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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證券市場;風險分析;基本框架
一、證券市場風險的內涵
防范、化解風險是我國證券監管的長期任務。加入WTO后,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將會提高。外國資本雖不能直接購買A股,但可通過證券公司等間接進入資本市場。這一方面給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帶來機遇,另一方面也使我國證券風險監管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防范、化解風險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要防范化解風險,管理者必須要有科學的行為依據,這就需要管理者首先認清什么是管理層需要關注的風險,風險反映在哪些方面,并應建立一套科學的潛在風險分析評估體系,以實施長期監測。本文從風險的定義、內涵入手,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試圖提供構建風險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證券市場風險作為一種風險,其內涵首先是由風險的內涵所賦予的。風險的內涵在于它是在一定時間內,由風險因素、風險事故和風險結果遞進聯系而呈現的可能性。證券市場風險的內涵在于它是在一定時間內,以相應的風險因素為必要條件,以相應的風險事故為充分條件,有關經濟主體承受相應的風險結果的可能性。(一)證券市場風險因素證券市場風險因素是證券市場風險事故(證券市場價格非理性巨幅波動)賴以發生的客觀條件。無論何種風險,其風險結果都是直接由風險事故的發生所導致的,證券市場風險也不例外。然而任何風險事故都只有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下通過一定的誘因才能發生。這種客觀條件和誘因都是風險因素。證券市場是一個涉及籌資者(政府、企業、機構)、證券商、證券專業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個體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等代表不同利益主體的復雜系統。系統內各主體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籌資者通過證券商向投資者發行股票、債券,籌集資金,同時,也可在證券市場上通過實施配股方案,再次籌得資金。投資者可以在一級市場上從證券商手中買入股票、債券,也可直接進入二級市場買賣、炒作,以獲取紅利和差價。證券商是聯接籌資者和投資人的橋梁和紐帶,在一級市場的發行、申購和二級市場的、委托交易中,起著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同時券商作為機構投資者又可直接進入市場進行操作。因此籌資者、投資者、證券商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和操縱者,其利益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任一主體行為的不規范,都會引發風險事故。同時,證券市場系統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系統外部環境如國家政治、政策、經濟形勢等因素的變化,也會對系統產生影響,所以,證券市場風險的形成有來自系統內部的原因,也有來自系統外的原因,它是系統內部和系統外部諸多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我們將這些因素按照其對市場的影響范圍具體劃分為系統因素和非系統因素。由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因素造成,對市場整體發生影響的風險因素,稱為系統因素。具體包括市場行為風險因素、政策和制度風險因素、利率風險因素、匯率風險因素、通脹風險因素和政治風險因素等。非系統因素對市場整體影響不大,只影響某種或某類證券的價格。這種風險因素主要來自上市公司本身,具體包括公司財務風險因素、違約風險因素、流動風險因素和偶然事件風險因素等。(二)證券市場風險事故。證券市場風險因素是客觀存在的,他們無時不刻不在影響和決定著市場的風險程度。如果這些因素正常地合理地發揮著調節證券價格的作用,那么市場將按照它必然的規律運行。問題是,在我國這樣一個成長期很短,發育很不成熟的市場,隨時都會有風險因素的非正常的、非合理的變異(如投資者對市場的心理預期,心理預期是一風險因素,理性的心理預期將會對市場正常地發揮作用,非理性預期則是心理預期這一風險因素的非正常非合理變異;又如,證券法規、制度是一風險因素,健全規范的法規制度可以起到抑制風險的作用,而不健全不規范的法規制度則是制度風險因素的非正常非合理的變異),一種非正常非合理變異了的風險因素在時間上的累積或者多種變異了的風險因素聚積,必將產生風險事故。證券市場的風險事故由變異風險因素引起,是導致風險結果的直接原因。在證券市場中,變異風險因素累積和聚積達到一定程度時,將引起證券市場價格非理性巨幅波動,即證券市場價格波動偏離其正常、合理范圍或某種正常狀態,這種非理性波動(或稱價格波動偏離)必將導致證券資產虛假增值隨后迅速貶值(向上偏離時)或大幅度貶值隨后迅速增值(向下偏離時),從而對投資者、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可以看出,證券市場價格非理性波動(或價格波動偏離)是由風險因素引起的,并且是導致風險結果的原因,它是證券市場風險事故。(三)證券市場風險結果證券市場風險結果是由證券市場風險事故給證券市場主體帶來的直接影響。根據前面的定義,由證券市場風險事故給證券市場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證券資產迅速貶值(股災),各經濟主體(投資者、籌資者、國家)蒙受損失。這里,損失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損失,不僅包括有形損失如投資者資產價值損失,而且包括無形損失如投資者信心喪失;企業融資面臨困難;經濟發展遭受重創。證券市場風險結果一旦造成,對經濟的破壞性和對投資者的打擊很大。從證券監管角度,它是需要防范的。
二、我國證券市場風險分析的基本框架構建
上述分析表明,風險因素是風險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而風險事故則是風險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這也就是說,風險結果的發生必然要受到風險因素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風險因素都會產生我們所指的風險,只有那些變異了的風險因素產生的風險事故才最終會導致風險的發生(風險結果)。比如利率變動,證券市場價格隨之相應變化,可以看著這是證券市場價格對利率這一風險因素作出的正常反應,是利率杠桿作用下證券市場的必然運行規律,而不是宏觀管理意義上需要加以控制的風險。只有當市場對利率的反應超過合理限度,利率這一風險因素才會通過市場交易人行為的變異產生風險事故———市場價格波動與經濟波動不協調,最終導致市場風險發生(風險結果)。可以看出,風險事故是聯接風險因素和風險結果的橋梁和媒介,它潛伏在市場中,風險事故一旦顯露,說明市場存在著變異了的風險因素,危機的種子已經埋伏。因而,從控制防范化解風險的目的出發,對證券市場風險進行分析、監測,就是要分析、監測風險事故是否已經顯露,市場是否有變異了的風險因素存在。通過改變風險因素變異的條件和性質,達到防范、化解風險目的。在證券市場中,變異了的風險因素單個作用或綜合作用產生的風險事故是市場價格非理性波動,即價格波動偏離正常、合理價格或正常運行狀態。價格波動偏離程度大,表明市場中非理性變異因素聚積的能量大,市場發生倒塌的可能性即市場潛在風險程度大。對于價格偏離,投資者的理解和證券監管者的理解是會有差異的,投資者關注的是實際價格(或收益)對預期價格(收益)的偏離,關心的是現實的偏離方向是否會帶來資金損失(或機會成本);而證券監管者關心的是證券市場是否健康理性,市場價格是否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波動,因此,他所關注的是證券價格波動是否偏離正常、合理價格或正常運行狀態。正常、合理價格或正常的價格運行狀態應具有下列特征:第一,證券價格充分反映有關信息。按照Fama的有效市場理論,如果價格充分反映有關信息,則市場是高效率的,當前定價是合理的。如果市場是低效的(證券市場低效的三個特征:價格變化的非隨機性、對信息延遲或過度反應、公司業績與其市場表現異向變動),則表明市場定價或定價機制是不合理的。從價格變化的非隨機性特征來看,如果市場價格變化是非隨機的,則市場是非有效市場,說明過去的價格變動和預期之外的價格震蕩對價格的未來變化有強烈的影響,價格波動在很大程度上由過去價格震蕩和過去誤差所決定。那么,投資者(投機者)能夠基于對過去價格變動的分析獲取超額利潤,從而這種不合理的定價機制使得投機成為一種可取的市場策略。從價格對信息延遲或過度反應特征來看,延遲反應說明新信息沒有及時反映到當前價格中去,當前價格是不合理的;過度反應說明價格對信息的反應大大偏離了新信息所決定的正常價位,則當前價格可能高估或低估。從市場異向變動特征來看,市場回報(或價格)與公司業績逆向變動,說明市場定價中非經濟因素所起的作用遠遠大于經濟因素所起的作用,市場定價有誤。市場低效所造成的這種不合理的市場價格可以看作是對充分準確反映信息的合理價格的一種偏離,其市場低效程度越強(如同時具有三個特征),表明這種偏離程度越大,則市場潛在風險越大。第二,證券價格變化與整個國民經濟的變化相協調。證券市場價格與宏觀經濟之間的“協調”是指證券市場價格波動與經濟波動之間的一種變化規律,即證券市場價格波動會受到現實經濟的制約并將伴隨著經濟的波動而波動的這樣一種長期穩定的動態關系。證券市場價格波動的宏觀經濟決定理論告訴我們,如果經濟變量(經濟杠桿)對證券市場正常地發揮作用,如果市場交易者按照對宏觀經濟的理性預期做出行為決策,那么證券市場價格走勢必然與宏觀經濟走勢緊密相聯,證券市場價格走勢也將是正常的和理性的。這也就是說,如果證券價格走勢和波動周期與經濟景氣變化相互協調,說明證券價格趨勢和波動周期的形成有著經濟背景的支持,從二者關系方面(當然這不是唯一的評價方面)可以認為證券市場是健康的和理性的;反之,如果二者的關系嚴重背離,可能預示市場潛伏著問題和危機(風險)。由于證券市場風險結果從本質上講直接由風險事故:價格波動偏離正常合理價格引起,而這種偏離實際上表現為價格對其價值(或均衡價格)的偏離,對充分正確反映有關信息的合理價格的偏離,對宏觀經濟的背離。因此,對證券市場風險的分析可以通過價格偏離價值(或均衡價格)的測量和分析,市場效率的分析、價格變化與經濟景氣變化關系的分析,以從多角度多層次考察市場價格是否偏離以及偏離的程度(市場中非理性波動是否存在,是否有可能引發更大的波動)。其中,市場價格偏離價值(均衡價格)的分析,側重從市場內在價值角度分析市場潛在風險,是認識市場潛在風險的起點,它可以通過構造價格偏離度、市盈率偏離度、市場VaR值等指標進行分析。市場效率的分析和價格變化與經濟景氣變化關系的分析是對市場潛在風險的進一步分析和認識。市場效率分析側重從信息有效性角度通過分析檢驗證券市場的低效特征揭示市場潛在風險,可以采用游程檢驗、自相關系數檢驗等方法分析檢驗價格變化的隨機性;采用超常收益(CAR)分析法對我國證券市場是否過度反映進行分析檢驗;應用聚類分析法對公司業績與其市場表現異向變動進行分析。證券市場價格波動與經濟波動關系分析將證券市場放在經濟大背景下考察市場的潛在風險,可以應用相關分析、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虛擬變量回歸、SWARCH模型等方面分別從趨勢(牛市、熊市)和周期兩個層次對二者關系進行分析,以從二者關系角度揭示市場潛在風險。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構成潛在風險分析的基本內容。
三、結論
總之,我們認為證券市場中的風險因素可能正常地起作用,也可能非正常地起作用(風險因素變異)。證券市場價格波動并不一定就是監管意義上的風險,變異風險因素引起的市場價格非理性波動才是監管者需要加以關注的風險。非理性波動集中表現為價格波動偏離,偏離包含三個方面:市場價格對其價值(或均衡價格)的嚴重偏離;對其充分正確反映信息的合理價格的偏離;市場價格走勢對宏觀經濟走勢的長期嚴重背離。因此,通過對這三個大方面的測定與分析,可以認識市場潛在風險的程度。潛在風險程度的測定和分析可以為監管者正確選擇干預時機提供依據,更重要的是為發現證券市場中的問題提供信號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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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細分是各國券商發展的必然趨勢
