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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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報告摘要：加強社會建設，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

加強社會建設，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要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

當今社會建設的影響力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正是在應對現今眾多的實際挑戰中，曾經作為歷史概念的社會建設，又煥發了時代的青春，成為一個生氣勃勃、與十三億人命運息息相關的現實概念

加強社會建設三個“必須”昭示什么

十報告提出，加強社會建設要堅持三個“必須”。這三個“必須”指明了加強社會建設的重大作用、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徑。

關于重大作用，報告言簡意賅地指出加強社會建設“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關于根本目的，報告強調：“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接著，報告系統地指出了加強社會建設的三條基本途徑：一是“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二是“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三是“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這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所包含的社會管理體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社會管理機制等四個組成部分，說得十分明確。

上述有新意和深意的論述，特別是關于社會建設重大作用、根本目標和基本途徑的分析，究竟昭示著什么？從社會學的視角，在筆者看來，它們至少昭示著這樣三點，即要抓住社會建設的內涵和本質、調整社會三大部門的關系、推進公平正義。

首先，社會建設的內涵和本質是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從上述內容可以明顯地看到，無論是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無論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無論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所包含的四個組成部分，沒有一個不涉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的問題。因此，從學理上說，要真正從深層次上理解何謂“社會建設”離不開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這個核心。正如筆者從社會學視角所多次論證的，所謂“社會建設”，從正向看，就是要在社會領域不斷建立和完善各種能夠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機制，并相應地形成各種能夠良性調節社會關系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從逆向說，社會建設就是根據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的新表現、新特點和新趨勢，不斷創造和完善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的新機制、新實體和新主體。這就是說，離開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社會建設的本質。

第2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關鍵詞】行政倫理 社會治理 契約精神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部人的心靈的探究史和開化史，其注重人倫，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精神信念資源和安身立命之所。現代中國社會是以傳統社會作為前提和基礎的，是傳統社會的繼承與延續，基于傳統社會產生的倫理思想在現代治理中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指出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因此，中國現代社會治理必須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基之上，體現民族特點，同時借鑒西方現代文明成果，將中國傳統行政倫理與西方現代治理理論相融合，打造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理論及體系。

中國傳統行政倫理中包含哪些積極的社會治理思想

中國傳統行政倫理包含有仁政、德治、民本、誠信、社會和諧等豐富的社會治理思想，這些在現代社會治理中仍呈現勃勃生機。

一是仁政思想。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是一種德性倫理，強調品格塑造與美德培養。“修齊治平”就是強調通過完善美德、提升境界來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因此在傳統思想中，認為道德境界與社會治理相比具有優先性。孔子強調“為政以德”，“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則道出了具體措施，“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

二是民本理念。“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人認識到，民心向背是政之興衰的決定力量。《尚書》云，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孟子將《尚書》中的這些思想概括為“民貴君輕”，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統治者要贏得人民擁戴，就必須“保民”，使民“有恒產”，下層人民富裕了才能使國家強盛，“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現代社會治理也必須重視人民大眾的呼聲，著力提高社會成員物質生活條件及幸福感。

三是誠信原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是把“誠”與“信”作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真實無妄曰誠”，“誠”即言行相符、真實無偽。“信”是判定一個社會成員是否合格的基本標準，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還說“君子信以成之”“朋友有信”，此謂“信”是判定是否君子的基本指標。荀子說：“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大亂。”說明“信”還是國家存亡之關鍵。從微觀上講，誠信是為人、為學、為商之道；從宏觀上看，誠信是為政、為國、安邦之本。

四是恥感文化。歐陽修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恥”是指人所具有的為行動設立底線的“羞惡之心”。孔子認為，社會治理的理想境界是使民“有恥且格”，士應該“行己有恥”。孟子認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良好的恥感文化能使行政人員遠離低級趣味，不貪財貨，使他們的行為更加自律。

五是社會和諧。禮俗文化乃中國幾千年哲學智慧與民眾日常生活的有機結合，古代以禮治天下，維系著大眾的道德生活，使社會成序。傳統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儒家文化中“禮”的核心就是讓個體遵守行為規范。只有每個人遵守規范，才能獲得最大利益，社會也因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傳統行政倫理認為，社會成員間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目標，正所謂“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周王朝之后諸王朝往往以“禮樂之治”為手段促進社會和諧。“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理想的和諧社會的構建起點是個人，每個人都重視修身，方可齊家，方能治國、平天下。中國傳統行政倫理也重視實現社會和諧的實踐方式，如重義輕利、以理制欲、公正無私、群己統一等。其中既體現出對于社會利益和他人權益的尊重，也體現出對于自己私欲的克制。

傳統行政倫理與現代治理理論的對接：以誠信倫理融合契約精神

傳統倫理重視宗法秩序，強調“君臣之義”，要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格局。亂了這一格局，會導致“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漢代董仲舒之后，“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思想進一步強化了等級觀念和“官本位”思想。相應地，傳統社會治理貫穿的是人治，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取得民眾認同、得民心的目的，是為了使政權穩定，維護統治者統治。傳統倫理的“仁政”“德治”“內圣外王”，重視內在的道德完善教化，缺乏外在的制度約束規范，缺失民主、法治等政治理念，因此也缺乏有效的實踐途徑。而且，傳統倫理產生于熟人社會，不能適應現代主要由陌生人構成的社會的要求。

