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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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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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目作者：

論文題目(宋體二號、不超過20個字)

作者姓名宋體四號

(單位全名部門全名，市(或直轄市)郵政編碼)宋體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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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體四號：摘要內容宋體小四號

關鍵詞宋體四號：內容宋體小四號

三、引言部分：宋體小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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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級標題宋體三號標題1

1.1二級標題宋體四號標題2

1.1.1三級標題宋體小四號標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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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宋體五號

①注釋1宋體小五號

②注釋2宋體小五號

[參考文獻]宋體五號

[1]參考文獻1宋體小五號

[2]參考文獻2宋體小五號

日語文學論文范文欣賞：

《淺析日本文學在日語學習中的作用章明》

[摘要]文學與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日本語言學家森田良行先生在《日本語的視點》一書中指出的，“語言正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離開文化的視點考慮語言就無法看到真正的語言”，而文學正是社會文化的集中體現，每一階段的社會文化都會衍生出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因而對于文學的學習，在高年級的日語教學中就格外的重要。對于有一定日語基礎的高年級學生，為了更好的進一步提高日語學習的水平，不僅僅需要加強文法知識的學習，同時還需要加強對日本文學的學習與理解。

[關鍵詞]日本文學；日本文化；語言學；思維方式

當前，在高校日語本科教育階段高年級，大部分學校都開設了日本文學這一課程。教學內容多為日本文學史簡介和日本文學作品的選讀。然而在實際的教學調研中，卻發現不少學生對這類課程的興趣不高，認為文學史和文學作品的學習對于日語的學習沒有太大的幫助，因而忽視了這門課的學習。以下通過對日本文學在日語學習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對今后的日語學習者起到一定的指導意義。

眾所周知，語言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離開文化的視點考慮語言就無法看到真正的語言。正如瑞士的語言學家索旭爾所說，語言是人們所進行的普遍的言語活動，其中又可以分為社會的側面ラング和個人的側面パロール。然而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的語言卻不盡相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每個國家的社會的側面，即所謂的“ラング”是不同的。具體到日語來說，如同橋本進吉博士說的那樣，“日本民族使用的語言是日語，作為日本民族自身的語言來說，只能是日語。正因為如此，日語可以理解為日本民族的語言”。上田萬年也曾說“國語是帝國的藩屏”。那么日語作為國家的語言，自然就伴隨著日本人的主觀感情，帶有排外的情緒。可見，日語語言的學習離不開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的了解。而文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民族性。日本文學反映的只能是日本民族的社會生活特點和民族的文化傳統等，因而日語的學習離不開文化的學習，而文學就恰是架在語言和文化間的橋梁。

首先來了解日本文學和文化間的關系。日本社會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經歷了奈良，平安，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江戶，一直到發展到近現代。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特色的文化，這一點通過文學史方面可以清楚的得知。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日本，每個時代的文化烙印都在日本文學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從樸素的上代文學，到纖細優美的中古王朝文學，再到中世的武家文學，近世的町人平民文學，進而到受西方文學影響深遠的百家爭鳴的近現代日本文壇。換言之，日本文學史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一部濃縮的日本歷史和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學以其特有的各種方式記載了這一文化變遷與發展。在今天的日語學習中，大家都不難發現日語中有大量的漢字繁體字和變體字的存在，當然這些字中有同形同義的，也有同形異義的，甚至還出現了一類特有“和制漢字”。然而日語中的漢字的用法和意義和漢語不盡相同，要學好這些詞單靠機械的記憶肯定是不行的。學習的過程中，大家如果結合日本文學來學習，就會變得簡單很多。

日本上代文學的產生就始于奈良時代漢文的傳入，日本社會才從口承文學走向記載文學，也才有日本歷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古事記》最初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對漢字的使用只是照搬式的借用。隨著樸素的《萬葉集》的問世，出現了日本今天假名的雛形——萬葉假名。日本人對漢字的使用開始了初探。然而隨著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日語也開始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從最初的和歌到中古的物語，日記，到中世的隨筆，近世的俳諧，近現代的小說等形式多樣的文學發展，日語也經歷從漢文，到萬葉假名，和漢混淆文，再到假名，和制漢字等，在文學中都可以找到它們的發展蹤跡。由此可見，日本文學的學習有利于加強對日本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才能更好的學習日語。

此外，從日文文學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要想學習好日語，必須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思維心理，否則很容易將文法用錯場合，或聽不懂日本人隱藏在言語中的真實意圖。在這舉出一個教學中的例子，“土を踏む”一文，描寫兩位從山口縣來到東京的學生在東京生活了2—3天后的感覺，即沒有腳踏土地的感覺。很多學生學習這篇文章后覺得內容很可笑，紛紛會有這樣的疑惑，“沒有腳踏土地，難道天天是飄在空中的么”，“難道天天不用走路么？”等等。有這樣的疑惑的產生，是對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的一種誤解。其實沒有腳踏土地的實感，只是日本人對于處于喧鬧繁雜的大都市的一種壓抑的感情的表達。然而，日本人為什么會有如此強烈的壓抑感呢？這與日本人的親植物性的心理和纖細敏感的思維習慣是分不開的。

早在《古今和歌集》里，就有很多通過對植物的描寫來表達人物感情的和歌。因而不少的枕詞和季語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植物，有表示春天季語的“馬酔木の花、タンポポ、菫、”，表示夏天的“青嵐、紫陽花、”表示秋天的“無花果、蘭、”和冬天的“梅”等。可見日本人的對植物和自然的親近與喜好。日本名著《源氏物語》中的很多章節，紫式部也用了植物的名稱來命名，比如桐壺，帚木，夕顏等。芳賀失一先生曾這樣說過：“將

人事和自然比較的話，從人生很容易聯想到自然，而自然也能更直接的表達對人生的思念。”正因為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有這樣強烈的親自然性和親植物性，才會有今天的“不能腳踏土地”的苦悶，在東京這樣高樓林立的大都市中，接觸自然接觸植物的機會少之又少，滿眼望去的都是現代化都市的建筑，沒有了自然的實感的一種苦悶心情的表達。毫不夸張的說，日本文學是日本人思維習慣與思維方式的一部活的辭書。

再次，日本文學的學習與日語語言學的學習和研究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學的學習研究簡要說來，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類：一是詞匯的變化發展，而是文法的變化與發展。今天當我們要對日語詞匯或者文法本身的用法意義進行研究的時候，就需要大量真實有效的材料，一般可以從朝日新聞或青空文庫等地方搜集資料。所謂的青空文庫，便是集合了文壇大家的從古至今的文學作品文庫。能被人廣泛的傳誦閱讀的文學作品，無論思想上還是語言的運用上都是經過了無數次修改提煉后考究的語言，因而，無論是作為日語學習者的示例，或是作為日語研究者的語料，都是相當具有價值的。例如，對格助詞“が”的學習中，對于在現代文中既可以來提示主格，又可以提示所有格的助詞，很多日語學習者對這個很難理解，因為在中文中的所有格“的”和主格助詞“是”之間是不能互用。然而日語的主格助詞“が”在一些場合可以和所屬格助詞“の”通用。比如，“わが校”就等于“私の學校”，“私の好きなもの”等于“私が好きなもの”，而“私の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則可以用“私が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來代替。對于這樣特殊的情況，很多日語學習者頗感疑惑，但如果有學過日本文學的學生，應該就可以知道，在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學中，《萬葉集》里的很多和歌里的“が”并不是作為主格助詞出現的，而是作為所有格助詞出現的。緊接的平安文學的早期，日本文學中第一部物語《竹取物語》和日本文學第一部日記《土佐日記》中，“が”的用法基本都是所有格助詞，直到平安的中后期，在《源氏物語》等作品中“が”才有了作為主格助詞的用法，至此慢慢發展演變為今天的主格助詞，但也還保留了其作為所有格助詞的一些用法。

綜上所述，大家不難看出日本文學在日語學習中的重要作用，不僅在于學生更加形象生動的理解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而且對于了解日語本身用法和意義的演變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一言以蔽之，為了要提高日語學習的精準度，就必須要對日本文學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

參考文獻：

[1]日本文學選集，趙曉玻，應杰，陶振孝編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

[2]新総合國語便覧，三好行雄，稲賀敬二，小尾郊一編著，第一學習社，1998年.

[3]20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謝志宇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

[4]平安日本，茂呂美耶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

第2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本視角；新視野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7-0181-02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和交流過程中發生和發展起來，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學格局之中的，但是，很長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卻處于封閉的相對獨立的研究狀態之中，對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缺乏足夠的重視與借鑒，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益呈現出一種世界性的多元發展的格局。在一種新的開放的文化語境中，文學研究再也不能僅僅依據一種文化眼光、一種傳統理念，來闡釋和評價文學了，封閉性的研究正面臨著各種外來視角的沖擊，越來越體現為多種文化與文學的融會貫通的跨界活動，而“日本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巨大而獨特的思想資源和參照坐標，正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但是，盡管如此，整個學界對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缺乏全面而系統的學術研究。以往對日本研究成果主要以介紹為主，研究的比較少，多是零散的文章和局部研究，也多集中在竹內好研究上，系統性和整體性不夠，而且理論性不強。在這種背景下，劉偉的《“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書的出版，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專著，也是近年來研究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新探索。這部著作主要體現為如下幾方面特點：

首先，這部著作在國內外第一次提出了“日本視角”的概念，并將其納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范疇中，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都尚屬開拓性工作。《“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選題表現出寬廣宏闊的國際視野，具有顯著的創新意義。論文既有“日本視角”歷史脈絡的梳理，又有竹內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個代表性學者的典型剖析，這是有難度的選擇，三位日本人的精神高度至今為中國學人弗及。論文抓住了重點，又不放過細節，通過對竹內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個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特視角成功經驗。

在世界范圍內，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如此關注中國現代文學。從最初的作家、作品的譯介和文學活動的報道，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研究會”成立所肇始的學術研究，再到一直延續到戰后以反省日本近代化為目的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活動的深入發展，經過一個世紀漫長的歷史考驗和學術積淀，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至今已形成了悠久的學術傳統與宏大的研究規模。在這過程中，涌現出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學者，其中，竹內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學者是其中具有標識性的代表人物。

竹內好是日本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由他創建的“中國文學研究會”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他關于魯迅研究所闡發的思想和研究的方法論，被日本學術界習慣上稱之為“竹內魯迅”，但是，這一理論體系在后來者的繼承和被挑戰中，不斷得以突破和發展。伊藤虎丸就是在竹內好的影響下，走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道路，并在繼承和超越竹內好的過程中建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因而有“伊藤魯迅”之稱。相比之下，木山英雄表現出獨有的思想與行為，不僅突破了日本學界的“政治與文學”的慣性思維，而且找到了別于中國智慧的表達方式，在魯迅和周作人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雖然，以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為媒介對日本近代化進行深刻的反省與批判，構成了竹內好等這批戰時和戰后知識者基本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視角，但是，相異的思想資源、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又使他們的研究視角各具不同特征。像竹內好關注魯迅矛盾而復雜的精神結構，從哲學視角加以“玄學”探究；伊藤虎丸則從思想史的視角追溯魯迅與明治末年日本文化背景的關系，探討魯迅的個性思想原點，并立足于大正日本同時代的視角，展開創造社的研究；木山英雄充滿哲思意味的《野草》研究和“相對化”視角的魯迅周作人并行研究，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個性與魅力。劉偉的《“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過置入于20世紀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流程中的竹內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個案分析，考察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過程，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日本視角”的獨特個性與內在規律，并對兩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關系與影響進行一次歷史總結和深刻認識，為深化和促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動力和理論參照。

其次，這部著作對三個主要學者的基本情況的把握深切到位，顯示了良好的學術感覺與理論穿透力，可以說是相當準確把握了對象的實質——不僅揭示了各自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立特質，而且深入挖掘了各自的思想淵源——包括與日本思想的內在聯系與中國學術的關系。本著作是對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進行全面整合和重新認識，融入了哲學、思想史理論和比較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學術價值和方法論的實踐意義。