從成熟國家證券業發展的情況來看,隨著自由競爭和進入壁壘的降低,金融服務價格下降,證券行業平均利潤率下降,導致券商并購和整合力度加大,行業競爭格局向寡頭壟斷演進,一些券商通過挖掘和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從而獲得市場超額利潤,券商經營模式的分化現象日益明顯。美國券商在業務收費完全自由化后,市場競爭加劇,并促使美國券商不得不為尋找新利潤來源而重新調整發展戰略,由此便產生了券商經營模式的分化現象。目前,一些世界著名的券商同時出現了兩種發展趨勢:一方面,為客戶提供的金融服務十分廣泛,已經拓展至投資、融資、保險以及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各個領域,同時,這些券商通過設立子公司將風險隔離,有效防范各項業務風險在公司內部擴散并危及整個公司的生存,呈現出多樣化、集團化、國際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其具有的比較優勢各有所長地向專業化、差異化、特色化經營方向發展,傳統的三大業務也隨之出現專業化和細分化趨勢。
為數不多的現代化大型投資銀行占據證券市場主導地位,成為行業龍頭與支柱;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長于包銷證券,以二級市場自營業務和并購中介業務為主,偏向高風險與高收益的私人資本投資業務;雷曼兄弟公司擅長固定收益證券的交易;所羅門兄弟公司的特長是商業票據發行和債券交易;美林證券的專長則是項目融資、產權交易以及固定收入的資產管理業務和證券經紀業務。即使是以綜合服務為主的大型投資銀行在業務發展上也各有特色。同時,這種市場細分又使各券商證券研究也形成了不同領域的研究特色。例如,怡富證券、匯豐證券、巴克萊、ING霸菱證券和華寶證券對于藍籌股的研究遙遙領先;兆富證券、怡富證券、摩根建富等精于研究小型上市公司;而里昂證券、浩威證券和霸菱證券則擅長于研究中國B股市場。他們靠自己的品牌贏得了客戶的信賴,也獲得了良好的經營效益。
在國外成熟市場上,券商出局現象也時常發生,其關鍵在于其核心競爭力沒有形成或者喪失。據深交所提供的數據,1971-2001年,美國共有299家券商破產,平均每年7家,僅2001年就達12家。在亞洲,香港百富勤、日本三洋證券、山一證券等一大批券商也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相繼被兼并。能夠生存下來的券商均具有鮮明的業務特色或經營特色,它們機制靈活、業務特色鮮明、優勢突出,實力雄厚。
國際
資本市場發展經驗表明,券商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站穩腳跟并持續發展,關鍵是要通過市場細分,揚長避短,找準自己的定位,打造核心業務,從而實行專業化、特色化經營,以突出某一項業務來發掘新的利潤增長點,并在特定領域樹立起各自公司的品牌。隨著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各券商為求得生存,以客戶為導向進行市場細分是一種必然趨勢。
二、市場細分是我國券商發展的現實選擇
券商發展模式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粗放式經營,一種是細分化經營。我國券商已經歷了十幾年的發展歷程。由于整體上仍處于成長期,在2001年前幾乎所有證券業務都有較高的利潤率,券商資金利潤率在2001年以前在30%以上,大大高于其他行業,因此絕大部分券商均走上了以規模擴張為主的粗放式經營道路。這種模式使絕大多數券商的生存之路維系在股市的系統風險之上。券商之間也未擺脫低水平、低效率的競爭格局,加之長期以來證券市場一直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因而導致券商之間的非價格競爭較少,各券商沒有市場細分,經營范圍類似,業務品種趨同,業務結構雷同,所服務的客戶及所運用的手段也大致相同,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經營特色,證券業務差別化的影響和作用不明顯。
具體來說,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基本上只是利用發行通道為企業發行證券。特別是并購重組、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業務沒有得到重視和發展,使得券商廣義投行業務的細化程度和差別化程度較低。
經紀業務也是主要依靠交易所的席位為投資者提供交易通道,傭金收入雖然是券商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靠天吃飯”,對投資者的市場細分不夠,提供投資咨詢的層次不夠,投資咨詢基本只發揮了吸引客戶來營業部交易的功能。
資產管理和自營業務前幾年是券商重要的收入來源,但沒有形成個性化的投資風格和特色。在2001年下半年股市連續下跌,而市場監管趨于嚴格的情況下,大多數券商的這塊業務成了致命傷。
隨著證券市場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和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進程的加快,證券市場化程度在提高,市場的透明度也在增強,制度保護逐步被削弱,行業進入門檻降低了,新的競爭者的加入使市場競爭進一步激化。適應市場細分需要產生的網絡經紀公司、金融財務公司以及合資券商、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不僅會分羹券商的傳統業務,還在向傳統業務的上下游業務滲透,市場的細分和投資者需求的變化,為新的競爭者加入培育了生存的土壤,傳統業務的生存發展受到挑戰,開拓市場的難度加大,2001年以后券商資金利潤率出現大幅度下降。我國證券行業競爭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證券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二是證券服務的競爭正在由硬件服務向軟件服務轉變;三是證券交易由以營業部為中心向以客戶為中心轉變;四是競爭方式由資產規模的競爭向高效管理、人力資本的競爭轉變;五是競爭領域從傳統的通道業務向非通道業務擴散。這表明我國證券市場已由粗放經營時代進入到市場細分時代,要適應這種新的變化,只有按照國際慣例并結合我國國情,依據市場需求勇于創新,不斷開拓業務領域,為客戶提供差異化、個性化服務,樹立專業化、特色化服務優勢,爭取在部分領域和行業中建立自己的品牌,才能在競爭中取勝。
三、推進我國證券市場細分的條件已經具備
2001年以后,由于我國證券市場持續低迷,我國券商粗放式經營的問題開始暴露并逐漸惡化,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證監會從去年開始首先實行了監管細分,引導券商向差異化方向發展。根據不同風險承受程度和控制能力,將國內券商分成A、B、C、D四類,對不同市場主體實施不同監管方法、給予券商不同的發展空間,為證券市場細分和實現差異化經營創造了條件。
特別是中國證監會對券商引入了風險準備制度,將以凈資本為核心的風險控制指標體系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規定凈資本絕對指標和相對指標及其標準,使公司業務范圍與其凈資本充足水平相匹配;二是風險準備,即規定券商應根據業務規模計算風險準備,以實現對各項業務規模的間接控制,同時配合對部分高風險業務規模直接控制,建立各項業務規模與凈資本水平動態掛鉤機制。將凈資本和風險準備掛鉤以后,會鼓勵券商對不同業務進行凈資本配置,為券商發展自己主要業務創造空間。比如偏重投行發展的券商,就應適當收縮資產管理和經紀業務,為投行業務配置更多的凈資本。在新的機制下,券商的自主性將更強,差異化的優勢也會體現得更明顯。
中國證券業協會積極協調解決影響證券市場細分化的路障,通過各種途徑為券商差異化經營營造良好的環境。
上交所也將個股板塊差異化,還將對部分板塊放寬漲跌幅限制、推出T+0和權證等措施,積極推動市場細分,為券商差異化經營創造了條件。
主辦投行模式的興起,有利于券商將其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研究、業務創新等方面,通過進一步細分投資銀行市場,形成自己的業務特色,從而確定和發展自己在某些行業和為某種類型客戶提供某種投資銀行服務上的優勢。
經紀業務在傭金自由化、網上交易盛行、通道壟斷權喪失等沖擊下,一些券商根據自身的特點逐漸在經紀業務上采取特色化的競爭戰略,特別是網上交易的興起,使券商間業務差別化程度迅速提高。
資產管理業務將會更多地從客戶交易行為的特點、投資偏好、期望的投資目標等角度出發來對客戶進行細分,進行針對性的服務。
風險投資的發展也將促進券商采取差別化發展戰略。風險投資是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相結合的產物,無論是在組織設立方式、產品設計、介入風險企業的程度、開展服務的方式等方面都將越來越多地體現出各券商的個性差異。
隨著證券行業內并購重組的加速,近年來,我國券商在市場細分和差異化經營方面做了大量嘗試。目前,招商、國泰君安等券商集合理財產品規模處于領先地位。中金公司除了發行短期債券集合理財產品之外,還開始介入外匯集合理財產品,中金公司和廣發證券邁出了資產證券化業務方面創新的第一步。中小型券商則力爭在網上交易、證券自營、企業債承銷等方面做出特色。目前,網上交易市場份額主要集中在華泰證券等少數優勢券商。在鞏固市場占有率的同時,大部分券商也加快了業務差異化競爭的腳步。中信、國泰君安、國信、招商證券等創新類券商基本將業務定位于全面服務型券商。通過便捷的交易通道,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和覆蓋面較廣的業務布局為各類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中金公司則將自身業務定位于為高端機構客戶服務。中信、國泰君安等老牌券商在債券發行承銷業務中鞏固了自己的優勢,還有一些中小券商在自營業務、投行業務、經紀業務做出了特色,有的券商甚至利用其信托平臺開展產業投資。據報道,國海證券、華西證券等券商針對特定地區提供特色服務、形成了地域優勢,東吳證券則憑借自己在蘇州當地經紀業務的壟斷優勢,使企業債市場業務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可以說,經過前期監管部門對券商的綜合治理,大部分券商通過整改使風險得到釋放,一些券商在解決生存問題的同時,在證券市場細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積累了經驗,為推進證券市場細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四、大力推進市場細分,提高我國券商核心競爭力
一、CAPM的理論意義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設
任何經濟模型都是對復雜經濟問題的有意簡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設是將證券市場中所有投資人視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個人,并且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還繼承了證券組合理論的假設。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證券市場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對稱;無風險證券存在,投資者可以自由地按無風險利率借入或貸出資本;投資總風險可以用方差或標準差表示,系統風險可用β系數表示。所有的投資者都是理性的,他們均依據馬科威茨證券組合模型進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資決策;證券加以不征稅,也沒有交易成本,證券市場是無摩擦的,而現實中往往根據收入的來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額按政府稅率繳稅。證券交易要依據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戶的自信交納手續費、傭金等費用;除了上述這些明確的假設之外。還有如下隱含性假設:每種證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從正態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計;每項資產都是無限可分的,這意味著在投資組合中,投資者可持有某種證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論的內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資組合的期望收益率,Rf為無風險報酬率,E(RM)表示市場組合期望收益率,β為某一組合的系統風險系數,CAPM模型主要表示單個證券或投資組合同系統風險收益率之間的關系,也即是單個投資組合的收益率等于無風險收益率與風險溢價的和。
