（從〈俄狄浦斯王〉談起）》，這兩個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過深入研究從作品表層的巨大差異中找出了它們之間深刻的內在一致性。《不同國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不同語境》、《廖輝英〈盲點〉與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母親角色》等，都為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對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也可以采用這種比較分析的方法。 轉貼于

在運用平行比較方法時，對比研究注重在某類現象的比較中尋找差異時，較多采用演繹思維方式，如對中西文學中吝嗇鬼形象的比較研究;類同研究在差異中尋找共同點時，則更多使用歸納思維方式，從個別中見一般，分析文學的社會、歷史土壤和文化條件的研究，如《〈莫須有先生傳〉與〈堂吉坷德〉之比較研究》。平行比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讓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在更廣大的空間中來研究文學，是大有裨益的。

中國提出的闡發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論闡發中國文學。這種研究方法在近十幾年受到學者相當的重視，并作出了相當的成績。比如用精神分析法來分析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徹地看到狂人的無意識行為中隱藏的心理動機，能夠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進而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藝術心理與政治心理的沖突——矛盾小說理性化傾斜的心理學闡釋》運用榮格的心理學理論分析矛盾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是另辟蹊徑，從非傳統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內容，讓我們看到了作品內容的更多層次。二十世紀西方在文學理論方面大有收獲，文學的各個環節，不管是作家、作品、讀者還是文學創作過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論，這些理論傳到中國，對當代文學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結構主義理論，新批評理論、存在主義理論、女權主義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我們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可以運用這些理論來尋找與當代文學的契合點，用它們的理論來分析文學作品，可以融會貫通，更加細致地解剖作品。《中韓當代女性小說的對比研究》就是運用女權主義的理論來分析中韓當代女性小說的異同。《須一瓜小說中的荒誕性》則是從存在主義的理論出發，看到須一瓜作品中的荒誕的性質。當然，不管我們運用什么理論去闡述文學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對一種理論模式做分析和選擇。另外我們還可以在尋找文學創作與歷史、宗教的聯系中，加深對文學的認識，如當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對創作的影響，當代作家創作與佛教、道教文化的關系等。如賈平凹、孫犁等作家作品中傳遞出濃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們的創作與道家文化影響的關系等。

我們對中外的文學作品、作家進行比較研究，同時我們也不要忽略了在歷史縱向范圍內的對比研究，可以探討中國古代、近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可以將不同時期的作家的創作行為及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如《張愛玲、王安憶小說創作中的市民意識比較》《異中有同的兩種中國味：觀照趙樹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們對作品的理解，加深對文學的認識。

總的說來，新時期文學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容易出新的批評領域。借鑒新觀念、新方法，剖析比較研究對象，作出新穎而深入的發現、體現出鮮明的當代性特征。

參考文獻：

[1]張隆溪.錢鐘書先生談比較文學與“文學比較”.讀書，1981，（10）.

[2]陳敦，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110，123.

[3]樂黛云，陳躍，王宇根，張輝.比較文學原理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陳敦，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5]王寧.比較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6]朱水涌.敘事與對話——比較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第8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一、論文的書寫格式規范化要求

論文本身由論文題目、作者、中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等幾部分組成。

1.論文題目：簡明、確切地表述研究的對象和內容，一般不超過25個字，可分兩行書寫。

2.作者：處于論文題目正下方，須寫明院系、專業、年級、班別、學號、姓名。

3.摘要：摘要應反映文章的主要觀點，重點表述研究內容及結論，必須重點突出、文字簡練，中文摘要字數不超過300字。

4.關鍵詞：要符合學科分類及專業術語的通用性，并注意與國際慣例一致，中文關鍵詞限制在3～8個。

5.正文：論文的主體。論文須符合學術論文的格式，正文要標明各級標題，設計合理，文稿中應采用規范化名詞術語。

6.參考文獻：必須是本人真正閱讀過的，應選用公開發表的資料。以近期發表的學術期刊文獻為主，圖書類文獻不能過多，且要與論文內容直接相關，參考文獻應按文中引用出現的順序列全。

二、論文的排版格式規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裝訂位置：左面豎裝，裝訂位置距左邊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紙張默認格式。