這部著作指出了研究“日本視角”和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意義，解明了以竹內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為中心進行個案分析的標識性和代表性，并對中國學界對上述三位日本學者研究的情況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著作考察了日本戰前、戰中和戰后，以及近三十年來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并在對日本魯迅研究歷史比較細致地梳理的基礎上，揭示竹內好魯迅研究的特點與意義，探討了“竹內魯迅”的內涵、《魯迅》中的“竹內視角”和“文學主義”，以及在學術基礎上與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和西田幾多郎哲學的精神聯系。這部著作在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語境中，凸顯伊藤虎丸對于魯迅和創造社與日本文學關系研究的特征與意義，重點討論了“伊藤魯迅”的形成、伊藤虎丸對于魯迅“原點”的思考和以“文化的觀點”對魯迅“個”的思想的揭示，以及與作為其“思想資源”的竹內好和丸山真男的關系。在梳理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基礎上，這部著作考察了木山英雄的研究特點，重點突出木山英雄與眾不同的研究視角、學術立場和個性特色，以及思想文化背景里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及其對竹內好“政治與文學”框架的突破。在此基礎上，著作還進一步總結了“日本視角”和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示與借鑒，以及借助溝口雄三思想對其進行反思和批判。應當說，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與中國的研究迥異的特性，為我們提供了別樣的思想資源和學術空間。劉偉的著作將這種這種源于中國文化、文學的深刻理解與認識，又源于對西方思想與理論的接受和影響的研究，從日本的視角進行重新解讀，并將其轉換成一種全新的認識，為我們重新而深入認識和理解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思想空間。

再次，這部著作的文獻功夫相當出色，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并且對這些材料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在此基礎之上，比較從容地展開了自己的論述，結構嚴謹，邏輯清晰，表現出嚴謹的學風與良好的辨析能力，觀點富于說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論文不是關于日本學術史的孤立總結，其中充滿了對中國現代文學學術發展的參照目的。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在不斷與外來文化的對話和交流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在這一過程中，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國現代文學則越來越成為多元視角下的研究對象。面對眾多的不同視角，對其進行反觀和思考，已經成為當今形勢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必然選擇和應有之義。從這一點出發，這部著作深入考察了“日本視角”與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探究在其視角和研究的背后所堅持的學術思想、理論背景，對其個性特點和研究規律進行歷史總結和理論闡發，試圖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坐標，這是一種充滿學術智慧和現實憂患的學術態度，值得肯定。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走過了近一個世紀艱難曲折的道路，其間雖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輝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來的冷落。在21世紀的今天，正面臨著來自不同方面的種種挑戰，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創新、如何為這一學科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而借鑒和吸取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外研究成果，反觀我們自身，尋求新的突破，則是促進和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對“日本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進行歷史梳理和理論總結，實際上，就是從另一個視角，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重新認識。反觀他們的研究，不僅使我們獲得一種獨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啟示，而且可以發現“中國視角”或其他視角看不到的研究死角或盲點，有利于打破趨于格式化的思維定式和觀念模型，促發自我反觀和自我否定。歷史表明，正是通過對“日本視角”的吸收與借鑒，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實現了新時期以來的突破與創新。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學界注意到了日本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特個性和創新之處，一些學者借鑒其研究成果，或受其啟示加以發揮，在魯迅、周作人和創造社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或較大的進展。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促進和推動了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它充分表明了中外文化開放與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今天，中國現代文學正在尋求新的生機與突破，吸收和借鑒包括“日本視角”在內的一切國外研究成果正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推動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劉偉的《“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和深厚的理論思辨的的基礎上，通過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具體的個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視角”的基本特征與內在規律，不僅對于中日現代文學研究之研究，而且對于推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拓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空間，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參照價值和方法論的實踐意義。

第3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東亞地區建筑文化歷史悠久、遺產豐富、體系獨特并且長期相互交流接觸。隨著全球化的現代化進程，亞洲城市和建筑在急劇發展過程中，東亞建筑遺產的保護與發展既面臨著新的機遇，也存在著新的矛盾與問題，吸引了全世界范圍內的眾多學者、建筑師從各種角度進行研究。隨著21世紀東亞在世界地位上的日益突出，東亞建筑文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對東亞文化的研究也正日益顯其重要。

1999年，以中國東南大學郭湖生、華南理工大學陸元鼎、韓國成均館大學李相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Joseph Rykwert、泰國Thammasat大學Vimmolsiddhi Horayangkura等建筑歷史界著名學者為主要發起人，1999年在香港召開東亞建筑文化座談會，并于2000年1O月在中國深圳舉辦了首屆東亞建筑文化國際研討會，并宣布每兩年一次在亞洲國家和地區輪流舉辦。2002年，以“現代亞洲的傳統建筑”(“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ModernAsian”)為主題，由韓國建筑歷史學會主辦、韓國各高校聯合承辦的2002東亞建筑文化國際研討會在韓國國立漢城大學召開。2004年以“東亞建筑遺產的過去和未來”(“History&Future of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East Asia”)為主題的第三屆研討會，在中國東南大學召開。

本次是第四屆東亞建筑文化國際研討會。會議日程安排緊湊，除大會主題發言外，共設立了15個分會場進行交流與討論。面對許多東亞城市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現的問題及應對措施，大會提供了一個國際化的和跨學科研究的平臺，鼓勵相關整個東亞地區的討論交流和通力合作。主題發言分為三個版塊：版塊1“都城論”，東亞各國首都，歷史上一直承擔著京都的功能，現在從都市市民的視角透視城市的歷史和未來以及私有化等諸多問題：版塊2和3則試圖超越任何國家的歷史局限來檢驗城市和建筑的文化和歷史教育，以一個新穎的框架來探討這些問題。下面將三個版塊的研究內容大致介紹如下

一，東亞“古都”論：在權力與私有化之間

主持人：青井哲人(AOI Akihito人間環境大學，日本)

包慕萍(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日本)

亞洲著名文化古都西安、南京、北京、京都、漢城等，具有明顯的中華模式，表現出一整套命名體系以及形態學和意識形態上的一系列的鮮明特征，例如：里坊制、整齊劃一的城市規劃、相應的防御體系、皇家宮殿和祭祀壇廟、嚴格的商業規定以及著名的風水地理學觀念等等。

從各方面的歷史信息中可以看出，公眾權力和禮制在建構這幾個大城市中起到的作用是明顯的，但是單獨看公共權力一項無法確定這些城市以及任何其他城市的構成和發展，必須從存在私人個體和利益團體方面進行考慮，例如：流動商販、商業店鋪是如何進入里坊的？特別是在公眾權力既存在又不明顯的情況下，這些實體是如何相互作用以適應和重組社會城市空間的？“私有化”這一詞匯在這里使用，不僅是指從公眾部分向私人部分轉換財富和責任，也是指私人力量上升以后對城市形態的要求。

當然，從已有論文中也能看出，這里對公眾和私有力量在進行概念規定時，有一系列理論上的局限，事實上，它們通常是完整的、不可割裂的統一整體，只有通過調查存在于兩種力量之間的社會、政治、商業機構才能使我們分析出潛在的、全面的理論。

無論如何應該注意的是，假設這些城市保留著同樣的“宇宙中心”模式，以往從權力觀念上理解亞洲都城的相似性和不同點上投入了巨大努力，而忽略掉了同時要考慮“私有制”在某一特定地區和城市中的實際作用。

參加演講的研究者都是在都市“私有化”方面非常知名的東亞學者，從各自的論文中透視“私有化”現象。其中有東亞都城總體研究王權弱化、市民經商活動加強，古代的都城結構因此轉換，古老的封閉呆板的道路變成中古時代開放的富有活力的街道，街道兩旁店鋪林立。馬路轉變成有商業空間的街道，這是最好的私有化的例證。中國古都北京，提供了新的動力來考慮城市的行為。北京商業活動的興起深刻影響著城市空間形態的轉變，使得突破城的南部邊界構筑外城。韓國漢城地位獨一無二，因為在朝鮮時代，街道兩邊發展出一種尚未明確的店鋪房原型。中國臺南，作為地區的政治中心，被描述成為一個官方的政府機器與非官方的當地社會政治結構相互緊密作用的地方。

這里不打算強調中華模式的核心是由國家權力給予的，寧可試圖強調從“私有化”這點上，尋找重新評價東亞都城歷史的可能性，也沒有設定劃分歷史時期的規范。總之，目的是產生建設性的學術交流以求得出所謂“都城論”的內涵。

斯波義信SHIBA Yoshinobu(東洋文庫，日本)：東亞大都市政府機構的存在和都市化過程中私有化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陳薇(東南大學，中國)：南部商業結束皇朝統治：嘉慶32年(1553)前后北京外城商業活動和城市形態；

包慕萍(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日本)：從蒙古王都到商貿集鎮：呼和浩特城市空間結構轉換；

宋寅豪SONG Inho(首爾大學，韓國)：地形學和庭院1800年代地圖和繪畫中的漢陽：

徐明福HSU Min-Fu(國立成功大學，中國臺灣)：一個未被束縛的和被束縛的城市，臺灣城市轉型(1661～1875)：

高橋康夫TAKAHASHI Yasuo(京都大學，日本)：東亞中古時期的“都城”。

二、相關東亞城市和建筑在建筑學上的詞匯

主持人：清水重敦(sHIMIZUShigeatsu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本)徐蘇斌(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日本；天津大學，中國)

這一部分目標是通過建筑歷史的脈絡，比較亞洲城市和地區中的命名體系，檢驗對城市和它們的建筑學的認識。

在東亞國家，以往表示城市和建筑的詞可以通過漢字的象形文字字型表現出來，如“都市、城市”，“建筑”。這些詞從古至今都在用，然而它們現在卻又是從西方系統中翻譯過來的當代詞匯。

詞是發展變化著的，以日語的“都

市”和“建筑”為例。“都市”一詞是這樣產生的首先，它是“都”和“市、街市”的并置：其次，它是從西方著作翻譯過來的作為“city”又不同于原有的都市一詞“町”的漢字，以示與以往都市概念的區別。從“都市”一詞的形式變化過程來看，可以見證日語當代詞匯是由日語傳統的命名體系、西方概念和漢語命名系統三者混合在一起構成的。

同樣“建筑”一詞在19世紀中葉作為“architecture”的翻譯，其形成過程與“城市”一詞類似。首先在翻譯西方著作的出版物中出現過，相當于“房子building”本身，不是“建筑學”。日本公共工程部造出“造家”一詞用在建筑師教育中，但是感覺上由于過于強調物質性而使得應用范圍并不廣。相反，“建筑”一詞使用頻繁廣泛，甚至到19世紀末把“建筑學”作為“藝術Art”的意思使用時已習以為常。1900年前后，“造家”一詞被“建筑”取代，“Architecture：建筑”的概念建立了。1900年以后，隨著中國建筑學學科的出現，“建筑”一詞作為“architecture”的翻譯又從日本返傳到中國，顯然這與中國歷史上原有的“建筑”一詞在含義上變化很大。

可見詞匯的構成一方面是從西方概念中翻譯過來，另一方面又基于漢語中已有的詞匯，通過理解傳統詞匯和與西方概念中的相同和不同，在它們之間調整得到的新詞或新含義。關于城市和建筑學的名詞解釋，可以說它們由三部分特征混合在一起構成的漢字、每一地區的文化傳統和西方概念。因此，與“都市、建筑”有關的名詞概念的形成過程，每個亞洲國家或地區都是相互關聯的。

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必須認識到使用漢字詞匯的意義和起源在國家和地區間變化非常大。這不僅適用于基本概念“都市”和“建筑”，也適用于具體的地方，如鎮、街道、小巷等等。指出相同和不同可以直接反映出東亞及其他地區城市和建筑的某些特質。

