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管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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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輿情管理范文

該書關注了風險社會與網絡輿情兩大熱點

風險社會理論由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1986年提出，風險社會是對人類所處時代的形象描繪。貝克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的風險主要是人類自身活動帶來的，這與傳統社會的自然風險不同。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谪惪说娘L險社會理論，吉登斯在1990年提出風險社會是由現代性帶來的負效應的集中體現。吉登斯認為風險社會與現代性、科技進步、全球化以及不確定性等相關。貝克也認為風險社會具有全球化的風險特性，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貝克認為風險是由現代化的威脅與其產生的問題會導致全球性的后果。每個社會都有風險，但是相較于傳統社會自然風險，現代工業社會的風險帶有更多的人為不確定性，因此制度性風險和技術性風險在貝克和吉登斯那里得到一致認同。

現代工業社會不斷擴散的風險一旦被“聚光燈照亮”，批評的怒火就會爆發出來。如果說傳統的大眾媒體還有專業把關人進行調控，那么到了網絡時代，把關弱化，社會輿論能在互聯網上快速集聚爆發，往往使社會管理者猝不及防。如果再處理不當，更強烈的批評之聲將會蔓延，甚至會導致破壞性的社會，政府管理者的執政力、形象和公信力都受到傷害。因此，現代社會由于本身發展蘊含更多風險因素，當這些不可感知的風險來臨時，在暢通無阻的網絡媒體面前，有效調節網絡輿情的消長，就成為政府社會治理的重要能力。對中國而言，在面對具體風險事件爆發時，有效的通過大眾傳媒特別是網絡媒體進行社會輿情控制，考驗著管理者的能力與智慧。

劉建華博士的《輿情消長與邊疆社會穩定》一書關注到風險社會下，現代人的心態穩定問題，當面臨外在不確定性的風險時，媒體的信息報道一方面可以部分消除這種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網絡媒體又成為社會輿論聚集之地。因此，社會管理者此時如果能夠借助各種媒體組合進行全媒體傳播的信息供給，同時對輿情進行引導就事關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更有力于社會心理穩定。

該書論述了輿情消長與邊疆民族地區穩定的關系等問題

以貝克的風險社會為基礎，我們原來所謂的落后地區也深刻卷入了現代風險社會的范疇。發達風險工業蔓延到世界每個角落，因為“殺蟲劑通過水果、可可和茶葉回到了它們高度工業化的故鄉”。貝克的“全球風險社會”概念預示著現代社會風險的彌散性，并不局限于工業發達地區。現代工業社會風險轉移在中國也存在，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加入了現代工業體系，西部邊疆地區由經濟絕對落后到相對發展，但現代工業發展的同時現代風險也伴隨而來，傳統的自然風險讓位于現代社會的制度風險和技術風險。除了貧窮和落后，由工業開發帶來的生存環境破壞、經濟危機的影響等現代化風險成為邊疆地區新的社會問題。邊疆地區“被動”進入現代工業體系，但是制度、技術、人力資本素質等沒有完全跟上，這樣也就造成《輿情消長與邊疆社會穩定》一書所說的“東西部數字經濟鴻溝”，同時伴隨著邊疆地區的民族宗教問題、境外勢力干擾問題，就把邊疆社會穩定這一問題凸顯得更為復雜。本來邊疆民族地區特有的地緣格局、社會發展狀況和民族宗教問題，使得這一地區的發展、穩定與安全的重要性尤為突出，也由此邊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了戰略價值和全局意義。這種情況下，通過現代的輿情管理，在某種程度上緩解問題，消弭風險，也是增進邊疆社會穩定的手段之一。

該書關注了邊疆地區穩定與網絡輿情管理等問題

隨著邊疆落后地區也加入現代社會，現代風險便無處不在，面對風險社會，輿情管理也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因為一旦處理不當，更易造成邊疆地區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劉建華博士的《輿情消長與邊疆社會穩定》一書中，在分析輿情消長與邊疆民族地區穩定的邏輯關系時，首先分析了邊疆民族地區的輿情發生機制，從起源上來說是民族地區民眾利益受損，而輿論得以發展是因為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這時網絡輿論往往就成為輿情發展的助推器。因為現實輿情與網絡輿情雖有交集，但是在輿情主體、性質、時間、范圍上都有極大背離，劉建華博士在書中有詳細論述。網絡輿情因其傳播的無極限，會瞬間達至全國乃至全球，特別是現代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很可能把某一地方的現實輿情迅速發展成網絡上的全國c情。

鑒于輿情的上述作用，預警就非常重要。劉建華博士在談及輿情監測預警面臨的問題時認為有三點，第一，新媒體發展迅速，網絡輿情更加復雜；第二現實輿情隱藏較深不易覺察和把握；第三，相關部門對輿情的處理方式不當。輿情消長關系社會穩定，因此在現實輿情不易覺察和把握的情況下，通過媒體的信息傳播和信息收集來監測網絡輿情變化，達到無論輿情消長都要有效掌控，并形成對社會穩定的積極影響。為此，劉建華博士建構了一個政府全媒體傳播力的指標體系，該指標由2個一級指標、5個二級指標與lO個三級指標構成。一級指標包括信息下行力與信息上行力兩個維度，二級指標包括印刷媒體報道力、電子媒體報道力、數字媒體報道力、傳媒組織采集力、政府組織采集力五個維度，三級指標包括報紙報道力、期刊報道力、廣播報道力、電視報道力、網絡報道力、手機報道力、傳媒議題與公眾議題的吻合度、內參議題與公眾議題的吻合度、政府議題與公眾議題的吻合度、政府議題與傳媒議題的吻合度十個維度。

在政府全媒體傳播力指標體系中的信息下行屬于上情下達，信息上行屬于下情上達，無論上情還是下情都是輿情監測，進行預警的重要部分。政府全媒體傳播力的根本也是監測與預警，不管是鎖定不利輿情，使之“消解”，還是鎖定有力輿情熱點，使之“長起”，引導社會爭取輿論，對社會穩定尤其是邊疆民族地區穩定都有重要意義。在政府全媒體傳播力基礎上，劉建華博士又建構了邊疆民族地區穩定的輿情“消”、“長”理論模型，并結合具體的輿情熱點案例進行了分析。其中不利輿情之“消”模型包括精神撫慰（意見疏導）、利益補償2個一級路徑，制度性利益表達渠道多元化、信息公開透明、對話、精神文化性利益補償、經濟性利益補償5個二級路徑。有利輿情之“長”理論模型包括價值肯定與事實追加2個一級路徑；擴大合意、形成共同體觀念、價值的結晶、告知更多有利事實、形成公關新聞、轉化輿情熱點5個二級路徑。

從本書內容來看，作者又把重點放在了不利輿情的“消”上面，這也符合近年來輿情的實際演化過程，往往是因為不利輿情未能及時得到“消解”，政府處置社會事件方式不利導致社會負面心理加倍放大，而不利輿情也因此借助各種媒體進行集聚擴散，最后導致現實的破壞力。因此，在不利輿情面前要進行及時的精神撫慰與補償，使利益受損主體看到解決問題的誠意，延緩“輿論雪崩”，防止矛盾激化，為尋找解決問題最終方法留出寶貴時間。

第2篇：輿情管理范文

隨著網絡在全球范圍內的飛速發展，網絡媒體已被公認為是繼報紙、廣播、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網絡成為反映社會輿情的主要載體之一。微博客作為網絡傳播的媒介之一，也是當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曾潤喜在《網絡輿情管控工作機制研究》中指出：“網絡輿情就是各種事件的刺激而產生的通過互聯網傳播的人們對于該事件的所有認知、態度、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當絕大多數的網民的觀點聚集時就會由觀點向輿論轉化?！盵1][2]

由此看來，微博客輿情就是以微博為載體，以熱點事件為核心，廣大微博客網民態度、情感、觀點、意見的表達，是以個傳播與互動的過程，以及包括后續的各種影響力。

二、微博客輿情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重要性

微博客輿情形成迅速，依托網絡為載體傳播速度快，對社會影響巨大。網絡輿情比起傳統媒體來說，涉及到的內容更廣更全。

（一）面對公共危機反應迅速，傳統媒體無法比擬。以微博為代表的網絡媒體已經逐漸成長成熟并顯示出其最大的優點，即反應速度極快。這種發展趨勢不僅是國內，早在包括“911”事件等在內的諸多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極大影響的公共危機事件的第一信息源都來自個人博客、市民手機拍攝畫面等新媒體資源。

（二）消息來源渠道多、范圍廣，可復制性、可傳播性強，并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先導性作用。由于網絡的普及，博客微博等“零技術、零許可”個人媒體互聯方式的廣泛應用，使得公眾成為了公共危機事件信息的者和傳遞者，而不再是從前單一的接收方。

（三）網民言論所引導的網絡輿情多為情感主導型，易形成極端導向，其非理性因素對于政府危機公關提出新的挑戰。在危機事件中，他們關注的焦點往往不是有關部門處理方式的合理合法性，而是它面對弱勢群體時所表現出的態度和處理方式。

（四）在危機傳播中，微博輿論的力量足以影響官方媒體輿論及政府決策。有傳播界的學者用德國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依曼“沉默的螺旋”的理論來分析網絡輿論的效應。這一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愿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就會勇敢的說出來。而且媒體通常會關注多數派的觀點，輕視少數派的觀點。于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形成一種螺旋式上升的模式。[3]

就對公共危機管理來說，微博客輿情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既可以借助微博客輿情強大的自身優勢克服公共危機管理中出現缺點；也要看到微博客輿情的潛在威脅并加以有效的引導和控制。

三、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微博客輿情引導機制

機制是指影響人類社會有規律運動的各要素的結構、功能及其相互關系，以及諸要素之間產生影響、發揮功能的作用過程和作用原理。[4]考慮到公共危機的突發性、不確定性，具體劃分為報道機制，疏導機制，以及預警機制。