2.理論意義。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認為,一項投資所要求的必要報酬率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1)無風險報酬率,即將國債投資(或銀行存款)視為無風險投資;(2)市場平均報酬率,即整個市場的平均報酬率,如果一項投資所承擔的風險與市場平均風險程度相同,該項報酬率與整個市場平均報酬率相同;(3)投資組合的系統風險系數即β系數,是某一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與市場證券組合的風險程度之比。CAPM模型說明了單個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受益率與相對風險程度間的關系,即任何資產的期望報酬一定等于無風險利率加上一個風險調整后者相對整個市場組合的風險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額外補償也就越高。這也是資產定價模型(CAPM)的主要結果。
3.CAPM理論的主要作用。CAPM理論是現代金融理論的核心內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過預測證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標準差的定量關系來考慮已經上市的不同證券價格的“合理性”;可以幫助確定準備上市證券的價格;能夠估計各種宏觀和宏觀經濟變化對證券價格的影響。
由于CAPM從理論上說明在有效率資產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項資產的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已經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風險盡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論上的抽象和對現實經濟的簡化,與一些實證經驗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為抓住了證券市場本質的經典經濟模型。鑒于CAPM的這些優勢,雖然我國股市和CAPM的假設條件有相當的差距,但沒有必要等到市場發展到某種程度再來研究CAPM在我國的實際應用問題,相反,充分利用CAPM較強的邏輯性、實用性,通過對市場的實證分析和理論研究,有利于發現問題,推動我國股市的發展。
二、CAPM在我國市場的實證研究結論
CAPM理論存在著較為嚴格的假設前提,并且它將證券市場假設為一個理想的簡化的抽象的市場。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例如市場的有效性,信息的獲取時原成本的,每個投資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進行投資決策進行資本配置,不存在資本的介入和貸出限制;再者,CAPM理論將所有的系統風險系數都歸于一個(相對風險)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對單個證券受益率的影響;再者,CAPM理論假設市場證券組合中有足夠多的證券從而將證券的非系統風險完全抵消掉。面對這些假設和條件,即使是在較為成熟的證券市場中也不可能滿足這些條件。因此,在前提條件不能嚴格滿足的條件下,CAPM在各個證券市場的就有適用效果的區別,也即是CAPM的理論指同現實市場的符合程度。同樣,在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相對較晚的情況下,我國的證券市場還不成熟,不能滿足市場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場上斷線投機的目的大于投資的目的,大多數投資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資者,投資決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斷線投資盲目的跟莊。所以CAPM在我國的應用效果將會同實證結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國證券市場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從1990年開始。許多國內學者就對CAPM在我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
在施東輝(1996)所作的實證分析中,發現系統性風險與預期收益呈現出一種負相關的關系,非系統性風險對股票收益有著重要的影響。系統性風險與預期收益不存在明顯的線性關系。陳小悅、孫愛軍(2000)檢驗CAPM在中國股市的有效性,結果表明β對中國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釋能力,從而否定了其在中國股市的有效性假設。楊朝軍、邢靖(1998)對我國股票市場的價格行為進行了研究。目的是檢驗風險和收益的關系是否符合CAPM理論。研究結論表明我國股票市場風險和收益關系并不如CAPM理論所預期的那樣,系統風險并非是決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響股票收益率,這些因素是:股本規模、可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例、凈資產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對收益影響的重要性隨時間而變化。靳云匯、劉霖(2001)中國股票市場CAPM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否存在無風險資產,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場組合的市場綜合指數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僅與β之外的因子有關,而且與β之間的關系也不是線性的。
諸多的實證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適用于中國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釋變量不只限于β還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國證券市場存在著系統性風險偏大的問題,使得CAPM所強調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消除非系統性風險來降低風險,無法發揮明顯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價與CAPM描述的機制有一定的偏離。我們只能說CAPM目前還不太適用于我國證券市場。
所有關于CAPM模型在我國股市的實證研究表明,CAPM還不適用于我國證券市場,β還不能包含所有影響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與β的相關性并不顯著。
三、CAPM在我國證券市場應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國證券市場應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首先,在取得合適的、準確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場收益率這些數據上有難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國證券市場發展時間不長,市場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對于應用CAPM市場條件不夠成熟。
(一)我國證券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場。CAPM是建立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之上的,如要求證券市場必須是有效市場便是其中很關鍵的一項假設。所謂有效市場,指資本市場不存在資本與信息流動的障礙,即沒有任何摩擦阻礙投資。潛在的阻礙有稅收、交易成本、無風險借入和貸出的利率差等,但這些都在后來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慮到,如RenotdF.singer的模型,側重于討論存在個人收入稅的情況,描述不能以無風險利率借貸時的CAPM的零貝塔模式等。我們在這里針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特點,可以將目光轉到信息公開化程度、股市規模這兩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2.信息公開化程度大低。有效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開化,每一位投資者均可以免費得到所有有價值的信息,且市場信息一旦公開,將立即對證券價格產生影響,并很快通過證券價格反映出來,只有這樣證券價格才是其價值的真正反映,定價機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國,信息披露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規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條項,內容、時間等技術性缺陷致使信息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全面公開;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責任者對各市場主體弄虛作假,特別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順利上市發行,竟然串通中介機構,過份包裝本公司形象,甚至內外串謀炒作本公司股票,誤導投資者。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投資者并不是公平的獲得真實的信息,而那些虛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誤導市場的作用,證券價格發生嚴重偏離,少數的信息操縱者通過操縱股價來獲取超額利潤,即信息壟斷導致市場壟斷。諸多實證研究表明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弱勢有效市場,信息公開程度太低。
3.證券流通比例較低。根據CAPM的假設,每一個投資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預期且按照馬克威茨方法來選擇一種組合,那么當市場達到均衡時,市場組合應是一個馬克威茨有效組合。因此我們所選取的代表市場收益率的股票價格指數應符合這樣兩個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場價值相當大的份額,并要按照股票市場價格的價值平均加權法編制。現在普遍采用的上證和深證綜合指數都是依據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價格按加權平均法編制的,表面上似乎較好地反映了市場證券組合的特征。但問題在于,股票發行量中的國家股和法人股約占總股本的70%—80%,卻不能上市流通,將它們計入權數范圍內,所編制的指數只能反映潛在的流通市場,而不能反映流通現實市場股價的真實狀況。將之作為市場組合收益率的代表,顯然存在不合理性,而這將有待于國家股,法人股成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對CAPM更具適用性的市場指數。
4.投資者結構畸形,投資觀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資者都運用馬克威茨投資組合理論分析、處理信息,從而采取同樣的投資態度在此基礎上再考察證券的定價機制。因此,投資者的決策的科學性和嚴密性是CAPM對現實市場有較強適用性的一項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國投資者的構成情況。1998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在上海證券登記公司開戶的1988.64萬個投資者中,個人投資者多達1982.48萬個,而屬于機構開戶的投資者僅有6016萬個,個人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之比為322:1.2.可以說,中國股市實際上是以個人投資者為主體的股市,且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素質普遍較低,經驗不足,尤其缺少專業方面的知識。從全國所有證券交易網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場情況也可以體現出他們入市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數做短線炒作投機。那么要求這些投資者對預期收益率、標準差、證券之間的協方差有相同的理解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即使是機構投資者,名副其實的也為數極少。這些所謂的機構大戶只能在股市上憑借其資金充足、信息靈通等優勢進行短線投機,并不是憑借專業投資家的素質來實施理性的、科學的操作。
(二)CAPM的假設在我國證券市場不能成立
