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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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婦女社會工作；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環節；教學目的[項目：第三期教研課題：“新疆大學民漢一體化教學實踐研究”批準號：XJU2013JGY30

作者簡介：阿孜古麗?吾斯曼（1969），女，維吾爾族，新疆阿克蘇人，新疆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講師， Email地址:

]

中圖分類號：G42文獻標識碼： A

項目：第三期教研課題：“新疆大學民漢一體化教學實踐研究”批準號：XJU2013JGY30

一、婦女社會工作的含義

婦女社會工作是指運用社會工作理論，幫助婦女特別是弱勢婦女挖掘潛力不斷成長，它以社會性別意識為分析問題的視角，以婦女群體為服務對象，運用專業的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幫助婦女挖掘其潛能，享受其應有的社會權利和社會資源及福利，并最終達到兩性平等的目標。

社會工作在國外發展較早，其專業性很強，有一套科學、規范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在我國，社會工作處于剛剛興起階段，隨著改革逐漸深化，大量問題沉到社區，社會醫療、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區建設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將成為政府關注的焦點，從定義不難看出兩者是辨證統一，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的關系，婦女社會工作的理論依據是社會工作，依賴于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的外延大，涵概婦女社會工作，婦女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方面，婦女社會工作以社會性別意識為分析問題的視角；以婦女群體為服務對象，目標是達到兩性平等。

二、婦女社會工作課程的定位

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政府工作要法制化、民主化、專業化，其中，專業化是至關重要的，實現婦女社會工作，首先培養一支具有專業社會工作的婦女工作者隊伍，婦女社會工作的復雜性決定了大學生不但要掌握了解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甚至更多的基礎知識，熟悉婦女工作，更主要的是精通社會工作方法以增強處理各種新的復雜問題的能力，實現高校婦女社會工作最終要把大學培養成為專業社會工作者。因此如何講受婦女社會工作課程對于社會工作專業學生應該說具有關鍵性的意義與作用。

《婦女社會工作》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專業課程，是社會工作專業特色的集中體現，也是我校辦學思想的展現平臺。社會工作專業的辦學定位是培養具有社會性別意識的應用型女性專業人才，在學校開設一系列提升社會性別意識的課程的基礎上，《婦女社會工作》將社會性別意識與專業服務領域相結合，使學生在理解和提升社會性別意識的同時，能夠充分運用到為婦女服務的工作中。此外，《婦女社會工作》打破了理論與實踐的屏障，在一門課程中整合理論與實踐，充分發揮專業課程在培養應用性專業人才中的作用。《婦女社會工作》將社會性別作為基本的分析范疇，貼近女性群體的特殊需求，凸顯女性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的本土化特征，系統地講授女性社會工作的基本概念、理論、方法，并通過實踐教學環節提升學生服務婦女的專業能力。

二、目標和效果

婦女社會工作課程的目標注重的不僅是為社會培養具有基本的社會工作理論和知識，具有較熟練的社會工作能力，善于解決問題，具備知識技巧能力的專業工作者，更要培養善良，有正義感，樹立社會工作的價值理想，社會工作專業理念的灌輸，對它的掌握了解，關系婦女社會工課程的講授與學習的整體效果涉及和影響整個婦女社會工作的理解。婦女社會工作價值問題作為課程教學主線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該課程的主線和重要知識點，整個課程講授之中圍繞“理念指導方法，方法體現理念“，反復強化，根據課程總體內容，每章，每節，每個部分有不同的側重。所以在理論和基礎知識部分，采用講授的方法給學生強調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婦女社會工作價值的意義，地位的認識。在婦女社會工作課程講授中需要始終灌輸給學生的就是對婦女社會工作價值觀的地位，意義的認識。認識到，婦女社會工作最精髓和核心之點，是它的理念和方法是婦女社會工作課程的主線和靈魂。價值是婦女社會工作的靈魂。“婦女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的任何討論中都離不開價值這個主題。（2）內化婦女社會工作價值的認同。對于學習社會工作學生來說，對婦女社會工作職業的了解，對社會工作價值的認同直接影響到未來所從事的職業認同的問題。（3）社會工作價值的認同強烈的價值介入。與社會工作價值的認同性相關聯的價值介入。婦女社會工作課程中，充滿著對弱勢群體，問題個人，群體的人文關懷，對現代文明，平等，公正的弘揚，增經社會福利的行動理念以及婦女社會工作獨特的尊重，平等，接納，不批評，案主自決等專業價值都已超越了一般的專業知識范疇。無論對于作為講授者的教師，還是作為聽講者的學生“婦女社會工作”不是已一般的只是講授和學習了，常常產生專業情是對學科意義的追尋，有著強烈的“價值介入”它直接影響著講課的質量，狀態，學習狀況，理解程度。這是保證婦女社會工作課程的教學質量，深化課程內容的亮點。旨在有意識地探索以社會工作職業理念培養，價值觀教育制為取向的教學模式。

三、注重多種教學方法

婦女社會工作是一個應用性較強的專業，需要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巧，具有實證研究，社會實踐等多方面的基本能力的應用性教學，課程設置的基本原則是培養復合型人才，要求受教育者具備一定的操作能力。據此，專業教學活動的組織形式是多樣的。

（1）將理論與實踐整合與課堂教學內容中，生動、信息量大，分析透徹，站在該領域的學術前沿，使學生有較寬闊的學術視野和理論素養。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主動性和積極性，在實踐中學會知識，在實踐中學會知識；提高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以及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溝通能力，寫作能力，操作能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提升社會工作實務水平。

（2）在實踐教學方面，教學手段更加豐富。

實踐教學活動是培養應用型女性專業人才的必要手段，更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基礎訓練。實踐教學活動幫助學生理解理論，同時也幫助學生掌握具體的服務手段和服務方法。在《婦女社會工作》課程中，實踐教學活動是通過專門的實踐教學課程來體現的。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同等重要；首先采用教學參觀考察的方式使學生對婦女社會工作服務的場所、崗位、工作環境、工作方式、工作狀態有深刻的感性認識，同時快速熟悉實際工作的程序和管理手段等。

（3）充分運用參與式教學手段，高校運用討論式教學是時代提出的要求,它依據啟發式原理而確立。與運用一般討論法不同,討論式教學更具恒常性和啟發性;學生活動也更具主體性、實踐性。實行討論式教學對于高校實現培養目標有獨特意義。要實行討論式教學,高校目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建立相應的保證系統。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分組研討的方式使得參與式教學的目標能夠很好地實現。

（4）在婦女社會工作教學中，多媒體教學也被運用進來。特別是利用一些視頻資料，使得課堂教學更加生動，更加貼近現實。特別是我們將一些電視中的訪談節目或者新聞等錄制成教學資料，供學生在課堂上學習使用。

結論

受社會問題復雜性和可變性的影響，社會工作服務對象的需要及問題往往是多維度、綜合性的，涉及到多學科、多種服務以及多類機構。《婦女社會工作》將專業服務界定在婦女領域，理解和解決婦女問題，這就勢必將學生的服務思維局限單一的服務領域中。為此婦女社會工作在教學中在教學中采取了專門的措施。首先是在理論部分的教學中堅持整合的視角理解婦女問題，提供綜合服務；其次是在實踐教學環節為學生擴展案例，特別采取了與學校社會工作方向、醫務社會工作方向共用案例，一起進行匯報演講的方式，讓學生認識到問題的綜合性、復合型和復雜性，培養學生建立解決問題需要跨學科、整合機構資源以及工作方法的意識，強化學生對服務的整合性思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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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

在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青少年是最為重要的后備軍和現實力量。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青少年群體在行為方式上與成人相比有著較大的差異，他們在人生理想、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生活觀念等方面都具有較為鮮明的群體特征。高校如何能夠培養出適應行業發展和市場需求的、高素質技能型的社會工作人才也是擺在諸多高職院校青少年工作與管理專業建設發展中的重要課題。

一、 以市場為導向，緊密聯系行業，明確人才培養定位

高職教育能否主動適應社會實際需要，從改善人才結構，積極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服務的高度出發，為生產第一線培養急需的技能型、應用型人才，理應成為高職院校辦學的出發點，也是高職院校區別于普通院校，保證其辦學特色、人才培養質量的根本所在。

（一）明確職業服務面向，確定主要就業崗位

根據社會需求調研了解到，青少年工作與管理專業畢業生的主要就業單位主要存在于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就其工作崗位而言主要涉及社工、教員、文員三大類。在明確專業的職業服務面向和就業工作崗位的基礎上，我們確定了本專業人才培養的總目標：青少年工作與管理專業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和良好的政治素質、思想品德修養、職業道德素質，熟練掌握青少年社會工作的專業理論知識、專業方法與技巧，具備社會工作管理與服務的基本技能，能夠面向社區服務中心、少年兒童活動中心、社會服務機構和其它公益機構從事社會工作和青少年事務管理，為青少年發展性群體、弱勢群體、問題群體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復合型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二）對接行業用人標準，明晰人才培養規格

依據社工行業的從業要求和職業崗位的需要，我們明確了青少年工作與管理專業的主要崗位、崗位群和人才培養規格：

1. 主崗――青少年崗位社工的用人標準

職業化青少年崗位社工的入職標準大體有以下六條：①具有責任心并進行理性的活動；②社會工作立足于其相應的科學知識和學識；③能運用這些知識于相應的實踐領域，服務于實際的和確定的目的；④擁有通過教育所獲得的專業交流的手段；⑤具有自主性；⑥含有利它的動機，可滿足社會需要。概括地說，在這六條標準中包含了三大基本要素：一是價值理念。社會工作是一個以價值為本的專業，價值是社會工作專業的靈魂。社會工作者的價值是指社會工作對社會工作者在專業實踐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傾向的要求和規定。作為一個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應具備平等、尊重、民主、接納、誠信、助人自助、自決等專業價值理念。二是知識體系。社會工作的內涵涉及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心理等學科領域，也涉及到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服務、社區建設等方方面面，如果沒有專業學科的知識，沒有對社工理論的深入研究，社會工作的發展無疑會受到很大的制約，其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功能將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專業社會工作者除應具備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外，還應具備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教育學、法學等多學科綜合知識，應熟悉與社會工作業務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知識。三是實務能力。專業社會工作者應熟練運用個案社會工作、小組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行政等社會工作方法，協助服務對象解決問題，克服困難，挖掘潛能，恢復和發展社會功能。社會工作者在從事社會服務過程中，應能夠與各類服務對象建立專業關系，對服務對象的問題做出預估，制定服務計劃和服務協議，能夠獨立接案、結案和提供跟進服務，能夠對提供的專業服務質量和效果進行評估，能夠制定科學合理的工作方案和發展規劃，整合、運用相關社會服務資源，拓展服務領域，影響社會政策。

2. 崗位群――教員、文員等崗位的用人標準

除了崗位社工以外，文員、教員等崗位也是畢業生就業的主要面向。而教員的主要入職標準主要包括五個方面：①具有愛崗敬業、熱愛學生、嚴謹治學、團結協作的職業道德素質；②掌握教育學、心理學、教學法等教育科學理論知識；③具有良好的語言表達、教學實踐、教育組織管理等教育實踐能力；④具備運用教育機智處理突發問題的能力；⑤具有觀察兒童和開展教育科學研究的能力。

文員崗位的入職標準一般涵蓋六個方面：①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誠信品質、敬業精神和責任意識；②掌握秘書學及秘書工作實務方面的知識；③了解法律法規、行政管理、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知識；④具有對政府機關、業務主管部門的溝通、辦事能力；⑤具備擬寫公文、處理文書及檔案管理能力；⑥具有公關策劃及組織機構公眾信息傳播、關系協調與形象管理事務的能力。

對接以上就業主崗及崗位群的企業用人標準，我們從素質、知識、能力三個維度確立了青少年工作與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具體目標和規格，構建了符合行業用人標準的人才培養目標體系。

二、以社會服務為主線，推進“以服務帶學習，以實踐促成長”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改革

1. 依托校內實訓基地，強化專業基本技能訓練

依托校內青少年社會工作綜合實訓室、校中廠“蘭色童畫――樹屋畫語”創意美術活動基地以及藝術活動中心等校內實訓資源，采用項目導向、任務驅動等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頂崗位遵序列定任務保質控，全程參與工作過程，實現學習任務與工作任務交替，學生與員工角色交替，教室與工作環境交替，最終實現學習與工作交替。學生在真實工作環境中實際操作，在實踐中構建屬于自己的工作經驗和知識體系，從而形成“學中做，做中學”教學做一體化的教學體系，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專業技能，提高人才培養的崗位適應性。

2. 靈活多樣的崗位實踐，提升職業基本能力

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積極依托本專業校外實訓基地、主管部門、行業及其廣闊的社會資源，開展分散性社會服務、集中性生產實訓、頂崗實習“三訓”并行的專業實踐，以實踐促進學生的職業成長，并探索落實定期上崗、階段輪崗、企業內訓、季節性頂崗等多種崗位實踐方式，錘煉學生的職業基本能力。

3. “三年服務不斷線”，培養學生職業綜合能力

積極打通學校、崗位、社會三環相通的育人平臺，將社會服務納入專業課程體系，引導學生利用分散的時間到社工服務中心、福利院、敬老院、社區、學校、義工聯、特殊學校、青少年宮、婦聯等機構參加規定時數（學分）的社會服務實踐，在服務中學習，在實踐中成長，通過三年不斷線的社會服務使學生實現從志愿者鍛煉到專業入門的轉變，從社會工作認知到社會工作實務能力的逐步提升，培養職業綜合能力。