這一版塊的目的是在討論有關城市和建筑研究時的名詞概念背后的歷史的和地理的決定因素，試圖通過尋求詞匯及其含義的核心要素的解釋以期對研究東亞城市和建筑有一個基礎性的重新認識。

伊藤毅ITO Takeshi(東京大學，日本)：日本在現代以前與城市形態相關的詞匯；

田鳳熙JEON BongHee(國立漢城大學，韓國)在韓語中相關建筑學和城市化詞匯的沖突和調和：

朱光亞(東南大學，中國) 在中國城市史研究中幾個關鍵詞之解讀建筑學、規劃、廣場、景觀和自然。

三．東亞城市和建筑歷史拓展

主持人中谷禮仁(NAKATANINorihito，大阪市立大學，日本)禹東善(WOO Don-Son韓國藝術綜合學校，韓國)

建筑歷史研究一般會緊緊跟在已經建立的而且受當代國家政治因素影響的歷史敘事的后面，盡管事實上城市和建筑能輕而易舉引領當前的政治秩序。建筑歷史超越地理和政治。如果能從這點看問題，我們就能得到相當豐富的對建筑學重要性的理解。

這個版塊試圖討論城市和建筑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方式以期達到一個標準的、跨區域的敘述，目標是考慮建筑史在東亞實踐過程中的未來發展。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東亞不同國家和地區間在研究建筑和城市問題中曾經相互影響。當把東亞建筑和城市化放在地球村里的時候，什么樣的研究是一個恰當的研究？通過全球歷史來探討東亞建筑和城市歷史，可能得到什么樣的觀點和方法？在這部分，我們尋找這些觀點、方法和含義，在全球文脈下看東亞建筑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此，是作為相關我們日常生活的地理和政治中的較大的部分來描述城市和建筑學。

村松伸Shin Mttramatsu(東京大學，日本)：我們現代――我們懷疑和我們實踐――建筑史研究起的角色；

Johannes WIDODO(國立新加坡大學，新加坡)：華僑和早期東南亞城市形態的形成：

Christophe POTTIER(法國遠東學院，柬埔寨)：早期吳哥城市居民：

Roxana WATERSON(國立新加坡大學，新加坡)：環太平洋中南部諸島和日本的木屋建筑傳統關系、相似性和連續性。

建筑史學科多受到時間、空間和學科這三方面的局限，針對這個問題，村松伸認為必須以一個新的視角，即超越某個具體國家之空間、過去之時間、建筑史之學問領域這三個障礙并提出具體的實踐方法。他召集構建的亞洲近代建筑網絡平臺(mAAN)，旨在打破地區國家的限制，以東亞地區為研究對象，或者以儒教文化圈為研究對象，甚至跨越儒教文化圈，以打破當前的時間、空間和學科界限，進行廣泛的建筑方面的成果交流。考察自己周邊地區，建立脫中心的曼陀羅的組織形態，自律分散。研究――實踐――理論化，“評價、保存、再生、教育”。發動群眾，關注周邊環境，在網絡的支持下，共建研究信息庫，對自己周邊的建筑進行記錄研究和分析這顯然是對近代建筑最好的研究方法。

建筑史學研究的目的在于總結中外建筑文化成果，傳承中國建筑文化，為創造有中國特色和時代氣息的現代化城市和建筑提供歷史的和理論的借鑒。當前史學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東亞建筑文化、城市史研究、建筑史研究、園林研究、近現代建筑史、建筑師和工匠、大木體系與工藝、城市化進程中的建筑遺產保護策略、傳統建筑的現代調適與保存等諸多方面。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中國建筑史學研究隨之蓬勃發展，中國大陸面臨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也最多，理論上的繁榮與嚴峻的現實挑戰是中國當前建筑史學界的現狀。例如在傳統建筑的保護中問題就極為突出，保護意識欠缺，保護法規不健全，建設性破壞有目共睹，無法抑制，保護的技術和手段不合規范等等；西部地區發展過程中如何保護建筑文化遺產以避免大城市走過的彎路也是問題，無論從制度法規上還是在公眾意識上都有待加強。

中國大陸論文的數量大幅度增加，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超乎以往，但也存在一定問題，在寫作規范和寫作深度上仍有待提高。日本學者在研究領域上多有明確的研究方向和繼承性，自始至終，前仆后繼，雖然研究面相對狹窄，但是在各個專題上能夠細致深入：中國學者研究領域寬泛，研究方向常有變換，不利于學術縱深發展。

總之，東亞各國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面臨著相同或相似的問題，交流活動可以促進與其他各國建筑史學研究者的溝通、合作與相互。

歡迎儀式上代表們觀摩了日本傳統的建筑開工儀式，這也表明對傳統建筑工藝、匠人和風俗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在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步加強。會后代表們參觀了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平等院鳳凰堂、日野藥師寺、醍醐寺、二條城、伏見桃山城，并且參觀了大德寺、東本愿寺、知恩院及唐招提寺的修復現場，日本對傳統建筑文化不遺余力地保護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4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數字廣告；傳播途徑

楊善群在《孫子評傳》中提及孔子與朝鮮、日本乃至西方國家的關系；李啟謙、姜林祥主編的《孔子思想與當代社會》中論述了孔子思想對國內外的影響；姜林祥的《儒學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的歷程與所產生的影響，資料較翔實，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韓國儒學思想研究》被稱為“系統研究韓國儒學思想發展的扛鼎之作”，不僅對孔子儒學的思想本質有所分析，而且重點對孔子文化在韓國的發展進行詳細論述；韓國儒學者柳承國在《韓國儒學與現代精神》中探究韓國儒學思想形成的淵源、韓國儒學的特性與社會功能及韓國思想的現展等。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們了解儒學的海外傳播狀況；另一方面為當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樣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依據。儒家文化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其對東亞諸國文化的影響有目共睹。四川師范大學政教學院的蔡方鹿教授通過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韓交流與發展的歷史指出，儒家文化作為東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導了起源國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對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國孔子文化研究在歐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翻譯了《史記》，并對《禮記》《周禮》等頗有研究。他曾來華周游齊魯故地，瞻仰了孔孟廟堂，憑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國一些學者也對孔子文化研究興趣濃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幾位著名的漢學家衛禮賢、佛爾克、福蘭閣等所研究的中國哲學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國出版了施唐格翻譯的《論語》。此外，德國大學選讀課中有《孟子》。英國學者和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比較活躍，牛津大學偏重于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公共課科目為《左傳》《孟子》中的篇章，選修課為《孝經》和唐宋傳奇等，詩詞主要講《詩經》和唐詩。此外，英國還有講授中國文化史等方面的專著，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內容。在美國，除了傳教士熱心于翻譯和傳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學者也對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與傳播中的地位達成了共識，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對世界文化發展的貢獻和儒學的現代價值。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領域的傳播，是當今國內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審視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課題，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傳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傳承。中國人一直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世界觀，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護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愛推及社會之愛、天下之愛直至對世間萬物之愛。貫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機活力，貫穿于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使人具有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禮”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該思想在當今中國對外策略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的傳承意義深遠。其一，通過系統研究數字廣告語言、傳播渠道和傳播策略的創新方式，以儒家文化為源泉，根據歷史變遷打造當前社會所需的廣告風格和特點。其二，以儒家文化為創作背景，為中國創意產業經濟發展模式提供參考，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廣告領域的理論建設，積累創意產業的發展經驗，為我國數字廣告產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優秀范本，這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二、儒家文化思想價值導向

在傳播學、廣告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的指導下，以儒家思想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社會成員養成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內在品質和行為習慣，積極繼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會規范的理念和思想，與時代接軌。通過數字廣告的有力傳播，使民眾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的應用價值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開展儒家文化與數字廣告產業的研究，既符合黨和國家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精神的要求，又增強了廣告傳播的藝術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過數字廣告的廣泛傳播，拓展了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培養了人們的人文情懷。其三，中國文化對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利于提升我國的文化影響力。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應該堅守我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中華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價值導向。

三、數字廣告的傳播途徑

數字媒介促使廣告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現象。其一，廣告傳播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如，網絡廣告使用電腦制作，通過互聯網在線傳播的方式各類廣告，向全球范圍輸送圖像和文本。網絡廣告把文字、動畫、視頻等結合在一起，表現形式多樣化，并且功能完備，受眾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評論、進行互動等，極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廣告吸引。其二，數字技術促成的互動廣告，可以使目標客戶與生產商實時互動，產生一對一的營銷效果。目前，基于數字技術的手機電影、手機電視、手機動漫、手機音樂等藝術形式十分常見。數字廣告在網絡媒體發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機廣告、游戲植入式廣告、富媒體廣告、網絡廣告等形式。其中，網絡數字廣告還包含關鍵詞搜索廣告、橫幅廣告、分類廣告、富媒體廣告、贊助式廣告和電子郵件廣告等形式。數字廣告通過應用多媒體制作技術，對文字、圖片進行編排、嵌入，最終形成數字廣告傳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傳播途徑越來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數字廣告中應用的具體策略

我國中央電視臺通過公益廣告宣傳以誠實守信、尊老愛幼、遵紀守法、愛崗敬業等核心思想為主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使廣告傳播取得了可視性、科學性、有效性的效果。商業數字廣告緊跟時代需求，傳播效果不錯。如，五糧液的數字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播映后，給人們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該廣告選擇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紙扇、竹筏、水車等，再現了釀造五糧液的工藝，傳達了如夢似幻、充滿詩情的廣告畫面。廣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飄飄、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熒幕上的片片竹葉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糧液的回味悠長，更蘊藏著中華數千年的酒文化。這則數字廣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體現出儒家文化中的禮讓、和諧精神，更凸顯了釀酒的精湛工藝。日本近年來重視旅游經濟的發展，所拍攝制作的旅游宣傳片中包含了濃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撲、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攝取景極具傳統特色，配以輕快的音樂節奏和編舞，展現日本的旅游資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來觀光。日本旅游宣傳片中體現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如中國的碑刻、建筑、園林、民間藝術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質載體。很多國家利用各種渠道宣傳極具代表性的旅游資源，如通過數字化影像傳播，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如，一些東南亞國家以本國文化為數字廣告的創作根基，進行數字化廣告創作與傳播。我國文化復興之路任重而道遠。我國數字廣告傳播者需要仔細分析中西方文化差異表現，從價值觀念、藝術審美、、風俗習慣、語言符號和法律制度六個方面，深刻而透徹地闡釋文化因素對數字廣告傳播的影響，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對本土性和國際化進行考量，總結出獨特的中國數字廣告傳播策略，不斷創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數字廣告，并促進其在全世界的傳播，以提升我國的綜合實力。

參考文獻：

[1]丁成際.論儒家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契合與相通.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2]劉舒.儒家文化與我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研究.中國化研究.沈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3]徐惠.社會轉型視域中儒家文化及其當代價值.新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4]范曉雪.儒家修身思想與高校文化育人關系的研究.北京化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5]吳南.儒家文化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山東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6]史永亮.中國國家形象廣告片的跨文化傳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7]廖秉宜.大數據時代數字廣告產業的發展模式與戰略.廣告大觀（理論版），2015（4）.