傳統行政倫理要在當前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尋求與現代社會治理理論的結合點。倫理化、人格化治理方式應轉化為制度化、法治化治理方式，傳統等級觀念及“官本位”思想需有效克服，形成一條“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治理方略。在此過程中，核心是要實行民主與法治。民主是現代治理的重要邏輯起點，它可以有效約束公權力，克服政府的有限理性，擴大決策的信息范圍，提升決策理性。法治能保障民主制度得以長期運行，兩者聯姻，使公權力運作透明化、程序化，使政府更為廉潔、高效、守法，并取得權威，增強其合理性。

中國傳統倫理重視誠信，西方政治理論強調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共同點，就是做人、做事、為政都要真誠、不虛妄、不欺詐，遵循規則。制度經濟學還從交易成本角度揭示了 “誠”與“信”的價值，認為“誠”與“信”能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合作順利開展。但中國傳統誠信觀主要依靠道德與情感來建立，往往是基于親緣關系、朋友友誼及熟人之間的信任，一旦超出親屬圈、熟人圈、朋友圈，信任感和規則意識便很淡漠。而現代社會更多地是由陌生人構成，傳統誠信觀“軟肋”顯現，很難適應現代社會要求。

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發展基礎之一就是契約精神，“社會契約論”也是較為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學理論。西方契約精神中也包含著誠信，以誠實守約保證各方利益實現。說話算數、尊重規則，其信任不僅限于熟人、朋友之間，而是擴展到了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它以嚴格的法律體系和制度形式來確定對規則的信任和遵守，以保障共同利益的實現。

按照這種契約思想，政府和公眾之間并非管理與被管理關系，而是契約關系。社會個體將部分私權讓渡出來形成了公權力，將它交給一個大家信任的機構（政府）來行使，讓渡權利的公眾和公權力代表政府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其中隱含的含義是：如果政府行使公權不當，公眾可以收回自己的權利。政府作為公權力代表，必須設法讓人民相信它、擁戴它，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作者單位：長安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參考文獻】

①牟宗三：《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第3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公民意識離我們有多遠

不久前，一名年約七旬的阿伯和一名20多歲的男青年在廣州地鐵4號線爆發了一場令人痛心的搶座戰。扭打中，青年最終不敵，被阿伯咬傷耳朵。

“地鐵搶座互毆”不僅僅是道德問題，更暴露出我們公民意識的極度匱乏。作為公共機器之外的重要“軟實力”，公民意識對于維系現代社會的協調穩定和有序運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民意識的匱乏并非僅僅體現在讓座問題上，旁若無人地插隊、公共場所無視禁煙標識而大肆“吞云吐霧”、“保釣反日”游行中的行為……種種現象，都在訴說著公民意識離我們尚有一段不小的距離，而這段距離恰恰決定了我們要邁進成熟的現代公民社會尚需艱辛的努力。

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健康的公民意識來支撐。對于公民意識匱乏的我們，如何培育公民意識、發展公民社會同樣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不能忽視的問題。

公民權利意識覺醒

2011年7月23日，中國溫州，在鋼鐵動車追尾墜橋的不幸時刻，人性動車照亮了那個悲慘的暗夜。無數原不相識的人同氣連枝、守望相助。溫州那一幕，連同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2012年發生在云南、貴州的地震，一次又一次感動中國。如果說，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國人公民精神全面生長的“元年”，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則見證了中國人公民精神的深廣。

現代社會要求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社會公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求每一個中國公民都要有社會責任感，這意味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必須要有一個大的升華，中國人的國民素質必須要有一個大的提高。公民精神、公民意識的成長，無異于是為高速前行的“中國列車”加了一道最重要的安全保險裝置。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政府與公民一起構成治理體系。培育公民意識是建立民主、公平與和諧社會的必要前提，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是一種持續動力。因此，要使政府與公民構建一個合作的治理體系，首先是要相信公民的能力，相信公民在一定范圍內所具有的自治能力，同時還要給公民充分的信息，保障他們的知情權，最后要有眾多的制度途徑保障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民參與到公共問題的討論、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來。

公民意識的培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隨著制度的優化、法律的健全、公民自身素質的提高而不斷發展的過程。

第4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關鍵詞：文化治理 公共文化服務 文化權利

近年來，文化治理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文化及其物質載體具有極強的社會價值，文化治理是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一環。