三、以素質為本位，構建基于工作過程系統化的課程體系

1. 基于人的全面發展構建模塊化的課程體系

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在其內容上可以歸納為知識、能力、品德三個方面，其關系是：（知識+能力）×品德=個人素質。即通過對學生全面職業素質的提高，完善其個人品格，培養新型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具有綜合職業素質的人才。基于這種教育思想，青少年工作與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可按照“基本素質能力模塊、專業基礎能力模塊、專業拓展能力模塊、綜合實踐訓練模塊”四大模塊進行構建。在“基本素質能力模塊”中，以思想政治素質教育為根本、以文化素質和身心素質為基礎、以院校特色課程為重點，以培養職業核心能力和綜合能力為主干進行的設計。

第3篇：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范文

一、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應服務于學生專業課

1.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的定位。

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是文化基礎課程。所謂“基礎”,對于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來說,指的是學生在終身學習、工作、生活中所應具備的文化知識。現代社會是信息時代,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數學已經成為當今社會學習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是現代社會工作與生活中學習掌握其他學科知識的必備工具。同時,數學在現代社會扮演的角色是在我們職業生涯中起到奠基作用的知識,它使得學校培養出的高職高專技術應用型人才能不斷跟上科學與新技術的發展。因此,要使學生學習和掌握現代化的生產、管理或服務技術,數學教學就必須在已有的高中階段數學知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

加里寧曾說:“數學的作用與應用,是指它作為一般的科學方法和工具,作為各門科學的辯證輔助工具,為科學、技術提供了表達思維的語言、論證問題的手段以及精確計算的方法等。”“數學是思維的體操。”高職高專數學知識具有邏輯性強、推理嚴謹、定量精確等特點。學習數學知識,對學生各種基礎能力的培養,尤其是邏輯思維與創造思維能力等有非常明顯的效果,同時也培養了學生分析問題、論證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是我們專業課不可或缺的知識儲備和能力支撐。

2.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與專業課的辯證關系。

根據高等職業教育傳統的培養目標,數學課程的任務是:一方面使學生進一步學習和掌握本課程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另一方面為學生學習專業課程提供必需和夠用的工具,使他們具有學習專業知識的基礎和計算能力,以達到會算夠用的目的,從而提高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夠用”即要求高職高專學生在掌握數學基本知識與能力的同時,針對本專業進行必要的擴充學習,務必使得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的工具性在專業學習中和未來職業生涯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服務專業課的幾點設想

目前我國多數高職高專學生屬于高校招生中的專科錄取批次,他們的初等數學基礎參差不齊,大部分學生在數學基礎知識上多有缺欠。同時,高職高專學生由于專業不同,對數學知識的掌握程度,以及教學內容的理解程度多有不同。教師需要根據學生不同的系別、不同的專業講授不同的數學基礎課知識,因材施教是教育學基本的原理。因此教師根據學生的專業不同,詳略得當地講授高職高專數學專業基礎課知識是非常必要的。反之,如果不論專業不分深淺地講授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知識,那么學生很容易因為學不懂、跟不上產生“厭學”情緒,或者產生學數學“無用論”的想法,導致學生對數學基礎課學習的積極性不高。

如何使學生在數學基礎課中既學到扎實的數學基礎知識和能力,又發揮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的作用,使之為專業課服務,我作出了以下設想。

1.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應與普通本科學校的數學基礎課相區別。

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教育是高職高專教育的一部分,它要符合高職高專教育的特點,因此其與普通本科學校的數學基礎課應有相當大的區別。

高職高專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技術應用型人才,大部分學生畢業后走向專業技術型崗位。而普通本科院校重在理論知識的傳授,其畢業生大多走向繼續升學的道路,因此高職高專的教育應更重視應用型知識能力的傳授。高職高專教育理念是“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它有別于其他普通本科院校,具有獨特性。因此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教育也應該服務于職業教育的根本動向,讓學生花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學到盡可能多的、必需的知識。

2.高職高專數學基礎課應與專業課相得益彰、相互促進。

高職高專的數學基礎課應與專業課相得益彰、相互促進,這并不是說高職高專的數學基礎課只為專業課服務,對專業課暫且無用的知識不予學習,而是在注重數學基礎課基本知識與能力的學習的同時,在與專業課有關的知識學習中更有重點地去學習。在專業課的學習中教師要給予學生所學的數學基礎知識應用的實踐,使得學生所學到的數學知識與能力更好地內化為自身的知識與能力,教授學生積極動腦思維,動手掌握技能,有道是:“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學會用數學基礎知識解決與專業相關的問題,著重讓學生體會到高等數學所含知識點在其中的應用,領悟數學模型的思維方法,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這無疑為高職高專的數學教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3.學期考試應結合專業分系別進行考核。

第4篇：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刑罰的執行方式；立法及完善

中圖分類號：D9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9-0273-03

一、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制度的基本理論

（一）社區矯正制度的概述

社區矯正（Community correction）又可稱為社區矯治，是一個由英語直譯過來的舶來詞匯，是與監禁相對應的一種刑事處置體制。本文對于社區矯正制度的概述以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最新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的工作的通知》進行分析，可得出：社區矯正是指由社會相關團體、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協助國家機關，將符合矯正條件的罪犯調至社區內部，在判決、裁定、決定的期限內，對罪犯的心理及行為進行矯正的非監禁刑罰的一種執行活動。其目的是在于讓罪犯在受刑期滿后能夠更好地、順利地回歸社會。

社區矯正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學概念，其牽扯的學科還涉及心理學、社會學、人類行為學、犯罪學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學科。不論是合法或是違法的行為都是放在社會中進行的價值判定，所以封閉、隔離以及剝奪生命并不是防止犯罪和糾正人類行為的首選，有一定的社會參與度才能維持人性的正常。社區矯正的意義在于其可以令罪犯在社區內進行改造，不至于過多的與社會脫節。

（二）社區矯正的起源及發展

社區矯正是一種新型的刑罰執行方式，傳統的監獄行刑在改造效果上弊端明顯。所以近代學派提出用非監禁的方式教育并感化，社區矯正就是在這種思想下所產生的。社區矯正得以快速發展的最直接原因則是由于二戰后各國工業化速度加快、現代化進程加快，西方發達國家犯罪率不斷攀升，監獄人滿為患。因此，為了緩解監獄內的人口壓力，同時幫助罪犯不與社會生活脫節開始對部分受刑罰處罰較輕的罪犯采用社區矯正。

就我國而言2004年由司法部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暫行辦法》對司法行政機關所進行矯正行為進行了規定，包括其任務、對象、機構及其人員和職責、措施和的終止。這項《辦法》的出臺對我國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有著重要意義，在試點工作和理論實踐的不斷進行中，未成年罪犯的社區矯正工作也納入到了的整體范圍中，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對未成年罪犯的社區矯正與成年罪犯社區矯正存在差異，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有了一定的認知，相關部門在實際操作中也開始了對這方面的試點和探索，為深化工作打下了基礎。

（三）在我國對未成年人建立社區矯正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國，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歲的公民。根據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年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因此，本文研究的對象就是十四至十八周歲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我國現行法律對未成年人以改造、教育、幫助、教化為目的，旨在給予其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隨著社會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人口流動的速度范圍的不斷加大，單一的行政司法部門由于職能較多、資源有限，已不能滿足逐年提高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了。相較而言，社區是一個了解一定環境內的家庭、社會、教育環境的一個可靠的單元。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未成年人沒有法定監護人時，可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的單位或未成年人居住地的居民、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其監護人。可以看出，基層組織從設立之初就對本轄區內的未成年人有教育指導義務，這也就為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制度的運用及存在問題

社區矯正制度對我國來說仍然屬于一項具有創新性的制度，自2003年以來才慢慢建立試點工作向全國范圍內推廣。

（一）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立法及司法現狀

1.現階段的立法現狀

我國社區矯正制度起步較晚，自2003年開始不超過13年先后頒布有《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關于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

從實踐層面來看，社區矯正制度在我國有條不紊的推廣，我國在社區矯正這一制度中實行了“先實踐后立法”的工作方式，在試點的工作中逐漸摸索，也已經找到了符合國情的工作體制和各部門間的配合機制。但是從立法的角度來講，對此方面的立法過于緩慢，其原因筆者認為在于兩點：第一，觀念問題。我國還是屬于以監禁刑為主的國家，觀念的轉變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民眾對新型刑罰的質疑與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除監禁刑外的假釋與緩刑，作為社區矯正的適用類型在監察和管理方面的不嚴格直接威脅了社區矯正的順利推行，在不少人的觀念里只要獲得假釋或緩刑是和完全沒有接受刑罰是一個道理；第二，國內學派說法不一。其實不光是國內，即使在國外發展了這么多年的制度，也得不到統一的說法，在美國，社區矯正是作為一種刑罰手段而存在的，主要表現為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方式。而英國將其作為獨立的刑種。國內學派受其影響也一直爭論不下。

在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中，對于未成年人適用社區矯正的范圍沒有很準確的規定，只在第二百七十二條中對于被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遵守的規定中指出要按照考察機關的要求接受矯治和教育。

在2011年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確規定了被判處管制、假釋和緩刑的罪犯實行社區矯正，自此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才有了真正的立法支持。之后在2012年隨著“兩院兩部”聯合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進一步規范了社區矯正工作，在其中新加入了對特殊人群的管理。

2.我國現階段的司法現狀――以楊某搶劫案為例

從2003年社區矯正從試點到全面推廣，截止至2014年底各地累計接受社區服刑人員2237526人，在冊社區服刑人員732202人，社區服刑人員在矯正期間再犯罪累計3974人，再犯罪率為0.18%。社區矯正人數在逐年攀升，從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社區矯正所占的刑罰比例在不斷上升，也在適應著法治社會不斷減輕刑罰程度的發展要求。

楊某，1994年生人，于2009年年內伙同其他二人進行搶劫活動，受害人韓某不僅被搶去37元現金還遭到楊某等三人的毆打。楊某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并處罰金500元。依照當時社區矯正的實施范圍，楊某因緩刑而接受社區矯正。以楊某案為例我們在對其進行社區矯正的過程中基本可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在前期定期走訪以便調整策略。不但對其本人進行，還對其家屬和其所在的小區進行走訪，隨時了解楊某的思想動態，有針對性的調整矯正措施；第二，幫助矯正對象解決就業或上學難的問題。大多數單位或學校不愿接受這類人使被矯正的未成年人失去信心，本案中矯正機構通過多方努力讓楊某順利就職，這使得楊某的思想得以穩定，并與所在單位一同監督，掌握其動向；第三，整合社會資源共同作用，讓楊某安心接受改造。最終回歸社會不但需要其自身努力，還需要社會共同協作接納楊某重新回歸社會，發揮社區志愿者的作用，廣泛吸納愿為社區工作服務的法律工作者、社區黨員、社區工作者及退休干部等，協同派出所、關工委、社區等部門共同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二）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存在的問題

1.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不完善

盡管刑（八）中對社區矯正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突出的問題在于規定的太過粗略和分散，沒有對社區矯正進行獨立、系統的規定，沒有形成專門法律使其可操作性降低。現行的具體相關依據仍然是參考2012年“兩院兩部”所的《實施辦法》，尤其是關于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實施上看，相關的法律規定散見于各個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法條當中，雖然規定明確數量繁多，但依舊沒有形成法律體系。

2.管理和實施機構的缺失

目前所實施的社區矯正管理過程中，依舊是秉承著“司法牽頭，公安配合”的原則。由司法局帶頭組織有關單位和基層組織進行社區矯正工作，會同公安機關對矯正對象進行監督。由公安機關的職能來看，要顧及到矯正對象是很勉強的，司法局所進行的分層對矯正對象進行矯正工作很容易出現主體不明，兩者之間無法配合的問題。缺乏一個專門機構來管理這種專業性的工作，雖然在實施過程中會依靠社會團體的力量，但依然無法有針對性的對矯正對象進行教育，司法部門與公安機關的無暇顧及很容易對矯正對象造成二次傷害，使得前期工作歸于失敗。

3.進行矯正的工作人員水平參差不齊

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工作是一項專業性要求高，需要十足耐心和毅力的工作。他們面對的是涉世未深、易受影響、想法偏激的未成年人，對于工作人員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每一個未成年人的經歷直接決定了這項工作的開展需要很強的針對性，所以這項工作必須是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然而現狀是社區矯正工作人員不僅僅需要進行矯正工作，還有其他龐雜的事物需要處理，同時接受過專業培訓的也是少之又少，根本無法滿足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各項要求。

三、關于完善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制度的設想

（一）完善立法建立相關的法律體系

當前，對未成年人的行刑原則側重于向非刑事化、非監禁化和輕刑化轉變。社區矯正的適用對于我國來說也是適應法治社會發展需求。我們可以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的成功案例，依照本土推廣的基本要求，將社區矯正制度更好的運用于我國實踐。

法律的制定一定要有其預見性，根據社會的發展需求提前建立或創建合理的法律體系。雖然我國自2003年試點社區矯正，但至今除了兩院兩部的《實施辦法》和《刑（八）》中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外，其余的都零零散散的散布在各個部門法里，而且其中并未對未成年人進行單獨區分。

