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五年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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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學畢業五年計劃范文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國，2001年總人口已超過10億人，其中勞動人口超過4.05億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長率1991年為2.03%，1998年為1.68%（注：（印）塔塔服務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45頁。），這意味著每年新增勞動力700萬人（勞動力參與率1997年為41.8%）（注：（印）塔塔服務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161頁。）。因此，就業問題是印度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印度政府為解決這一問題作出了持續的努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經濟發展與就業問題
獨立50年來，印度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盡管如此，印度經濟仍然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就業問題仍然未能較好解決。印度經濟發展的目標之一，是消除失業和向千百萬無業者提供有報酬的就業機會。然而，50年來的發展歷程表明，這一目標未能實現。如1951年印度的失業人數僅為330萬，到1990年已上升為2800萬（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10頁。）。這意味著在這期間印度經濟發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長的勞動力，更不用說減少積壓的失業人數。印度未能在解決失業問題上取得重要進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勞動力過快增長，超過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業機會；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技術密集化趨勢，導致經濟增長加速而就業機會相對減少，進一步加重了就業壓力，使印度的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失業問題的社會經濟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響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會的貧困問題。貧困問題是印度經濟社會發展中嚴重而又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經獨立后50年的發展，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這一比例為41.7%，即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總數達3.548億（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18頁。）。據有關資料分析，造成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業或就業不充分。因此，解決就業問題與消除貧困問題是緊密相關的。雖然印度解決就業問題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來為解決這一問題而付出的持續努力卻不能說沒有作用。如果沒有長期持續的努力以解決這一問題，今天印度的失業和貧困問題會更加嚴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業問題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發展問題，它是由印度市場經濟的欠發達所造成的。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只能是加快發展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這方面僅僅依靠市場經濟運行的自發性作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市場經濟宏觀調控主體的政府可以發揮極為重要的能動作用。獨立以來，印度政府為解決就業問題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重視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宏觀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國家置于引導經濟發展的中心位置，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發揮“企業家”作用，直接參與并調節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發揮經濟調控者作用，通過編制實施經濟計劃，頒布法令、政策，利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桿，調節印度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實現對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注：參見陳繼東著：《獨立后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43頁。）。可以說，如果沒有50年來印度政府的這種雙重作用，印度經濟是不能取得顯著發展和進步的。換言之，印度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就業壓力，印度政府的促進作用功不可沒。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從印度這一人口大國的實際國情出發，走適合自己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從印度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口大國的國情出發，印度政府在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十分強調發展中小企業，發揮中小企業勞動密集的特點，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印度大規模工業化進程從“二五”計劃開始，也就在這個時候，印度政府頒布相關政策，為小型企業保留了部分行業領域，不許大型企業參與經營，有力地促進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所吸納的就業人數亦顯著增加，從1979～1980年度的670萬人擴大為1997～1998年度的1670萬人，增長約1.5倍（注：（印）塔塔服務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84頁。《1998～199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91頁。），有助于減緩就業壓力。
第三，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強調控制人口增長規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減緩就業壓力。印度政府從“四五”計劃開始重視人口問題和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經過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從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長率也相應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從1971年的24.8‰下降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計人口年增長率為1.68%（注：（印）塔塔服務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45頁。）。人口及勞動力增長規模控制，有助于減緩就業壓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種就業計劃，努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減輕就業壓力和消除貧困。
二、印度的就業計劃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種就業計劃，努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是印度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措施之一。盡管這些計劃的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標還有差距，但積極作用是應予肯定的。
（一）經濟發展計劃關于擴大就業的安排
失業和就業不充分是印度貧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從一開始起，印度的經濟發展計劃就把實現充分就業列為經濟計劃的重要目標。
“三五”計劃明確規定經濟計劃的長遠目標：“最大限度地增加生產，充分就業，實現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這些都是目前條件為人們所接受的計劃目標。它們實際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國家須致力實現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目標，這些目標沒有哪一個能在排除其他目標的情況下實現，發展計劃必須對所有目標給予均等的重視（注：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第一個五年計劃》第28頁。）。”印度經濟計劃的制訂者認為，增加投資就會帶來國民收入和就業的增加，因為當國民收入隨著投資的擴大而增加時，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自動提高，就業便會擴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個五年計劃至第5個五年計劃中，雖然增加就業一直是這些五年計劃的目標之一，但在每一個計劃里卻找不到為每個經濟部門和地區所專門擬定的就業計劃，以便一方面促進就業，另一方面增加國民收入。之所以出現這一弱點，在于計劃的制訂者未認識到只有在選擇了適當技術的情況下，投資和國民產值的增加才能相應創造出更大的就業。其結果就是五年計劃關于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落空了，失業率隨著一個計劃接著一個計劃持續增加。例如，“一五”計劃結束時，失業率僅2.9%，失業人數為530萬人；“二五”計劃結束時失業率上升為3.6%，失業人數增加為710萬；“三五”計劃結束時失業率進一步上升為4.5%，失業人數達960萬（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50頁。）。
