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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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服務貿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
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1.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導致國際競爭的熱點向服務經濟領域轉移，使服務產業成為許多國家直接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戰略性產業。國際服務市場需求的高增長性、新型服務產品的高附加價值性以及服務產業對資本、信息、技術等關鍵生產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第2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1.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基本動因。在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跨國公司是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力量。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球6萬多家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工業生產總值的40-50%，國際貿易的50-60%，對外直接投資的90%，并且擁有全球90%的技術轉讓份額?？鐕緦θ蚪洕\行所產生的舉足輕重的影響，主要來源于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多樣化產品和先進技術、優秀的管理人才，良好的商業信譽，以及遍布全球的營銷網絡。正是憑借這些優勢，跨國公司才得以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并且始終在國際投資活動中扮演主要角色。值得特別重視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不僅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相互聯系的重要機制，而且對拉動全球區域經濟增長發揮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最基本動因是追求風險調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進一步分析，則有四個方面的微觀動機：第一，生產要素導向。即以相對較低的經濟代價獲取自然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第二，市場導向。即突破國界對市場交易范圍的限制，在國外拓展更大的市場空間。第三，效益導向。即通過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或水平一體化的組織體系，促進合理化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第四，規避風險導向。即將生產經營活動安排在不同國家，分散或規避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獲取穩定收益。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以為，盡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始動力，但決定其具體投資行為的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既包括對有形的原材料產地或生產技術的壟斷，也包括跨國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組織系統，所有權優勢賦予跨國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優勢，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公司將其擁有的資產或技術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即跨國公司將擁有的資產或技術通過市場內部化轉移給國外子公司，可以比通過外部市場交易轉移獲得更多的利益。區位優勢是指跨國公司選擇國外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其所獲利潤必須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國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生產原料和生產要素價格、基礎設施狀況，而且包括市場規模和結構，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環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投資過程中的利益實現是其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決定性因素，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則對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和規模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2.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戰略調整。進入90年代之后，由于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表現在：
第一，投資目標的調整?？鐕局饾u改變了以前單純利用國外廉價資源，搶占國際市場，轉移落后或污染型生產能力的投資方式，轉為以提高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為核心，更加重視對外投資的全球市場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二，投資方式的調整?？鐕镜耐顿Y方式正由原來單一的股權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資方式多樣化轉變，目前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方式包括股權式合資、非股權式合作、獨資、跨國收購與兼并以及國際戰略聯盟等，股權式合資長期以來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其優點是能減緩制度和政策障礙，有利于進入目標市場。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權的弊端十分明顯，因而投資成本和風險不斷增加。目前，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更多地是收購兼并的方式進行投資。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更趨向于以技術授權、生產合同、設備租賃、合作銷售等非股權安排方式進行投資。
第三，投資來源的調整。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原有的內部融資已不能滿足此要，在需基礎上產生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外部融資，即從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獲取投資資金。外資融資的優點在于可以使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擴大融資規模，分散融資渠道，降低籌資成本和減少風險。
第四，投資產業的調整。從70年代起，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就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呈上升趨勢。進入90年代之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重點已從傳統的資源開發業、初級產品加工業，向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轉移，高科技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新的投資熱點，導致這一產業重點轉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新技術革命不斷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加大這一領域的投資，才能搶占“制高點”，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險、商業等第三產業經營范圍廣、投資回收期短，跨國公司擁有比較優勢，有利于其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再次，基礎設施不是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國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資進行建設和改造，從而使之成為具有穩定的潛在投資盈利機會的產業。正因如此，跨國公司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表現為迅速增長的勢頭。
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已經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們必須以此為基礎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現狀與障礙
1.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現狀和特征。跨國公司對中國大規模的進入和投資，不僅直接緩解了我國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而且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了我國支柱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區域經濟的振興及繁榮。在一定意義上，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有生氣的新的增長點。盡管我國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步伐逐漸加快，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主要投資于沿海地區的趨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直至目前，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比重仍然較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十分有限。
1999年，我國西部地區引起外資項目累計1.7萬個，占全國總數的5.01%，合同外資金額255.9億美元所占比重為3.87%，實際使用外資99.1億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區引進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還表現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特征：
(1)投資規模較小。由于受投資環境制約，跨國公司雖然進入西部的產業領域包括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的各個方面，但平均投資規模普遍較小，產業帶動能力比較有限。1999年西部地區單位利用外資項目的投資規模為139萬美元，比全國平均180萬美元低22.8個百分點。
表11999年我國西部利用外資情況（單位：億美元）
地主名稱項目數比重合同外資比重實際投資比重
（％）（％）（％）
全國總計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慶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貴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陜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肅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寧夏自治區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區9440.28966070.16350560.11
資料來源：國家外經貿部統計資料
(2)產業結構趨同?，F實表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食品、飲料和商業零售業，即便對西部地區而言，這些產業本身業已處于相對飽和狀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因投資結構趨同而對西部地區已有的產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市場沖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數量還十分有限。從長遠看，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投資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產業結構的失衡，從而給西部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埋下隱患。
(3)技術梯度較低?？鐕驹谖鞑康貐^的大多數投資項目均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乏先進技術作為支撐。即使是這些較低層次的加工組裝企業，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資者國內，中方企業很難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更不能掌握先進的工藝技術。因此，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項目普遍技術梯度較低，由此導致利用外資與引進技術脫節成為帶普遍性的矛盾。
(4)區域內部分布不均。從外資在西部地區的總體分布及結構看，區域內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樣突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四川、重慶、云南、陜西4個省市，1999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3.4億美元，占西部地區99.1億美元的84.2%。而、青海、寧夏三省區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為1.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31%。
2.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主要制約因素。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實現從區域梯度發展戰略向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投資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種優惠政策的顯著傾斜，將給廣大經濟增長滯緩的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將對推進跨國公司更大規模地投資西部產生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