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建立專門的法律體系，在立法上，對社區矯正制度設立專門的法律體系，建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專章，在專章當中，應當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與成年人社區矯正有明顯的區別。結合未成年罪犯的特點來看，對其身心的保護顯得尤為重要，更需要整合社會資源，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對于執行體制來說，應當規定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進行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工作，將未成年人社區矯正設立專員專人，并定期進行考核和審查，用法律手段來保障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實際運行。

對于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人員運作，還是以法院牽頭，可以借鑒他國讓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也參與庭前調查，對于未成年人要調查到方方面面來確定其是否適用社區矯正，單純依照法院的判決明顯是不符合潮流的，應當由法律規定調查的內容及形式，留下一些軟操作由工作人員自行判斷，這樣更有利于進行針對性的矯正。即便是對未成年人進行了社區矯正，依舊應當秉承“前科消滅制度”不使其走出社會后遭人排擠，使其更好地融入社會降低再犯率。

（二）擴大對未成年人的適用對象

依我國現行制度來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與成年人社區矯正的適用基本一致，這明顯不符合社區矯正的發展方向的，其中單就剝奪政治權利這項來看，由于未成年人與成年人之間的差異使其主觀很少對政治權利進行考慮，并且未成年人還不具備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根據罪刑相一致的原則，剝奪政治權利不具有可懲罰性。最合理的方式是不應只依照法院的直接判決結果進行社區矯正，對于未成年人一定要進行庭前調查，不僅是對未成年犯的個人調查，還要對其犯罪前的成長歷程和所處環境以及犯罪后如果實行社區矯正有沒有適當條件來判斷是否對其進行社區矯正。同時，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判決也應當做到輕刑罰的原則，不應盲目增加社區矯正的適用率，根據實際情況在批捕是就應當判斷其是否因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小而不適用刑罰。

（三）建立專門機構，提高從業人員素養

1.機構的專業建設

應當由司法部門牽頭，建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專門機構。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分級管理，專門設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管理辦公室”來專項處理有關工作，拓展到地方，由“辦公室”牽頭，整合社會資源不論是會團體還是志愿者都可以加入社區矯正項目，前期的庭前調查由“辦公室”的專業人員進行，從中央到地方，切實落實到每一個未成年人的審判活動中。專業機構的工作人員應當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由財政專項撥款，保證針對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機構的正常運轉。

2.提高從業人員素養

專業的機構應當由專業的人員來運行，現有的機制體制下并沒有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明確規定，這直接導致社區矯正的效果大打折扣。現階段我國很多高校都已經開行了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專業學科，但由于制度建設的問題，很多學生在畢業后由于沒有合適的崗位而進行的其他工作的選擇，這是對資源的一種極大浪費，只有建立了制度，相應的資源才會更好的得以利用。也使得這部分人能夠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為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運用自己所學服務社會。

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業務水平、自身素養過硬但面對成長環境、心理境況復雜的未成年人，有時仍顯不足。專業機構應當經過相應培訓，使從業者了解社區矯正的執行情況、把握在未成年罪犯改造的規律和特點。不僅是對專業的從業人員，相關的社會團體和志愿者也不能盲目的直接進行矯正，也應對社會力量的準入門坎進行相關規定，并且對志愿者進行相關培訓。聘用專業的社會學、心理學、犯罪心理學等相關專家作為顧問，對正式或非正式從業人員進行實時輔導。除此之外我們還應鼓勵專業人士，根據每一個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具體分析，并制定出不同的矯正方案，在提高矯正質量的同時也讓未成年人感受到社會的關愛從而樹立信心達到好的矯正效果。

筆者認為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刑罰的執行方式，在今后社會發展和刑罰發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結合我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未成年人在社區中進行服刑更有利于社會發展。但從目前來看我國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比如程序、立法、實施上，還有社區建設以及社會團體的規范上。所以不單單是要求法學的相關工作者的不斷努力從制度上去完善，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去接受和幫助這些未成年人完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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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學生干部 素質 培養 高校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682(2010)05-0051-03

學生干部是指在學生正式群體或組織中擔任領導工作或管理工作的學生,他們來自學生并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與學校管理和教學工作,廣泛分布在校內各級學生黨團組織、學生會、班委會及各類正式學生社團中,承擔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重要責任。在新的形勢下,重視學生干部隊伍建設,提高學生干部的綜合素質,是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重要環節和突破口。

一、加強高校學生干部培養工作的重要性

1.加強高校學生干部培養工作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需要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標準越來越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人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社會所需要的人才,除了必要的專業理論方面的知識外,還需要良好的實踐操作能力、人際交往能力以及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這也是作為一名新時代大學畢業生應具備的基本技能。學生干部作為老師的輔助人員,在抓好自己學業的同時,參與學校的各項教育、管理、服務工作,在實際工作和活動中綜合能力得到了鍛煉,綜合素質得到了提升,為今后更快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加強高校學生干部培養工作是充分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的前提

學生干部是從普通學生中通過各種方式選的,由于干部的特殊身份,其一言一行較普通學生更受關注,是其他同學效仿和自我比較的對象。同時由于他們年齡、經歷、知識接近,與同學朝夕相處,心理距離小,作為榜樣示范更易被接納。一批以身作則、團結一致的學生干部,能營造出良好的學習氛圍,并把廣大同學的積極性帶動起來,大大增強集體的凝聚力,形成優良的學風。

3.加強高校學生干部培養工作是貫徹落實各項工作的保證

學生干部作為師生之間聯系的重要紐帶,既要宣傳學校的方針政策,又要及時全面地反映同學的意見和建議,只有充分發揮他們這種上傳下達的作用,保持學校和學生之間的信息渠道暢通,才能促使學校進一步優化管理和服務,學生多一些理解和支持,保證學校的各項工作高效優質地完成。

4.加強高校學生干部培養工作是構建和諧校園的重要途徑

在全社會踐行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構建和諧校園勢在必行。而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學生干部隊伍,是構建和諧校園的題中應有之義。隨著高校在校生的增多,各高校師生比例普遍失調,從事學生管理工作的輔導員老師嚴重不足,同時由于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心理差距,使得不可能單純依靠輔導員、班主任老師及時化解矛盾。這時,學生干部就成了維護班級團結、穩定學生情緒、及時化解矛盾的關鍵一環。

二、高校學生干部應具備的素質

1.高校學生干部工作的特點和難點

由于學校教育人的獨特職能和學生干部首先是一名學生的特殊地位,學生干部工作具有其他組織干部所沒有的特點和難點:

(1)任期短

以學生會為例,學生干部工作的歷程一般是大一做干事,大二做副部長、部長,大三、大四進入決策層。在職位變更的過程中,每一個職位的任職時間較短;對個人而言,學生干部工作時間一般維持在2～3年,最長為4年。隨著年級的增長,學生干部將會根據自身情況對主要任務進行調整,其任職期限并不固定,相比其他組織來說,學生干部為“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2)事務雜

分布在不同系統的學生干部,他們的工作涉及到學校的各個領域。學生干部雖然都有各自的職位和分工,但都是事務性的,并無質的區別。除了學校教育管理的日常工作,還有學校和老師交辦的臨時任務。盡管近年來也強調學生干部的決策能力,但由于其學生身份,決策也僅限于他們的職權范圍內,就總體而言學生干部工作仍主要是事務性的。

(3)難度大

學生干部扮演著雙重角色,學習與工作的矛盾是每個學生干部都會面臨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往往容易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學生干部服務的對象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各自欣賞的視角和標準未必相同,眾口難調。而且學生干部缺乏實質權力,工作中遇到阻力,解決起來難度很大。

(4)要求高

管理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其中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和客觀的規律,掌握管理的藝術,既需要教育學、心理學和管理學等眾多學科的知識理論素養作支撐,又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作底蘊。當代大學生追求創新的欲望十分強烈,他們思想活躍,情感豐富,渴望了解新事物,愿意接受新事物,追求新形式、新體驗,排斥陳舊的活動方式,這無形中對學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高校學生干部應具備的素質

(1)優秀的道德素質

學生干部作為學生中的骨干分子,必須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努力做到實事求是、開拓創新、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無私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能夠保持持久的工作熱情,具備對同學高度負責的工作作風和不計個人得失的奉獻精神,具有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優良品質,具有群眾觀點和民主作風,不獨斷專行。

(2)較高的文化素質

學生干部不應有“唯學習成績”論,但其本身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必須保證較好的學習成績。作為學生先進分子的學生干部,應該用科學文化知識武裝自己,明確自己首先是“學生”,然后才是“干部”,應切實擺正學習與工作的關系,把專業學習放在首位,不能因工作而影響學習。另外,學生干部還應多熟悉和了解與工作相關的學科知識,如心理學、管理學、哲學、社會學、法學、電腦操作等知識,懂得越多,對工作就越有利,為將來走向社會也能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3)全面的能力素質

學生干部不僅是老師的助手,更是學生中的骨干和帶頭人,是各種學生活動的主要策劃者、組織者和實施者,這就要求學生干部具有極強的社會工作、社會活動和社會交際的能力,包括分析調研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宣傳能力、創新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合作能力、交際能力、應變能力等方面。沒有一個全面的能力發展,就不能算一個合格的學生干部。

(4)良好的身心素質

學生干部不僅要專注于學習,還要擔負起紛雜繁重的學生工作,這就需要充沛的精力、健康的體魄。另外,還要求他們要有健康的心理狀態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遵循心理活動的科學規律,增強心理承受能力,發展積極的個性心理,養成樂觀向上的性格,從而提高工作效率。

三、目前高校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筆者幾年來對高校學生干部培養使用的經歷和與其他同事的交流,目前高校干部隊伍培養工作中普遍存在以下三個問題:

1.重選拔,輕考核。

當前,選舉制基礎上的學生干部選拔機制在各高校已普遍建立,學生干部的選拔和任用基本上是學生民主選舉和老師公平指導的結果,能夠體現民主性、公平性。但是學生干部考核機制卻并沒有相應建立。沒有及時的考核,學生工作就只有孤立的意義,而無法作為學生干部培養發展鏈條的有效環節。目前高校學生干部管理普遍缺少定期和不定期的、專門部門的考核,沒有形成嚴格的考察機制和相應的激勵機制。學生干部工作沒有有效的監督,學生干部存在的問題得不到及時地解決,導致學生干部推陳出新的速度緩慢,“能上不能下”的現象嚴重。

2.重使用,輕培養。

目前大多數高校對學生干部存在著“重使用,輕培養”的現象,忽視學生干部的意識、思想道德品質和工作業務教育的環節,對學生干部的培養僅僅停留在普通的日常談話和高年級學生干部在工作經驗上的傳幫帶作用,對學生干部的使用培養缺乏長期規劃、長遠打算。

3.重行動,輕思想。

現在對于學生干部的評價,基本上基于其工作業績,而經常忽略其思想動機,因此也就忽視了對學生干部的思想教育。在一些學生干部的心中,還存在著實惠思想,甚至追名逐利的思想;愿意在能夠出頭露面的組織中做工作,不愿在默默無聞的崗位上做工作;愿意指揮別人,不愿受人領導,不善于與人合作等等。

四、加強高校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的措施

1.公平、合理地做好學生干部的選拔工作,是加強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的基礎。

輔導員、班主任老師要做深入細致的調查了解,進行多方面的考察,任人唯賢,注重學業成績和群眾基礎。多設渠道、廣開門路,可以通過推薦、選舉、招聘、自薦、任命等多種形式,做到堅持標準、全面考察、公平公正,嚴格選拔,把真正高素質、高能力的學生納入學生干部隊伍中來。

堅持民主推薦制度,充分聽取普通學生的意見,采用公平、公正、公開、民主的方式將人際關系好、工作能力強的學生選;堅持多方面多場合有意識地觀察學生,善于在學生活動中發現好苗子,及時加以表揚,提高其自信心和積極性,適時鼓勵他們參加競選;堅持從工作中鍛煉、培養干部,增強學生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其在學生心目中的威望。

2.充分信任、合理使用學生干部,是加強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的保障。

老師應扮演好軍師的角色,放手讓學生干部開展工作,尊重、支持他們的新思路、新點子,充分信任,敢于放權,密切關注和大力支持活動的進展情況,營造寬松、和諧、民主的工作環境。

工作分工上,科學合理使用人才,注意在學生干部個人能力、優點特長、興趣愛好等方面進行合理搭配,做到人盡其才、各盡所能,以保證學生干部隊伍整體功能的最佳發揮。適當運用榮譽激勵、情感激勵、榜樣激勵等激勵機制調動學生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熱情,為學生工作持續、健康的開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3.耐心細致,切實加強對學生干部的教育,是加強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的關鍵。

輔導員、班主任老師應通過平時談話、集中培訓、高年級干部傳幫帶、參與學生活動親身示范等多種途徑,為學生干部開展工作提供有效指導。

可以建立學生干部培訓基地,通過多種途徑對學生干部進行集中培訓;可以請學生工作方面的專家、領導給學生干部做報告、開講座,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介紹學校發展情況以及學生工作的基本思路、工作方法等,提高學生干部的理論修養,增強其責任感和使命感;可以組織學生干部召開工作情況匯報會、經驗交流會等,實行“老帶新”,上一屆學生干部與新任學生干部之間開展集體的、一對一的經驗交流,使學生干部之間相互啟發,互相學習,共同提高。