一、文化治理的概念梳理

2002年由歐洲文化政策和藝術比較研究所提交的《創造性歐洲》報告對文化治理進行了詳細的界定，認為文化治理指的是為文化發展確定方向的公共部門、私營企業、非營利團體組成的復雜網絡。其中包括來自公共部門、私營企業、非營利團體等各種性質的機構和個人，涵蓋文化、經濟、社會等各個政策領域，涉及跨國、民族國家、地區、地方等不同地理和行政運作層面。治理也指公民不僅作為投票者和利益集團的成員，而且作為消費者、專業工作者、文化工人、企業家、志愿者以及非營利組織的成員，擁有了更為多樣化的渠道影響文化的發展。

治理是與傳統意義上的管理不盡相同的。管理是一種利用政治、經濟等權力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協調與控制，在管理過程中更多的是依賴于政府強制性的規章制度，以及違反該制度的懲戒性條款。在執行過程中，有賴于專業化的分工與嚴格的服從。而治理則是一種柔性的運行機制，它強調底層社會群眾的參與協商合作，通過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影響執政者的頂層設計。在治理的運行過程中，有賴于大眾的主動性與認同感，具有一種信任的伙伴關系，是一種自發進行的活動。對于管理而言，治理的主體更為廣泛，涵蓋了非營利團體等社會組織。但是，管理和治理在最終目標上有一致性，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各種需求，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

二、實行文化治理的阻滯因素

（一）文化治理的主體缺失

政府是文化治理的主導者，但不是唯一主體。我國長期封建統治的發展過程中，人民形成的逆來順受、盲目服從的“奴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文化治理概念中的公民參與。公民認為自身只是政策的被動接受者，沒有意識到自身對政府政策內容和形式的影響，沒有形成主人翁意識。

文化治理的主體除了政府和公民外，還有第三方的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它們為了特定公眾共同的利益和訴求，活躍于社會治理中。它處于“公”與“私”之間，具有極強的自主性，因而成為特定公眾的“喉舌”。長期處于政府的全面管理中，這些團體和組織缺乏其發展的環境和條件。

（二）文化治理的體制落后

政府管理體制是相對落后于社會經濟狀況的。長期以來，政府和群眾關于公共領域形成的都是政府包辦思想。現有政府管理體制中，政府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公共領域的管理者，經營者等職責。過于寬泛的職責易造成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同時，政府的文化職能與其他職能的界限不明，造成部門機構職能重疊，大大降低政府文化治理的效率。

（三）文化治理的內容不足

文化治理的具體內容是公共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與分配。我國地區經濟社會狀況差異性較大，導致文化產品的分配狀況存在馬太效應，優勢地區更加具備優勢，弱勢地區發展更為不足。其次，我國公民文化權利的保護不被重視，文創者和公眾的文化權利都沒有得到妥善保護。

三、西方文化治理的經驗借鑒

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多將公告開支的一定比例用以支持民間高雅藝術以及區域文化產業的發展，為此建立起了藝術理事會制度，對相關文化活動經費進行管理。藝術理事會由一批專業的文藝工作者、研究者以及社會名流組成，制定文藝領域補貼資金的申請與使用規范。它轉變了以往國家直接干預文藝發展的局面，以精英階層、社會公眾、政府力量三者共同作用于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在文化領域內的作用，保證了相關經費由具備專業資質的團體進行公平分配。

許多發達國家鼓勵支持非營利組織的建設。非營利組織不以盈利為組織運營目標，廣泛的參與公共事務，支持個人、公眾關注的社會問題或社會事件。作為獨立于政府和企業的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可以很好地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不足，促進社會公共事務的健康均衡發展。簡而言之，西方文化治理秉承的原則就是減少政府干涉，引入多方的社會力量，使政府、專業人士、社會公眾三種力量抗衡、博弈與協調，提高文化管理的社會參與度和決策的民主化程度。

四、實行文化治理的路徑初探

（一）立足優秀傳統文化

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早在春秋時期孔子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便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治理的意味，強調以道德的柔性力量統治人民而非嚴苛的法律和剛性的權利，并且希望人民可以在道德的教化中形成文化自覺，主動克制自己的欲念以達到禮的標準。在傳統文化基礎上形成、凝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治理中的理論基礎，亦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與認同。這有利于形成文化治理中的主人翁意識和參與精神，完善文化治理的主體。

（二）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

通過研究西方相關政策，其主體導向就是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力度，引入市場機制。我國文化市場種種弊病的癥結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干涉過多。在國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通過轉企改制，我國培養了一批具有活力的市場主體，這是完善文化市場體系進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近年來，很多文化類小微企業活躍在文化市場中，激發了文化創造的活力，政府應該鼓勵支持其發展，營造有利于其發展的環境，如加強知識版權保護，建立文化產業園區促進資源整合，以促進文化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

（三）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公共文化服務是一種關乎社會大眾的文化權利的體系，是政府或公共部門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的總和。公共文化服務的提出，即是由管理向文化治理的重要跨步，意味著政府角色的轉變，由掌舵人向服務者轉變。

首先，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公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是多樣化的，與時俱進的。針對公共文化服務物的層面，注意區別差異性，根據區域居民的生活方式與水平及特點提供特定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應當供需對應，以免造成資源的浪費。其次，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效率。利用現代的傳播工具，如互聯網、廣播電視網等，拓寬公共文化服務的渠道，提升公共文化產品提供與接收的速度。針對性地提供相應的公共文化服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率，減少提供公共文化服務過程中的阻力。