4.頁碼：采用頁腳方式設定，采用五號timenewroman，處于頁面下方、居中。

5.論文題目：三號黑體，居中。

6.作者：論文題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號仿宋體，

7.中文摘要和中文關鍵詞：用五號仿宋體、兩端對齊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體小四號、標準字間距、行間距為1.25倍行距、所有標點符號采用宋體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級符號版式。如：一級標題用阿拉伯數字(1、2、3……)標引，采用四號黑體并縮進4個字符排列；二級標題縮進4個字符并用阿拉伯數字(1.1、1.2、1.3……)標引，字體采用小四號黑體。

9.文中圖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圖、表，不論計算機繪制還是手工繪制，都應規范化，符號、代號符合國家標準，字體大小與正文協調，手工繪制的要用繪圖筆，圖表名稱和編號準確無誤。

10.參考文獻：位于正文結尾后下隔2行，“參考文獻”四字左對齊，采用宋體小四號加粗；具體參考文獻目錄按五號宋體、靠左對齊、阿拉伯數字標引序號([1]、[2]……)的方式排列。

三、論文書寫、排版、打印規范化要求樣式

論文題目(采用三號黑體，居中)

(隔一行)

(仿宋體小四號，居中)院系專業名稱年級班別學號學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體五號)關于高等教育改革體制問題的思想觀念問題，……。

關鍵詞：(仿宋體五號)

(隔一行)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當前，在教學領域中，……。

1教學思想(黑體四號，左對齊)

1.1有關關系的處理(黑體小四號，縮進4個字符)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在知識傳授與能力和素質培養的關系上，樹立注重素質教育，融傳授知識、培養

比較文學論文范文欣賞：淺探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與文學變異

摘要：形象學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釋兩個本質性的問題，一是文本意義上的他國形象與現實社會、歷史文獻有異；二是接受過程中讀者所還原的形象與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異。本文認為形象在塑造、傳遞過程中產生了多重變異現象，變異的深層原因是不同文化語境的影響與制約。

關鍵詞：形象學；法國學派；集體想象物；文學變異

傳統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發展于1880年代的歐陸諸國，由卡雷創立，經巴柔、莫哈、基亞等人的不斷努力，當代已成為比較文學領域頗具擴張力的學科。然而，傳統的形象學研究局限于歷史研究方法，一味強調事實關系，囿于文本，繁瑣考證，將鮮活的文學文本當做純粹的歷史文獻，忽視文學形象的美學價值，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等，都限制了形象學研究的發展。

事實上，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義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體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反映，是一種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國對另一國的態度和看法。異國形象的建構包含了作者對異國文化的總體認識，同時在潛意識中又代表一個群體對異國文化的精神觀照，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言說。另一方面，形象本身與形象建構，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國人的心態，“他者”形象是反觀“自我”形象的一面鏡子。正如當代文藝理論家佛克馬所指出的那樣，“赫胥黎的《海島》中對東方的描寫受到賽義德的批評，因為這部作品所表現的東方實際上是構想出的東方。”

一集體想象物如何實證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在形象學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實證，本文認為形象學是“異”的研究，異國形象是想象，是集體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學研究就是辯“異”。具體問題有三個：一是描述形象之“異”的具體表現。文學作品中的他國人物形象，相對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點。二是考察“異”是如何發生的。形象的生成、傳遞、接受是一個多重變異的過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讀者是如何解讀、還原的。三是思考“異”何以會發生，集體是如何想象的，深層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學研究即已包含了變異的因子，正如后來巴柔所說：“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這里的“重組”、“重寫”意味著這種形象是一種變異的形象，這是從實證研究求“真”的現象考證向理性主義求“異”的本質探求作出的可貴努力。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描述，是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個人或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制作、描述出來的，但這種描述并不遵循真實的原則，即并不會或不能忠實地描繪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那個“他者”。

作家對文學形象的創造與讀者的接受，不可避免會產生二度變異，所以運用實證的方法很難對形象學進行研究。形象學研究的實質就是變異，法國學派在最早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就已提到文學作品中的“他國形象”問題，證明他們早已涉足非實證性變異學領域的研究，只是自己還未察覺，因而也沒能從學科理論的高度加以總結。