“六五”計劃在就業政策的序言里承認：“在就業方面，情況遠遠不令人滿意。過去10多年來，失業和就業不充分的人數大大增加。因此，我們的就業政策應當包括兩個主要目標：通過提高有償就業的增長率來減少就業不充分和減少通稱為公開性失業的經常性失業。”“六五”計劃開始時的失業總人數為1200萬，“六五”計劃預計在1980～1985年間將新增勞力3430萬，計劃新增就業3430萬個，到該計劃結束時的失業總人數仍為1200萬。“六五”計劃的就業目標總體上得到實現，到1985年3月第7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失業總人數為920萬（注：但印度經濟學家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為失業總人數為1390萬。見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52頁。）。
“七五”計劃改進了計劃方法，在計劃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門設想的就業增長指標，并預計在該計劃期內的4756萬個標準人／年的就業總需求中，有4036萬個可望得到滿足，即就業年均增長率為3.99%，那么，到“七五”計劃結束時的失業率將僅為2.1%，失業總人數為722萬。但鑒于80年代期間，勞動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長，而就業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55%，因此，失業人數增加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計劃開始時印度的失業總人數為2800萬左右。“八五”計劃估計在1990～1995年間將新增勞動力3700萬。因此，“八五”計劃文件把該計劃期間的就業增長率定為3%，以保證就業目標的實現。“八五”計劃的前三年，就業人數增加了1878萬人，這使1992～1995年的就業年增長達2%，但仍低于計劃的年均增長率。“九五”計劃把在增長過程中創造充分就業機會列為計劃的一個基本目標，強調在高失業率和就業不足地區集中發展更多勞動密集型項目、部門和技術。同時，鑒于失業率很高和臨時工不斷增加，“九五”計劃決定實施一個國家就業保障計劃來增加窮人的就業機會。（注：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第九個五年計劃建設報告》(1997～2002)，轉引自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發展計劃是印度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主要工具，在每個計劃的文件中都把實現充分就業列為基本目標。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問題，前5個五年計劃未對各部門、行業的就業增長作具體規劃，而依賴于經濟增長自動增加就業機會，其結果是導致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從第6個五年計劃開始，計劃文件對總的擴大就業目標進行了按部門的分割性規劃，并注意發展勞動密集型項目來增加就業，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減緩失業壓力。但是“七五”計劃和“八五”計劃中都存在就業平均增長率高估的問題，實際就業年均增長率不僅低于計劃指標，同時也低于新增勞動力的年增長率。這樣，印度失業的總人數仍在不斷擴大。盡管有這種問題，但總的失業率未出現明顯上升，還略有下降，應該說經濟計劃對擴大就業所做的安排和相應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總的看來，解決就業問題仍將是印度經濟發展計劃的一個長期目標。
（二）鄉村發展計劃關于擴大就業的安排
印度政府還通過實施各種鄉村發展計劃來增加就業，因為印度最主要的失業者分布在廣大的農村。而要促進廣大鄉村的發展和消除貧困，給農村廣大無業者或就業不充分者提供有償就業機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從第4個五年計劃開始，就陸續在不同地區，不同范圍內實施了多種鄉村發展計劃，以促進增加就業。需要指出的是，鄉村發展計劃是一種綜合性計劃，它包括鄉村和安全飲用水、道路設施建設等項目，還包括在鄉村開展掃除文盲和進行技術培訓、擴大醫療衛生保健網絡等內容，而不僅僅是安排有償就業。在此我們主要對鄉村發展計劃中關于擴大就業的安排進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設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制定解決失業問題的措施。該委員會提出了農村電氣化、修建公路和農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緩解農村的失業和就業不充分。該委員會還建議，應當最優先實施農村服務中心的計劃，因為該計劃有助于向工科大學生和技術人員提供就業或自我就業的機會。在1973年該委員會的報告發表以后，印度政府為提供就業和緩解就業不充分而實施了以下措施：1.農村工程計劃。該計劃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為重點，以此來緩解實施該計劃地區的落后狀況。2.邊際農和農村勞動力計劃。該計劃是對農村的邊際農等貧困家庭發放專項貸款，使之用于飼養家禽、養魚、養豬和從事園藝之類的輔行業，擴大自我就業。3.小農發展機構計劃。該計劃通過相應機構向小農提供專項貸款，幫助他們采用最新技術開發農業的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活動，以此減少季節性就業不充分。4.綜合旱地農業開發計劃。該計劃開展土壤保護、土地開發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這些計劃項目是勞動密集型的，據估算，每投資1000萬盧比，就可為大約1.5萬人提供就業，因此可為計劃項目實施地區提供大量就業機會。5.農村服務中心計劃。該計劃是向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和文憑持有者自謀就業提供援助，幫助他們在農村建立車間，從事農業機械的安裝、維修、設備和零部件供應等等技術服務工作。援助對象主要是機械、農業、電機工程及其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6.地區發展計劃。該計劃帶有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性質，它涉及到在10個大型灌溉工程地區建設足夠的公路、綜合市場等基礎設施，促進這些地區的發展，也相應增加就業。7.為農村就業的現金計劃。該計劃對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護、造林、防洪、墾荒、養魚業、飲用水和道路建設等各種勞動密集性和生產性的農村發展項目提供資金，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該計劃規定，在每個區設立的一個項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續工作10個月的就業，同時，與當地發展計劃相一致，每個項目要生產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建立永久性的資產。上述各種農村就業計劃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計劃期間），僅中央政府就耗資17億盧比，但效果并不顯著，因為這些計劃的缺點是“應急”性的和地區性的，缺乏總體規劃和持久性。它們可以暫時性提供一些就業機會，項目完后失業或就業不充分又恢復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積累的緩沖儲備糧達2000多萬噸，印度的糧食自給基本實現。在經濟學家建議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賑計劃，即用糧食來支付生活低于貧困線以下的人的勞動工資。該計劃的目的在于：一是為農村地區的人們提供有償就業的機會；二是增加生產和提高農村地區生活水平，新創社會財富，加強基礎設施；三是利用過剩的糧食，開發國家的人力資源。該計劃的實施方式是：政府用糧食來支付在該計劃項目中就業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資。中央政府以糧食的形式分配給各幫政府，以資助邦政府承擔的正在進行的計劃項目或一些特殊項目的資金，并授權由鄉村自治會之類的基層權力機構來具體實施該計劃。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間分配了270萬噸糧食給以工代賑計劃。計劃實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勞動家庭和農村人口中的最貧困階層；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業總共增加約10.9%，每戶就業的平均人日數從計劃實施前的403個提高到實施后的447個；創造了一大批基礎設施性的項目，以工代賑所占比重為60%。以工代賑計劃的效果是明顯的，因此，印度政府決定繼續在更大范圍實施。從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賑計劃更名為全國農村就業計劃，由印度中央政府發起組織并提供50%的援助。該計劃設想每年為失業者和就業不充分者新增30～40億個人日的就業機會，計劃所包括的項目有：飲水井、社區灌溉井、村儲水池、小型水利工程、農村道路、學校和鄉村評議會議事場等基礎設施。在“六五計劃期間，中央和邦政府實際支出資金183.4億盧比，全國農村就業計劃共創造就業17.75億個人日，實現了162億盧比的撥款指標和15～20億個人日就業機會的預期目標。“七五”計劃的撥款指標為248.7億盧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億盧比，邦政府支出123.6億盧比，預計總共創造14.45億個就業人日。據“七五”計劃前4年的資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億盧比，已創造了14.77億個就業人日（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58頁。）。可以說該計劃的實施是較為順利的。
印度政府還于1983年8月15日開始實施一個稱為“農村無地勞動者就業保證計劃”的新計劃作為全國農村就業計劃的補充。農村無地勞動者就業計劃的資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籌集。“七五”計劃由中央部門提供174.4億盧比資金，其目標是在此期間創造就業10.13億個人日。“七五”計劃前4年實際支出了241.2億個人日。“七五”計劃前4年實際支出了241.2億盧比，共創造就業機會11.54億個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總理宣布實施賈瓦哈爾就業計劃。該計劃是由現存所有農村工資性就業計劃合并而來，這也就意味著全國農村就業計劃和農村無地勞動者就業保證計劃為賈瓦哈爾就業計劃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間，該計劃總支出共1107.2億盧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億盧比，占25.2%；用于鄉村道路247.8億盧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設166.0億盧比，占15.0%；用于學校和社區場所86.8億盧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億盧比，占4.3%，其他項目280.0億盧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顯的，共建成水井44.7萬個；村落49,478個：建房148萬間；學校16.8993萬所；鄉村道路67.4萬公里；飲水井48.9萬個；村莊儲水池32.9萬個；人工造林65.5萬公頃。（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版，第367頁。）目前，賈瓦哈爾就業計劃仍是印度政府所實施的主要的鄉村就業計劃。