（一）報道機制

根據德國學者E-諾埃爾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設，輿論的形成與大眾傳播媒介營造的氣候有直接管理，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上營造出一個“意見氣候”，而人們由于懼怕社會鼓勵，會對優勢氣候采取趨同行動，結果造成“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在微博客輿情報道機制中，政府往往在微博輿論爆發后介入事件，可以說，政府的介入方式、介入手段及其作用直接影響了微博輿情的走向以及公共危機對公眾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信息報道提供了一個事實基礎，另一方面，如實準確的信息報道，有利于輿論發展走向以及事件的解決。

（二）疏導機制

對于公共危機事件，政府部門自身應參與微博客輿論的、信息的傳遞，引導網絡媒體除了參與新聞報道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導網絡民意，為公共危機事件非沖突解決創造平和的輿論環境。政府部門把握這一機制的要點在于，積極鼓勵網絡成為公眾表達意愿和討論問題的有效平臺，收集利用這一平臺所反映的輿情了解公眾需求，為下一步決策提供參考。

（三）預警機制

微博客輿情預警機制是做好公共危機管理中輿情引導工作的首要且基本環節。一方面，關注網媒的預警機制是政府危機管理的主要表現，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建立健全網絡信息和言論管理的法律法規，加強網絡道德體制建設，明確政府管理部門、微博客運營方、微博客適用者等各方責任。

其次，把公民權利置于首位，不斷提高公眾識別網絡輿情能力，增強網絡輿論危機意識。智威湯遜廣告公司與互聯網控股公司IAC做的一項調查，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輕美國人贊同“現實生活中不能說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網上實現”這句話，41%的人不贊同；而在中國的微博使用者受調查者中，73%的人贊同，只有9%不贊同。[5]多數中國公民躲在假身份和化名的后面，這也極大的增加了消息的不準確性。

最后，建立專業機構或職能部門對網絡輿情進行監管、監測，制定預警預案，互通網絡，一方預警，多方聯動，保證及時有效地實現輿情反饋。

注釋：

[1]曾潤喜.網絡輿情管控工作機制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 2009（18）：79-82.

[2]曾潤喜.網絡輿情信息資源共享研究[J].情報雜志，2009 （8）：187-191.

[3]維基百科：沉默的螺旋。

[4]劉靜，突發事件網絡輿情防范機制研究，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1..6

第3篇：輿情管理范文

【關鍵詞】網絡輿論 網絡輿情 分析方法和技術 品牌危機管理

品牌危機和網絡輿情

科技的高速發展和擴散以及信息進一步透明公開的趨勢使各企業原先單純基于產品質量、功能和特點的差異化發展策略的有效性日益削弱，再加上“市場全球化”的推動，品牌已經成為確保企業長期發展的有效競爭手段，利用品牌及差異化策略成為企業經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品牌的建立、管理和維護日益成為企業關注重點。然而在各企業正常運營過程中，品牌的維護和管理能力的差異并不明顯，只有面臨危機時，企業品牌管理、維護、提升的水平和能力才能較為直觀地體現出來。

品牌危機是指突然發生的并能對企業聲譽和生產經營活動構成重大威脅或造成破壞和損失的緊急事件。近年來中國市場上品牌危機事件頻發，危機發生的原因盡管各不相同，但都給企業發展設置了障礙，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大部分中國本土企業本身內部質量和管理還不健全，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差，有時一次危機便足以讓企業長期的投資付諸東流，形象盡毀，黯然退出市場。

在信息爆炸、互聯網方便快捷的時代，網絡輿論的渠道主要有論壇、BBS、聊天室、博客、播客、聚合新聞（RSS）、新聞評論以及即時通訊工具等。它表達快捷、手段多樣、傳授互動，能夠直接迅速地反映出一定時間和空間內，多數民眾對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的情緒、態度、觀點和意見，從而形成巨大的社會影響。網絡輿論不僅在宏觀社會危機管理而且在微觀企業危機管理尤其在企業品牌危機的產生、發展、減輕和消退的全過程中扮演著日益重要角色。它既可以是推動危機擴散、惡化的負面角色又可以成為引導、控制危機使企業轉危為安的“救星”。而網絡輿情則是指網絡輿論的總體情況。

近年來發生的企業品牌危機其中許多初始信息往往最早就是通過互聯網披露，引起網民關注，逐步形成熱點話題和社會議題，進而引起傳統媒體注意、跟進深入挖掘報道，問題和事件的社會影響進一步擴大，企業或其它相關部門出面解釋應對，危機逐步減退消失。在這一過程中，網絡自身的特點使網絡輿論具有即時性、直接性、互動性、多樣性、情緒化和偏向性的特點，尤其是對突發事件，網絡能夠迅速形成大范圍、高強度的輿論，再加上網絡的匿名性和隱蔽性，品牌危機中，企業對立面更容易利用網絡輿論人為進行造謠和煽動，促使危機進一步惡化。因此，如何利用網絡輿論，應對品牌危機，加強品牌危機管理能力，維護和提升企業聲譽和形象成為企業應該考慮和實踐的方面。

危機管理模式和相關理論

成功的分散危機需要較好的理解如何在其發生前就做好應對的準備。1995年Gonzalez-Herrero and Pratt 提出了危機管理過程的“四階段模式”即 問題管理、預防計劃編制、危機和后危機四個階段。關于危機管理的理論各種各樣，主要涉及有：

1、“權變規劃理論”，即因時因地依照內外環境和條件變化提前制定規劃是企業做好應對危機的第一步；危機管理小組通過模擬設定相關情景的訓練來進行危機規劃預演；危機發生后的最初幾小時是最重要的，反應速度和工作效率是關鍵；對外和對內信息應該是同樣準確可信的，不準確和虛假信息只會“火上澆油”，進一步惡化形勢；規劃中包含的信息和指導不僅應有助于決策者考慮短期更要幫助其認識到各方面的長期影響。

2、“企業持續運作規劃理論”，這一理論有助于把危機給組織運營造成的中斷危害最小化。首先必須鑒別出保證組織運作的關鍵功能和過程；其次，每個關鍵功能和過程必須有各自的權變規劃；在模擬預演可能的危機情境下測試檢驗權變規劃使組織所有成員對危機的可能性更加敏感和警醒；最終在實際危機發生時，管理小組成員將會做出更加迅速和有效的反應。

3、“結構-功能系統理論”，即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關鍵是向相關組織提供信息。這一理論強調信息網絡的錯綜復雜和命令指揮的等級構成組織傳播，把組織中的信息流看成由成員和各種“鏈接”構成的網絡。

4、“創新擴散理論”，即描述創新如何在一段時間通過特定渠道進行散布和溝通的。根據它的基本形式，這一過程和要素主要包括：創新的產生和提出；有經驗或喜歡嘗試的個人或組織的首先應用；其它沒有經驗的個人或組織；能夠把這兩類相互聯系的傳播和溝通渠道；在這一渠道中，相關信息能夠順利地從一方到另一方。

在以上這些理論基礎上，學者專家又提出各種針對企業危機管理的模式與應對策略和方法，品牌危機管理作為企業危機管理的組成部分，其已有的相關處理措施和方法也都以此為基礎。整合、歸納這些理論和方法，得到以下企業品牌危機管理的關鍵點和步驟：即危機發生前的環境監測和預警；危機發生初期的應對和處理；危機得以控制緩和后的恢復和提升；危機結束后的總結和體悟。在這些過程中，對內外環境發展變化的把握和了解、各種訊息的傳播和各個環節的溝通、應對危機的速度和效率是企業品牌危機管理的必備因素，其中對環境和有關危機產生、發展所有信息的動態監控是開展其它工作的基礎，網絡輿論是企業生存發展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企業危機管理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對網絡輿情的掌握、分析和應用應成為企業品牌危機管理的新途徑和方式。

網絡輿情分析技術和方法

由于網上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僅依靠人工的方法難以應對網上海量信息的收集和處理，因此需要依靠信息技術和相關學科專業知識建立起自動化的網絡輿情分析系統。目前有關輿情分析系統的技術主要有主題檢測和追蹤技術、文本分類、聚類、觀點傾向性識別、自動摘要等計算機文本信息內容識別技術。其中基于關鍵詞統計分析方法的技術相對比較成熟，但在有效性方面還有很大的不足。

目前有關網絡輿情分析的方法的論述和理論不多但總結起來主要有：針對網絡輿論發表的不同空間如各種論壇、博客、播客、網站和不同時間點和時間段考察各種研究指標如議題數量、點擊量、跟貼數量和增長、減少的速度程度等；同時為了增加網絡輿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要進行更深入的關鍵詞布控、語義分析、與主題關切度、評論的長度和輿論出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等方面的考量和研究；在抽樣調查方面，一般的社會學調查方法和網絡開放性、匿名性特點相結合可使用非概率抽樣中的目標抽樣、分層抽樣等方式。

網絡輿情分析與

品牌危機管理的結合

網絡輿情分析的各項功能和方法與品牌危機管理各階段有著較高的切合度，企業可以把網絡輿情分析貫穿于危機應對的全過程。具體應用方法如下：

1、危機發生前的環境的監測和預警――網絡輿情搜集、各類主題自動分類和聚類，敏感話題和熱點問題的識別。

危機管理不是局限于危機發生時的匆忙應對，企業必須要在日常運營過程中就建立危機管理系統和長效機制，這首先就要做好企業運營環境的日常監測和預警工作。企業可以結合自身生產經營特點和品牌形象設定要監測的主題；利用關鍵字布控和語義分析，自動分類和聚類，識別敏感話題；也可以從新聞出處權威度、評論數量、發言時間密集程度等方面出發，識別出給定時間段有關企業形象和品牌的熱門話題并對其進行追蹤，以對每個細節的不良變化都做到心中有數，并傳播給其他系統或負責人，從而作好應對危機的準備，減少危機情境的攻擊力和影響力。

