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外科醫生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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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神經外科醫生論文范文

周良輔院士主要從事微侵襲神經外科的研究和應用,致力于新技術、新知識的研究和應用,在腦血管病、顱內和脊髓腫瘤等神經外科疾病的診療方面具有深厚造詣。2010年1月,周院士憑借其科研成果――神經導航外科的創新與應用,榮獲2009年度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該獎項是我國醫藥衛生行業的最高科技獎項)。

入行:與腦外科結下“不解之緣”

1965年,周良輔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進入華山醫院普外科工作。1970年,經過5年大外科輪轉,已經做到住院總醫師的周良輔被調到缺少醫生的腦外科工作。這一干,就是40年。

專業的突然轉換,令周良輔面臨重重考驗:盡管腦外科與普外科同屬外科范疇,但兩者有著本質區別,他必須“從頭學起”;由于醫療條件的限制,腦外科的檢查、治療手段都相當落后,腦外科醫生的工作最苦、最累、風險最大,而療效卻是最差的:每天早上6點半上班,為病人換藥、拆線、打脫水藥;帶病人做氣腦造影檢查(當時沒有CT、磁共振,只能經腰穿或顱骨鉆洞把空氣打到病人的腦子里,然后拍X線片,確定腫瘤位置);中午11點左右開始開顱手術,等腫瘤取出來,大多已是晚上七八點,午飯晚飯一起吃;由于當時手術技術不成熟、止血效果差,常常是術后沒多久,病人又昏迷了,不得不再進手術室止血,深夜十一二點才出手術室,第二天一早又要準時出現在病房里……

談到當時的情形,周良輔坦言,突然被調到“無人肯干”的腦外科,他當時確實有點失落。好在,他心態比較好,很快就調整過來。憑著一股不怕苦、不服輸的毅力,他起早摸黑埋頭苦干一年多,終于掌握了腦外科的基本技能,心態也從最初的“被動接受”轉變為“主動探索”。

周良輔說,每當回想起這段經歷,他總是充滿感激:慶幸腦外科“選擇”了他,使他能夠踏入這個充滿無數未知的領域,并做出了一點成績;慶幸5年的大外科訓練賦予他扎實的外科功底,無論是復雜創傷的處理,還是顯微外科技術,都令他一輩子受用;慶幸自己遇到了3位腦外科前輩,是他們的教育和指導令他快速成長起來。

行醫:負責任的醫生就該敢為患者冒險

周良輔說,醫學有時是需要冒險的,沒有冒險就沒有突破、沒有創新。面對危重病人,有良知的醫生一定會想法設法去救治,哪怕只有1%的希望。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輕言放棄、拒絕病人,一定會“問心有愧”。

舌下神經鞘瘤是一種罕見的神經科疾病,由于腫瘤位于腦干(生命中樞)的腹側,手術難度極高,好比是在“老虎頭上拍蒼蠅”,術中稍有不慎,就會引起病人呼吸停頓,甚至死亡。一位來自廣州的舌下神經鞘瘤患者在被國內多家著名大醫院“拒之門外”后,懷著最后一絲希望來到上海華山醫院。面對這樣一個病人,周良輔毅然決定冒險手術。經過周密思考和反復實驗,他采用“枕下遠外側入路”的新方法進行手術,最終獲得圓滿成功!

“不過,目前的醫療環境不是太好,不少醫生為了減少糾紛、避免麻煩,確實不太愿意冒險做高難度的手術。”周良輔不無憂慮地表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若長此以往,最終損害的還是患者的利益和醫學的發展。醫生和患者其實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面對的敵人是疾病。要打敗這個共同的敵人,雙方應該團結,還是對立?答案是非常明確的。”

周良輔認為,要改善醫患關系、減少摩擦,互相尊重、相互體諒是一個重要的前提。醫生對病人要多一點耐心,盡量多溝通、多解釋;病人也要尊重醫生、信任醫生,不要把醫生當作敵人。談到醫生收“紅包”問題,周良輔表示,絕大多數醫生是好的、醫風是正的,無論病人送不送紅包,都會盡心盡力去治療。不少病人擔心“沒送紅包,醫生就不好好治療”,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科研:做醫生是沒有退路的,只能不斷突破、勇往直前

周良輔說,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神經外科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僅100多年歷史,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只要善于發現問題、肯鉆研、有毅力,創新的空間很大。