應當看到，我國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富集，比較優勢突出，具有良好的開發前景。并且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高質量的科技隊伍，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此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消費構成偏低，可開發的市場潛力極為可觀。因此，西部地區客觀上存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一系列有利條件。但對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而言，潛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良好的投資環境配合，其吸引效應不可避免地會被削弱乃至抵消。從西部地區的現實考察，跨國公司的進入和投資主要面臨如下障礙因素：
(1)體制障礙。從總體上看，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經濟和法律規范，經濟活動中還存在大量的非市場行為。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的體制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預大量存在，項目審批環節繁瑣，不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資企業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而無所適從。二是機構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圍和權限混亂，以各種方式損害外資企業利益以謀取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三是國有企業比重大，其機制僵化、包袱沉重，難以成為利用外資的主體，不能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合作。
(2)政策障礙。綜合而論，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在投資領域上，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只能局限于一個項目或多個項目，抑制了跨國公司系統投資。同時由于電信、金融、外貿、交通等服務業還沒有開放，為跨國公司綜合服務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深化；在控股上，某些產業或者產品規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國公司投資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在產品銷售上，要求跨國公司將一部分產品銷往國外的規定，使跨國公司必須讓出部分海外市場銷售其產品，擠占了跨國公司的市場，增加了邊際成本。在外匯上，要求跨國公司自行平衡外匯，盡管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是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依然存在。在國產化上，要求跨國公司必須實行一定程度的國產化率。這些準入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此外，西部地區對跨國公司的政策歧視現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實行以國民待遇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引進外資的通行規則，但西部地區這方面同樣存在一定差距，比較多的情況是對外資企業先用優惠政策引進，然后以不同手段進行利益擠壓，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環境下平等競爭。
(3)市場體系的障礙。與東部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市場體系發育滯后的矛盾相對更為突出，一方面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結構單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場監督機制弱化，無序競爭現象嚴重，這種狀況往往使對市場網絡有著很高依存度的跨國公司處于窘境之中，不論是原材料采購還是產品銷售都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更應重視的是，西部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盛行，許多地方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進行地區和部門封鎖，形成市場分割，進而對跨國公司投資產生限制性的消極影響。
(4)基礎設施系統的障礙。由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投資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致使其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系統長期落后，構成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國際經驗證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選擇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優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資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目標，對以基礎設施系統為主的投資環境有著相對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礎設施系統無疑是西部地區制約跨國公司投資進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資源的制約。盡管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資源眾多，成本低廉，可以為跨國公司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基礎。但同時必須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資源普遍素質低下，不能滿足跨國公司對具有較高技術素質的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不僅如此，西部地區高級管理人才更為稀缺，供給與需求錯位的矛盾相當突出，這也從人力資源方面構成了影響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制約因素。
三、跨國公司投資西部：政策選擇
綜上所述，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為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潛在優勢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跨國公司更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地區的外部條件已基本成熟。就現實而言，首要的任務是必須對西部地區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措施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創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創造更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概括而論，加快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步伐的政策選擇，應包括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1.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完善投資軟環境。應當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環節，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對跨國公司的管理和服務。要保持相關政策的公開透明，堅決杜絕對外資企業的亂收費、亂檢查和亂攤派現象，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對一些已經表現出不適應性的調控措施，如國內融資限制、國產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匯平衡要求、技術轉化要求等，應當依據WTO的有關規則及時進行修改。此外，還應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對外商投資的審批程序，對于國家鼓勵的投資項目應盡快改審批制為登記制或備案制。
2.積極穩妥地擴大西部地區市場的對外開放。應當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總體要求和西部地區的現實狀況，進一步向跨國公司開放投資市場。對于已經試點或具備條件的領域，如商業、外貿、民航、電信、旅游資源開發、金融、保險等對外開放要積極推進；對教育、衛生、城建、咨詢服務、建筑等領域如何引入外資也要認真一一進行探索。在農業、環保、電力、石油、天然氣、公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要積極鼓勵并引導外商投資。
3.制定新的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優惠政策。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主要是得益于國家長期推行的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目前，應當結合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比較優勢明顯，以資源換資金、換技術是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選擇。因此，應當在土地使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等方面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形式予以利益保護。應在西部地區已經設立和升級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基礎上，有選擇地設立經濟特區，促使其首先發展起來，然后以點帶面，輻射周邊地區，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4.以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根據西部地區的現實情況，引進和利用跨國公司投資應當逐步由過去的全面吸納轉變為有選擇、有重點的吸收，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促進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推動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發揮資源優勢，培育特色產業。西部地區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時，首先應鼓勵其投資于水能開發、礦藏資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氣開發等具有絕對和相對比較優勢的自然資源開發領域，培育有競爭力的資源加工體系。同時，要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鼓勵投資于農業項目和環境保護項目，促進西部地區形成特色農業和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此外，西部地區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也應將其作為鼓勵外資進入的重點產業之一。
——發揮人才優勢，發展高科技術產業。西部地區雖然勞動力整體素質比較低下，但在一些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級的地區卻擁有數以百萬計的科技人才，并且高科技術產業的發展也已具備一定基礎。因此，應當充分利用已有的產業基礎，發揮人才優勢，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中把培育壯大高科技術產業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以其為支柱產業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提升技術進步水平，促進西部地區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發展。
第3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顯示2001年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直接投資總值為7350億美元，而跨國并購總值為5940億美元（雖然無論是國際直接投資還是跨國并購的總值都比2000年有相當大的下降，但跨國并購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主體地位卻并沒有動搖）。UNCTAD（聯合國貿發會議）于2002年10月24日公布了全球直接投資的預測數字，預計2002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額為5340億美元（比2001年下降27%），但由于中國持續推動企業結構調整和市場開放，以及由加入WTO所帶來的促進作用，國際直接投資會繼續流入到中國的技術含量高的制造業以及服務行業。預計中國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會達到500億美元，從而成為世界上國際直接投資的最大流入國（美國預計2002年流入國際直接投資440億美元）。但是應該看到，由于我國政策的限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一般都是采用新設投資的方式，《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顯示，2001年我國吸收了468.8億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只有不到5%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我國的，其余的都是采用新設投資方式。
從2002年11月3日開始后不到10天內，國家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關于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和《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等三個重要文件。這些文件和證監會此前已經的《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設立規則》和《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相結合，使得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領域形成了從入世協議框架下的證券業和基金業的開放，到外資直接參與國有產權和非流通股權的并購轉讓市場，再到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A股市場等漸次展開的全方位開放局面，我國資本市場的每一個環節和組成部分基本上為外資的進入建立了政策通道。