第5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 西方現代主義； 東方文化； 文學批評； 東西交融

一、“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現代主義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達到一定程度后結出的藝術碩果。作為“對西方藝術乃至對整個西方文化某些傳統的有意和徹底的決裂”［1］167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頻頻出現描寫東方物品和人物、表現東方詩學和宗教、借鑒東方藝術形式和技巧的現象，說明導致現代主義與傳統“決裂”的思想不僅源于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澤等西方思想家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質疑，也源于傳入歐美諸國的東方物品和典籍所帶來的直觀啟示和思想沖擊。王爾德筆下的“莊子”、龐德詩歌中的“觀世音”、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中國瓷器”、T.S.艾略特詩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國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五絕七律”形式、喬伊斯小說中的“漢字書寫”模式、弗吉尼亞?伍爾夫創作中的“觀物取象”實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蘇珊?桑塔格美學觀念中的“靜默”、雷克思羅斯詩歌中的“禪意”、瑪麗安?摩爾詩歌中的“中國繪畫”之道……所有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對東方文化的自覺意識、主動汲取和積極融合。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對東方文化的表現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瓷器、絲綢、帷幔、水墨畫、茶葉、扇子、家具等富有東方情調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東方人物隨處出現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描寫想象中的東方意象和東方形象，營造出浪漫虛幻的意境或意猶未盡的神秘氛圍；其二，基于創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社會制度、藝術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透射出東方思想，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作層面，或隱或顯地表現出基于東西方藝術交融之上的全新創意。這兩種表現方式的差異主要源于對東方文化的觀察視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對東方物質文化的直觀感知，其作品側重以意象方式隱喻對東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后者根植于對東方精神文化的內在領悟，其作品從多個方面表現中西文化的創造性相融，比如龐德的詩歌。當然，兩種表現形式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時候它們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現代主義對東方文化的表現得益于“東學西漸”的進程。以“中學西漸”為例，幾千年中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漸催生并促進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一方面，自秦漢開始，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服飾、瓷器、茶葉等物質文化產品通過商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在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易活動的推動下，中國的瓷器、繪畫等文化產品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中國物品不再是歐洲皇宮貴族手中的珍稀寶物，更多的歐洲市民有機會欣賞、珍藏、模仿中國藝術。那時正是歐洲現代美學形成的前期階段，在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圍中，中國瓷器、繪畫直觀呈現的生命理念、思維方式和藝術手法激發了歐洲人的想象力，荷蘭乃至整個歐美的藝術開始吸收中國意象和思維，而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到了歐美藝術界的廣泛認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東方意象不斷出現的現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朝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商人、旅游者和傳教士，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易、風俗等諸多方面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思想。16世紀之后，大量歐洲耶穌會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在向中國傳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們不僅撰寫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重要的中國典籍。就像利瑪竇、金尼閣、柏應理、馮秉正等傳教士所翻譯的四書五經、《通鑒綱目》等以各種方式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西方哲學家一樣，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韋利、歐內斯特?費諾洛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著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所翻譯的中國經典深深影響了奧斯卡?王爾德、埃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喬伊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他們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國思想之劍表達自己對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爾德)，要么借中國藝術之形全面創新西方藝術(比如龐德、威廉斯)。總之，在經歷漫長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出現了一種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創作傾向。

二、“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研究進展

然而，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研究中，“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較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對現代主義的內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質、術語、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歐美國別研究等議題上［2］,外在研究則集中在現代主義與哲學、現代主義與文化經濟、現代主義與文化政治、現代主義與性別、現代主義與視覺藝術、現代主義與電影等跨學科審視上［3］。西方批評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核心共識基本鎖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學術語匯編》中對該術語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形式上的劇變源于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對支撐西方社會結構、宗教、道德、自我的傳統理念的確定性的質疑［1］167-168。也就是說，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現代主義者們的全球性開放視野和胸懷并沒有獲得20世紀西方批評家的關注，西方現代主義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之中。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評界開始有學者自覺研究東方文化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系，不僅翔實論證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曾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事實，而且在反思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開啟了東西方研究的新視角。美國新奧爾良大學錢兆明的專著《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研究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作了比較，揭示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對薩義德而言，東方特指穆斯林的東方。對我而言，東方指稱遠東，特別是指中國。如果說直到19世紀初期，東方“只確切指稱印度和圣經之地”(薩義德)，那么到20世紀初期，東方則指稱中國和日本。的確，對重要現代主義者葉芝、龐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爾而言，他們的文學模板的豐富源泉來自遠東而不是近東。因此，研究遠東對現代主義的影響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事實……”。因此他的研究涵蓋了多維度的復雜體系。對我而言，它只是一種文學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學東方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而是指具體的中國詩人――屈原、陶潛、李白、王維和白居易……現代主義作家龐德、威廉斯通過費諾洛薩、翟理斯和阿瑟?韋利與中國偉大詩人進行了對話。對薩義德而言，“東方幾乎是歐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慮到龐德和威廉斯對中國的熱誠，我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龐德與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東方之所以吸引兩位詩人是因為東方帶給他們的是親和力而非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中國和日本不是被視為西方的陪襯，而是現代主義者實現自身的確切例證。［4］1-2

這段話闡明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疇上，重點揭示中國、日本等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第二，研究焦點上，重在文學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論辯，聚焦于遠東文化中具體的詩人、作品、技巧對西方現代派個體作家的影響及影響途徑。第三，研究立場上，重在揭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借助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的書籍而展開的文學對話，以及該對話在創作中的表現。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旨在以東方人的目光反觀西方文化，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通過揭示真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微觀表現，旨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創新作出新的闡釋。前者從社會、歷史、政治、種族等多維視角出發，揭示西方對東方的話語建構性，以及這種建構性背后的文化霸權機制和所導致的問題、困境；后者以東西文化實際交往的史料為證，闡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親和力，重在論證并揭示東西方對話的積極作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后者是對前者的一種推進，昭示著東西方研究從問題走向對話的發展趨勢。

這一時期，西方批評界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充分體現了聚焦遠東、探討創作影響和文學對話的三大特性。除了錢兆明的《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翔實論證屈原、王維、道家思想對龐德的影響和李白、白居易以及傳統的漢詩技巧對威廉斯的影響外［4］，其他有影響力的專著在此前后陸續出版。威廉?貝維斯的《冬天的心境：華萊士?斯蒂文斯、禪定與文學》(1988)，探討了佛教對現代主義作家斯蒂文斯的影響［5］。錢兆明的《現代主義與中國美術》(2003)以英美博物館的展品和文獻證明龐德、華萊士?斯蒂文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派作家接觸東方文化始于中國古字畫、青銅器、瓷器等，他們在文學創新中借鑒了中國美學思想與創作技巧［6］。帕特里夏?勞倫斯的《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現代主義與中國》(2003)探討了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之間的影響關系和文學對話［7］。錢兆明的《龐德的中國朋友》(2008)以翔實文獻證明龐德一生所結識的大量中國教育家、哲學家、漢學家、詩人朋友曾參與他涉及中國文化的詩歌創作［8］。在薩比娜?斯爾克等人主編的《美國詩人與詩學中的東方和東方主義》(2009)中，15位西方學者研究了19至20世紀美國詩歌和詩學中的中國、印度、猶太等東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還包括羅伯特?克恩的《東方主義、現代主義和美國詩歌》(1996)［10］、瑪麗?佩特森?屈德爾的《龐德的儒家翻譯》(1997)［11］、辛西婭?斯坦梅的《瑪麗安?摩爾與中國》(1999)［12］和錢兆明的《龐德與中國》(2003)［13］等。用具體的史料進行翔實的論證是這些專著的基本特點，東方文化曾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的事實得到了扎實的論定。

同一時期，隨著論著的出版，專題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1996)和英國劍橋大學(2004)召開，引發國際學術界對本專題的廣泛關注。耶魯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日本翻譯者費諾洛薩對中國詩歌的翻譯、美國詩人斯蒂文斯與中國藝術、英國詩人葉芝與日本戲劇、英國現代主義作家斯特恩與中國、英國詩人龐德與中國等。參會的學者約三十余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德國貝魯斯大學等。劍橋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伯格森與老子、研究、美國詩人龐德與Paul Fang、梅蘭芳在美國、徐志摩和蕭乾與朱利安?貝爾、魯迅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等。參會的教授和學者約五十余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中國香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在這兩次研討會上，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及東西方文學的對話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批評界，比較文學領域最先開展中西文學對比和“中國形象”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以主題形式比較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學對比研究。以伍爾夫研究為例，伍爾夫與蕭紅、伍爾夫與張愛玲、伍爾夫與丁玲等平行比較曾得到探討，但研究的力度和影響力較弱［14］88-89。伴隨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對話、文化形象等議題引發人們的關注比如“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樂黛云、張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發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學者的文章，探討“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文化”、“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文學形象與文學翻譯”、“后現代與文化身份”等議題。，歐洲的“形象學”理論被翻譯引進［15］。這一切推動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它依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法國理論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學理論，重點探討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構性比如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重探討幾千年來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虛構性，指出“中國形象”只是映照西方價值觀的一面鏡子。另有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葛桂錄、錢林森、衛茂平、汪介之等分別出版了英、法、德、俄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專著。，嘗試從文學作品直接描繪或間接涉及中國的片段中推導出西方對中國的“總體認識”［15］17，154。所發表的論文或籠統闡發美、英、法等國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細致剖析譚恩美、湯婷婷等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或探討賽珍珠的作品，也探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平托等人的游記中的中國形象，對西方作家的探討則更多關注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對毛姆、索爾?貝婁、杰克?倫敦、笛福等都有涉及。這些研究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自覺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18屆龐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龐德與東方”。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丹麥等國的63位國際學者和17位中國學者研討了“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中國古詩詞對龐德的影響”、“龐德與孔子”、“龐德與日本”等議題［16］127。

2009年，“首屆中國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開啟了本專題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次大規模研討。來自中國、美國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專家學者研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與中國”、“龐德與中國詩歌”、“卡夫卡與中國”、“伍爾夫與中國”、 “艾略特與佛教”、“貝克特與中國音樂”等議題，涉及文學、文化、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領域［17］47。

2010年，“第三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作為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討會的延續，本次學術會議在國際范圍內進一步推進了本專題研究。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等12個東西方國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題包括：西方現代主義作家與東方、文化交融中的東方與西方、東西方作品對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現代主義與日本、西方現代主義的東方式閱讀、美國詩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建筑、宗教、詩學等多個領域參見彭發勝《“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237-239頁。［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國際學者的英文版論文將發表于錢兆明主編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奧爾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2009年國內研討會和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中文版論文將發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中外學者宣讀了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國文學》等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點的基礎上，當前研究在方法、意識、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總結和分析。

三、“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當前研究特征及未來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東方文化在現代思想體系中的作用歐美學者已經廣泛意識到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日益重視在研究中涵蓋東方文化和東方文學，比如“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等項目的設立與投入便是極好的例證。參見宋達《當代北歐學界重構世界文學圖景中的現代東方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223-227頁。［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學術積淀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日益獲得中西學者的廣泛關注。當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現出值得關注的特征，預示了未來的研究趨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注重從東學西漸的歷史背景入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東方元素進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學解讀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納達爾的論文《現代主義書頁：喬伊斯與漢字書寫的圖形設計》在“東學西漸”這一悠久而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現代主義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頁面與漢字印刷視覺形式相似的緣由。論文詳盡論證了喬伊斯了解中國的多種途徑：喬伊斯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體系與中國古典教育體系相似，他曾閱讀傳教士的中國游記，他所處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滿中國的建筑、陶瓷、書畫、絲綢等，他所居的城市對東方文化充滿迷戀和興趣。論文追溯了幾代歐洲人對漢字表意性的興趣和研究及其對喬伊斯的影響。立足于這一開闊的文化交融平臺，論文最終論證并闡明漢字獨特的印制方式和視覺效果幫助喬伊斯確立了他的文本觀和圖像式頁面［18］。美國西北大學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論文《普魯斯特的中國》，以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臨終前凝視著17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著名畫作這一場景為解讀對象，層層剖析，揭示了普魯斯特心目中的中國的重要價值。論文指出，這一場景折射出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將大量中國瓷器和畫作運往荷蘭的歷史，以及中國藝術曾對維梅爾等畫家乃至對歐洲現代美學產生影響的事實。透過這一場景，論文不僅揭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聯結是在世界貿易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且證明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在追尋新的歷史感時曾對17世紀以來歐美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給予了特別關注。論文通過這一場景昭示了東西方文化雜糅、同化、創造性改寫與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納過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該文即將發表。。