多年來,周良輔一直在臨床一線辛勤工作著,除了看門診、做手術,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看書、查資料和做實驗上。為了尋找最佳手術路徑,他和他的學生們在上海醫學院的解剖實驗室里,忍受著福爾馬林刺鼻的怪味,在尸體標本上反復研究,獨創多種術式,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在顱底腫瘤手術中,他獨辟蹊徑,率先采用擴大經顱底硬腦膜外手術入路,使術中腫瘤充分暴露,并有效避免了顱底血管、神經損傷,提高了手術療效;他獨創 “三明治”法顱底缺損修復術,不必植骨即能防止腦脊液漏和顱內感染;他在國際上率先采用“動脈瘤直接切除+動脈搭橋”技術治療不規則形及巨大動脈瘤獲得成功;為解決單一血管搭橋術后出現的腦血供不足問題,他采用‘載瘤動脈孤立、顱內外血管搭橋和多根血管吻合’新技術治療難治性動脈瘤,再次獲得成功……

進入新世紀后,周良輔并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這一次,他把眼光放在了世界性難題――高難度、高風險的腦功能區(主管語言、運動功能)腫瘤手術上。在長達3年的時間里,周良輔與工科專家合作,反復研究、論證,成功開發了“多功能影像融合+神經導航外科”新技術。運用該技術,醫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腫瘤、腦功能區和神經傳導束之間的三維空間毗鄰關系(誤差小于1毫米),并在一個可視的虛擬人腦模型的指導下進行手術,不僅能把腫瘤全部切除,還能夠完好地保留神經功能,有效防止術后發生偏癱、失語等神經功能障礙。憑借該成果,周良輔榮獲2009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寫科普:醫生要會看病,還要會講、會寫

談到科普,周良輔深有感觸地表示,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神醫張悟本”事件,其實在中國并不是頭一次發生。上世紀60年代,“吃鹽鹵能長生不老”“喝雞血包治百病”的說法曾經“紅極一時”。這些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歪理邪說”為什么會受到老百姓們的追捧?根源就在于大家對醫學科普知識了解得太少,不懂得分辨真偽。

周良輔認為,一名好醫生,不僅要能治好老百姓的病,還應當為普及醫學知識、提高大眾的健康素養做一點事,寫科普文章、辦科普講座、參加義診,都是很好的途徑。當然,要寫好科普文章并不容易,作者不僅要有過硬的專業基礎,還要善于把深奧的醫學知識轉化成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讓老百姓能看得懂、能理解、記得住,其難度決不亞于寫科研論文。

養生:堅持運動、知足長樂

第2篇：神經外科醫生論文范文

意大利都靈大學先進神經調節小組的神經科學家塞爾焦·卡納韋羅，在2013年6月份的《國際神經外科》上指出：“換頭手術最大的技術障礙是連接捐贈者與接受者的脊髓。但我認為，現有技術已經可以進行這樣的連接”，并預測“換頭術”再過幾年就能實現。

卡納韋羅在這篇論文中詳細描述了“換頭術”的步驟：捐獻者與接受者必須處于同一手術室中，手術須在攝氏約12度至15度的低溫下進行，捐贈者及受贈者的頭部須同一時間切下，兩個醫療小組同時進行手術。考慮到在這一溫度下，哺乳動物的組織在體內血液不流動時最多能存活1小時，切割頭部與縫合的整個過程必須在1小時內完成。

卡納韋羅指出，在手術的過程中，必須要用一把極鋒利的刀清脆利落地切割頭部，以讓身體與頭部的脊髓神經里負責傳遞神經信號的軸突能連合起來，再以特殊膜融合物質——促融劑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連接兩端，解決脊髓連接融合的問題。此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促融劑能成功融合狗及豚鼠的脊髓。一旦連接成功，受贈者的心臟即能再次跳動，數分鐘內體溫就能回復正常。

按照卡納韋羅的說法，整齊的切口是脊髓縫合的關鍵。他認為，100名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在36小時內就可以完成這種手術。卡納韋羅還預測：“我認為，第一名接受手術的患者將是某個大腦未受損傷但身體癱瘓的人，很有可能是一個年輕人。”他估計，該手術需要1300萬美元左右。

轟動一時的動物實驗

雖然面臨著很多倫理問題，但事實上，換頭術的研究從未停止。

1954年，盡管前蘇聯衛生部門下達了禁令，但前蘇聯科學家弗拉基米爾·P·德米科霍夫還是進行了他的極富爭議性的手術。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實驗室里，他將一只小狗的頭、肩膀和前腿移植到了一只成年德國牧羊犬的脖子上。德米科霍夫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展示了他的這一得意“作品”：怪物狗的兩個頭都能呼吸、活動，并能同時舔食碗里的牛奶；有趣的是，第二個頭總想去咬第一個的耳朵。

這一罕見的場景被鏡頭記錄了下來，在接下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全世界都在談論這一話題。在短短15年間，德米科霍夫造出了20只雙頭狗，但卻沒有一只能長期存活——由于組織排斥，它們最長也只存活了一個月。