（三）各種扶貧計劃關于擴大就業的安排
貧困是一種社會現象，指的是社會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貧窮被界定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狀況。許多經濟學家和組織對印度貧困范圍進行了有價值的研究，盡管他們據以進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標準不同，因而得出的關于印度貧困狀況的看法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會，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即貧困是印度社會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同時也都承認，隨著經濟增長率的上升和政府實施各種扶貧計劃，低于貧困線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開始下降，但窮人的絕對數仍在繼續擴大。造成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業和就業不充分；窮人缺乏財產基礎；窮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應低；個人收入分配嚴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貧困是一項涉及各個方面、多領域的系統工程，其中，解決就業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實施的扶貧計劃中，都包括有關于擴大就業的安排。
提高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歷來是印度經濟計劃的目標之一。“二五”計劃說要改變低層人民的“狀況”，“四五”計劃又說要提高普通人和社會貧弱階層的生活條件，特別是保證“就業和教育”。該計劃還強調要實施“全國最低需求計劃”以便改善較低收入階層的條件。盡管如此，印度窮人的數量仍繼續增加。1971年提出了“消除貧困”的口號，從此把貧困問題提到了政府議事的中心位置。“五五”計劃指出：“失業、半失業以及大量生產者缺少資源基礎，特別在農業部門，是貧困的主要原因。”“五五”計劃提出，“將對失業、半失業和大規模的貧困問題發動一場直接的進攻。”（注：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對“五五”計劃一種有利的方法》，轉引自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23頁。）“六五”計劃為此目的制定了一個反貧困計劃即“農村綜合發展計劃”。農村綜合發展計劃的基本戰略是，通過促進貧困家庭的自我就業，以便隨著生產資料的轉移，使他們得到收入，幫助他們跨過貧困線。該計劃于1980年10月2日在全印5011個區開始實行，其主要措施是按逐級補貼的辦法，即遵循窮者最先受益原則，對部落民補貼資本成本的50%，邊際農、農業工人和農村手工業者占33.3%，小農占25%，通過對這些家庭的投資，幫助他們實現或增加自我就業。所需經費由中央和邦政府按50∶50的原則來分擔。“六五”計劃期間為該計劃實際支出166.1億盧比，受益者總人數1656萬。
“七五”計劃期間該計劃使1820萬戶家庭得到援助，其使用經費331.6億盧比。除此之外，由金融機構發放了537.2億盧比定期貸款。這樣，總共投入868.8億盧比幫助1820萬戶受益者，其中45%的受益家庭屬于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60頁。）。1990～1991和1991～1992年度期間，該計劃共支出391.9億盧比，受益者為540萬戶，其中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占受益者的比重上升為51%（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60頁。）。
“八五”計劃期間，通過加大對每戶援助力度，幫助受援家庭跨過貧困線。具體措施一是把對每戶家庭的投資額從過去的6000～8000盧比提高為12000盧比，二是實施“家庭信貸計劃”，把金融機構對受援戶的貸款額擴大為2000盧比～25000盧比，使之能夠跨進貧困線。“九五”計劃為了重新調整鄉村發展計劃的方向并加大其貫徹力度以減少農村貧困，“農村綜合發展計劃”的戰略重點從個人受益轉向群體受益，同時延長高投資水平以確保項目的可行性。同時，援助的內容擴展為培訓窮人的技能和技術改進以及提供適宜的基礎設施（注：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第九個五年計劃建議報告》(1997～2002)，轉引自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頁。）。總的看來，扶貧計劃中的擴大就業措施不同于就業計劃，它是通過援助貧困戶使之逐步具備自我發展能力，從而實現自我就業和最終脫貧。而就業計劃則是為失業者安排就業機會從而使之得到收入。二者的區別在于，扶貧計劃有“治本”的作用，而就業計劃更側重于“應急”。兩類計劃同時實施，可收相互補充之效。
三、印度的社會保障體系
市場機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對于它帶來的利益關系不平衡，必須由國家加以協調，這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社會保障體系就是國家利用自己的權力對國民收入進行宏觀調控，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手段。在印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統、社會保險措施、對農業工人的保障措施等三方面內容構成。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統
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統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政府監督和指導下，由國家給予財政補貼，專門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業系統，即平價商店。印度現有45萬多個平價商店，遍布全國各地城鄉，包括邊遠地區、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也都開設有平價商店。按照規定，當局向低收入居民發放購物卡，這些居民持卡可到平價商店購物。目前平價商店主要供應小麥、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7種生活必需品，有的還供應茶葉、肥皂、火柴、食鹽、豆類等重要生活品。為了保證這一系統的正常運轉，印度政府每年撥出巨款進行補貼，僅糧食補貼一項，中央政府的支出已從1991～1992年度的285億盧比增加為1997～1998年度的750億盧比，1998～1999年度達900億盧比（注：印度政府：《1998～1999年度經濟調查》第67～68頁。）。為了對公共分配系統進行監督，還專門成立了消費監督委員會。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統在實現社會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歡迎。它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費者，也有利于生產者。因為通過該系統，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費者獲得平價商品，另一方面使生產者獲得政府的支持價格和穩定的國家市場。
（二）印度的社會保險措施
印度的社會保險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養老方面的社會保險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對工廠工人（20人以上的企業）和國家雇員，不包括小企業的工人和農業工人。其具體規定主要體現在以下法令中：
《雇員國家保險法》。1948年通過，其目的是向工人提供強制和捐助相結合的健康保險，為病、孕、傷工人提供醫療幫助，現金補貼，為死亡工人的親屬提供撫恤金，為接受保險者在死亡時提供喪葬費。《雇員準備基金和其他專款法》，1952年通過，主要內容是向企業雇員提供準備金、家庭養老金和保證金相聯系的保險。《煤礦準備基金和獎金計劃法》（1948年），專門解決煤礦工人的保險。《養老金支付條例》，1972年通過，為企業雇員提供養老金。家屬撫恤金方面主要有《1971年煤礦家屬撫恤金計劃》和《1971年雇員家屬撫恤金計劃》。在生育津貼方面主要有《1961年生育津貼條例》以及各邦的相關立法。此外，印度先后頒布了100多個勞動保護方面的法規，涉及工資待遇、工作時間、勞動環境及人格保障等諸多方面，也是社會保險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對農業工人的保障措施
第2篇：大學畢業五年計劃范文
創新成就行業黑馬
陰自義和孫彩霞大學畢業之后，被分配到滑縣的國有商業公司。但是企業因經營失誤而解散，夫妻倆“被迫自謀職業”。夫妻倆批發過冷飲，開過彩票店，也嘗試過經營化工廠和飼料廠，可謂是“暈頭轉向，四處碰壁”。
后來，一家國有化工企業改制，陰自義以銷售員的身份入職其中，憑借著聰明勤奮，銷售業績很快提升。滑縣及周邊地區具有良好的化工產業基礎，橡膠助劑是當地一項重要的化工產品。橡膠助劑是橡膠中重要的要素，雖然所占比重極少，但是作用極其重要。目前，中國從事橡膠助劑的企業有七十多家，供應全球75%的市場需求。
2007年，陰自義和孫彩霞邁出了人生創業的關鍵一步，成立鄭州市雙力化工產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雙力化工），主要從事化工產品的外貿出口業務。2008年由于北京舉辦奧運會，國內化工企業開工率下降，國內的產品采購價格連翻上漲，但是公司與外商簽訂的合同價格是不能變的，銷售收入受到很大影響。夫妻倆經過認真思考，決心向上游生產領域發展，因此在2008年建設鶴壁市雙力橡塑助劑廠，2009年2月一期年產3000噸的促進劑MBT建成投產，同年10月年產2500噸的促進劑MBTS車間建成投產，2011年年產6000噸的MBT二車間建成投產。
夫妻倆的努力很快得到回報，雙力化工在市場中占有了一席之地。2009年年初，雙力化工提出了第一個5年計劃，用5年時間實現銷售收入過億元，把雙力化工打造成行業內的知名企業。到2011年時，雙力化工的銷售收入突破一億元，實現利稅1600多萬元。2012年，公司實現銷售收入1.7億元，實現利稅2500萬元。2013年公司實現銷售收入2.13億元，實現利稅3200萬元。2014年1月，雙力化工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用五年時間實現年銷售收入十個億，把雙力化工打造成一個行業內的優秀企業。
目前，雙力化工擁有員工400多人，并擁有一批專業技術人員及管理人才，是一家集生產、銷售、研發為一體的現代化、專業化、國際化的橡膠助劑企業。橡膠助劑年產能達7萬噸，年供應促進劑2萬噸，防老劑1.5萬噸。該公司具有自營進出口權，80%產品出口，主要銷往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度、巴基斯坦、西班牙、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與國內外眾多知名企業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
雙力化工猶如一匹黑馬，從行業中脫穎而出，這得益于雙力化工攻堅克難，開拓市場，不斷創新。作為行業的后起之秀，陰自義視創新為發展的法寶，敢于嘗試新工藝、研發新產品，也嘗到了創新的甜頭。英國客戶請雙力化工生產一種產品，雙力化工與鄭州大學、中國化工研究所合作，苦心鉆研，悉心摸索兩年多的時間，最終產品純度基本符合客戶的要求。當英國客戶以八萬歐元的價格將產品空運回國時，陰自義意識到里面還有很大的利潤空間，因此繼續提高產品純度，進而提升產品價格。