4.完善制度,做好考核工作,是加強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的有效途徑。

輔導員、班主任應著眼于建立一套合理、易于操作的考核機制,形成制度,規范學生干部管理,以減少學生干部管理、評價工作中的主觀、人為因素,使之更客觀、公正。

通過民主化、公開化、公平化的模式來評價學生干部,實行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增強他們的責任意識、崗位意識和危機意識;同時注意對其學習成績進行跟蹤考察,可制定成績標準,在學生干部成績達不到要求時,要及時停止他們的工作,以保證他們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學習中。

加強學生干部隊伍建設,是構建和諧校園、發展高校教育、塑造良好校園環境的一項重要任務。輔導員、班主任老師應注重學生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把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學生干部隊伍,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常抓不懈,并在新的形勢下,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改革創新精神探索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新形式、新途徑,以期取得學生干部隊伍培養工作的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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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會工作和社會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IRR模型 非自愿移民 貧困風險 反貧困 保障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由發展項目導致的非自愿移民的數量每年大約有10000000左右，20年中全球總共有大約200000000移民。由于大規模頻繁移民引起不良后果，使得移民問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一、社會公平和強制性移民

因發展而需要進行強制性移民的說法體現了發展本身固有的有悖常理的矛盾。由于這種移民表現出發展的收益和損失的不公平分配現象，從而導致了較多的道德問題。

強制性移民是由于修建新的企業、灌溉工程、高速公路、電站等基礎設施或者如醫院、學校、飛機場等城市公用設施而引起的，這些項目毫無疑問是必需的，它們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提供就業機會并且提供了更好的服務。但是由這些項目引起的非自愿移民同時也會給有些群體帶來不公平的負擔。因為國家政府的介人，移民的權力往往會受到限制，而這種介入的方式往往會使移民的情況變得更糟，這就引起了許多有關社會公正和平等的爭議。“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原則被一貫用來說明非自愿移民的合理性，實際上，這個原則經常被濫用并且被演變成一種為了忍受可以避免的傷害的不正當的理由。結果是發展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一些人享受著發展的成果，而其他人則承受著發展帶來的痛苦。

非自愿移民的最廣泛的影響就是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貧窮。在印度，研究人員發現，近40年來大致有20000000人由于國家發展計劃所需而被強制移民，但其中75％的移民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們的生活水平沒有恢復到先前水平。實際上，在印度大多數移民已陷入貧困之中。

但是這并不僅僅發生在印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非自愿移民帶來的貧困以及社會不公平現象也很明顯。在每個案例中物質和文化上的損失是巨大的。比較嚴重的結果是當強制性移民面臨政治壓力的時候。強制性遷移使某些群體受到社會排斥，包括被原有地域的自然排斥和被一套正在運行的社會網絡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排斥。這種排斥的概念更有助于對非自愿移民產生貧困的理解。Sen進一步地評論過各種形式的社會排斥有悖于發展的本質，因為發展是為了不斷取得更大的自由。

然而發展將繼續要求改變對土地和水的使用，這樣有時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程度的人口遷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展的收益和代價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道德上是正當的。實際上，這種不平等完全有悖于發展的目標，沒有理由接受這種生存空間的再安排和由此帶來的損害，而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悲劇。無論何時只要發展導致了風險和確實可以預測的損失，我們都應該不容置疑地堅持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原則，尊重公民的權利。

如果貧困是移民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移民工作的挑戰便是如何避免風險以及提供安全保障，這樣通過減少一些可避免的弊端來提高發展的效益。我們不可能阻止每一種負面影響，但是可以在有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措施以使發展帶來的損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趨平等。在開明的政策引導下，一定可以比現狀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權利、人的尊嚴以及作為非自愿移民而享有的經濟權利。

那種使許多人遷移但只安置了一部分人的傳統計劃方法沒有很好地避免風險和保障移民權利。沒有社會的安全措施，失敗就會重現。在許多案例中，移民工作者都沒能夠降低移民的傷亡和貧困，但是這種僅有遷移而不安置的做法歸咎于許多國家內現行政策的固有缺陷，并不僅僅是計劃程序的原因。我們認為這種所謂的“發展”政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計劃方法必須糾正過來或改變。

實踐證明，有效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至少減少移民規模，盡管從歷史的角度看，移民作為發展的一種形式不可避免，但并非規劃者所提議的每一個工程的移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移民不可避免，移民的結果也并非都造成大量的貧困，因而對貧困不應該一味忍受。有很多方法可以減少移民的困境和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

從經濟和道德的角度看，糾正移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讓他們共同分享發展的利益，不僅僅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以平等為指導原則的移民工作，能夠避免長期貧困，并且對國家和地方的經濟都有益處，這種移民可稱之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移民。然而，那些批準和設計有移民的項目的人經常地喪失了“公平原則”，這些原則本可以指導他們如何分配項目資源以及防止或減少貧困化風險。為了幫助發展這種平等原則，本文提出一種移民工作中的風險和重建模型，它指出了移民規劃和財政支持政策和方法中的許多缺陷，并且提出一些改良移民政策和實踐的建議。 　二、風險和風險避免模型

以下我們給出一種非自愿移民的理論模型，這個模型能說明移民中引起貧困的內在風險，并提供了一些方法來抵消或減少這些風險，這個理論模型被定義為移民中的貧困風險和重建模型，簡稱IRR模型。這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①說明在大規模的非自愿移民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中會發生的情況。②創建一種理論的。可靠的手段，在政策、規劃和項目實踐活動等方面給予指導以消除負面影響。我們相信這個模型能發揮解釋、診斷、預測以及規劃功能，這樣可以為復雜的移民情況作一個知識性的指導。

在提出這個IRR模型過程中，我們首先強調關于移民研究的理論模型的必要性，并且對以前的類似模型進行了簡要的回顧。我們還討論了難民和移民之間的共同點，以及這個移民模型適用于難民研究的可能性。其次，我們明確這個模式的4種功能，并且進一步明確和記錄每一個貧困的主要風險。在下一部分中，我們逆向使用這個模型，討論模型如何提出消除風險的方法以及如何基于“恢復經濟”的原則，指導重建移民生活的策略。最后是移民操作和分析方法方面，對當前主流做法與新模型提出的做法進行比較，并且提出改進移民實踐和研究的建議。

在這些年中，在新的土地上規劃居民定居點的研究者們已經提出幾個理論上的模型來描述規劃定居點的過程。在20世紀60年代末，Chambers定義了一種描述在非洲土地定居生活的演變過程的三階段通用模型。不久，拉丁美洲的Nelson在綜合了新土地安置的許多經驗的基礎上驗證了這種模型。Chambers和Nelson的模型中都概括了自愿移民的經驗以及土地安置項目管理的機構或組織的重要性。

在這些早期思想基礎上，Scudder和Colson在1982年提出將安置模式分為四階段：招募、過渡、發展和合作／移交。這個模型主要是按照階段進行建模的，它關心移民的壓力以及每一階段他們具體的行為反應。起初，這個模型被應用于自愿移民過程中。后來，Scudder也把它用到一些非自愿移民項目中，但僅局限于那些經歷了所有4個階段的成功的非自愿移民案例，因為這一模型不適用于失敗的和沒有完成最后兩個階段的移民案例。

回顧先前主要的難民研究，我們注意到由Em-mannuel Marx提出的用以解釋難民狀況的理論模型。這個模型以社會學的網絡理論為基礎，圍繞作者所說的“難民的社會世界”展開。

從一個理論模型到另一個，這些把大量的知識經驗濃縮到模型和理論框架中的努力，已經創造了智能的工具，可用來幫助研究人員解釋他們獨特領域的成果。它們已經幫助說明了規律，并且建立了關于移民過程的理論。然而除了這些優點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這些模式并不是很有效。沒有一個模式曾經注重過貧困的開始、產生以及脫貧的過程。以上提到的理論模型中，只有一個，即Scudder-Colson模型，可以應用于非自愿移民，但它也僅僅適用于成功的移民。然而歷史地講，大部分非自愿移民是不成功的，失敗的移民所累積的影響并沒有在Scudder-Colson的階段模型中被模擬。

正如Scudder陳述的那樣，在文獻（de Wet 1988，Partridge 1989）中曾經有過圍繞這些理論模式的深層次討論，然而很不充分。但是大家都普遍認為，有必要努力尋求一套理論來解釋和說明移民的復雜性。

在要求開發一種更綜合的理論模型方面，Brenchin，West和他們的同伴在有關從自然保護區內移民的大量著作中強烈提出過。他們主張的許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發展決策并沒有充分預料到對移民的全面影響。因而非常需要一種可以解釋和預言移民的累積影響并且可以提供一種實踐中的引導的模型。他們寫到：

被專家和學者很少理解的似乎是移民安置的社會影響。當居民被迫遷移時，一些通常的影響可以被預料，但是對社區或其他社會組織所產生的集體的社會影響卻因案例不同而差異很大，直到今天仍沒有一種模型能預測累積的影響。

文章所提出的貧困風險和重建模型主要目的，是為了使“累積影響”能被理解，從不同的方面和他們的內部聯系。通過對組成整體的各部分過程建立模型，并且通過深思熟慮建立阻止和減少風險的機制。這個模型的建立及其取得的進步是以先前提到的模型經驗總結為基礎的。

相對來說，IRR模型是近年來才建立和開發起來的，在20世紀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為模型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該模型的最初的版本在1993～1994年，首次被大范圍應用于近200個世行項目的移民檢查。模型主要是基于經驗和理論而開發的。經驗上，主要來自于20世紀最后2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的關于移民方面的經驗的積累，參考了許多國家關于該方面的研究報告。理論上，主要得益于同一時期的移民理論方面的最新發展水平。①

①關于移民理論研究的各主要領域的最新發展水平在Cernea，1999年中已經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也可參考Cuggenheim，1994年出版的非自愿移民的參考文獻，但由于該出版物是1994年出版的，而之后的大量的移民文獻繼續以爆炸性的速度在增長。

三、難民和移民狀況中的類似之處

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展示的那樣，IRR模型在一些移民研究和實際實施中已經被應用過。然而，最近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最初為解釋開發項目引起的移民問題建立的這個模型，是否也有助于研究難民安置。這個問題出現于難民研究和移民研究之間建立溝通的嘗試與趨勢中，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和普及。實際上，因發展而導致的非自愿移民與為逃離暴力（戰爭或武力沖突）的難民之間有許多很相似的社會經濟問題。這兩部分人口占全世界范圍內遷移人口總數的很大比例。最近分別對移民和沖突后重建家園的難民的研究表明，他們之間有很大的聯系。

為了拉近這兩個領域的距離，很有必要首先在內部建立各自的理論。從兩者的特殊性和個性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常識，以說明這兩類人口狀況的共同之處。每一個領域必須努力提出新的觀點。成果目錄、結構性的對比以及理論模型，為建立兩者知識的最終結合作智力上的儲備。如Harrell-Bond和Voutira在關于主要國際機構的實踐上正確指出的一樣，要克服這種知識間的相互交流會有體制上的困難。但這并不會降低那些為知識整合而努力的學者的作用，實際上這反而加強了這種作用。考慮到可比的前景，Harrell-Bond和Voutira也強調“提出一種能夠適用于非自愿移民中各種不同情況（貧困、內戰或發展項目）的關于移民的理論模型”的挑戰性和難度。Voutira和Harrell-Bond強調說：“實際上對于各類移民……從方法論上說（貧困）可以用來作為難民和被驅逐經歷的共同特性”。然而因為貧困的原因和“成功”的定義不相同，因而很有必要保留這種差異的情況。

實際上，問題不是取一個理論模型并且應用或改變它的位置到在另一種過程中。挑戰主要是檢驗它作為一個研究工具所提供的增量價值以及創造性地使用它來說明其它過程。在這方面，Kibreab認為這個IRR模型是作為適用的工具可以應用于相關難民的研究和實際救濟工作中。“不管移民和難民狀況表面上的不同”，Kibreab寫到，“最近一項考查表明所謂的區別并不限制這個模型的適用范圍，而是使它更相關”。

四、IRR模型的四個基本功能

IRR模型關注于非自愿移民和重建這兩個過程中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問題，這個模型在記錄當時的活動方面非常同步，但是它也能及時地反映移民沒有得到恢復的狀況。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三個主要概念：風險、貧困和重建，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更具體的內容，如后面將會提到的，每一因素又反映出另一因素，貧困或重建的變化（如：失去土地、邊緣化、發病率以及社會解體）。這些變量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有的起著最初的作用，其他起著派生的作用（主要是作為給定環境下的一種功能），引進這些相互聯系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拓寬了關于移民過程的理論討論，也有助于說明它的本性、內部聯系、病態機理以及社會經濟補救方法。

這個理論模型指出了潛在風險和已發生風險的差別。所有的非自愿移民極易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風險，但不能消極地放任這些風險的發生。

我們利用風險的社會學概念來說明項目中的某些行為可能引發有害的影響——損失和破壞，這個風險概念是和安全相對的：移民的風險越高，移民的安全就越低。作為一個客觀事物，風險常常可以直接感知，也可通過科學手段來測量。風險的文化詮釋——社會風險或自然風險——能加強或減弱風險的嚴重性，甚至也可以忽略它，但這仍不能改變風險的客觀存在。