1970年3月14日，美國科學家也進行了類似動物實驗——卡納韋羅正是在這項實驗的基礎上才寫出這篇論文。當時，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學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外科醫生、神經外科教授羅伯特·J·懷特領導的一個小組，在德米科霍夫的激發之下，將一只恒河猴的腦袋移植到另一只猴子的身上，成功實施了“換頭術”。但是，這只恒河猴由于脊髓無法連接，頸部以下身體癱瘓，只存活了8天。

解不開的倫理困局

卡納韋羅的這篇論文一經發表，就立即引起巨大的爭議。

懷特的同事、神經學家杰里·西爾弗堅決反對進行這樣的手術。2013年6月，西爾弗和其同事曾成功地讓老鼠嚴重受損的脊髓恢復連接。但他表示，這一技術與卡納韋羅所說的頭部移植手術“相差有光年遠”，因為他的研究在同一只老鼠身上進行，老鼠還有呼吸，血液循環也沒有受到影響。西爾弗批評卡納韋羅的想法完全不切實際。他說，成年哺乳動物脊髓受傷時也許能夠使用促融劑，但要在“換頭術”中這樣做“完全是幻想”。

卡納韋羅也承認，“換頭術”目前在技術上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如何把每一根脊髓神經都連接起來？即使它們都正確地連接起來，促融劑也不足以讓脊髓完全融合，以使軀體受到頭腦的正確指揮。

更重要的是，換頭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面臨無法繞過的倫理困局。

西爾弗說：“做這樣的試驗不道德，這是永遠不應該發生的壞科學。”他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回憶當時給恒河猴“換頭”的場景仍痛心不已：“我記得那個腦袋醒來時，面部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困惑與焦急。那個腦袋活了下來，但時間不太長，那真是可怕極了。我認為這種事件不應該再次發生。”

卡納韋羅也在論文中寫道：“‘換頭’手術將創造一種嵌合體，他（她）具有接受者的思想，但他們的后代卻攜帶身體捐獻者的遺傳物質。”那么，我們是該以生物學特性去定位這個“混合人”，還是該以思想特性去定位這個“混合人”？

再往前推一步，如果人類可以自由“拼裝”自己，那么是否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式的人造人會真實地出現在我們的現實之中？《弗蘭肯斯坦》是英國詩人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于1818年創作的小說，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的全名是《弗蘭肯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的故事》，講的是瘋狂科學家弗蘭肯斯坦用許多碎尸塊拼接成一個“人”，并用閃電將其激活。《弗蘭肯斯坦》已經成為科幻史上的經典，現在很多幻想類影視作品中經常出現這個怪物的翻版。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我們現行的法律，人類千百年來形成的道德、倫理，可能都要改寫了。

第3篇：神經外科醫生論文范文

勇闖上頸椎“”

學醫的同仁都知道，上頸椎是脊柱疾病治療的最大難題，處理復雜，風險大，治療效果稍不理想，就有可能波及到上頸椎局部的脊髓呼吸、循環中樞。呼吸、循環中樞受損的災難性結果對病患而言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即使在脊柱外科迅猛發展的當代，上述認識仍然不過時。

早在20世紀80年代，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前輩們就率先在全國向這一生命發起了挑戰。李浩鵬看到神經外科教授對顱底凹陷、環樞椎脫位行單純減壓、特別是經口減壓手術，感到震驚和神奇，之后更激發了他對上頸椎的研究興趣。上頸椎結構特殊，生理功能復雜，其上與顱骨相連，體積小，但活動度及活動頻率最高，極易引起勞損和外傷。上頸椎疾患常是累及枕骨大孔、頸1和頸2水平頸椎和脊髓的疾病，發病原因包括先天性發育異常、創傷、風濕、退變、腫瘤等，主要問題是上頸椎骨與關節及韌帶發生病理變化，進而影響到頸脊髓，嚴重威脅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該部位解剖結構復雜，一直是醫療的難點和高風險部位。患者往往奔波于神經外科、脊柱外科和耳鼻喉等多個科室求醫。上世紀因受醫療技術及醫療器械的限制，上頸椎疾患的診治水平有限，而且遠期效果差，很多患者放棄了對上頸椎疾患的診治；而且由于風險高，效果不佳，多數醫生也退而避之。查閱大量國內外資料，因其并發癥多，死亡率高，風險大，有國外專著曾明確指出禁止經前路一期松解、后路融合固定。