在公司產能快速擴張過程中，資金流轉壓力很大，孫彩霞展現出很強的財務運作能力，精心設計，提前規劃，提高資金利用效率，每年資金流轉周期達到六輪，保障了企業健康發展。
“清潔生產”的探路者
隨著事業的發展，陰自義想在行業中“折騰出點名堂”。橡膠助劑是橡膠產業的剛性需求，我國又是橡膠助劑的主要供應國，但是我國橡膠助劑行業面臨著產品同質化、研發投入不足、耗水耗能、環境污染等問題。
由于國內一些化工廠生產設備陳舊，生產過程中處理不完善，“三廢”問題不能很好處理，特別是水處理方面，嚴重污染當地水質。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清潔生產成為行業轉型的趨勢。但是清潔生產工藝的研發是一項高投入高風險的活動，大企業不愿做，小企業沒有能力做。
早在2011年，陰自義夫婦就具有先進的環保理念，積極推行清潔生產流程，雙力化工在國內率先采用“清潔生產工藝”進行生產，發展綠色化工，打造企業品牌。尤其是新工藝無廢水封閉清潔生產促進劑MBT（M），獲得國家專利，在技術和產量方面都居于行業前列，是行業內唯一一家循環經濟的倡導者和實施者。
中國橡膠工業協會橡膠助劑專業委員會的清潔生產標準是每噸橡膠助劑產生4噸廢水，雙力化工的MBT無廢水封閉萃取工藝，可以達到零污染。新建工廠鶴壁市恒力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即將上馬第一條CBS生產線，該生產線率先使用DCS自動化控制系統，并建設行業內單產量最大的標準化生產車間，年產CBS預計達20000噸，屆時產品質量和數量都將得到更加充分地保證。
第3篇：大學畢業五年計劃范文
在短短的十年間，好幫手電子發展成為年銷售過10億元的大公司，旗下擁有 “卡仕達”、“科駿達”兩大品牌，還榮獲“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廣東省名牌產品”、“廣東省著名商標”、“國家免檢產品”、“全國百佳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等榮譽稱號，成為中國汽車電子行業的領跑者。
過去的十年，同時也是中國汽車電子產品市場迅速發展的十年。好幫手電子在市場的風云變幻中保持了十年迅速而穩健的發展。這是為什么呢？讓我們一起來見證一下好幫手電子的十年發展史。
激越:從無到有的創業史
1998年，剛剛大學畢業的羅大軍加盟了剛剛成立的好幫手電子，成為了一名開發工程師。當時公司包括董事長在內一共才七個人。為了能盡快打入市場，公司決定加大力度進行產品研發，當時初來乍到的羅大軍便被委以重任，與另外一個工程師一起各自負責一個研發項目的運作。一年之后，羅大軍被提升為采購部經理。因為在工作上的努力，不到一年后，他再次被提升為公司的副總經理。2000年，羅大軍進而接任總經理一職。
羅大軍的個人經歷正好是員工與好幫手電子共同成長的真實寫照。雖然他們在創業期間經歷了各種磨難，但是他們從失敗之中汲取經驗，憑著滿腔的熱情和面對失敗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為好幫手電子未來的迅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0年一過，好幫手電子就正式創建了“卡仕達”品牌，并賦予了該品牌爭做汽車影音行業內第一品牌的意義。2001年，好幫手電子加大技術力量投入。當年3月在廣州成立研究中心；接著在11月，第一臺內藏式自動翻轉顯示器樣機研制成功，同月公司開始導入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在12月，公司總產值實現了在上一年的基礎上翻了一番。
通過在2001年的迅速積累，好幫手電子壯大的步伐不斷加快。2002年6月，CA1603研制成功，成為國內第一臺全自動伸縮式多媒體娛樂系統的代表，并成功地參加了第七屆北京車展。同時，好幫手電子正式通過 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2002年10月，CA1603正式批量上市，公司并于同月起開始在全國組建銷售網絡。
騰飛:從小到大的發展史
夯實了發展的良好基礎，憑借好幫手電子產品戰略與銷售戰略的制定與落實，造就了企業從小到大的幾何式發展。從渠道拓展到產品線延伸，無不體現好幫手電子在戰略發展上的高瞻遠矚和執行到位。
2003年初，好幫手電子開始大力開展全國經銷商網絡的建設。7月，公司承辦了首屆中國汽車電子技術應用研討會及新產品會。10月，公司參加香港秋季產品展，全面拓展海外市場。2004年7月，好幫手電子冠名贊助首屆中國（國際）汽車音響文化節，這時“卡仕達（CASKA）”這個名字在汽車電子行業中開始嶄露頭角，得到了行業內外人士的廣泛認可。
在產品研發上，好幫手電子同樣不遺余力。2003年6月，CA1602樣機正式研制成功；4月，好幫手電子再次重拳出擊第11屆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首次推出專車專用一體化DVD影音系統，成為展覽會上的亮點之作。8月，好幫手電子的首款GPS導航系統上市，并掀起了導航普及風暴，公司的發展方向由單一的汽車影音領域轉變成汽車導航影音系統領域，韓國現代企業和日本汽車的零部件考察團也紛紛前來參觀考察。
2005年1月，“卡仕達”騰龍戰略正式啟動。2005年11月，好幫手電子首次提出“廠商攜手，品牌共創，成果共享”的共贏理念。
2006年 2月 ，好幫手電子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APEX（愛普克思）計劃，確定了2006至2010年的戰略目標，好幫手電子進入另一高速發展階段。從當年10月份起，好幫手電子重拳出擊央視廣告，在中央電視臺2套和4套黃金時段播出首條影視廣告，開辟了汽車電子行業出擊央視廣告的先河。11月，在2006年第九屆北京國際車展上，好幫手電子也攜兩大品牌閃亮登場，吹響“自主創新，樹立民族品牌，鑄造汽車電子產業航母，立足后裝，整合優勢資源，全面進軍前裝市場”的號角。
夢想:戰略開創的未來路
“十年業績是一種心態，我們需要重新歸零、啟航、跨越。”這是好幫手電子管理層最近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
現在汽車電子行業正處于速變時期，適者生存，不適者必定被淘汰。目前行業情況客觀要求好幫手電子必須跟隨著行業變化步伐做出相應調整。于是好幫手電子再次緊緊地抓住這個重要時機，提出了戰略管理。
戰略管理的提出是基于好幫手電子成熟的條件和強大的優勢:十年的品牌影響力、十年的技術沉淀以及強大的團隊競爭力。隨著軟實力的建設，企業文化接連引進，軟硬件設施不斷完善，好幫手電子全體上下的凝聚力增強了。
好幫手電子過去注重產品銷售，現在提出了要同步開展資本運營、市場運營和品牌運營，并認識到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資本運營的最大目標是達到資本激增，品牌運營是長期拉動企業長線發展，市場運營是現時必須達到的眼前利益。
第4篇：大學畢業五年計劃范文
近日,愛爾蘭政府頒發了一個關于國際學生的策略,它是2010到2015年的計劃,在這一部分發展規劃中,首先提到愛爾蘭會在未來五年提高教育質量;其次,會提高全球的戰略性。其中包含了學費體制的改革,也包含了很多的優惠策略,對于國際學生非常有吸引力。
2011年起瑞典留學無“免費午餐”
隨著外國留學生人數增長迅速,瑞典各高等院校將從2011年起對來自歐盟和歐洲經濟區以外的外國留學生收取學費。據了解,目前在瑞典的留學生享受的是與本國學生相同的免學費待遇。然而據瑞典教育部門統計,近10多年來,到瑞典求學的外國留學生人數驟增,目前就讀于瑞典高校的外國留學生已超過3.1萬人。為緩解經濟壓力,政府考慮對非歐盟學生收費。瑞典政府估計,一名外國留學生每學年需交納約7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6.9萬元)的學費。
瑞典政府將推出高額獎學金項目
瑞典政府將從2011年起對自歐盟和歐洲經濟區以外地區的外國留學生收取學費,但為了緩解學費帶來的經濟壓力,瑞典政府將推出兩個高額獎學金項目:一個是將頒發給與瑞典有長期合作發展關系的國家,其中包括中國,獎學金項目每年達3000萬瑞典克朗;另一個獎學金項目將由各高校直接管理,向所有非歐盟國家的國際學生開放,2011年該項獎學金總額為3000萬瑞典克朗,2012年該獎學金的總數將增加到6000萬瑞典克朗。
荷蘭名校2011年對華招生展開
荷蘭作為最早使用英語授課的歐洲非英語國家,在世界留學市場一直廣受青睞。荷蘭政府每年將國民收入的20%投放到教育領域,截止到目前,荷蘭共有11所大學躋身世界大學前200位。目前,荷蘭高校已開始接受2011年入學申請,由于荷蘭多所大學的招生都采用招滿即止的規則,因此,提前一段時間準備非常重要,留學專家介紹,鑒于荷蘭入學時間多為每年九、十月份,學生提前一年準備可高效保證錄取。
美國部分社區大學學制改為4年
最近,美國部分社區大學的學制從兩年提高到四年,且頒發四年制大學的文憑。這種現象被美國高等教育界視作社區大學的轉型之舉。這種新趨勢正在打破社區大學以往的“跳板”定位,社區大學升級主要是迎合了市場需求,升級專業包括消防、電焊、護理等,修習這些專業的學生在接受技能訓練的同時,還接受管理方面的知識。業界認為,社區大學的轉型順應了美國高等教育多元化的特點,同時也不失為美國就業供需市場的風向標。
加拿大致力提高公立教育質量
滑鐵盧大學校長約翰斯頓先生于10月1日擔任加拿大總督職務。他在就職演說中表示,要將加拿大建設成為一個“聰明與關愛的國度”。為實現這一目標,他提出3個支柱:支持并關愛家庭、兒童;鼓勵學習與創造;提倡慈善和志愿者精神。他尤其強調要關愛并尊重教師,并通過公立教育使每個人的才智得到充分發展。留學專家指出,隨著加拿大教育變革不斷深入,本土學生以及留學生都將從中受益,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
初中生留學熱抬高美國中學門檻
在中國,打算出國留學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年齡也越來越小。在剛剛結束的美國寄宿中學協會在京說明會上,初中生家長成為現場咨詢的主流。漲幅迅速的初中留學熱潮也悄然抬高了美國高中的門檻。10月底,美國寄宿中學協會(TABS)率43所美國寄宿制高中在京集體招生。不過,相比去年的75所學校,今年來京招生的學校規模已明顯縮水,招生計劃預計比過去減少二三百人。據業內人士介紹,在美國高中名校的招生條件中,學生的學業成績和考試成績是重要方面,而學生社會經歷、課外活動等方面的表現,以及其個性與特長,將是招生時更為看重的。
英國留學生生活壓力將變大
英國國家統計局10月2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英國經濟在今年三季度內的增速達0.8%,比預期值高出一倍。專家表示,一般來說GDP向好意味著有更多的工作崗位。但是因為過去幾年,政府裁減了太多公共部門的職位,因此這些崗位的失業人員大多涌向私營企業和部門。雖然這些部門提供的崗位數目不少,但是因為求職者的成倍增多導致了求職競爭異常激烈。因此未來海外學生想在英國找到工作的困難仍然很大。
日本大學“泡沫化”擴招留學生
10月27日,日本新華僑報網發表署名評論文章,文章稱日本高等教育實施“大眾教育”后,“泡沫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大量擴招將會使得許多學校因無法達到招生名額而倒閉。文章還提到,日本“大學泡沫化”最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狂招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大學泡沫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學生進入大學以后,不再有“精英意識”,他們把這段時間當作高中“升學戰爭”和畢業“就職戰爭”之間最快樂的人生時光,盡情地玩耍、享受。在世界500強之一的三井物產,對一個進入公司的大學畢業生,要花500萬日元進行培養,其費用基本上與大學4年的學費相同。因此,他們也認為日本的大學正在“泡沫化”。
南加州大學向中國學生全面開放
排名全美第23位的美國南加州大學是中國優秀學子向往的名校。該校招生辦副主任Megan Wang近日表示,作為擁有最多國際學生的美國大學,南加大會繼續招收并錄取全球的優秀學子。南加大的150個本科選項全部開放給國際學生。南加大提供經濟補助給擁有美國公民及永久居民身份的學生。如果學生有經濟需求,校方會以助學金、工讀金以及貸款等滿足他們的全部經濟所需。國際學生雖無法得到經濟補助,但他們可以與其他的報名者一起申請并競爭獎學金。去年,中國有4位同學得到全額獎學金。