UNCTAD(2000)認為以下幾種因素可以解釋跨國公司對跨國并購的偏好：一是跨國并購可以獲得東道國的戰略性資產，如商標、特許經營權、專利、專有技術以及當地的分銷渠道等；二是直接到海外去并購資產可以迅速地滲透到當地的市場，這樣可以在跨國公司激烈的爭奪海外市場的競爭中搶得先機。總之，東道國的資產對跨國公司而言具有超越其自身內在價值之上的更為特殊的策略價值。因為它使跨國公司在對東道國的產品市場的爭奪中處于一個更加有利的地位，這種策略價值顯然是新設投資所不具備的。
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有兩種方法可供選擇，即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而跨國并購日益成為一種流行的對外投資方式而受到更多跨國公司的青睞。面對日趨增多的跨國公司在華并購行為，那么就需要了解這兩種投資方式本身到底有什么不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構建了一個模型對此進行解釋。
二、模型分析
在本部分構建的模型一方面揭示了國內資產較高的戰略價值是購并產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證明了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高，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利益反而越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均衡的所有權結構問題。
（一）基本假設
假設東道國H的某一產品市場上在最初的封閉經濟條件下只有一個企業d在供給產品。企業d擁有的經營性資產定義為?，F在這一市場開始對外開放，這可能是因為國內需求增加了，國內供給不足以滿足需求，或者政府締結了關于投資自由化的合約，或者是因為跨國直接投資的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大大降低了，還可能是由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作用。總之，現在跨國并購或新設投資是可行的。我們還假設在世界市場上有m＞1個相似的跨國企業?，F在它們都可以在H國直接投資。可以預見，在市場完全開放后國內均衡的所有權結構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內資產被某一跨國企業所購并，同時其它跨國企業選擇新設投資或產品出口等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我們定義這種所有權結構為k[m]；二是國內資產仍由國內企業經營，所有跨國企業都只能選擇新設投資或產品出口等方式進入，定義這種所有權結構為k[d]。向量k[,m]或k[d]如下式所示：
附圖
以(1)式為例，向量中第一個因子代表國內企業擁有的資產。因為跨國并購已經發生，所以國內企業擁有的資產為零。第二個因子表示并購了國內資產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所擁有的資產，參數α＞0表明跨國企業和國內企業在運用這些資產的效率上是有區別的。其余的因子顯示了沒有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的情況。其中N[m]家跨國企業通過新設投資進入東道國市場，投資量分別為k[,G]。剩下的M-N[m]-1家跨國企業選擇出口方式，從而在東道國沒有直接投資。
當所有權結構為k[m]時，分別定義π[,d](k[m])、π[,A](k[m])、π[,G](k[m])和π[,E](k[m])為國內企業、并購企業、新設企業和出口企業的利潤。類似地，當所有權結構為k[d]時，分別定義π[,d](k[d])、π[,G](k[d])、π[,E](k[d])、為國內企業、新設企業和出口企業的利潤。均衡的產品市場有以下三個基本的假設和特征：
附圖
假設1表明不論跨國購并是否發生，只要新設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企業的利潤就越來越小。這個假設的合理性在于新設投資增加了東道國市場的供給，壓低了產品價格，從而使東道國各類企業的利潤被攤薄。
在假設2中出口的利潤設定為零。之所以這樣假設是因為東道國可能實施關稅保護，使出口貿易無力可圖。相對而言，并購或新設投資由于繞開了貿易壁壘，可以獲得正的利潤。這也是直接投資的一個基本動機。另外，跨國購并發生后，國內企業喪失了經營性資產，從而無法再獲得利益，即π[,d](k[m])=0。
假設3中，參數α其實代表了跨國企業使用國內資產的效率。α越大，跨國企業使用的效率越高。α＞0是因為跨國企業會將自身的優勢和國內資產的優勢結合起來，并產生互補效應，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比如將跨國公司的管理經驗、專有技術和東道國既有的分銷渠道、品牌優勢相融合，就可以產生更多的利潤。所以假設。同時，這種并購又會給新設投資進入者以更大的挑戰，削弱新設投資的競爭優勢，減少其預期收益，即。另外，如果并購沒有發生，這種互補效應就不存在，即。
上述假設和其它的一些相關性研究是相符的。如Farell和Shapiro(1996)證明了在古諾模型下，一個母公司增加投資會增加自身的利潤并減少競爭者的利潤。在上述假設中，互補效應a越大，并購企業的資本存量的值越大。
（二）新設投資
現在考慮跨國公司新設投資的利潤。當某一跨國公司沒能購并到國內資產附圖時，它只能以固定成本G在東道國新設投資。從假設2中可以看到，在東道國H新設投資和跨國并購都是有區位優勢的。然而，成功的新設投資企業的數量N[1]也是有限的。
這首先是由于新設投資的風險。正如文獻回顧中提到的，新設投資者缺乏對東道國市場的了解和競爭優勢。定義成功的新設投資的可能性為p[1]。其次，東道國的市場容量也是有限的，就如假設1所表明的，過多地進入東道國市場會減少既有企業的利潤。因此，成功的新設投資的數量N[1]的臨界值是：
附圖
同時，成功的新設投資的可能性p[1]可定義為：
附圖
（三）跨國并購
由于國內資產重要的戰略價值，跨國并購將會在M個跨國公司之間引發競價競爭。為了討論方便，假設并購過程采取拍賣的形式。M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同時投標，國內企業既可以接受投標，也可以拒絕。如果第i個跨國公司的投標價格是b[,i]，則向量b=(b[,1],。b[,2],…,b[,m])∈R[m]為一個投標集合。如果不止一個跨國企業的投標被接受，那么出價最高者將購并得到國內資產；如果幾個投標價格是相同的，則這些跨國企業有相同的機會并購成功?？傊麄€購并過程是一個非占優純策略下的納什均衡。
為了簡化討論，假設國內企業d不能去并購跨國企業。這可能是因為國內企業財務實力不夠或者缺少運營大型跨國企業的經驗。還假設跨國企業相互之間不會有并購發生，這樣假設是考慮到跨國企業之間的利潤已經平均化，而且跨國并購要得到各國政府當局的政策允許。
跨國并購的過程就是各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估價過程。的價格A存在三種可能，即：
附圖
V[,mm]是存在競爭性并購條件下，跨國企業對的估價。即如果某一跨國企業沒有并購，將為其它跨國企業所購并。由于假設M個跨國企業都是相似的，因此V[,mm]是這種情形下任一跨國公司對的估價。V[,mm]是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即V[,mm]是沒有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所愿意支付的價格。V[,mm]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并購成功后可以獲得的預期利潤，二是如果并購不成功而采取新設進入時可能獲得的利潤。當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從而并購成功后預期利潤很高時，V[,mm]會相應增加；同時根據假設3，如果的戰略價值很高，當并購沒有成功時，轉而采取新設進入可能獲得的利潤就會大大減少。兩方面作用的結果是，如果的戰略價值很高，或者說并購后產生的互補效應很強，那么并購價格將相當高昂，它甚至超過了并購所能帶來的利潤的增加。實質上，高昂的并購價格來自于戰略性資產的負的外部效應。
V[,md]是非競爭性并購條件下，跨國企業對的估價。即如果跨國企業并沒有并購，則將為國內企業繼續持有。V[,md]和V[,mm]的區別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如果某一跨國企業并購沒有成功，它新設進入的利潤將有所不同，因為國內企業和跨國企業使用的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新設進入在并購發生和沒有發生時成功的可能性不同，這一點已由(7)式揭示。
V[,d]是沒有并購發生時資產的價格，因為(4)式中已假設π[,d](k[m])=0，所以V[,d]就是國內企業持有時所能獲得的利潤。
對的三種不同的估價可以組成6種排列組合，由表1所示的6個不等式表示。
表1對企業經營資產的不同估價所組成的組合
不等式定義
I[,1]V[,mm]＞V[,md]＞V[,d]
I[,2]V[,mm]＞V[,d]＞V[,md]
I[,3]V[,md]＞V[,mm]＞V[,d]
I[,4]V[,md]＞V[,d]＞V[,mm]
I[,5]V[,d]＞V[,mm]＞V[,md]
I[,6]V[,d]＞V[,md]＞V[,mm]
在上述6種排列組合情形中，跨國并購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這是跨國企業和國內企業之間，以及跨國企業相互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博弈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并購或新設投資后跨國企業所能獲得的凈利潤。分別用Ⅱ[,A]、Ⅱ[,G]、Ⅱ[,d]來定義并購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新設投資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以及國內企業的凈利潤，因此有：
附圖
博弈的結果將決定均衡的所有權結構(EquilibriumOwnershipStructure,EOS)，這個結果實際上是非占優純策略下的納什均衡。該納什均衡可用表2表示。
表2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的博弈均衡
附圖
表2揭示了不同情況下的均衡所有權結構，以及并購企業、新設企業和國內企業各自的凈利潤。由表可見，在I[,1]、I[,3]、I[,4]成立時，跨國并購一定會發生，只是并購價格以及各參與方的凈利潤有所不同。在I[,5]、I[,6]成立時，跨國并購不會發生，國內企業將繼續持有自己的資產。當I[,2]成立時，并購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這主要取決于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的認識。根據這個納什均衡，還可以推導出一個重要定理（定理1），即如果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足夠高，那么跨國并購就一定會發生（證明略）。
三、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的盈利性分析
（一）跨國并購的盈利性分析
上述定理反映，國內資產戰略價值α的高低是跨國并購是否發生的主導因素，但對高戰略價值資產的并購并不等于會有高的盈利。如果只有一個跨國企業參與并購，那么的戰略價值越高，則并購后的盈利越大。但在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情況卻截然相反。有如下定理：
定理1：當跨國并購為競爭性并購時，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高，并購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能越小。證明：設E(Ⅱ[,NA])為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凈利潤，則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以表述為：
附圖
由(14)式可以看出，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就是競爭性并購條件下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利潤。本來，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高，并購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也越大。但并購的凈利潤還需減去購買國內資產所支付的價格A。它是參與并購的競爭者們愿意支付的價格，也是隨著并購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增加而遞增的，所以抵消了并購者利潤的增加。結果并購者的凈利潤表現為新設投資者的預期利潤。
有三種效應可以用來說明定理2，第一種效應是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應。在(14)式中，假設p[m]是外生的，即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變化并不會對新設投資的盈利可能性p[m]產生任何影響。因此，對(14)式求偏導數：
附圖
產品市場的競爭效應為負數說明了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大，并購者的凈利潤反而越小，因為競爭性并購下并購者的凈利潤等于新設投資者的凈利潤。它說明如果國內資產戰略價值越大，新設投資者在產品市場上遭受的競爭壓力也越大，其凈利潤自然也越小。在這里，產生了負的外部效應。
第二種效應稱作投資價值效應，它和第三種效應“進入競爭效應”都假設新設進入盈利的可能性p[m]是內生的，隨著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α的變化而變化。因為E(Ⅱ[,NA])=p[m]Ⅱ[,G]，所以：
E(Ⅱ[,NA])=p[m](Ⅱ[,G](N[m]+N[m])-Ⅱ[,G](Nm]))+p[m]Ⅱ[,6](N[m]+N[m])(16)
投資價值效應和進入競爭效應分別由(16)式的前后兩個因子表示。由假設3（5式）已經知道，的
戰略價值越高，新設進入盈利的可能性越小，所以p[m]/α是個負數，也即進入競爭效應為負。另一方面，的戰略價值越高，成功的新設進入者就越少。由假設1（3式）知道，國內市場的競爭者越少，競爭就越趨緩和，競爭者的凈利潤就越多，因此投資價值效應為正。
總之，當p[m]外生時，國內資產的戰略價值越大，跨國企業（不論是并購者或新設進入者）的凈利潤就越小。這是由于競爭性的跨國并購造成的外部效應所導致的結果。當p[m]與α相關時，產品市場競爭的效應和進入競爭效應為負數，投資價值效應是正數，所以當α增大時，跨國企業（不論并購者或新設進入者）的凈利潤可能增大，也可能減少。
（二）新設投資的盈利性分析
如果某個跨國企業想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的市場，而跨國并購又沒能成功，新設投資是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式。但新設投資面臨著不能成功的風險。本文已經提出了不能成功的兩個理由：一是新設投資者缺乏對東道國市場專有知識的認識；二是新設投資者在東道國市場上面臨著跨國并購企業和其它新設投資企業的競爭，這些因素都阻礙了新設投資企業的成功。這些額外的風險也使成功的新設投資者要求得到更多的凈利潤。于是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3：如果跨國并購已經發生，那么新設投資成功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獲得的凈利潤不會低于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獲取的凈利潤。證明：由表2可知，當I[,1]、I[,2]、I[,3]或I[,4]成立時，跨國并購才會發生。
附圖
綜上所述，當I[,1]、I[,2]、I[,3]或I[,4]成立時，Ⅱ[,G]＞Ⅱ[,A]。即跨國并購發生時，成功的新設進入者要比跨國并購者獲取更高的凈利潤。如果國內資產的并購價格由國內企業和某個跨國企業單獨協商決定，則跨國并購與新設投資相比是有利可圖的。但當若干個跨國企業對國內戰略性資產同時競價時，國內資產的價格在競價中被高估了。在均衡的并購價格處，跨國企業中的并購者和非并購者的預期利潤都是相等的。然而，考慮到新設投資的風險，成功的新設投資者將獲得更高的凈利潤，這實質上是一種風險溢價。