隨著醫療器械和技術的進展及圍術期準備水平的提高，李浩鵬教授一直未放棄自己最初的追求，一次次去實驗室，一次次去解剖室，多少次對著頸椎標本左量右算。他上網查閱文獻資料、翻閱書籍，了解國內外治療頸椎病的新動態。20世紀90年代初，有一件事情再次刺激了李浩鵬教授，最終讓他開始行動。他從那時認定，要在今后的職業生涯中努力在上頸椎領域進取。這件事情是：李浩鵬教授的一個患者、同時也是一個熟人的親戚，不幸罹患了“顱底凹陷癥”，四肢肌力感覺障礙不斷加重，并開始出現了呼吸困難。在整個骨科主流學界對此類上頸椎疾病尚無成熟有效的治療手段的20世紀90年代初，不得己的辦法是佩戴頭頸胸支具，至于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給時間和命運。最后，在患者心目中醫術高超、手到病除的李浩鵬教授也只能眼看著患者走向不治，盡管當時所有的脊柱外科醫生都面臨同樣的尷尬和無助。李教授忘不了那個鮮活的生命，更忘不了作為一名脊柱外科醫生身上應擔負的沉甸甸的責任。

從此，李浩鵬教授更加留意國內外關于上頸椎外科的進展和動態，同時結合自身臨床實踐，多琢磨、多思考，仔細推想、小心實踐。當時關于上頸椎疾病，主流學術界無論從診斷到治療都莫衷一是，爭論紛紛，甚至到了混亂的地步。可想而知，他在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也不少。李浩鵬教授一點一點地思考，一點一點地實踐，曾經為了方便時刻揣摩上頸椎的解剖生理特點，隨身衣兜總揣著兩個實體骨骼標本：寰椎和樞椎。他有著救治成功的喜悅，同時仍然不能避免無助和無奈，也正是他堅持不懈地得來的一點點經驗和教訓，讓關于上頸椎疾病診治的模式在腦子里逐漸清晰，并逐漸認識到哪些流行的做法是值得懷疑的，而哪些要點才是上頸椎治療中需要遵循和重視的。緣于學術上的嚴謹，他并沒有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認為并不完全成熟的想法拋出來；但回過頭來看，李浩鵬教授在當時獨立取得的一些認識，和現在主流學術界對于上頸椎疾病認識的精華部分不謀而合。經過多年的努力探索和臨床研究，一道道難關被攻破，經口一期松解、后路固定手術取得了成功，未出現一例死亡及癱瘓病例，解除了患者痛苦，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在臨床診治中，李浩鵬教授善于收集臨床資料，歸納、分析、總結，積累經驗。功夫不負有心人，在2000年，他根據臨床經驗，對環樞椎進行了分型，分為可復型、難復型、不可復型三類。在臨床上，他針對不同分型給予相應治療，取得了良好效果，為上頸椎疾病的診治提供了有力依據，2004年得到了我國著名上頸椎診治專家、北醫三院王超教授的指點，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全麻下大劑量牽引，對原來需前路松解的大部分患者均可牽引復位，經后路固定完全可以達到。經多年的努力，對頸椎疾病的診治已成為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標志性手術，前路松解加后路固定一次完成，手術3小時，出血幾十毫升，病人麻醉蘇醒后即可下地活動，效果良好。

更為可貴的是，李教授并沒有為自己的進步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清楚地知道，還有人比他走得更快更遠；而承認差距，虛心學習也是一個優秀學者所必備的品質。在李浩鵬教授、賀西京教授的組織下，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骨二科近年來年年不遺余力地主辦關于上頸椎疾病的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在該領域的大牌專家，共同解析上頸椎疾病診治的重點和難點問題，促進了陜西及周邊地區對這一疾病診治的規范化。

目前在李浩鵬教授的帶領下，該院骨二科這個團隊已經在上頸椎疾病的診治上取得了長足進步，手術在近期、遠期均取得了較為滿意的結果；李浩鵬教授團隊的上頸椎疾病治療水平已經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這和李浩鵬教授數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無法分開的。

3D打印，開創脊柱治療新局面

脊柱外科學界公認有兩大領域特別要求醫生有過硬的技術實力，也就是俗話說的有“金剛鉆”才敢攬下來的“瓷器活兒”：一是上頸椎領域，另一個就是脊柱側凸領域。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骨二科（脊柱外科）為國家臨床重點專科，李浩鵬教授作為科主任、學科帶頭人，多年來帶領團隊致力于脊柱疾病、尤其是頸椎疾病的診治與研究，治療了大量脊柱、脊髓損傷，頸、腰椎間盤脫出及椎管狹窄，脊柱脊髓畸形等臨床疑難病、高危病，并在此領域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他們敢于開拓，勇于創新，不僅將3D打印的鋼板應用在脊柱外科中，更是應用在了復雜的上頸椎疾病的治療中。他們首創了3D打印寰樞椎前路鈦板，應用于上頸椎的手術治療。李浩鵬教授和賀西京教授共同主持，獨創性地設計了3D打印寰樞椎前路鈦板，應用這一鈦板系統非常巧妙地解決了治療中的關鍵問題：復位和內固定，使患者的脊髓功能在術后獲得了令人滿意的恢復。