安置風險模型源于把綜合的、多方面的移民過程分解成可鑒別的、原則性的和通用的部分，包括：①喪失土地；②失業；③無家可歸；④邊緣化；⑤食品不安全；⑥發病率增加；⑦失去享有公共財產和服務的權利；⑧社會解體。本文將依次作進一步說明。

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內部邏輯，它建議阻止或克服貧困以消除風險。這個過程可以通過確定目標戰略，以及足夠的財務支持來實現，這個模型將顯示必須采取的策略和方法：①從喪失土地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②從失業到再就業；③從無家可歸到家園重建；④從邊緣化到融入社會；⑤從疾病增加到醫療保健改善；⑥從食品不安全到充足的營養的提供；⑦從財產損失到社區財產和服務的恢復；⑧從社會分化到社會網絡重建。

這個模型不僅強調可避免的風險，而且強調了重建策略——構造其用途作為重建行動的指南。像其他模型一樣，在要求或允許的既定條件下，為了減少某一個或某些因素的影響，可以通過重新設計，對模型的組成部分進行調整或“處理”。這就要求將這些變量通過它們之間的共同關系作為一個系統考慮，而不是將它們看成是一系列單個獨立的因素。

理解模型的各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能使決策者更有效地采取措施減輕風險或挽回損失。作為一個概化的模板，模型也具有兼容性，可以整合其他相關的元素以及適應模型應用環境的變化。

除了實用于單個的項目外，這個模型還可以用于整體政策制訂中。它可以引導移民過程的社會參與者，包括政府和決策者，社會研究人員，項目設計者，移民，執行機構和其他相關團體。該模型還可以與其他模型進行連接，以補充其他觀點和知識。

模型的4個不同而又相互聯系的功能為：預測（警示和計劃）功能；診斷（解釋和評價）功能；解決問題的功能（在引導和調節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設并展開理論領域調查方面）。

每一種功能的簡要特性描述如下：

1．預測功能

這個模型的預測功能產生于模型對以前項目實施經驗的總結，這些經驗總結可以幫助工作人員預測隱藏在新環境中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概括為8個主要貧困風險，預測實際上就是可能要出現的重大社會問題的早期警示，這個警示可以在搬遷決定之前較長一段時間內進行討論。這樣，這個模型就使管理者和規劃者有能力預先了解到某種規劃可能帶來的風險。

這個功能的實際用途就是它能使計劃者和移民清楚地提前認識風險，尋求其它選擇以避免移民或提出減少移民的措施、降低成本的策略以及處理的方法與步驟。不能提前認識到顯著風險，政府、機構和計劃者只能給他們自己以及受影響群眾帶來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2．診斷功能

這個功能，首先把對項目的一般診斷轉變為對手邊的具體項目情況的現場診斷，來進行解釋和評估。模型的這個功能可以看作一個用來引導評估工作和衡量在給定條件下某個貧困風險強度的認識工具。

診斷功能的實際用途是向決定移民的政府官員和深受其害的移民們，揭示移民的風險和可能后果。這個具體的風險評價（診斷）為規劃項目和預防風險提供早期信息和重要建議。

3．解決問題功能

解決問題功能源于模型分析的透徹和它具體的行動導向，IRR模型重視移民中的社會成員，他們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為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模型中鑒別貧困化風險的部分必須被完全倒轉，“堅持它的方向”，本文將進一步說明。通過從預測和診斷功能轉向提供行動指南，模型的實際功能大大提高。這個模型成為重建移民生活狀況，推進直接救濟機制和再發展的策略指南。

4．研究功能

對于社會工作者而言，IRR模型為他們進一步創建和組織的理論工作指明方向。模型激勵了關于在移民安置過程中的主要變量之間關系的假設的產生。同時探查關聯風險之間的相互聯系性、互補性或相互抵消性。

它的實際價值在于有利于以統一的方式搜集整理不同的數據，以及對文化背景相異，不同國家，時間相異條件下的相同參數進行比較。 　五、移民的主要貧困風險

盡管對于不同項目，情況會有很大的不同，但許多移民研究人員的經驗成果表明其中有基本規律存在。這種基本規律形成了清楚的模型。對比這些經驗成果，我們識別出8種常見過程并建立了一個綜合的風險模型。這些過程影響的轉化和累積導致貧困的快速顯現。在移民發生之前，這些過程僅僅是面臨社會和經濟風險的威脅。一旦沒有進行合適的反作用，這些潛在的危險會轉變成嚴峻的貧困化災難的現實。

這些風險不僅威脅著移民，同時也會影響當地（區域）經濟，造成重要損失和破壞。個別風險強度會隨當地條件而變化。但是模型的功能使其有可能預測這種典型的風險，以及它們是否會在將來同樣可比的移民過程中會發生。下面是每一種重要風險的簡明闡述，并用一些經驗證據來說明。

1．喪失土地

土地被征用使人們失去了創建生產系統、商業活動以及生活條件的主要基礎，這就是移民失去資產和貧窮化的主要形式，因為他們失去了自然和資源。

除非是在另外為移民們重建生產系統，或者給予他們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否則，一旦失去土地，受影響家庭就會變得貧困。Nayak指出在印度奧里薩邦的Kisan部落土地被征收，而補償并沒有恢復他們的土地基礎，喪失土地的貧困沒有減輕，反而迅速演變成對部落的其他風險和損失。在印度的Rengal項目中，Ota報告到搬遷后沒有土地的家庭的比例超過以前的2倍——從4．6％到10．9％；同時，Reddy指出在Singrauli附近煤炭開采項目的移民中，沒有土地的人所占比例從搬遷前的20％飛躍到72％；對肯尼亞的kiambere水電站項目的社會學研究發現，移民后農民家庭的平均土地占有量從13公頃降到6公頃；牲畜減少超過1／3；每公頃玉米產量減少了68％，豆的產量減少75％，家庭收入從10908肯尼亞先令減少到1976先令——82％的損失。在印度尼西亞，Padjadjaran大學生態研究所對Saguling水庫的移民進行了調查，他們發現移民家庭的土地擁有量減少了47％，而且他們的收入也被減半。在巴西也有類似情況。人類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從事農業的家庭來說失去土地所產生的后果通常要比失去房屋要嚴重得多。

2．失業

不論是城區還是農村移民，對于那些工作在工廠、服務業或農場的人來說，失業的風險很高，然而創造新的就業很困難并且需要較多的投入，在實際的搬遷之后，移民們中的失業者和待業者還要忍受很長時間才可獲得一份工作。

失業大體上有三種來源：在城區，工人失去在企事業或服務業的工作；在農村，勞動力沒有土地并且沒有機會在別人的土地上勞動，也無法獲得公共財產制度下的財產使用權；自己經營的小生產者——手工藝人，小店主及其他也喪失了生意的人。在1993年的馬達加斯加的塔納湖平原項目調查中，一些小私營企業——工廠、食品店、手工作坊，由于移民后沒有權利獲得相應的補償，而且失去了原有的商業圈和顧客。在印度奧里薩邦的Talcher地區的五個村的部落戶主的調查中，發現失業率從9％增加到43．6％，其他就業人口的從業結構從第一產業大幅度轉移到第三產業，受影響的部落及世襲階層的收入水平減少了50％～80％。對一些移民提供短期的培訓能夠掌握一些技能，但并不是需要的工作。發達國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加拿大馬尼托巴湖的Churchill-Nelson水電站項目中，土著的居民生產安置計劃如：養魚、水禽捕捉、皮草加工等沒有被實施，研究者發現這個社區非生產性時間顯著的增長。

移民失業在搬遷后的一段時間后才會出現，而不是立即。因為在短時間內移民可以從項目開發相關工作中獲得就業。然而這樣的就業是很短而不持久的，幾個大壩項目證據表明可以通過臨時的新的建設來吸引一些移民以形成所謂“就業繁榮”，但隨著項目結束而結束。這就形成了移民中長期或臨時的失業問題。

3．失去房屋

也許對許多移民來說，失去家園是個暫時性的問題，但對有些失去家園者而言，卻是個長期擔憂的問題。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上說，失去自己的家園以及失去歸宿群體的文化空間會導致一種疏離隔絕之感。對于難民，無家可歸和“失去歸宿”是其定義所固有的。

有關喀麥隆Douala城市項目，2000多戶移民在建房時遇到困難，僅有5％的移民得到了貸款去支付被指定的宅基地的費用。據來自于中國丹江口水庫項目報告，大約20％的移民沒有房屋并且窮困。在一些地方，強行拆遷居民的房屋是為了快速逐出在無主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烏干達的kibale公園）。當政府發動強制性的土地村有化政策并且強迫人們移民，家庭就會失去天然的資源和人工的財產并且要在長時期內忍受沒有居住地。如果拆遷房屋的補償是按市場價格進行估算而不是重置價格，那么移民房屋條件惡化的風險就會增加。

移民通常不能得到人力和財務支持以迅速重建房屋而被迫遷到“臨時”住所，這些住所類似于難民營，一夜之間就可建成。項目把“緊急住房中心”和“臨時安置帳篷”作為一種“臨時”后備措施（如印度卡納塔克邦的克利須那河上游大壩和灌區項目），然而卻經常演變成一種長期而不是短暫的情況。在北非毛里塔尼亞的Foum－Glebia灌溉項目中，881戶移民中只有200戶成功地重建了他們的房屋，其他人則住在帳篷或防水布下，并持續了2年或更長時間。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的Kukadi-Krishna灌溉子項目中發現，有59％的移民家庭在被搬遷后，仍住在臨時或半永久房屋中長達10到15年。然而可以通過充分的項目財務支持和及時的準備來避免移民無家可歸以及相關的失業、邊緣化和疾病的風險。

4．邊緣化

邊緣化是因為許多家庭失去了經濟能力和向地位低的社會階層變動過程中產生的。中等收入的農場主不會變得沒有土地，他們會變成小的土地所有者；小的店主和手工藝人會縮小規模且會跌到貧困線下。許多人在新的安置區無法使用他們以前所掌握的技能，人類資本喪失或者變得消極和無用。經濟的邊緣化常常伴隨有社會和心理的邊緣化，表現為社會地位的下降，對社會和自身沒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極端的脆弱。這種強迫性的搬遷和移民們的犧牲會導致移民自我形象的貶低，并且由于移民的社會地位降低導致他們經常被安置區居民所歧視。

邊緣化是多重的，當移民們到了新的安置區時，他們的文化地位被削弱，在那里他們成為“陌生人”且沒有機會和權利。在移民計劃中往往忽略移民的心理邊緣化及其所產生的后果。但是文化和行為上的不適應、焦慮以及信心下降在許多地方都曾被廣泛報導過。早在搬遷開始之前，相應的經濟上的剝奪和邊緣化就初顯端倪，因為遠在項目建設之前，搬遷區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就已經被停止了。部分但是顯著的耕地的喪失（如，因修建道路或渠道占用土地）導致了一些小型農場經濟上無法維持，雖然實際上他們似乎可以生存下去。當移民后靠安置時，他們在土地上被邊緣化，因為他們將失去河谷地帶的肥沃和高產的土地，而得到的卻是高程較高的而且貧瘠的土地。此外，邊緣化也出現在非農業收入來源的損失過程中，如在尼泊爾的Kule-hani水電項目和斯里蘭卡的Kotrnale項目中就曾經出現過。

對于城市移民，邊緣化在搬遷后的一段時期有一定程度地發生。例如，當移民得到一份臨時工作而不是得到一塊土地時，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其收入來源不是很穩定的。政府機構也默認這種移民邊緣化的持續，且他們認為移民無法恢復以前的生活水平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5．食物沒有保障

強制性搬遷會導致移民臨時或長期的營養不良的風險增加。因為其熱量和蛋白質的攝入量低于人們正常的成長和工作的最低需要。

食品不安全和營養不良是未妥善安置移民的結果和癥狀。在實際遷移中，食物供應量和經濟收入都會突然猛跌。因為遷移后的新地方正常的食物生產能力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可得到恢復，因而有可能造成長期的饑餓和營養不良。Green就關于難民和移民的與糧食有關的風險問題給出了一個綜合的觀點，雖然二者之間有顯著差異。接著，Hakim在對印度古吉拉特邦的Vasava部落移民中的糧食風險和結果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那里移民被強迫種植經濟作物來代替糧食作物。實際上這一點在所有的安置點都有報道。塞內加爾的Manantali大壩與水情管理項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用“發展導致的糧食不安全”這一概念對其進行了形象的描述。在斯里蘭卡的維多利亞大壩工程中，大約有55％的重新安置家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在使用食物救濟卡。在中國的Bailiambe水庫工程中，移民人均耕地面積從搬遷前的0．087hm2降到安置后的0.027hm2，當地的食物生產因此供應不足。所以，幾年中必須有每年75000噸的糧食救濟。營養不良風險會增加疾病和死亡的風險，而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早期的喪失土地和失業風險是否被有效降低。

6．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大量的人口遷移會導致健康水平的嚴重下降。發展帶來的社會壓力和心理創傷有時會伴隨著與搬遷有關的疾病的爆發，特別是瘧疾和血吸蟲病等。不衛生的用水和不健全的排污系統更增加了慢性腹瀉和痢疾等疾病的感染。免疫力最弱的一些人群——如嬰兒、兒童、老人所受到的影響最大。