正如山人畫筆下怒目圓睜的鳥是對自然鳥的變異，“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觀眾對藝術形象接受、還原的變異，他國人物形象的創造與接受，正是這樣一個多重變異的過程，其學理性亦可以從保爾?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論中找到理論根據。保爾?利科將休謨那種把想象物歸諸感知的理論命名為“再現式想象”，將薩特那種認為想象物“基本上根據缺席和不在場來構思”的理論命名為“創造性想象”。

巴柔認為：“他者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所以形象學所關注的是文學和文化互動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闡釋他者形象，就必須將其置于擴展了的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去考察，擴大的“新的視域要求研究者不僅考慮到文學文本，其生產及傳播條件，而且要考慮到人們寫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評的那種將文本作為完全獨立的對象進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則因此而受到質疑，因為這種形象不僅是作家個人嘔心瀝血的產物，而且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闡釋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辭、話語，而要將他者形象納入到總體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學文本中他者形象生產、傳播、接受的條件，又將這種文學形象與同時代的報刊、影視及其他媒介的描述進行比較，這種比較會使更多的材料和證據加入到接受的文學研究視野中來，從而使文學研究與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人類學等領域交匯，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將其聯系起來。通過對這種聯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發現作家與集體想象物之間種種密切而又復雜的關系。

考察他者形象與他者現實之間的關系，重點應在于注視者，在于注視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為變異是肯定的，當下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作家這一創造主體，是如何接收、注視、創作、塑造異國異族形象的，作家的潛意識中集體是如何想象他國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話語表現了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漠視，貶低和拒斥，歐洲中心主義通過把歐洲以外的世界再現為愚昧、落后、懶惰，成為東方的同義詞，因而需要歐洲的介入而界定為落后的從而服務于殖民主義事業”。其次是關注自我形象與他者形象之間的互動關系。所以，形象學討論的重點自然不是異國形象描寫的真實抑或失實，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樣的形象，追溯異域形象作為一種知識與想象體系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異國形象與現實中的異國之間，他者形象的真實程度并不能決定這一形象的審美價值。考察他者形象與他者現實之間關系的重點在于對注視者一方文化模式的產生、發展、傳播與影響的探尋。席勒創作的《杜蘭朵》中，“杜蘭朵對于自由、壓迫、自我價值等觀念的認識，就那個時代的中國而言，不僅作為一個女人的意見，即使作為一個男人的意見也是不可思議的”。因而，“作為理解《杜蘭朵》的歷史背景的應是歐洲思想史，而不是歷史上的中國。”

二形象傳遞中的變異機制

法國學者梵?第根認為：“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他認為比較文學的特質就是要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歸納在一起，使“比較”二字擺脫美學的含義，獲得一個科學的含義。法國學派的主要理論家馬?法?基亞稱：“比較文學并非比較。比較文學實際只是一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應該是：國際文學關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較文學是實證性的關系研究：“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從形象學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表現出的他國形象。“他國形象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

然而，文學形象的傳遞是非常復雜的，宏觀來看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變異(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創作時與原型的變異；二是讀者接受、還原時與文本形象的變異。就文本而言，又有語言層面的變異，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翻譯過程中的變異，在1930年代，為了便于國人接受，“milkyway”被譯為“銀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證。也有文學層面的變異，不同的作家寫作同一題材的作品，主題、手法各異。具體而言，形象的變異現象發生在四個層面。

一是文字層面的變異。

屬于翻譯學或譯介學研究的范疇，在進行研究時將文學的變異現象作為首要的研究對象，把注意力從語詞翻譯研究轉向語詞的變異本身。我國翻譯界曾有這樣一個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紓竟然成為一代翻譯大家，康有為在《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中贊其“譯才并世數嚴林”，錢鐘書也著文《林譯小說研究》探討林紓的翻譯問題。

從翻譯技術層面看，林譯小說許多都走了樣，甚至可以說很多地方是選譯、節譯，或者隨意刪改，更有甚者，寫人寫景的許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現象？這就是文學變異的問題，為了照顧中國讀者閱讀小說的習慣，譯者不得已而為之，將外國人的名字歸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寫、心理描寫部分，以突出故事情節，將外國的現代語言換成簡明、雅潔的中國文言。