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都很細微，前者解讀《尤利西斯》中頁面設計的內涵，后者探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某個場景的意蘊。然而它們所做的文化研究較為透徹，因而結論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紀歐洲耶穌會會士進入中國之后，中國文化西漸融入歐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進程，從教育、書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術等多個層面揭示喬伊斯小說頁面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層歷史內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化貿易帶給歐洲的東方文化沖擊，接著又從20世紀的西方對17世紀西方藝術中的中國元素的認同和接納出發，回溯東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過程和思想催生過程。基于東學西漸的文化史平臺，兩篇論文透視文學形式與場景，不僅還原了東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過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過程和內在本質。

當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正在積極呼喚“文化轉向”［19］，歐美現代主義研究則日益重視對東方文化的解讀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著作開始涵蓋對作家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現從東方、孔子視角切入的研究。 ,在這一發展態勢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將會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其二，在研究意識上，學者們注重揭示現代主義詩學思想背后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闡明東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詩學的途徑。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在《選擇性親和力?――王爾德讀莊子》一文中，透過奧斯卡?王爾德對翟理斯所翻譯的《莊子》的解讀，剖析王爾德批評論文中諸多關于莊子的評述的真實用意，不僅闡明了王爾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國烏托邦思想與中國莊子思想的結合的事實，而且指出王爾德意在用莊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個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觀和現代政治體制［20］。中國人民大學郭軍的論文《本雅明的“兩面神”精神之價值與意義》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兩面神”特性，即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與的結合，闡明本雅明思想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學高奮的論文《中西詩學觀照下的伍爾夫“現實觀”》探討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現實觀”融主體精神與客觀實在物為一體的本質，闡明其內質與中國傳統詩學的“感物說”和“觀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師范大學郝桂蓮的論文《禪話“靜默”》從禪宗視角解讀了蘇珊?桑塔格的“靜默”思想的內涵，剖析了桑塔格靜默思想的禪宗意味 郭軍和郝桂蓮的論文均將發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這些論文將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現代詩學的東西兼容背景，采用整體觀照研究方法，自覺認識到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動態性，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從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見，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斷、取舍或規約，因而能夠揭示出思想產生過程中的中西對話互動特性。“在物質主義、規約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都受到嚴重的批評”［22］36 的當代研究取向中，這一基于感知的綜合研究意識將日益成為更多學者的自覺意識。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學者們重點關注現代主義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題上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

比如，錢兆明在《威廉斯的詩體探索與他的中國情結》中探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詩體探索過程中對李白、白居易的五絕和七律的借鑒，用大量文獻論證了中國古體詩與威廉斯“立體短詩”之間的淵源關系［23］。中國人民大學孫宏的論文《論龐德對中國詩歌的誤讀與重構》指出，龐德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不拘泥于詞句與語法，而是力求傳達中國詩歌的神韻，其譯作是對中國古典作品的重構［24］。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劍的論文《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多種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其詩歌隱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詩作中，則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闡釋基督教的教義［25］。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現代派創作中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不論是對威廉斯“立體短詩”的形式探源，還是為龐德的創造性翻譯正名，抑或對艾略特詩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這些論文不僅揭示了文學創作的東西方對話特性，而且揭示了創造性重構對文學作品形神兼備的意義和價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對現代主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龐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創意需要去關注和揭示，這也正是本專題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學者們對東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讀表現出現代主義作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學羅納德?布什的論文《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同化：美國詩人龐德〈比薩詩章〉中的“觀音”想象》著重探討了龐德《比薩詩章》中“觀世音”意象的內涵。論文追蹤龐德的觀世音意象的最初來源(即漢學家賓揚和費諾洛薩的著作)，剖析龐德未發表的戰時意大利手稿將觀世音與圣母瑪利亞合一的意蘊，解讀龐德《比薩詩章》的手稿筆記中觀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內涵，最終闡明龐德的觀世音象征著“上天的慈悲情懷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的論文《渴慕、獵奇與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國形象》用形象學研究理論分析喬伊斯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指出主人公布盧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與奇異想象、同情和渴慕，體現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倡導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全球視野和普世情懷［27］。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現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無論是揭示龐德的“觀世音”融基督教與佛教為一體，還是闡明喬伊斯作品中中國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說明批評家已充分感應并認同現代主義作品超越二元對立的心境，體現中西批評界旨在實現東西方融合及人與自然融合的積極取向。

第6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種形式，它必然會折射出一定的社會文化內容。文化中的一些特點、時代特征、背景，或一種文化中所重視的一些方面，也可以從語言的詞匯體現出來，而人名則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詞匯。從文化語言學的角度淺析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可以解析其所隱含的時代、文化信息。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與文化密不可分。而人名則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現象，是社會成員相互區別的符號。這種語言現象的產生、發展與其所處的自然、社會、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隱含著一個民族語言、歷史、地理、宗教和階級狀況的信息。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個民族的人名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日本的人名多采用漢字。漢字起名，在日本可要“過五關斬六將”。所謂五關，指的是孩子的名字必須符合“五格”，即總格—昭示一生的吉利;人格—反映期待的性格才能，并要求可以克制兇運;地格—符合對健康、平安等的追求;天格—不得和祖先的宿命沖突;外格—與所處外界環境和諧。“六將”就是若干輔助規則，比如若干漢字因為各種原因是不能用在名字里的，像伶、逸、稀等。近年來隨著對外交流的增加，又使日本一些傳統吉利的名字帶有了不吉利的意思，比如“涌大”本來是很有氣勢的名字，但讀音讓英語國家的人聽來就是“You Die"(去死吧)等等。由此看來，日本人名不僅直接反映出了命名者的文化素養，還可以折射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價值觀。本文依據日本明治安田保險公司對每年參保的新生兒人氣名字前十名的統計( meijiyasuda. co. jp)，從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人手，試圖分析出其背后所隱含的文化信息。

根據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特點，將其分成5個階段，依次是:1912一1925年、1926一1936年、1937一1945年、1946一1988年、1989一2005年。如下:

作為“儒教文化圈”之一的日本，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頗深，其影響從他們的名字中可見一斑。

(1)儒家思想主張長幼有序，上下有別。“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論語·禮記》)。在日本的男子名字中常出現O+數字或數字+O型。如表1，1912年一1925年大正時期，多出現正一、正二、三郎等名字。

(2)儒家思想主張誠信為立身行事之本。“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如表ms，在日本男子名字中多出現“清(正派)、正(正直)、誠(真誠)、淳(誠實)”等字。

(3)儒家思想主張以和為貴。“禮之用，和為貴” (《論語·學而》)。“和”的基本精神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關系。化解人間的沖突和緊張，消除彼此的相爭，通過共同的理想和相互溝通，達到同心同德、協力合作。如表1 - 5，在日本的男子名字中多出現“和夫、和也、和彥”等。

(4)儒家思想主張“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所謂“修己”即自我的涵養，“安人”則是社會整體的穩定和發展。道德關系上的自我完善(“為己”)，最終是為了實現廣義的社會價值(群體的穩定和發展)。名字中帶有“修(修身)”則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5)儒家思想主張“剛毅木吶近仁”(《論語·子路》)。剛毅即堅定性，有志有德的人，行事應該剛毅。此外，“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傳》)。剛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極端，能夠堅持原則，以中正的態度來立身行事，才能有所收獲。在日本男子名字中多帶有“剛(剛健、剛毅)、健(強健)、勇(勇敢)、選(前進)、異(提高)、捻、美(這兩字均為“有成績，結果實”之意)、勉(努力)”等字。

(6)儒家思想主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即讀書人心胸不可以不寬大，志氣不可以不堅強，因為他要擔負重責大任，而且要走很遠的路。在這個句子中，“弘”是心胸寬大的意思。名字中帶有“弘(廣大)、博(多、大)、浩(多、盛大)、茂(茂盛)、隆(興盛)、矍(豐富，多)”，多體現了儒家的這種思想。

在之前，為了適應對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加強了對國內民眾的思想控制，積極推行軍國主義教育，鼓吹“顯揚八洪一宇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極力美化侵略戰爭，把對外侵略說成是“神圣事業”，力圖使國內民眾對其所發起的侵略戰爭全力認同。在表3與表2的名字中，“勇(勇敢)、騰(勝利)、騰利(勝利)、功(功績)、 (功勛)”等字出現頻率之高，可見當時的日本民眾對侵略戰爭采取的是盲目支持、追隨、容忍的態度，其受軍國主義影響可見一斑。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不僅宣告近代天皇制、法西斯軍國主義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徹底破產和失敗，也宣告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徹底破產。隨后，美軍占領了日本，并在占領軍的主導下推行了民主化改革，飽受戰爭之苦的廣大人民也希望放棄戰爭走和平道路，和平民主思想成為了當時日本社會思潮的主旋律。

日本因發動戰爭而遭到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戰后日本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百廢待興，恢復經濟成為整個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因而發展經濟成了戰后日本社會的主流。表4的名字多出現“誠、清、修、剛、隆”等較為平和心態的字眼。

此外，戰敗也使得日本民眾對傳統的日本思想道德體系喪失了信心，為重新構建日本人自己的道德體系，許多民間道德教育組織紛紛創立，希望為戰敗后的日本人民提供精神支柱，指明新的人生道路，而丸山敏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他在深入探討日本古典道德思想和宗教道德的基礎上，通過對舊道德束縛人的思想、壓抑人性、脫離平民生活等弊端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的以“純情”為基本原則，以“明朗”“愛和”“喜勞”為道德準則的純粹倫理，并創立倫理研究所，重點在東京、關西、九洲等人口密集地區開展實證、實踐倫理的活動。因此，表4的名字出現了“亮、明、撤”等字。

第7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1981年，李尤白完成了《梨園考論》一文的撰寫工作，他認為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梨園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所規模完備的國立皇家音樂、舞蹈、戲曲學院。此說不僅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強烈反應，在國際上也引起了熱烈反響。

作為一名職業戲曲理論工作者，我一直在研究梨園。我認為，梨園研究不僅在于學術本身，而且也將為世界各國研究我國戲劇文化的學者、旅游部門另辟蹊徑，開拓一個新的精神世界，任其上下探索，縱橫翱翔。

1985年12月23日，李尤白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說：

東明：

望你將岸邊、田邊、戴維、胡繼熙夫婦情況一并按頁碼補入“總庫”。

李先生信中所提到的“總庫”，即李尤白先生在梨園研究過程中，偶有收獲進展，或私人信件來往，一有所得，即和我聯系，并抄錄或者復印給我，所以很多史實和珍貴資料只有我知道，比如關于日本音樂史的研究通信。

唐代傳日的兩面琵琶

中日兩國在音樂方面的交流，早在隋唐時就開始了，唐代日本從五位上行掃部頭朝臣、美作椽兼遣唐使準判官藤原貞敏來長安拜劉二郎為師學彈琵琶的故事，就是唐代中日音樂家交流的梨園佳話。

唐宣宗大中年間，日本貴族藤原貞敏來長安彈琵琶，拜梨園樂師劉二郎為師，堪稱尊師愛徒，藤原最后做了劉二郎的乘龍陜婿。藤原學成回國時，劉二郎以青山、玄象涼面琵琶相贈。

清末詩人黃宗憲（1848-1905）曾作詩記其事道：“檀腹琵琶出錦囊，冰弦風撥雜官商。王公子弟爭猿樂，傅粉調朱各上場。”后來，他在修訂《日本雜事詩》時，改為：

檀腹琵琶出錦囊，曾偕羯鼓譜霓裳。

大唐法曲今誰讀，空記當年劉二郎。

琵琶不僅使藤原貞敏與劉二郎結下師生之隋，與劉二郎之女結下夫妻姻緣，也使中日曬人民在音樂界結下千年友誼。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留學日本，并在中國左聯東京分聯任干事，曾出版散文集《扶桑雜技》、譯詩集《日本古典俳句選》的林林，在1963年明隨中國藝術團訪日時，曾到日本名流田邊尚雄家做客。田邊尚雄先生為藝術團舉行了一次琵琶交流會。他請來東京的幾位琵琶演奏能手進行演奏，中方劉德海也演奏了《十面埋伏》等曲子，輕部岳瑞先生還用日語演唱了《潯陽曲》。有感于此，林林寫了一首《琵琶會》的詩：