法國私立院校不斷擴張
多年來,法國私立院校廣泛結合所在地地域特點,因勢利導,幫助學生踐行課堂理論,畢業生深受企業歡迎,學校好評與日劇增,從而也引發了大眾對法國私立教育的關注。面對龐大的私立教育機構規模,專家提醒學子,選擇入讀法國私立院校一定要注意查看學校資質,通常有3點衡量標準:一、能為學生辦理一年的學生居留;二、有專屬的教育編號;三、國內教育部備案。
新西蘭博士受學子認可
近3年出國讀博的學生有明顯增長,其中又以新西蘭博士項目發展最迅速,受到了越來越多國內學子認可。據統計,2009年所辦理的博士生數量同比增長170%,再創新高。新西蘭讀博之所以受國內學子認可,除學歷含金量高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學費低廉,只需要2~3萬元人民幣即可;其次,博士配偶可申請與其課程時間一致的無限制性工作許可,申請人子女在新西蘭的學習費用也和新西蘭居民一樣享受優惠;此外,國際博士生可申請新西蘭國際博士研究獎學金(NZIDRS),這項全額獎學金資助覆蓋了學費、生活費、交通補助、保險補助以及書本和論文費用多個方面。
澳大利亞拓展中澳大學交流
11月8日,澳大利亞高等教育部長克里斯•埃文斯參議員(Senator Chris Evans)在北京宣布澳大利亞政府將出資拓展創新性的中澳大學校長能力建設交流項目。埃文斯參議員說,吉拉德政府將出資10萬澳元用于拓展“中澳大學校長能力建設項目”。該項目由澳大利亞大學協會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聯合創辦。在該筆政府資金的支持下,2011年和2013年參與該項目的澳大利亞大學數目將翻一番,達到16所大學,這將有助于中方參與者豐富其交流體驗。
美國移民收入銳減
美國丕優西語裔中心10月29日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自經濟危機結束以來,移民迅速恢復就業,但美國本土出生者繼續失業。移民失業減少的原因不明。不過,自去年以來,移民的工資比一年前大幅減少。外國出生移民的周薪中位數字比一年前下降4.5%。美國出生上班族的工資降幅只有不到1%。2010年第二季,美國出生上班族的周薪中位數字為653美元,外國出生移民的數字則為525美元。
移民加拿大曼尼托巴不設學歷門檻
曼尼托巴省屬移民計劃(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簡稱PNP計劃)的產生是在加拿大政府和曼省(Manitoba)政府協商基礎上制定的。近兩年,曼省投資移民計劃以資產要求低,文件要求簡單,無學歷、語言要求,投資方式靈活以及曼省投資移民名額最多的省提名計劃等特點,被越來越多的不符合加拿大聯邦以及魁省投資移民申請條件的申請者所接受。
美國第二代移民收入更高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最新數據,美國3億多人口中有12%是外國出生者,除了少數在美工作學習的非移民外國人,其余的多數基本上等同于第一代外來移民。此外美國還有3302萬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是外國出生者的第二代移民。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發現,第二代移民比第一代移民獲得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收入,從事專業工作的比例更高,貧困率較低。25歲以上的第二代移民獲得大專以上學歷的占58%,比第一代移民高13個百分點。人口普查局官員格里科說:“這顯示移民的孩子繼續像過去幾代人那樣融入美國社會。”
中國成澳洲第二大移民來源國
澳洲移民部長寶文(Chris Bowen)日前表示,澳洲的移民政策將繼續以國家經濟所需的技術人才為吸納對象。根據統計數字,中國成為澳洲第二大移民來源國;而在技術移民類別中,會計是最多人提名的職業,其次是計算機專業人員和注冊護士。政府宣布下年度將增加5750個技術移民名額,以滿足澳洲的需求,技術移民的比例將提高至67.5%。寶文表示,政府的技術移民政策以目標為本,有助紓緩醫療、工程、金融服務和信息科技行業人才短缺問題。
132簽證成國內精英移民澳洲首選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移民國家之一,其商業移民深受國內認可。在多種澳洲商業移民簽證類別中,132類簽證已然成為國內商業精英移民澳洲的首要途徑。該簽證屬州政府擔保商業杰出人士類簽證,適合在國內擁有大型公司并直接參與企業經營和管理的成功人士。澳洲商業移民類別163、164、165需兩步走,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先“臨居”再“永居”的過程。惟獨商業天才132類可一步到位拿到永居簽證。
加拿大公民入籍考試新條例生效
自加拿大聯邦公民及移民部今年3月15日推出新版的公民入籍考試范圍后,該部門近日修訂考試內容:包括擴大考試范圍的重點;取消筆試中的必答題;考試未過可延長考生重考的期限;至于測驗考生語言能力的口試部分,則由以往的簡單對話,改為需要表達能力較強的題目。有移民律師指出考試范圍雖然經過修訂,但對一般來自中國大陸或臺灣的移民,仍然十分艱辛。
“美國貓”測試或成名校錄取指標
10月16日,美國大學網公司推出了全新的國際生測試項目――美國文化評估測試(the US Cultural Assessment test)。該項測試簡稱為USCAT,第一階段實施工作將于明年秋季展開。由于簡稱中同時包括了US和CAT兩個的單詞,因此被網友戲稱為“美國貓”測試。以USCAT為代表的美國文化評估類標準化測試或將在未來成為主流,為眾多美國學校錄取國際生提供重要的參考信息。美國高校對國際生要求一向嚴格,無論是偏重托福、雅思、SAT等經典測試方式,還是偏重USCAT類的新興文化測試,其實都反映了美國各類院校對國際生素質的要求。
留韓語言門檻降低
10月1日,韓國教育部調整了大部分院校的本科招生語言要求,語言關從原來必須通過TOPIK考試4級,調整至入學申請時只需提交3級證書,畢業前通過4級考試即可。不過,此次降低門檻不包括以下7所大學,即首爾國立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梨花女子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和西江大學。而此前韓國教育局在今年8月也出臺放寬留學簽證,令八成中國學生受益。兩個月內,赴韓留學利好消息一傳再傳,一股不小的留韓“風潮”正在刮起。
GRE考試成績取消沖擊留學計劃
10月23日,在中國大陸地區舉行的GRE普通考試時,發生了“錯誤重復使用先前舊試題”事件,導致考試成績失真,ETS決定取消所有考生成績。目前GRE考試在中國大陸一年僅有兩次考試機會(6月和10月),同時GRE考試是申請美國理工科、文科等專業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所以此次事件必然對申請2011年秋季入學的學生帶來影響。ETS將為所有受影響的考生提供3種選擇:參加于2010年11月20日舉行的免費重考;或免費轉考2011年6月11日舉行的GRE普通考試;或全額退還10月23日GRE普通考試的考費。
SLEP成國內學生讀美國高中捷徑
SLEP是中學英文程度測驗(Secondary Leve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的縮寫。由托福考試主辦機構ETS主持,因此SLEP在國內也被稱作“小托福”考試。除多數公立中學通過SLEP選拔學生外,美國90%的私立中學都通過SLEP成績衡量學生的語言成績情況。對多數學子來說,SLEP是進入美國高中的必經途徑。相比托福等考試,SLEP的難度更小,考點和考試方式更靈活。
2011年美國國際交換生開始招生
2011年美國國際交換生招生已經開始。年齡在15~17歲的中國高中生符合相關條件,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公立高中,修讀一年的高中課程。專家建議,美國高中交換生項目招生名額有限,采取先報名、先通過、先錄取的模式,額滿即止。想參加2011年春季交換生的學生現在就要開始報名和準備材料,學生要通過嚴格的英文筆試和由美國機構專門設置的面試,合格者才有機會到美國進行為期10個月的文化交流項目學習。建議提前半年準備為宜。
南京市為引進海歸人才再次“筑巢”
南京市政府近日公布了一系列人才引進政策。為了讓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安心發展,南京計劃建1萬套人才公寓,將規劃4個大型片區來建人才公寓和城市中低收入者用的保障房。今年南京還將建設500套商品房,為特別優秀的海外人才解決住房問題。未來3年,南京將投入30億元,全面實施“紫金人才計劃”,著力構建政策優勢突出、服務環境一流、創業氛圍濃厚、與產業發展相契合的人才集聚高地。
澳大利亞國際留學生數量下降
澳大利亞國際教育協會本周公布一組數字,稱由于技術移民政策收緊導致國際留學生人數下降,2012年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經濟將損失近26億元。該協會呼吁在海外和國內大力宣傳維州國際教育產業,給國際留學生提供公共交通優惠政策。
第5篇：大學畢業五年計劃范文
關鍵詞：印度；高等教育；大學附屬制；附屬學院；獨立學院
印度大學附屬制是指一所大學接納本地區的規模較小的高等教育機構作為自己的附屬學院，由大學制定附屬學院的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指定教科書并組織考試、頒發學位的制度。這類依附在大學的學院被稱為附屬學院(Affiliated Colleges)，具有附屬學院的大學則被稱為“附屬型大學”或“納附大學”(Affiliating Universities)。在印度，納附大學是最主要的高等教育類型。印度這種極具特色的附屬制度與我國獨立學院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因為它們都依附在母體學校并由母體學校發放學位證書。印度大學附屬制的成功經驗與教訓，對我國獨立學院健康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印度大學附屬制的基本情況
印度大學附屬制度是仿效英國倫敦大學而逐漸形成的。1857年，印度最先成立的三所大學，即加爾各答大學、孟買大學和馬德拉斯大學，自己不進行教學，只接納本地區或臨近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為自己的附屬學院。大學成立之初，只是作為管理機構而不是辦學實體，負責制訂并審核附屬學院的教學計劃與大綱，組織附屬學院的學生考試，制訂學位標準并頒發學位。這一制度在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單一大學與納附大學兩種類型，單一大學不吸收這種附屬性質的學院；而納附大學除了接收附屬學院之外，自己也設立了直屬學院進行教學活動。目前，印度的單一大學較少，絕大多數為納附大學。
印度為什么會發展出這種附屬制度？除了上述的歷史傳統之外，也有現實的原因。一方面，按照印度高等教育法的規定，只有大學才有學位授予權。學院只有依附于某個大學，其所授課程才有可能獲得授予學位所需的學分，因此，印度幾乎所有的學院都要附屬于某個大學，成為其附屬學院，否則，將無法生存和發展。附屬學院作為提供學位課程的教學機構，其學生必須參加母體大學組織的考試，通過考試者才能獲得由大學頒發的學位。附屬學院相當于大學的一個辦學點，接受大學的外部考試與學位認定。另一方面，印度的大學相對較少，全國只有十余所中央大學、39所準大學（又稱為公認大學，絕大多數為國家級研究院所）、11所國家級學院、150多所邦立大學，在印度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過程中，這兩百余所高校無力承擔大眾化的艱巨任務，國家也提供不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所需的巨額教育經費，因此，大學附屬制度不斷發展與壯大。經過20世紀50、60年代的第一次飛躍，70、80年代略趨平緩，但自90年代至21世紀初，附屬學院又進入了急劇擴張的時期。（見下表）
1951年-2005年印度大學附屬學院發展情況