2015年，該科室收治了1例特殊的上頸椎疾病患者，李浩鵬教授帶領專家團隊經過仔細檢查后發現，該患者病情特殊，無法按常規治療方法手術。該患者頸椎畸形，已經過一次手術，局部解剖結構已改變，常規鋼板無法固定，且前路手術也僅有一次機會，如果手術失敗，患者將面臨生命危險。這名患者的病情對術者是一個考驗，要求術者必須有高超的醫術、細致的操作技術和豐富的臨床經驗，更要有敢于擔當的奉獻精神。對此李浩鵬教授與學科帶頭人賀西京教授及專家團隊討論認為，患者已經飽受疾病折磨，必須拿出合適的方案來為患者解除病痛。他們經詳細討論后決定，大膽創新，采用目前國際上先進的3D打印技術，為患者量體制作個性化純鈦鋼板。做好一切準備后手術如期進行。他們大膽細心，一絲不茍，經過6小時的緊張手術，經口將鋼板順利植入患者顱頸交界的病變處，成功實施復位、減壓、固定手術，解除了困擾患者多年的痛苦。術后患者肢體活動良好，目前已順利出院。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在原西安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時期，就致力于脊柱側凸手術領域的探索。王尚昆教授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幾名能夠開展哈氏棒內固定脊柱側凸矯形手術的醫生之一。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李浩鵬教授接過了王尚昆教授的接力棒。在脊柱側凸手術技術飛速革新的時代里，李浩鵬教授始終和國際前沿接軌，他的團隊的脊柱側凸手術水平日臻成熟。

2015年，該科室收治了一例罕見的極重度脊柱側后凸畸形患兒。該患兒脊柱向外成角>160度（Cobb角超過160度），脊柱嚴重畸形，椎旁肌肉僵硬，胸廓畸形。為了確保患兒安全及保護神經功能，李浩鵬教授帶領脊柱外科團隊最終決定運用漸進的方式進行治療。他們首先采用頭顱及雙下肢骨牽引術，即在頭頂兩側使用顱骨牽引架向上牽引，在雙下肢脛骨踝上打克氏針向下牽引，通過上下兩個方向同時逐漸牽拉，將彎曲僵硬的脊體牽長、拉軟，為手術做好準備。在持續牽引2周后，胸廓畸形、椎旁肌肉僵硬等情況得到較大改善，身長由130厘米增加到了145厘米。

為了降低手術風險，他們應用3D打印技術，制作出了脊柱畸形模型，詳細制訂了手術方案，為手術做好了精細的準備。此后，由李浩鵬教授主刀，在團隊的共同協作下對患兒實施了全麻下全脊柱截骨矯形術。手術全程在誘發電位嚴密監測下進行，及時反復監測神經傳導速度，判定神經功能。在手術、麻醉及護理人員的緊密配合下，手術取得了圓滿成功。術后患兒即可平臥，大駝背畸形顯著改善，雙下肢感覺、運動良好，自解小便。術后患兒恢復良好，終于直起了腰桿兒。

微創骨科的開拓者

曾經有學者預測，未來的外科時代是微創的時代。當普通外科、婦產科、泌尿外科的微創腔鏡技術如火如荼地開展時，骨科的微創手術進展卻稍顯滯后，這當然和骨科手術的天然特點有關。因為骨科手術缺乏天然的腔隙，或者天然的腔隙雖然存在，但狹小并且難以定位、難以操作。隨著關節鏡外科、微創脊柱外科技術在國外的日益成熟，微創骨科技術的潮流已變得勢不可擋。

20世紀90年代，敏銳覺察到這一前沿變化的李浩鵬教授再也不滿足于單單通過開放手術獲得好的療效，讓患者的創傷更小、恢復得更快的理念，已被他深刻認同。當國內京滬等地的頂尖醫院骨科剛剛開始微創骨科的實踐不久，李浩鵬教授就趕往北京某著名骨科進修微創技術。鑒于當時骨科同行對于微創骨科都處于摸索階段，并沒有特別多的成熟經驗可資分享，因此李浩鵬教授的學習很大程度上屬于“自學”。

此后，李浩鵬教授帶著學習的收獲，篳路藍縷地在西北地區率先開展了膝關節鏡手術和脊柱內鏡手術。微創骨科技術有別于常規腔鏡技術之處在于，骨科醫生需要發現潛在的腔隙甚至“創造”腔隙。除了腔鏡技術，骨科醫生可能還需要借助于X線、CT、工作通道等技術的輔助，在狹小的罅隙里完成一系列具有難度的手術操作。李浩鵬教授剛開始開展工作時，的確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難，但他憑著對工作的熱情和對微創理念的執著，硬是堅持了下來。1997年，他首次在西部地區開展內鏡下手術治療脊柱畸形及骨折，使脊柱微創治療成為現實。輕度特發性脊柱側彎在鏡下一次完成矯形；先天性脊柱側彎在腔鏡下去除半椎體、內固定矯形；椎間盤鏡下微創手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這些手術具有損傷小、出血少，恢復快、效果好等優點。