1.證券收益率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基本不成立。多數統計數據表明:各種證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從正態分布。但是,由于投資的計劃期一般比較短(如一個月),在此期間股票價格波動有限,因此短期內股票收益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計劃期為一年或更長時間,這時股票收益分布確實可能出現偏移。幸好我們使用模型的正態分布假設是關于股票組合的。而不是單個股票,由于多種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會彼此抵消,根據中心極限定理,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還是接近于正態分布的。這時就要求我們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時,所選股票的數目應盡可能地多,并盡可能選相關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統計上符合中心極限定理的要求。
2.無證券交易成本的假設在我國根本不成立。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和印花稅,買進賣出一次高達1.5%,相當于一年銀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費用是成熟證券市場(如香港、美國)的3—4倍。這也要求我們的管理層能從長期發展考慮,降低交易費用和印花稅。以便達到活躍市場、發展機構投資者的目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中CAPM的這些前提假設都不能完全滿足,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國證券市場的使用環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國的證券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過大無法使非系統風險通過資產組合多元化來完全分散風險;此外模型在使用過程中樣本數據的選取難以滿足模型的要求。從而得出變量的值同理論要求有所偏差,進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誤差,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國證券市場的應用效果受到限制。但這并不排斥CAPM理論的邏輯性、所以在實際應用中應該充分考慮到變量取值的誤差和應用CAPM在各種限制條件下的各種修正模型。
四、改進的措施和改進模型的應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對現實證券市場的一種簡單的抽象,但它是研究問題的基礎。在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許多條件都不能滿足其嚴格的假設前提的條件下,必須對CAPM的應用做出相應的改進,實際上自CAPM模型問世以來,許多金融學家都致力于對它的發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現實的需要。一般來說,有兩種擴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設定的一些假設。二是考慮證券投資者面臨的除不確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風險。這里只討論前一種情況,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慮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沒有元風險借貸假設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關鍵詞:量價關系;Granger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1
一、收益率的基本統計特征
本文選取2006年至2013年期間的每日收盤價做為基礎數據。股票市場指數日收益率(%)的計算采用對數收盤指數之差,計算公式為:
其中R為收益率,與分別為當期與前一期指數。
統計結果如下:
收益率基本統計特征
成交量序列的Jarque-Bera統計量表明,每個序列都不是正態分布的。從峰度來看,每個時段的峰度都大于3,表明具有“尖峰厚尾”。從收益率的偏度來看,整體上看偏度為負。基本上同西方成熟證券市場收益率統計特征一致。
二、收益率序列相關性檢驗與平穩性檢驗
對日收益率序列進行相關檢驗后發現,收益率序列的自相關系數很小,最大的也不足0.1,而大部分時間上在置信區間內0附近上下跳躍,所以收益率序列均不存在明顯的短期相關性。
單位根檢驗法是現代時間序列分析中檢驗平穩性的有效方法,近年來在實證金融分析中被廣泛采用,因此在本文中主要用ADF檢驗法來檢驗收益率和成交量序列的平穩性。下表為收益率序列ADF檢驗的結果。結果表明(ADF值=-3.4412),在1%顯著性水平下,ADF統計量均拒絕原假設。說明各個期間收益率序列均不存在單位根,序列是平穩的。
三、成交量序列的處理
本節主要對交易量數據做處理,將交易量分解為預期交易量和非預期交易量,然后分別考察各個交易量的基本統計特征,最后檢驗其平穩性。
以前的研究表明成交量序列既含有線性趨勢又含有非線性趨勢chen(2001)在剔除成交量的時間趨勢時也都采用Gallant的假定,用含有二次時間趨勢項的模型回歸了成交量序列。我們繼續用Chen的辦法。假定我國股市的成交量同時含有線形和非線性趨勢。對成交量做如下回歸:
其中為滬深兩市原始(對數)成交量序列,t為線性時間趨勢,t2為非線性時間趨勢。對上式進行最小二乘法(OLS)回歸后,殘差估計值便是剔除了時間趨勢后的成交量序列,簡稱“去勢成交量”,記為。
去勢成交量雖然為平穩序列但是存在高度自相關,為了剔除這種相關性,用自回歸移動模型ARMA(p,q)對其進行回歸。模型如下:
(3-3)
由于定義去勢成交量為原始成交量的回歸殘差,故其均值為0,因此模型中不含常數項。上式的殘差估計值不僅不含時間趨勢,而且也剔除了序列相關性。
因此將其作為非預期成交量,記為。同時記作為預期成交量。 由于以往研究表明主要由決定,所以采用ARMA(1,0)對去勢成交量進行回歸。結果為:系數=0.912771、T值=84.51822、R2=0.834618、DW值=2.349909。模型中各項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同時方程的擬合程度較高,方程的殘差序列均不存在序列相關。
根據定義,方程的殘差估計值為非預期成交量。即。根據對數成交量,非預期成交量,可以計算出預期成交量。具體計算過程通過Eviews5.0軟件實現。對各類成交量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類成交量都為平穩過程。
四、成交量與股價變動的動態因果關系分析
本節主要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來分析成交量與股價變動的動態因果關系。它是由Granger(1969)提出,Sims(1972)推廣的如何檢驗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方法。Granger解決了X是否引起Y的問題,主要看現在的Y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被過去的X解釋,加入X的滯后值是否使解釋程度提高。如果X在Y的預測中有幫助,或者X與Y的相關系數在統計上顯著時,就可以說“Y是由X Granger引起的”。
滬市各個時期的原始成交量,預期成交量,非預期成交量與收益率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
滬市量價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從以上計量結果可以看出滬市中收益率即股價變動具有絕對解釋作用,而在成交量方面,僅僅非預期成交量對收益率具有比較弱的解釋作用。并且在各個時期預期成交量對收益率影響都比較小的情況下,牛市中的預期成交量對收益率的影響相對來說要遜于熊市。
五、上海證券市場的量價關系總結
通過對原始成交量,預期成交量,非預期成交量與收益率在各個時間段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我們發現原始成交量與預期成交量無論在哪個時期對收益率都沒有解釋作用,但是非預期成交量對收益率的解釋作用相對來說要好于前兩者。但是收益率對三種類型的交易量都具有完全的解釋作用。“量在價先”并不適合上海證券市場上。這是由多方面決定的,首先中國特有的“政策市”和監管方面的缺陷,造成一部分先知先覺者在消息披露之前進行操作,由于投資者大部分為普通民眾,沒有暢通的信息渠道,不能充分獲得有效信息。而中國股市明顯屬于資金推動型,不同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價值推動型市場。并且廣大投資者沒有科學的投資理念,僅僅為了短期的波動,頻繁進出,追求消息,跟風操作。“羊群效應”的作用恰恰讓占股市投資者中絕大部分的普通投資者在那些先知先覺者的價格指引下進行延時的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投資者相信的技術分析是基于“量在價先”的前提下,但是通過分析我們知道量對價的解釋作用比較小,這樣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技術分析在中國股市上的作用。通常利用技術分析來描述和解釋已經產生的行情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對于行情的預測卻不盡人意。這也說明了技術分析的滯后性與有限的實用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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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產權 產權交易 資本市場 市場結構 交易方式
我國的產權市場是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轉型的特定制度環境下,為適應國有企業改革與重組的需要,在各地地方政府組織下形成的一種資本市場的特殊制度安排。從1988年5月武漢成立第一家企業產權交易――武漢市企業兼并市場事務所市場至今,我國的產權市場已經在實踐中走過了20年的風雨歷程,產權市場從最初作為國有企業資產股份制改造的一種嘗試,發展到如今為股權交易、技術產權交易、國有金融資產交易、土地使用權交易、礦產經營權交易、私募基金交易等多品種、多形式的交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臺。產權市場的資本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其資本市場的屬性日趨明顯。現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產權市場的發展現狀進行具體分析。
一、我國產權市場交易總量分析
市場交易總量反映了市場的發展程度,我國產權交易市場二十年的發展歷程雖然跌宕起伏,但總體上表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特別是進入2003年,產權交易市場進入全面發展時期,呈現出一片繁榮,交易總額不斷上升,如表1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產權市場年鑒2008,中國產權市場發展研究網。)
第一,最近五年來,成交金額從2003年的939.9億元增長為2007年3512.88億元,翻了約四倍。從增長速度來看,在產權市場恢復發展的前三年里,增長速度較快,2004年的成交金額同比增長了103.62%,但最近兩年里速度趨于穩定,基本保持在10%的增長速度。第二,從平均每宗交易的成交金額來看,產權交易的交易規模成逐年擴大的趨勢。2007年單宗交易平均成交金額為9.82萬元,是2003年的兩倍多。出現上述發展趨勢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對于產權交易的需求巨大增長,我國相關政策的出臺,要求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提出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必須進場交易。強烈的刺激了產權交易市場的發展。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也紛紛頒布了鼓勵本地資本市場發展的政策,也使得產權交易市場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地位。到各地產權交易市場掛牌出售資產(股權)、企業數量成倍增長,因而2004年產權交易成交金額成倍增長,增長速度高達103.62%。2006年和2007年產權市場發展速度相對平穩。
二、我國產權交易市場結構分析