正因為大學控制著學位這一命脈，加上外部考試制度的確立與成熟，納附大學對附屬學院具有相當大的權威與領導地位。納附大學對附屬學院的教學及各項工作具有監督、指導、協助等職能，規定附屬學院在辦學條件和資金方面要達到的標準，規定教師與其他職員的最低聘用條件，規定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的最低標準。大學對附屬學院的基本要求包括：保持良好的學術水平，聘用足夠的、素質良好的教職員工，有充分的經費保障，為師生提供充足的生活、娛樂和醫療設施。附屬學院則要求大學承擔以下職能：在解決學術問題方面提供指導，幫助提高附屬學院教師的水平，對附屬學院力所不及的一些學科提供教學方面的支持，為本學院教師提供使用大學圖書館和研究設施的機會，為本學院提供參加大學學術、文化及課外活動的機會。
附屬學院有公立與私立兩類，其中約四分之三的附屬學院是私立的。私立學院由慈善機構、私人企業及其他私營組織創辦，它又分為兩類：一類是由私營部門管理而由政府資助的學院，通常稱為“受助學院”，又稱為“公助私立學院”，占90％;另一類是由私營部門管理并出資而不接受政府資助的學院，通常稱“非受助學院”。私立附屬學院有自己的管理機構，稱為管理理事會 (Board ofManagement)，有權任命自己的院長，招聘教職員工，有權管理與使用本學院的自有資金，但要按大學的有關規定執行。公立附屬學院一般是由邦一級政府創建并提供全部經費，由邦政府與大學協商后組成管理機構進行管理。附屬學院實行轄區制管理，納附大學只能在政府為它劃定的一定行政區內認可其附屬學院，并主要從劃定的行政區域內招生。
二、印度大學附屬制分析
印度獨立后，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發展。對于印度高等教育的評價，各方人士見仁見智。一般而論，印度大學附屬制對印度高等教育發展具有以下兩大貢獻。
第一，推進了印度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1947年，印度獨立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印度的高等教育發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在世界范圍內也極為罕見。盡管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專家學者對印度高等教育擴張褒貶不一，莫衷一是，但事實是：高等教育的發展給印度的經濟、科技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使之成為科技強國和人才儲備大國。目前，各大學所屬的附屬學院共有000余所，平均每所大學擁有附屬學院幾十所甚至上百所。這些附屬學院像滿天繁星散落在印度各地，使邊遠的山區學生也能方便入學，節省上大學所需的費用。這些附屬學院招收了大量的學生，滿足了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使印度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大國。目前，納附大學容納了全印度高校在校生的90％，其中參加外部考試的附屬學院學生占在校生的85％，附屬學院占據了全印度高等教育中89％的本科生、66％的研究生和82％的教師。如果沒有眾多的附屬學院，單憑其他大學與納附大學學院吸收如此眾多學生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節省了大量的公共高等教育經費，使國家把資金集中投向一批重點建設大學。印度的高等院校共分為五類：綜合大學、準大學、國家重點學院、研究院、綜合大學附屬學院。大學撥款委員會承擔了中央直屬大學和“準大學”的全部費用，這些大學的學費很低，并由國家提供助學金。而約四分之三的附屬學院是私立的，各邦提供很少的經費與助學金。印度高等教育經費預算占整個教育預算的三分之一，而高等教育經費絕大部分都投入了重點建設大學。政府創辦的以印度理工學院為代表的國家重點學院，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有幾個重點學科如計算機研制和軟件開發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印度每年可向世界各國輸出20萬名IT人才，美國硅谷的高級精英很多都是印度精英。可見，沒有國家的重點支持，沒有眾多的附屬學院作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支撐，也很難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然而，世界高等教育專家及印度一些學者對附屬學院也是毀譽參半。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管理體制上看，大學對附屬學院的管理缺位，大學與附屬學院存在管理沖突。嚴格地說，附屬學院只是大學的一個教學點，缺乏大學的傳統與氛圍。一所納附大學往往有幾十所甚至幾百所附屬學院，大學根本無法對附屬學院實施有效的管理。即使大學校長真的要到每個學院看一看，恐怕也需要一兩年時間。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大學被迫接收一些不符合辦學標準的學校為附屬學院。一些高等教育機構為了生存與發展，總是想方設法通過不同的手段要求大學降低標準，接納不合格的學院成為臨時性附屬學院。而這些學院的管理水平、教學質量、辦學條件長期達不到要求，大學只有通過外部考試來約束附屬學院。大學力圖控制附屬學院的辦學活動，而附屬學院盡可能爭取各項權利。由于大學控制了課程標準與考試要求，附屬學院在教學方面缺乏足夠的自主權，扼殺了附屬學院辦學的積極性。附屬學院的管理理事會在教師聘任、教學設備購置等方面與大學討價還價，雙方辦學理念、辦學行為的沖突不利于附屬學院的發展。
其次，從辦學水平來看，附屬學院教育質量較低，聲譽不佳。目前，一些學者把印度大學文憑貶值、大學生失業等問題歸咎于大學附屬制度。甚至有人“把附屬制看做是印度高等教育的禍根，認為印度的整個高等教育幾乎全部在裝備落后、師資匱乏的附屬學院進行”。附屬學院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規模偏小，被稱為“生產學位的作坊”。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曾把本科學生數少于400人的學院和學生數少于200人的2年制附屬學院稱為“病態學院”，認為這類學院難以進行有效教學。由于文憑含金量降低，社會上用人單位對附屬學院畢業生往往缺乏信任，認為其畢業生知識陳舊過時且無一技之長，其失業并非是無崗位的失業，而是缺乏工作能力。
另外，從外部考試制度來看，制度運作不善，被人詬病。外部考試制度確立的初衷顯然是為了使附屬學院達到大學要求的學術標準，是一種質量保障的制度，但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卻滋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極影響。如納附大學要對眾多的附屬學院學生進行統一考試，考試的組織工作龐雜繁重，工作中常出現失誤；由于教考分離，附屬學院的課程教師并不進行命題，教師在教學中幫助學生“押題”；一些納附大學教師則受聘到附屬學院進行教學輔導，等等。當然這一制度最為人垢病的則是認為其導致了附屬學院的“應試教育”，只是讓學生學了些死記硬背的知識，使附屬學院的教學嚴重脫離實際。
為了避免附屬學院辦學中的消極因素，印度曾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將附屬學院改造成自治學院的政策，以提高附屬學院的自主權，使附屬學院脫離大學組織的外部考試，自主決定考試的內容與標準。印度教育委員會于1966年第一次提出將一些教育質量高的附屬學院改成自治學院的設想，1986年的《國家教育政策》則把成立自治學院作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計劃至1990年第七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將建成500所自治學院，長遠目標則是用自治學院取代附屬學院。但本項改革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說近于“難產”或“流產”，目前，改為自治學院的附屬學院約為100余所，僅占1％左右。這項改革錯綜復雜，大學與附屬學院均缺乏足夠的改革動力，從附屬學院角度來說，一旦改為自治學院，與大學的關系就疏遠了，可能影響招生的吸引力；從大學角度來說，擔心附屬學院成為自治學院后，自治學院的學術標準降低了，而大學還得為自治學院的學生授予學位，從而導致大學的聲譽受損。 轉貼于
三、對我國獨立學院辦學的啟示
我國的大學獨立學院與印度的附屬學院不完全相同。印度附屬學院充其量只是大學的教學點，而我國的獨立學院具有較為完備的大學雛形。目前，我國獨立學院共300余所，而印度附屬學院卻有1萬余所，這不是簡單的數量懸殊，而是具有質的差異。印度附屬學院的規模一般很小，大的不過千人，小的只有幾百人，形不成規模效益。盡管按照有關的教育法規定，附屬學院在財政、校舍和教師等方面要達到最低的設置標準，如果學院達不到撥款委員會規定的標準，不能成為大學的附屬學院。但是不少辦學機構仍成為臨時性附屬學院，并最終得到大學撥款委員會的認可。在我國，對獨立學院具有基本的辦學要求，如校園面積、教學行政用房、教師數、圖書數、教學設備等，總體上要求比較高，這一入門標準在客觀上制約了一些大學申報獨立學院的愿望，也保證了獨立學院的基本辦學條件。在教學組織方面，印度附屬學院的課程、教學大綱、教材都是母體學校安排與決定的，考試也參加母體學校組織的外部考試，附屬學院無權改變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任課教師也沒有考核學生成績的權利。而我國獨立學院往往要求具有社會力量作為合作方，自主設置專業與課程，自主確定教學內容并進行考試。提倡獨立學院與母體學校的錯位發展，強調獨立學院要更好地與市場、行業相結合，培養與母體學校有區分的應用型人才。根據印度附屬學院的經驗教訓，筆者認為，我國獨立學院在發展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要控制獨立學院的規模，避免規模膨脹。印度附屬學院共有1萬余所，這是導致附屬學院學生文憑貶值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印度大學生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因素。我國共有獨立學院300余所，學生數近百萬，規模已相當龐大。比如在浙江省，獨立學院的學生已占在校大學生數三分之一，2006年，獨立學院本科招生數占總本科招生數的49％。由于全國絕大多數獨立學院都是從2003年以后申辦的，因此，獨立學院培養的學生尚未得到市場的認可。在就業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獨立學院培養的畢業生在與其他類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中優勢不明顯，不容樂觀。在這一形勢下，教育行政部門要避免獨立學院過快、過熱發展。由于我國普通本科院校的數目遠比印度高校要多，因此，獨立學院只是作為高等教育的補充，而不宜成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力軍。所以，教育行政部門要從嚴從緊審批新設置的獨立學院，要堅持“屬地原則”，即普通本科院校只能在學校所在地舉辦獨立學院，不宜異地辦學；要堅持“一所原則”，每所本科院校只能申報一所獨立學院。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引入優質教育資源，紛紛吸引名校到外地舉辦獨立學院，這種做法不宜提倡，因為名校的優質師資與管理隊伍本身還不充裕，不足以支援外地的獨立學院。
第二，要使獨立學院走向獨立，避免長期依附。獨立學院依附母體學校是暫時性的還是較長期的行為，獨立學院最終是要離開母體還是像印度大學附屬制那樣成為一種制度安排，這些問題需要進行戰略研究。印度大學附屬制盡管在印度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功不可沒，但由于附屬學院的教育質量較低，使大學文憑、學士學位的聲譽受到了損害，因此，我國不宜模仿印度大學附屬制度。從世界上看，除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體制。隨著我國普通本科院校實力提升與規模擴張，教育行政部門應把因擴招而出現的獨立學院視為應急性措施，在獨立學院后續發展過程中，要讓一些有條件的獨立學院從母體學校中分離出來，成為一所真正意義上的普通本科院校。對那些不具有獨立辦學條件的獨立學院，則予以取締，或由母體學校兼并收回。