（四）培養和保護公民的文化權利

重視和實現公民的文化權利，是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文化權利除了保障公民公平地接受基礎教育外，仍需要保障公民參與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滿足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享受各項文化成果。并且通過文化權利的實現，激發社會大眾的文化創造活動。

首先，應當實現法律許可下的文化自由。我國法律承諾保障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同時，治理者要注重文化公平。公平地接受義務教育、公平地享受文化資源與成果。例如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藝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的公平享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項資源會不可避免地趨于集中于優勢環節，造成文化資源配置的不平衡，這需要用有形的手進行調控，盡可能為公民創造公平的文化環境。

（五）培養公民的法律信仰

構建法律信仰，重點在于構建一種法律精神。精神層面的法律是骨肉層的法律條文的靈魂，是整個社會氛圍的反映。我國現代社會重視法律條文的制定和完善，而欠缺對精神的追求和塑造。具有法律信仰的公民應該是將法律視作內化的自我提升的工具，而非是外在的力量束縛自身的行為。精神層面的構建，是任何強制性的行政手段或是懲罰措施所無法達到的，借由文化才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利用大眾傳播進行法治觀念的宣傳，通過曝光效應提升公眾對法律的理解和支持。大眾傳媒通過塑造鮮明的形象，使公眾了解到通過法律可以實現現世的幸福，把握塑造公眾法律信仰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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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少瑩.文化治理及其國際經驗[J].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4（2）：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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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宏.構建社會主義公民文化權利保障體系[J].探索與爭鳴，2014（5）：12-14.

第5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一、法律援助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的法律人權保障制度

第一，2004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是我國制度建設的重要標志。這就要求國家不僅要通過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應當享有的各種權利，而且要創新制度安排，通過制度設計為社會成員實現應當享有的各種權利提供制度和物質的保障，當社會成員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無法實現應有的權利時，國家有義務提供必需的幫助，保證社會成員在遇到法律問題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法律幫助。

第二，法律援助法律規范屬于社會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法調整的是勞動關系、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特殊群體權益保障等方面關系的法律規范，其目的在于，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勞動者、失業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權益實行必需的、切實的保障。法律援助作為我國一項司法人權保障制度，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以制度來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的法律規范；完善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可靠的“安全網”。

第三，從發展趨勢上看，法律援助應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之一。我國的法律援助在現階段，突出表現是一項對特殊群體的法律保障制度。從法律援助社會需求來看，法律援助應成為國家的義務，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之一。這是保障人權和公民權的要求；是平等和正義的法律價值的要求；是調整社會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的要求。

二、法律援助在我國應當明確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國家責任

第一，厘清法律援助的“國家責任”和“政府責任”的區別、界定兩個概念，對于明確法律援助是國家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國家責任充分體現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我國《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考慮到條例在性質上屬于行政法規而非法律，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責任是恰當和準確的。然而，從國家與政府的關系來看，政府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是國家實體的一部分，主要用以實現國家的各項行政職能。法律援助是我國一項重要的法律人權保障制度，其實施主體應是國家而非政府，國家與政府的不同內涵，決定了法律援助是國家責任。法律援助的國家責任，不僅確定了政府的法律援助義務，也為民間組織在法律援助中發揮應有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法律層面的“法律援助法”，應當明確確定法律援助是國家責任。

第二，明確法律援助是國家責任，可以更好地促進法律援助的發展。國家責任強調的是：一個國家要為其國民的生存、發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現代社會保障的特點之一是以國家為首要主體，法律援助作為一項國家的法律保障制度，應是國家全方位的責任。明確法律援助是國家責任，可以更好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促進法律援助的發展，增進人民福祉。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法律援助的政府責任重點在于管理和實施。將法律援助規定為國家責任，有利于國家依法對法律援助的制度和實施進行設計和管理；特別是在操作層面上，有利于法律援助機構與相關部門工作協作，有利于刑事訴訟中公檢法司各部門工作銜接配合；特別重要的一點更在于，國家責任體現在國家財政應對法律援助的投入上。

第三，法律援助應當明確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國家責任。法律援助制度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從民間行為變為國家行為，逐步演變成為國家一項重要法律制度的。在法律援助的多元化主體中，法律援助應當首先明確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國家責任。政府要承擔首要的職責，要履行首要的義務，要完成首要的任務。其他社會主體則是政府援助的必要補充，他們在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管理下，自愿參與法律援助活動，使政府援助和其他社會主體援助相互協調、相互補充，形成多層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援助網絡。