2、危機發生初期的應對和處理――突發事件分析，把握事態發生、發展的全貌并進行觀點傾向性分析，預測其發展趨勢。

在這一階段，企業首先要快速、全面地獲得真實準確的信息和輿論狀況以便了解危機波及的程度；其次要把握相關事件的輿論動向，了解多數人對突發事件的態度、意見、觀點和立場，對突發事件的發展趨勢做出預測，從而為快速高效的應對危機提供依據。各大網站新聞評論、博客尤其是BBS最容易形成突發事件的“爆發點”也是最能直接和集中反映網絡輿情的地方，企業可以對突發緊急事件進行跨時間和空間的綜合分析如從新聞的標題、出處、時間、內容、點擊次數、評論人、評論內容、評論數量等方面考察有關事件的新聞評論；對于論壇BBS，可以從帖子的標題、發言人、時間、內容、回帖內容、回帖數量等指標出發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觀點、態度、立場的傾向性分析，通過綜合考察一段時間內人們對其關注程度的變化，進行發展趨勢預測。通過這些方面的網絡輿情分析企業可以因時因地隨時制定和調整危機應對策略和方法。

3、危機控制緩和后的恢復和提升――主題相關性分析和追蹤、輿論關注點的變化。

在品牌危機管理中，往往會涉及到主要三方面的關系，消費者、媒體和公眾，這三方面的立足點和關注點各有側重，企業要隨時把握各方面的輿論動向、關注點、態度和觀點的變化，采取各種措施使各方面滿意，從而將事件淡化，轉移輿論和事件的關注點，并在危機得到控制和緩和后抓住機會轉化危機，使危機成為企業品牌宣傳的機遇，從而恢復和提升企業形象和聲譽。網絡輿情分析可以幫助企業進行主題跟蹤，分析一段時期內相關事件的新發表文章、貼子的話題是否與已有主題相同，從而觀察和確定整體輿論關注點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企業可以發現危機轉化的機遇，結合利益各方需求和觀點的變化，調整、恢復乃至提高自身的品牌形象。

4、危機結束后的總結和體悟――網絡輿情分析數據整理、轉化。

危機結束后的總結階段，根據輿情分析處理后的結果庫生成報告，轉化成企業需要的格式并提供信息檢索功能，企業可根據指定條件對突發事件、熱點問題、輿論傾向性進行查詢，并瀏覽信息的具體內容，為今后的品牌危機管理提供經驗和決策支持，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結語

企業要充分利用網絡輿情分析方法和技術，以期能夠對現實中各種有關自身聲譽和形象的網絡輿論及時了解、全面把握，迅速反饋，從而對其進行控制和引導，防范和減少品牌危機的發生。同時，隨著網絡輿情影響力的逐步擴大，網絡輿情分析技術和方法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它將顯示出與企業品牌危機管理過程更高的關聯度和契合度，越來越多的企業應將其視為品牌營銷管理乃至企業發展戰略的重要輔助工具，在不斷的實踐應用中，補充、拓展和深化網絡輿情分析的商業功能?！?/p>

參考文獻

①北大方正技術研究院，《以科技手段輔助網絡輿情突發事件的監測分析》，《信息化建設》，2005年第10期

②（美）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華夏出版社，2005年10月

第4篇：輿情管理范文

【關鍵詞】國有企業 網絡輿情管理 開展實踐 常態化機制 建立

當前，國家對于新聞宣傳與輿論引導工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同樣也將輿論引導能力當作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其中，國有企業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及保障人民群眾共同利益方面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必須要與輿論環境的變化相適應，努力克服輿情工作的困難，將國有企業的正能量廣泛傳播，進而樹立良好的國有企業形象。

一、現階段國有企業網絡輿情管理狀況

（一）輿情意識薄弱

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輿情意識與大局意識都相對薄弱，持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對于經驗與教訓也并未進行借鑒，很難對自身輿情風險進行正確地識別，所以，輿情預警工作不到位[1]。另外，還有很多國企對網絡輿情的認識不正確，通常以鴕鳥的心態來面對輿論質疑，所以，在面對突發輿情的時候很難及時采取措施解決，不會報告，也不會采取措施進行處置，最終錯過最佳的解決時機。于國有企業來說，其自身的防控意識并不符合新媒體環境網絡輿情的發展需求，而這在很多中央企業地區公司與其所屬二級單位中表現十分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下屬單位網絡輿情就會出現逆向或者是橫向傳染的問題，最終引發聯鎖反應，對企業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防控體系不健全

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網絡輿情的管理與控制工作十分落后，而且，進而央企總部或者而是大規模地方國有企業才構建了專業網絡輿情管理機構。而對于央企地區公司或者是隸屬省市的地方國企并不具備輿情防控機制，通常情況下，管理工作人員大部分都是兼職。但是，在基層單位，輿情管理工作始終呈真空狀態?；诖耍糠謬箢I導在輿情管理方面重視程度不高，所以，輿情管理隊伍的建設與辦公設備配置經費不充足，無法構建防控工作機制，而危機處置措施與應急措施仍然需要強化[2]。

（三）引導能力不理想

現階段，國有企業在輿論引導方面的能力始終停留在紙媒體階段，嚴重落后于新媒體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沉默已經成為處置網絡輿情的首要選擇，主要采取的就是封、堵、刪、瞞等方式，最終只會導致結果不理想。有很多網絡輿情事件，國有企業是需要主動發生的，但是正是因為不表達，導致其處于被表達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外界的議論會更嚴重，還會出現猜測，最終引發誤解與對立，嚴重影響國企公信力。此外，很多網絡輿情管理工作人員在對事件進行處置的過程中，受自身知識儲備的影響，或者是準備工作不充分，都會影響輿論引導實際效果。

二、建立國有企業輿情管理常態化機制的有效途徑

（一）創建集監測、分析、研判、預警與評估為一體的機制

第一，監測，即在第一時間發現問題所在。其中，監測的方式包括三種：第一，進行全天監測；第二，合理設置專業工作人員展開監測工作；第三，同媒體合作進行日常監測。

第二，分析。輿情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突發事件過后，網民所發表的評論與議論，所以，一定要深入地分析輿情的具體走向。

第三，研判。針對實際收集信息內容展開深入分析與判斷，并且對輿論熱點以及媒體的關注重點進一步研究，針對可能出現的輿情熱點的分布和走勢進行合理地預測，更好地應對輿情[3]。

第四，預警?？梢院侠淼貏澐州浨?，并且合理地設置具體的應對措施，如果負面信息無法達到預警級別，那么就可以作為日常的負面信息來處理。

第五，評估。在事件發生前進行評估，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評估未來事態的發展。而在事發過程中進行評估，可以了解應對措施的有效性。在事發后的評估主要是為了正確地判斷是是否要采取措施進行修復。

（二）構建危機應對機制

構建突發事件危機應對體系，可以包括以下芍鄭旱諞唬構建輿情預警應對機制。應合理制定輿情分級的制度，并且積極采取相應的措施，但是不允許過分重視，或者是過分忽視，有效地規避在發生重大輿情時難以及時處置而形成危機。第二，構建突發事件危機的應對流程。其中，主要涉及到事前、事中與事后這三個方面。對于事前應對就是要制定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在事發以后，應當針對不同階段來修復品牌，積極展開正面地宣傳，對事件進行全面總結[4]。

（三）新聞與輿論引導機制的全面建設

新聞的主要內容包括四部分，即常態工作的、熱點問題的以及突發事件與重大事件的。而在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應主動進行溝通，并在短時間內實現溝通，以保證溝通的充分性?；诖?，還應當始終遵循以下基本原則，即第一時間、口徑統一與人文關懷。在這種情況下，充分發揮新聞與輿論引導機制的作用。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國際國內環境中，新媒體發展的速度不斷提高，為此，在國有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新媒體的應用十分廣泛。在這種復雜的網絡輿論環境下，國有企業也一定要與新媒體環境改革及發展相適應，進而在網絡輿論引導中占據主動權，正確地分析網絡輿情預警，采取措施應對，全面維護企業的社會形象。

參考文獻：

[1] 肖來付.網絡輿情時代的企業危機應對與管理――基于“長尾理論”的視角[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5（6）.

[2] 張愛軍，雷俊強.大型國有企業網絡輿情應對機制探究――以中航飛機西安飛機分公司為例[J].西安航空學院學報，2015，33（6）.

第5篇：輿情管理范文

缺月半輪，

世間無情勝有情。

一眼滿天繁星，

萬里冷月，

忍獨行？

一聲笛影，

萬寸離情，

幾許傷心淚難平。

相思悠悠，

明月萬古清愁，

夢不盈。

遙想孩提，

春景還將你我迎。

豈知天意不伶，

翻做十年離情。

心不靜，

每臨月圓時，

惹起離情萬傾。

淚語心尖，

第6篇：輿情管理范文

1引言

情緒智力(emotionalintelligence，EI)不僅是學術研究的熱點，而且也被廣泛應用于商業實踐。學術上，圍繞著情緒智力是什么、如何對它進行定義、它究竟包括哪些內容、怎樣對它進行測量、它與已有構念(如個性和智商)是否存在區別、情緒智力與相關變量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以及在預測相關變量時它是否具有增值效度等問題進行了系列探討［1－2］。實踐上，截至2008年9月至少有57家公司主要致力于情緒智力咨詢，90個企業組織專門從事情緒智力的培訓和評估，30個關注于情緒智力的認證項目［3］，而情緒智力培訓也正在成長為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產業［4］。學術和實踐對情緒智力的廣泛關注，為把研究成果應用于實踐創造了條件，但是如何成功實現它并使兩者相互促進是情緒智力領域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經過20多年的研究，當前情緒智力領域存在基于不同定義和結構模型的多種理論。元分析研究發現，整體上情緒智力是工作場所有價值的變量，它對績效、領導有效性、健康、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等工作結果具有一定的預測性，而基于不同定義和結構模型的情緒智力理論在預測效果上存在差異［5－9］。選取不會受文化因素影響且又有充分證據表明能較好預測相關變量的理論［10］，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有助于情緒智力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促進。本研究基于張輝華等［11］提出的管理者情緒智力定義和結構模型，以管理咨詢項目中收集的數據為例，通過對管理者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晉升和離職關系的實證探討，以求在情緒智力學術和實踐相互促進上有所貢獻。