四、跨國并購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跨國并購引起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股價的異常變化已經有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通常觀察并購發生那一時點之前和之后一段時間（如幾個星期）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股價的反常變化。股價變化代表了資產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對跨國并購的評價和今后盈利性的預期。如Scherer和Ross(1990)在大量實證研究之后得出結論：跨國并購使目標企業的股價上揚，股東獲利；而并購企業的股票價格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
這里試圖對此現象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假設股票市場是完善而有效率的，市場投資者是理性且信息充分的，即股價波動大致反映了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和未來的盈利預期。那么，就可以用跨國并購后雙方企業凈利潤的變化來解釋股價的波動。即當凈利潤增加時，股價也隨之上升；當凈利潤減少時，股價也下降；當凈利潤不可預測時，股價也無序波動。跨國并購對并購雙方股價理論上的影響可總結如表3所示。
表3跨國并購對并購雙方股價理論上的影響
附圖
在第1欄中，國內企業并購發生后的股價在理論上應高于并購發生前的股價。這是因為并購價格A≥V[,d]。對國內戰略性資產的競價競爭抬高了國內資產的價格，使其高于國內資產的內在價值，并且這份租金被國內企業獲取了。
在第2欄中，并購發生后跨國企業的凈利潤用Ⅱ[,A](k[m])表示。假如并購沒有發生，該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可表示為：E(Ⅱ[,c](k[d]))=p[d](π[,G](k[d])-G)。當I[,3]或I[,4]成立時，可以證明Ⅱ[,A](k[m])＞E(Ⅱ[,G](k[d]))，即并購增加了跨國企業的凈利潤，從而相應提高了其股票價格。相反，當I[,1]或Ⅱ[,2]成立時，Ⅱ[,A](k[m])＜E(Ⅱ[,G](k[d]))，并購產生的負的外部效應使并購的凈利潤大大降低，甚至低于沒有發生并購時跨國企業新設投資的凈利潤，從而使跨國企業在并購后股價反而下跌。
在第3欄中，我們將跨國并購企業的股價和新設投資跨國企業的股價相比較。前面已經討論過，競價競爭使跨國并購企業的凈利潤和新設投資企業的預期凈利潤相等，即Ⅱ[,A](k[m])=E(Ⅱ[,G](k[m]))，所以并購并不會使跨國企業的股價相對于新設投資者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I[,4]的條件下，由于跨國并購企業承擔了跨國并購的成本，所以凈利潤比新設投資者有所減少，股價理論上應該下降。
在第4欄中，跨國并購企業的股價始終低于成功的新設投資企業的股價。定理3中我們已經證明了成功的新設投資者的凈利潤要高于跨國并購企業的凈利潤，又考慮到證券市場上投資者的理性和股價將大致反映企業盈利，所以結論是成立的。
五、結論
本文對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這兩種直接投資方式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比較。
首先論證了跨國并購為什么會發生。我們以為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資產所具有的戰略性價值，即跨國公司將自己的優勢資產和東道國國內資產相結合時，會產生一種互補效應，從而迅速增強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定理2就明確提出：當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足夠高時，跨國并購就一定會發生，這從一個側面揭示出跨國并購的必然性。本文還把這種互補效應用參數α來明確表示，并揭示了當α變化時對并購雙方以及新設投資者收益的影響。
其次，我們還論證了跨國并購發生的條件以及在不同條件下并購的價格；論證了各種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權結構以及并購雙方、新設投資者的收益分配等。結果發現，由于各個跨國企業對國內資產的競價競爭，國內資產的價格會提升到高于或大大高于其內在價值的高價。這種溢價作為一種經濟租，被國內資產的所有者占有了。并購成功的跨國企業并沒有比新設投資者多享受到什么額外好處，而且，國內資產的戰略性價值越高，由于激烈競爭所帶來的不利的外部效應，直接投資者的凈利潤還會越來越低，同時，我們把這種結果分解為三種效應，并分別討論了它們對參與并購的跨國企業的影響。
最后，我們還用跨國并購帶來的各利益相關者的凈利潤的變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證券市場上的股價變化，并恰當地解釋了跨國并購對證券市場的實際影響：即為什么跨國并購會提高目標企業的股票價格，而對并購企業的股價影響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在跨國并購中，目標企業由于競價競爭而實實在在地獲得了一份資產溢價，而并購企業在并購后獲得的凈利潤在不同條件下，以及針對不同的參照系而言，其變化是無序的和不一致的。
當然，我們對現實世界中跨國并購的解釋受到一些假設條件的制約。比如，筆者假設跨國企業在綜合實力、信息獲取以及議價等方面都是對稱的，至少是大致相當的。這種近乎于完全的自由競爭的假設可能脫離了實際。又如，本文中假設新設投資有不成功的風險，并用這種風險溢價解釋成功的新設投資者將獲得比跨國并購者更高的利潤。然而，跨國并購也是有風險的，比如對資產戰略價值的評價，對東道國市場前景的預期，以及不同的企業文化是否能成功融合等。當然，如果這種風險與前者相比足夠小，那么本文的結論將仍然成立。
收稿日期：2002-11-2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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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所有權優勢 內部化優勢 區位優勢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國際投資的著名學者、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提出。在慶祝俄林（Bertil Ohlin， 1899-1979）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會議上，鄧寧宣讀了他的著名論文，《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探索》（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正式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隨后出版的《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一書中，鄧寧又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予以進一步闡述。
該理論主要解釋處于不同階段和不同行業的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決定因素，理論基礎主要在市場的非完善性上，包括結構性和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兩方面，并構建了一個綜合性的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以及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是任何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都必須同時具有的因素，即跨國直接投資的OLI模型。
第一個方面的優勢―所有權優勢，是指：跨國投資企業相對于其他企業而言自身所具有的技術優勢、企業規模優勢、組織管理優勢或資金優勢等，其他企業相比而言不具備或難以獲得這些優勢。所有權優勢既包括由于市場非完善性，只有通過跨國直接投資，才能比通過貿易、技術轉讓方式等運用得更有利的優勢；也包括只有通過跨國直接投資才能內部化，并充分發揮的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將所有權優勢分為四種類型：
1、技術優勢。技術優勢主要包括專利和商標、專門技術、know-how、市場營銷水平、研發能力、產品差異化能力等。
2、企業規模優勢。是指由于其壟斷地位、或自身的規模、或市場開發能力、或市場占有率、或資源特許等方面使跨國投資企業所產生的優勢。如：壟斷某國或地區的供應市場或產品市場、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具有強大的研發能力和產品創新水平；和政府具有良好的關系而形成寡占格局等。
3、管理優勢。管理優勢往往由大型企業獲得。因為大型企業機構龐大，相比而言其生產體系、市場推廣體系、研發體系、公關體系比較完善，管理層的人員素質相對較高，對企業運營的方方面面因為長期的積累而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匯集，在組織和管理方面的優勢明顯。
4、資金優勢。是指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大規模的資金方面的優勢，包括從銀行或銀團的貸款能力、在債券市場或股票市場的融資能力、具有強大的現金流支撐等。一般而言，大型企業信用等級較高，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或從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籌資，資金成本低，并且可以獲得巨額的資金支持。
只有具有所有權優勢，進行跨國投資的母國企業才可能擴大經營領域和在異國進行市場活動，獲得收益，否則將面臨東道國企業或其他國家企業的激烈競爭，有可能無法彌補在海外經營的額外成本，從而使對外直接投資無利可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指出，擁有所有權優勢只是能夠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方面，此外，還必須具備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內部化優勢是指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對其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在外部市場失靈的前提下，進行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在現實中，市場失靈的現象隨處可見，屢屢發生，現實的市場在很多地區都是非完善的市場，存在結構性及交易性的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尤其是外來企業的經營風險，另外也造成企業的經營成本過高，無法充分發揮其所有權優勢。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則可以直接通過內部交換機制預防市場失靈問題，以企業內部運作代替外部的失靈市場，這樣既克服了外部市場失靈帶來的風險，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在同時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的前提下，成功地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還需要具有第三個因素，即區位優勢。
區位優勢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緊密相關。區位優勢是指，東道國與投資母國相比較，對直接投資公司而言，或者具有超出一般水平的有利經營因素，或者能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不利的經營環境?？鐕顿Y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都要考慮該地區是否具有區位優勢，以確定是否投資、在哪里投資、采用哪種投資類型等問題。區位因素主要包括：市場進入壁壘、市場規模大小、市場增長幅度、生產成本的差異、資本回報、外匯管控、基礎設施、東道國政府干預等方面的因素。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戰略布局的情況下，尤其在遠距離的跨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區位優勢就顯得非常重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超出了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的度量。
綜合來看，鄧寧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三個因素各有其重要性，并且相互結合，相互影響，使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取得最大的整體效益。該理論是在吸收過去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精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使國際投資研究向比較全面和綜合的方向發展，并受到廣泛的重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較高的評價。隨著經濟實力的逐步增強和時代的不斷進步，在發展中國家，包括在我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來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該理論分析和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也在中國企業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中不斷地得到檢驗和印證。
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收購瑞士Addax石油公司為例，就很好地驗證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跨國直接投資中的理論指導地位。
中石化集團是我國的特大型企業集團，在全球500強中排名第五，在國內多年來一直處于我國各企業榜首，2012年的銷售額達到2.55萬億。并且中石化分別在香港、紐約、倫敦和上海四地先后發行了股票，在國內外的金融市場均具有極強的市場融資能力。其主營業務包括：油氣勘探與開發、石油煉制；石化產品生產等，但就其目前的經營情況看，其上游業務，即油氣勘探開發上處于短板地位，妨礙了公司的利潤增長和企業的發展。
瑞士Addax石油公司則是一家跨國油氣勘探開發公司，在西非和中東擁有油氣資產，成立于1994年，是西非最大的獨立油氣開采商，也具有良好的資源資產。該公司被收購時年收入37.62億美元，凈利潤7.84億美元。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流10億美元/年左右。
中石化收購Addax 石油公司，不僅改善了中石化集團的資源結構，進一步優化了海外油氣資產結構，而且實現了海外油氣勘探開發的跨越式發展，提高中石化原油供應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而此次跨國并購的成功，也驗證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主要觀點。