如今，在李浩鵬教授的領導下，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骨二科的微創骨科的學科建設得到了飛速發展。在脊柱微創方面，椎間孔鏡、微創經椎間孔腰椎椎體間融合術（MIS-TLIF）、經皮椎體成形術（PVP）、經皮椎弓根螺釘內固定技術等先進技術均已成為科室的常規術式。李浩鵬教授在西北地區椎間孔鏡方面的開創性工作，獲得了椎間孔鏡先驅者德國Thomas Hoogland教授的肯定和贊賞。

李浩鵬教授不搞技術壟斷，積極獎掖后進，著意培養人才梯隊。在21世紀初，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脊柱外科方面后，放手讓科室的年輕醫生接過了關節鏡外科方面的工作。在李浩鵬教授的精心指導和積極扶持下，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骨二科的關節鏡治療組迄今已成功完成各類關節鏡手術上萬例，技術水準一直領先西北地區，并為陜西省以及周邊地區培訓了大批關節鏡外科醫生。

李浩鵬教授從醫以來，一直堅守著最初進入這個行業時的本心：一名醫生一定要掌握過硬的技術，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才能把救治患者的宏愿落到實處。數十年來，李浩鵬教授一直不知疲倦地在骨科、特別是脊柱外科領域銳意精進，攀登著數不清的高峰，攻克了諸多技術難關。他所做的這一切，不為別的，都是為了幫助更多的患者早日康復！

第4篇：神經外科醫生論文范文

摘要:認識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在當代醫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臨床多學科協作的客觀必然性和現實性。用哲學辯證思維方法看待多學科協作的重要性,提出多學科協作的思路和途徑,注重患者的人文關懷,實現臨床疾病綜合治療和臨床工作“以人為本”的服務目標,提高臨床診療水平和醫療服務質量。

關鍵詞:多學科協作,綜合治療,醫學模式

Abstract:Tounderstandtheimportantroleofthebiological,psychologicalandsocialmedicineinthedevelopmentofmod2ernmedicine.Toanalyzetheobjectivenecessityandrealityofclinical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Toregardtheimpor2tanceofclinical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withthemethodofphilosophyanddialecticalthinkingandputforwardthei2deasof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Payattentiontothehumanisticcaretopatients.Inordertoachievethecomprehensivetreatmentofclinicaldiseases,realizethe“people-oriented”clinicalserviceobjectives,improvethestandardofclinicaltreatmentandmedicalservicequality.

KeyWords: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comprehensivetreatment,medicinepattern

隨著醫學水平不斷提高,人類對疾病的認識更深入透徹,診療手段也更先進豐富,但目前很多疾病仍未得到較好的治療和控制。一些疾病多是社會、環境、心理和遺傳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并成為人類的主要死亡原因,如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用對單因素致病的疾病的傳統研究方法已經無法滿足目前的診療和預防。對此,需要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基礎上,多學科協作實現臨床疾病綜合治療,注入更多的人文關懷。

1現實需要多學科協作的綜合診療

目前診療現狀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有:對患者的心理、精神、社會等因素關注較少;以經濟利益為中心,強調病人診療數量,忽視治療中最佳時機和最佳手段選擇的問題;專科治療為主,綜合治療較少;醫生業務知識和技能狹窄,缺乏綜合治療和團隊協作的意識;患者對醫療水平和服務質量滿意度不高;各臨床科室或亞專業水平普遍發展較高,仍無法滿足醫患雙方對高效率醫療流程和高質量整體療效的需要;醫療糾紛較多等。筆者認為,如果在多學科協作的基礎上,從整體和全局把握患者的診療方案,關注患者心理和社會因素等其他問題,進行充分溝通和交流,可以使上述問題得到較好解決。

面對新的醫學問題,多學科協作應運而生,整體趨勢日趨明顯。多學科協作在臨床工作中的應用就是疾病診療過程中實現多學科的交叉協作,使傳統的個體經驗性醫療模式轉變為現代的團隊協作規范化模式,并將對患者的關愛和人性的尊重融入到診療過程中,實現專業化、規范化及合理化的診療活動,提升醫療整體水平和服務質量。可以應用哲學思維中部分和整體的原理來看待多學科協作。各臨床科室如同臨床醫學整體中的一部分,部分的功能小于整體。在疾病診療過程中各相關學科協同工作形成多學科綜合治療團隊,這就成為一個整體,整體具有部分沒有的功能,當各部分以合理的結構形成整體時,整體就具有全新的功能,其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多學科協作綜合治療團隊的建立,會使醫務人員在診療疾病及處理醫患關系時,從整體著眼尋求最優目標和方法,同時也會注意搞好局部抓住重點,集中精力處理好最關鍵的局部問題。所以,多學科協作后醫院診療實力勢必會大大提升。為更好地融入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為更好地適應多學科協作這一趨勢,第一,要改變醫學觀念,摒棄單純生物醫學模式中只重視疾病而忽視人本身的理念,把“人”放在首位;第二,醫生要在學科專業頂尖化基礎上主動去適應新的醫學模式和多學科協作團隊模式,拓寬醫學知識廣度,加強對醫學相關知識的學習,提高自身綜合能力;第三,要在臨床工作中根據患者和疾病的不同情況合理地開展多學科協作診療,醫院要有計劃性和制度性地加快多學科協作綜合治療團隊的建設。