目前,我國有兩百多家規模不等的產權交易機構。從產權市場份額分布情況來看,各地區產權市場的發展狀況與該地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以2007年為例,我國產權交易列前五名的產權交易機構分別是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北京產權交易所、武漢光谷聯合產權交易所、廣州產權交易所以及天津產權交易中心。這五家交易機構在2007年的總成交金額占到了全國總量的74.99%,前十名的交易所成交量占全國總額的84.87%,見表2。剩下的兩百多家產權交易機構僅僅構成了15.13%的市場份額。
(數據來源:中國產權市場年鑒2008。)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各地產權交易市場的發育程度和產權交易機構運作狀況差異巨大。首先,產權市場存在著“東強西弱”的格局。2007年東部地區集中了全部產權交易成交金額的73.3%,中部地區只占了20.4%,而廣大西部地區的產權成交金額才占到總額的6.3%[4]。產權交易地域集中程度相當高,這種集中性一方面來自于中心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優勢,同時也反映出成熟產權交易市場的運作經驗在增強,信息聚集和輻射力不斷擴大,規模優勢不斷增強。而廣大西部地區的產權市場功能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其次,歷年累計交易額排前的產權交易機構均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市場發展相對較快,成熟度較高。我國產權交易市場從開始建立起就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產權交易機構的設立沒有一個統一的或可以參考的標準。有些地方不顧自身條件的不足,不考慮本地區經濟的發展狀況,盲目的設立機構。這就形成了許多地區產權市場“有場無市”的尷尬局面, 不能形成有效規模和市場競爭力。據統計,在調查的77家產權交易機構中,2007年成交金額達到100億元的機構有6家,平均成交量為427.04億元,成交金額在10-100億元的機構有24家,平均成交金額為24.96億元,1-10億元的機構33家,平均成交金額只有4.63億元,而成交量在1億元以下的還有13家交易機構,平均成交量只有5千萬元,約占前六家平均成交量的0.1%。再次,從表2可以看出,有些產權交易機構與所在省市的交易額有所差別。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各省市的交易機構不只一家,另一個就是異地交易導致的。從產權交易地域來看,2007年我國產權交易仍然以本地交易為主,但異地交易和境外交易也均有上升的趨勢。通過產權交易的區域合作,以業務比較活躍的產權交易機構為主體,吸收合并區域內其他產權交易所,建立區域產權交易所。我國目前已經形成的區域市場有長江流域產權交易共同市場,北方產權交易共同市場,黃河流域產權交易共同市場,西部產權交易共同市場和泛珠江三角產權交易共同市場五家區域市場。區域市場的建立使得市場上異地并購逐漸活躍。
如表3所示,2007年本地交易占全部成交金額的79.08%,同比增長了0.05%;而異地交易金額增長了0.45%,
(數據來源:中國產權市場年鑒2008。)
三、我國產權交易標的屬性及交易方式分析
從產權交易的標的屬性來看,國有產權依然占有大部分市場,但相比以前,占比明顯下降。非國有產權的交易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2007年國有產權交易金額占比59.08%,同比下降了17.18%,非國有產權交易金額占比由2006年的23.74%增長為40.92,見表4。我國民營企業最近幾年發展迅速,許多企業紛紛通過產權市場尋求投資者。一直以來,各級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尤其是對民營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十分有限,現有的信用擔保服務機構也遠不能滿足他們的擔保需求,民營企業普遍存在貸款難、擔保難的現象。而證券市場對民營企業的開放度極低,進入門檻高,市場容量有限,于是,許多民營企業只能另謀渠道。而產權市場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投融資平臺。民營企業同樣可以參與國企改組改造,可以盤活國有資產,安置企業職工,降低國企轉制成本,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有利于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可以看出,產權交易市場再也不是國有產權獨舞的局面,非國有產權的加入,使得市場更加活躍。
(數據來源:中國產權市場年鑒2008。)
從產權交易方式來看,目前產權交易可分為協議、競價、拍賣、招標轉讓等交易方式。產權交易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更高的資本溢價,而不同的交易方式會帶來不同的資本溢價。產權市場剛建立初期,市場上交易方式比較單一,以協議轉讓為主要方式,絕大多數國有產權轉讓是由交易雙方一對一談判進行的。據相關數據顯示,在統計的90多家產權交易機構中,到2003年為止,有招標轉讓記錄的僅10家,交易額總和不過28.6億元,有拍賣轉讓記錄的28家,總拍賣金額124.5億元,在歷年交易總額6722.5億元中所占比例分別僅有0.43%,1.85%。時隔五年之后,我國產權交易方式上也呈現了多樣化的趨勢。2007年,我國采取協議轉讓的產權交易宗數占52.29%,同比下降了8.77%,而采取拍賣轉讓的交易上升了6.66個百分點,占總成交宗數的16.93%,見表5所示。相比協議這種交易方式,競價、招標以及拍賣這幾種交易方式更體現透明度和公平性,有利于國有資產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使得產權市場價格發現功能充分發揮。
(數據來源:中國產權市場年鑒2008。)
四、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產權交易市場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產權市場交易規模不斷擴大,交易總額逐年攀升;第二,產權交易機構發展迅速,為了使產權信息更加流暢,交易規則更加統一,我國形成了諸多區域產權市場;第三,各地區產權市場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發展相對緩慢;第四,交易對象多元化,我國產權交易市場由建立初期專門為公有制企業服務轉向了對各類所有制企業開放;第五,交易方式多樣化,產權市場上交易方式逐漸擺脫單一化,競價、招標、拍賣轉讓這些更高效的交易方式被看好。
我國產權交易市場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構建起了一個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大平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重新認識到了產權交易市場其獨有的作用及其不可替代性,成為了我國資本市場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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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權證;標的資產;指數;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6-0054-04
1 引 言
2005年8月,隨著我國第一只股權分置改革中的對價權證――寶鋼認購權證正式發行上市,國內權證市場重新啟動,并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到2010年12月,滬深兩市上市交易的(包括到期和未到期的)權證數目雖然只有54只,遠遠低于世界其他權證市場的權證數量,但是從交易量來看,中國權證市場已經躋身為世界上成交最活躍、規模最大的三大權證市場之一,權證也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成為僅次于股票、基金之外的第三大金融產品。
權證在迅猛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如南航創設風波、末日輪爆炒等諸多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勢必會影響其標的股票市場的價格和流動性等情況。由于認股權證是基于標的股票的一種金融產品,與標的股票之間是衍生的關系,因此權證市場和股票市場必然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因此系統地探討權證市場價格及風險的變化以及與標的股票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可以為監管層提供基于微觀結構層面的政策建議,可以促進我國權證市場的發展,同樣這也有助于證券市場的發展,也是為下一步備兌權證等其他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做鋪墊性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這里將實證研究這些權證的收益、波動性和股票指數之間是否存在聯動關系,來論證作為期權類衍生工具的這些權證的屬性,即考察它們是否具有部分普通股票的性質。
2 研究方法
研究權證收益首先要考慮的是收益的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此外,收益的時間序列研究不需要預設定價模型,而常見的權證定價誤差的研究必須首先假設某一定價模型是合理的。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分析權證的收益行為而非定價誤差。為了幫助理解權證在非完全市場的收益行為,我們首先推導期權在標準Black-Scholes 模型的收益行為,然后我們提出中國權證市場收益和波動性的研究假設。
3 實證分析
3.1 樣本選取
這里選取的是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到期的18只權證,數據來自北京聚源銳思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省略),入選樣本權證及其標的股票見表1。
3.3 對實證分析結果的解釋
表2和表3分別列出了對式(8)的回歸分析結果。
從表2中可以看出,對所有的認購權證來說,b是正值,且在統計上顯著。因此,認購權證具有期權類衍生工具的特征。對22 只認購權證中的12只,市場收益的估計系數g是正值且顯著不等于零。因此,認購權證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普通股票的屬性。
從表3中可以看出,對認沽權證而言,3 只權證的b估計值中只有1 個是正值且不顯著。因此,與認購權證相反,認沽權證幾乎不具有期權類衍生工具的屬性,市場收益估計系數g皆為負值(2 只權證的g估計值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認沽權證更多表現得像普通股票,并且是負貝塔值的股票。
4 結論及啟示
4.1 研究結論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滬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認購權證和認沽權證都與股票指數有聯動關系,它們都具有部分普通股票的性質,其中,認購權證兼具期權類衍生工具和普通股票的屬性,而認沽權證則更像普通股票而非衍生工具。
4.2 給我們的啟示
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我國的權證投資者和衍生產品市場監管有重要的啟示。我國的權證,尤其是認沽權證,作為期權類衍生工具的屬性其實非常有限,因此,不能成為投資者用來對沖或管理風險的工具。由于無法通過權證和標的資產之間的套利來決定權證價格,因此認沽權證只能是純粹的投機工具,并且很可能成為狂熱投機的目標。
我國的衍生產品市場監管機構和政府建立權證市場并且鼓勵權證交易的初衷是希望權證能成為投資者用來對沖股票價格風險的一種衍生工具,同時考慮到股票市場上有著類似賣空限制等嚴格的限制,希望通過權證的引入提高股票定價效率。但是有悖于監管者的初衷,我國權證尤其是認沽權證并不具有衍生工具屬性,且正是由于賣空限制使得權證不能成為管理風險的一種工具。
因此,在一個禁止標的股票賣空的市場中,本研究對我國衍生產品市場監管者的直接啟示就是:廢止認沽權證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在引入像期權、指數期貨這樣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同時,如何建立有序且高效率的股票賣空機制是擺在監管者面前最艱巨、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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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披露的界定