第一，所有權優勢的應用。首先，中石化集團具有非常強大的規模優勢。中石化的企業規模數十倍于Addax 石油公司，同時，作為寡占企業，中石化在中國大陸的原油進口市場和石化產品供應市場上具有極強的影響力。此次跨國并購，增加了中石化在油氣勘探開發領域的經營規模，進一步增加了原油進口量，擴大了經營地域，在原油供應上分散了企業風險，在原油生產加工上獲取了更大規模的經濟優勢。這是其所有權優勢之一。其次，中石化下屬企業眾多，組織機構嚴密，其生產體系、市場推廣體系、研發體系、公關體系都比較完善，管理層人員素質較高，對企業運營因為長期的積累而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匯集，在組織和管理方面的優勢明顯。這是其所有權優勢之二。第三，中石化的資金優勢明顯，其具有極高的信用等級和廣闊的業務關系網絡，營業收入約為Addax 石油公司的50倍左右，而且在香港、紐約、倫敦和上海四地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總股本為867億股。此次Addax收購價格相當于其股價14.3倍的市盈率，略高于其自身13.3 倍市盈率的估值，但收購總價僅相當于中石化H 股市值的4.4%，這充分證明了中石化籌資渠道廣泛，籌資成本低廉，有相當雄厚的資金勢力，可以充分發揮其所有權優勢。
第二，內部化優勢的應用。在當今全球的油氣勘探開采領域，并不存在一個完善的市場，而是充滿了地緣政治和種種非經濟視角、非經營手段的干預。與此非完善的現實市場對應的是市場的失靈，既包括結構性市場失靈和交易性市場失靈。在此形勢下，如果中石化僅僅利用自己的所有權優勢進行經營和運作，那么將給企業帶來不可預知的市場風險和運營風險，同時大大增加企業的交易成本以及在資金、時間上的消耗。而通過跨國并購Addax 石油公司這一投資方式，可以充分地發揮中石化在規模上、在資金上、在生產運營上、在組織管理上的優勢，用中石化的內部運行機制來預防外部市場失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場風險，以及可能由此帶來的過高的交易成本。
第三、區位優勢的應用。中石化跨國并購Addax 石油公司所帶來的區位優勢也非常顯著，不僅包括直接區位優勢，也包括間接區位優勢。瑞士Addax石油公司位于歐洲，是在多倫多和倫敦上市的跨國油氣勘探開發公司，也是西非最大的獨立油氣開采商。其良好的資源資產主要位于非洲和中東地區。此次跨國并購后，中石化成功地利用了區位優勢將在自身在西非的油氣資源版圖連成一片。同時，在西非之外，收購Addax 還幫助中石化成功進入了位處中東的伊拉克庫爾德地區。中石化巧妙地利用了被并購公司的地理位置和所處環境，成功地規避了在歐洲、西非和中東伊拉克地區的市場進入障礙、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等問題，有效地擴大了中石化的資源擁有量和油氣版圖，增強了中石化在西非和伊拉克的實力，加快了全球化發展步伐，優化了油氣資產結構，顯著降低了原油采購成本，增強了中石化乃至中國在國際石油市場上的話語權。
通過以上中石化收購瑞士Addax石油公司的例子，有效地檢驗和印證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得到了自覺或不自覺地應用。同時表明，該理論來源于吸收過去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精髓的基礎上，使國際投資研究向比較全面和綜合的方向發展，并使繼續指導和影響著我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取得最大的整體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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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匯率 FDI 并購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我們使用1997-2007年匯率，FDI的數據以及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數據，并且以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為研究點，通過匯率的波動以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數量之間的關系來探究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程度。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文獻綜述
1.交易成本理論
Meyer（2000）分析了跨國公司投資中東歐國家時的所有權控制制度及進入方式的選擇，認為不穩定不完善的制度會增加交易成本，從而影響跨國公司在新興市場中進入方式的選擇。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認為多元化的跨國公司比起綠地投資來更傾向于跨國并購。
2.企業并購理論對跨國并購影響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認為當東道國股市低迷、公司價值可能被低估時，外國投資者會傾向于采用并購進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認為當外幣升值、實際購買力超過名義價值時，外國投資者通過并購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獲得價值低估的資產，實現低成本擴張。
（二）國內文獻綜述
程新章、胡峰（2003）從博弈論角度闡述了新建投資和跨國并購之間的利潤差別，發現 FDI 進入方式的選擇非線性地受到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
二、模型設立
之前有許多文章研究價值對并購業務的影響，但是我們用匯率作為解釋變量，在以我國為并購方的條件下，我們需要對匯率的影響因素做一個限定，我們把X定義為貨幣存量，用它來代表貨幣政策的導向，因為貨幣政策的執行也會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我們的目的就是預測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影響，因此我們會說明通過解釋匯率的內生性來量化從匯率到并購可能性的觸發效應。
我們參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關于公司貼現價值與并購可能性的模型基礎上進行討論。匯率對于并購的可能性是外生變量，我們首先用一個潛在的“匯率”exchange rate來說明
在基準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為：
我們可以把匯率的影響因素定義為兩部分。Z1變量包括能影響匯率與并購可能性的共同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國際資本流動，因為資本的內流與外流會影響匯率的波動，而且資本的流動包含了對FDI的效應。Z2變量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能夠影響匯率及股價的波動。
三、數據以及變量的說明
（一）數據描述
我們的數據來源于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數據年份從1990年到2008年。國家統計局2000-2010年間的貨幣總量，人民幣匯率與FDI數據資料。我們的匯率包含了有東道國人民幣的匯率以及與我國對外并購業務目標國的匯率數據，這些數據是從2000-2010年每一年的貨幣匯率的年平均價。因此我們只計算東道國以及目標國貨幣匯率的平均波動率。同時匯率對FDI也有影響。我們通過2000-2010年間貨幣總量的變化來估測貨幣政策的導向，因為貨幣容量會對貨幣的比價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二）FDI數據
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中，我們排除了綠地投資，外國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潤，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貸款，我們只包含跨國并購業務數據。使用FDI的數據進行并購業務進行分析更加合適。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對FDI進行了探討，并且對金融危機期間，大量的外國資本購買亞洲的公司做了詳細的陳述。本論文從匯率的角度出發，通過影響匯率的因素，并且探討匯率對于FDI的影響程度，從而得出匯率對并購業務的影響的重要性。
（三）變量的描述
1. Z1變量
我們知道人民幣資產的需求量取決于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因此我們用Z2來代表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如果其他因素不變，考察在給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會增加或是減少人民幣相對于國外資產的預期回報率。
國內利率iD假定人民幣資產的利率為iD，假定即期匯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變，如果人民幣資產的國內利率iD上升，人民幣資產相對于國外資產的回報率上升，因此人們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對應于每一匯率水平的人民幣資產需求量增加，因此圖中需求曲線從R1F到R2F。
R2F與RD的交點2處實現了新的均衡，均衡匯率從E1變為E2，國內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動需求曲線R向右位移，導致本幣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就會下降，需求曲線向左位移，匯率下跌。國內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動需求曲線D向左位移，導致本幣貶值（E）
2.X變量
X代表貨幣存量。
貨幣供給的增肌會導致本國物價水平升高，進而降低了未來的預期匯率。此外，貨幣供給增加會降低本國的利率水平。人民幣預期升值率和國內利率的下降會減少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推動需求曲線從R2F到R1F。
四、實證分析
（一）中國跨國企業對外并購現狀分析
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年均保持在22億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過40億美元（分別是40億和43億美元）。自2005年后開始快速擴張，2005～2008年流量分別為122.7、211.6、265.1和521.5億美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走勢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國企業對外跨國并購額年均只有5.43億美元。中國入世以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進程明顯加快，2002～2008期間年均并購額高達70.17億美元。其中，2006年高達156.84億美元，2008年并購額達到187.26億美元。
（二）匯率對于跨國并購業務的理論作用
相對價值的增加，通過股票價值的增加或是貨幣升值，都能夠反映實際財富的增加，都能增強公司進行融資并購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的增加會帶來人民幣的升值，人民幣的升值同時又能夠引起東道國與目標國相對價值的變化，從而反映并購方的財富增加，最終能夠激勵公司的并購決策。
（三）匯率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
以人民幣為例，從2005-2010年間，人民幣累計升值1.21%，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5.55倍。從2000-2005年間，人民幣累計升值1.01%，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12.76倍。隨著人民幣升值的加快，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快速的增長。
（四）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推動作用明顯
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跨國并購是企業走出去的兩個重要方式，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為企業積累運營經驗，熟悉當地的經濟法律、社會和文化環境，為跨國并購打下堅實基礎。從2000-2008年間，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我們國家的對外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增長的態勢，對外直接投資同對外跨國并購呈現出正相關的特征。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國企業 FDI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驗證了假設。技術優勢比公司國際化程度對母國企業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的影響程度高。同時，東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水平對母國企業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有正向影響，即，東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水平越高，母國企業越傾向于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
（六）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對并購業務的影響
1.股票市場狀況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兩個國家的股票市場的表現差異越大，則股市回報率相對高國家會成為東道國，東道國的公司會成為母公司。
2.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度
當資本賬戶的限制存在時，公司的股東并不能在目標國直接投資。因此一國資本市場的狀況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對外投資方式的選擇又會影響并購業務的發生。
五、結論
本論文通過數據與理論的結合分析了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通過模型設立變量與匯率及并購的關系，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傳導機制。我們雖然得出匯率對并購業務產生影響，但是我們缺少對于這種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但是傳統的文章并沒有研究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會進一步把我們的分析擴展到對于觸發機制的公司級決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變量。本篇中我們提出了新的觀點。這對于跨國公司在采取并購決策時會起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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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入世以后，隨著國內市場向外國企業的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將成為國際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內企業是否能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中立住腳跟，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要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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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對國際競爭的有效措施