2在專業頂尖基礎上實現醫院中心化

我們的觀點是:在學科專業頂尖化基礎上實現醫院中心化,切實開展多學科綜合治療團隊的工作,以專業頂尖化為基礎,以個體化多學科綜合治療為特色,以醫患互動和加強溝通為保障,以醫療資源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為指導,以快速、高效、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為目標。

學科專業化和醫院中心化這兩者互不矛盾,密切相關,相輔相成。首先,學科專業化越來越精細,會使得醫學在縱向發展上更加深入,對疾病的本質認識更加透徹,專科技術水平也會大幅度提高,診療也更加專業化,我們認為,這是醫院中心化應以專科為基礎的理由。其次,實際工作中存在學科專業化不易解決的問題。例如,隨著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診療手段更加豐富,如何選擇最好的治療方案是較為棘手的問題;臨床中急、危重癥和疑難雜癥往往是某一專科無法單獨處理的;一些常見病或專科疾病也常常存在系統性問題;醫生的專業范疇越來越狹窄,許多醫生的業務知識和技能僅局限于自己的專業,在處理一些涉及到其他學科的疾病時就顯得捉襟見肘,有時甚至沒有整體大局觀,只顧處理自己專業的問題,而忽略了其他專業更重要的問題,導致治療上的失敗。為解決上述問題,就需要實行醫院中心化管理,醫院中心化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多學科協作,各臨床科室不再單獨行事而是緊密配合,以病人為中心,為了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并實現患者的利益最大化,及時、合理地開展多學科交叉協作。多學科協作可使醫生在診療中具有整體觀和大局觀,可以統籌兼顧,將各學科的治療方案進行融匯貫通,避免錯誤治療、片面性治療、治療力度不足及過度治療,從而提煉出最科學、合理、有效的綜合治療方案。學科專業頂尖化和醫院中心化的模式建立是符合當代醫學專業化和整體化相互交融共同發展的大體趨勢和醫院工作的實際情況,在該模式指導下臨床診療工作會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醫療資源會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應用,醫療活動會變地更加一體化、高效化及人性化,醫院的整體醫療實力會得到較大提高。

對于存在多學科問題或急危重癥的患者,診療上需要多學科協作。例如,一個車禍外傷的患者急診入院,診斷為骨盆骨折、失血性休克、后尿道斷裂、重度會撕裂傷、左下肢股骨干骨折,這就需要急診科、普外科、泌尿外科、骨科、麻醉科及ICU等相關科室通力協作。搶救病人生命為當務之急,補充血容量糾正休克,若有盆腔活動性出血,治療休克同時急診手術止血,生命體征穩定后,可急診行會清創縫合、尿道會師復位術、結腸造瘺術及骨盆左下肢外固定術,待病人情況恢復后擇期再行左下肢股骨干內固定術和結腸關瘺術。整個治療過程中,醫生的診療方案得當與否直接關系到患者的生死,如果泌尿外科醫生忽視了會撕裂傷術后感染的嚴重性,而未行結腸造瘺,術后患者可能出現會傷口嚴重感染,敗血癥甚至感染性休克,最終死亡。如果是在多學科綜合治療團隊模式下去診治,可以避免此類失誤發生。對于一位有多種合并癥的患者,哪些疾病需緊急治療搶救生命,哪些疾病需長期治療維持功能,是需要多個科室規劃籌措。比如,一位乙肝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腎病的患者急診入院,消化道大出血危及生命應首先積極搶救,補充血容量抗休克,止血抑酸,止血措施的選擇至關重要,可針對病情合理選擇藥物止血、氣囊壓迫止血、內鏡治療或外科手術等,當病情穩定后,就需長期調控血糖的穩定,保護肝腎功能,預防再出血,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提高其生活質量。這個治療工程就需要消化內科、內分泌科、腎病科、普外科、ICU等多科室協作。