經驗表明移民在搬遷后對疾病的抵抗能力要比搬遷前低得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帶來的一個間接影響是，在項目區內那些沒有搬遷的群體的發病率也上升。總之，在缺乏安全的健康措施情況下，直接和間接的疾病影響包括：心理疾病、衛生疾病（如腹瀉與痢疾）、水介疾病（寄生蟲病）等。在斯里蘭卡，傷寒在維多利亞大壩附近傳播甚廣。在Mahawelis項目的第C號移民安置區，患瘧疾的人由8．9％升到15．6％。在加納的Akosombo地區，20世紀60年代的短短幾年中，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移民前的1．8％迅速攀升，成年人中發病率高達75％，而在他們的孩子們中則高達100％。在毛里塔尼亞的Foum-Gleita灌溉項目中，學生中患有血吸蟲病的人增長到75％，農民的健康也因為引用臟水而惡化。在泰國的Nam Pong水庫中，檢查證實當地的發病率——肝蛭和鉤蟲感染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這是由于惡劣的生活環境和不健全的水處理系統導致的。

這個風險模型中所包括的健康惡化和喪失住所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前就被討論過。研究表明脆弱群體，如老人，失去原有房屋的直接影響就是導致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因為“社會壓力”而產生的精神上的疾病因年齡、性別、婚姻及職業狀況不同而有差別。

發病率的增加也會產生于新建水庫或新的水域周圍的意外事件中。由于缺乏正確的信息和預防措施，在印度尼西亞的Saguling水庫旁，在項目動工的最初14個月中，由于缺少必要的防護措施造成了一百多人溺死湖中。同樣，在印度尼西亞的Girata水庫，在蓄水后的頭10個月中，有10人溺死水中。

7.失去享有公共財產和服務的權利

對窮人而言，特別是沒有土地和資產的人們，無法使用安置區當地的公共財產（如牧場、森林、水域、墓地以及采石場等），從而造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顯著惡化。比較典型的是當地政府對移民原有的公共財產不給予補償。這些損失包括公共服務設施，如學校以及這一類風險中的群體損失。

kibreab提供了一種在公共財產資源、貧困以及貧困風險之間建立聯系的理論分析。針對典型的權力結構和移民的弱點，Kibreab指出公共財產資源的損失會對移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產生長遠的影響。經驗表明在所有地方，很大一部分家庭收入是來自于可食用的森林產品，薪炭林、公共牧區以及公共采石場。喪失了這些資源留下了一個大缺口。例如，在印度的半干旱地區，91％～100％的燒柴，66％～89％的家用燃料，69％～80％貧困家庭的牧草都是由公共土地供應的。據一份有關印度的奧里薩邦1950～1994年中造成移民的7個項目的研究顯示，沒有一項工程給予公共財產以補償。在印度的Rengali大壩項目中，移民前所有家庭都可以使用牧場和墓地，但搬遷后，只有23．7％的人可以使用牧場，17．5％的人可以使用墓地。當移民享受公共財產區資源的權力不被保護，他們就會侵犯受保護的森林或增加安置區公共資源的壓力，這本身就成為一個社會沖突和環境惡化的新的原因。

8．社會解體

強制性的移民擾亂了現存社會結構。導致社區分解和裂化、社會組織與人際關系的平臺被破壞，同時也使親屬關系變得淡化。互幫互助的關系網，當地脆弱群體組織以及自發組織的服務團體都被拆散了。這些非常有價值的所謂“社會成本”的直接損失包括自然的、物理的以及人文的資源損失（如前所述）。由于社會解體而導致的社會成本的損失，常常在項目中沒有得到考慮，也沒有進行賠償，而這種實際的損失會產生長期的影響。

曾經促使人們為公共利益或為個人需要而忙碌的社會關系網絡一旦被解體就很難重建。尤其是用分散的方式安置移民，隔開他們以前的鄰居關系，而不是以群體和社會單元的方式來安置。這些情況下的損失比起將移民整體安置在一起更大。由Behura和Nayak進行的關于印度一個大壩項目的社會學研究中發現，在親屬關系的社會解體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例如親情關系松散、疏遠甚至出現混亂，親人之間行為的約束力減少，家庭凝聚力降低。由于缺少購置嫁妝的錢，無力置辦婚宴和購買禮物，婚禮常被延期。移民與沒有搬遷的親戚之間的關系漸遠，家庭之間的來往也大為減少了。因此而帶來社區活動減少，豐收后的歡宴、朝圣不復存在，公共墓區一片混亂不堪。印度的一份關于Hirakud大壩研究的論文指出，“其經濟地位受到嚴重損毀的移民們”在重新安置許多年后都未能與安置區居民“融為一體”。“人們看上去繼續存在著，但是以往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它的空間、時間和文化基礎已經不存在了。移民歷史學家指出移民的代價已經遠遠超過了“純粹的金錢成本”：“所有代價中最大的是人們熟悉環境中的人際關系的疏遠，而要到一個陌生環境去面對新的社會經濟的不確定性”。貧窮不僅是因為沒有收入和財產——土地、住所和食物，相互幫助網絡的喪失直接導致并加劇了貧困——沒有權利，無依無靠以及變得脆弱。轉貼于 　六、風險強度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主要貧困風險的內部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它們經常影響著人們，被描述成令人延誤的風險。然而這種嚴重的風險群是強加在移民的身上，使他們的意志無法轉移。移民必須同時面對和處理這些風險，而不是單獨地去考慮。結果是一場危機。

隨著移民發生的環境、區域（城市或農村）以及時間的不同，各種風險的強度是不同的；有時，對于一個特殊的受影響群體甚至可能不會遭遇其中的某個風險。相反地，其他的風險可能會出現。個體的情況總是比一般情況來得復雜，而且有所不同。但是綜合性模型面對的是所有的情況，盡管個體有所差異。在理論和政策方面問題假設的基礎是，強制性移民本身就具有一個基本的風險屬性。

為了舉例說明這種變化，我們注意到近期研究表明，婦女所受影響更為嚴重地顯示出婦女在補償費標準上受到了明顯的歧視。例如，在印度奧里薩邦，規定未婚個人可獲得土地補償費的資格是男性大于18歲，但女性要大于30歲。從世界范圍來看，上述強制性移民的貧困風險帶給土著和部落群體的危害比對一般群體的影響更大。而且深入的研究，通過解釋這些人口的特殊的脆弱原因來說明為什么這一切會正在發生。

對處于一個特殊年齡段的兒童，受到了特別嚴重的影響，鑒于從印度取得的一些經驗，Mahapatra建議“上述貧困風險中應加入一條——失學對兒童的影響”。移民安置使許多孩子中斷學業，其中有些孩子再沒有回到學校。移民后，由于家庭收入下降，許多孩子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不同的脆弱群體應以不同的措施區別對待。

七、安置區居民的風險

在順利的移民安置中，安置區居民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由發展或沖突造成的大規模遷移中。在使用IRR模型時認識到安置區居民的具體風險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模型的完整性。

很顯然，安置區居民的風險在本質上或強度上都不同于移民的風險，但和他們有聯系并且也可能受到牽連而導致貧困。移民的大量涌入增加了對資源和社會服務的壓力，也增加了就業競爭。安置區物價會上漲，健康風險也會增加。文化沖突頻繁（在不同種族之間），社會緊張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另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同時威脅安置區居民和移民的生活。

對安置區居民利益最有效的保護就是制定具有詳細設計和資金充足的移民安置計劃。當安置點和安置區影響人口確定后，項目的計劃階段就是一個很恰當的時機來考慮移民和安置區居民的風險。經驗表明當移民有一些特有的機會時，如果有可能，明智的做法是讓安置區居民也享有這些機會。這樣可以減少兩者之間的緊張和競爭。

總之，IRR模型概括了很大范圍的危險——不僅是經濟風險，也包括社會和文化風險。它提出了關于移民的一種觀點，這個觀點揭示了貧困的發生機制，它的主要過程和范圍。這些包括收入性貧困和非收入性貧困，例如財產、房屋、健康、營養和教育方面的貧困，失去組織，喪失權利。在遷移過程中，人們喪失掉了所有形式的資產——自然資本、人工資本以及人文和社會資本。保護這些資本不至于損失是很必要的，但不僅僅是保護。因此我們認為重建策略必須是多方面的，要編制一個綜合的和系統的移民安置計劃。這將在IRR模型的第二部分“關于將風險分析轉變為重建戰略”中談到。

八、生活重建的基本過程

現在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移民模型能夠幫助預測和診斷遷移的風險，那么它也能指導問題的解決嗎？

回答是肯定的。風險和重建模型用移民的社會經濟重建的具體框架來補充它的風險診斷。模型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貧困化的預言者；而且也引導抵消移民風險和解決問題，這個風險模型必須轉過頭來，“逆向”去讀，這樣它會指出為移民的生活重建的道路，下面將進一步闡述。

九、反風險：模型的自毀預測

正如RObert K．Merton所指出，一個不良后果的預測可以當作一個“自毀預測”。也就是說，一個風險預測模型的最大用途不是體現在它所預測的災難果真降臨了，而是體現在由于人們采取了某些預防措施，使得風險不發生或造成最低程度的危害，使得預測的災難沒有出現。IRR模型的預測－規劃功能產生于它“集成”了智能的預警能力。這就是IRR模型可以摧毀它自己的預言的原因。

風險識別對好的計劃很重要。不僅僅是提供普通的警告，這個模型對不同情況下風險變化機理進行現場評價。它可以幫助識別每一特定人群遷移風險的具體組成，這樣現場風險評估能夠而且實際上一定直接導致和制定規避風險的計劃。作為一種工具，這個模型曾被用來為項目準備移民計劃。

正如前面所講一樣，IRR模型的內部邏輯建議要阻止和克服貧困，很有必要及時行動以攻克風險并阻止它們成為現實。識別風險并不是為研究的目的而進行，而是為了更好地計劃以避免風險。

從逆向思維的角度使用IRR模型，可以知道保護、重建以及發展應該采取什么方法。例如，為了避免移民導致的喪失土地，在遷移前甚至剛剛開始必須構思以土地為基礎的移民（當然要考慮當地的具體情況）。為了防止無家可歸，房屋重建計劃也必須提前設計。這包括不僅只有單一的方法，還有對移民可行的許多不同手段等。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個觀點，我們說IRR模型包括了兩個基本信息：政策信息和策略信息。在這個模型中體現的主要政策信息是，移民所固有的風險可以通過政策性的指令和財政支持的互相配合使用進行控制。但這種內部相互關聯的風險群不能通過零散的措施來控制。

這個模型中體現的策略信息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具體的移民計劃，主要是為了在一般的風險模型和實際的移民環境之間建立一個橋梁，并促使利益相關的機構和社會組織采取一致行動。單一的手段，例如，僅僅現金補償并不能抵消所有風險。簡單的補償并不能彌補策略的不足以及代替一個完整的計劃。

雖然政府有義務制定一種政策以恢復和分配所需的資源——資金的、機構的、技術的等等，但如果沒有移民的親自參與和創造，政府可能會構思出一個至上而下的不切實際的重建計劃，這樣的努力是無效的。所需的策略不僅僅是政府的單獨策略，而是所有人共同的策略。盡管可能會出現意見多極化的情況，但是重建中讓所有相關人員的參與（移民、當地領導、非政府組織以及安置區群眾）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發展導致的移民和沖突引起的難民在安置重建過程中的資金和技術措施會不同。對于前者，政府有義務為重建提供資源；然而對于后者情況并非如此。當然，兩者也有相似之處；模型中定義的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相同的，這些相似之處為處理難民與移民的經驗交流提供了一條聯系紐帶。 　十、重建的組成部分

任何非自愿移民的基本目的應該是防止貧困，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在以下進一步討論重建的組成部分時，我們將稍微調整一下，與闡述風險的次序略有不同。首先，討論兩個最基本經濟變量——土地和就業；然后再討論社區重建、房屋以及社會服務設施。

1．從失去土地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從失業到就業

移民重建的核心任務是使移民再次有土地耕作，有工作獲得收入而賴以生存。成功的移民重建一般都會與一些對策有關：確定同等數量的土地，開發和改良荒蕪土地，實行農業集約化或種植經濟作物，開展農業和非農業的多種經營，利用工程帶來的一些資源如水庫、灌區等。在安置區投資創造一些新的穩定就業機會也是很重要的。

在非洲，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安置方案常常被用來解決移民和難民的問題，為他們創造新的生產基地。Lassially-Tacob說明和對比了本文中這些經驗。在人口稠密地區，土地稀缺需要新的對策。在中國的水口大壩項目中，為了克服土地稀少這一難題，（中國）項目官員盡了很大努力把水庫周圍的山或陡坡修成梯田來植樹造林。由項目資助機械設備進行大面積土地開墾。在遷移開始前幾年便種植許多果園，這樣在遷移后果樹便快要結果。其中包括3533hm2的果樹，667hm2的茶樹，1733hm2的竹子，13333hm2的林木。集約化農業和種植模式的改變為大約20000名移民提供了新的土地、工作以及生計來源。他們的平均收入遠遠高于原移民規劃預期值。盡管移民的人均土地從0．065hm2降到0．021hm2，他們的經濟條件仍有很大提高。綜合開發策略和多種經營使水庫后靠移民受益，6％的移民從事養殖業（包括養鴨和養魚業），13．4％的移民從事交通、服務行業，19．3％的移民進入新建企業工作等。在印度尼西亞的Saguling程中，當地移民主動地將即將被淹沒的庫區的肥沃的土壤搬運到山上，改良那里的土壤。