1、開展合資與合作就會有利于這些問題的解決。首先，開展合資合作，有利于改善投資質量。根據我國1995年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全國工業每1元資產所能產出的工業總產值為0.65元，國有企業為0.54元，外商投資企業則為0.80元。在一些外商投資比較密集的行業，外商投資企業的投入產出指標的優勢更加明顯。其次，合資合作可促進技術進步。與外商進行合資合作，一方面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另一方面降低了技術引進的風險。從世界的發展趨勢看，世界范圍的技術轉讓愈來愈依靠跨國投資與合作，跨國投資與合作已經成為國際技術轉移的重要技術載體。跨國投資與合作通過引進技術也是比較高的資本貨物與加工工藝，和東道主國共同進行一些基礎技術的開發，以提高東道主國的技術競爭力。除此，與外商進行合資合作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
2.建立公開公平的市場秩序
建立公開公平的市場秩序是促進我國產業組織合理化的必要手段，它為企業平等競爭創造條件，真正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作為經濟交易雙方忠實的、公正的裁判員，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公平交易。因此，應轉變政府職能，端正政府行為，正確發揮政府在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建立公開規范的市場準入制度，從制定技術、資源利用效率、安全、衛生和環境等標準入手，建立市場準入規則，加強行業管理；適當提高部分行業進入的門檻，控制企業的數量和提高企業的素質；減少行政手段干預，多用法律和經濟手段進行調節；在競爭領域，打破條塊分割和保護，促進有效競爭；在公共基礎設施領域適當引入競爭和加強規制建設，提高效率，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加強立法和改進立法程序，盡快制定反壟斷法，清理現有行業法規，改進行業立法程序，堅持公眾參與的原則，加強行業立法監督；加強市場的各種制度性建設，如建立覆蓋全國和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和完善資本市場，改革財稅體制等。
3、加快產業重組的步伐
規模不經濟，產業經營效率低下是我國產業組織不合理的表現，是影響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實施產業重組。通過產業的“進”與“退”，企業購并、破產的方式，使產業形成規模，發揮競爭效應。就我國目前情況而言，重組的方式主要應為“退”，即一些國有經濟從普遍存在但效益又較為低下的許多競爭性領域中退出來，讓給眾多有能力、有效率的非國有資本去經營。在退出的方式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一些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國有企業實行破產，結束國家對虧損企業的不斷補貼，終止國家對虧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二是國家通過出售和拍賣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產權，收回在原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投向需要重點發展的行業和企業，也可以通過參股或控股的途徑與非國有企業重組，實現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多元化。選擇“退”是為了有實力“進”，即集中力量，加強重點，實現國有經濟特有的其他經濟成分無法替代的功能，去辦好非國有經濟辦不好或辦不了的企業，以產業布局的合理化來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實力。
4、采取加速結構轉換的政策
第7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內容摘要：民營企業的現實條件決定了指導其跨國經營的理論只能是現代跨國公司理論，而非傳統跨國公司理論，民營企業要成功實施跨國經營，需要政府、民營企業兩個主體在宏觀政策、跨國經營理念、跨國經營戰略、跨國經營策略、跨國經營人才、跨國經營方式等方面構建一個支持其跨國經營的體系。
跨國經營是指企業以母國為基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以此展開的跨越國界以贏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本文以此為基礎分析了傳統跨國經營的理論，然后從政府和民營企業兩個角度分別論述了怎樣構建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支撐體系。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指導理論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大多建立在企業擁有一定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如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資源配置理論，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和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這些理論模型都認為利潤驅動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基本動機，且通常將海外子公司視為“海外市場進入者”或者是“母公司專有技術轉移的接受者”，并認為企業的專有優勢只存在于母公司，只有母公司才是知識發展與擴散的承擔者，對外投資的企業必須擁有超過當地企業的獨特優勢。由于在海外經營會比國內經營發生更多的額外成本，因此，如果一家外國企業各方面的條件與本地企業一樣的話，那么它在進入外國市場后就會處于不利的位置，或根本無利可圖。傳統跨國經營理論在指導跨國公司經營活動的發展，加強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但該理論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現在這些理論始終以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以壟斷優勢作為企業跨國經營活動的條件，而對發展中國家企業跨國經營的解釋受到限制，因此正受到大量實證分析的挑戰。
現代跨國公司理論
現代跨國公司理論認為，企業決定到海外去投資，不是為了利用他們現有的競爭優勢，相反，他們是為了彌補劣勢，去獲得競爭中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術。這是因為，開展跨國經營的企業首先可以獲得技術外溢的好處，技術外溢又帶來了尾隨優勢和干中學效應。技術外溢在優勢企業與劣勢企業間是非對稱的、單向的過程，即追隨者從領先者處得益的過程；尾隨優勢是指缺乏優勢企業與優勢企業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時，前者可能會從當前的生產技術及正在從事的研發活動中獲得更多好處；干中學的效應是指落后國家或行業不用經過專門的研究與開發，而在技術外溢的過程中邊干邊學就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技術外溢與技術創新不同，技術外溢不需要大量的投資和研究，且可以發生在行業間，因為許多行業雖然生產的產品不同，但使用的很多要素都是相同的，當某一行業提高要素使用率的時候，通過尾隨優勢和干中學效應也將受益于其他行業。技術外溢包括國內技術外溢和國際技術外溢，并且國內技術外溢比國際技術外溢快得多。事實上，技術的溢出和擴散效應對經濟活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溢出和擴散效應隨著地理距離的擴大，作用呈下降趨勢。因此，Fosfuri和Motta(1999)指出，沒有技術優勢的企業通常也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原因是由于缺乏優勢的企業通過開展跨國經營可靠近技術領先者而便于學習和獲得領先者的技術，從而提升其長期的競爭優勢與盈利能力。大量實證研究也證明了現代跨國公司理論的觀點。2003年的數據顯示，除香港、澳門以外的地區，我國對外投資額排在前3位的國家依次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而近年來對歐盟的投資也穩步上升。相對于當地企業來說，我國投資企業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競爭優勢。另有學者在對我國企業在英國的投資動機進行調查后發現，母公司長期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被列為企業在英國投資的首要動機，市場擴張和獲得海外市場、技術信息也成為主要動機。而降低成本和獲得較高的利潤已不是現階段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動機。這表明了企業對外投資的目的不是利用其現有的自身優勢去謀求利潤或者其他資源，而是為了彌補劣勢去獲得競爭中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術。
目前，從我國的國情和民營企業的發展現狀來看，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普遍較低，不具備利用技術、管理、R&D、規模等競爭優勢進行對外投資條件。因此，以海默等為代表的傳統跨國公司理論不能指導我國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其原因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民營企業平均生產規模普遍較小，缺乏規模優勢；第二，民營企業普遍技術水平較低，R&D投入嚴重不足，缺乏核心技術優勢；第三，管理方式落后，企業決策呈現出經驗性、隨意性和獨斷性，缺乏管理優勢。因此，民營企業的現實條件決定了現代跨國公司理論是其進行跨國經營的理論支持。我國應大力支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在母國技術外溢比較大的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得先進技術，這些產業部門包括低污染、低耗能產業，新技術、新設備、生物技術、新能源產業以及空間利用和第三產業。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支持體系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制定相關扶持政策時，應為民營企業創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環境，給予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待遇和社會支持。政府應為民營企業建立國際信息搜尋網絡，利用政府的駐外機構，針對民營企業所需的市場、技術、人才、政策信息，搜集所在國相關資料，反饋給國內市場；在社會化服務方面，國家應鼓勵相關部門和相關組織成立專門為民營企業服務的機構，針對民營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給予指導和解決，增強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能力；政府應在稅收等方面給予從事跨國經營的民營企業一些政策上的傾斜和優惠，以支持他們更多的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同時，政府應參照發達國家制定的扶持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政策措施，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盡快建立與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相配套的金融與保險體制，設立專門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為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提供有力的保障，促進民營企業的海外經營活動。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理念支持
民營企業要樹立跨國經營的理念，應認識到跨國經營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獲取國際競爭力并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且應意識到企業國際化不只是簡單的地域擴充，還包括企業管理和技術能力的國際化。應清醒地認識到企業國際化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實事求是，從自身實際出發，科學確定國際化的時間、合理設計國際化的路徑。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競爭優勢，培養在全球范圍內整合各種資源的能力。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戰略支持
民營企業要在國際市場上求得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在于其是否能形成并保持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為此，民營企業需要構建基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跨國經營戰略。首先，要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民營企業要明晰產權，并建立和創新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以及監督機制，建立科學的企業治理結構和制度安排，堅定不移地走民主決策、科學管理的發展之路。其次，要加強管理創新，不斷地提高民營企業的管理水平。民營企業在早期的發展中，由于受限于特定的環境與體制，其經營活動不規范，同時，市場與客觀經濟環境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民營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勝出，也必須要通過不斷地創新來調整、提升管理水準，以支持企業日益紛繁復雜的經營活動。再次，要加強科技創新，創建獨特并富有創新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靈魂，而以創新為龍頭的企業文化的形成為挖掘企業核心競爭力建立了必要的內部環境和基礎?？鐕镜陌l展歷史表明，創新是維持企業在同行業領先地位的關鍵，企業只有在技術、營銷和管理等方面進行全方位創新，才能適應新的形勢需要。因而，民營企業應堅持走科技創新之路，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及時針對自身技術力量薄弱的實際情況，瞄準國內外高新技術發展態勢，實行技工、技貿相結合，依靠所在地高校及相關科研院所的技術優勢，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最后，要提高民營企業產品質量的價值保障。價值保障是一種有效過程，它要求企業在不斷降低成本的同時，保證其產品或服務的價值不受影響。只有產品質量的價值保障提高了，才能改善民營企業管理、降低生產經營成本。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策略支持
Michael E•Porter的價值鏈理論指出，企業創造的價值來自于企業價值鏈上某些特定價值活動，這些真正創造價值的經營活動，就是企業價值鏈的“戰略環節”。企業把握了這些關鍵環節，也就控制了整個價值鏈。我國民營企業大多是典型的后發展型企業，在進入國際市場的初期沒有能力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創造企業的全球價值網，其現實的選擇就是根據企業已有的能力系統和外部環境選擇價值鏈上的一兩個關鍵戰略環節作為其突破口，以集中資源，建立相對競爭優勢。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人才支持