文藝理論家敏澤先生認為，美國的意象派詩人龐德的意象詩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當時的西方意象派詩人們掀起了學習和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熱潮，他們在研究和翻譯漢詩的過程中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豐富性、含蓄性、生動性、鮮明的形象性和動態美贊嘆不已，而他們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譯也在客觀上促進了西方意象主義的發展。”

趙毅衡先生在《遠游的詩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詩的源流問題，認為“龐德是新詩運動中的大詩人，他是先接觸日本徘句，然后轉向中國詩的。觀察這個變化過程，對于考察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龐德從漢字中受到啟發，認為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意象，如東方的“東”由一個“日”和一個“木”組成，以太陽掛在樹梢上指稱方位，這種由象形到抽象再還原為情景的語意現象，其深處有一個形象的文字層面和文學層面的變異問題。

二是文學作品中他國形象的變異。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比較文學形象學，從形象產生到還原有一個變異的過程，我們應從文化或文學的深層次人手，分析其規律。比如我們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時會發現，其形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流變，(一)近代文學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點是“奇”、“怪”，深層理由是長期閉關鎖國造成了國人無知、恐懼的心理，表現為對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現代文學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變情況是，大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對于“原型”大多“變”、“異”，深層的文化原因是“師夷長技”的學生心態，手法大多是將之美化、烏托邦化；港、臺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對“本”、“真”，因為作家身處殖民主義環境，可以近距離地觀察、書寫。

三是相同的文學主題和文類在不同的語境下發生變異的問題。

中西小說寫作目的不同，所以敘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說治目宜閱讀，中國小說治耳宜講說；西方小說常鴻篇巨制，動輒萬字，而中國古典小說多為章回體，更像連續劇。

四是文化語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變異。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現象在跨越文化集團時，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誤讀現象，比如《格列佛游記》是飽寓諷刺和批判的文學杰作，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讀了不下六次，他說：“如果要我開一份書目，列出哪怕其他書都被毀壞時也要保留的六本書，我一定會把《格列佛游記》列入其中。”可是誰會想到該書在世界各國的流傳中卻成了受婦孺喜愛的、單純的少兒讀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詩在中國實在沒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國，他確是反主流文化青年們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現的美國人看來可不像在中國這么負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國化之路

我國的形象學研究要走學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學術上的殖民心態。形象學是法國人所創，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傾向和過分強調考據而忽視美學思考的弊病顯然是存在的，中國學者應勇于推陳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學者后面學步，比起西方的“中國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顯然，我們具有文獻方面的優勢，事實上其結論也應該是更有理據的。

多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已經打通了比較文化的學術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梁，開展了以對話、溝通，尊重、理解、共建人類多元文化為宗旨的各種學術活動。19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理論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能從時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轉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視野的基礎上創建比較文學學科的新未來，也反映了中國學者對于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第三階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國學者擺脫比較文學的傳統觀念，沖破比較文學“歐洲中心論”的藩籬，不斷更新比較文學的觀念、方法，以新觀念、新眼光，通過跨學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語言的文學研究，開展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對話，促進互識、互補，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以期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學和文化。

形象學研究所涉及的內容復雜多樣，學科的發展與深化呼喚理論的思維，比如學科的本土化問題。面對新世紀的形象學研究，中國學者要有為世界文學研究作出自己的貢獻、力爭學術獨立的勇氣。有理由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國古今文論中有關形象學研究的理論資料。同時，我們的優勢在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料的豐富，應該揚長避短，著眼于國內的文獻，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搞外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視野的問題，我們的研究應該更開闊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個方面的內容值得探討：

(一)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外國人形象，如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猶太人形象、《簡?愛》中的南美人形象，歐美人長于此項；(二)外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如賽珍珠作品中的中國農民形象，這方面的工作漢學家做得比較多；

(三)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外國人形象，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是我們的主戰場，如留學生散文中的導師形象，客觀地說，外國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但無論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讀上，都不可能趕得上我們；

(四)華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馬》中的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等人，張藝謀電影中的近代國人形象等；