2理論基礎和研究假設

2．1理論基礎當前情緒智力研究領域存在3類典型定義。一是以Mayer等［12］為代表的認知視角定義，他們把情緒智力定義為能夠進行與情緒有關的準確推理，并能運用情緒和情緒知識促進思維的能力;二是以Bar-On［13］為代表的混合視角定義，他認為情緒智力是決定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地理解和表達自己、理解并能與他人處理好關系的多種相互關聯的情緒和社會勝任力、技能與技巧;三是以Boyatzis［14］為代表的勝任力視角定義，他認為情緒智力是認識、理解、使用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信息以促使產生有效或優異績效的能力。在以上定義基礎上，研究者構建了不同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代表性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有很多。Mayer等［12，15］提出包括情緒感知、情緒整合、情緒理解和情緒管理4種能力的模型;Bar-On［16］提出包括內省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壓力管理、適應性和一般情緒狀態5個方面內容的模型;Goleman等［17］提出包括自我意識、社會意識、自我管理和關系管理4類勝任力的模型;Wong等［18］提出包括情緒自我評價、情緒使用、情緒調節和別人情緒評價的四因素模型;Petrides［19］提出包括情緒性、社會性、自控和幸福感4個維度的模型;Dulewicz等［20］提出包括自我意識、情緒彈性、人際敏感、自我激勵、影響力、果斷性和責任心的七因素模型。工作場所情緒智力元分析研究發現，在以上代表性的模型中，除Mayer等［15］提出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外，其他模型對工作相關變量都有一定的預測作用［3］。在學術研究結果基礎上，組織可以選取相應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加以應用。然而，在運用過程中要取得比較好的效果還必須考慮情緒智力結構模型的文化適應性。在多種具有較好預測效果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中，除了Wong等［18］的模型具有適合華人文化的特點外，其他模型都是基于歐美文化背景提出的，當前尚缺乏證據表明它們對于中國文化背景下工作相關行為也有較強預測性，基于以上原因，它們暫不適合應用到中國管理實踐。張輝華等［11］通過整合當前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從行為視角對管理者情緒智力進行定義，即管理者在工作和交往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理解、駕馭情緒及與情緒相關的心理和行為的能力，并基于中國文化背景的實證研究構建管理者情緒智力行為模型，該模型認為管理者情緒智力由關系處理、工作情智、人際敏感和情緒調控4個維度構成。相關研究結果表明，此模型不僅能有效的預測工作績效，而且還具有情境針對性的特點［11，21］。鑒于當前歐美學者提出的情緒智力理論的文化適應性尚未得到驗證，本研究主要探討華人文化背景的行為，因而不宜以它們作為基礎。Wong等［18］提出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雖然滿足了較強預測性和文化適應性的條件，但是從表征模型的條目看，它沒有反映工作場所情境，在表面效度上存在問題，也不利于管理實踐中具體行為的改進。本研究著眼于研究成果與實踐應用的相互促進，因此以管理者情緒智力行為模型為理論基礎。

2．2研究假設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的關系如何，近10年的研究已經積累了不少實證成果?；诓煌榫w智力定義和結構模型，采用不同的樣本，運用不同的數據采集方式，得出的研究結果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表明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顯著相關［22－24］，也有的研究表明它們之間的相關不顯著［25－26］。Martin［7］運用元分析技術，把領導有效分為領導績效和領導行為有效，發現整體上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之間存在中度相關(r=0．38)。該結論為情緒智力可以用于管理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撐，然而從應用角度看，究竟選用哪種模型的運用效果比較好，為什么有些研究會得出它們之間不相關的結果，Martin［7］的研究并沒有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在現有實證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通過對管理者情緒智力行為模型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的實證研究，以求找出以往研究中出現不一致結果的部分原因，并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實踐。Brown等［25］運用自評情緒智力和他評領導變量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情緒智力與領導變量之間相關不顯著;Sosik等［27］采用多渠道收集信息的方式，即管理者本人報告自己的情緒智力和變革型領導行為、管理者下屬報告其變革型領導行為，研究結果表明，管理者自我意識水平(操作化為自評和他評是否一致)作為調節變量，會影響管理者情緒智力與變革型領導行為之間的關系;Rosete等［28］發現，情緒智力與以“是怎樣”作為測量的領導有效性不相關，但與以“做得怎樣”作為測量的領導有效性顯著相關。在以上研究基礎上，本研究把“是怎樣”作為自評結果，把“做得怎樣”作為他評結果，把“是怎樣”和“做得怎樣”是否一致作為自我意識水平，在此前提下探討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的關系，以了解不同數據來源對研究結果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眾所周知，現實生活中“是怎樣”與“做得怎樣”總會存在差異，因此自評情緒智力與他評情緒智力也會表現出差異。結合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的不同實證結果，本研究提出假設。H1a他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顯著相關;H1b自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不相關。雖然現實生活中“是怎樣”與“做得怎樣”總會存在差異，但是它們之間也會有一致的時候。把“做得怎樣”與“是怎樣”分為比較一致和不太一致兩部分，有助于了解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之間的真實關系。對“做得怎樣”與“是怎樣”相一致的這部分而言，自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將顯著正相關;而對“做得怎樣”與“是怎樣”不一致這部分而言，將出現不相關或者負相關的情形。換句話說，“做得怎樣”與“是怎樣”是否一致(即自我意識水平)會調節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的關系，而且當兩者一致時，它們之間存在正相關，否則將不存在這種關系。通過引入自我意識變量，本研究提出假設。H2自我意識正向調節自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之間關系。Antonakis［29］指出，在《領導季刊》上發表的有關情緒智力和領導關系的文章存在如下問題，①沒有控制個性和認知能力等競爭性變量;②調查方法上存在共同方法論問題;③沒有使用專門用于測量情緒智力的工具;④使用學生樣本。同時，他還認為，當考慮個性和認知能力等競爭性變量時，尤其是考察高層的領導實踐時，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情緒智力能夠預測領導有效性。針對情緒智力與領導關系研究中存在的問題，Antonakis［30］提出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研究的相應標準，并希望能看到滿足其標準的實證研究。本研究在H1和H2的驗證過程中對個性和認知能力進行控制。Goleman［31］曾經指出，認知能力確實重要，但一個好的領導不能沒有情緒智力;同時認為，最有效的領導，情緒智力的重要性是智商或技術技能的兩倍［32］。Dulewicz等［33］通過實證研究比較認知能力和情緒智力對領導有效性貢獻大小的問題，發現情緒智力和認知能力都能預測領導能力，而且情緒智力對領導能力的貢獻要大于認知能力。Cté等［34］的實證研究發現，認知能力會負向調節情緒智力與績效的關系。然而，很少有實證研究探討認知能力和情緒智力的交互作用對領導有效性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通過管理實踐可以發現，大部分晉升到領導崗位的員工在情緒智力上都具有一定的優勢，他們善于處理各種工作關系、創造良好工作氛圍、調動他人工作積極性、調控情緒，且對組織人際關系比較敏感。然而，也有部分晉升到領導崗位的員工，他們的情緒智力不高，但是他們所領導的團隊也同樣可以創造較好的成績。以上現實也許表明，高情緒智力和高認知能力都是領導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而一方的不足可以通過另一方彌補，當情緒智力對領導有效性起主要作用時，認知能力的作用可能不明顯，而當情緒智力作用較小時，起主要作用的也許是認知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3管理者認知能力會負向調節管理者他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的關系。管理有效和管理成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管理有效可用工作成績的數量和質量及下級對其滿意和承諾的程度衡量，而管理成功可用在組織中晉升的速度進行衡量［35］。按照以上區分，當前情緒智力領域的實證研究主要探討它與管理有效的關系，很少有研究探討它與管理成功的關系。在情緒智力與晉升的關系上，Byrne等［36］發現自評的情緒智力與經過年齡調整的晉升(10×晉升次數年齡)存在顯著相關(r=0．17，p＜0．05)。本研究探討他評情緒智力與晉升的關系，他評情緒智力主要是指做得怎樣，組織在人員晉升上會優先考慮情緒智力較高的個體，他評情緒智力越高晉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4他評情緒智力與晉升顯著正相關。不少實證研究探討情緒智力與離職意向的關系。以不同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為基礎，部分研究發現它們之間顯著負相關［25，37－38］，也有部分研究發現它們之間不相關［18，39］。根據本研究的情緒智力理論基礎，情緒智力越高的管理者，情緒調控能力越強，遇到不滿意的事件更善于調整自我，并形成積極的態度，同時他們在處理與同伴關系上更得心應手，對所處環境將更為滿意，從而更傾向于留在單位，越不可能離職。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5他評情緒智力與離職顯著負相關。綜上可知，當前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研究停留在“是怎樣”階段上，很少有研究運用客觀數據探討情緒智力與管理者異動(離職和晉升)之間的關系。本研究基于本土提出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主要從調節變量的角度探討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為什么存在某種關系，通過收集管理者異動的客觀數據，探討情緒智力對管理者晉升和離職的影響。

3研究方法

3．1樣本以A和B兩家制造型企業管理人員為被試，有效樣本數為124。樣本的背景特征為，男性占72．60%，女性占27．40%;已婚占91．90%，未婚占8．10%;學歷為大學以下的占12．90%，大學的占82．30%，大學以上的占4．80%;高層管理職位的占4%，中層的占83．10%，基層的占12．90%;被試(除24個沒有填寫年齡外)的平均年齡為36．49歲，年齡的標準差為5．87。