賓主琵琶出錦囊，心聲合奏韻悠長。

至今猶唱《潯陽曲》，又憶當年劉二郎。

關于這段史實，1935年出版的張鵬一《唐代日人來往長安考》有記載：

日本有唐樂樂器，據《日本國志-禮俗篇》曰：“日本由唐時傳授樂曲有《萬歲樂》《回波樂》《鳥歌》《承和樂》《河水樂》《菩薩破》《武德樂》《蘭陵王》《安鹽樂》《三臺鹽》《甘州胡》《渭州慶云樂》《想夫憐》《夜半樂》《扶南小娘子》《越大樂》《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楊柳》《春庭樂》《柳花池》《赤白桃花李》《喜春鶯》《平蠻樂》等。然傳其譜，不能傳其辭。樂器則唐時藤原貞敏，學琵琶于唐人劉二郎，二郎妻以女，贈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歸為朝廷重器，今猶存。”

但藤原貞敏由中國唐代帶回日本的兩面琵琶“歸為朝廷重器，今猶存”不知“今猶存”在何處？構造如何？千余年來在日本的影響和歷朝嬗遞傳授情況怎樣？唐代梨園研究專家李尤白先生為探究竟，曾于1985年3月6日致函日本國立藝術大學校長，該校音樂學部日本音樂史研究者田邊史郎于同年11月8日給李尤白先生回信：

李尤白先生，

拜讀了您三月六日的來信，以下就自己至今調查到的事項作以答復。

日本平安時代有一位名叫藤原貞敏的貴族，遠渡中國（唐）學琵琶回國的時候，帶著師傅贈送的兩面琵琶回來這件事，在日本的文獻中也有記載，即日本正史《日本三代實錄》貞觀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四日條中說：“從五位上行掃部頭，藤原貞敏卒。貞敏者……少耽音樂，好學鼓琴，尤善彈琵琶。承和二年（公元845年）為美作椽遣唐使準-判官。五年到大唐，達上都，逢能彈琵琶者劉二郎，……明年聘禮即畢，解纜皈鄉，臨別，二郎設祖宴，贈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歲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卒時年六十一。貞敏無他才藝，以能彈琵琶，歷仕三代。雖無殊寵，聲價稍商焉。”

上述的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確為您信中所提及的琵琶，“為朝庭重器”，雖然在正史中沒有記載，但從當時的習慣來看，確是事實。

這兩面紫檀琵琶和紫藤琵琶，分別刻有“玄象”和“青山”字樣。日本江戶時代的樂人安倍季尚所著的《樂家錄》第四十一卷，有以下記載：“青山，仁明天皇御物紫藤之槽也。舊記日，承和二年掃部頭藤原貞敏蒙敕宣渡唐，竭于廉承武，習琵琶之秘曲，而得琵琶二，玄象，青山是也。廉承武傳曲于貞敏之時，自青山綠梢天人降翻回雪之袖，自是名之青山也。”“玄象，仁明天皇御物也。紫檀槽一枚，潑面畫黑象，是大唐琵琶也。祥述之青山下。”

此外，關于這個“玄象”“青山”現代的日本音樂史研究有以下的結論：“青山是日本有名的琵琶。……原來是仁明天皇的尊物。藤原貞敏根據承和二年（公元835）年，敕命遠渡大唐。跟廉承武學習琵琶的秘曲，這個琵琶是和玄象的琵琶一起帶回的……長期流傳于宮中，后來傳到仁和寺宮，雖然送給了平經正，但因經正擔心在戰場上丟失，所以退還給了仁和寺宮，可是到了源氏時代，似乎消失了……”，以上引至“平凡社”《音樂事典》。

這是關于“青山”的記載，總而言之，藤原貞敏帶回的樂器沒有現存。另外，在嘉歷四年（公元1329年）七月八日，根據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青山”模仿制作了一把新的“青山”，現在雖然據說還在宮中，但我不能確認。詳細情況，我勸您還是向日本國內廳書陵部詢問。

即使關于“玄象”，如果根據同樣的《音樂事典》的記述的話，則是，“雖然1376年（正和六年）被盜賊盜走了，但經過幾個人之后，又回到了西園寺家之手，并再次回到了宮中。此后，因在內裹（注：天皇平時居住的場所）時被火燒了，故未能留傳到現代。”

也就是得出這樣的結論：“青山”和“玄象”現在都不存在。對于先生的熱情，我不能不遺憾地告訴您所不想期待的結果。

這兩面不一樣的琵琶，作為名器，好像被珍藏著。關于這些有很多說法。此外，文學（《源平盛衰記》等）、戲劇音樂（能《弦上》等）以此作為題材的也不少。

我作為日本音樂史的研究者之一，特別關心日中音樂文化的交流，并且確信您的來信也寄予著在這個領域內的兩國友誼。

十一月八日 合掌禮拜

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樂理科

助手田邊史郎

至此，中國最早傳到日本的兩面琵琶及其在日本歷朝輾轉傳授、受人珍視之狀，水落石出，中日音樂史上一個長期難以猜解的謎被解開了。

我覺得，田邊史郎學風嚴謹，他以十分負責的態度幫助李尤白弄清了從唐朝傳往日本方面琵琶千余年來的傳授情況，這不僅是他們兩人之間的私事，而且是值得載人中日兩國音樂領域史冊的事。

曾任陜西省文化局副局長的趙譚冰為此專門寫了一首《兩面琵琶》的詩：

青山玄象渡東洋，一曲琵琶頌大唐。

御前樂舞起歡聲，宮內嬪妃笑態狂。

藤子負笈長安路，劉郎琴韻播鄰邦。

《三代實錄》紀盛事，睦鄰友好萬年長。

西安市九十二中高級教師劉占先也為此寫了一首《琵琶情》：

一衣帶水兩鄰邦，藤原學藝渡重洋。

琵琶聲聲師徒誼，琴瑟切切兒女腸。

玄象含情送藝果，青山著意化橋梁。

今日梨園傳佳話，皆因不忘劉二郎。

另外，日本奈良市正倉院至今還保存著奈良朝傳寫過去的許多唐代梨園中的樂譜。李尤白先生1985年春曾致函奈良市長，通過奈良市長轉給正倉院長一封信，希望正倉院提供有助于他梨園研究工作的相關資料。不久就接到正倉院事務所長橋本義彥4月5日給他寄來的日本奈良朝天平十九年以前由長安傳往日本去的黃鐘調《番假崇》琵琶譜。這是日本現存最早的由唐代傳去的琵琶譜。

岸邊成雄與梨園研究

岸邊成雄（1912年6月16日至2005年1月4日）是日本著名的音樂學家、中國音樂學界的良師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的一生。據《九十大壽紀念岸邊成雄博士業績目錄》的統計，岸邊成雄的主要成果有：著書（含譯著）二十三冊，論文一百三十七篇，短論、報告、解說一百六十七篇，監修、編輯、參與撰寫條目的辭典、講座六十四部，監修、編輯、撰寫解說的唱片七十六套，書評七十九篇，唱片評論十三篇，演奏會節目單解說一百二十七篇，隨想等一百六十七篇，被翻譯為英文的著作一種，被翻譯為中文的著作、論文四十一種……

其中《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一書是岸邊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在學術界影響巨大。繁盛N爛的唐代音樂舉世矚目，是中國和世界音樂史上的一大奇觀。它上承秦漢以來歌舞音樂的繁榮，使之發展至極盛階段；下啟宋元戲曲、說唱等市民階層音樂生活的巨大變革，為歌舞音樂向戲曲音樂型態轉化、發展奠定了雄厚基礎，其影響所及在亞洲各國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

在岸邊成雄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唐代音樂史研究是一個宏大的貫穿性主題。1936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畢業論文《隋唐俗樂調的研究――龜茲琵琶七聲五旦與俗樂二十八調》就是有關唐代音樂史研究的題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樂制編，上、下卷），奠定了他作為唐代音樂研究學科帶頭人的地位。制度對音樂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確實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新的思路。

1982年第5期《人文雜志》發表了李尤白的《梨園考論》簡稿。這篇論文讓遠在日本的岸邊成雄看到了，他1985年明21日致函西安音樂學院蔣詠荷教授謂：

李尤白先生《梨園考論》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先生將中日近代學者有關梨園著作部加以引用，唯我的《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未被提及。

蔣詠荷教授把岸邊成雄給他的這封信讓李尤白看了，李尤白立即給我來信：

東明：

蔣詠荷教授接到岸邊成雄的信。岸邊對拙作《梨園考論》獎飾過分，使我惶愧。滋將其原函及詠荷先生托我院譯信寄你。岸邊年逾古稀，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本著名音樂家，著作甚富。從此信中也可看出，岸邊似乎嫌我在《梨園考論》中沒有引用他《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中談梨園的部分。這要在以后補入。

尤白

1985年12月23日

其實李尤白在寫《梨園考論》的時候并不知道日本有個岸邊成雄，岸邊成雄有一本《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李尤白看到岸邊成雄的信后，立即通過蔣詠荷給岸邊成雄去信，說明非不引用，實未見其書。岸邊成雄接李尤白信后就直接給李尤白來信：李尤白先生大鑒：

去年12月25日玉筆芳信、1986年1月5日詳函及《地方戲藝術》中王東明先生的文章、《光明日報》特寫均拜讀。因事務繁忙，回信較遲，深感抱歉。

我從今日（18日）到3月4日要去歐洲旅行，所以只能匆匆先寫這封短信。

（一）首先，就先生您對梨園研究的熱情，我深表敬意；

（二）衷心祝賀“唐代梨園紀念館”的籌建及“中華梨園學研究會”的成立；

（三）先生國際視野之開闊，使我銘感難忘，在先生所言及的外國學者中，還有一些人是我所不知道不認識的；

（四）佐野彥和、田邊史郎二君在東京藝術大學讀書時，我曾教過他們；

（五）拙著《唐代音樂史的研究》（臺灣中華書局漢文版），我也曾寄贈過中國音樂家協會陜西分會和西安音樂學院；

（六）在上書梨園章節中，與任半塘教授的《唐戲弄》意見有所歧異；

（七）唐代梨園，除梨園本院外，在東宮宜春院北還有別院。

想和您探討的問題很多，但因歐洲旅行之發生在即，只能暫且住筆，希鑒諒。6月22日及27日有可能于西安重晤。祝您春安！

岸邊成雄

1986年2月18日東京

及期，岸邊成雄果然與日本創明音樂社社長小野衛等十余人到達西安，由中旅社石家莊分社韓連華翻譯，岸邊成雄和李尤白在西安人民大廈見了面。語及中華梨園學研究會籌組事，岸邊提問：“不知貴會接納外國會員否？”李尤白答：“學問無國籍，您以七十七歲高齡，對唐代音樂又有專著，理應歡迎。”岸邊繼問：“我在學會可干些什么？”李尤白答：“可聘為顧問。”岸邊聞而喜曰：“我很榮幸，也很感謝。”

當晚共應西安音樂學院劉大冬、魯日融及蔣詠荷之邀，一起在西安音樂學院觀看了鼓樂演奏。看完鼓樂后，岸邊成雄說，長安古樂和日本的雅樂一樣，是“國寶”：“長安古樂與日本雅樂的流傳時間都在一千年以上。據歷史記載或民間傳說，它們部是來源于唐代的俗樂。只不過長安古樂―直流傳在長安，而日本雅樂卻是通過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傳入日本，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日本對雅樂的保護很重視，雅樂多是政府出資養著，政府會挑出專業人才，國家養起來，樂手多為公務員待遇。日本雅樂的根在中國，在西安。”

岸邊回國后，于1986年7月11日給李尤白來信，同時給李尤白寄來了梁在平、黃志炯譯，臺灣中華書局版《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上、下兩冊，其中對梨園遺址的看法和李尤白基本相同。隨后，李尤白立即把岸邊成雄關于唐代梨園遺址的論點補充到他的《梨園考論》中作為他的論據：