管理當局有動機隱瞞不利的信息,盡管投資者一般都會注意到這種可能,但他們不了解所隱瞞信息的具體性質,所以相對于較充分披露的情形而言,投資者無法區分不同普通股之間的質量差異,結果證券價格也將無法充分反映這種差異,這就可能導致較低質量的股票以高于充分披露情形下的價格出售,而較高質量的股票則恰好相反,著名的逆向選擇現象就會出現。這種以“劣驅良”為特征的逆向選擇后果是極其嚴重的。對于一級市場來說,會導致有限的認購資金不能流向高質量的企業,造成融資效率的損失。對于二級市場來說,則使股價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實經營狀況,證券市場無法有效運轉。這時,會計應通過向投資者充分披露相關、可靠、透明和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信息,削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消極影響,提供一種平等的交易環境。
1.充分披露與相關性
按照FASB的定義,相關性是“導致決策差別的能力”。充分披露并不意味著事無巨細、盲目披露,我們需要披露的內容可以限于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退休主席雷·J·格雷夫斯曾在《財務披露:何時不再越多越好》一文中說到:“對于財務披露來說,雖然確認某些新的發展領域或不確定領域經常需要增加披露,但對于披露標準的偏見必須在根本上從過多的披露轉變為集中且與決策直接相關的披露。” FASB第二號概念公告也指出:“不相關的信息為取得它而耗費的精力等于白費。”就我們現在的財務報告來看,在總體上,對絕大多數用戶是相關的,但仍然存在著許多具備相關性的信息沒有在財務報表中確認,甚至被管理當局故意隱瞞,而有些不具備相關性的信息未從財務報告中刪減等問題。
2.充分披露與可靠性
可靠性要求所有表內確認或表外披露的信息要考慮是否如實反映,是否可以證實,是否充分地。公允地表達。充分披露是可靠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充分披露力求減少內部信息,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從而有力地保護了負于信息劣勢的投資人和其他外部信息使用者。1994年,美國證券管理者理事會發表的“美國充分和么允披露框架”曾強調指出:“在一個自由市場中,有效資本分配需要向那些提供資本的人們充分而公允地披露,這種幫助是保護投資人的保證。因此,它促進投資人的信任和市場的流動性與有效性。”同時,充分披露必須以可靠性為基礎,沒有可靠性作保障的信息披露越多,管理當局操縱的虛假欺騙信息也會越多,最終必然誤導信息使用者的決策。FASB曾警告過:“散發不可靠的、有可能引起誤解的信息,從長遠來看,對一切有關各方面都不利。” (SFAC No1,par.110)
3.充分披露與透明度
1996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了關于IASC “核心準則”的聲明,在該聲明中SEC提出3項評價“核心準則”的要素,其中第二項為“高質量”,SEC對“高質量”的具體解釋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這之后透明度被SEC及其主席Arthur levitt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加以應用。現在我國會計界也開始關注這一概念。狹義的理解把透明度同充分披露視為同義詞,從廣義上看,透明度則是一個含義廣泛、要求很高的質量概念,由中立性、清晰性、完整性、充分披露、實質重開形式以及可比性構成,建立在決策有用性的各種質量特征基礎上。透明度高的信息,必須有足夠的有用的信息含量。披露不足是不具備透明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在現有確認和計量框架下,要增加會計信息的透明度,一個可行的選擇應當是披露更多的信息即充分披露。
4.充分披露與成本效益原則
成本效益原則是一個普遍性的限制條件。提供一項信息,只有利用它所帶來的效益高于取得它月花費的成本時才是合理的。信息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商品,它的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是不同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成本。財務報表使用者一般不需要為使用這些信息而直接支付費用,因此即使社會成本高于所增加的有用性價值,他們仍然可以發現信息是有用的。會計信息披露的成本主要包括信息處理和提供的直接成本及信息提供給企業帶來的不利是響,這些成本中有些是可以計量的,有些卻難以估計和覺察。會計信息披露的效益一方面在于提高了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管理當局的聲譽,另一方面在于為企業外部用戶減少了環境狀態的不確定性,降低了決策的經濟成本和風險。但這些信息披露所帶來的效益難以用貨幣計量,因而效益大于成本對企業信息披露的充分性難以形成嚴格約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企業對成本和利益的均衡。
二、亟待增加的信息披露
建立在以上信息質量特征基礎上的財務信息披露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是基本財務報表、附表、報表附注及贏利預測等。因為證券市場被認為是足夠靈敏的,它能夠對不同來源的各種公開信息作出反映,所以披露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所披露的經濟實質內容。現在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普遍存在著“披露不足”的問題,需要重點強調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衍生金融工具信息
衍生金融工具連連創新,既給資本市場帶來了繁榮與發展,同時蘊藏著巨大的風險,可能給當事者帶來災難性后果。衍生金融工具的披露應本著充分揭示的原則,盡可能地滿足報表使用者的信息需 求,以避免給投資者帶來不必要的損失。現代會計 理論難以對衍生金融工具進行計量和解釋,從而難 以將其納入財務報表體系內。對衍生的披露首先應 改進現行會計報表的結構,使報表使用者能夠直接讀取有關金融工具的信息。其次,新增“衍生金融工具明細表”,詳細列明企業所持有的各種衍生金融工具的情況,以供投資者作出判斷。最后,衍生金融工具的結構靈活復雜,在表內無法反映出全部信息,所以應該加強行生金融工具表外披露內容。表外披露的內容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幾個部分:明細表中未能列出的特殊的合同條款和條件;核算所采用的會計方法和會計政策;與衍生金融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匯率風險、信用風險、流通風險等內容。
2.關稅方交易信息
對財務報表使用者來說,關聯交易具有很強的敏感度。這是因為,一方面,它經常成為公司操縱利潤、隱瞞真實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具有隱蔽性,尤其是間接關聯更加如此。同時,我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還很不規范、很不完整。往往避重就輕、含混其辭,使信息使用者無法確定此項交易對公司整體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的影響,從而加大了投資和信貸的風險。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得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充分披露成為財務報表使用者的迫切要求。按照我國會計準則要求,關聯交易時應當在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關聯交易的性質、交易類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包括:交易的金額或比例、未結算項目的金額或比例及定價政策。
3.全面收益報告
傳統的收益確定模式以歷史成本計量為基礎,遵循實現——配比原則。“未實現”的價值變動遲遲不能在收益表中得到充分披露,已確認的末實現收益則繞過收益表直接進入資產負債表,這種做法不僅使當期收益不夠全面,沒有為使用者提供進行經濟決策有用的全部信息,而為管理當局操縱收益敞開了方便之門。鑒于傳統收益表的嚴重缺陷,西方一些國家在傳統收益表外增加一張“第四財務報表”或“第二業績報表”-一全面收益報告,用來報告全部的財務業績的做法正在成為一種潮流。我國證券市場收益操縱現象嚴重,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加大了投資者判斷收益持續性的難度,全面收益報告呼之欲出。全面收益報告把繞過利潤表而在資產負債表中直接確認的未實現收益項目集中起來,夫 通過恰當分類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了更全面有用的業績信息,進一步體現公允與充分披露的原則。
4.分部報告
跨行業、跨地區的集團化公司,往往橫跨幾個性質、風險、獲利能力迥異的產業和市場,房 時還面臨著分部所在國的政策風險和政治風險,合并報表隱匿了跨行業、跨地區經營的重要信息,使信息使用者不能了解公司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盈利水平、增長趨勢和風險情況,混淆了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從而導致了投資者對分部報告信息的客觀需求。中國證監會在其的《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的附件《會計報表明注指引》中規定了公司應按行業類別披露兩年期比較分部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和營業毛利的數據,以真實、充分、公允地反映各業務部門所形成的較為詳細、具體的會計信息。通過分部報告所提供的這些會計信息,可以更好地把握企業的經營業績,評估企業風險回報,為企業投資者、債權人提供更為有用的信息。
5.中期報告
【摘要】經濟轉型與新興市場的宏觀背景決定了我國審計市場的發展必然伴隨著迅速的制度變更,該特征是理解與此相關所有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我國區別于成熟審計市場的另一顯著特征在于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該結構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其變化趨勢則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相聯系。從理論角度看,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并不必然會對審計質量供給產生影響。
【關鍵詞】證券審計市場;制度變遷;競爭性市場結構;審計質量
要把握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就必須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制度背景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任何拋開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現狀而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特征的認識都只具有階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的發展必將喪失其適用性和原有意義。由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植根于我國經濟轉型和新興市場的總體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必須由此入手。將經濟轉型理解為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新興市場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制度的匱乏是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最為顯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發展必然伴隨著更為迅速的制度變更,這也是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需求和供給等相關問題的出發點。