在新的形勢下，民營企業實現跨國經營，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持，沒有足夠的人才支持，走出國門不可設想。這里所說的支撐民營企業走出國門的人才主要是指具備開發能力、開拓能力、既忠誠又愛國的人才。我國多數民營企業不能獲得更快發展，首先在于缺乏這類人才。因此，民營企業要有一種緊迫感，應盡快采取措施，搞好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一要樹立正確的人才觀，確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的開發放在企業各項工作的首要位置；二是制定出跨國經營的人才開發戰略，包括穩定和壯大人才隊伍、提高人員素質、優化人才結構、增強員工的積極性等；三要創新民營企業用人制度，積極探索適應國際人才競爭的選人、用人機制，按照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原則選擇企業需要的人才。
民營企業跨國經營的方式支持
民營企業由于受資金和規模的限制，營銷環節一般比較薄弱，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跨國經營活動的發展。近年來，隨著電子商務的不斷發展，傳統的銷售行業、金融行業、物流配送行業以及其他相關行業與互聯網技術更為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也為民營企業跨國經營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民營企業應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充分利用互聯網的資源優勢，降低營銷成本和采購成本。電子商務對民營企業跨國經營有極大的適用性，可以為企業節省經營費用，減少中間商的盤剝，提供更多的出口貿易機會，減少中間環節，提高效率，節約交易時間，彌補信息不足。另外，還可以充分發揮其善于對市場變化作出快速反應的優勢，發展個性化營銷，既按照消費者的要求進行小批量試制，又可生產出與眾不同的商品以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消費。
參考文獻：
1.李占祥，盧馨.中國企業如何創造跨國經營競爭優勢[J].經濟管理,2003(6)
第8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一、GE中國的發展歷程
GE公司的對華投資始于1910年的電廠投資。1925年，GE公司買下丹麥人于19世紀初在中國創辦的慎昌洋行，創辦了中國電氣工業的第一家制造廠。1929年，GE公司投資創辦了上海電力公司，該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從此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后來又在上海和廣州設立辦事處，逐步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經營網絡。
迄今為止，GE的所有工業產品集團均已在中國開展業務，總投資超過15億美元。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場的逐步開放，GE的金融業務也正積極尋求在中國發展的機會。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華銷售額為46.4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近80％。盡管受金融危機沖擊而業績下滑，GE公司并沒有放慢在華投資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車(GM)在前三季度虧損數百億美元的狀況下，仍堅持每年在華投入10億美元不變，于當年年底在上海投資2.5億美元建立中國園區，用作亞太中國總部，并設立通用汽車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羅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亞太區幾個市場中，韓國和泰國市場狀況都比較弱，而印度的發展也在減緩，GE在一些地區的發展確會暫緩，但絕不是在中國。
二、GE對華直接投資特征及動因分析
GE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涵蓋家電、航空、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能源、金融、醫療、照明、媒體與娛樂、油氣、軌道交通、安防、水處理等諸多領域，是跨國投資中多元化經營屈指可數的成功案例。GE對華直接投資的成功，是對一系列跨國投資理論的極好的詮釋。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壟斷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也稱為特定優勢論，是美國經濟學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一國企業的國際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認為，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而跨國公司持有的壟斷或寡占優勢是其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的條件。GE在中國提供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產品，所提供的服務中，對商業和消費者的金融服務占有極大的比例，這充分體現了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GE進入中國存在以下兩個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業特定優勢，即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優勢、先進的管理經驗、雄厚的資金實力、規模經濟優勢和完備的信息銷售網絡上。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個不完全的國內市場。在中國的要素市場中，由于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臨著知識外溢的損失，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對相關產業高關稅的設置，也成為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
此外，根據凱夫斯(R，E，Caves)1971年對壟斷優勢的發展，產品的差異能力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優勢。GE公司在中國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對原有產品或服務進行革新改造，使其與中國當地其他生產者的產品或者服務有所差異，與在美國的GM產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來適應不同層次和不同地區消費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費群體，從而擴大產品的銷量，為其帶來優勢的維護和強化。此外，通用獨特的商標品牌也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吸引國內的消費者，有助于其業績的增加。
根據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對壟斷優勢理論的發展，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是一種防御性的投資，是由寡占反應引起的。以GM的對華投資為例，全球汽車行業是由幾家大公司占統治地位的行業，每一家大公司對其他大公司的行動都十分敏感，緊盯競爭對手，一旦其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就緊隨其后實行跟進戰略，以維護自己的相對市場份額。GM資本進入中國，就是對德國大眾的一種跟進，其目的在于抵消對方率先行動所帶來的好處，避免給自己帶來風險。
(二)GE公司的產品生命周期進入直接投資階段
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R，Vernon)認為，在開發新產品和技術的優勢當中，主動的直接投資的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階段，因為廠商為國外提供最好的服務要比謀求利潤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當廠商出口產品在東道國市場達到一定份額水平時，對東道國直接投資就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階段的投資在弗農看來是一種被動的市場競爭方式。當GE公司的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面l臨威脅時，GE就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映而直接在華設廠生產，這是對預期利潤的考慮，不僅僅是傳統的銷售收益與總成本之差，還包括因市場份額下降所導致的收入減少部分。
(三)GE公司對華投資是一種邊際產業的擴張
比較優勢投資論，也被稱為邊際產業擴張論或邊際比較優勢論，是由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Kojima)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理論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國應該從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此進行”。GE公司在中國投資的很多領域如家電、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等都是其國內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符合小島清理論的核心內容。這種直接投資實現了雙方貿易的互補和擴大，是一種順貿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四)GE公司對華投資尋求內部市場 根據拉格曼(A，Rugman)的內部化理論認為，由于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產品(如知識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優勢的存在，導致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間產品的進入面臨著一系列的壁壘；另一方面，由于GE投資中國的相當多的一部分領域都是中國技術比較落后的領域，為避免其核心技術在外部市場上轉讓可能發生的產品外溢，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設廠。GE將中間產品(主要是核心技術)在其相關行業的企
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以避免外部市場不完全造成的損失，謀求企業整體利潤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看重區位優勢
鄧寧(J，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核心理論組成的。GE選擇中國進行直接投資，就是綜合考慮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國內市場廣闊，外資政策優惠等區位優勢而最終做出的選擇。在GE中國的多領域經營中，對華直接投資的選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個城市，體現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的區位選擇。三個地區繁榮的經濟水平，發達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消費者購買力，廣闊的市場容量，滬寧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發達的工業基地體系，都成為GE投資的重要動因。
通用汽車(GM)在華設立的七家合資企業和兩家獨資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優勢。上海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金融發達、開放程度極高，滬寧杭的重工業基地也為汽車制造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資源，上海發達的經濟和高消費水平、長江流域的廣闊腹地也為通用汽車的銷售提供了潛在的市場容量。此外，還有中國低價格的勞動力，中國政府對幼稚產業的優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對華投資的重要戰略選擇。
(六)GE中國實行多元化經營
GE公司近百年來在華進行直接投資，而且經營領域涉及金融、工業、醫療、基礎設施等較多方面，這樣有利于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經營風險。我們可以看到，GE中國的很多業務領域都是有相關性的，或者存在著上下游產業鏈的關系，這樣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運作和規模效益的實現，為其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其全球業務的夸張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三、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一)注重壟斷優勢的培養
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是其對外投資獲利的根本條件，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注重核心技術研發，采用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的管理經驗，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實現規模經濟優勢，并加強完善的信息銷售網絡的建設，建立有效的營銷渠道。此外，中國企業也應當在國際經營中注重本土化戰略，使產品或者服務貼近東道國消費者的需求，并盡可能的與當地品牌形成差異化，實現企業特定優勢。
(二)實現邊際產業的轉移
紡織、輕工、家電一直是我國的支柱產業。這類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企業不斷壯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不斷增強，但是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利潤增長率也呈現下降的趨勢。為延長其生命力，將其有選擇地轉移到該產業成本相對較低、正處于成長中的地區，不僅可以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重新發揮對國內經濟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的邊際產業可以到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得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三)建立國際化內部市場
當今的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的，存在著市場交易費用，而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又過多地采用綠地投資的新建方式，與內部化方式相比有明顯的局限性，也存在著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更多地采用并購的方式，建立國際化的內部市場，實現跨國流動要素在企業內部的轉移，來防止技術知識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終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注重區位選擇