三、法律援助是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體現

第一，法律援助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具有全面實現法律對社會管理的若干功能，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我們有能力、有經驗對法律援助進行頂層設計。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正確實施法律援助，可以使特殊群體權益得到切實的保障，這是明確法律援助國家責任的具體體現，更是公平正義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第6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 國家治理 政府 民眾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寶貴經驗，深入分析了我國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提出了下一階段改革的總體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為我國社會主義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總體路徑。這一提法中強調改革要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重點改革方向，集中體現了我國治國理政理念的深刻變革。相對于以往的社會管理，治理現代化更強調治理過程的溝通性、協調性、親民性，治理方式的人文化、民主化、協作化，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平等化。從而形成政府與民眾的雙向互動態勢。而非營利組織在這一互動過程中便起到了催化作用。

1. 非營利組織在溝通政府與民眾中的角色分析

1.1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系

政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起主導作用。因此，要充分發揮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就要協同處理好其與政府的關系。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處理的癥結在于如何找到二者合作的共通點或最佳切入點。愛特（Hechter）指出“合作機構的出現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個人無法用自己的力量制造某些物品或達到某種目的，必須要通過集體的力量;二是，必須要有一定的控制機制使‘搭便車’的現象不容易產生。”[1]當前無論是政府還是非營利組織都掌握有一定的資源，而資源的所有權成為雙方能夠合作談判的基點。即政府及非營利組織在與對方合作的過程中，能夠達成滿足使自身功能完善發展的利益訴求，且在一定程度上規避由其單獨處理某些項目時所反映出來的弱點或缺陷。

現階段已有不少學者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關系的具體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汪錦軍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中存在三種合作關系模式，即協同增效，服務替代，和拾遺補闕。協同增效即是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均無法單獨完成的事務領域，兩者進行合作，以達到提高公共服務效益的目的;服務替代即由非營利組織替代執行原由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務項目。拾遺補闕即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上資源共享、互為補充。[2]

本文認為，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兩者關系的協調，從屬于社會權利及資源的整合配置領域。在利益驅動機制的作用下形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具體合作關系模式。黑格爾在論述社會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本質時指出“普遍的交換關系造成了普遍的依賴關系，各個主體之間互為目的和手段，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勢，并且在滿足他人的同時，滿足自己。”[3]社會是追逐利益的場所，在相互交換、依賴中達到自身目的。雖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其本身更加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但仍然存在一個達成自身目標的利益和價值追求。因此，在分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中我們也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存在一方謀求執政的長期性、穩定性和另一方追求其所代表的群體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驅動機制。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體的互動與博弈模式。本文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系的協調中應當至少包含以下三個方面即：協同治理關系、托管治理關系和補充治理關系。

1.1.1 協同治理關系

協同治理關系又因雙方合作治理時間的長短分為應急性協同治理和常規性協同治理。應急臨時性協同治理模式存在雙向的互通關聯。此模式中不存在政府單方面的權力授予及政策指示而是雙方就某一事件，以實現共同目的為基礎來達成相互合作的狀態。其中應急性協同模式中，就某一突發性、臨時性的事件，雙方利用臨時簽訂協議的辦法，在某一時間段內，互通資源、共享信息，以達成維護其所代表群體權益與利益的目標。例如，在南方冰雪災害中，紅十字會、壹基金等非營利組織在災區與政府達成臨時性的救災協議。雙方發揮其優勢，共享人財物及信息資源，以解決突發性問題。應當指出的是在這一治理關系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是在共同尊重對方主體地位的條件下達成一致。常規性協同治理即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日常事務及行為活動上有持久的常規合作。其往往以制度或契約的方式，定義雙方在日常協同配合上的辦法及行動方式。甚至在愿景及戰略上均有較為長遠的合作機制和規范。在此種治理模式中，雙方聯系具有常規性，關系密切。非營利組織作用的發揮也往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的行動方案也不得不顧及政府的意志。

1.1.2 托管治理關系

在托管治理關系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互通關系更多的體現了政府活動在職能上的強勢地位，政府在相關權利的配置上的主動性、監管特性表現得更為突出。在此關系中，政府將某些由其自身提供效益較低的公共服務項目的供給權轉讓給非營利組織，政府選定承攬托管業務的非營利組織。具有提供該方面能力的非營利組織展開項目競標，政府在多個組織中選出最符合其所設指標者。非營利組織在承攬托管項目中存在競爭，即將其稱為競爭性托管。而授權型托管即是針對某種不具有競爭性的公共服務項目，由政府指定某一特定的非營利組織進行提供。補貼性托管即是政府將不具有競爭性且即使由某一非營利組織提供也要承擔較大的虧損風險的公共項目，由政府通過預算配給對非營利組織進行補貼，同樣由非營利組織提供該服務的治理辦法。

1.1.3 補充治理關系

“在現代社會，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關系不是單方面的順從與服從的關系，而是彼此相互依賴的關系，這是由于它們都掌握著某些重要的資源”[4]補充治理關系即通過整合非營利組織的資源力量，對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服務不能滿足民眾需求的方面或政府部門并沒有重點關注的領域，非營利組織利用其在某一方面的特殊優勢，以發揮補足作用。非營利組織對某一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不足的領域或政府職能缺失的領域進行公共物品供給。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公共物品和服務提供方的另一主體政府也可通過調研與反思，做出相應的決策調整，以完善其職能及治理體系。