3．2測量(1)情緒智力的測量以張輝華等［11］研制的管理者情緒智力行為問卷測量管理者情緒智力，包括4個維度，每個維度4個項目。此問卷是基于管理者情緒智力行為模型開發的，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管理者情緒智力測量包括自評和他評，他評的條目與自評相同，只是把各條目改為適合他評方式。本研究自評管理者情緒智力問卷的整體信度為0．85，關系處理、工作情智、人際敏感和情緒調控各維度的信度分別為0．77、0．82、0．87和0．81。他評管理者情緒智力問卷的整體信度為0．93，關系處理、工作情智、人際敏感和情緒調控各維度的信度分別為0．93、0．91、0．92和0．91。(2)領導有效性的測量以凌文輇［40］研制的CPM領導行為問卷測量領導有效性，包括3個因素，每個因素10個項目。因為它反映了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領導行為，且在國際上得到認可，因此本研究以它為基礎測量領導有效性。為縮短測試時間，從每個因素中分別選取4個項目，C因素為個人品德，P因素為工作導向，M因素為人員導向，共形成12個項目的問卷，采取他評的方式進行領導有效性的測量。數據顯示CPM領導行為問卷的整體信度為0．88，C因素、P因素和M因素的信度分別為0．92、0．91和0．93。(3)自我意識的測量用他評管理者情緒智力得分減去自評管理者情緒智力得分得到差異原始分，并標準化;把標準分大于等于0．50個標準差和小于等于－0．50個標準差的樣本編碼為1，把介于正負0．50個標準差之間的樣本編碼為2，數值越大表示自我意識越準確。(4)晉升和離職數據收集直接從被試所在企業收集相應的客觀數據，晉升主要指職位上的提升，離職是指實際發生的行為，而不是離職意向。(5)認知能力和個性的測量采用卡特爾16因素個性問卷(簡稱16PF)的中國版本進行測量。16PF中國版本共有187個項目，分別測量16項因素［41］。用16PF問卷中的B因素(智慧性)測量認知能力，因為16PF個性框架中包括認知能力因素，而且研究也表明，用B因素測量認知能力也能達到用標準化的智力測驗同樣的效果［42］;用16PF另外15個因素形成的5個二階因子(外向、焦慮、強硬、獨立和自控)測量個性［42］。

3．3程序所有的測量是在企業支付一定咨詢費用的背景下由第三方機構在企業人力資源部配合下完成的，測試完成后由第三方機構對回收的數據進行處理，并把最終結果提供給企業高層管理者作為其人事決策的參考，測試結果也得到企業授權可以用于研究目的。具體施測程序如下。(1)運用管理者情緒智力問卷(共16個項目)和16PF問卷(共187個項目)的組合紙質問卷，分批次要求被試集中作答，問卷當場發放和收回。(2)要求企業人力資源部按照第三方機構規定的原則確定對被試的相關行為進行評價的他評人員(包括上級、同級和下級)，并準備好適合他評的紙質問卷(由16個項目的管理者情緒智力問卷和12個項目的領導有效性問卷組合而成)。(3)分批次召集他評人員，在說明填寫目的和要求后，由他評人員進行打分，問卷當場發放和收回。(4)第三方機構對所有回收的問卷編號并進行數據錄入和處理。領導有效性、管理者情緒智力問卷采用10點記分法，16PF問卷采用3點記分法進行調查。共收回管理者自評的有效問卷124份，他評的有效問卷1179份，其中各被試他評的有效問卷在5～10份之間。在得到公司高層管理者許可的情況下，晉升和離職的數據直接從人力資源部經理處獲得。A企業數據在調查后2年收集，B企業數據在調查后1年收集。

3．4統計分析統計被試情緒智力自評結果的原始分。被試他評結果也取原始分，即先統計他評人員的評分，然后以被試為單位，把所有他評人員得分加權平均得到每個被試的他評原始分。認知能力和個性的記分上，先根據16PF問卷的記分規則算出每個項目的得分，再計算出16個因素的原始分，然后把原始分轉換成10分制的標準分。認知能力得分即為16PF中B因素的10分制得分。個性得分主要根據15個因素的標準分和對應的權重［42］，計算5個二階因子各自的得分。本研究運用的分析軟件為SPSS11．50，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等。4研究結果表1給出主要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同時也給出控制個性(外向、焦慮、強硬、獨立和自控)與認知能力、自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他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的偏相關。從偏相關的結果看，他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顯著相關(r=0．93)，自評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不相關(r=－0．14)，H1得到支持。從相關的結果看，他評情緒智力與晉升(r=0．18)和離職(r=－0．30)顯著相關，H4和H5也得到驗證。運用層次回歸分析方法對H2進行檢驗?？刂苽€性和認知能力，分別以自評管理者情緒智力、自我意識及它們的交互作用變量為自變量，以他評領導有效性為因變量，進行層次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從表2結果可知，自我意識正向調節管理者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之間的關系，β=0．50，p＜0.001，即自我意識越準確，情緒智力對他評領導有效性的影響越強，H2得到驗證。為了解不同自我意識水平下管理者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之間關系的方向和強度，把自我意識編碼為1的樣本定義為有偏組，把自我意識編碼為2的樣本定義為無偏組?？刂普J知能力(由于個性與領導有效性都不相關，因此無需控制)，以自評管理者情緒智力為自變量，以他評領導有效性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從表3可知，有偏組管理者自評情緒智力顯著負向影響他評領導有效性，β=－0．26，p＜0．05，主要是因為自評情緒智力存在偏差，自評情緒智力越高，實際上情緒智力越低，因此當以自評情緒智力為自變量時反而得出情緒智力越高、他評領導有效性越弱的現象。無偏組管理者自評情緒智力顯著正向影響他評領導有效性，β=0．59，p＜0．001。控制認知能力，無偏組情緒智力對他評領導有效性的解釋量為35%，高于有偏組的解釋量(7%)。綜合以上結果可以看出，無偏組他評領導有效性主要通過情緒智力起作用，而有偏組他評領導有效性是通過情緒智力和認知能力共同作用的。最后，對H3進行檢驗。以認知能力、他評情緒智力及它們交互作用的變量為自變量，以他評領導有效性為因變量，進行層次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從表4的結果可知，認知能力負向調節管理者情緒智力與他評領導有效性之間的關系，β=－0．07，p＜0．05，H3得到驗證。同樣，為了解情緒智力和認知能力是如何影響領導有效性的，把認知能力和他評情緒智力都分為高、低兩組，即把它們的分數先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把大于等于0個標準差的組確定為高，低于0個標準差的組確定為低，分別用1和2表示。然后，在高情緒智力和低情緒智力組內，分別以認知能力為自變量，以他評領導有效性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從表5可知，高情緒智力組的認知能力對他評領導有效性的作用不明顯，β=0．15，p＞0．05;低情緒智力組的認知能力對他評領導有效性有顯著的影響，β=0．28，p＜0．05。這說明高情緒智力組他評領導有效性并非通過認知能力起作用，認知能力對低情緒智力組的他評領導有效性起一定的作用。

5研究討論

本研究基于管理者情緒智力行為模型，通過對管理者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的實證研究，為已有研究中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出現不一致的結果提供了合理解釋，還發現自我意識水平會調節它們之間的關系，而且還發現在情緒智力影響領導有效性上認知能力發揮作用的條件。在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為什么會出現不一致的結果方面，本研究發現自評和他評存在差異，研究中運用不同數據來源對結果會有影響。通過把自評結果作為“是怎樣”，把他評結果作為“做得怎樣”，引入自我意識(操作化為“是怎樣”與“做到怎樣”是否一致)這一調節變量，按自我意識水平把被試分為兩類，發現自我意識無偏差的被試組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存在正相關，而自我意識有偏差的被試組，它們之間存在負相關。由于兩類被試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的相關方向相反，因此把它們綜合起來時會掩蓋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的真實關系，從而會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認知能力在情緒智力影響領導有效性上發揮作用的條件，與以往研究中“分別探討認知能力和情緒智力對領導有效性的影響”［6，43］、“從競爭性角度探討認知能力和情緒智力分別對領導有效性起多大作用”［32，33］不同，本研究通過綜合分析它們對領導有效性的影響，發現情緒智力和認知能力都是領導有效性的重要條件，它們對領導有效性的影響具有互補性，當情緒智力較高時認知能力對領導有效性作用不明顯，而當情緒智力較低時領導有效性是情緒智力和認知能力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以上發現從情緒智力與認知能力交互作用的角度進一步拓展了對情緒智力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的認識。與已往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跟蹤研究方式，即先測量情緒智力，時隔1年至2年再收集對應管理者的晉升和離職情況的數據，探討情緒智力與晉升和離職行為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情緒智力與晉升和離職都顯著相關。盡管管理者最終的晉升和離職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但是研究結果表明情緒智力能預測晉升和離職。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情緒智力對晉升和離職的影響，未來可從兩個方面做進一步研究，一是考慮更多的影響因素，了解情緒智力與哪些因素共同影響管理者晉升和離職以及它們各自的影響強度有多大;二是考慮一些中間影響因素，以了解情緒智力影響晉升和離職的具體過程。

第7篇：輿情管理范文

【關鍵詞】紀檢監察 網絡輿情

一、暢通網絡輿情的互通交流平臺。建立預警通報機制。在分析事物中發現問題

一是主動開展網絡日常監測和突發事件監測，及時查找有無涉及舉報反映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政風行風、機關效能作風、破壞經濟發展環境、教育亂收費、征地拆遷侵害群眾利益等方面信息，隨時了解最新涉及反腐倡廉網絡輿情。在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重要敏感時期做到不間斷的搜集和重點監測，全面及時關注輿論走向。監測的網站除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設立的網上舉報信箱、本地主要網站外，還包括本省和全國的一些著名網站、論壇、博客等。對監測中發現的問題，通過匯總和歸納，認真篩選，分類處理，并在第一時間直報主要領導批閱。

二是在受理舉報投訴、辦理案件中，發現可能誘發網絡突發輿情的，及時向上級有關領導匯報，并迅速組織人員進行分析、評判、預警、核實解決，防止問題擴大和蔓延。為了加強對廉政網絡輿情的引導，必須經常性地組織反腐倡廉評論人員，撰寫發表評論文章，及時權威信息，引導網絡輿論。對一些不明晰的網上舉報線索，及時組織人員上網跟蹤，有針對性地解疑釋惑，防止惡意炒作。

三是積極拓展渠道，搞好內外聯絡，做到上下及時溝通、協調運作。積極加強與宣傳、公安、檢察等機關網絡管理部門溝通聯絡，促進網絡監督信息共享，增強工作合力。加強與公安網監部門、網絡媒體溝通，集合各自網絡技術優勢，達到涉檢輿情信息及時共享。公安機關具有網絡監控及輿情技術對抗系統，能夠利用信息網絡技術抑制有害輿情信息的傳播，而網絡媒體普遍具有自己的網站，且內容豐富，論壇、博客、微博等比較普遍，維護管理人員也多，還有審帖、刪帖等管理員特權。充分發揮各方優勢，配合我們開展網絡輿情監測和處置工作。