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瞄準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也應該積極進軍發展中國家和一些不發達國家。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我國的產業對一些國家的地區具有潛在的優勢，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就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潛在市場。因此，東盟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首選，其次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非洲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也是我們對外投資的重要市場。在一國國內投資地點的選擇上，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應該選址在經濟繁榮、市場廣闊、交通便利、政策優惠的大中城市，以盡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風險，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五)實行多元化經營
跨國企業實現多元化經營可以有效地降低風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同樣可以選擇相關性強的產業鏈進行聯合投資，從持續經營的戰略角度來構思業務組合，強化資源的關聯管理，并不斷進行優化。同時，在跨國多元化經營的過程中，中國企業也應當考慮到因為跨國管理而帶來的組織和管理成本，并盡可能減少資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費。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張紀康：《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海平：OLI范式與跨國并購之動因，《國際經濟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從戰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車公司現狀的原因，《改革與開放》，2009年第5期。
第9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 外資并購;研究綜述;研究展望
外資并購實際上是基于東道國視角的跨國并購行為,是指外國投資者對東道國國內企業的兼并收購行為。外資并購我國企業從20世紀90年代才真正開始。進入21世紀,伴隨著我國加入WTO等國內外環境條件的變化,外資并購在我國得到了快速發展,出現了凱雷并購徐工機械等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外資并購事件。2008年出現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得最近兩年外資并購步伐有所放緩。但是,我國巨大的市場始終對外資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隨著未來全球經濟的復蘇,外資并購在我國又將重新活躍。
由于外資并購在我國出現并發展至今僅僅只有十幾年的時間,所以我國學者對外資并購的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近年來外資并購事件的增多以及國內各界對外資并購越來越多的關注,對外資并購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視角趨于廣泛。筆者將目前國內有關外資并購的研究概括為四個主要方面:外資并購動因的研究、外資并購后整合過程的研究、外資并購效應的研究和其他角度的研究。
一、外資并購動因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外資并購動因的解釋,借鑒了西方企業并購一般理論和跨國直接投資理論,同時考慮了中國外資并購的現實情況。
桑百川(2003)認為,外商控股并購國有企業一般出于兩種動機,即戰略性并購動機和投機性并購動機。戰略性購并動機又包括協作動機、懲戒動機和試探性動機。黃海霞(2007)把外資并購方的動因區分為戰略性、投機性及介于二者之間的戰略―投機性和投機―戰略性動因。
許崇正(2002)指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動機將主要集中于兩點: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以及從增強公司全球競爭力出發,利用中國的區位優勢和要素優勢,在中國設立全球供應基地。余珊萍、葛慧妍(2003)認為:全球競爭背景是跨國并購的推動因素、中國相關政策的出臺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中國巨大的目標市場規模是吸引外資的新奶酪、迅速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是外商投資的新目的。
李建國(2002)將外資并購的動機概括為六個主要方面:一是獲取規模經濟;二是鞏固市場地位;三是獲取重要資源;四是獲取先進經驗技術;五是獲取短期收益;六是避稅轉移資產。
二、外資并購后整合過程的研究
外資并購后的整合過程對外資并購的實際效應或是否成功至關重要。西方學者對跨國并購整合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文化差異問題、并購整合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研究外資并購后的整合問題。
季成(2007)研究了跨國并購的智力資本整合問題。其借鑒經典的跨國公司OLI理論框架,系統地分析了跨國并購的智力資本整合對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了跨國并購的智力資本整合對跨國公司的靜態價值創造效率和動態價值創造效率的影響;對跨國并購智力資本整合的績效評價管理問題也進行了研究。
對外資并購整合過程進行綜合研究的有邱毅(2006)、顧衛平(2004)和潘愛玲、吳世農(2007)等。邱毅(2006)著重從核心能力轉移角度,對跨國并購整合過程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建立了一個并購整合過程核心能力轉移的模型。顧衛平(2004)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約和資源的跨國并購管理整合理論框架,將跨國并購視為兩國投入要素,通過公司控制權市場實現有效結合的一種模式,相關契約和資源整合的實際效果將會決定跨國并購的實際效果或成功率。潘愛玲、吳世農(2007)從能力管理的角度,對跨國并購整合戰略的目標、實現目標的要素組合以及跨國并購整合戰略的實施流程進行了探討。
也有學者研究外資并購中的文化整合問題。胡峰、劉海龍和金樁(2003)指出,文化差異是跨國并購活動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實施文化整合是保證跨國并購成功的關鍵。潘愛玲(2004)就文化整合與跨國并購的關系、文化整合的流程設計、模式選擇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三、外資并購效應的研究
(一)外資并購對股東財富及企業財務業績影響的研究
由于外資并購在我國上市公司樣本數量少,數據收集困難,外資并購對股東財富及企業財務業績影響的實證研究目前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
多數研究結果表明外資并購使目標公司股東短期內獲得了累積超額收益。李梅、譚力文(2007)對外資并購和國內并購的財富效應進行了比較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外資并購公司股東獲得的累積超額收益要大于國內并購公司股東獲得的累積超額收益,尤其在并購公告前后的幾個短期累積區間內,外資并購的累積超額收益要顯著高于國內并購。鄭迎飛、陳宏民(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短期內,被外資并購的上市公司投資者獲得的日平均收益為0.1327%,說明外資并購發生時投資者普遍持有樂觀預期;而長期來看,顯著為負的累積超額收益表明,并購的長期股市效應不理想。葉楠等(2006)選取了發生在2003年的6個典型外資并購案例,發現其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事件期內取得了顯著的超額收益,另外三個公司的外資并購消息并沒有帶來累積超額收益率的明顯增加,反而引起了股票收益率的下跌。
多數研究也表明,外資并購后被并購公司的財務業績得到明顯改善。陳繼勇等(2005)研究認為,汽車行業的外資并購績效不僅整體明顯優于內資并購,而且這種業績改善具備明顯的持續性。張華、賀春桃(2007)研究認為,外資并購給被并購公司帶來了內在活力,使公司整體經營和管理績效相對于被并購前有較為明顯的改善。鄭迎飛(2006)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對26家被外資并購國內上市公司的業績分析表明,外資并購當年綜合業績低于并購前水平,但隨后兩年業績有所提高。但也有研究結論相反。盧文瑩等(2004)研究了1995～2003年被外資收購的10家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研究結果表明外資對我國上市公司的收購并未使目標公司的財務績效有顯著改變。
(二)外資并購對目標企業競爭力等方面影響的研究
郭關夫、馮齊(2008)實證研究了外資并購對目標企業競爭力的影響,研究結果為目標上市公司被外資并購后,短期內企業競爭力有所下降,但不明顯,經歷一定時期(一年左右)后,競爭力得到相當程度的提高,說明通過吸收外資提升企業競爭力是個比較長的過程,需要較長的期間來考察。馮齊(2008)進一步研究了外資并購對目標公司競爭力的影響要素,包括主并公司與目標企業的行業相關性、外資控股比例、主并公司來自的地區等。
蘇艷(2007)從外資并購給國內企業帶來資本增量、充分利用目標企業資產存量以及通過伴隨著并購活動而來的進出口貿易能提高生產力等三個方面分析了外資并購影響目標企業生產力的作用機制;利用基于DEA方法的Malmqulst指數,分析了外資并購國內企業所帶來的生產力變化及影響生產力提高的因素;分析得出外資并購帶來的制度變遷效應有利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由控制權調整帶來的委托和治理機制的改善以及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李君(2006)從微觀角度研究了跨國公司并購對我國企業的品牌、技術溢出效應和公司治理的改善。
(三)外資并購對東道國影響的研究
有些國內學者從宏觀角度研究外資并購對我國的影響。
羅志松(2005)提出了外資并購風險論的初步理論框架,從制度風險、產業風險和金融風險三個角度論述了外資并購對東道國的風險,并對外資在華并購的風險進行了實證研究。
何映昆(2003)建立起一個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是通過作用于形成和創造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因素來實現的;從外部技術流入、企業組織和管理、市場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等視角研究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機理及后果;從實證角度考察了跨國并購對我國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并著重說明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是否有利于通過跨國并購提高我國產業競爭力。
鄭迎飛(2006)將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的若干特征模型化,以跨國公司市場進入的因果為主線,以提高國內社會福利為目標,從本國政府如何規制外資并購的角度重點研究了如下幾個關鍵問題:跨國公司的市場進入策略與政府規制、并購策略與條件識別、跨國并購的“融資和戰略投資”雙重特性與政府規制、基于市場結構的跨國公司選擇,以及外資并購的產業效應和企業微觀績效。通過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揭示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的產業效應,提出國內可能出現產業效率提高和產業競爭力被壓制雙重效果的觀點。
此外,姚戰琪(2003)研究了跨國并購對市場結構變動及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樓朝明(2008)研究了中美企業間跨國并購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等等。
四、其他角度的研究
除以上分類綜述的外資并購文獻外,國內學者對外資并購的研究角度還有很多:有進行綜合研究的,如王習農(2004)的《開放經濟中企業跨國并購研究》,張寒(2005)的《跨國并購的理論、運作及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問題研究》以及葉建木(2003)的《跨國并購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有研究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如桑百川(2005)的《外資控股并購國有企業問題研究》和李盾(2005)的《外資控股并購國有企業的狀況、問題和前景》;有研究外資并購政府規制問題的,如陳清(2008)的《中國外資并購政府規制研究》和楊鐳(2003)的《跨國并購與政府規制――兼論中國對外資并購的規制》;有研究外資并購法律問題的,如何培華(2005)的《外資并購法律問題研究》;等等。
綜觀國內學者對外資并購的研究,可以發現,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研究的視角相當廣泛,實證研究的方法也很多樣,有事件研究法、經濟增加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但筆者認為還存在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系統研究外資并購我國上市公司的很少。國內已完成的博士論文中,通過中國期刊網檢索到的專門研究外資并購上市公司的只有李新平博士(2005)的《中國資本市場外資并購上市公司研究》,該論文從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出發,對中國的外資并購交易制度進行研究,并從積極促進上市公司外資并購和對其適度規制兩方面進行了重點研究。
第二,沒有系統全面地對外資并購的財富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目前對短期股東財富效應的研究較多,而對長期股東財富效應的研究很少,通過中國期刊網檢索到的只有鄭迎飛、陳宏民(2006)研究了外資并購后3年的股市效應。而且,除股東財富效應外,對外資并購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財富效應幾乎沒有進行實證研究。
第三,實證研究外資并購后被并購公司財務業績的文獻中,對影響因素的研究非常少。筆者通過中國期刊網檢索到的文章只有張寶紅(2007)的研究,該研究認為跨國公司所處不同的股東地位和不同并購類型都對并購績效有影響。而且,鮮有文獻研究外資并購對被并購公司長期財務業績(3～5年或更長時間)的影響,這主要是受我國外資并購的實踐限制。
第四,缺乏將跨國并購動因與外資并購效應結合起來進行的研究。筆者認為,外資并購效應可以從外資并購的動因是否實現來衡量。
第五,受我國外資并購的實踐限制,外資并購上市公司的樣本有限,從而限制了大樣本的實證研究。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目前存在的這些研究局限,也正是未來研究需要擴展的領域。隨著我國外資并購實踐的發展,外資并購的樣本會逐漸增多,這些研究局限將被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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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珊萍,葛慧妍.外資并購的動因、趨勢與監管[J].中國軟科學,20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