1.2 非營利組織與民眾的關系分析

1.2.1 非營利組織代表和反映民眾的利益訴求

民眾的利益訴求包括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利益訴求等多個方面。非營利組織本身代表著一定階層、群體的利益，與民眾的聯系更加直接而密切。因此，能夠較深入的地了解和感知其所代表民眾的利益需求。而其所代表的民眾的利益訴求也較為容易的通過與其相關的非營利組織進行溝通表達。因此，雙方的聯系也具有了溝通性、時效性、便易性。非營利組織因其公益特性及組織目標特殊的功能特性也有較強的意愿利用自己的集體優勢和集中民意的特殊手段向政府反映民意，而其所產生的效果往往較之于民眾個人向政府反映更易行且更有成效。由此，國家施政的效果更易于體現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的現代新型治理方式。

1.2.2 非營利組織進行政策傳達

正如以上分析非營利組織較之民眾在向政府反映意見過程中更富有成效。反過來，非營利組織雖然在政策分析中也會由于掌握信息的完整性問題導致理解上的偏差，但因其具有的專業優勢、集體優勢，相對于個人而言更容易捕捉和把握國家政策的變動趨向。甚至部分非營利組織本身就參與了政府決策過程的某些環節。國家治國理政的方略，可以通過非營利組織進行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也縮減了民眾與政府的距離。同時非營利組織的這一政策傳達作用易使政府的政策更具親民性，在其治理方式上與民眾的協同性和溝通性也進一步加強。

1.2.3 公共物品供給中的相互溝通

部分非營利組織在公共物品的供給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而一切特定的公共物品有其特定受眾群體，非營利組織為特定群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過程就是一個與民眾溝通的過程。民眾對非營利組織供給公共物品的滿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民眾對政府和社會的評價。因此，非營利組織在部分領域具有更好的親民性，民眾更容易感受到國家治理理念的變革。

1.2.4 民間力量是非營利組織存在及發展的基本

非營利組織就其本身的特點來看，具有民間性、獨立性，其組成成員主要來源于民間。因此，優秀的民間組織能夠得到民間力量的支持。獲得來源于民間的資金、人力、資本等，同時民間非營利組織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成長并發展壯大。

2. 非營利組織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

“社會的力量在于社會組織的力量，而社會管理的力量在于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與整合，即政府與社會合作共治的能力。”[5]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考慮政府結構及治理方式變革的同時也應充分重視非營利組織的功能和作用，通過以上分析非營利組織在溝通政府和民眾中可以有效地發揮其鏈接作用。而正是非營利組織這一角色所具有的良好的溝通性、協調性、親和性、民間性使得非營利組織在改善治理環境，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柔化、緩沖、彌合作用能夠得到真正的發揮。如規范社會行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合理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有其特殊優勢。

2.1 非營利組織發展推進基層民主政治治理現代化

非營利組織由于是民間公益性團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代表的群體的政治訴求。“在一定意義上，非營利組織優勢體現著自利與他利相統一的社會自組織，本質上是一種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和利益實現的‘工具’”[6]非營利組織在反映民意，體察民情，表達民眾訴求，協調利益關系，監督政府等方面有其優勢之處。非營利組織可通過其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更好的調動民眾參與基層政治活動的熱情及積極性。同時非營利組織利用其群體性優勢，為民眾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政府也可通過非營利組織進行民意收集，做出更符合民意的治理方略。

2.2 推進供給和服務領域治理現代化

公共物品本身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此特殊性也決定了市場無法在純粹的公共物品供給領域進行有效的配給。因此，一般認為政府決定公共物品的供給。事實上，政府在配給公眾具有普遍偏好和傾向性的物品時具有效力，而針對不同群體有多種不同的偏好和傾向性的情況，政府則往往顯示出來效力不足的現象，不能使得效用的最大化。而非營利組織則可根據其所代表的利益團體的訴求及偏好來權衡公共物品的類型、數量及質量。同時，非營利組織參與公共物品的供給，規避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領域的壟斷。這有利于雙方利用在競爭中產生的差異，形成榜樣效應，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及服務質量。從以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分析中可知非營利組織可通過與政府的協同，托管政府委托項目及補足政府缺失等方面對國家治理手段進行補充。

非營利組織所涉范圍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有眾多的相似或重疊部分，如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領域。因此，在公共服務領域中充分發揮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必將提升我國的綜合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

2.3 推進社會公平領域治理現代化

藏富于民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得到人民支持的必由之路，而公平的分配制度則在很大程度影響了民眾對國家治理理念的響應程度。我國在進行分配治理體系改革的同時也應當意識到非營利組織在推進社會公平正義中所做的貢獻。非營利組織大多集中在慈善救助、扶貧幫困、教育環保以及抗震減災等領域。其扶助的主要的目標即是弱勢群體，其對政府的保障政策形成了補充效應。在一定程度上，非營利組織可通過自身較為靈敏的嗅覺感知政府不易發現的或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領域，參與二次分配。非營利組織通過吸納社會捐贈等方式籌集資金，引導社會資源的流向，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事業的發展。