梨園本院系梨園弟子重要集居之，而梨園則系禁苑內之著名果園。按《唐兩京成坊考》卷一對此曾有另一見解，其“所謂梨園者在光化門北”所注“商宗紀，儀鳳六年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中宗紀、景龍四年二月，令五品以上并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梨園，即此梨園也。至明皇置梨園弟子，乃在蓬萊宮側，非此梨園。主張梨園弟子在大明宮之蓬萊宮，此說似系沿襲《通鑒》景云元年條續文“開元二年，玄宗置教坊于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按蓬萊宮之教坊（內教坊）與梨園弟子，原系無關。《通鑒》將兩者混同使用，恐系錯誤；就現有史料研究，蓬萊官之近傍，似不可能有梨園也。

之后李尤白還專門寫了一首《贈岸邊成雄先生兼題

扶桑有學人，遐齡訪中華。

溽暑來長安，相晤于大廈。

討論梨園學，議論互激發。

音院同觀樂，記問精神佳。

撰著唐樂史，征引何博雅。

涉及梨園址，與吾見無差。

臺灣漢文版，譯筆妙生花。

隔海遙相贈，隆誼溢芳札。

中日文化史，盛開一妍葩。

第8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Seminar一詞源于德語，翻譯為“研討小組，討論交流會”等中文。1737年，德國著名學者格斯那在德國哥延根大學開設哲學Seminar，從而把Seminar教學法引入大學中。后被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廣泛采用，現已成為世界很多大學課程教學的主要模式之一。日本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將其稱之為“演習”，或音譯為“ゼミ”、“セミナ”。

有別于傳統的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演習”教學模式是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的主題發表為中心，通過質疑，答疑，教師、學生共同探討的教學路徑，充分挖掘課程參與者（教師、學生）的學理潛能，最大限度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認識互動，從而深化對某一主題的認識，實現學術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達到“學有所獲、教學相長、日學日進”的教學效果。

在演習教學模式中，為了最終以講演的形式在課堂上進行發表，學生需要圍繞主題，事先查閱大量相關文獻資料，結合先行研究找出自己的觀點。這種方式不同于傳統的學生被動學習的模式，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從而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溝通能力。

二.演習模式在《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中的應用

1.演習模式在《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中的可行性

演習教學模式適用學科廣泛，就日語專業的教學來講，首先，在演習教學模式中，需要學生具備良好的日語表達能力。《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的授課對象為日語專業三、四年級的學生。經過一、二年級階段的學習，高年級學生普遍具備相應的聽、說能力和一定的詞匯量，更容易實現演習教學模式中要求的日語口頭發表和用日語提問、交流。而且，經過一二年級的磨合，學生之間互相熟悉，消除了彼此間的陌生感和膽怯心理，當眾發表能夠更加自信。

另一方面，有別于基礎課程注重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譯等方面的能力，《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旨在傳承語言背后所蘊含的文學常識，以及對一些有必要知道的人文知識的補充，進而使學生對日本文學，乃至其所涉及的文化領域的常識，都有所了解。傳統的教學，是教師以課本為中心向學生傳授基本理論知識，類似于滿堂灌的方式，學生處于被動、機械的學習狀態，很難提起學習興趣。而且，一周一次的課時安排，往往造成學生帶著書本來上課，下課合上書本便不再翻開這樣的局面。浩瀚深邃的文學世界，在學生的大學生活里，卻只是蜻蜓點水般的模糊記憶，這不僅是教師和學生的遺憾，也與本科階段的教學培養目標相去甚遠。演習教學模式的基本形式是每個學生就一個主題進行充分準備，包括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準備發表的講稿和可能被提出問題的相應回答，學生將自己準備好的講稿進行陳述，接受教師和其他學生的提問并進行答疑和解釋。學生不僅成為整個教學過程的主體，而且學生需要就發表主題查尋大量的相關資料，這樣的準備過程使學生除了教科書，還能接觸到更加深入、廣泛的文學知識，無形中延伸了文學課堂，增加了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

而且，全日語進行的演習教學，不僅要求學生能夠聽得懂，讀得懂，同時要求學生要講得清，寫得對，不僅是對學生既有知識的復習和運用，也能在這樣的外語交流環境中，促進聽說讀寫譯的各項技能，提高學生對日語的實際操作能力。

2.《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中的演習教學實踐

課程準備。學期開始的第一節課時，按照班級人數將全班學生分成幾個小組，每組選定一名組長。并將每組的發表任務進行分配，組長負責安排、組織成員的具體任務。在新內容開始前一周，教師根據課本涉及內容，擬定相關主題，引導擔當的學生提前閱讀教材，搜尋相關文獻資料，鼓勵學生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觀點。

例如，2014-2015學年第一學期使用的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王志松、林濤編著的《日本近代文學選讀》教材。教材由日本近代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共計十五篇構成。在進行第一課《吾?は貓である》之前，教師會引導學生從作家生涯、作品內容、作家流派及其他作品介紹、文學史地位、感想文等幾個方面進行準備。要求學生將查閱的資料進行梳理、匯總，形成口頭發表文字，并鼓勵學生插入圖片、動畫、音樂，下載視頻等，結合PPT進行展示。

課程教學。課堂教學分為學生發表、提問交流、教師講解補充等三個步驟進行。首先，教師就本次課程的內容進行簡單介紹，引導學生進入即將發表討論的主題。然后報告組成員根據分工上臺發表自己擔當的內容。鼓勵學生使用日語進行發表，大膽闡述自己的觀點。班級的其他學生聆聽報告組成員的發表，配合提問，并做好筆記。發表告一段落后，教師組織學生提問，并就發表內容展開討論和辯論。問題不論大小，鼓勵每個學生都積極參與進來。最后由教師從發表規范、資料運用、完整程度等方面進行比較全面的總結。并根據學生發表的內容，結合文學史知識對具體作家作品進行講解補充，引導學生從宏觀上正確把握作家、作品。

課程考查。學生在完成課堂發表之后，根據討論辯論的結果和教師的建議，在原有發表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出正式的書面報告提交，教師結合學生的課堂表現，給出相應的平時成績。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學生機械地學習此課程，只是出于應付考試而去死記硬背那些文學知識，期末學生在學期發表內容的基礎上，選取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以小論文的形式提交一份研究報告，以此來替代傳統的卷面考試。總之，讓學生積極參與進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鼓勵學生個人對作家、作品以及文學史的方方面面進行深入、富于個性化的理解和思考，強化學生的科研和探索精神，是《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的最終培養目標。

三.關于《近代日本文學選讀》課程中演習教學模式的思考

第9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黎族古籍 古籍流散 再生性回歸

中圖分類號：G2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938（2010）03-0152-004

The Diffusing Track and Reproducible Regression Strategy Research of Li People Ancient Literature

Zhao HongChen Xiuyu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Haikou，Hainan， 571158)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Li subject research is faced with the shortage of available research data， for most Li ancient documents have been diffused in various places， scattered among the classics and the collection system is not perfect. As a result， Li subject research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minent task to make clear the diffusing track of Li ancient documents and ensure their reproducible regression. This thesis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ways of establishing the smooth domestic return channels and thos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method and strategy of facilitating the earlier return of Li ancient documents.

Key words：Li ancient literature， ancient documents diffusion， reproducible regression

CLC number：G253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3-0152-004

黎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之際已在海南島生息繁衍，是世居民族中最早在海南定居的民族。黎族悠久的歷史為人們留下了十分豐富的古籍文獻，這些古籍文獻生動而真實地記錄了黎族的發展進程，是黎族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黎族有語言沒有文字，歷史和文化主要記錄和保存在浩繁的漢文古籍和外文民族古籍中，因而，黎族古籍文獻十分分散和龐雜，且大部分流散海外，這給人們了解黎族、研究黎族帶來極大的不便，不利于黎族文化的弘揚和傳承。對現有黎族古籍文獻進行妥善保護、合理開發和利用，摸清黎族古籍文獻流散軌跡，原生性和再生性回歸黎族古籍文獻，已是迫在眉睫的一項工作。本文就如何建立暢通的國內回歸渠道和國際合作渠道，促成流失海外黎族古籍文獻早日回歸故土的方法和策略進行了探討。

1 黎族古籍文獻的年代界定

黎族古籍時間范疇與普通漢文古籍一樣，應以1911年為下限，但考慮到黎族的社會歷史特點和黎族古籍存世的情況，一是黎族古籍文獻較為稀少；二是海南島腹地的黎族習俗在建國前一直得到較為完整的保存，所以，就其民族社會風俗大規模變遷的歷史進程而言，有關專家將國內、臺灣和國外出版的黎族古籍界定于1949年10月之前，海南島出版的黎族古籍后延至海南島解放的1950年5月。

2 海南省現存黎族古籍文獻的數量

黎族古籍文獻內容豐富，文種多樣，數量稀少，收藏分散，有些古籍文獻尚未整理，對其數量進行統計相當困難，只能從有關文獻記載和一些收藏出版情況中了解和估測。

海南島在相當一段歷史階段里，歸屬廣東省管轄，本地區沒有專業圖書館，大部分有價值的、國內能收集到的黎族古籍文獻都收藏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島內現存的黎族古籍文獻都是散藏在民間和書院里。1988年建省后，海南師范學院圖書館（后升格為海南師范大學）主動承擔起了海南地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從目前發現的黎族古籍圖書、論文條目來看，海南省內收藏有600多種，占現存黎族古籍文獻總數的40%左右。國外發現約1500多種黎族古籍圖書、論文條目，其中專門著述黎情的圖書如明代顧可久的《瓊管山海圖說》、清代陳坤的《治黎輯要》、德國史圖博的《海南島民族志》及日本小葉田淳的《海南島史》等著作等30種左右，僅為總量的2%，除少量的專著外，大部分的文獻散藏于各類史書、期刊中，包括二十五史、各類政書、方志、雜記、民國期刊、民國報紙等。［1 ］

3 黎族古籍文獻的特點

黎族古籍文獻因內容龐雜、范圍廣泛、界線模糊，具有以下特點。

3.1 語言文字的多種性

黎族古籍文獻語言文種多樣，有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國文字著述的文獻。記載黎族資料最多的是地方志，海南之有地方志，始于晉代，但早已散佚，現存最早的是明代的海南地方志。自明代至民國，保存至今的海南島州志、府志、縣志、鄉土志以及研究性論文都是用漢文記載和論述的。

海南島地處南海，從漢代以來就是中國海上交通的重要樞紐和中西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備受東西方各國所關注。1840年后后，海南島經濟和軍事地位凸顯。清咸豐八年（1858年），清政府與英、法等國簽訂《》，瓊州被迫開辟為通商口岸，一些傳教士、旅行家、學者、商人開始進入黎區傳教、考察、經商和收集情報，20世紀上半葉這種活動達到了高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圖片和影像資料。這些文獻資料都是用各國文字撰寫的，［3 ］如德國史圖博的《海南島民族志》及日本小葉田淳的《海南島史》等著作。

3.2 文獻體裁的多樣性

黎族文獻大多隱藏于耳口相傳的民間故事、歌謠、圖符和文物中，形成口碑文獻和簡易圖符文獻。黎學研究者通過采風、田野調查等方式深入瓊島腹地挖掘和整理，用漢文寫成的著作和論文中對天文、歷法、地理、歷史、人文、醫藥、動物、植物、武器、服飾、飲食、生活、家庭形態、、民族關系、農業、畜牧業等均有記載，是了解黎族古代社會的重要途徑。黎族古籍體載的多樣性更充分地體現在文學作品上，敘事民歌就歌頌了本民族的歷史，歌頌了民族英雄、美好愛情和人間的真善美。故事、諺語、傳說、祭詞等體裁的文獻都以不同的方式記錄了黎族文化歷史的發展過程。