(五)外國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國人寫的《丑陋的美國人》，日本人寫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學科發展的綜合性問題，形象學涉及的領域眾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維度和多領域的，與其他學科和領域有著剪不斷的關系。形象學研究可以根據學科的需要與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結合，拓寬新的形象研究領域，展現新的生命力。

形象學研究尚有一些關乎學科發展的問題，如仍然局限于影響研究。本文認為，學科建設目前有“三個轉向”和“一個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轉向對“主體”的研究。理解異族與認識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國作家塑造的異國形象，是將異國作為一個他者來看待的，這個他者是認識自我、反觀自我的一面鏡子，研究他者是有意義的，而審視自我、發現自我、建構自我更有意義。

(二)轉向總體分析。文學作品所包含、傳播的文學形象與歷史、社會、文化語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形象研究不能夠將文本閱讀簡單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學形象。形象研究必須考察一個民族對異國看法的總和，即由感知、閱讀，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關異國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個層面的看法的總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羅斯文學，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領會他們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體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則，我們的視野將會很狹窄，論斷亦將不免偏狹。

第9篇：近代文學作品范文

關鍵詞： 《雪國》 語言 哀與美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近代著名作家，1968年，憑借《雪國》、《千只鶴》和《古都》這三部著作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從而聲譽鵲起，享盡文壇盛贊。他也是亞洲繼泰戈爾之后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雪國》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文學生命中的一座金字塔，被奉為“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抒情文學的頂峰”①。

川端康成在藝術創作上畢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美。他曾說過：“所謂風雅，就是發現存在的美，感覺已經發現的美，創造有所感覺的美。”②《雪國》這部小說就很好地體現了川端在藝術美方面的追求和成就。在總體風格上給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淡淡的哀愁，溫柔的傷感。哀與美相輔相成，緊密相聯。筆者試從語言方面具體剖析《雪國》之哀與美相交融的藝術傾向。

他的語言哀美的特質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體現：

一、色彩的運用

很多作家都注意使用色彩來表現感情和思想，川端康成對色彩力的表現也很到位。在《雪國》里，我們感到川端康成不僅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造詣深厚的畫家，他常用細膩而又獨特的色彩來描繪帶有強烈感彩的世界，敏銳地感覺實與虛的契合，頗具印象派畫家對色彩運用的靈氣，又兼具水墨畫大師渲染景象時的朦朧感和意境感。

《雪國》的基調是白色，在白色的基礎上作者加以其他顏色的描繪，顯示出作者對色彩的獨特敏感度。川端康成尤其喜歡用對比的方法來表現人的情思。他喜歡用“紅”與“白”的對比來表現美麗和純潔，如“島村朝她那邊望了一眼，倏地縮起脖子，鏡里閃爍的白光是雪色，雪色上反映出姑娘緋紅的面頰。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潔凈，說不出的美。”③這是晨鏡之駒子的美麗。作者站在一個獨特的角度，在有限的鏡面之中勾畫出一個蘊含無限的世界，白色的雪與姑娘緋紅的面頰相映成趣，并使人物的美與環境的美重疊起來，并且相互映襯、烘托，讓人嘆為觀止。可謂巧奪天工，此詞只應天上有。他還喜歡用“黑”與“白”來表現孤寂、遼遠，如：“盡管山色如墨，不知怎的，卻分明映出瑩白的雪色。這不免讓人感到遠山寂寂，一片空靈。”④色彩的巧妙運用有助于表達作品的象征意味，或夢幻，或寂寞，不經意間就為我們構成了一個虛幻的意境，猶如在翻閱一本大師的畫冊。

二、中西合璧式創作手法的運用

在藝術追求上，川端康成既受日本古典文學的熏陶，又受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他一直在努力探索東西結合的表現手法。《雪國》里所采用的藝術手法是豐富多彩的，簡單來說就是中西合璧。其中，既有川端賴以起家的新感覺派手法，又有30年代末在日本興起的意識流、內心獨白、象征等西方現代派手法。