第三，要合理設置專業，避免設置大量的人文社科專業。因為辦學成本較低，師資條件相對容易滿足，印度附屬學院設置了大量的人文社科專業。但這么多的人文社科專業畢業生，并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崗位。從大學畢業生失業的人數來看，文科學生失業率要高于理工科學生。在20世紀70年代，是印度高等教育入學人數呈幾何增長的時期，文科生失業率占大學生失業者總數的40％以上。目前，我國獨立學院設置的專業盡管為綜合類，但考慮到辦學條件與辦學成本，獨立學院專業設置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偏向人文社科類專業的情況。大量的文科畢業生由于沒有一技之長，在就業競爭中缺乏優勢，往往無法就業。這一問題需要教育行政部門在進行專業審批與確定各專業招生人數時必須予以重視。
第四，堅持大學與社會聯合辦學的舉措，避免克隆母體學校。印度附屬學院培養的學生之所以不受用人單位青睞，原因之一是學生沒有一技之長。由于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應付考試，因此，附屬學院的教學很大程度上就是“應試教育”，幫助學生通過大學組織的外部考試，導致大學教學內容陳舊，嚴重脫離市場的實際需要，學生所學的知識并非社會實用的知識和技能。獨立學院要在激烈競爭的人才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辦出自己的特色，培養符合市場需求的人才。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體制上的保障與創新。由于高等教育的巨大慣性，獨立學院往往移植母體學校的做法，在人才培養上與母體學校并無本質差別。那些以社會力量為主舉辦的獨立學院往往能與相關行業緊密結合，更能吸收企業的管理經驗，培養出的畢業生與市場需求更為接近。所以，教育行政部門要堅持大學與社會聯辦獨立學院的政策，盡管一些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的動機是為了“圈地圖利”，但只要相關的政策管理到位，加強評估監管力度，建立淘汰機制，這一現象將會減少。這類獨立學院日后如果離開母體走向獨立，可以成為民辦大學或企業大學。
總之，教育行政部門對獨立學院的發展要有頂層設計，盡早明確發展戰略。要從嚴控制獨立學院的發展規模，尤其是文科類獨立學院的規模，逐步引導獨立學院從母體學校中擺脫出來，形成辦學特色，確保教育質量。否則，獨立學院長期依附在母體學校之中，日積月累，“習慣成自然”，會逐步演變成一種制度安排，再進行母體學校與獨立學院的分離會更加困難。
注釋：
[1]安雙宏。影響印度高等教育質量的幾個因素[J].江蘇高教，2000，(4).
[2]于富增。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比較[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354;安雙宏。印度高等教育：問題與動態 [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76;王東。看看印度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J].世界教育信息，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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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安邦，等。外國私立教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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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ulandaiswamy，th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India[N].The Hindu，2005-5-18.
第6篇：大學畢業五年計劃范文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東亞各國紛紛采取措施，在改革金融體制的同時，加快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技術產業。經過幾年的經濟結構調整，東亞各國已現“新經濟”曙光。本文論述了東亞“新經濟”發展現狀與特點，并對東亞發展“新經濟”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最后對東亞“新經濟”發展前景做出展望。
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其成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其實，對東亞金融危機形成根源的研究，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經濟”正在興起這一時代背景，究其根本原因還在于東南亞各國未能對產業結構進行及時而有效的升級和轉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受危機禍害的國家立即行動起來采取了許多應對危機的措施。在改革金融體制的同時，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高技術產業迅猛發展，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以強化本國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以適應“新經濟”的發展趨勢。
一、東亞“新經濟”發展現狀
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已采取措施，加快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技術產業，資本開支不斷增加，大量資金投入到從計算機到芯片制造設備的最新技術。《美國商業周刊》
(2000年11月27日)刊發的題為《亞洲的前途》一文中寫道：“東亞在行動。從新加坡到上海，各個公司和各國政府正以多種方式尋找能推動經濟增長的新技術。從中國香港特區因特網帶動的服務業繁榮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高技術生產力發展可以看到，東亞正處在一個躍進期。”
為了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日本將信息技術和產業確定為日本經濟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制定了“E日本”的國家信息技術和產業戰略、要在5年內將日本建成信息通訊業最發達的國家。日本國家產業技術戰略研討會擬定了信息技術領域的最終草案，想以此作為重建日本經濟的指針。這項草案是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國家產業技術戰略”的支柱。
日本近年因特網規模急劇擴大，上網人數大量增加，日本國內因特網使用人數1997年末已達975萬人，較1996年增加了355萬人，增幅達75％。1998年以后，因特網利用人數更以20％到30％的速度快速增長，日本在數據壓縮技術、影像技術、筆記本電腦顯示技術方面則居全球領先地位。據有關專家估計；從目前的狀況看，日本的信息產業總體水平落后于美國4-5年，日本爭取用5-10年的時間趕上。
韓國也對科技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提出了4個政策性轉變。同年，還修改了“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設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還設立了地方科學技術振興協會，加速新技術產品的產業化。為發展知識產業，1999年韓國政府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促進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型的調整，為企業創造恢復產業活力、提高競爭力的政策氛圍”的知識經濟產業政策，其中知識制造業有14個；政府還制定了一個未來核心技術開發五年計劃，該計劃包括7個領域，共101個研究課題，其中信息通訊19個。為支持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韓國計劃至2002年，將政府研究開發預算占政府財政預算的比例提高到5％。另外，政府還組織實施了一系列發展高技術的國家研究開發計劃，如特定研究開發計劃、信息通信技術開發計劃等。
韓國將信息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口，目標是將信息業產值占韓國GNP的比重，從2000年的11％提高到2010年后的20％。韓國為了實現數字強國，擬要提前5年即到2005年構筑超高速信息通訊網。韓國政府草擬了一份關于耗資1260億韓元，在未來3年中發展電子商務的計劃。1999年，韓國有約5000家風險投資公司，其資產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8％，預計到2005年，這些公司的數目將增至 4萬，產值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韓國政府計劃2000年投資795億韓元，支援大學尖端設備和教授人力，以培養基礎技術人才。近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迅速恢復，從1998年的6。7％提高到1999年的10．7％。IT領域的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已成為韓國經濟恢復的原動力。
為了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新加坡政府也著手制訂了面向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計劃——“21世紀科技企業家計劃”，計劃投資基金首期10億美元，其中25％將投資國外，用于開拓國際市場；50％用于吸引外資在新加坡設立風險投資基金(1：2或1：3與外來投資匹配)；25％投資于種子期的創業公司；投資的重點是因特網，信息與電信、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業。政府還推出了多項面向知識經濟的國家戰略計劃，如：以將新加坡建成知識型工業全球樞紐為目標的“21世紀工業計劃”，以培養大批適應知識經濟的人才為目標的“21世紀人力資源計劃”，以提高勞動力素質和制造業、服務業的競爭力為目標的“21世紀生產力行動計劃”等。
新加坡經濟也受益于高科技。在過去的一年里，科技進步帶動了復蘇不久的新加坡經濟以9．5％的速度增長，促使新加坡經濟轉型和結構重組，并改變著新加坡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觀念。新加坡去年接連掀起興辦電子產業，信息通訊技術產業和生命科學產業3股熱浪，其中電子業在促進新加坡經濟復蘇方面發揮的作用令人矚目。電子業是支撐新加坡經濟3大支柱中的頂梁柱，產值約占新加坡工業總產值的44％。多年以來，新加坡大力發展以電子產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先后建立起多個高科技園區。如今，這些高科技產業相繼進入收獲期，去年前3個季度，電子業產值分別比上年同期平均增長22％，24％，36％，是國民經濟中增長幅度最大的領域。電子類產品出口值占非石油類出口總值的54％，以電子業為主的高科技企業股票成為股市生力軍。電子業的快速發展標志著新加坡經濟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