一、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
盡管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冊會計師的業務主要以三資企業為主,業務范圍涉及驗資、查賬、所得稅申報以及外匯收支報告等(楊時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在創造了公眾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需求的同時,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才開始形成。顯然,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近百年的發展歷史無法相提并論。與我國大多數行業的市場化發展軌跡類似,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改革過程決定了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在發展初期其主導力量也必然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易琮,2002;韓洪靈,2006)。
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較早對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狀況進行了考察,他們認為,我國審計市場發展早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審計市場的非市場自然細分(行政細分)所導致的無序化問題。這種無序化的行政細分則是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慣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在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的行政細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職業服務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盡管他們觀察到市場的自然細分一定程度上在當時我國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較好的自我約束機制的會計師事務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職業聲譽并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無疑市場的行政細分抑制了競爭并造成了審計市場的無序化發展。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陳武朝和鄭軍(2001)指出在我國審計市場中,政府部門是審計市場的最大需求者,但這種非市場化的需求和行政細分的結果決定了其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而多數會計報表使用者尚未真正關心審計質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質量審計需求。由此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會計師事務所較少或基本不靠質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爭取客戶,同時亦助長了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以上研究結論對我國審計市場問題的后續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盡管路徑依賴決定了上述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會繼續存在,但是,筆者認為上述研究結論顯然不能應用于當前與審計市場有關問題的分析。考慮我國轉型經濟的基本特征,無疑我國審計市場的行政性細分是市場化發展初期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結果,而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顯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中國注冊審計師協會實現聯合。1997年8月全行業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銷事務所638家,撤銷濫設的分支機構1474家。1998年啟動的脫鉤改制工作則使會計師事務所成為真正獨立的公司法人,從體制上保證了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103家會計師事務所完成了脫鉤工作。2000年,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中國稅務管理中心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合并,最終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一管理。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以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過程可以理解為市場化發展初期制度的匱乏以及過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向規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進的過程,也正是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研究中所謂的“基礎設施”從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
我國的經濟轉型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政力量主導應當指的是政府是規則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運動員”亦非“裁判員”,而是基礎設施的提供者。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在我國經濟轉型背景下證券審計市場發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導并沒有問題。據此,筆者并不認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場需求,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的發展將會自動選擇獨立化、職業化的發展道路,并將事務所脫鉤改制理解為政府無奈選擇結果的觀點(如劉峰和林斌,2000)。因為本質上講獨立審計是市場經濟的產物(Watts&Zimmerman,1986),而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事實就已經決定了,在我國經濟轉型的初期,在相關市場還沒有形成或者有效運轉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對獨立審計的市場需求。因此脫鉤改制不是政府的無奈選擇,而是其培育市場微觀主體,創造公平市場環境的必然之舉。
二、制度變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從無序向有序的轉變
與發達成熟證券審計市場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這可以視作我國區別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樹華(2000)最早對此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集中度與國際趨勢存在著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戶家數計算“十大”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1%、48%、44%和35%,市場集中度較低并呈現出顯著的逐年下降趨勢,此外我國“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各年間的排名很不穩定,研究結論認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是一個過度競爭和不穩定的市場。此后的研究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后期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變化進行了考察。
吳溪(2001)對我國1997年至1999年的證券審計市場進行了考察,三年間按照股本總額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分別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不過對于審計意見的考察結果研究表明,在這三年間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在總體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規模越大的事務所獨立性越強。研究結論指出2000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發生的政府誘致性合并重組有利于我國審計市場的良性發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業務收入數據對1998年至2000年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全行業前“”事務所的各年市場份額分別為42.35%、48.07%和53.47%,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她認為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正說明行業制度變遷(脫鉤改制和全行業規模化)對市場結構的變化發揮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則同時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0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戶家數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為31%,后者按照事務所業務收入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則達到了49.46%,差異來自于比較基準的不同。筆者對股權分置改革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2年至2004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統計,如表1PanelA所示,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幾乎全部為“(或五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英國的審計市場集中度最高,達到了100%,日本為最低也達到了80%以上。與此相反,如Panel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我國審計市場中前“十大”(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按客戶家數計算僅為25%(11%),按照客戶資產總額計算則為48%(33%),按照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為53%(39%)。Herfindahl指數也顯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的競爭性程度,根據客戶家數計算,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約有50家同等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而按照客戶資產總額、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分別為22家和15家。PanelC反映了國際“四大”中國所的市場份額情況。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國際“四大”所審計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趨勢。不過按照客戶資產總額、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國際在“四大”的市場份額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分別達到34%和38%,表明國際“四大”在大客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