綜合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用土地代替土地——或者用模式的術語——“以土地為基礎的移民安置”是迄今比現金補償更為成功的措施，更優良的措施，因為現金補償常常并沒有實現恢復收入，而仍需改良。另外，系統的研究表明僅僅提供新的土地并不能取得成功，即使對自愿移民也如此。技術援助和可行的社會政策性措施必須和以土地安置的移民而結合使用。

移民工程資助加上當地移民的主觀能動性和資源，可以將失去土地轉化為“耕作水面”的機會，也就是說，在新的水庫中進行水產養殖。通過發展水產業，許多新的水庫已經成功地變成移民收入的一個來源。在墨西哥的Aquamilpa庫區，1989年只有4．1％的移民從事漁業，然而到1995年底，已經有60．8％的移民從事該產業。印度尼西亞的Cirate庫區，從事網箱養魚的工人每月比同一地區從事農業種植的工人多掙56000盧比。

國家公園和生態保護區的建立總是重復地給當地居民帶來遷移的威脅。幾乎每一個案例都表明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解決土地和就業問題。然而對受影響人來說從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遷走簡直是災難。實際上很少的遷移——能像瑞典Mololtoja國家公園那樣能取得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因為選擇很好的土地，以很謹慎的方式來安置移民。這些例子再一次證明土地對生產重建的重要性。一種可以避免遷移的辦法是結合土地權利和在保護區工作中創造就業機會，幫助當地居民在保護區獲得既得利益以作為他們的收入來源。

培訓移民以掌握新的技能只有和市場或新的投資項目對實際的就業新技能的要求相結合才是有效的。在印度Dudichua煤礦項目中，378位移民中有225位經過培訓得到工作（每個家庭安排一個工作崗位），他們的平均收入是當地農村平均收入的8倍。在阿根廷的Yacyreta項目中，一部分制磚工人在有限的項目資金的幫助下，成功地重新開始他們的工作并且提高了收入。然而，一些重要的困難局面無法解決，在其他的一些具體政策上，土地安置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在無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或濫用征用權的陋習。通過界定，城市里“在無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主要居住在公用地，如“公用道路”用地和其他公用地，而且往往得到了市政部門的默許。同時這些人往往屬于最貧困一族。當新建項目需要占用他們居住的土地時，他們得不到安置只是被趕到其他的地方，而變得更加貧困。要解決這一問題，但處理結果又必須防止其他人效仿，確實是很困難，需要制定非常詳細的政策和法規。

另一個爭議的問題是征用權原則的無限制使用。一個很有價值的論點是，當為了新的發展項目要求土地的原所有者必須交出大量的土地時，這些土地的所有者應該成為新的發展項目的直接共同業主，在整個新項目的運行期一直是共同受益人。或者，采用其他措施而不是將土地全部征用，政府可以讓他們成立一個公司繼續擁有這些土地，然后將土地出租給新的項目使用，租用期限可以是1999年，或新項目的整個運行期。這樣就不需要強行使用征用權，使得土地被突然剝奪而可能長期陷入貧困。在選擇這些解決方案時需要仔細地權衡利弊，因地制宜靈活使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另一種理想的恢復和發展的選擇是在下游新的灌區安置水庫移民，然而這種方法很少使用。印度的一些邦（Madhya，Pradesh，Gujarat邦等）努力通過頒布限制新灌區土地最多擁有量的法律，在規定的區域內安置移民，這種措施應該加強以獲得安置地農民的合作。總之，提供土地和就業機會的結合應用是很好的恢復策略，尤其對于那些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的群體，這可以保證移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

2．從無家可歸到重建家園

在改善移民生活方面，改善居住條件是相對容易實現的。但對于住所和財產沒有任何補償的難民們，這會變得很困難。

從對世界范圍內的經驗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至少兩種相同的發現。首先，事實反復證明，因住所喪失而導致的貧困可以通過在移民項目預算中正確評估房屋重建成本而得到有效制止。其次，在全世界范圍內，移民們都顯示出對他們的生活水平能比過去有所改善的強烈愿望。他們通過增加實物（勞動力）和資金投入來實現這一愿望。即使身處背井離鄉的黯然和對低的補償標準的憤怒之中，然而對住宅的迫切需求以及渴望更好的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愿望使得移民們作出最大努力去建更大、更耐用的房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移民們采取不同的策略：動員家庭勞動力，請求親朋好友的幫忙，貸款以補充補償資金的不足，挪用部分土地補償用來建房，并分階段重建——首先修建一個可以建大房子的地基，然后根據家庭財力和需求，分階段修建房屋。

關于移民投資操作的大量經驗證據表明許多人使用一部分生產性財產補償來建房，他們使用超過房屋補償的錢來重建比以前更好的住所。

家庭住所條件的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更多的人均房屋面積，質量好的建筑材料（尤其對屋頂），服務設施便利（水電），安全的衛生設施，有家庭花園等。在房屋重建過程中典型的問題主要包括：來回往返平均距離變長以及在城區的運輸成本增加，支付能力和長期貸款（抵押）的負擔以及沒有合法土地身份的房屋的補償權利問題。從新房屋狀況來看，其生活水平不僅僅是“恢復”了，這已經在大量的項目中有說明：阿根廷yaeyreta大壩的首批移民；尼泊爾的hali Gandaki大壩以及進場道路的大部分移民；中國的水口大壩項目中，每戶的居住面積增加了25㎡；肯內亞的出口發展項目的移民。另外，在上海，因為排水項目導致的移民可以選擇租借國家的公寓或者購買私人公寓，而移民只須花費相當于1／3的建筑成本費用。另有報導在房屋重建中的方法創新，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使用的代金券。在西非多哥的Nangbeto項目，項目提供交通工具每天把移民送到新址，這樣使他們通過增加額外的房間以擴大項目原來所能提供的房屋面積。總之，廣泛的證據表明無家可歸并非不可避免，實際上，房屋重建并不意味著僅僅恢復到先前通常很低的水平，而是建得比以前更好。

3．從社會解體到社區重建，從邊緣化到融于社會，社區財產／服務從喪失到恢復

社區、網絡以及社會凝聚力的重建是很重要的，然而在現在的政府政策中它很少被認真考慮過。規劃人員往往忽視了這些社會文化和心理（不僅僅是經濟）因素，也很少關心安置區居民與移民共享服務設施以及移民的集體公共財產的補償等方面的問題。

上述三個方面是部分區別和部分重疊的。區分他們的原因是為了強調，在重建項目中使用這種潛在的協同關系巧妙地處理模型的不同變量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社區重建是群體組織行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而克服在單個家庭層次上的邊緣化行為。當村子或鄰區作為一個需要社區財產和公共服務的社區單位被建立，或者臨時將移民分散安置在安置區已有的社區中而增加了安置區現有服務設施及當地居民所有的公共資源的壓力時，現場方法要有所不同。

重建社區結構和社區所擁有的資源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關于斯里蘭卡的Mahaweli移民項目的研究表明，對移民最初的資源分配，包括有權享受公有財產資源，對于移民成功地在新地區安家落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享有公有資源的權利低于某一標準時（戶均或人均標準），就會非常危險，但是如果搬遷剛開始給予移民最基本的條件，然后進行后期發展扶持也能達到成功安置的目的。因此，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能使移民家庭擁有資源及其共享社區的資源得到增加，是成功移民安置的關鍵。這一結論在很多地方都已得到證明。

有一些來自中國、埃塞俄比亞、希臘以及墨西哥關于保護社區結構或者幫助形成新社區網絡的引人關注的經驗的報導。在中國，項目負責人必須通過法律與作為個人和團體的移民同時談判。政府提供的移民資金按一定比例在家庭（補償家庭損失）和代表社區的鄉鎮委員會（補償公共損失）之間分配。在遷移中社區所喪失的所有財產被估價并且由政府補償按照原樣或可比的標準重建社區財產，這些財產使移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恢復。移民村莊的一些社會組織可以在移民中發揮作用，并且繼續他們的存在和履行他們的職責。而且，在共同承擔損失（尤其是土地）方面，社區的團結性被充分體現，他們要求把本村內非移民擁有的未受影響的土地通過重新分配，使失去土地的移民也得到了土地，在這點上，中國的方法很獨特。

重建社區機構對成功的移民和生活的恢復是極為重要的。在埃塞俄比亞，Woldeselassie報告了在遷移后恢復村莊的宗教組織及其風俗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它可以集體組織去幫助最脆弱的群體以及被邊緣化的社區成員加快融入集體中。在希臘，Hirschon分析了希臘移民的經驗，表明在重新凝聚和整合過程中，共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可以克服物質貧乏，經濟缺陷以及不利的自然條件。因此，社區的重新凝聚不需要由經濟重建來實現，它本身可以超前進行。墨西哥的Aquamila移民項目不僅恢復了以前的社區服務，而且建了幾個新的社會服務設施。這些經驗是很重要的，因為對社區資源的恢復經驗似乎少于對私有財產的恢復，而為移民和安置區居民之間發生沖突留下了后患，總之重建過程的三個方面都需要建立機構以及安置區居民的合作。

4．從食品不安全到營養充分，從增高的發病率到更好的健康治療

營養水平和健康狀況最終還是取決于移民經濟水平的恢復進度（如食品，土地和就業）。但是在短期內，我們的重建模型要求，即使經濟水平未能恢復，也必須采取緊急的措施來抑制食品供應不足以及對健康和生命的威脅。借鑒一些成功的難民援助（緊急救濟）工作的經驗對解決移民的營養和健康風險問題以及重點關注最脆弱群體（兒童、老人以及孕婦等）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可持續的重建工程也需要長期規劃，除了緊急救濟措施之外，需要掌握大量信息與知識，并注重培養移民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

現有證據表明，相對于健康風險，移民的食物短缺風險更容易被移民機構注意到。對于這方面的風險防范很少有長期的規劃。移民本身也認為首先要解決的是食品需求。國際衛生組織（WHO）對湄公河流域下游的四個國家（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研究表明，減少大壩水庫移民健康的負面影響最有效的長期策略是建立健全衛生機構。研究建議四個國家把“人類健康因素都考慮進入所有的一體化流域開發項目中”，以預防高疾病率和死亡率的風險。多哥的Nangbeto大壩項目提供了這方面參照的成功實踐的例子：它引進了一個貫穿整個建設期間內的連續的健康監測研究計劃，這有助于保護移民和安置區居民的健康狀況。

移民生活重建的形成部分已在上面分組說明，但很有必要再一次說明模型強調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的關系。因此，優化重建策略要求在考慮由地方項目環境所決定的內部優先權的同時要注意跟蹤這些關系的趨勢。

總之，IRR模型的重建部分為沿著幾個清晰的方向跟蹤移民重建提供了廣闊的藍圖。提供的證據表明：①貧困風險可以被成功抵制和消除；②生活重建盡管很難，但只要明確了具體的方向也是可行的；③可參考的積極的經驗在不斷增加。

十一、現行移民實踐的必要發展

IRR模型如何與現在發展項目非自愿移民的一般實踐操作相對照？

證據表明IRR模型的框架在某些方面超前于現在一般的移民實踐活動，它的廣泛應用將明顯提高移民實踐的標準和操作水平。它帶來了一系列有別于傳統方法和手段的新的要素。它建立在目前最新的移民科學研究基礎之上，為發展項目的移民問題提供了一種診斷、費用估算、規劃、資金管理以及實施的更好方法。這能切實糾正目前某些被廣泛批評的移民分析中的缺陷以及執行中的不足。

IRR模型完全適合于目前最新的移民政策，并且給出了一個有效的方法，以廣泛提高這些政策實施的延續性和效力。1980年最早采用的世行移民政策導則（后來1986年，1990年以及1994年又正式地被強化和修改），已經逐漸被其他援助組織采用。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亞洲開發銀行（ADB）等。然而更多機構的重點和嚴厲的監測要求它們的一致性應用。如在這些導則下項目準備階段所應用的經濟分析方法經常與導則本身不一致，它們為費用的具體化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以及非常不完善的風險分析。貧困風險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在世行、亞行或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助項目中得到普及。對于沒有明確的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來說，IRR模型可以為這些國家在制定移民政策導則時提供幫助。

作為計劃和監測的工具，在過去的四五年的時間里，IRR模型已經在不同國家的一些項目中得到應用。在印度和菲律賓，有報道說在移民準備和計劃階段應用了IRR模型。其他主要的應用在于移民操作的現場監督和項目實施的監測工作。在非洲南部的萊索托王國，Scudder提出了一系列指標來評估國家大型水利工程項目造成的貧困風險以及實際發生的影響。在Mathur和Marsden的書中寫道，來自于印度各邦的移民規劃人員和業內人士在一個研討會上對IRR模型在移民規劃上的潛在用處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然而，對于大部分有移民的建設項目來說，在其規劃期間并沒有系統地解決貧困風險問題。這主要發生在對于項目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沒有太多要求的一些國家內部項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由雙邊、多邊捐贈機構或放貸實體資助的項目中。