2.4 推進社會治安治理領域現代化

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即要求治理活動更多地體現人文關懷，體現科學治理，人文治理的理念與構想。因此，社會治安管理領域向社會治安人民共治的方向轉變，在這一過程中非營利組織相較政府而言有更多的治理靈活性和環境適應性，更易于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尋求解決辦法，提供多層次、多樣化的治理方式與策略。非營利組織正是在其中發揮了緩沖、減壓、過度矛盾的作用，才能夠在社會治安中更多地體現柔化、親和、溝通的特性。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可以以其所扮演的橋梁紐帶角色，通過對民眾的教育和培訓等靈活多樣的手段及方法使民眾了解政府制定的治安條例，促使民眾加強對政府工作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的權威及公信力，便于國家科學治理體系的構建。

2.5 推進文化領域治理現代化

促進社會文化事業治理領域的現代化。社會文化治理體系應包含精神文化層面及文化產品的創新生產、傳播及供給方面。非營利組織依其公益性、服務性的特點，在社會上協同配合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性文化產品，對發揚社會道德、凈化社會風氣、促進精神文明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有重要意義。一方面，非營利組織通過開展公益性的宣傳、慈善活動、供給公益性的文化產品對社會中個人的行為形成一種正面的引導，對社會風氣的改良也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從另一方面來看，非營利組織可利用其具有的親民性和志愿組織性實現道德及正確價值觀的傳承。為文化治理領域的現代化奠定民眾及社會基礎。

參考文獻：

[1] Hecther， michacl， 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England]：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汪錦軍.《公共服務中的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三種模式分析》[J].載《中國行政管理》2009，10.

[3]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重慶出版社，1989：184.

[4] Judith R Saidel，Resource Interdependence：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1.

第7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現階段土建工程項目正在不斷向著大規模、高層化方向發展，高度復雜的建筑物結構促進了各類施工技術的創新發展，現代科技的告訴創新與發展要求土建施工現場管理工作，不斷向著標準化、專業化以及標準化方向發展。現代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決定了各領域對土木工程產品功能性需求的不斷增加，而傳統的土木工程施工模式與施工技術難以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所以勢必要通過施工現場管理工作來完善其質量管理體系，確保其生產質量與生產效率可以適應時展要求。

2、加強土建施工現場管理水平的策略及措施

2．1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策略及措施。現代土木工程領域要在確保其施工安全的基礎上，來進一步加強工程質量與工程進度管理水平，“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是施工單位生產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所以安全文明施工水平決定了土木工程項目建設目標的實現與否，同時也關系到施工單位在土木工程市場中的形象與地位，所以施工單位要通過實現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的標準化、規范化建設，徹底杜絕土建工程施工階段存在的各類安全隱患問題。

2．2施工質量管理策略及措施。施工質量管理體系是否完善會對土木工程施工質量產生極大影響，所以要求施工單位要通過借鑒國內外先進技術經驗來不斷完善質量保障體系，以及生產質量控制細則來提高工程整體質量，并要成立專業的質量監督與管理隊伍來確保各項質量管理制度的執行力度，并要將質量生產責任制度落實到每一個部門與管理人員的身上，并要求質量保障體系要對專業質檢人員自身行為進行控制，這樣才能確保土木工程施工質量管理效率可以適應時展要求。

2．3施工進度管理策略及措施。土建工程項目進度能否在合同工期內完工與其進度管理有著緊密聯系，所以項目管理人員應結合工程實際情況來制定工程進度控制目標，并要編制專業性較高的進度計劃與材料供應計劃，來作為土木工程項目管理人員工程進度管理工作依據。管理人員在施工進度計劃編制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安全、質量、成本等管理目標，并要在施工進度管理程序的指導下來掌握整個進度控制計劃的實時狀況，并要針對其存在的問題來制定出解決對策，確保土建施工現場進度管理工作目標的順利實現。

2．4施工技術管理策略及措施。施工技術管理工作水平不僅會對土木工程施工質量及施工進度產生極大影響，所以技術人員必須要在土建施工準備階段做好與施工人員的技術交底工作，幫助每一個施工人員都能掌握諸多施工技術要點，確保施工人員意識到技術質量要求與相關必要的安全措施，以便于項目部可以結合土木工程實際需求來進行合理的施工組織安排，避免土建工程具體實施階段由于施工技術缺陷而發生各類安全事故或質量缺陷問題。

2．5工程成本管理策略及措施。土建施工現場管理工作水平會對工程整體成本控制產生極大影響，通過對施工計劃落實情況的管理來確保施工流程的合理化、規范化，通過對各類工程變更事件的控制來避免工程成本的上升，并要通過合理的技術措施來提高各類材料的利用效率。技術人員要做好相關施工機械設備的維修維護工作，確保各類施工機械設備的使用性能可以滿足土建工程的施工要求，并要通過先進的施工技術與工藝來提高材料利用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幫助施工單位進一步加強生產成本控制水平。