3.3 文獻內容的豐富性

黎族古籍文獻內容廣泛，包羅萬象，歷史、政治、哲學、法律、宗教、軍事、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地理、天文歷算、醫藥、美術、生產技術等無所不有，無所不包。

德國人類學家史圖博的《海南島黎族志》書中對黎族風俗、社會狀況、民族起源等項均有詳細的記載，直到今天仍是黎族研究必讀的民族學著作。這種多主題現象，在漢文和外文書寫的黎族古籍中甚為普遍。

黎族古籍文獻，特別是黎族文字古籍文獻，大部分是作者身臨其境、面臨其事的著述。無論作者表現出何等的感彩和政治傾向性，古籍文獻所涉及的大部分內容還是表現出相對穩定的客觀效果。從信息層次上說，它屬于原始信息，所以比較準確可靠。由于黎族古籍文獻的這種淵源性，它能起到別的古籍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黎族古籍文獻的價值無比珍貴。

3.4 載體形態的復雜性

黎族古籍文獻資源有著豐富多樣的載體和出版形式，有口碑文獻、圖符文獻、圖書、報刊、檔案、活頁訂本、地圖、圖片、電影膠片、語音磁帶等等，隨著學術界對黎學研究的重視和深入，海南省內的各類收藏機構已逐步重視對黎族古籍文獻資源的多樣性收藏。

4 黎族古籍文獻的收藏分布與流散軌跡

黎族古籍文獻國內外均有收藏，大部分資料分布在海南本土、國內各地、臺灣、美國和日本等國。

4.1 海南本省黎族古籍文獻收藏狀況

從收集整理后的黎族古籍圖書、論文條目來看，海南省內收藏有600多種，占總數的40%左右，分別收藏在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海南大學圖書館、瓊州學院圖書館、海南省檔案館、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省民族博物館、民族學研究機構及長期研究黎族的學者私人書庫中，資源公開、共享的程度較低，許多學者常常越過本土資源，到廣東、北京以及國外等地查閱，造成資源、人力、財力等方面的浪費。

4.2 國內其它地區黎族古籍文獻收藏狀況

國內收藏海南黎族古籍文獻最豐富、最集中的地區為北京和廣東兩地。

北京地區，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等機構藏有較豐富的黎族古籍文獻資源。國家圖書館藏有海南、廣東缺藏的資料多達156種，其中不乏重要的資料如《瓊管山海圖說》、鐘用的《粵省民族考原》及王興瑞、羅香林等人的論文等。

廣東地區，大量的有關黎族的文獻資料都收藏在省級公共圖書館和各大學圖書館內，尤其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文德分館藏黎族古籍文獻最為豐富，該館有海南缺藏的海南古籍地方文獻多達300多種，與黎族相關的中、外文地圖100多種。在這些重要的嶺南圖書寶藏中，有黎族頭人編撰的《瓊崖各屬黎區調查》，王興瑞的《海南島黎人研究》，陳坤的《治黎輯要》及部分日文資料等，都是研究黎族史學的重要資料；［2 ］另外， 447冊原私立海南大學圖書館館長羅斯先生贈送的活頁本《海南島史料》也收藏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其中有十分珍貴的照片、檔案、撫黎局印鑒和各國關于海南島及黎族的文獻，《海南島史料》中還有許多未發現的黎族古籍資料，尚有待于深入發掘。

國內其他地區大多收藏歷朝歷代由國家及各級政府編纂的含有黎族資料的史書及大型叢書，如二十五史、各類政書、通志等。經過部分書目數據庫的調查，南寧、臺北、長沙、武漢、遼寧等地均藏有黎族古籍文獻。

各級檔案館和博物館也藏有建國前黎族資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海南省檔案館、臺北國史館、故宮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館、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海南省民族博物館等均藏有一定數量的黎族古籍資料。

4.3 國外黎族古籍文獻收藏狀況

國外藏有黎族古籍文獻最豐富的是日本，其次是歐美地區的國家。含黎族古籍文獻的日文資料有近200種，是研究黎族史較有價值的參考文獻，分別藏于日本東京、福岡、沖繩等城市的大學和公共圖書館中。英、法、德文等外文黎族古籍文獻共有近100種，分別收藏在各國國家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

4.4 未發現收藏地的黎族古籍文獻狀況

目前尚未發現收藏地的黎族古籍文獻仍有264種，其中有些文獻久已佚傳，僅在其他古籍中有引用記錄，如晉代蓋泓的《珠崖傳》、明代王佐的《瓊臺外紀》、《珠崖錄》，民國期刊、報紙中部分關于黎族歷史、社會生活的文章也尚待查確并搜集。

5 流散海內外黎族古籍文獻再生性回歸策略

古籍文獻的再生性回歸途徑，是指在原文獻實物回歸沒有可能的情況下，對他國或他省所藏本省已失傳的珍本、孤本、善本等，采取拍攝、影印、交換等形式回歸的策略。這也是目前黎族古籍文獻回歸采用最多的辦法。

5.1 創建黎學書目數據庫以實現準確追蹤

實施黎族古籍文獻追蹤回歸工作，應在摸清黎族古籍流布地點、數量、質量信息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分別制定黎族古籍文獻追蹤回歸計劃，讓黎族古籍文獻追索回歸工作在有目標、有計劃中進行。

首先應加強對流散黎族古籍資源的調查研究，開展有針對性的資源普查，建立海內外黎族古籍資源聯合目錄。經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收集和整理已出版的黎族書目有：1937年何多源的《海南島參考書目》、1940年日本人高橋晴貞撰寫的《有關海南島文獻目錄》、1964年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的《黎族古代歷史資料》、1982年劉耀荃的《黎族研究參考資料簡目》等。以上書目均為時代所限，不能全面地揭示黎族古籍藏書的書目體系。

其次，在充分調查研究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具有國別、收藏單位、題錄、版本類別等多個檢索點的書目數據庫。海南省已建成海南省民族學會“海南民族文化網”、海南大學“海南黎、苗少數民族多媒體數字資源庫”、瓊州學院“海南省少數民族數字資源庫”及個人創建的“中國黎族網”等相關網站和數據庫，取得初步的成果。

再次，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合作征集目錄，充分利用海南是中國最大僑鄉的優勢，號召和呼吁散居在世界各國的瓊籍華人投身到黎族古籍文獻回歸的公益活動中來，利用一切可以參與的力量。這項工作現已開展起來，獲得旅居國外、港、澳、臺等地華人華僑的捐獻。

5.2 建立館際間合作關系以達到文獻互換

對珍貴民族古籍提倡多余復本的交換，以開拓書源，調整館藏。［4 ］海南省級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及各高校圖書館應主動承擔起追蹤回歸黎族古籍文獻的重任，向已建立友好關系的國內外圖書館調查和索取有關黎族古籍文獻的收藏目錄，了解其館藏古籍善本、名人手稿、信札以及近現代有關黎學研究的文獻等，有目標地收集流散海內外的黎族古籍文獻的原件或復制品。加強與國內外各類圖書館的文獻交換、業務交流和人員互訪工作。對于需要幫助整理館藏黎族古籍文獻的圖書館，可以派專業人員去幫助開展整理編目等工作。同時，在條件成熟時，開展商談合作項目或文獻互換工作，形成多種黎族古籍文獻回歸的渠道與路徑。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已開始普通黎族古籍復本交換工作，取得不小的收獲。我們應該借鑒這一經驗，廣泛開展復本交換工作，互通有無，達到資源共享。

5.3 實行招標專項課題以復制回流

科研機構及政府有關部門應廣泛招標古籍回歸方面的科研課題，通過科研經費的重點投入，使流失的黎族古籍文獻得以全面系統地回歸。2006年2月海南省民族學會啟動《黎族藏書》專項課題。《黎族藏書》是一部收錄1949年以前漢文黎族古籍和外文黎族古籍的大型叢書，是黎族古籍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總匯。課題組組織專人到國內外進行專題文獻搜集，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調查出在世界8個國家和2個地區的40家圖書館收藏著黎族古籍文獻。課題組通過縮微、復制、翻錄回歸了總計700種書目、善本及抄本，影像資料8部。并將調查到的全部縮微文獻帶回海南后進行校點或影印，形成27冊系列復印參考資料《〈黎族藏書〉古籍資料匯編》，使部分流失海內外的黎族古籍文獻得以回歸。此課題組的黎族古籍文獻回歸雖然是以再生性形式完成，但收獲巨大，是今后開展黎族古籍文獻回歸值得提倡和效仿的較好方式。

5.4 加強對零散黎族古籍的編輯與制作

由于黎族古籍文獻的特殊性，大量的黎族古籍信息分散在正史、叢書文集和各類古籍之中。將這些分散的黎族古籍信息集中起來，按專題加以編輯、復制加工，裝訂成冊，系統入藏，這種民族古籍專題資料匯編除包括資料原文外，還應包括采訪、編輯人員撰寫的編輯說明，并考慮公開發表和出版。本省出版社與國內外收藏黎族古籍文獻機構聯合影印出版的方式，是在追索原生態文獻實物沒有可能的情況下，相對容易進行回歸的最好方式。2006年海南省民族學會自啟動大型叢書《黎族藏書》專項課題起，就派人去臺灣各大圖書館訪問，同時協商決定合作出版《 圖書館藏中文黎族古籍文獻匯刊》。

5.5 促進黎族古籍數字化以共享回歸

從事黎族古籍文獻回歸的工作者、學者和研究機構，應廣泛開展與海內外學術機構和圖書館等的合作，努力將其所藏黎族古籍文獻數字化，建設一個黎族古籍文獻數字化展示推廣平臺，通過網絡進行利用檢索。流散古籍文獻的數字化和網絡化，是黎族古籍文獻由紙質流傳方式轉為數字信息回流方式，如果這一方法得以實現，將是對傳統的典籍文化傳播和繼承方式的革命，對確立黎族文化在互聯網上傳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5.6 深入民間及世界各地收集黎族古籍文獻資源

應當深入民間、古舊書店、書攤及世界各地收集黎族古籍文獻，在這方面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地方文獻部和海南省民族學會做了不少工作。從2006年開始，民族學會組織專家赴國內外搜集1950年前編印出版的黎族資料，發現大批海南未藏資料，僅日文資料就發現300余種。在搜集文字資料的同時，還花重金購買或征集《五指山問黎記》（1928年）、《海南島》（1935年）、《海南紅山之外》（1937年）、《大戰海南島》（1950年）、《海南島》（1952年）、《黎族》（1958年）、《春滿五指山》（1983年）、《黎族民俗考察》（1984年）等一批有關黎族的重要影視資料。近年來還收集到數千張民族文化圖片以及大量的語音、歌曲資料，其中有超過百年的老照片。

6 結語

由于歷史的原因，黎族古籍文獻流失海內外的范圍廣、時間久、數量多，文獻之間的有機聯系被人為割裂，造成信息斷代或殘缺，大量經典文獻寄寓國外或國內其他地區而無法加以開發利用，以致黎學學者因研究需要不得不遠涉重洋到外地和國外去查閱，極大地限制了基礎理論研究的創新與發展，阻礙了黎族文化的傳承和研究進程，讓黎族文化命脈的保護與傳承之路走得無比艱辛。對現有黎族古籍文獻盡快進行妥善保護、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是黎族文化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發揚光大的必然要求。 追索回歸工作十分艱難復雜，非一人之力、一代之功所能奏效。我們要積極宣傳并采取有效措施，讓黎族古籍文獻回歸工作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共同尋找與守望黎族古籍文獻遺產的家園，讓流失海內外的黎族古籍文獻有機會重新得到整理出版，以新的面貌重返故園。

參考文獻：

［1］陳秀云.海南少數民族文獻資料類型分析和開發利用［J］.圖書館學研究，2004，（12）：56-62.

［2］倪俊明.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館藏舊海南地方文獻述略［A］.瓊粵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583-601.

［3］詹長智.海南地方文獻形成的歷史與分布現狀［J］ .圖書館論壇，2008，（6）：22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