二、關注網絡輿情的背后腐敗問題。建立聯合查處機制。在接觸事物中解決問題

一是要做好甄別篩選。要根據輿情信息反映的內容和性質，進行研究判斷，同時要結合平時掌握的情況，以及、檢察等部門機關的相關信息，評價該輿情信息的可信度以及違紀違法行為的可查性、成案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對涉及黨員干部違紀事實明顯、可查且線索清晰的輿情信息，迅速向反腐敗聯絡小組匯報，由紀檢監察機關組織協調有關部門進行處置。

二是要查處快速到位。在經過甄別篩選以后，對認為有價值的信息及時轉交相關部門進行調查核實，做到快查快結，一般性問題不超過一周，重大問題一般不超過一個月，確保情況基本查清，責任基本分清，處置基本到位。

三是要反饋客觀及時。針對輿情信息所反映的不同情況，在保持客觀公正基礎上，采取不同的策略經行反饋。對一般性問題可以在調查處理終結以后依據調查結論進行反饋；對于短時間內傳播面廣、影響較大的、群眾關注度高的問題，根據調查開展情況分為“著手調查、初步結果、最終結果”三階段進行總結反饋，通過網絡及時相關階段工作信息；對不符合實情的信息，在通過官方渠道進行澄清的同時，迅速組織網絡評論員跟帖，予以糾正和反駁，對帶有益惑性、惡意性、攻擊性的信息，組織公安部門進行追查，通過法律手段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并向社會通報查處結果，消除負面影響。

三、重視網絡輿情的處置綜合評價。建立預防教育機制。在歸納事物中突出問題

第8篇：輿情管理范文

關鍵詞：《禮記》方法論；意識形態敘事；稱情立文；直觀理性；絜矩困境

作者簡介：徐儀明，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 長沙 410081）

王紀波，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長沙 410081）

作為儒家戰國至秦漢時期集政治、法律、倫理、習俗等于一體的著作，《禮記》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它記載了這一時期儒家知識群體的“禮”性言論并通過文本敘事來解釋“禮”的意義，更在于它以稱情立文和常識理性為方法論基礎奠定了人們思維層面“合禮即合理”的話語邏輯與認知原則，通過對主體“內在義務感”的“應然性”質詢在意識形態的生成層面實現了儒家文化象征系統的意義承載、轉換與實踐，形成了倫理先于知識并高于知識的價值判斷模式，從而使“禮”成為“古代中國文明的一個標志”和“一個滲透到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及制度體系” [1 ] （1 ）。雖然學界對《禮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少有從方法論角度切入者。本文擬以探析《禮記》方法論為核心，同時通過透視其文本敘事之意識形態意義的轉換與生成來解析《禮記》的方法論困境。

一、稱情立文與意識形態敘事的“內在化遵從”

“稱情而立文”是《禮記》在論述“天下之達喪”的三年之喪時提出的觀點，“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禮記·三年問》），鄭玄注曰：“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币庵敢罁藗兊陌樯疃葋碇贫ǘY文，以表明親疏關系和貴賤之別。事實上，“稱情而立文”不僅僅是三年之喪的制禮原則，而且是《禮記》中儒家構筑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儒家在制定祭禮、喪服禮等儀禮時基本上都遵循了這一原則，如《檀弓上》、《曾子問》、《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等均是以哀情程度和親情近疏來制定禮文、闡釋禮義的。聯系《禮記》全書內容可以發現，這里的“情”不僅僅指“哀情”——即它在《三年問》中“天下之達喪”的哀傷情感，更主要的是指作為“五行之秀氣”和“天地之心”的人的自然情感；“文”則指禮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指在“天人感應”的基礎上依據“天道”和人的自然情感而制定的禮儀規范與行為準則，故《禮器》篇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所以，“文”并非僅指禮的物質形態，它同時也指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義理”，是隱于“禮”之物質形態之中并通過人的意識轉化為“義理”而呈現出的意識形態。所以說，“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禮記·郊特牲》）。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他所要強調的正是禮文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義理”之涵義，而不僅僅是“玉帛”與“鐘鼓”。這種“稱情而立文”所產生的禮儀規范、行為準則與“義理”內涵正是《禮記》中儒學意識形態敘事的主要內容。具體而言，《禮記》中“稱情而立文”的方法論應用包含了禮出于情和禮制約情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禮出于情。李澤厚認為：“孔學特別重視人性情感的培育……實際是以‘情’作為人性和人生的基礎、實體和本源……強調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為社會根本，這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傳統。” [2 ] （18）可見儒家對于“情”是極為重視的。實質上，對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具有禮樂傳統的儒家而言，人的自然之情乃禮之所出，情乃禮之根源，禮乃緣情而作?？鬃釉凇墩撜Z·陽貨》中認為三年之喪是“天下之通喪也”，三年之喪乃人應有的自然情感，是喪禮之根源?！睹献印る墓稀吩唬骸叭曛畣?，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荀子在《荀子·禮論》篇曰：“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禮記·檀弓上》載：“子路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边@都是認為禮實出于人的情感需要。另外，由《禮記·檀弓下》中“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禮記·郊特牲》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等內容可知，古人對生死鬼神已經有了一定的理性認知，之所以采取各種祭祀禮儀表達對死者的敬意，不過是出于人的自然情感需要而對死者“盡心”罷了，以免淡化了人們對死者的情感而影響到“民德歸厚”——這顯然兼有了自然情感和道德教化的雙重性質。《禮記·檀弓下》載：“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矣。品節斯，斯謂之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边@里對禮的表達方式的說明比較詳細，對禮出于情的淵源關系也作了很好的注解?！抖Y記·月令》篇中甚至有懲罰也要據“情”而究的說明：“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边@里的情要作“情由”解，不過其原因仍是由于“功有不當”而損害到人們對神靈的敬畏之情才導致“必行其罪”的結果。不僅禮出于情，而且樂的產生也出于人的情感需要，《禮記·樂記》云：“凡音者，生人之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笔ト恕爸贫Y作樂”的根據正是人的自然情感。可見，普遍之禮正是緣情而作，即“禮以飾情”。

第二，禮制約情。龐樸認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唯情主義”傾向，“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內容” [3 ]。甚至有人認為重情“反映出儒家倫理思想確實是一種情感本體的思想” [4 ]。這說明情的確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儒家重情是以循禮為前提的，對情不加限制將造成社會混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記·檀弓下》）。“稱情而立文”的目的正在于使情之所發皆以“禮”為準繩，“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抖Y記·檀弓上》載：“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鬃釉唬骸胃コ?？’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鬃釉唬骸韧踔贫Y，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勇仿勚?，遂除之?！薄安~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蜃釉唬骸?！其甚也?！~聞之，遂除之。”這兩則故事采用敘事手法說明了禮對情的制約和規范作用?！抖Y記·禮運》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故圣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边@里以類比手法來說明“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強調以禮義來節制人情?！抖Y記·禮運》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倍Y是出于“治人情”之需要而由“先王”秉承“天道”所制，這是以禮制約情的形上基礎。《樂記》篇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薄@是對《禮記》中“稱情而立文”的方法論之具體運用的最好闡釋。

從“禮崩樂壞”的社會背景來看，“百家爭鳴”表征著戰國時期社會處于失范和脫序狀態，它無法為人們提供一個具有明確前進方向和目標的指引性說明。此時包括儒家和道家等在內的各學派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為社會建構一種能夠指引方向和目標的意識形態。而一種思想或學說要成為這種意識形態，僅僅將強制性法規作為唯一的社會控制力量是不可能的，“還存在一些能夠指導或引導行為的其他工具，這些工具是用來補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以實現社會的目標的。這些工具有：權力、行政、道德與習慣” [5 ] （340）。就傳統中國之“禮”而言，它應該是兼而有之的普遍性規范，但它首先表現為道德、習慣等主體認知之應然層面的內在社會控制，因為“對規范的大部分遵從是內在化的結果” [6 ] （4 ）。應然層面的社會控制與內在化遵從使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之“禮”如同正當性一樣，是一種具有“內在義務感” [7 ]的概念，它的核心意涵使是被治者相信“服從”為一種“應該”（oughtness） [8 ] （351）?！@正是禮制約情之所以具有普遍合理性與有效性的關鍵所在，也是《禮記》“稱情而立文”的方法論的魅力所在，其實質是國家和社會對個體的意識形態規訓（ideological discipline）與質詢。

從“天人感應”的思想背景來看，無論是禮出于情還是禮制約情，《禮記》中儒家“稱情而立文”的方法論類比推定，其目的并不在人情，而是要根據人的自然情感或由人的情感而推定出的具體情由來制定禮文、闡釋禮義，進而以禮為標準和規范來節制情感、制約人情，人是一切實踐活動的主體和意義呈現的載體，因而稱情立文之方法論的最終目的是“人”，是通過禮義對主體的規范來回應“天地之序”對主體存在狀態的質詢，在以人應天和以天合人的互動中實現“天理”向“人禮”的推演，最終達至“天人合一”。既然情乃禮之根源，則儒家強調主體在學習和把握禮的過程時應始于“修身”也就可以理解了——情乃主體之情，是內在的，解決強調德性至上并具有道德理想主義性質的禮的問題當然應從根源上通過“律己”于實踐中實現對禮之德性價值的認同，即“修身”。當這種思維成為普遍原則、思想方法和價值取向，思想就隨著禮的彌散性（dispersivity）實現了強調“義務感”的“內在化遵從”，意識形態文化象征系統的形成不過是這種稱情立文方法原則和運思模式的必然結果。對社會生活的全面介入和滲透所凸顯的“禮”的彌散性使得儒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敘事的文化象征系統不僅僅表現為政治制度、法律規范，而且還深入到人的性情及道德意識中，成為普遍性的倫理規范 [9 ] （101-102）。在這種象征系統下，“禮儀不僅是一種動作、姿態，也不僅是一種制度，而且它所象征的是一種秩序，保證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對于禮儀的敬畏和尊重，而對于禮儀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著人的道德和倫理的自覺，沒有這套禮儀，個人的道德無從寄寓和表現，社會的秩序也無法得到確認和遵守” [10 ] （93）。