3、結語

第8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一、現代化檔案管理存在的問題

第一，缺少檔案管理投入。在現代化檔案管理中，其最大障礙則是經費不足，這又決定于管理者對檔案管理現代化的認識程度。當前檔案管理現代化意識不高，致使管理缺少資金投入，無法配置現代化先進設備，特別是那些基層單位, 仍舊是簡陋的檔案室，基礎條件不好，沒有充足的安全措施，亦或建設不規范、不標準，更談不上數字化、信息化檔案建設與管理。

第二，檔案標準化需完善。在檔案管理現代化中，檔案標準化是其重要構成部分與主要條件。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制定了系列的標準化文件, 并逐漸形成管理體系。因檔案本身存在復雜性，這使得檔案管理體系也具有復雜性、管理分散性等特征。又因歷史原因，我國的檔案管理往往是自給自足、各自為政，不同單位依據自身實力來選取設備，呈現五花八門、參差不齊的現象。目前，許多檔案系統軟件，未依據國際標準，缺少標準化水平，功能單一，數據零散，共享性不高，甚至存在較大的盲目性。這些都影響了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進程，阻礙了檔案信息化與網絡化的建設。

第三，專業管理人員不足。在現代化檔案管理中，管理人員按照不同層次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為高級檔案管理館員；第二種是檔案管理館員；第三種則為檔案助理管理員。

其中，第一種管理人員，通常具備較強的政策水平與政治理論；具有較高的現代化管理技術與文化素質，擅長檔案管理，可以科學擬定檔案發展計劃；具有較高的決策與組織、協調能力。在現代化檔案管理中，對檔案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種管理人員，其學歷較第一種偏低。缺少既懂得現代科學技術與檔案管理，又懂得經濟管理與社會科學的復合人才。第三種，則普遍素質較低，這直接影響了新方法與新技術在檔案管理中的應用。

二、檔案管理現代化問題的解決對策

第一，增加投入力度，加強管理意識。在檔案管理現代化中，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如資金、設備等。所以，為推進檔案管理現代化，各單位需注意如下幾點。一是各方應加大設備與資金的投入，培養優秀人才，將檔案管理現代化融于單位計劃中，并及時考核。二是各級領導，特別是檔案主管領導，需定期開展工作匯報，以掌握檔案工作狀況，及時發現與解決問題，為后面的檔案管理奠定基礎。三是注重工作的合作交流，集思廣益，補足檔案管理現代化的缺陷，增強現代化管理。四是做好檔案的經費預算，做好專項預算，如檔案信息化建設、檔案維護或搶救等方面的花費，需重點保障。五是嚴格標準，規范管理，建立綜合性檔案室，做好各項保護措施，如防火、防潮、采光、通風等。條件允許下，可添加掃描儀、電腦、空調等現代設備，以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保證安全利用檔案，避免損壞或丟失檔案資料，同時保障檔案信息嚴密性，避免泄密、失密。

第二，促進管理標準化，提高管理效率。在檔案管理現代化中，其基礎是檔案管理標準化。只有基于先進技術、明確分工、廣泛協作，才可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在現代社會，我們進行檔案管理時，需一定標準對信息共享與網絡溝通加以規范，比如傳遞檔案數據、交換檔案信息、共享檔案資源等，均需制定與構建不同的管理標準，以建立管理體系，保證現代化檔案管理各項工作依照一定的標準順利進行。在檔案管理中，有時會出現側重本單位的特殊性, 不可更改管理方式的現象。實際上，這拒絕了或無視了管理的標準化，限制了現代化管理的發展。而有些標準涉及的因素多，如數據格式、運行環境等，因而需花費一定的物力與人力，這就需要廣泛協作，不斷推進。

第三，培養復合型人才，提升管理人員素質。在檔案管理中，人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檔案管理現代化中，對人員的要求則更高，不但需具備豐富的檔案管理理論與實踐知識，也需具備一定的寫作、信息技術與經濟等綜合知識。因此，企業應提升人員素質，加強隊伍建設，培養復合型人才。其次，還需強化管理人員的繼續教育與培訓，通過全方位、多形式，如一專多才、一專多能、復合型的教育與培訓，以優化人員知識結構，增強人員的操作與管理能力。同時，培養管理人員的優良品質，使其能甘于奉獻、吃苦耐勞，為檔案管理現代化，其積極推進作用。

第9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公益慈善管理專業本科課程體系研究

我國社會組織人才職業化成長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

美國非營利管理教育研究綜述

民辦非企業單位:“組織變形”背后的制度危機

不為與不能:論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進場障礙與市場管理策略

社會組織公共性的生長困境及其超越

政治權力干預、企業結社目的與行業協會的自主性

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途徑

樞紐式社會組織發展研究——基于上海的實踐

用國家治理理念謀劃社會組織改革發展

社會治理改革下的日本社會企業:發展、扶持與挑戰

臺灣地區志愿服務立法經驗及其啟示

城市低保工作領域政府購買服務問題探析

行業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公共影響力構建

社會服務參與中社會資本形成機制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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