所謂新感覺派是日本20年代興起的文學流派，它是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對立面而產生的，試圖以嶄新的藝術手法進行創作。這一派的作家在西方現代派文藝影響下，認為一戰以后，物質文明迅速發展，人們要靠視覺、聽覺等多種感覺來認識世界、表現世界。因此他們主張追求新的感覺和新的感受事物的方法，強調主觀和直覺，追求新表現。該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

1924年，川端康成與橫光利一等人共同創辦《文藝時代》，標志著新感覺派的誕生。川端康成非常擅長運用聯想、意識流、瞬間感受等表現手法，從而來捕捉客觀事物給人物主體留下的瞬間意象或感覺。川端康成自己也曾說過：“我的文學，只是所謂感覺的東西。”⑤在這一方面，《雪國》的開頭和結尾最令人稱道：

“穿過縣境上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大地赫然一片瑩白……”⑥

“當他挺身站住腳，抬眼一望，銀河仿佛嘩地一聲，向島村的心頭傾瀉。”⑦

但川端康成的新感覺手法還融合了自己的感受，是與日本傳統美學相融合后的手法，所以川端康成后來也別稱為新感覺派中的異端分子。

川端康成深受“意識流”的影響，他曾反復地閱讀過意識流經典作家喬伊斯的原文作品，并加以模仿。他在《枕草子》中寫道：“我想隨著聯想的浮動和流駛寫下去，隨著寫作，再不斷地引出聯想，使它奔涌如泉。”⑧他在日本文學傳統的基礎上，靈活地應用意識流，使二者融為一體。法國作家福樓拜曾說：“愛瑪就是我。”無獨有偶，川端康成也說：“與其說我是島村，毋寧說我是駒子。”⑨《雪國》中，川端康成在很多地方運用了意識流的手法，如文本并不是按照時間的順序來按部就班地描寫，常常隨著島村的思想跳躍而跳躍。在人物塑造上也較多地使用了內心獨白的手法，尤其以島村的內心獨白見長，這也是非常符合島村的人物身份的。

更有日本文學的傳統藝術手法，如寫景的時候就多少借鑒了日本俳句的韻律。使景物描寫更加詩意綿長而又有節奏感。

總之，川端康成在力求保持日本傳統美的基礎上，成功借鑒了西方新感覺派的創作手法，在東西文化的交合點上，走出了自己的路。

三、空白的藝術

空白本是繪畫藝術的一種表現手法，它指的是畫家在畫中留下空白，讓欣賞者借助聯想、想象去補充，從而領悟作者的思想感情。西方心理學有所謂的完形心理即格式塔心理，都涉及到巧用空白藝術來增強表現力的問題。同樣，文學作品中的空白藝術也是這個道理。“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就是對文學空白藝術的最好詮釋。

藝術空白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雪國》中就留下了很多藝術空白給讀者以想象和回味。作品注重表現人物細膩的感情和瞬間的感受，卻沒有什么大的生活場面和事件。比如對于葉子，通過島村我們知道了她的美麗、她的聲音，但對其具體身世卻知之不多。但借助聯想，我們對葉子的影像又很熟悉，在空白之外是盈盈的充實。整部作品猶如一幅淡雅、幽遠的水墨畫，最好的是那沒有畫出來的部分，令人感覺飄渺虛幻、空靈雋永而又回味無窮。這就是空白的藝術。

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其根本的藝術材料，文學則是語言的藝術。在大師的筆下，文字不再單調和枯燥，它們往往像精靈一樣活躍在文學的世界里，神奇般地擁有美術的色澤和光線、音樂的旋律和節奏、舞蹈的動作和優美。川端康成深諳語言的魅力，對于自己作品里的文學語言要求極為嚴格。據說他每寫完一章都要反復琢磨，甚至大幅度刪除，直至滿意為止。在《雪國》里，川端康成的語言天賦和技巧得到了充分展示，憂郁感傷、孤獨虛無，充溢著隱隱的、淡淡的、纖細哀愁的美，就仿若行云流水，迤邐游行。

注釋：

①③④⑥⑦⑨川端康成《雪國》，摘自文潔若主編《世界中篇小說經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6.9，第一版：511，520，536，512，619，7.

②丁武君.川端康成創作中色彩的表現模式及其象征性.外國文學研究，19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