二、直觀理性與意識形態敘事的意義再生產

“儒家意識形態的哲學觀是建立在直觀理性之上的。所謂直觀理性，是指中國文化中那種認為常識天然合理、不需要懷疑，并用它來推導各種高層次哲學觀念的思維方式?！?[11 ]從孔子開始，儒家在方法論上做到了貫徹如一而簡單明了，那就是把常識理性或直觀理性——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儒家堅持把常識和經驗作為認知萬物、推演“天理”和把握“人禮”的認知方法。儒家對神秘事物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對于未知領域的探討則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上通過修己心性而推至外物，所以儒家從來就不是“荒誕的神秘主義”，相反，“它注重把常識變成智慧” [12 ] （244），達到“即凡而圣”。常識是天然合理的，且無需證明。這種具有“公理”性質的常識理性是其他社會現象合理性的基礎，它以實踐為依據，以實用為直接目的。在常識和直觀理性思想方法的指導下，儒家將一些模糊且似是而非的類比發展為一個具有思辨傾向的相互關聯的思想體系，通過類比、關聯、移情、重復等手法來追溯歷史、解釋現實、推定未知、預測未來，并同時進行著具有規訓和質詢性質的意識形態敘事，達到以“稱情而立文”來規范世人言行、安排現實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概括地說，儒家的自然觀和方法論是具有無神論傾向、主張萬物互相關聯的直觀理性” [12 ] （245）。

1. 類比與關聯

《月令》篇最能體現《禮記》中常識和直觀理性的方法論特征?！对铝睢分袑Πㄌ熳?、庶民在內的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被描述成了一一對應的關系，通過類比與關聯將人類的活動內容與宇宙的天道構成和運行規律協調起來，直觀地呈現出“天理”向“人禮”的推演和“人禮”對“天理”的遵循，體現出以人應天、以天合人的思維模式和以經驗、常識來指導實踐的“神本主義和農事中心主義” [13 ] （154）。

在神事上，對自然神靈的原始崇拜和依自然時序來祭祀諸神以求福避禍的心理，促使人們直觀地對待與神有關的祭祀活動，即“通過祭祀活動直接聽命于神明的召喚，感應神的意旨” [13 ] （157）。自然神與人格化的神一樣是人間最早的立法者，他們引導著人們的生活：春季，“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季，“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夏秋之際，“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季，“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季，“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這里，自然法與人為法在自然神靈與先祖神靈的配合中合而為一。 [13 ] （147）這種類比與關聯的直觀寓意是：遵從了由先祖延續的“禮”性人為法就是遵從了自然法。嚴格來說，這種“遵從”屬于信仰的范疇，無關理性的分析判斷。換言之，真正的服從來自信仰，“脫離了信仰的服從不是真正的服從” [14 ] （51）。這種具有“內在義務感”特征的信仰性服從正是儒學意識形態敘事取得成功的關鍵。

在政事上，《月令》中的政事活動要求以事應時、依時行事，人們從基本經驗出發來應時變更生活的內容，四時物候變化又是人們對事物進行類比與關聯的直接依據，凸顯出其直觀理性的方法論特征。如“孟春賞公卿大夫”、“孟夏封諸侯”、“孟秋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恤孤寡”，賞罰依時序變化而各有不同，人們依據實踐并以直觀感受來分析物候、體察“天理”，進而分判時事、指導時政?？追f達《正義》引庾氏曰：“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面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15 ] （459）可見，人們完全是靠直觀理性進行類比、關聯和移情來感知物候變化以進行政事活動的，即便是意識形態敘事的規訓功能，也因這種類比與關聯而獲得了“順天而行”的合理性，對“禮”性政治和統治秩序的臣服與遵從不過是這種合理性的實現而已。

在農事與工事上，《月令》篇強調要以農為本、適時興工、不奪民時、不害民力。由于農事和工事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最為關切，所以其經驗和常識理性的特征也較為顯著，即人們依靠常識和經驗來判斷農時、工事，施行農事、適時興工，無需推理計算即可保障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產活動。在這里，人們對于經驗、常識和直觀理性的信任，是由于它們的實用性，其“權威性”與真理無關?！对铝睢分械囊幌盗薪膳c災禍事項是人們在“天人感應”的思維模式下以經驗和直觀理性進行類比、關聯和移情的結果，以節制人欲、規避災禍；也是儒家借助“上天”這一大他者來對一般民眾進行意識形態的規訓與質詢。以正月為例，“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麑，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在直觀理性作用下，古人將天道、地理、人紀聯系起來，于意識形態的敘事中體現出其神學目的論的“天人感應”思想。對于“孟春行夏令”、“仲春行秋令”等違背天道四時而招致災禍的記述更凸顯出《禮記》中意識形態敘事的規訓特征和以直觀理性進行類比與關聯的方法論特征。

除《月令》篇外，《郊特牲》、《禮器》、《曲禮》、《經解》等篇均很好地運用了類比與關聯手法來進行意識形態敘事。如《郊特牲》篇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边@就很直觀地將“天地合”乃萬物產生之始與“昏禮”乃人類社會存在之始進行類比與關聯，從自然“天理”推定“人禮”的應然性?！抖Y器》篇曰：“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碧?、地、山、澤、魚鏊、鹿豕，皆為直觀可見可感之物，以之為例來說明“知禮”的相關道理，自然能與人們的常識和直覺相符，其可信度與說服力都因“天理如此”的應然類比而大大提高?！肚Y》篇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边@是以常識類比來說明禮乃人類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郊特牲》篇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边@里雖然對“天理”有臆猜的成分，但在方法上仍然是以自然之“理”比附、關聯人類社會之“禮”，所謂“天垂象，圣人則之”正是對此方法的說明?！督浗狻菲唬骸肮屎庹\懸……繩墨誠陳……君子審禮，不可欺以詐”。這是以相同性質的自然之“理”類比推定人類社會之“禮”，在意識上體現了二者的同構性和人們遵循“禮”制的“內在義務感”。

值得注意的是，《禮記》中關于吉、兇、軍、賓、嘉五禮之眾多篇章中，瑣碎禮節和繁復龐雜的儀式是主要的記述對象，它“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禮記·禮運》），幾乎涵蓋一般民眾生活與國家政治活動的所有內容，并且儒家對此類記述大多并未從原理或認知理性的角度予以解釋。這不僅是出于《禮記》中儒家“化民易俗”（《禮記·學記》）并使之向善的教育方法和目的的需要，也是其避免意識形態的生硬說教而以直觀呈現與類比、關聯來培養民眾應然意識和“內在義務感”的重要方法。

2. 重復與移情

在《禮記》之直觀理性的方法論中，重復（包括儀式重復和意義重復）與移情手法的應用意義重大。在各種“禮”中，禮儀的制定和舉行十分繁瑣，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很多儀式本身和具體細節多有重復，以至有主祭者“力不能逮”的情況，“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禮記·禮器》）。對于喪禮和祭禮中很多極端情況的追問實際上也是一種重復，對禮的意義的不斷探索是儒家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新的禮儀產生及其意義獲得正賴于此。重復的意義在于，“重復是歷史必然性在‘民意’的眼睛中顯現自己的一種方式”，“這里至關重要的是某一事件已經變化了的符號身份：當它第一次發生時，它被體驗為偶然性創傷、體驗為某一非符號化實在界的入侵；只有通過重復，這一事件才能以其符號性的必然性被認識——它在符號網絡中確定其位置；它在符號秩序中實現自己” [14 ] （85）。毋寧說，重復，正是《禮記》進行意識形態敘事的重要手段。也正是這種重復，才使得“禮”的意義以延宕（delay）的形式在承載、轉換、生成和實踐中不斷拓展，也使得儒家的格、致、誠、正和修、齊、治、平呈現為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當然，這也從另一方面凸顯出儒家達至“至善”和“內圣外王”之境的不可能性。

就移情而言，移情是將自己對鬼神的敬畏和對祖先的追思寄托于一定的儀式之中，通過儀式來使對象崇高化，對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儀式過程和祭祀活動的意義——真正的“崇高”正是通過這種意義才得以轉換并顯現。比如，《禮運》篇曰：“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薄靶圃谑摇奁渥Ｘ拧保@是對于祭禮儀式的直觀表述；“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是謂承天之祜”，說明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婦等社會現象及其內在關系是祭禮儀式背后的意義所指，由“禮”到“義”的意識形態的意義轉承以直觀的形式形成于施禮者的思想深處并呈現于整個儀式過程。此外，喪禮和祭禮本身就是一種移情，也是稱情立文與直觀理性相結合的最具意義的典范。表面上，人們出于對鬼神和死者的敬畏與哀情而進行祭祀，并依據親情近疏采用不同的禮儀與儀式，實際上，人們相信的是親親、尊尊背后的真理預設——而這個真理預設就來源于“天人感應”視角下通過移情和直觀理性所達到的以人應天、以天合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在這里，移情“就是對于真理的假定，就是對隱藏在愚蠢、創傷性、不一致的法律事實后面的意義（Meaning）的假定。換言之，‘移情’是對邪惡的信仰循環的命名：為什么我們應該信仰，其理由只對那些已經信仰的人們有說服力” [14 ] （53）。此時人們對于“禮”的信仰不是一種外在的屈從，而是對“合禮即合理”的具有非意識形態性質的律令（command）性服從。

儒家在《禮記》中對于直觀理性的方法的成功應用，首先應歸因于“禮”的客觀屬性。因為“禮”以“理”的形態存在并顯現于天地萬物之中。自然萬物的本然狀態因為人的介入被打破，其本然性的萬物之“理”與運動規律由于人文因素的參與而轉化為“禮”。自然萬物的運行變化乃是“天理”且具有客觀性，“禮”作為“天理”在人類社會的存在狀態自然也具有客觀性。 [16 ] （280）從《禮記》對各種禮儀的意義闡釋中可以看出，“禮”的法則實際上就是“理”的規定性，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所必須遵循的那種帶有社會性的自然規律” [16 ] （308）。質言之，通過類比、關聯、移情、重復，儒家以常識和直觀理性在《禮記》中將人之“禮”與天之“理”相比附，為人間之“禮”找到依據和根源，并通過儀式重復和意義重復來強化“禮”在現實中的合理性和應然性，同時也保證了《禮記》意識形態敘事的有效性。這種以意義延宕為特征的意識形態敘事實質上是一種“降服（submission）意義上”的“生產關系的再生產” [17 ] （74），它用具有本體意義的“禮”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思想指引過程和“合禮即合理”的意義世界，使人們得以理解自己的處境并看到新的方向，同時使意識形態敘事在馴服、教化與質詢—認同的過程中實現其意義的承載、轉換與生成。因此，更確切地說，“禮”的實質是一種“信服”（convince）性意識形態敘事。