受危機影響最大的泰國1999年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討論制訂今后20年的科技發展戰略。泰國政府高度重視信息產業的發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為加強國家信息技術政策研究和統一管理，1999年，泰國將國家信息技術委員會(NITC)辦公室組織結構進行調整，并更名為國家信息技術政策辦公室，劃歸國家科技發展署，給予該部門更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NITC于1999年下半年啟動了創建信息技術辦公室工程，建立政府信息網，并批準子目前正在實施的軟件園發展戰略，重新啟動微電子研究中心工程，擬撥款15億泰銖。科技發展署還決定將每年由其掌握的8000萬泰銖低息貸款主要用于支持軟件企業，擁有1億泰銖的創新基金也將主要用于支持軟件開發。國家信息技術委員會還制定了泰國電子商務發展計劃。預計到2005年，泰國互聯網用戶將發展到900萬個。
中國的信息、生物、新材料技術在快速發展，在某些領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和居世界領先地位。中國提出，依靠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升級。在中國，因特網發展十分迅速，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所做的有關因特網情況的第五份報告，1998年12月31日前中國使用因特網的人為210萬，到1999年12月31日就有890萬人從因特網上獲取信息。
自香港經濟結構調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以此為契機大力推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明確闡述了政府推動香港發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的一系列政策目標和具體措施。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還專門設立了“創新科技委員會”。另外，信息科技部門的官員也組團訪問澳洲、加拿大，而以色列、加拿大也均有高層代表團來港考察，商談開展高科技合作事宜。數碼港投資項目的落實也是港府從中全力支持、推動的結果，已簽署意向將會進入“數碼港”的8家公司絕大部分是國際上信息科技界的頂級公司。
在金融危機肆虐之時，曾有人斷言，“亞洲經濟奇跡已經完結”；還有人預測亞洲經濟恢復不會是V字型，而是一個L型的長期過程。但經過幾年的改革調整，事實證明，東亞經濟不僅全面復蘇，而且發展前景看好。
二、東亞“新經濟”發展特點
1、
由于科技與經濟發展背景不同，東亞的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差別較大。新加坡、日本、韓國處于亞洲的領先地位。新加坡在全球網絡化程度排名中居于第二位，因特網使用率為29．3％，高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中國，馬來西亞、泰國發展迅速，而越南、老撾、柬埔寨相對落后。但從總體上看，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新經濟”都還處起步階段，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明顯差距。東亞因特網的發展狀況要比美國落后3-5年，當美國開發第二代因特網時，東亞地區的第一代因特網還在建設之中。與西方國家相比，東亞電腦普及率較低，美國的電腦利用率為44．8％，而日本、韓國，作為東亞較為發達的國家，其電腦利用率也不過為17％和26％。美國在公共場所因特網的利用率為27．8％，日、韓則分別為9．4％和10．2％。東亞網絡交易及服務的規模與歐美等地區相比差距也非常明顯，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量的90％以上是在美國等發達地區進行的，東亞網絡交易額(不含日本)僅占美國的40%左右。
2、
雖然經濟及科技水平參差不齊，發展“新經濟”的基礎與環境也大不相同，但從整體來看，東亞“新經濟”的發展勢頭非常明顯，遠遠超過其它地區。“新經濟”已經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東亞的因特網用戶最近3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57％，高于歐洲的140％和北美的51％。當前亞洲各國的計算機銷售用戶增長率為23％，高于美國的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的計算機普及率已升至全球第四位。馬來西亞在過去5年中的信息技術投資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日本從1990年到1996年對信息產業的投資占整個民間企業總投資的比例上升了0．7個百分點，大大推動了信息產業的發展，同期日本信息通信產業值增加了22．7萬億日元，年均增長率達到6．42％，大大超過日本整個產業1．68％的年均增長率。日本的因特網主機數量比5年前增加了40倍。亞洲的電子商務額從1998年的3億美元升至今年的9億美元。
3、
東亞發展“新經濟”的潛力巨大。亞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擁有一大批相對廉價的軟件專業人員。在軟件行業中，人工費用占成本的40％以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積累，亞洲特別是東亞具備了發展“新經濟”的基礎與條件。世界主要電腦制造商及網絡供應商將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當作一個重要的市場進行開發。世界主要評估機構也紛紛看好亞洲“新經濟”的潛力。據初步預計，到2001年東亞的因特網用戶將從目前的1100萬戶增至4200萬戶，網絡商務活動的年收入將在3年內從9億美元增至300億美元。未來5年東亞網絡經濟市場年均增長率將達22％，高于全球14％和美國11％的增長率，與之相關的一批產業的潛力也被看好。另外，日、韓及多數東南亞國家的人均產值已高達數千美元，具有普及網絡及電腦的物質基礎，而且東亞的計算機硬件生產能力發展很快，占有的市場份額也在不斷擴大，所有這些都成為“新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
三、東亞發展“新經濟”面臨的困難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東亞各國經濟水平較低，力量薄弱，資金、技術、人才等都很缺乏，發展“新經濟”所面臨的困難也是勿庸置疑的。
1、與網絡經濟發展相配套的軟環境不夠完善
與美國相比，東亞國家在建立與網絡經濟相關的配套軟件設施方面還相對落后，在與網絡管理和網絡交易相關的一些法律法規方面還相對處于空白。在如何界定技術服務商的法律責任，保護個人權力及防止網上犯罪等具體問題上無章可循，造成網絡經濟運行環境方面存在漏洞，使人們產生不信任感，阻礙其進一步的推廣和發展。
2、傳統產業相對落后
“新經濟”是建立在傳統產業高度發達基礎上的。事實上，正因為美國的傳統產業非常發達，美國才能由傳統經濟進入“新經濟”，只有在傳統產業達到相當高的發展水平之后，對傳統產業及相關產業的需求已基本穩定，投資回報率也趨于穩定，已無法吸引更多的投資，巨額的投資資金才會尋找能夠帶來更高回報率的新產業；另一方面高度發達的傳統產業為新興產業的成長提供了成長期所需的市場容量，使投入和市場能夠緊密結合，從而使新興產業能夠順利成長壯大。因此，“新經濟”將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共同發展中實現。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發展不是此消彼強，而是一個增量調整的過程，對于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推動信息和網絡等新興產業加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協調發展，加快對傳統產業改造的步伐。
3、人才缺乏
高素質人才是發展信息產業的必要保障。美國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是以大量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為基礎的；可以說，美國新經濟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利用技術人才的結果。與美國相比，亞洲網絡技術人才相對較少，從網絡硬件的建設到網絡公司的建立，都缺乏相應的專業技術人才；再加上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軟件人員待遇相對西方發達國家較低，多年來苦心培養的人才紛紛流向國外，人才缺乏已成為亞洲網絡經濟騰飛的重要阻礙因素；
在新加坡，由于人口太少，每年信息技術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只有2500名左右——遠不能填補每10000個信息技術的新職位。韓國每年需要10萬名新的知識工人，但國內的大學畢業生只有48000名，日本工業目前需要20萬名信息技術工人，但非官方的統計表明這一數字高達50萬人。
四、東亞“新經濟”前景展望
在“新經濟”的帶動下，亞洲遭受危機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開始走向復蘇，而且以超出人們想象的速度迅速復蘇，通貨膨脹率降低。外匯儲備增加，股市價格上揚。投資重新活躍，工業生產明顯回升，出口持續增長。受危機影響較嚴重的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經濟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恢復與發展。東亞經濟總體上已走出危機陰影，除日本經濟還處在疲弱困境，菲律賓和印尼因國內政局動蕩影響經濟恢復外，東亞“四小”和馬來西亞、泰國都呈現出明顯的轉機，這表明了東亞各國采取的經濟政策的穩妥性和東亞經濟的潛力。盡管近年國際市場對個人電腦的需求增長有所減緩，高科技股價重挫，然而，由于東亞“新經濟”還有很大的發展余地，東亞因為低起點而會從“新經濟”中獲得更大的好處。
綜上所述，東亞發展中國家還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都還沒有完成，現有產業的競爭力還不夠。由于傳統產業相對落后，在這樣一個階段，面對“新經濟”出現的機遇，東亞各國事實上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必須緊跟新經濟發展的方向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必須解決傳統產業相對落后的問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步伐。因此，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由于傳統產業的落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相對固化性，使得“新經濟”在東亞的發展只能是一個漸進過程。同時，東亞“新經濟”發展也說明第三世界國家的信息技術：莊經濟落后的環境中同樣可以創造奇跡。它們有可能進行工業化的同時發展“新經濟”，而不必再走發達工業國家曾經用100多年先工業化后知識經濟的老路，這是一大飛躍，是發展中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希望所在。
注釋：
[1]何煒：“東亞網絡經濟探析”，《亞大經濟》2000年第2期．
[2]《參考消息》2001年6月11日．
參考文獻：
[1]李鐵映：“球化條件下的東亞經濟與中國”，《世界經濟》2001第7期。
[2]馬洪：“東亞有可能成為新經濟的沃土”，《開放導報》200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