表1的統計結果表明,與發達國家(或地區)成熟審計市場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不過,與上文所提到的相關研究結果比較,這三年間的市場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時間序列上相對平穩并未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盡管競爭程度仍然較高,但是以上結果可以說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發展開始步入相對穩定階段,市場競爭開始向著較為有序的方向發展。
三、競爭性市場結構與審計質量供給:一個爭論
鑒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部分研究者將市場集中度的高低與審計質量供給聯系起來(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劉明輝等,2003),認為我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場較高的競爭程度。但是,筆者認為該觀點首先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使是發達市場國家如美國,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亦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總的來說是市場競爭和選擇的結果。而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從1997年深圳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試點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業完成改制,審計市場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壟斷,開始逐步轉向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階段,市場集中度不高是歷史造成的現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
從理論上來講,國外研究者對于市場集中現象給出了三種解釋。其一,Dopuch&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認為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差異化以及產品高質量的聲譽能夠解釋普遍存在的市場集中現象,我國部分研究者的觀點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Simunic(1980)以及Danos&Eichenseher(1986)認為是由于審計服務生產的規模經濟使得大型會計公司在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從而導致了市場集中現象。其三,Doogar&Easley(1998)通過構建了一個無差異化、純價格競爭的理論模型考察了市場集中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既不是審計質量差異化也不是規模經濟,而是訂約活動(Contractingpractices)、客戶規模分布(clientsizedistributions)以及事務所生產效率的差異(differencesinauditorproductivity)聯合決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結合上述解釋,筆者認為,若將審計質量高低與當前的競爭性市場結構相聯系恐難有說服力,同樣,若將審計質量差異化與此相聯系一樣難以得出正確結論。
那么競爭性的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來(如Krishnan&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絕大多數關于審計質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審計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是否存在審計質量差異化、審計質量差異化沿著何種維度分割、事務所規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場一樣與審計質量保持正相關的關系,這些都是未有定論的研究課題。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Michaels
(1995)均認為在寡占型市場中,大型事務所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可能并不必然與提供了更高的審計質量相聯系,原因在于費用溢價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務所依靠市場勢力所獲取的經濟租。這使得從供給方考察審計質量陷入尷尬境地,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應能夠較好地避免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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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多層次證券市場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后,我國多層次證券市場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多層次證券市場的萌芽階段(1978~1989)
在這一階段,我國證券市場表現為單一的場外交易市場,雖然交易非常活躍,但是交易極為不規范。上個世紀80年代,國家開始了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并率先在上海、深圳等地展開。1986年9月26日,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宣告營業,從此恢復了我國中斷了30多年的證券交易業務,開始上海股票的柜臺交易。與此同時,全國各地也開始相繼設立證券公司或交易部進行柜臺交易。
(二)多層次證券市場的形成和逐步發展階段(1990~1998年)
對于場外交易市場發展方面,則在建立統一的區域性證券市場層面上進行了大膽探索。1993年2月開始,山東淄博率先進行實踐,隨后國內其他許多城市的柜臺市場也都迅速發展。但由于各地方政府盲目攀比,建立地方柜臺交易市場的發展出現了混亂的狀況。從1999年9月開始,地方股權交易系統相繼關閉,僅剩上海、深圳等少數產權交易場所正常開展活動。同時,STAQ、NET等場外交易系統也被關閉。在這一階段,主要是為大型、成熟企業的融資和股權轉讓提供服務的交易所主板市場逐步形成,并有一定發展,但場外交易市場依舊發展緩慢。
(三)多層次證券市場的進一步規范和發展階段(1999年至今)
在這個階段,中國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進行改革,證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也日益拓展和擴大。2001年7月16日,正式開辦代辦股份轉讓業務(該股權交易系統簡稱“老三板”),以解決原STAQ、NET兩系統歷史遺留的數家公司法人股以及退市后的上市公司股份流通問題。2006年,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進行代辦股份轉讓(該股權交易系統簡稱“新三板”)。2012年8月3日,新三板市場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轉讓試點擴大至除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外的其他三個高新技術產業區。代辦股份轉讓系統的產生,使我國場外交易市場發展有了標志性的飛躍。同時,進入21世紀以來,在國資委、證監會等政府機構的大力支持下,以及非上市企業股權流動的強烈需求下,產權交易市場再次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據統計,2007年中國產權市場共計完成產權交易35718宗,同比上漲6.49%;成交金額總計為3512.88億元,同比上漲9.99%,占當年全國融資總量的6.6%。在二板市場建設方面,2004年6月25日,中小板首只股票———新和成上市,中小企業板誕生。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股票在中國創業板正式開始上市交易,創業板正式啟動。至此,我國二板市場部分的建設得以形成目前的結構。這一階段內,主板市場繼續完善,二板市場和場外交易市場的結構基本確立,我國多層次證券市場整體結構實現較大進步。
二、我國多層次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二板市場統一性不強,定位尚不清晰
作為為推出創業板而成立的過渡板塊,同時隨著創業板市場逐漸的發展成熟,二板市場中的中小板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但目前,中小板市場依然獨立于創業板市場而單獨存在,而且在各項資源和市場發展方面與創業板形成競爭,使得二板市場內容并不統一,從而不利于創業板的發展和成熟。相較于西方較成熟市場的證券市場明顯層次劃分,我國二板市場和主板市場在上市公司條件的要求方面區別不是很大,缺乏對于上市公司級別的明確篩選,而且,較高的上市條件并不適用于普遍意義上的中小企業,這對于二板市場實現真正的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和股權轉讓服務的作用影響很大。
(二)場外市場功能存在不足,規范化與集中化有待加強
近年來,在眾多非上市企業進行融資和股權流動的巨大需求推動下,我國場外交易市場迅速發展壯大。為解決非上市高新技術企業股權流動和融資需求問題的新三板一推出便受到市場普遍重視和認可,但新三板市場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一方面,新三板參與企業的數量較少,涵蓋面范圍較窄,對于中小企業的服務作用有限;而且,新三板投資者準入標準較高、交易和競價制度不完善,融資功能較弱,導致市場活躍度不足,降低了對中小企業的吸引力。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區達到88家,發展一個全國集中、功能完善的新三板市場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產權交易市場方面,存在著交易行為不規范,交易質量較低,交易品種單一,交易方式低端,配套服務不足等現象,同時,各產權交易市場監管部門與監管規則不統一,均導致我國產權交易市場體系混亂,規范化與集中化程度有待提升。
(三)各層次市場缺乏聯系,轉板機制缺失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突出問題便是各層次市場聯系感不強,主要表現為各層次證券市場發行機制相關性和層次性不足、交易制度聯系程度較低、退市制度和處罰制度完善性和執行力度不夠以及監管部門和監管制度方面不統一。具體而言,在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聯系方面,缺乏一個適當的轉板機制,新三板上的企業即使達到了場內的上市標準,也必須重新申請IPO才能實現在場內市場上市,而沒有形成獨立的、便捷的新三板掛牌企業轉板“綠色通道”,也就使得一些未來可能上市的企業缺乏足夠的動力在場外市場掛牌,從而不利于各層次市場的發展和聯系的增強。在場內證券市場和場外市場各自內部聯系方面,我國的主板市場和二板市場定位差異性不強,使得兩個板塊市場缺乏足夠的內在聯系,甚至會在上市公司資源和市場發展方面產生彼此競爭;三板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同樣存在著市場定位方面的重疊,而且由于監管部門和監管標準不統一,使得兩個市場幾乎處于相互隔絕的地位。
三、我國多層次證券市場的改革與完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