事實上，稱情立文與直觀理性這兩種方法在《禮記》中并不是被分別使用的，儒家往往是在記述繁雜的禮節儀式中以直觀理性來進行稱情立文的工作，在“文以載道”的意義延宕中發揮“禮”這一能指符號的意識形態的敘事功能，以達到“化民易俗”的目的。如《樂記》就充分應用了這一方法來稱情達義：“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后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币魳返奈镔|形態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乃為“末節”，它所傳達的人的內心情感才是其“本”；祭祀所用物品乃為“末節”，祭祀中施禮之人的情感才是其“本”。這里的“本”，即指禮樂主體通過施樂或祭祀活動來表現情感進而直觀地呈現于其頭腦中的尊祖敬神的主觀認知；后文德上藝下、行先事后及禮的秩序性和層級性則是儒家于主體認知背后進行的義理關聯，屬于以“立文”進行意識形態敘事與說教的內容。

三、絜矩困境與意識形態的缺位崇高

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所表述的是一種人生境界，也是對儒家人生智慧和生存狀態的一種理想表達，在《禮記》即為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禮記》凸顯的儒家視域下的主體，其現實的生存境遇因“內圣”與“外王”的雙重理想訴求而受到內外多種力量的限制與規約，《禮記》稱情立文和直觀理性的方法論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意識形態敘事的絜矩困境。

事實上，就《禮記》而言，稱情立文對于儒家是一種具有規約主體之功能的方法論原則。在《禮記》中，儒家依據人的自然情感的倫理規定，通過類比、關聯、重復、移情等直觀理性將自然特性移至人倫萬物，從而形成了倫理先于知識并高于知識的倫理中心主義的認識論原則 [18 ]。這是一種德性倫理的價值原則，其核心是德性至上，追求的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至善”境界，投射到儒家強調“萬物本乎天”與“天人感應”的天道觀上和強調以德居位、以禮規約的家國同構的社會觀上，就形成了兼具“內圣”與“外王”特質的“圣人”或“圣王”形象，并把“圣人”或“圣王”開物成務、以化天下的大道作為其崇高理想。《周易·雜卦》云：“需，不進也?！敝祆洹吨芤妆玖x》云：“需，待也。”這都說明儒家理想的崇高——正因為崇高，故不可冒進，應審時度勢、順時而進。但在現實實踐中，儒家卻不得不受到絜矩之道的諸多限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禮記·大學》）這是《禮記》對絜矩之道的明確解釋，也是其稱情立文的方法論原則對意識形態敘事的主體規約，表明儒家視域下的主體在現實實踐中要受制于各種倫理關系（即“禮”的儀式與義理）的網絡設定，不是僅僅依靠德性至上就能實現崇高理想的。此外，《禮記·儒行》中孔子在回答魯哀公“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時列舉了“儒行”的15個方面，即自立、容貌、備預、近人、特立、剛毅、仕、憂思、寬裕、舉賢援能、任舉、特立獨行、規為、交友、尊讓，這是《禮記》對儒者言行品質進行評判的全面闡述，更是對儒者內外兼修的條件要求和德性限定，表征著稱情立文的方法論原則對主體規約的具體化描述。在《儒行》篇列舉的15種德行中，“仁”居于統領地位，其他均可看做是對“仁”不同的詮釋和實踐，“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故曰儒”。顯然，儒家是想通過踐行“仁”來超越“禮”并實現“從心所欲，不逾矩”而走向崇高的“圣王”境界。于是，儒家“以‘仁’帶‘禮’，經由‘仁’的儀節化和‘禮’的‘仁’化，將‘仁——禮’遞進衍化為一種統一而又復雜的鉗制規范，將‘仁’的側重自律性規范（如‘恕’）與‘禮’的側重他律性規范（如‘忠’）相統一。這樣，儒家開始面臨倫理與政治的雙向同化” [19 ]。這種“雙向同化”實質是一種強調德性至上的意識形態敘事的雙重殖民，同時也是一個以稱情立文（內位德性，制定禮儀規范，強調“仁”）來關聯直觀理性（外位德性，擴充認知范疇，強調“禮”）的過程和倫理優先于知識并高于知識的過程。“這是儒家現實秩序形成的倫理道德的原理和依據，是外位德性認同和內化儀節規約的道德基礎。以此為出發點，儒家把關于人我關系準則的‘仁’，從內在精神本體轉換為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滿足與平衡的效用手段。” [19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看到儒家在構建儒學意識形態和實踐修、齊、治、平的過程中是如何由親親、尊尊走向崇高之治、由血緣親情走向崇高之畏的——“子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禮記·中庸》）。修治之功與親親、尊尊的崇高目的就是為了懷柔遠人、以安天下！

這里，由血緣親情轉化為普遍的道德情感正是《禮記》稱情立文與直觀理性的方法論的直接目的。這種努力在“禮崩樂壞”的現實背景下使得（個體或群體的儒家）“主體在經驗現實關系的過程中，往往不受制約地將整個世界當作自己的意志和表象”，“儒家主體在這種假象面前遭遇了現實的困境” [19 ]。以稱情立文為方法論基礎的內位德性和認知原則因主體經驗世界的意志化和表象化，使得儒家自身以“大道”安天下的理想圖景走向虛無和幻化；而以直觀理性為方法論基礎的外位德性和認知能力因倫理先于知識的價值設定，使得儒家只能以兼修內外的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圣人”或“圣王”角色來回應現實。這正是《禮記》方法論所凸顯的意識形態敘事困境的關鍵所在。因此，《禮記》中儒家內外絜矩的困境正在于它通過稱情立文和直觀理性的方法所建構的“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不過是一個虛幻的崇高形象和缺位的崇高原質（sublime hyle）。這樣，儒家希望通過“盡人性”與“盡物性”的同步發展來“成己成物”并最終達至“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至善”境界，只能是一種詩性的理想設定和意識形態敘事的烏托邦幻象。

四、結語：“天人合一”視域下的“圣王”原質

從自然觀與認識論的角度看，《禮記》既包含了“萬物本乎天”的天道觀、“道費而隱”的合“禮”的宇宙觀及順天守時的自然法思想，又包含了以“天人感應”為基礎的以人應天、以天合人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認知思想，強調通過追識尊道貴德的“天道”意識形態來把握宇宙萬物并確認人的自身存在，其衍生性差序格局的隱性承載折射出先秦及秦漢時期儒家以稱情立文和直觀理性為方法論基礎的“合禮即合理”的話語邏輯與倫理優先于知識并高于知識的價值判斷。在稱情立文與直觀理性的方法引導下，現實中以德居位、以禮規約的家國同構不過是“先王承天道以治人情”的“應然”形式，是“人禮”仿效“天理”、“人道”效法“天道”的必然結果，于是“圣王”高居明堂布政施令的意識形態的文化象征系統通過“道費而隱”的承載、轉換與實踐得以形成。這種寄望于“圣王”、強調通過擴充德性而達至“與天地參”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具有涵蓋一切的包容性，并契合了從“禮崩樂壞”向大一統過渡的社會現實。在面對具有垂范、教化之崇高意義和完善人格的德性之天時，“天人合一”視域下的“圣王”形象明顯具有理想主義的虛幻性，“他”雖然凸顯出人對自身生存境遇的警覺、謀劃與高度關注和以“人道”效法“天道”的自覺，但這種關注與自覺在“畏天命”的視域下也呈現為一種悲愴而崇高的道德情懷，使儒家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去追求“內圣外王”的努力具有了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烏托邦色彩?！笆ネ酢毙蜗笫侨寮医嬋鍖W意識形態的原質性符號生成，用以填補儒家因主觀自由（以“大道”安天下）導致世界的意志化和表象化與因客觀現實（“禮崩樂壞”）導致實踐的秩序化需求之間的主體缺位，但事實上儒學意識形態在德性至上與倫理優先的前提下所構建的“崇高客體”不過是一個占據了崇高原質的符號，其“贊天地之化育”的“圣人”形象實質是一種意識形態敘事的烏托邦幻象，于現實儒家而言更多地是具有為其開創“詩性棲居”之倫理空間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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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輿情管理范文

喻擎蒼，2007年12月晉升為教授，現任浙理工研究生部副主任，主持研究生學院工作。他作為一名以管理工作為主的教師，全身心地投入學校工作，做到用心想事，用勁干事。為學校學科、專業學位建設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學科建設 以基礎學科為支撐

喻擎蒼堅定不移地以基礎學科的發展為支持，重點發展特色優勢學科，著力拓展新興交叉學科，努力改革和完善學科建設的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他建議以目標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調控機制，和以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為準則的運行機制；努力加強學科生態環境建設，促進學科鏈、學科環的互動，推動學科建設進入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良性循環；努力建設富有特色、代表學校實力的峰值學科和品牌學科，不斷提高學科的整體實力。在學科建設方面成效顯著，新增了“應用化學與生態染整工程”等兩個浙江省重點學科；“紡織工程”作為浙江省重中之重學科，在建設期滿后的驗收評估中，以出色的建設成效名列全省前茅，獲100萬元額外學科建設經費。

學位點建設方面，喻擎蒼在切實抓學科建設的同時，始終以學位點建設為目標。從學校辦學定位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出發，加強學位點建設的統一規劃和部署，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做到突出重點，協調發展；同時明確建設目標，落實建設任務，細化建設舉措，大力調整學科結構，努力凝練學科方向。在第十一批學位點增列工程中，浙理工新增“紡織科學與工程”等兩個一級學科博士點，成為全國少數幾家“紡織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博士點之一；學位點對應調整之后，浙理工的一級學科碩士點從2009年的4個增加到17個，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建設成效。

專業學位 突出內涵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