3組建多學科協作團隊

為了形成長期的、穩定的、規范化的多學科協作,需要組建多學科協作綜合治療團隊。多學科團隊協作模式被引入臨床醫學領域有大約10年的歷史,在國外研究較多,應用范圍較廣泛。國際上多學科協作團隊這種嶄新的臨床醫學模式的建立為醫療模式和醫院管理帶來了新思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結直腸外科率先在國內建立了結直腸腫瘤多學科交叉協作診治團隊。近年來,國內外很多醫療中心也都針對多種臨床疾病積極開展了多學科交叉綜合治療,并均取得良好的治療效果。多學科協作團隊的人員構成主要包括團隊帶頭人,團隊聯絡人,起主要診療作用的科室團隊,相關科室專家團隊,專業護理團隊,術后隨訪和康復指導團隊,數據處理團隊等。下面列舉我院開展的多學科協作的工作實踐作一闡述:

(1)心腦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是威脅人類健康和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這兩大類疾病的診療數量也占我院住院總人數的一個不小比例。為了更好地診療心血管疾病,我院組建了以心內科藥物治療和心外科手術治療為基礎,血管介入治療為特色的實力強勁的心血管疾病多學科診療團隊,團隊中有多名國內外知名的心血管專家和教授。在心內科專家主要負責及相關的多學科專家共同參與下制定心血管常見病、多發病及危重病的正規診療流程和多種綜合治療方案。在既定的診療流程和治療方案的基礎上,再結合每位患者的具體病情制定出個體化的綜合治療方案,滿足不同患者的診療需要。根據患者的病情和經濟因素等為其選擇恰當合理的心內科藥物治療、介入治療、心外科手術等,力爭選取最佳治療時機和最佳治療手段為患者服務。如一位主動脈夾層的患者,根據病情可應用降血壓和控制心率等藥物保守治療,可行介入治療放置覆膜置架,也可進行外科手術。定期或根據需要隨時組織開展全院多學科專家會診,制定和修改診療方案、監測診療過程、評估診療效果及預后。針對于病情危重或復雜的重癥患者,我院制定了“時間第一,生命無價”的急會診制度,規定接到急會診通知后必須15分鐘內至患者床前并開始診療工作。治愈出院后由我們的術后隨訪和康復指導團隊制定并開展長期的隨訪和康復指導工作,組建了病友之家,由我們團隊的工作人員定期開展病友見面會,關心和指導患者的康復、生活、保健等問題,并注重心理指導工作,幫助患者及家屬緩解壓力、認識疾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建立良好樂觀的生活態度。團隊聯絡人主要由醫務處的內科負責人和心血管病區多名高素質的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組成,負責全院多學科會診和多學科學術研討會的聯系和組織,擔任會議記錄等多種職能。術后隨訪和康復指導團隊及數據處理團隊主要是在科主任指導下,由心血管病區主治、住院醫師及部分研究生分工協作,共同開展工作。

(2)對于腦血管疾病,我院神經外科聯合急救中心、介入科、神經內科、手術室、麻醉科、ICU、影像科、神經康復科等科室開展多學科協作診療,并構建院前急救、院內搶救、重癥監護一體化急救模式,實現綠色生命通道,提高了對危重腦血管疾病患者的救治成功率。診療中根據患者具體病情選擇個體化的內科藥物保守治療、腦血管介入治療、腦外科微創手術或開顱手術等,提高了對腦血管疾病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降低了致殘率和病死率,并提高了腦血管疾病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

(3)對于惡性腫瘤疾病,我院更是提倡多學科綜合治療的理念也開展了多年的臨床和科研工作,不斷總結經驗和提高治療效果。腎母細胞瘤是兒童最常見的腎臟惡性腫瘤,我院組建了腎母細胞瘤多學科診療團隊,以小兒外科腫瘤組和兒內血液腫瘤組為骨干,并密切聯合病理科、放療科、放射科和檢驗科等相關科室,共同討論制定規范化的診療流程和綜合治療方案,以外科手術治療為主,并結合術前或術后的正規化療、放射治療、栓塞腫瘤血管的介入治療、生物治療等多種方法,實現了對小兒腎母細胞瘤的綜合治療,提高了救治成功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復發率及病死率。同時我院組建了腎母細胞瘤科研小組,開展了系列科研工作,應用表面增強激光解析電離飛行時間質譜技術結合支持向量機等先進技術建立了腎母細胞瘤血清蛋白質指紋圖譜模型,臨床分期模型和預測腎母細胞瘤的預后模型并初步完成了腎母細胞瘤特異性蛋白質的鑒定工作,這些科研成果為腎母細胞瘤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正規治療及預后監測提供了新的方法,實現科研最終服務于臨床的目標。

我們應當順應當代醫學綜合整體化和學科專業化共同發展的趨勢,以專業頂尖化為基礎,從實際出發開展多學科協作,加快醫院多學科協作團隊的建設,努力實現臨床疾病的綜合治療,臨床工作要以患者為中心,注重人文關懷,提高臨床診療水平和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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