IRR模型可以與其他項目風險工具相互銜接，并且可以改進和提高其中的一些方法。我們主要強調了糾正常規的規劃方法中三個暗藏的缺陷的必要性。這些將會導致忽視貧困風險的缺陷包括：①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方法中的缺陷與不完善；②過分信賴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盡管它存在著明顯的不足；③缺乏真正的協商和受影響人的參與。

下面將逐一論述。

1．傳統風險研究方法中的缺陷

目前常規的“風險分析”是項目經濟和財政準備方法中的一部分。然而遷移導致移民的風險并不屬于常規風險，也不屬于由規劃者在項目經濟分析和財務分析中所進行的敏感性分析。

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主要評估影響項目投資收益率的風險的起源和規模。評估關鍵變化（如項目執行期限，成本超支，地方配套資金的能力等）所引起的變化量以及項目凈現值對這些變化的敏感性。對每一個這些變量的敏感性都要進行分析，因為每一個變化都會影響項目的產出以及對投資者的回報。必要時，對所有備選方案及其不可預見性進行敏感性檢驗，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減少財務風險以使投資收益最大化。

但是傳統的經濟風險分析（簡稱CBA）并不包括對受項目影響人群的風險。傳統的項目經濟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通常用來識別、估計以及幫助阻止對項目和投資者的收益率所面臨的風險，它們并不被用以識別和衡量包括受項目影響的移民在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所面臨的風險。這僅僅是現行項目風險分析中的基本缺陷。這種分析方法的偏見是很明顯的：對項目投資者以及投資基金的風險被仔細分析和衡量，而對受項目影響的人群的移民的風險卻往往沒有得到同樣嚴謹、具體和系統的分析。遷移所引起的風險僅僅是影響投資的間接風險，它們被排除在投資風險分析中所謂的“典型”風險類型之外。這和保護人們的利益和幸福的最終目的有沖突，它也有悖于減少貧困的總體政策目標。

因而，結論是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方法必須從根本上進行修訂和拓寬，使其包括項目對作為項目利益相關者的被影響人所產生的風險。也就是說項目風險分析必須明確包括在IRR模型中重點提到的貧困風險，并且提出保障措施，以及在可能的范圍內設計出風險保護和社會安全網。

對可預見的貧困風險的最佳防范措施是尋求能夠避免移民或者至少可以減少遷移人數的替代方案。這樣的替代方案有時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例如，可以通過修正高速公路路線以避開現存住宅區；改變大壩的位置，或減少大壩高度。然而，當不可能完全避免產生移民時，政策制訂者和規劃者可以在模型的指導下，制定一些具體的措施來防止每一個可預見的風險。這些措施可以是經濟、財務、技術、法律或文化方面的。他們應該和風險程度相對應，一個有經驗的規劃者會識別出每一個具體案例中哪些風險會較多出現，它們怎樣相互作用的，以及那些風險需要首先得到遏制，以發揮積極的連鎖效應使其他風險的發生得到避免或減少。

2．成本效益分析（CBA）完整的原因

更遠地說，過分依賴CBA來評價有移民存在的項目，是粗暴地對待這些項目所固有的貧困風險的另一個主要原因。CBA分析是完全不充分的，因為它僅僅是宏觀經濟的工具，并不能說明成本或收益在項目利益相關者中的分配。

當項目總收益與總成本的差額超過了可接受的幅度時，CBA分析法便認為項目是可行的。但這種判斷很不充分。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項目影響人口的損失和傷害沒有在項目收益中得到補償，因為這些收益的分配沒有被相應劃分。移民很少被列入這些項目的直接受益者之中。因為CBA分析方法不能預見和引導項目將來收益的合理分配。這種成本和效益的整體計算掩蓋了項目效益在分配上的不合理和隨意性。第二，移民真正的損失和全部成本也沒有得到正確評價和衡量。因而，他們也沒有在項目的CBA中被包括和充分考慮。

因為從經濟方面判斷項目可行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為基礎的，因而補償水平總是盡可能被降低以遵循CBA的成本最小化原則。因而，移民中最常用的措施便是給予移民盡可能少的補償，以把很大一部分真實成本外部化，而且放任移民在搬遷后自己去謀生。盡管這種方法在許多項目中已經導致貧困的大量肆虐，但它卻仍被廣泛使用著。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對資本損失（物理的、自然的、人文的和社會資本）的分析，說明在現行程序中許多社會經濟成本往往被忽略。在現行實踐中這些真實成本很大一部分被“外部化”。這些被從項目預算中剔除出來的成本被加到了移民身上。這就是為什么通過總成本－收益計算來判斷對個人的成本在邏輯上是粗糙的，而且掩蓋了真實的貧困影響。它低估了個人的損失并且給社會經濟留下了許多沒有解決的負面影響。

發展項目為受益者們帶來的長期收益的事實并沒有為移民減輕一絲被逐出家園的痛苦。在現階段，個人損失既沒有從總收益中扣除，也沒有被項目受益人支付。這些成本中被補償的僅僅只被征用財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以“為了更多數人獲得更大利益”的名義，使其他大部分成本由占很少比例的受影響群體作出犧牲來承擔。這種不合理性有悖于社會公平，同時也損害了發展的目標和計劃的實施。而且在項目經濟分析中使用這種不完整的分析方法不利于促進規劃人員尋求真正可行的解決方案。總之，這個CBA方法以及它的片面應用，是造成忍受不必要風險的原因，而且，由于忽視，也是造成本來可以消除的負面影響擴大的原因。

為了克服CBA方法中的缺陷，應該在發展項目分析方法中引進具體的分類分析方法。涉及移民的項目是項目殊的一個子類，它要比其他項目在項目影響上更具復雜性，因而它們應該包括一個不同于CBA的特殊的經濟和財政分析方法。這種分析必須強調分類進行。“平等原則”要求根據不同類的受影響群體（受正面或負面影響）來分別計算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不加選擇地以整個社會或整個項目進行計算。這個要求來自于不同的影響必須被識別的原則。事實上，也是這個原則要求采取如移民政策這樣的保護政策。因此，這個原則應該被貫徹到經濟分析方法當中以區分這種不同。

在許多國家中仍然存在不合適的移民成本分析方法，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缺乏相應的政策和法律體系，而這些是為了保護那些由政府或私有部門投資項目所引起的移民的權利。在這樣的政策真空狀態下極易出現專橫武斷。需要通過對發展目標和策略進行公開辯論的方式，建立平等的政策和修改過時的與移民有關的政策條款（如土地征用、征用權法或其他法律）。因而不僅僅是一些過程而且對在決策者、政治家以及工程人員大腦中的固有觀念也有所影響和改變。要在許多國家和發展機構內進行政策辯論和政策決策以要求改變項目經濟分析、風險分析的方法以及CBA方法以應用到非自愿移民項目中。

也許單獨而又片面地應用CBA方法最為嚴重的后果是項目移民的資金不足。如果移民的損失沒有在補償中被公平計算，而且經濟和財務分析中沒有把恢復生產和發展所需的投資列入預算，那么對移民的最終財務支持必然是不充分的。結果使得貧困變得便不可避免。

對照一下，我們認為這種貧困的解決辦法是不僅僅只考慮“經濟補償”而且也要考慮“經濟恢復”和發展。這種區別是基礎性的。它要求除了補償外，要充分計算移民成本和投資分配。這意味著需要一種比CBA方法更為優越的移民經濟分析方法，并產生不同的移民財務支持模式。

必須明確說明，一個移民家庭和社區的生產性恢復的成本一定會高于這個家庭和社區財產損失的市場價值。因此，單純的補償對于恢復移民以前的社會經濟基礎是永遠不夠的，如果移民計劃僅僅圍繞財產補償，將無法達到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政策目標。因而很有必要創建一門新的移民經濟學，把重點從現在通用的以補償為基礎的經濟學轉變成恢復經濟學。新的恢復經濟學將除了提供補償以支持移民發展外，還包括確定移民活動需要增加的投資。提出這樣一種具有一整套獨立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恢復經濟學，對于經濟學家們是一個職業性的挑戰。但是最終批準和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學是一個政治行為，它是用以解決發展中難題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結論是無可回避的：因為政府機構利用政權和法律的力量進行征地和移民，所以政府有責任使移民恢復他們以前的生活狀況，并且分享他們由于遷移所可能帶來的收益。

只有通過制定政策使移民能夠分享他們曾有過貢獻的項目的收益，移民生活重建所需資金才能夠真正得到滿足。Van Wicklin已經提出了提供這種分享收益的許多選擇方法。在其他可利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這種分享不僅是一種平等而且是必需的方法，使重建的真實費用得到財務支持。

3．移民參與風險分析

最后，在項目準備期間和最終決策之前缺乏和即將搬遷的移民進行商議，客觀上配合了由不完整經濟分析方法提出的謬論。潛在的受影響群眾的參與對于“開發性移民”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移民規劃和實施機構的能力較差，使得受影響群眾的參與變得更加需要。

在早期警告和實施可行的預防性行動方面，規劃人員和移民之間的信息和交流是一個重要的手段。然而，信息交流仍然很少發生。在決策者和受影響人群之間缺乏交流是導致移民失敗的一個原因。正如Mairal和Bergua曾明確指出，在認識移民所導致的風險這一點上，將要遷移的人和技術專家及機構的想法會有很大不同。他們的研究已經證實機構沒有掌握對風險的預警“導致了在西班牙Zaragoza壩區沖突擴大化”。

對移民自身而言，IRR模型的預警功能使他們以及他們的組織認識到風險，并且及早參與、協商并提前采取策略。移民必須即時準確得收到信息，充分理解近在眼前的遷移，克服懷疑和不滿情緒。當移民不可避免時，IRR模型通過預測搬遷可能會帶來的一些列連鎖反應，通知移民及時參與并選擇應對方案，在搬遷前盡量讓移民做好充分準備，以保護他們的權利。

相反，在信息和交流方面的不暢通會導致“負面參與”，即竭力反對搬遷、抵制開發項目。一些機構采用了不明智的方式，對移民和移民權利封閉信息，實際上導致了這種反面效果。用封閉信息來代替參與和公開，往往被某些官員用來防止恐慌和壓力。然而這實際上是自欺欺人的。它取代了早期對移民們重建生活的動員。他們的作用是移民中很重要的因素，盡管這一點在移民文獻中很少提到。

4．移民研究和IRR模型

為了總結說明IRR模型，很有必要簡述一下自從這個模型問世以來，它在現在及以前研究中的應用。

在最近幾年中，IRR模型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討論，而且服務于現在許多發展和研究項目。在印度奧里薩邦，由社會經濟發展所（ISED）進行的大型研究中，把IRR模型作為他們研究7個大項目（大壩、熱電廠、礦場以及企業）引起的移民的理論和方法基礎。樣本包括31個村莊、441戶、涉及2274人，樣本來源于95個受影響村莊，1977戶。這個研究是印度有史以來進行的關于移民影響的最綜合和最完整的調查之一，在大規模的現場調查的要求下確定了這個模型。它的主要成果是圍繞著IRR模型中貧困的風險展開的。另一個研究圍繞“消除貧困風險”出現在印度的Rengali大壩研究報告中。這個研究衡量了每種不同風險的實際影響，分析了抵制風險的辦法，并且建議在現場中需要的措施。在水利工程項目國際監督小組的要求下，關于貧困風險及其影響的研究在非洲南部萊索托王國展開；在尼泊爾的Kali Candaki項目，模型在幾個正在進行的移民影響評估研究中的得到了應用，總結了很有用的移民經驗，并且提出了可行的建議。

在最近四五年內，在哥倫比亞、南非、印度、美國及其他地方舉行的國際科學會議上都廣泛討論過IRR模型的理論含義及潛力。一些書籍和大量的論文對模型的有效性進行了討論，檢驗其應用性，或者對其中的模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發。1999年，印度移民專家L．K Mahapatra出版了一本書，書中寫到了他所進行的對模型的最初檢驗。作者對印度近20年到30年移民文獻中幾乎所有的經驗研究進行了廣泛的回顧分析，通過研究文獻中記載的發現來說明這個模型是否有效。他的分析證實并肯定了這個模型。Parasuraman在他關于印度移民的著作中討論了由IRR模型所確認的貧困風險，并且指出“在印度，喪失土地是引起遷移后貧困的一個最主要原因”。M．Basu研究了IRR模型和“基本需求”模型之間的聯系。Juliette Hayes從IRR模型的風險部分發展出一種關于移民過程的“資本損失模型”。

一些學者建議通過包括其它不同風險和損失來拓展IRR模型，如喪失享用公共服務設施，喪失公民權，或由于搬遷移民中的學生暫時不能上學。是否將這些風險加到通常的風險模型中仍需考慮，但是這些建議都增加了模型的靈活性和可用性，使它更趨完全。文章即將付梓之時，Robert Hackenberg在《人類組織》雜志上的論文已開創在這個雜志上由人類學家們進行關于貧困風險和非自愿移民經濟和重建的“公開討論”。

在哥倫比亞，Robert Muggah在難民問題大規模研究中，對IRR模型進行了檢驗和應用。這個研究的重要發現是關于的由沖突引起的內部人口遷移的一些特殊約束和要求，它為難民安置建立嚴密的自下而上的機構及其能力提出了要求。接著，Crisp按照IRR模型，認真回顧了聯合國高級難民署（UNHCR）在莫桑比克大沖突后難民安置規劃。關于“分化的社會又走到一起來”，Crisp指出“從社會分化到社會重建”這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